第053卷 宋辽金夏军事史

　　本卷提要
　　本书概述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宋辽金夏时期军事领域的发展和变化。其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干戈扰攘，战事频仍，对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而在军事上，则对中原汉民族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军事文化的广泛交流，军队建设的发展和战争样式的演变有积极促进作用。宋、辽、金和西夏各政权普遍实行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统兵体制，解除了统兵将领对皇权的威胁，也带来了兵将互不相习、指挥呆板僵化的弊病，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火器的发明及其被广泛运用于战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昔日冷兵器搏杀的面貌，迫使惯于采用密集队形的步兵方向趋于疏散化。北方游牧民族具有强大突破能力的骑兵集团称雄于中原大地，进一步刺激了防御者抛弃以往主要依靠野外会战消灭敌军的观念，更多的在筑城技术、城防体制和城守战法上推陈出新，依托大纵深的相互友撑的城垒群防御体系迟滞、消耗敌人，等待时机成熟再发动反攻。同时，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兵学至此走向定型化，《武经七书》的颁布、西夏和女真文兵书的翻译和古代兵书典籍的大规模编纂、整理，标志着中国兵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宋辽金夏军事概述
　　宋辽金夏时期（公元９０７～１２７１年）是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并存，相互之间既斗争又融合的重要时期。建隆元年（公元９６０年），赵匡胤（公元９２７～９７６年）建立了北宋王朝。当时在中国境内与之长期对峙的还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宋与辽夏，辽夏之间都爆发过战争，尤以宋与辽夏之间的战争持续时间较长。
　　后来，生活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崛起，其首领完颜阿骨打（１０６８～１１２３年）在反辽斗争中建立了金朝，并在天会三年（１１２５年）、天会五年（１１２７年）相继灭亡辽和北宋。在北宋灭亡的同一年，赵构（１１０７～１１８７年）重建宋政权，史称南宋。南宋初年，宋金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金军的力量在战争中不断削弱，宋军的力量有所增长，南宋由此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保住江南半壁河山。１３世纪初，蒙古族从大漠草原上崛起，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年）统一了蒙古各部，先后灭亡了西夏和金。忽必烈（１２１５～１２９４年）继位后，建立了元朝，并于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攻陷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再一次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统一。
　　这一时期军事上的突出特点，首先是军事体制上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宋朝统治者基于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拥兵自重的痛苦教训，将兵权收回到皇帝手中。宋太祖赵匡胤确立了枢密院掌军政、三衙分典兵马、临时命将出征的军事制度，这对于防止武人拥兵割据、维护社会稳定颇有益处。但同时也造成了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病，导致宋军战斗力下降，在对辽和西夏的战争中多次失败。契丹、女真和党项等少数民族，在政权建立之初都还或多或少的保持着昔日 兴兵合议 的军事民主制遗风。随着政权的日益汉化和封建化，兵权也逐渐集中到最高统治者的手中。明清时期的高度中央集权军事制度，皆是由此一脉相承而来的。
　　其次，在武器装备上开始步入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中国早在唐代就已发明火药，而这一足以改变战争面貌的新生事物被广泛用于军事，还是在宋金时期。宋人创制的长竹竿火枪、发射子窠的管形火器突火枪，金人所创制的飞火枪和爆炸性火器震天雷给当时的作战样式带来巨大的变化，直接促进了城守战法的发展和作战队形的疏散，也为元明清时期火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兵学发展进入新的繁荣时期。宋辽金夏时期各民族间兵学交流频繁，契丹、女真和党项人都翻译了数量可观的本民族文字兵书，他们积极学习中原的攻守城战法，也以自己的大规模骑兵作战战法影响着宋人。宋代 士大夫言兵社会现象的出现，《孙子》学的兴起，使汉唐间沉寂近千年的兵学论坛再次兴盛起来。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赵匡胤、耶律阿保机（公元８７２～公元９２６年）、萧绰（公元９５３～１００９年）、元昊（１００４～１０４８年）、完颜阿骨打、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年）等著名军事统帅和名将所提出和实行的高超的战争艺术，以《武经总要》、《何博士备论》、《守城录》、《历代兵制》、《百战奇法》为代表的大批兵书，把中国古代兵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宋辽金夏时期的军事制度
　　（一）北宋兵制
　　１。高度集权的军事领导体制自唐中期的 安史之乱 开始，在中原地区，兵连祸结的状况持续了２００余年，骄兵悍将们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叛乱、割据和混战的悲剧。
　　靠兵变登上帝位的宋太祖，深知要避免赵宋政权重蹈前５个短命王朝的覆辙，必须改革兵制，加重集权，根除中唐以来 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 的恶习。否则，赵宋天下便断无长治久安的可能。
　　为此，宋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基本精神是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反映在军事统御体制上，首先是建立枢密院——三衙体制，其次是实行以文制武。
　　（１）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宋太祖夺取政权后，立即执行了 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 的政策，以 杯酒释兵权 解除功臣宿将的兵权。同时，解除节度使的行政权和兵权，将中央和地方的兵权收归到他本人手中。为了从体制上限制将领的权限，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宋王朝确立了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
　　枢密院是宋代主管军机事务的最高机关，与中书省 对持文武二柄 ，并称东西二府。其长官有枢密使和副使，有时还增设签书枢密院事和同签书枢密院事，或以知枢密院事代替枢密使和副使。至于其职责，据《宋史？职官志》记载，是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及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的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等事宜。此外，尚书省还设有兵部，名义上掌管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舆马、器械等，但实际上它的职权却被枢密院侵夺而形同虚设，名存实亡，不过 独省文书 而已。
　　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五代初即已出现侍卫亲军，后晋时将其扩充为中央军，至后周又分为殿前司军和侍卫司军两支。宋太祖即位之初，用 杯酒释兵权 的办法解除石守信等主要禁兵将领的兵权，同时取消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两个高级军职，并将侍卫司分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同殿前司一起合称三衙。三衙的职能是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 ①。
　　可见，宋初由两司分为三衙，削弱了中央军统兵官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将三衙的统兵权由中央扩大到全国。禁兵原意是指皇帝亲兵，随着三衙统兵范围的扩大，事实上已变成北宋的正规军。
　　由于禁兵除驻守京师外，还分戍各地，打乱了原有的统兵体制。为此，宋另外委派 率臣 ，统御各地分属三衙的禁兵，负责镇戍、征战等事宜。所谓率臣，有安抚使、经略使、经略安抚使、都部署、副都部署、部署、副部署、都钤辖、钤辖、副钤辖、都监、副都监、监押等名目，后来避英宗赵曙（１０３２～１０６７年）名讳，将部署改名为总管。 边境有事，命将讨捕，则旋立总管、钤辖、都监之名，使各将其所部以出，事已则复初。 ①可见，这些统兵官都是临时委任，并无定制，品级高低不一，管辖地区有大有小，所辖兵力也有多有少。
　　①　　 《宋史？职官志》。
　　这样，禁兵如驻扎在开封府，则由三衙直接管辖；如屯驻外地，则既受率臣指挥，也受三衙节制，实际上是双重领导。至于大小率臣之间，尽管有上下级关系，但这种隶属关系并不严格。品级最高的率臣，又听命于中央枢密院、宰执大臣和皇帝本人，三衙则无权指挥。宋廷在禁军中建立的这种纵横交错的指挥系统和统辖体制，其目的无非是把权力集中到中央特别是皇帝本人手中。
　　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的建立，巧妙地把兵权一分为三。 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 ②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率臣领兵出征，从而实现了 发兵之权 与 握兵之重 的分离。
　　这种体制对于消除中唐以来绵延２００多年藩镇割据的局面，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由于过分地集权中央，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弊端。统制过严，机构重叠，造成了主兵机构与非主兵机构之间、主兵机构与将帅之间、将帅与将帅之间、主将与偏裨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权限不明，政出多门，各自为政，不能相互协调，缺乏统筹安排，结果必然是互相牵制，动辄掣肘，弊病丛生。正如贾昌朝（公元９９８～１０６５年）所言： 今陕西四路总管而下钤辖、都监、巡检之属，悉参军政，谋之未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 ①（２）以文制武唐末五代兵变频繁，使宋代皇帝和士大夫们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武将位尊权重，必然会尾大不掉，骄横难制，形成方镇割据之患。因此对将领无端猜疑和百般防范，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通过以文臣主兵，用宦官督察，以阵图箝制等手段来削弱和限制将领的指挥权。似乎只有这样做，才可保国家承平，长治久安。
　　宋枢密院长官一般都由文臣担任，正是贯彻了 以文制武 精神。
　　有宋一代，尽管也有个别武将出任枢密院长官的事例，但都因受到猜疑而旋被罢黜，如仁宗时名将狄青 出兵伍为执政 ，遭到文臣的极力反对，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南宋初任命韩世忠（１０８９～１１５１年）、张俊（１０８６～１１５４年）和岳飞三大将任枢密使和副使，更是高宗和秦桧为了剥夺他们的兵权以投降金人的阴谋手段。在晚唐五代，武夫横行，文官只能低眉拱手，听凭他们摆布。到了宋代，这种情况便完全颠倒了过来。
　　以文制武不仅在中央存在，在地方亦然。北宋初，如部署、钤辖之类的军职，都是专用武将。至太宗时开始参用文臣，实行以文制武。真宗以后，以文臣任统兵官，督率武将，便逐渐成为惯例。安抚使、经略安抚使之类，往往都由文臣担任。 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成守，唯听指挥。 ②诚然，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儒将主兵而立下赫赫战功者不乏其人。问题的关键是在重文轻武风气影响下，文人大多未经战阵，缺乏统兵作战的实际能力，让他们领兵作战，其后果不待言而自明。
　　①　　 《容斋五笔》卷三。
　　②　　 《梁溪全集》卷四三。
　　①　　 《宋史？贾昌朝传》。
　　沿用宦官监军的陋习，在宋代始于太宗，后继者又踵其弊端。由于宦官在夺取帝位时帮了大忙，太宗便倚之为心腹亲信，让他们参预军政，给予监督钳制将帅乃至指挥军队的全权。宦官们生长深宫，不谙兵事，有的宦官甚至倚仗权势，为非作歹。如王小波、李顺起义时，宦官王继恩（？～公元９９９年）率兵前去镇压，他置紧急军情于不顾，专以宴饮为务，纵恿手下剽掠民众，对颇有才干而又不肯党附自己的先锋官马知节（公元９５５～１０１９年）百般陷害，以达到排斥异己之目的。北宋末年的宦官童贯（１０５４～１１２６年），时称 六贼 之一，屡掌枢密院，握兵２０年，权倾朝野。在伐辽战争中，惨遭不应有的失败，为掩饰败绩，童贯竟暗中约金出兵，结果引虎驱狼，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可见，由宦官监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根据战场上敌我双方不断变化的情况，因地因时便宜行事，乃是作战指挥的起码要求。而宋代则不然，实行 将从中御.幽居深宫、远离前线的皇帝和二三大臣，依据主观臆测，制定作战阵图，错误地钳制和剥夺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权。 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 ①，扼杀了将领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感，迫使将领循规蹈矩，死守阵图。在当时通讯联络条件极为落后的情况下，依靠预先制定好的阵图，遥控作战，不许更改，无疑是一件极为荒唐可笑的做法，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战场要求，将领们 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这种错误的做法，在当时即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但却未能使宋代皇帝迷途知返，改弦易辙。
　　运筹于深宫之中，结果必然是致败于千里之外。正如宋人朱台符（公元９６５～１００６年）所言： 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此也。 ①
　　２。编制体制（ｌ）以禁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体制北宋军队由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组成，以禁兵为主体构成一种中央军和地方军、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禁兵原是皇帝的亲兵，以北宋时成为中央军兼正规军。它的职责，除侍卫皇帝守卫京城外，还肩负着对外征伐、对内镇压的双重任务。因此，它是北宋武装力量建设的重心，历代皇帝对它都十分重视。首先是招募和拣选严格，并制定了招募、拣选和迁补的具体办法与标准。宋太祖将各地部队中精壮骁勇的士兵，一律挑选到中央当禁兵。其次是严明军纪，加强管理。唐末五代士兵骄横难制的重要原因就是军纪松弛。宋太祖即位以后，亲自制定 阶级之法 ，革除晚唐以来士卒骄横的恶习。
　　所谓阶级之法，就是确立从士卒到将领的绝对隶属关系，凡以下犯上即所谓犯阶级者，分别处死或流放。此法的实行，矫治了中唐以后藩镇威侮朝廷、士卒侵逼主帅的积弊。再次是加强训练。为此实行更戍法，禁兵 自龙卫而下，皆悉戍诸路，有事即以征讨 ， 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 ②。实行更番迭戍、移屯换防的目的，一是使将不得专其兵，铲除将领称霸割据的土壤；二是使士兵 均劳逸，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 ①，达到训练军队的目的。更戍法在北宋持续了１００余年，在实行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些弊端，造成 将无常兵、兵无常将 ， 将不知兵 、 兵不知将 等后果。至宋神宗时 才慨然改制 ，废除了更戍法。由于对禁兵的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所以在宋初，禁兵保持了较高的战斗力，并能在南征北伐中，所向克捷，较顺利地完成战斗任务。
　　②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三八。
　　①　　 《武夷新集》卷一○。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
　　宋王朝除国家正规军中央禁兵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它们主要包括厢兵、乡兵和蕃兵３种，此外还有属于乡兵系统而又与乡兵略有不同的土兵和弓手，是具有警察性质的州县地方治安武装。
　　厢兵是国家正规军中的地方军，原是各州的镇兵。宋初将各地藩镇兵中壮勇者抽调编入禁军后，剩下老弱者留在本地，充当厢兵。 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壮城、牢城，备诸役使，谓之厢军。 ②宋设置厢兵的目的， 大抵以供百役 ，所以厢兵既是地方军，又是杂役军。厢兵服役的范围很广，如筑城修路，制造武器，建造战船，疏浚河道以及官员的侍卫、迎送、运输等。一般情况下，厢兵不进行训练，也很少参加战斗。
　　乡兵是保卫乡土的非正规地方军。与禁军和厢兵不同，乡兵是依据户籍从农民中抽丁组成的，一般不脱离生产，就地训练，以守卫乡土。
　　蕃兵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非正规边防地方军，是宋仁宗中期应西夏战争之需而设立的，由河东、陕西与西夏接壤地区大大小小的羌人部落的 熟户 组成。所谓熟户，是指靠近宋边并接受宋统治的羌人。一般由其本部首领统率，同乡兵一样，属于地方性质的军队。
　　（２）北宋军队的编制北宋禁兵的编制，除侍卫皇帝的亲兵以班和直为单位编制外，一般都分为厢、军、指挥（营）、都４级。 大凡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或隶殿前，或隶两侍卫司。 ①厢作为军队的一级编制，起于唐代。 左右厢起于唐，本用李靖兵法，诸军各分左、右厢统之。 ②左、右厢原为左、右翼之意，中唐以后成为固定的军事编制单位。北宋沿袭旧制，禁军中的捧日、天武、龙卫和神卫上四军、殿前司马兵骁骑军、步兵虎翼军、侍卫马军司的骁捷军、骁武军等部分军队，均有厢的编制，分左、右厢。至于其它大多数番号的禁兵，则无厢一级编制。厢的统兵官是都指挥使，按照５００人１指挥、５指挥１军、１０军１厢的正规编制，每厢应有２。５万人。但实际上却不足此数。由于厢一级编制的兵力较多，各厢都指挥使的权力较大，故从北宋前期开始，便逐步缩小或废除厢的编制，厢都指挥使也随之成为武将的虚衔而有名无实了。
　　②　　 《文献通考》卷一五二。
　　①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五二。
　　②　　 《乐全集》卷二四。
　　①　　 《武经总要》卷一。
　　②　　 《玉海》卷一三九。
　　厢下设军的编制在五代时已较普遍。宋袭旧制，在军队中设立军一级编制，其统兵官为军都指挥使和都虞侯。按规定１军有５指挥，共２５００人，但实际上却往往多于此数，如真宗时虎翼军都是左右各５军，而每军有１０指挥，比标准编额多出１倍。
　　指挥这一级编制，五代时已经出现。北宋时指挥成了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军事编制单位，其统兵官是指挥使和副指挥使。各种番号的禁军兵力，一般都是以指挥计算。按规定，每指挥为５００人，但实际上往往少于规定的编额。
　　北宋在指挥之下设都，也是沿用五代旧制。每都１００人，其统兵官马军是军使和副兵马使，步兵是都头和副都头，在副兵马使和副都头之下，还有军头、十将、将虞侯、承局和押官等官吏。
　　厢兵的编制，除了无厢这一级外，大致与禁兵相同。至于乡兵的编制，或是参照各时期正规军的编制，或是参照保甲法的编制，五花八门，没有定制。各路蕃兵的编制也不统一，或以部族为单位，或另分甲和队。
　　３。军队的兵种构成宋代的军队，尽管有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等各种名目，但从军兵种上划分，只有步兵、骑兵和水军。
　　宋代军队以步兵为主，相比较而言，骑兵则显得相当落后。宋由于丧失西北产马之地，军马主要来源于同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但因受财力和其他因素制约，数量毕竟有限。为解决马匹缺乏问题，宋也曾设置监牧养马，结果不仅成本高、耗费大，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和官兵，加上管理不善，马匹成活率极低，马种低劣，多不能充任战骑。战马匮乏依然如故。宋号有成建制的骑兵，但实际上徒有虚名。如仁宗时的名臣宋祁曾说： 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 ①，如此骑兵，实际上已与步兵无异。
　　马匹的缺乏只是宋骑兵落后的客观因素，主观上不重视骑兵建设，也阻碍了宋骑兵的发展。先后与宋对抗的辽、夏、金、元等军队，出自游牧民族，不仅精于骑射，且马匹充足，往往１人２马，甚至正军１名配备战马３匹，从而保证了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面对如此劲敌，宋朝总的对策是以步制骑。如一代名臣范仲淹，竟也认为 自古骑兵未必有利 ，宋祁更进一步主张 损马益步.这种目光短浅的认识，成为骑兵建设的阻力，妨碍了骑兵的发展和壮大。
　　骑兵适宜于平原旷野的远程机动作战，是军队中的主要突击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一支强大的骑兵，就不可能成为封建军事强国。
　　换言之，骑兵的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武运的兴盛与衰弱。宋军事上的积弱不振，同没有一支精干骑兵有着密切关系。宋骑兵落后，决定了其兵种构成只能是以步兵为主，而步兵行动迟缓，加上消极防御战略和军事指挥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战法单调而呆板，很难进行远程奔袭、机动作战，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特别是在北宋时期，面对辽夏骑兵集团的四面冲击，宋一贯采用四面防御的方阵，所谓 阵而后战，兵法之常 ，成为北宋将领们奉行的准则，这种不顾敌情、地形等条件不同而一成不变的战法，使本就呆板的战术更趋保守。因此，在忽聚忽散、往来驰骋、机动灵活的对手面前，宋军被动挨打、屡战屡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①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二。
　　北宋时期，因主要战略方向在北边，水军的作用不大，所以对它的建设不太重视，水军的数量也不多。禁军中的水军有神卫水军和殿前司、步兵司两支虎翼水军，另加登州的澄海弩手。至于厢兵中的水军，兵力反而比禁兵中的水军多，主要配置在河东、陕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其中大部分驻扎在南方沿江、沿海一带，具有维持各地治安的性质。真正用于边防的，主要是京东登州的水军。登州在山东半岛的东端，与辽的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为防备辽从海上进攻，宋在此驻扎了澄海水军弩手２指挥和平海水军２指挥，这算是北宋最大的一支水师。
　　４。募兵制占主导地位的兵役制度宋代军队无论是禁兵还是厢兵，都是采用招募的办法。 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 ①除了配隶的罪犯外，其他都是召募而来。
　　宋代募兵的对象是流民和饥民。逢灾荒之年招募流民、饥民为兵，这是宋代的一项传统国策。宋太祖认为： 可以利百姓者，唯养兵也。
　　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②饥年招兵的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将反抗的因素转化为镇压的因素。在募兵制下，不少破产的农民和逃荒的饥民，确是将当兵作为谋生之途而自愿投募的。但在军情紧急、兵源枯竭的情况下，抓伕的事例也屡见不鲜。
　　如宋徽宗末期，开封府 诸军捉人刺涅，以补阙额，率数人驱一壮夫，且曳且殴，百姓叫呼，或啮指求免 ③。南宋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兵员损耗严重，为弥补空缺， 强刺平民为军 的风气更为盛行。由此可见，宋代的募兵制固然同前期的征兵制有重大区别，但这种区别又不太严格，在不少场合下，依然强行征兵。因此严格地说来，宋并非实行的是一种纯粹的募兵制，而是以募兵为主，募兵与征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
　　宋代募兵的一大特点就是刺字，故招募士兵往往称为 招刺.这一制度称为黥兵制。在士兵脸部或手部等处刺字，始于唐末，盛行于五代，其目的是防止士兵逃亡。宋承此陋习，每逢招兵，先进行体格检查，然后刺字，刺字的部位有脸、手臂、手背等处。当兵刺字，无疑是一种耻辱的标记，反映了士兵的地位极端低贱。因为只有某些罪犯和奴婢，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到南宋时，军士一般分效用、军兵两级，而效用往往不刺字，元灭南宋后，才取消了落后的黥兵制。
　　①　　 《宋史？兵志》。
　　②　　 《嵩山文集》卷一。
　　③　　 《宋史？兵志》。
　　宋代募兵，有一定的标准。首先是身高， 太祖拣军中强勇者，号兵样，分送诸道，令如样招募。后更为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谓之等长杖。委长吏、都监度人材取之 ①。除身高外，还有其他标准， 太祖招军格不全取长人，要琵琶腿，车轴身，取多力 ②。 方募时，先度人材，次阅驰跃，次试瞻视 ③，即在度量身高后，还要考核应募者的跳跑能力和视力。
　　募兵制成为宋代主要的兵役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唐中叶以前的府兵制即征兵制，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兵役制，靠征发、点检的办法来征集兵源。它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均田制。随着均田制的破坏，过去的那种征兵制已不能继续推行下去，募兵制随之取而代之，成为一种占居主导地位的兵役制度。从理论上讲，募兵制较之征兵制进步，它使军队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有利于军队的训练、调遣和军人素质及战斗力的提高。同时，它使军事劳役赋税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免除了农民的兵役负担，也部分地分担了农民的劳役负担。正如韩琦（１００８～１０７５年）所说： 养兵（指募兵）虽非古，然积习已久，势不可废。非但不可废，然自有利民处不少。古者（指征兵制）发百姓戍边无虚岁，父子、兄弟、夫妇常有生死离别之忧。论者但云（募兵）不如汉、唐调兵于民，独不见杜甫诗中《石壕吏》一首，读之殆可悲泣，调兵之害乃至此。今收拾一切强悍无赖游手之徒，养之以为官兵，绝其出没闾巷啸聚作过扰民之害，良民虽税赋颇重，亦已久而安之乐输，无甚苦也，而得终身保其骨肉相聚之乐，此岂非其所愿哉！ ①募兵制在宋代实行之初，确实收到了良好成效。如太祖时由于拣选严格、军纪严明、训练有素，兵虽少而精，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到后来却是弊端丛生，倍受世人诟病。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战斗力低下。宋代在养兵以自固的方针指导下，遇荒年便募民为兵，灾荒不断，募兵不止。由于招刺太滥，拣选不实，训练缺乏，致使庸兵惰卒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宋军的战斗力，兵虽多而无用。二是造成宋朝的财政危机。宋建国之初有兵２２万，太宗时增至６６万余，真宗时增至９１万多人，至仁宗庆历年间更高达１２６万人。在８０年间增加了近６倍。维持一支庞大而冗滥的常备军，耗费了大部分国家财政收入。
　　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 ②无怪乎宋神宗（１０４８～１０８５年）即位后发出了 穷吾国者兵也 的浩叹。赡养数目庞大的常备军，造成了宋财政上的严重危机。为解决危机，统治者又千方百计地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宋代横征暴敛之重，苛捐杂税之多，是前所未有的。
　　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三是破坏了农业生产。宋代荒年招募饥民为兵，迫使大批强壮劳动力脱离生产第一线， 一经凶荒，则所留南亩者，惟老弱也 ③。可见，这种制度的推行，不仅破坏了下层人民正常的生活秩序，也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
　　①　　 《宋史？兵志》。
　　②　　 《画墁录》。
　　③　　 《嘉泰会稽录》卷四。
　　①　　 《寓简》卷五。
　　②　　 《蔡忠惠公集》卷一八。
　　③　　 《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五九。
　　总之，在募兵制度下，宋虽豢养了百万大军，但结果不仅没有带来国力的强盛，反而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直接导致了宋王朝的积贫积弱。
　　５。神宗时的改革及其对兵制造成的影响宋神宗即位以后，任用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年）为相，推行旨在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局面的全面变法运动。其强兵措施有：裁汰冗兵，整编禁军，缩减军队；设立军器监，改进武器制作；推行将兵法和结队法，加强军事训练；实行保甲法，恢复寓兵于农的征兵制，废除弊端丛生的募兵制；推行保甲马，改变军马供应缺乏的状况。
　　（１）省兵法针对军队中存在的冗兵多、老弱兵多、空额多等问题，于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七月规定，将原满６１岁始退为民的服役期提前１０年，裁汰老弱士兵。同时对禁军进行编并，按照马军３００人、步兵４００人为１营的编制，编并禁军。经过裁并、全国共裁减了２４７营，禁军的人数由熙宁元年（１０６８年）的６６。３万裁减为５６。８万人，厢军由４４。９万减为２２。７万人，军队总额不到８０万人。
　　（２）将兵法为了改变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弊端，推行将兵法。早在仁宗时，范仲淹（公元９８９～１０５２年）即在陕西改革编制、将鄜延路禁兵１。８万人分隶６将，选路分都监及驻泊都监等６人，各督练１将兵马。神宗时，蔡挺（１０１４～１０７９年）任渭州知州兼泾原路安抚使，他对本地区的兵制进行改革，以 五伍为队，五队为阵 ，阵上设将， 每将皆马步军各十阵 ①。蔡挺的改革，打乱了禁军原有的编制，以２５人为队，１２５人为阵，２５００人为将。后来，宋神宗将此法稍作变更，推广各地，这就是将兵法。将兵法推行后，总计当时各地所设的将，有１４０多个。这时的将，已非一种官职而变成军队的一级编制。各将的兵力，从３０００人至１万人不等，每将设正将和副将各１人作为统兵官。正将、副将之下， 又各以所将兵多寡，置部将、队将、押队使臣各有差，又置训练官，次诸将佐 ②。他们的职责是管理、训练和指挥所部军队。
　　（３）保甲法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年）十二月，宋廷颁布《畿县保甲条例》，规定每１０家为１保，５０家为１大保，１０大保为ｌ都保。主客户２丁以上选１人为保丁，备置弓箭，进行训练。王安石认为，经过训练的保甲， 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事渐可以复古，此宗庙长久计，非小事也 ③。为达此目的，对保甲采取了 上番 和 教阅 两项措施。
　　①　　 《东都事略？蔡挺传》。
　　②　　 《宋史？兵志》。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
　　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年），宋廷先后发布两道命令，规定主户保丁轮流在各地巡检司上番。保甲上番的任务是在巡检管辖下， 教习武艺 ， 出入巡警.经推行全国之后，上番的保甲人数达到７１８万多人。由于上番时间短暂，加上各地保甲上番的数量和规模不等，实施程度不一，事实上不可能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因此，保甲在各地上番，实际上仅限于维持地方治安，不可能当作正规军使用。至于保甲的教阅，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开封府在农闲之时，规定保丁肆习武事.熙宁八年（１０７５年），又命河北、河东、陕西５路实行农闲操练，每年十月至次年正月，每期一月。元丰时，宋廷又对陕西、河东、河北５路保甲实行 团教 和 集教.集教是将大保长集中教阅，大保长学成武艺，转充教头，再对保丁实行集中教阅叫团教。据统计，开封与５路参加这类教阅的保丁达６９万多人。
　　宋神宗实行保甲法的目的，是逐渐取消募兵制，恢复古代寓兵于农的征兵制。但实施的结果，不仅没能替代招募而来的正规军，反而给保丁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既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也使保丁们深受保正、保长及有关部门官吏的欺凌和勒索。有些保丁为免于教阅，甚至自残肢体，至于逃亡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由此可见，保甲之事， 徒足以困百姓，而实无益于军实 ①。到神宗末年，诸路盗贼蜂起，皆保甲为之。
　　本欲御寇，乃自为寇 ②。事与愿违，这是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４）保马法如前所述，宋朝的军马供应，除贸易得来外，主要依靠政府牧监饲养，根本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年）五月，首先在开封府试行 保户养马法.继而推行到河东等５路。熙宁六年（１０７３年）八月颁布保马法。主要内容是：凡５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每户１匹，富户可养２匹，由政府配以监马或给钱自行购买。养马诸户三等以上１０户为１保，四、五等户１０户为１社。保户独自养马，马死独自赔偿；社户养马死亡，则由同社各户共同均摊。保马法实施之后，增加了军马供应。如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河东、鄜延、环庆３路的马匹，一次即增加到６０００匹。
　　（５）军器监宋朝的兵器制造原归三司胄案管理。三司是主管财政的机构，事务繁杂，无暇顾及胄案，加上胄案主管人员不重视也不懂得这项工作， 仅能谨簿帐而已 ，武器制造的质量如何根本无人过问，因而兵器大多粗制滥造，质量低劣，不堪战用。为改变这种状况，熙宁六年（１０７３年）
　　六月，宋廷设置军器监，专门负责管理兵器制造，并废罢了原先的三司胄案。自此，兵器制造得以大大改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军器监设置１０多年后，各种兵器 皆极完具，且数量之多，足够数十年征战之用.
　　①　　 《文献通考》卷一五三。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
　　宋神宗时期旨在强兵的上述改革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强兵的预期目的并未全部达到。如将兵法虽广泛推行，但由于所用将官大多是庸常之才，对军事训练并非认真付诸实行，《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三、四年间，宋廷曾派人到各路检查军事训练落实情况，结果 河北等十二将军马，多不应格 ，有的将官 全不晓军中教阅次第.江南东路，淮南西路的将兵更是 武艺生疏 ，甚至 逐队呼应不相照应.因此，宋朝依然没有摆脱 积弱 状态。辽于熙宁六年（１０７３年）
　　向宋提出重新调整部分边界，经过两年的交涉，最后宋神宗还是由于害怕辽朝进犯难以应付而屈从了辽的无理要求。在元丰四、五年间同西夏的战争中，尽管此时西夏军力已经衰弱，宋军还是在灵州和永乐惨遭失败，致使宋神宗企图制服西夏以解除西北边患的计划化为泡影。
　　宋神宗苦心孤诣，为摆脱 积弱 危局而惨淡经营的改革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造成了宋兵制上的变化。其一是导致指挥体制的变化。在推行将兵法之前，各地驻军本着以文制武的精神，由当地行政长官兼任总管、钤辖等指挥。将兵法实行之后，将和副将有了对所部军队进行统驭、训练和指挥的权力，将得专其兵，初步改变了以文制武的旧制，武将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这是宋兵制上的一大变革。其二是改变了军队的编制。将兵法实行之后，军队实行将、部、队的编制。而在用兵之际，又把军队临时组编成军，形成军、将、部、队４级编制。禁兵由原来的厢、军、营、都４级编制演变为新的４级编制，为南宋屯驻下军创设新的编制体制准备了条件。其三是出现了系将禁兵与不系将禁兵的区别。将兵法推行之后，全国各地除了１４０多将禁兵外，在京城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军队未编入将的编制，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兵力。 自熙宁后置将官，而禁军又有系将、不系将之别，则禁军亦分为二矣。 ①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系将禁兵的地位逐渐降低，其统兵官的地位也随之下降，不少钤辖，都监之类的统兵官成为闲职。 诸州系将军，用虎符调发者，枢密院之兵也；不隶于将军者，州郡之兵也。 ②不系将禁兵在南宋时沦为与厢兵差不多的 州郡之兵 ，追根溯源，其实肇始于将兵法的推行。由此可见，自宋太祖开始创立的北宋兵制，在沿袭１００余年之后，至此已逐渐演变，从而为南宋兵制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二）南宋兵制
　　在北宋灭亡之际建立起来的南宋政权，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动荡之中。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南宋兵制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变。南宋禁兵、厢兵、乡兵、士兵、弓手等各种军队的名目依然存在，兵役制度仍以募兵制为主。在南宋初年兵制上最大的变化是屯驻大军成为国家正规军，而北宋时的正规军禁兵却降格为同厢兵差不多的地方军。
　　１。南宋前期的兵制（１）屯驻大军成为中央正规军屯驻大军取代禁兵而成为正规军，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南宋初设御营军，已部分取代了原来的禁兵。后来御营军改为神武诸军，大致成为川陕以外东南地区的正规军。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年），宋将包括川陕吴玠部在内的５支大军，统一改名为行营护军，成为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屯驻大军。韩世忠、张俊、岳飞３大将兵权被剥夺后，先后撤销各行营护军番号，改名为御前诸军。自川陕到长江沿岸，先后设立了１０个都统司，加上三衙３支部队，都成为南宋的屯驻大军。
　　①　　 《嘉泰会稽志》卷四。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四。
　　御营司军、东京留守司军和陕西军靖康元年（１１２６年）冬，全军攻打开封府城，康王赵构在相州任兵马大元帅，有兵万人，组成前、后、左、中、右５军，各军设统制，这是南宋重新组编的开端。赵构即位后才几天，即将北宋的枢密院和三衙闲置一边，另设御营司，由宰相和执政分任御营使和副使，掌管御营军。当时南宋小朝廷下有来自各地和各方面的军队， 皆在行朝，不相统一，于是始置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 ， 其后遂专兵柄，枢密院几无所预 ①，高宗任命武将王渊（１０７７～１１２９年）为御营使都统制，刘光世（１０８９～１１４２年）为提举一行事务，在宰执领导下统管御营军。御营军最早分成５军，其中韩世忠任左军统制，张俊任前军统制，苗傅（？～１１２９年）也任一个军的统制。为加强对各军的管辖，规定 诸军并以万人为一军，每军十将，共置统制五员，逐军各置虎符，于御前收管，非降虎符，毋得擅出营 ①。高宗虽置御营司，实际上对御营各军的领导没有得到加强，御营各军的番号和兵力也变化不定。后由于苗傅和刘正彦（？～１１２９年）发动兵变，御营军一分为三，刘光世任御营副使，他的队伍单独成军，番号是御营副使军。接着，辛企宗出任御营使司都统制，韩世忠、张俊都不服，于是将他们率领的军队改为御前左军和右军，均任都统制，事实上也与御营司脱离了关系。因此，御营司权限大为削弱，直属部队不多，宋廷又别置御营使司５军，以便于辛企宗统辖。
　　高宗登基以后，宗泽（１０６０～１１２８年）出任东京留守，着手整顿开封城防，他联络大河以北的人民抗金武装，如王彦（１０９０～１１３９年）领导的八字军、庆源府五马山寨马扩（？～１１５２年）等领导的抗金义军，还注意收编溃兵游勇和农民起义军，组成了号称百万的留守司军，使留守司军成为建炎初年的主要抗金力量。宗泽去世后，接替他任东京留守的杜充（？～约１１４０年），一反宗泽所为，不仅断绝对北方抗金义军的联系和支援，也使原来收编的不少队伍同东京留守司脱离关系，因此使东京留守司军遭到极大削弱。后来杜充放弃开封，率军撤至江南，任江、淮宣抚使，镇守建康府，统率的军队有１０万多人。兀术（？～１１４８年）
　　率金军突破长江江防时，杜充战败投敌，这支原由宗泽组建的军队，大部溃散。但是曾先后隶属宗泽和杜充的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在大军溃散之余，率部移屯宜兴，独自成军，在收复建康后，兵力增加到１万多人，成为当时有数的几支大军之一。
　　陕西是北宋后期精士健马的集中地。北宋末年，因救援开封的陕西军损兵折将，陕西部队遭到很大损失，但留驻陕西的军队仍有相当兵力。
　　张浚（１０９７～１１６４年）任宣抚处置使时，组织步骑兵１８万人在富平同金军会战，结果宋军大败，陕西各路相继大部沦陷。永兴军路经略使吴玠（１０９２～１１３９年）在陕西各军溃散和叛降之时，率本部人马死守和尚原，在以后的抗金战争中，又逐步发展和壮大起来。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四。
　　建炎年间，除上述御营司军、东京留守司军和陕西军３大支军队外，还有很多支小部队，其中有的是临时拼凑而成，有的是抗金义军，有的是溃将散兵，宋廷出于权宜之计，设立镇抚使，共任命了二、三十名镇抚使。但后来这些镇抚使或降金、或战败，最终被撤销。
　　神武等军的变迁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年），南宋取消事实上已无多大权威的御营司， 诏御前五军改为神武军，御营五军改为神武副军，其将佐并属枢密院 ①，而刘光世军则改为御前巡卫军，从而重新恢复了枢密院管军的旧制。同时设立御前忠锐军，加上川陕地区的部队，成为绍兴初年的南宋正规军。
　　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３个地位最高的大帅，分别统率３支兵力最多的部队，他们３军的番号分别是御前巡卫军、神武左军和神武右军。
　　神武前军和神武后军分别由王■和陈思恭统领。后来王■因镇压杨么起义失败被撤职，他的１。５万军队拨归韩世忠，神武前军的番号随之取消。
　　神武后军在陈思恭死后，大部并入张俊军，番号也暂时取消。神武中军最早由辛永宗担任统制，有兵６０００人。绍兴二年（１１３２年）杨沂中出任神武中军统制，兼提举宿卫亲兵，神武中军实际上成了高宗的宿卫兵。
　　神武中军曾设６将的编制，不久将的编制升格为部的编制，后来部又升格为军，至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年）共有前、后、左、中、右、选锋、护圣７军。
　　岳飞率领的部队番号屡经变化。绍兴元年（１１３１年）宋廷将岳飞军的番号定为神武右副军，当年岁末又改为神武副军。绍兴三年（１１３３年）
　　九月，宋廷撤消原神武后军的建制，将岳飞军的番号改为神武后军。岳飞本人升任都统制，成为与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平列的方面军统帅。
　　此外，由李横担任统制的神武左副军，原来驻守襄阳府一带。因战败驻地失守，宋廷以其军１。５万人拨属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神武左副军的番号也随之取消。
　　御前忠锐军创设于绍兴二年（１１３２年），初有７将，名义上隶侍卫步军司，实际上由枢密院统辖。各将兵力约有２万人。除上述各支军队外，绍兴初还有几十名统制官，他们的队伍一般约有几千人，不能独立成军，由于经常调动，也没有固定的番号、驻地和隶属关系。后来一部分拨隶各路安抚使司等帅司，一部分并入各支大军。于是，吴玠、岳飞、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便成为南宋的５大帅，分别统领着５支兵力最多的部队。
　　行营护军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年）十二月，高宗下诏： 神武系北齐军号，久欲厘正，宜以行营护军为名 ①。于是韩世忠的神武左军改名为前护军，岳飞的神武后军改名后护军，刘光世军定名为左护军，吴玠军定名为右护军，张俊的神武右军改为中护军。各支大军的编制一般分成若干军，军一级的统兵官有统制、统领等。各军又分成若干将，将一级的统兵官有正将、副将和准备将，总称将官，将之下，有的设有部的编制，再下便是队一级编制。由于５大帅都担任宣抚使、招讨使等要职，于是任用亲信担任都统制或提举一行事务等职作为助手，代掌军务，指挥各军。同时，在宣抚使司、招讨使司中，还设有由文士担任的参谋官、参议官、主管机宜文字、书写机宜文字、干办公事的幕僚。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四。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
　　韩世忠的前护军以淮东楚州（江苏淮安）为大本营，有兵力８万人，下辖背嵬军、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选锋军、游奕军、水军等。刘光世的左护军先后以池州（安徽贵池）、庐州（合肥）为大本营，兵力５。２万余人，下辖前军、中军、选锋军、摧锋军、翼武军、亲兵、左军、右军、后军、水军。绍兴七年（１１３７年）刘光世被解除兵权，王德（１０８８～１１５５年）和郦琮（１１０４～１１５３年）分别升任左护军都统制和副都统制。郦琼率４万人叛变投降，左护军名存实亡。张俊的中护军以建康为大本营，兵力８万人，分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游奕军、踏白军、银枪军、锐胜军、忠勇军、雄胜军、选锋军等。岳飞的后护军以鄂州为大本营，兵力１０万，下辖背嵬军、前军、右军、中军、左军、后军、游奕军、踏白军、选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水军等。吴玠的右护军以兴州（今陕西略阳）仙人关作大本营，兵力７万人。绍兴九年（１１３９年）吴玠病逝，文臣胡世将（１０８５～１１４２年）主持川、陕宣抚使司，川陕大军分别由吴璘（１１０２～１１６７年）、杨政（１０９８～１１５７年）、郭浩（１０８７～１１４５年）３人统率。吴璘任右护军都统制，杨政任川陕宣抚司都统制，郭浩任枢密院都统制。
　　御前诸军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年），高宗和秦桧为扫除投降障碍，罢韩世忠、张俊、岳飞３大将兵权，同时压缩各大军编制，并将各支大军肢解开来。在长江沿岸和川陕交界地区，先后部署了１０支大军，每支大军都以某州府驻扎御前诸军作番号，其下各军也以某州府驻扎御前左军，御前右军等作番号，南宋正规军体制逐渐稳定下来。
　　绍兴和议后，四川吴璘、杨政和郭浩３大将分屯兴州、兴元府和金州。孝宗时规定，兴州都统司６万人，兴元都统司２。７万人，金州都统司１。ｌ万人。后吴璘的孙子吴曦任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发动叛乱，失败被杀后，宋改兴州为沔州。四川宣抚使安丙以沔州都统司所统１０军权力太大，请求分置副都统制，各不相隶。于是设立沔州副都统制移司利州，后改称利州副都统制，名为副职，其实与沔州都统制事权相埒。
　　因此四川的屯驻大军由３支增至４支。
　　在长江中游，有３支屯驻大军。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年）后，仅设鄂州一支驻扎御前诸军，由田师中任都统制，掌管这支前岳家军。绍兴三十年（１１６０年）即宋金战争再次爆发前，宋廷任命刘锜（１０８９～１１６２年）
　　担任荆南（江陵）知府，并兼 节制屯驻御前军马 ，接着又升任 本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 ，于是一支新的屯驻大兵至此正式产生。与此同时，又在江州设立了一支屯驻大军。孝宗时规定，鄂州都统司辖兵力４。９万人，荆南都统司辖２万人，江州都统司１万人。
　　在长江下游，也设有３支屯驻大军。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年）后，长江下游设置了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前身是韩世忠的前护军。建康府驻扎的御前诸军，前身是张俊的中护军。另外，绍兴十年（１１４０年），宋廷重新起用刘光世任三京招抚处置使，临时拼凑了一些队伍。三京招抚处置使司撤消后，所辖兵力仍单独屯驻在池州、太平州一带。绍兴十二年（１１４２年），宋廷任命王进任池州、太平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正式作为一支屯驻大兵。后来又规定去掉 太平州 ３字，改称池州驻扎御前诸军。孝宗时规定长江下游３支屯驻大军的编额人数建康都统司５万人，池州都统司１。２万人，镇江都统司４。７万人。
　　这样，宋廷将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年）前的４支主要的屯驻大军，陆续改组为１０支屯驻大军。在各支屯驻大军中， 东南惟以润（镇江）、升（建康）、鄂三军为根本 ，四川 惟兴州偏重 ①。屯驻大军的统兵官都是都统制和副都统制，其下分军、将两级编制，军一级的统兵官有统制、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等。将一级有正将、副将和准备将，下有训练官、部将、队将、押队、拥队、旗头、教头之类军官和军吏。自训练官以下，大致是承袭宋神宗时将兵法的遗制。
　　三衙　南宋初，随着御营使司的设立，三衙统兵制度事实上宣告废除，三衙的机构虽仍然保留，但三衙长官却降为３支兵马的统兵官，不再统辖全国的正规军。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年）， 时殿前有兵九百余人，马、步司各六百余人而已 ②。当年十二月，杨沂中的神武中军改为殿前司军，殿前军才拥有一支较大的部队，但其地位和兵力，仍低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岳飞和吴玠５大行营护军。岳飞等３大将兵权被罢后，各御前诸军兵力都有削减，唯殿前司军有增无减。高宗扩大三衙目的仍然是为了使三衙军和各御前军内外相制。
　　杨沂中的神武中军改为殿前司军后，下辖７军。绍兴十八年（１１４８年）增至７万多人，下设１２军。孝宗时规定殿前司的编额为７。３万人，共分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选锋军、策选锋军、护圣军、游奕军、神勇军、浙江水军等１１军。绍兴七年（１１３７年），王参的前护副军拨隶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刘锜，侍卫马军司始能成军。孝宗时规定侍卫马军司编额为３万人。绍兴十二年（１１４２年）任命原张俊部将赵密任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孝宗时规定侍卫步军司的编额为２。１万人。恢复后的三衙军，其实也是与各御前诸军平列的屯驻大兵，三衙长官也成为与各御前诸军平列的统兵官，不象北宋时那样分辖全国的正规军。三衙长官往往使用主管殿前司公事、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和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等名称。北宋时三衙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等高级军职在这时成了大将的虚衔。三衙军的编制，与各支御前诸军相同。侍卫马军司已非全统马军，侍卫步军司亦非全统步兵，这也是与北宋侍卫马、步司不同的地方。
　　（２）禁兵等非正规军南宋时，除了屯驻大军等正规军外，尚有禁兵和厢兵等非正规军。
　　南宋禁、厢兵大体上保留了北宋时南方禁、厢兵的番号建制。李椿说： 三衙卫士、江上之兵、荆襄之兵、蜀边之兵，有用之兵也；诸州厢、禁军，诸路将兵，无用之兵也。 ①各路的系将禁兵，不系将禁兵和厢兵、各县县尉司的弓手，巡检司的土兵，都成了无用的非正规军。
　　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七。
　　①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二四。
　　这些非正规军之所以成为无用之兵，并非是法律规定，而是由于各类官员竞相役使所致。南宋曾明令禁止私役禁、厢兵。但由于军政腐败，禁而不止，有关法令成为一纸空文，造成禁兵 但知谄辞媚色，以奉守帅，勇夫壮士，专充工匠充役之用 ②。李心传也说： 今禁兵但供厮役，大抵如昔之厢军。 ③绍兴末，杜莘老上奏说： 今东南厢、禁、土军，员额无虑十数万人，皆为监司、守臣、兵将官冗占 ①，一语道破了禁军等非正规军成为无用之兵的根源。
　　南宋各种非正规军大约有２０多万人，只能用来维持各地治安，或镇压小规模农民起义。在军情紧急时，也往往将禁兵中的壮卒，抽调到正规军中。因此，又形成了拣中禁兵和不拣中禁兵的差别。高宗时规定，诸路禁兵隶帅府，士兵、射士隶提刑司，即各路安抚司统辖禁兵，提典刑狱司统辖土兵和弓手，这是南宋３种非正规军的统辖体制。
　　２。南宋中后期的兵制南宋中后期的兵制，同前期相比，发生了较为重大的变化。具体说来，一是以文制武体制得到恢复，一般由文臣担任的宣抚使、制置使等，逐渐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各屯驻大军都统制的指挥权；二是在各屯驻大军之外，又创设了各种名目的新军，并逐渐成为正规军的主力，而各屯驻大军的兵力逐渐削减，从而降居为正规军的一小部分；三是守内虚外的兵力布局被打破，大量兵力部署在沿边一带。
　　（１）以文制武体制的恢复以文制武是赵宋王朝的传统国策。然而，自神宗实行将兵法以后，武将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至南宋初年，由于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宋政权风雨飘摇，以文制武体制受到更大的冲击，基本上已荡然无存。
　　自祖宗世，陕西、河东、北三路，皆以文臣为经略使，领大兵，武臣为总管，号将官，受节制。熙丰后，始置武帅，论者非之。自渡江以来，沿边之兵尽归诸大将，帅臣反出其下。 ①虽然宋廷也设置都督府之类机构来节制各支大军，但实际上已不可能对武将们进行有效的控制。
　　为了防止武将们握兵自重，位高震主，宋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步骤，恢复以文制武体制。如在四川，高宗曾派遣王似、卢法原任川陕宣抚处置副使，以监督和节制都统制吴玠，并亲笔赐书要吴玠遵守 尊卑之分.但高宗的告诫并非收到应有的效果，吴玠最终还是排挤了王似和卢法原而独掌兵柄。至于对韩世忠、岳飞等官高权重的大帅，宋廷不可能也没有派遣地位更高的文臣来节制他们。
　　岳飞等３大将兵权被罢后，宋廷设置了淮东、淮西、湖广和四川４个总领，同时加强总领的监督职能，规定总领除管理各支大军的钱粮供应外，还 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诸军并听节制，盖使之与闻军事 ②。
　　但实际上总领并未实现对各屯驻大军的有力监督。自孝宗至宁宗前期，也委派过一些文臣任制置使、宣抚使等，然而各都统制依旧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宁宗开禧北伐时，文臣邓友龙任两淮宣抚使，薛叔似任京湖宣抚使，程松任四川宣抚使，但前线的军务，仍由都统制们主持。宋德之为此向宁宗谏言： 今敌未动，而轻变祖宗旧制，命武臣帅边，以自遗患，晋叛将、唐藩镇之祸基于此矣。 ③可见，此时的都统制仍拥有相当大的权力。
　　②　　 《周益国文忠公集？奏议》卷二。
　　③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一。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二。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
　　开禧二年（１２０６年），吴曦叛变降金，宋朝野震惊。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宋廷逐步加强制置使、安抚制置使、宣抚使、督视军马、都督军马之类官员的统兵权力。这些官员基本上由文臣担任，尽管他们的品位高低不一，但却逐步削弱和取代了各都统制的军权，成为大军区统兵官，直接指挥前线军务。宋宁宗末年的宋金战争中，贾涉曾任主管淮东制置使司公事兼节制京东、河北路军马，后升任制置副使。安丙任四川宣抚使，赵方任京西、湖北路制置使，他们都是以文臣身份充任一个大军区的统兵官。如赵方 起自儒生，帅边十年，以战为守，合官、民、兵为一体，通制（置）、总（领）司为一家 ①，成为独揽一个大军区军政、民政和财政的方面大员。
　　宋理宗绍定末即宋蒙战争正式爆发前，宋已形成制置司和都统司两级指挥体制，三衙和十都统司的体制已发生变化。宋蒙战争开始后，各都统司的地位继续下降，其兵力愈益削弱，而制置使之类官员的地位更加提高。如吴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时，还兼重庆知府、四川总领、夔州路转运使，总揽四川的军、政、财权。在东南地区的沿江、沿海一带，制置使司之类的机构也同样主持了第一线和第二线的防务。淳佑七年（１２４７年），沿江５都统司（江州除外）正式受京湖、沿江制置使司节制。李曾伯说： 自开禧、嘉定以来，军政日坏，各路有制阃（制置使司），各州有节制，往往侵夺诸戎司（都统制司）权柄。 ②可见在宋元战争前的制置使司和都统司两级指挥系统，至此已演变为各路制置使司和各州节制屯戍军马司两级指挥系统。度宗时明文规定： 戎司及屯军大垒，则总之制司，或无制司，则并各郡总管、軡辖，并总于帅司（安抚使司）。 ③十都统司的军事体制已名存实亡。
　　伴随着以文制武体制的恢复，各种弊端也随之产生。正如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３年）所说： 既有宣阃，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抚副使。事权俱重，体统未明。 ①机构重叠，十羊九牧，重蹈北宋覆辙，这是以文制武体制恢复的必然结果。
　　（２）各种新军的创立制置使司的存在侵夺了各都统司的职权，而各种新军的创置，又削减了各都统司所辖兵力。在屯驻大军之外另建新军，开始于高宗时期。
　　当时设立的新军有泉州左翼军、赣州右翼军、循州摧锋军等，这些新军名义隶属殿前司，但实际上独自成军，受当地文臣节制。宋孝宗时增设的新军逐渐增多。其中主要有楚州武锋军、潭州飞虎军、扬州强勇军、江陵府神劲军、成都府飞山军、成都府雄边军等几支。
　　③　　 《宋史？宋德之传》。
　　①　　 《宋史？赵方传》。
　　②　　 《可斋杂移》卷二○。
　　③　　 《宋史？选举志》。
　　①　　 《文山先生全集》卷三。
　　孝宗初文臣张俊任命武将陈敏为神劲军统制，不久改为都督府武锋军都统制。后将武锋军分为４军，移屯楚州。乾道时宋廷又将镇江御前右军３０００多人并入武锋军，定编为１。１万人。武锋军作为当时最大的一支新军，时而独立成军，时而隶属步军司，时而又由镇江统帅兼领。潭州飞虎军是淳熙时由辛弃疾创立的，有步兵２０００人，骑兵５００人。开始时隶属步军司，后改隶御前江陵军，但实际上受潭州知州、湖南安抚使统辖。直到理宗后期，飞虎军仍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劲旅，号称 虎儿军.扬州强勇军是淮东安抚司直属的一支新军，驻扬州，开始时有兵１０００人，后宋廷移用镇江府都统司的兵力编额，增编至５６００人，成为淮东的一支劲旅。江陵府神劲军是直属湖北安抚司的一支新军，兵力１０００人，至嘉定时成为京湖制置使司的一支重要部队。淳熙时范成大（１１２６～１１９３年）
　　任四川制置使，教阅成都府禁兵１０００人，改称成都府飞山军。其后任胡元质又选拔四川各地禁兵１０００人，驻于成都，称雄边军。
　　此外，还有神武、忠勇、忠锐、忠武、忠毅、忠顺、义胜、义勇等等名目的新军，一般兵力很少，或者旋置旋废。因此，孝宗时虽设立了不少名目的新军，但并未侵夺各支屯驻大军的兵力编额，也未动摇各屯驻大兵作为正规军主力的地位。
　　宋宁宗开禧北伐时，屯驻大军大多腐朽颓靡，一败涂地，倒是各支新军 稍以立功自见.开禧北伐的失败，说明屯驻大军已衰弱不堪，难负重任，故另组新军的风气也随之大为兴盛。李曾伯说： 自开禧、嘉定以来，军政日坏，各路有制阃，各州有节制，往往侵夺诸戎司权柄，创招军分，理填阙额 ，而 沿江诸戎司遂致倒坏 ①。如鄂州都统司原编额为４。６万余人，至淳祐十二年（１２５２年）竟减至５３６０余人。而新组建的各军，却占用了鄂州都统司兵力编额的４万多人。不只是鄂州都统司，其他如荆南、江州、镇江、建康、池州、都统司，兵力都有锐减。
　　宋理宗淳祐末，四川４都统司的兵力合计不过１。７万人，还不足四川总兵力的２／５。可见，新组建的各军已成为南宋正规军的主力，而原各支屯驻大军却变成了正规军中的一小部分。南宋后期各种新军的编制，大致与南宋前中期的御前军相同。军一级的统兵官有统制和统领，也有都统制和总辖。军下设将，有正将、副将、准备将等统兵官。
　　宋宁宗嘉定以后，特别是理宗、度宗两朝，在大量创设新军的同时，又陆续任命了不少新的都统制。其中某些兵力较多的新军设都统制，一些制置司、宣抚司等设帐前都统制，不少地区或州府，也另设都统制。
　　南宋前中期，都统制作为高级军职，只有少数人才能获此职务。而到南宋后期，都统制已不能算作大官，都统制地位的降低，是南宋后期滥设滥授和原先１０都统司军事体制崩坏的必然结果。在南宋前中期，总管、钤辖、都监之类的官员，大都成为闲职。但到南宋后期，他们中的一部分又重新成为握有实权的统兵官，不过地位不高，大致与统制、统领相当。这是南宋后期兵制的又一变化。
　　（３）守内虚外兵力布局的破坏。
　　蒙古军灭亡金朝后，又把矛头指向偏安东南的南宋。面对其不断进攻和强大的军事压力，南宋被迫调整兵力部署，原先三衙和１０都统司 守内虚外 的军力布局自然也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①　　 《可斋杂稿》卷二○。
　　知枢密院事李鸣复在描述临安府的守备时说： 臣近见田庆余具到步司所管在寨军１３６００余人，老病、借差约五千有零外，止管强壮８２４２人，三千人充采石捍御，五千人仅可管干寨栅及随番救扑。 ①作为南宋都城守备部队的步军司的兵力已如此单薄，至于其他腹部地区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时兵力的布署情况，总的说来，就是四川的重兵由蜀道后撤至川东山地，而东南的重兵则由沿江进驻淮汉一带。大量军队集结于沿边，表明南宋前中期那种 守内虚外 的兵力布局已被完全打破。
　　总而言之，以文制武体制的恢复，各种新军的建立及其逐渐成为正规军的主力，都统制的滥设滥授和守内虚外兵力布局被打破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南宋中后期的兵制同前期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这种变化的不断发展，南宋朝廷也走向穷途末路。
　　３。水军的突起从军兵种的构成而言，南宋不同于北宋的最突出特点就是水军的突起。如前所述，北宋时期，因主要战略方向在北边，因而对水军的建设不太重视，水军的数量也不多。但是到了南宋，由于偏安东南，长江和海路成为金元南下的重要通道。南宋在金和蒙古的威胁下，不仅需要在沿江布防以阻止敌军渡江，还需要在沿海设防以防御敌军进攻。江防和海防的极端重要，促进了南宋水军的发展，从而使南宋水军规模大大超过北宋。
　　（１）南宋前期的水军宋高宗即位之初，宰相李纲（１０８３～１１４０年）就建议在沿江各要地设立水军，教习水战。但由于投降派黄潜善、汪伯亭等人的阻挠，此项计划被搁置一边，水军建设废弛。因此３年之后，金帅兀术得以轻易突破长江防线，迫使南宋小朝廷一度流亡海上。杨么起义爆发后，以洞庭湖为根据地，依靠水军与宋官军抗衡。宋廷为镇压起义，被迫打造大量战船装备部队。岳飞在扑灭起义烽火之后，将缴获的１０００余艘战船和大批起义军水兵编入所部水军，因此 鄂渚水军之盛，遂为沿江之冠 ①。
　　刘光世军有李进彦所部水军５１００余人。张俊部未专设水军，但也拥有大小战船３８０多艘。韩世忠部也有水军。
　　除几个大将的水军外，绍兴四年（１１３４年），宋廷下令 临安、平江、镇江府、秀、常州、江阴军、太平、池、江、洪州、兴国军、鄂、岳、潭州各置水军，以五百人为额，并以横江为名 ②。但这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直到次年，张俊以现有湖南水军及原杨么起义军周信等部为基础，才拼凑成横江水军１０个指挥，大约有５０００人。另外，张浚都督府也有一支不大的水军，屯于镇江。杨沂中神武中军的水军也在平江府许浦镇屯驻。
　　宋廷还设置了沿海制置使司，专门负责海防。其所属的水军，后来达到 士卒逾万 ， 舟船数百 ，由曾在庆源府五马山寨领导抗金的沿海制置副使马扩负责阅习水军。另外，张浚谪官福州时，也 大治海舟至千艘，为直指山东之计 ①。
　　①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九。
　　①　　 《金佗粹编》卷六。
　　②　　 《咸淳毗陵志》卷四。
　　（２）南宋中后期的水军自宋孝宗以后，为了防御金军的南侵，宋在沿淮、沿江和沿海陆续设置了２０余支水军，分布在各重要州军。其中主要有：鄂州都统司水军，这是在原岳飞部水军的基础上建立的，有兵数千人，是一支强大的水军。
　　宋宁宗末，创立兴国军御前防江水步军，编额３０００人。宋孝宗淳熙年间设立江州水军，有兵１０００人，宋理宗时江州水军和防江军共有几千人。
　　宋孝宗时池州都统司有水军１０００人，宋宁宗时增至３０００人，宋理宗时池州有水军和防江军共计８０００人。孝宗时创立太平州采石驻扎御前水军，有兵２５００人，后改驻建康府靖安镇，宁宗时这支水军编额为５０００人。孝宗时将太平州水军一部移驻靖安镇后，成为都统司靖安水军、嘉定八年（１２１５年）又创置唐湾水军２５００人，嘉定十四年（１２２１年）将两支水军合并，并改为御前水军，有兵力５７００多人。理宗时创建建康府龙湾游击水军，编额２０００多人。孝宗时，镇江都统司御前水军编额５０００人。孝宗时设江阴军水军，有兵４０００人。理宗时设平江府福山、魏村、江湾忠节水军，有兵约１０００人。平江府许浦水军原驻明州定海县，后移驻许浦，由殿前司水军改为御前水军，最多时员额达１。４万人，是南宋最大的一支水军。淮阴水军有兵５０００人。两淮水军有兵２０００人。宁宗时创嘉兴府金山水军，有兵１０００人。宁宗时创立嘉兴府澉浦水军，有兵１５００人。理宗时设殿前司浙江水军，驻于临安，有兵２８００人，度宗时增至１万人。庆元府定海县沿海制置使司水军在高宗时已达１万人，孝宗时定编为２０００人，后来扩至４０００人。理宗时又扩充至６５００人。孝宗时设沿海水军，编额为１０００人。泉州水军，编额２０００人。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司水军，编额２０００人。
　　由上述可知，南宋中后期，在沿江、沿淮、沿海各重要的府州军，大都设有规模不等的水军。至于水军的统辖体制，在各个时期也不尽相同。孝宗时一度以 知建康府史正志兼沿江水军制置使，自盐官至鄂州，沿江南北及沿海十五州水军悉隶之 ①。在当时条件下，要对自长江中游鄂州至杭州湾的临安府盐官县的水军实行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可能的。加上水军调动频繁。因此，一般情况下，都由当地制置使司等机构负责指挥。各支水军的编制，同其他部队差不多，军下设将，将下设队。
　　统兵官也同其他部队相同。
　　水军在南宋时期异军突起，成为一个不仅在数量上可与陆军（包括步兵和骑兵）并驾齐驱的一个重要军种，就其战绩而言，也比陆军出色得多，对维持南宋半壁河山，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年）的宋金镇江水战中，韩世忠率领８０００水军在镇江江面阻截金兀术１０万大军，将金兵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被迫退入一条死水港黄天荡中。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年），金完颜发动６０万大军，水陆并举，企图一举灭亡南宋。南宋水军将领李宝（？～约１１６５年）率战舰１２０艘、水兵３０００人从扬州北上，迎击金战舰６００艘、水兵７万人的庞大舰队，结果在山东灵山卫附近的唐岛将金水军全部歼灭。致使金海陆夹击临安的企图化作泡影。与此同时，在两淮主战场上，南宋陆军一败涂地。而在采石渡江时，金军却遭到宋水军的拦截，金终以失败告终。若无水军的胜利，南宋小朝廷便难以立足江南，偏安一隅。宋军长于水战的优势，一直保持到宋蒙对抗时期。南宋在蒙古军队的不断猛攻下之所以能苟延残喘一段不短的时日，也与水军的出色表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蒙古铁骑所至，无不望风披靡，所当者破， 惟水战不如宋耳 ①。元朝建立后，吸取了以往攻宋的经验教训，改变战略方针，重视水军建设，编练了一支数目庞大的水军，在后来的宋元决战如阳逻堡水战、丁家洲水战、焦山水战和崖山海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南宋随着其水军优势的丧失，终于走向覆亡。
　　①　　 《朱文公文集》卷九五。
　　①　　 《宋史？孝宗纪》。
　　（三）辽金西夏兵制
　　辽金西夏建立以后，军事制度渐趋成熟和完善。但受长期盘马弯弓的游牧狩猎生活的影响，各朝皆存在着大量亦牧亦兵的部落兵，编制多以十进位的领夫制为主，骑兵兵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泛实行自备鞍马粮草兵器的兵役制度等。从各朝军制的演变过程看，建立中央集权的，以中原军制为基本特征的封建社会军制是其必然的发展趋势。
　　１。统兵制度（１）辽朝统兵制度早在隋代，契丹已经出现了亦牧亦兵的军事部落联盟， 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逐寒暑，随水草畜牧。有征战，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则）合符契 ①。契丹建国前出现的遥辇氏部落联盟由８部组成，各部设军事领袖 夷离堇 统兵作战。后来，又设立了地位仅次于部落联盟可汗的 于越 ， 总知军国事 ，掌握联盟的军事权力。
　　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后，设立天下兵马大元帅，并以后族和宗室分任南、北府宰相，下辖各部夷离堇（后改为节度使）。从而将军权逐步集中到皇室手中，形成皇帝——天下兵马大元帅——北、南府宰相——各部节度使这一统兵体制。
　　辽中、后期，在仿效中原兵制，加强中央军事集权的过程中，辽朝统兵体制又发生较大的变化。会同十年（公元９４７年），太宗耶律德光（公元９０２～公元９４７年）灭后晋，仿其制度设枢密使，以掌汉人兵马。
　　世宗耶律阮（公元９１８～公元９５１年）继位后，建立起北、南枢密院分掌契丹、汉人军政的两面官制度。其中北枢密院又称契丹枢密院， 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属焉 ②。主要官职枢密使、副使按例皆由契丹贵族担任。下辖北、南宰相府佐理军国之大政，北、南大王院掌部族军民之政。大王院下设详稳司（详稳为汉语 将军 的音译）
　　掌部族军马之政，设统军司掌边防军事。南枢密院又称汉人枢密院，掌汉地军马。其枢密使早年曾以汉人充任，后多改为由契丹人任职。下辖南京都元帅府和汉地各州马、步军指挥使司。遇有大规模军事行动，辽朝通常要临时设立行枢密院，负责制订作战计划，部署兵力和下达作战任务。直接指挥作战的军事统帅称行军都统，由副都统和都监等官员辅佐。战时调发诸道兵，由皇帝先以青牛白马祭告后专诏征取。而调动南、北院大王、奚王，东京渤海兵马，燕京统军兵马这些主力部队，下诏后更需以大将手持金鱼符才能调动。
　　①　　 《元史？刘整传》。
　　①　　 《隋书？契丹传》。
　　②　　 《辽史？百官志》。
　　（２）金朝统兵制度女真在建立政权以前，尚无常备军，也没有完备的军事控制与指挥系统。 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 ①阿骨打建立金朝以后，创建 勃极烈 制度，统帅诸军，以专征伐、尽管 勃极烈 还带有古老的议事会制度的痕迹，但已经成为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政的最高决策机构。其中谙版勃极烈（皇位继承人）号称内外诸军都统。宋金战争期间，改 勃极烈制专设元帅府，由都元帅，左、右副元帅指挥军队作战，各军还设有左、右监军和左、右都监。但随着前线军功贵族势力的迅速膨胀，国初创建的自上而下的统兵体制被打破。前线将领仿辽旧制设立燕山、云中枢密院，在调遣兵马、择人授官方面独断专行，自成系统，以致 国人呼为东朝廷、西朝廷 ②。金熙宗（１１３５～１１４８年）、海陵王（１１４９～１１６０年）在位时，开始着手整顿紊乱的统兵体制。熙宗在都元帅府下各路设兵马都总管、各州设节度使或防御使统领兵马。海陵更仿宋、辽兵制，废除都元帅府，改置枢密院，由皇帝直接任命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军事，并归尚书省节制。为了加强对边防军队的管理，金朝还在西北边疆设立东北、西北和西南路招讨司，分治泰州、恒州、丰州。每招讨司统领若干女真猛安、谋克及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实行军政兼治的管理办法。又在南方靠近边界地区设立陕西、河南、山东统军司，分治于京兆府、开封府、益都府。但它们只负责领导军队，并不管辖民户。
　　金朝军队的调发，实行严格的符牌制度。根据承安元年（１１９６年）
　　颁布的虎符制度规定，虎符有五左一右，右牌交随路统军司、招讨司收执。每发兵３００人以上，要有留于御前的左符与右符相勘合后，方能执行。
　　（３）西夏统兵制度西夏建国前，党项人尚无成形的统兵制度，居民多聚族而居，各大部落首领有蕃落使、防御使、都押牙、指挥使等名目，自统部落兵马，职务多为世袭。明道二年（１０３３年），元昊模仿宋朝，设立最高统帅机构枢密院， 掌军国边防兵备，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属有枢密、同知、副使、佥书、承制等官.军事指挥和管理机构为翊卫司， 司统制训练、藩卫、戍守及侍卫、扈从诸事。官有马步都指挥、副都指挥及诸位上将军、大将军之号 ①。卫戍京师的主管机构称飞龙院，掌军马政务的则有群牧司等。宝元元年（１０３８年），元昊自立为帝，再次改革统军体制，设置经略司（相当于枢密院）、统军司（相当于翊卫司）、殿前司、皇城司、内宿司和巡检司（以上相当于飞龙院）分理军务。
　　①　　 《金史？兵志》。
　　②　　 《大金国志》卷三。
　　①　　 《西夏书事》卷一一。
　　元昊在位时，在境内设置了１８个监军司，分管各地军队。如左厢、右厢、绥州、宥州、韦州、西市、卓罗、甘州、瓜州、黑水、白马、黑山、弥峨、中寨、天都、洪州、剉子山、娄博贝等司。西夏后期，经过调整，保留了１２个监军司。如左厢神勇监军司、右厢朝顺监车司、石州祥祐监军司、宥州嘉宁监军司、韦州静塞监军司、西寿保泰监军司、卓罗和南监军司、甘州甘肃监军司、黑水镇燕监军司、瓜州西平监军司、白马强镇监军司、黑山威福监军司等。它们平时督率属下军队驻守边防要地，战时统兵出战。各监军司设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等官，多由党项贵族充任。下属指挥使、教练使等，拣选党项、汉人担任。
　　２。军队体制和编制（１）辽朝军队的体制和编制。
　　辽朝军队大体上包括宫帐军、大首领部族军、部族军、五京乡丁和属国军几部分。
　　宫帐军即辽禁军。史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为组建自己的亲信卫队， 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人，置腹心部.述律后亦选蕃汉精兵２万骑组成属珊军。辽太宗时， 益选天下精甲，置诸爪牙为皮室军 ①。
　　此后，世代建置宫卫成为定制。凡皇帝去世，原宫卫并不解散，仅转为普通宫帐军，扈从后妃宫帐，守卫陵寝。新皇帝则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组建自己的宫帐军（称 御帐亲军 ）。由此造成宫帐军数目不断增加。据统计，辽朝先后９帝、２后、ｌ个皇太弟和汉族功臣韩德让（公元９４１～１０１１年），建有１２宫１府，兵力总数达１０余万人。
　　各宫帐军内设置契丹行宫都部署司和汉人行宫都部署司，分管宫内的契丹和汉人军士。遇有战事，他们老弱居守，丁壮从征，成为辽朝军队的中坚力量。
　　同样属于辽禁军的还有由汉军组成的侍卫亲军。它们受设于五京的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控鹤兵马都指挥使司等专门机构管辖，主要负责守卫五京和镇戍辽宋边境的战略要地。
　　大首领部族军主要由一些亲王大臣的部曲组成。其兵力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 著籍皇府。国有戍政，量借三五千骑，常留余兵为部族根本 ①。这部分私属性很强的武装在辽朝中、后期受到限制。
　　部族军是契丹、奚和其他游牧民族以部落为单位组成的军队，担负环守腹地和拱卫国都的任务。他们平时分地游牧，战时聚合出征，基本上保持原来部落兵民合一的传统。
　　五京乡丁是带有乡兵性质的辽朝地方武装，由籍隶上京、中京、东京、西京和南京的民丁组成，有蕃汉转户，也有汉族农民。他们在作战时仅从事些辅助性的工作，如随军填修道路，砍伐树木等。
　　此外，还有一部分被称为属国军的辽朝境外附属部落的军队，其员额不定。战时由辽朝廷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
　　①　　 《辽史？　　 兵卫志中》。
　　①　　 《辽史？兵卫志中》。
　　辽朝契丹、奚等民族军队的编制史无详细记载。但从其每逢征战，从诸道征集兵马中精选精锐３万为护驾军，选骁勇３０００为先锋，选剽悍者１００人以上为远探拦子军，并从诸军士兵中抽取１０人或５人合为一队， 以便勾取兵马，腾递公事 ②。从这些记载看，其军队当仍以氏族组织的十进位制编制的。神册元年（公元９１６年），辽太祖收编以汉人为主体的 山北八军 后，又有汉军之制。其编组禀承唐、五代中原兵制，设立军、指挥（营）、都等各级组织。每指挥兵力２００至１０００人不等。
　　契丹人娴于弓马骑射，其军队也以骑兵为主。收编中原降军后，始有步兵。辽中、后期受宋军的影响，也大力发展火炮，设立 掌飞炮之事 　的炮手军详稳司，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见诸记载的专门的炮兵管理机构。
　　（２）金朝军队的体制和编制金军按管理系统划分，可分为中央直辖军、地方驻屯军和边防军３大类。
　　早期中央直辖军主要指禁军而言。金开国初，女真统治者依靠血亲宗族势力掌握兵权，禁军亦交由近亲诸王分统，称为 合扎谋克 （即亲军谋克）。海陵王迁都后，将诸王所统 合扎谋克 合并为４猛安，改称 侍卫亲军 ，设侍卫亲军司管辖。正隆五年（１１６０年），撤掉侍卫亲军司，禁军转由殿前都点检司管辖。但这支由中央掌握的军队兵力数量并不大。金朝末年，在蒙古骑兵的威胁下，金朝廷被迫迁往南京（今河南开封），痛感自身护卫力量单薄，遂开始从各地选调精锐，组建直接隶属于枢密院的战略部队，总数达３０余万，无论从员额还是从战斗力来看，皆堪称金军主力。
　　地主驻屯军主要指分布于各战略要地的猛安谋克及其他军队。女真建国以后，陆续将族人迁至关内，筑寨于村落间，与汉族百姓杂处， 计其户口，给赐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实 ①。又将全国分为１９路，设兵马都总管统辖本路各州防御使（或节度使）管领的军队。金朝边防军主要部署在其西北和南部边境。其中永屯军主要有部族军、乣军和驱军等。部族军系归附于金朝的边疆民族部落，仍保持原来的社会组织和武装力量体制不变，由部族首领充任节度使。乣军则由非女真的游牧民族，包括契丹和奚族人组成，朝廷委派契丹或汉人统辖，金代中期一度成为金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驱军由金初所放免的故辽奴婢组成（当时多称奴婢为 驱丁 或 驱口 ），屯于泰州。还有一部分边防军主要采取由内地各军抽取兵丁，更番轮流戍边的办法组成，这主要是在金朝的南方边界上，如河南、陕西、山东路统军司镇防甲军等就属于此类。
　　女真开国前，所实行的是按十进制原则，由围猎编组演化而成的原始的军队编制——领夫制，有猛安（千户长）、谋克（百户长）及什长、伍长等官。收国二年（１１１６年），太祖阿骨打改造旧制， 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 ①。使原先只负领兵之责的猛安、谋克成为集军事、行政和生产管理大权于一身的官职。后来，对契丹、渤海、奚族降卒，甚至对汉人也照此办法编组。猛安谋克之上，依次设万户、军帅司、都统司，分级管理。灭辽之后，因归降的辽汉军将领不愿意做猛安谋克之官，金廷一度允许 一军两制 ，仍令其沿用汉军旧制。灭亡北宋以后，女真贵族在中原扶持的傀儡皇帝刘豫的伪齐军也保持中原军队编制不变。金朝中叶，猛安谋克制度渐趋紊乱，金世宗为挽救颓势，于大定十五年（１１７５年）整顿编制，派 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再定猛安谋克户。每谋克户不过三百，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 ②。金末，由于官多兵少，号令难行，金廷为了便于作战指挥，将每谋克划定为２５人，４谋克编成１猛安。可惜每谋克里的士兵仍不能全力投入作战，其谋克下所设蒲辇（或称 队正 ）１人，旗鼓司火头５人皆不能上阵交锋。
　　真正披甲执械的１８名士兵中，还要挑选精壮之士供头目差遣。可见此时的猛安谋克作为军事组织已陷于名存实亡的境地。
　　②　　 《辽史？兵卫志上》。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
　　①　　 《金史？兵志》。
　　骑兵是女真建国前的主要兵种，在辽金战争和宋金战争之初，通常是轻、重甲骑兵混编。 每五十人分为一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持棍枪，后三十人轻甲操弓矢。每遇敌必有一二人跃马而出，先观阵之虚实，或向其左右前后结队而驰击之。百步之内，弓矢齐发，中者常多。 ①宋金战争中期，号称 铁浮屠 的重甲全装骑兵逐渐发展起来，成为金军在战场上的主要突击力量。金军步兵主要以汉军为主体。水军则是为了进行对宋战争而收编故辽及北宋水军，招聘沿海沿河百姓组建起来的，多部署于辽东、山东沿海地区，黄河沿岸，设有水军都统制、都水使者以资统辖。金军中发展最快的是炮兵。他们在对辽、对宋战争中，十分注意向自己的对手学习，学习的最重要内容就是火炮攻城技术。从现存史料看，金军至迟在第二次围攻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时，已展开大规模的攻城炮战，用抛射机将燃烧物或巨石投向汴京城头。兴定五年（１２２１年），金军攻打南宋蕲州（今湖北蕲春）城，以抛射机弹射爆炸性的铁壳火炮。开兴元年（１２３２年），金军在汴京保卫战中，又研制并运用了威力更大的铁壳火炮震天雷。鉴于炮在攻守城作战中的重要作用，金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炮兵的建设，设置炮军万户官职，惟所统兵力较少。此外，金朝还将犯有窃罪的犯人编组成牢城军，担任城防工事及其他军事工程的构筑；又征募年３０岁以下，１７岁以上的健壮民丁为射粮军，担任军运、邮传及其他杂役。
　　（３）西夏军队的体制和编制西夏军队体制是元昊在继位为夏国王后，改革党项旧兵制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大体包括中央侍卫军、地方军两类。
　　中央侍卫军由原先扈从党项部落首领的牙兵和部族兵演变而来。其中一部分是号称 御围内六班直 的帐前侍卫亲军，由西夏国王选拔各部落首领及豪强子弟中娴于骑射者５０００人组成，分三番宿卫。还有一部分是有 铁骑 之称的亲信卫队，约３０００人，由全国诸军中精选的重甲骑兵组成。中央侍卫军的主力约２。５万人，常年屯驻于京畿一带，装备精良，并配有７万名随军杂役。
　　②　　 《金史？兵志》。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地方军主要是以党项部落为基本单位的部族军和汉军，分隶于各监军司下，设指挥使、教练使以资管理，选党项或汉人充任。总兵力约５０万。其分布以环守腹地和防御宋辽为宗旨，在西夏统治中心区域驻兵１５万人，在对付宋军的东、南边疆驻兵１０万人，在对付辽军的北部边疆驻兵７万人。还有３万余军兵扎在西境，以资控扼西蕃和回纥诸族。
　　西夏军队编制史无明载。从其皇帝亲信卫队 铁骑 共分１０队，每队３００人的情形看，这种根据部落氏族和地域组织编组的军队，其编制可能与十进制有关。与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狩猎民族一样，西夏军队主力也是骑兵，尤以有 铁鹞子 之称的重甲骑兵最为精悍。其步兵号 步跋子 ，多在作战中配合骑兵作战。炮兵号 泼喜 ，装备有轻型抛石机——旋风炮，战斗中立于骆驼鞍上，发拳头大小的石弹攻击敌人。
　　３。兵役与后勤保障制度（１）辽朝兵役与后勤保障制度契丹族生活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人民游牧逐猎，善战尚勇，故在其军事、生产组织合一的部落中盛行 全民皆兵 制度。辽朝建立以后，一仍旧俗，规定： 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 ①这个制度也适用于辽朝统治下的奚、渤海及女真等边疆民族。其中由辽朝廷直接控制的宫卫骑军战时从征，平时戍守。一般族人平时游牧狩猎，战时集结听候调发。早期辽朝募兵主要限于汉军，但也并非自愿应募，仍具有强制性质。但在辽朝末年，为了与女真人作战，开始扩大募兵范围，甚至强迫豪强献军，一些将领也自行召募民间强壮者充军。辽军士兵通常分正军、打草谷和守营铺家丁３种。每正军一名 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 ②。正军由平民担任，须自备鞍辔盔甲武器粮草，奴隶和部曲只有资格当家丁。辽中、后期，契丹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贫苦牧民已难以承担沉重的兵役负担，有的贫困户缺乏全副装备，只好担任辅助性工作，从而使得兵员日渐枯竭，征集全国及龄人丁为兵士的征兵制度再也难以维持下去。
　　由于早期辽军出征士兵的武器装备均需自备，所以他们在奉命出征时，需要自携马匹、弓箭、刀枪、甲胄、钺、旗帜、帐幕、车辆、绳索等及少量粮草到指定地点集合。进入敌国境内，则靠掠夺敌方粮草为食，即所谓 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 ③。史称这种完全靠 因粮于敌 的办法筹措粮草为 打草谷.至辽朝中、后期， 打草谷 办法逐渐废止。辽廷在边疆地区积极屯田积谷，作战时也预先屯积大批粮草，发放给出征将士。对马匹、衣物不足者，也由官府给予补充。辽人很重视组织工匠生产弓箭甲胄和攻城器械。各地有打造馆，有蕃汉工匠锻铁为兵器。朝内设军器坊和甲坊，负责兵器生产的管理事宜。
　　还设有武库专门储存器甲。
　　①　　 《辽史？兵卫志上》。
　　②　　 《辽史？兵卫志上》。
　　③　　 《辽史？兵卫志上》。
　　（２）金朝兵役与后勤保障制度 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他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 ①遇有战事，各部落聚合出征。建国后，阿骨打基本上保留了这种征兵方式，建立起以猛安谋克为基础的特殊的军户制度。由国家分给诸猛安谋克户一定数量的土地，令其农忙时聚种生产，农闭时在提刑司监督下，训练武艺，战时应征出兵。史称为 签军.对射粮军等非正规军队，金朝也采取过募兵方式。
　　按照规定，凡男子１５岁至５５岁皆纳入军籍。充当披甲正军的主要是女真或其他民族平民。每名正军配有副军一人，称 阿里喜.原亦以平民担当。大定年间（１１６１～１１８９年），允许以驱丁充阿里喜。金中、后期，女真人日益封建化，原先构筑在奴隶制经济基础之上的猛安谋克制度受到强烈冲击。许多女真奴隶主骄纵怠惰，出售奴婢和耕牛，听凭土地荒芜，有的则被大姓侵夺或出租求佃。一些猛安谋克户连生计都成问题，更谈不上出征作战了。所以金末统治者变本加厉大肆 签军 ，加紧募兵，或以刑徒充军，但这些军队的战斗力都是很弱的。
　　早期金军的后勤保障方式，与契丹军队大体相同。他们平时生产，战时自备武器军粮从征，除服兵役外，没有其他徭役田赋负担。金熙宗时，随着猛安谋克制度的日益成熟，也形成了一套屯田分地、出军给米制度。它规定：女真、契丹、奚族民户由朝廷计户给田，使之播种，以屯口实。春秋发给衣物，作战时发给少量钱米。其老幼家眷依旧在家耕种。金朝末年，上述亦兵亦农的制度被破坏，女真士兵失去田产，开始成为以领取粮饷为生的职业军人，需由国家根据其职务高低分别供给数量不等的钱、米、绢、马刍粟等。而当时金朝军费主要来源于依靠查验各路物力而征收的 军需钱 ，或者靠成倍提高民田租赋，以其租粮的一半补给军户，充当士兵粮饷。金朝统治者为筹集军费竭泽而鱼，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危害。
　　（３）西夏兵役与后勤保障制度党项人建国前也实行 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 的全民皆兵制度，各部男子１５岁至６０岁皆服兵役。元昊改革兵制后，在服役年龄上没有变化，但规定每两丁（ 丁 指符合服役年龄的男子）取正丁一人，配随军服杂役的负赡（役夫）一人，合称 一抄.原先两抄同住一幕梁（西夏军用的一种毛织帐篷），后改成二正军合用一负赡，三丁同住一幕梁。每名正军自备弓矢甲胄，由国家供给马、骆驼各一匹，死亡需赔偿。宋人说其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由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 ①，真实地描绘了其兵员征集和后勤保障情况。
　　①　　 《金史？兵志》。
　　①　　 《范文正公奏议？上和守攻备四策》。
　　三、宋辽金夏时期的战争
　　（一）北宋统一战争
　　１。战前形势与战略决策北宋立国之后，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依然未变。除了宋政权外，还有南平、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７个割据政权和雄峙北方的辽政权。
　　南平，为后梁时高季兴所建，都江陵（今湖北江陵），拥有荆（今湖北江陵）、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３州，居处江汉一隅，势力弱小。
　　武平，原楚将周行逢所建，据有湖南１４州，被后周封为武平（治朗州，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内部长期战乱，政权极不稳定。
　　后蜀，后唐末期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所建，都成都，据有两川、汉中共４５州。孟昶继立后，君臣奢侈，政治腐败。
　　南汉，唐末刘隐所建，都兴王府（今广州市），据有岭南６０州。统治集团内部长期互相残杀，国事由宦官把持，政治残暴腐朽。
　　南唐，为十国中吴将李昪所建，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市），据有江淮地区。李煜（后主）即位后，酷爱诗文，迷恋声色，笃信佛教，国势衰弱。
　　吴越，唐末钱鏐所建，都杭州，据有两浙１３州，对外臣服中原各王朝，对内 重敛其民 ①，偏安于东南一隅。
　　北汉，后汉宗室刘崇所建，都太原，据有河东（约相当于今山西省）
　　１２州，世代臣服于辽。虽土瘠民贫，但内有精兵，外有强援，城坚地险，屡同后周对立，是北宋的劲敌。
　　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自辽太宗耶律德光（公元９０２～公元９４７年）从后唐石敬瑭手中取得燕云十六州后，辖境东起海滨，西抵阿尔泰山，北至西伯利亚，南界雁门山、滹沱河，成为北方一个强大的政权。
　　但北宋建立后，辽正处于穆宗耶律璟统治时期（公元９５１～公元９６９在位），由于统治昏庸残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尖锐，从而使辽自顾不暇，无力南下，为北宋统一战争提供了有利时机。
　　至于北宋政权自身，承继了后周的辖地，据有１１１个州，９６万户人口。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军事的发展，为进一步完成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
　　但中原地区自唐末以来，战乱连绵，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实力远非雄厚。面对 卧榻之侧，皆他人家 的严峻局势，赵宋要完成统一大业，战略谋划是否得当便成为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早在后周时，比部郎中王朴（公元９０５～公元９５９年）就曾提出过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他认为： 攻取之道，必先其易也 ②，主张首先吞并江南，然后收复燕云十六州，最后消灭北汉。但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宋太祖赵匡胤君臣在充分估计自己军事、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经过再三权衡，深思熟虑，最后继承和发展了王朴的战略主张，确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的着眼点是，先弱后强，取得具有雄厚人力物力资源的南方地区后，再集中力量对付北面的强敌。为此，选派一批得力将领，率重兵守卫北部要点：在延州（今陕西延安）、环庆（今甘肃环县）、原州（今甘肃镇原）、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屯驻精兵，以防备党项；在关南（高阳关南）、瀛州（今河北河间）、常山（今河北正定西南）、易州、棣州（今山东惠民一带）驻兵，以防备契丹；控制西山（今恒山）、晋州（今山西临汾）、隰州（今山西隰县）、昭义（今山西长治），以防御北汉。待北面的防守得到加强后，才挥军南下，分别击灭南方各割据势力。
　　①　　 《新五代史。吴越世家》。
　　②　　 《资治通鉴》卷二九二。
　　２。战争经过（１） 假途伐虢 ，袭占荆一湖建隆三年（公元９６２年）九月，武平统治者周行逢病死，１１岁的幼子周保权继位。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市）刺史张文表乘机发动兵变，占领潭州（今长沙市），进逼朗州。武平统治者一面派兵进击，一面遣使向南平和北宋求援。十一月，南平统治者高保勖也病死，侄高继冲继位。
　　久已图谋南下的赵匡胤，看到武平和南平接连发生丧乱，认为是削平它们的大好时机，于是决定一箭双雕：以借道援助武平为名灭南平，以援救为名灭武平。
　　乾德元年（公元９６３年）正月初七，赵匡胤命慕容延钊（公元９０８或公元９１３～公元９６４年）、李处耘（公元９２０～公元９６６年）等率安（今湖北安陆）、复（今湖北天门）等１０州兵，借道南平向武平进军。面对宋军的借道要求，南平内部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宋军强大，如山压卵，抵捍无益，不如早降。高继冲同意这种意见，因而未作任何应变准备。
　　二月初，宋军进屯襄州（今湖北襄阳），派人告知南平为宋军准备给养。
　　这时高继冲遣使以犒师为名，探听宋军的真实意图。二月初九，使者与宋军在荆门（今湖北荆门）相遇，慕容延钊假意殷勤招待，暗中由李处耘率轻骑数千，乘夜倍道向江陵急进。高继冲至城外迎接延钊大军，而李处耘则率兵先入城，迅速占领江陵城内要地。高继冲见大势已去，举城投降。
　　宋军灭南平后，征调南平军万余人，合兵向武平急进。这时，武平已击杀张文表，平息了内乱。但宋军依旧昼夜兼程直趋朗州。周保权获悉宋军压境的消息，急召群臣谋议，最后决定进行抵抗。宋在劝降无效后，分兵两路，水陆并进：水师从江陵沿长江顺流而下，二月末在三江口（今湖南岳阳北）大破武平军，遂进占岳州（今岳阳）。陆路则出澧州（今湖南澧县），三月初进至澧州南，击溃武平军，接着占领朗州，生俘周保权，湖南悉平。
　　宋军乘隙而动， 假途灭虢 ，迅速并灭荆、湖，意义重大。这一胜利，不仅振奋了宋军斗志，而且使宋军势力伸入长江以南，占领了长江中游战略要地，切断了后蜀和南唐两大割据势力之间的联系，从而为以后入川灭蜀、进军岭南和东灭南唐创造了条件。
　　（２）分进合击，一举灭蜀北宋占领荆、湖地区后，后蜀东、北两面则处于北宋瞰制之下，赵匡胤于是开始谋划攻蜀事宜。派人详细勘察川陕地形，以备由陆路攻蜀；同时修造战船，训练水军，以备由水路溯江而上攻蜀。这时，后蜀统治者也感到了宋军的威胁。宰相李昊建议蜀主孟昶向北宋纳贡，以求偏安自保。掌握军政大权的知枢密院事王昭远则主张先发制人，不可坐以待毙。孟昶遂决议严兵拒守，以抗宋军。当时，宋东临三峡，北控陇右和秦岭各隘口，后蜀前方所能依恃的要地尚有长江三峡和米仓山等。于是，后蜀一面派兵东屯三峡，一方面派人约北汉同时举兵，南北联合，夹击宋军。但派出的使者中途投宋，向赵匡胤密报了后蜀实情，并绘呈后蜀山川形势和兵力分布图。正欲伺机攻蜀的赵匡胤，得到后蜀约北汉攻宋的密书后，即以此为借口，于乾德二年（公元９６４年）十一月初二，发兵两路攻蜀：北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等率步骑３万出凤州，沿嘉陵江南下；东路由刘光义、曹彬等率步骑２万出归州（今湖北秭归），溯长江西上。两路分进合击，最后会师成都。孟昶得知宋师来攻，命王昭远、赵崇韬率兵３万自成都北上，扼守广元、剑门等关隘；韩保贞、李进率部数万驻守兴元（今陕西汉中），以为配合。
　　乾德二年十二月中旬，北路宋军攻入蜀境，所向克捷，连拔兴州（今陕西略阳）、兴元，在西县（今陕西勉县西）击败韩保贞，然后乘胜追击，俘韩保贞、李进，越过三泉（今勉县西南），直抵嘉川（今四川广元东北）。蜀军烧绝栈道，退保葭萌（今广元西北）。这时王昭远、赵崇韬率军屯驻利州（今广元），派兵在大、小漫天寨（利州城北）立寨而守。利州在嘉陵江东岸，群山环绕，形势险峻，是入蜀的咽喉要路。
　　因栈道断绝，宋军被阻，难以直进。王全斌遂率主力由嘉川东南的罗川小路迂回南进，由崔彦进率军一部赶修栈道，进克小漫天寨，蜀军退保大漫天寨。不数日，王、崔两部会师，分兵３路夹攻大漫天寨。蜀军连战连败，王昭远弃城渡江退保剑门（今四川剑阁东北），宋军于十二月三十日占领利州。次年正月，孟昶见形势危急，命不谙军事的太子元喆为元帅，率兵万余增援剑门。剑门 凭高据险，界山为门 ①，是屏蔽成都的重险，其得失关系重大，但元喆却一路 日夜嬉游，不恤军政 ②，置战事于不顾。此时北路宋军自利州直趋剑门，进占益光（今四川昭化）。
　　王全斌分兵一部由剑门东南的来苏小路，绕至剑门之南，断敌后路，自率精锐从正面进攻剑门。蜀守军一部见宋军由小路往来苏，弃寨而逃；王昭远也处置失当，仅以偏师防守剑门天险，自率大军退守汉源坡（剑阁东北３０里）。宋军前后夹击，迅速攻占剑门，并向汉源坡挺进。蜀军未战即溃，宋军乘胜进击，擒获王昭远，占领剑州。正月初，刚刚进至绵州（今四川绵州东）的元喆听到剑门已失，仓皇逃回成都。
　　与此同时，东路宋军的进展也很顺利。十二月下旬攻入巫峡，连破蜀军。蜀军在夔州（今四川奉节）东设锁江浮梁（即浮桥），上置３重木栅，夹江配置炮具，封锁江面。宋军进抵浮梁３０里处时，舍舟登岸，击败两岸守军，夺取浮桥，进至白帝城西，击破蜀夔州守军，占领夔州，打开了由长江入蜀的大门。然后沿江西上，势如破竹，蜀沿途守军皆不战而降。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八。
　　②　　 《续资治通鉴》卷四。
　　正月切，北路宋军直逼成都城下，东路宋军也接踵而至。正月初七，孟昶见大势已去，被迫投降，宋军仅用了６６天便将后蜀灭亡。
　　（３）声东击西，进军岭南宋灭后蜀后，占有了四川、湖南地区，造成了进一步南下的有利形势。南汉屏障已失，岌岌可危。但犹临危不察，连年骚扰宋境。宋在劝降无效后，决定进军岭南。开宝三年（公元９７０年）九月，赵匡胤命潘美（公元９２５～公元９９１年）、尹崇珂、王继勋等率１０州兵，避开五岭（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主要险道向贺州进军，其作战意图是：由南汉中部突入，诱歼敌军，稳定侧翼，然后东击兴王府。
　　九月中旬，宋军越过萌渚岭，直指贺州。并于九月十五日将贺州包围。刘■派大将伍彦柔率舟师溯郁江、贺水西上，北援贺州。宋军设伏以待，大破南汉援军，并乘胜攻克贺州。宋军攻占贺州后，本可长驱直进，但西面的富（今广西昭平）、昭（今广西平乐西北）、桂（今广西桂林）和东面的连（今广东连县）、韶（今广东韶关）、英（今广东英德）、雄（今广东南雄）等州皆有南汉守军，侧后受到威胁。潘美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并调动南汉的主力西上，以便乘虚而击，遂扬言要沿贺水东下，直取兴王府。刘■急忙起用老将潘崇彻率兵５万进屯贺江口（在今广东封开西北），以阻止宋军东下。但潘崇彻进驻贺江口后，拥兵自保，观望不前。潘美见南汉军逗留不进，遂挥师西上，连克昭、桂、富等州，解除了后顾之忧。十一月又迅速转兵东向，攻克连州。接着乘虚东进，直逼韶州。韶州据大庾岭之口，是广州的北大门。韶州危急，刘■急忙派大将李承渥率兵１０余万进保韶州，但被宋军击败，李承渥仅以身免，宋军攻占韶州。
　　消息传来，南汉举朝震恐。刘■下令加紧增修兴王府城池，企图固守。同时命郭崇岳、植延晓率兵６万屯马迳（今广州北），列栅守卫兴王府。开宝四年（公元９７１年）正月，宋军又连克英州、雄州。这时屯住贺江口的潘崇彻，见大势已去，率部投降。这样，宋军侧翼威胁全部解除，遂集中全力从韶州南下，迫近兴王府，于正月二十八日到达马迳，与汉军对峙。刘■无计可施，被迫遣使请降，但不久又反悔，并派其弟刘保兴率所有兵力到马迳增援督战。此时汉兵尚有１５万众。二月初四，宋军进攻马迳，植延晓战败身亡，郭崇岳退保营栅。潘美看到汉军 编竹木为栅，若篝火焚之，必扰乱，因而夹击之，此万全之策也①，遂于当天夜间发动火攻，大败汉军，郭崇岳死于乱兵之中，刘保兴逃归兴王府，宋军跟踪追击至城下。二月初五，刘■出降，宋军进占兴王府，南汉灭亡。
　　（４）五路出师，击灭南唐宋灭南汉后，据有长江上中游及下游江北地区和珠江下游地区，从战略上形成了对南唐的３面包围。南唐后主李煜，在宋灭南汉后，感到形势日益危殆，为了苟安求存，一面主动提出削去南唐国号，称江南国主，表示臣服；但同时又暗中募兵备战，以防宋军进攻。他把兵力部署在长江中下游南岸各要点，重兵则屯驻于湖口（今江西湖口）、金陵和润州（今江苏镇江）。此外，还遣使致书吴越，企图联络吴越抗宋，但遭到拒绝。
　　①　　 《续资治通鉴》卷六。
　　赵匡胤志在统一江南，绝不允许南唐独霸一方的局面存在下去。但由于南唐是江南实力最强的割据政权，又事宋甚恭，因此在消灭南平、武平、后蜀、南汉之前，一直对其采取安抚政策，暂时笼络和稳定南唐。
　　当上述割据政权一一铲除之后，便积极准备消灭南唐。他用离间计除掉南唐重要将领林仁肇；遣使同辽修好，以免进攻南唐时腹背受敌；派人索取南唐形势图，以了解其屯戍、交通、户口多寡等情况；加紧军需物资准备；制造舰船，训练水军；开宝七年（公元９７４年）七月，采纳江南人樊若水的建议，在荆湖造巨舰战船数千艘，以备渡江时架设浮桥，用于水战；九月，命曹彬（公元９３１～公元９９９年）、潘美、曹翰等率兵１０万分赴荆南江陵等地待命。
　　赵匡胤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即遣使命李煜入朝，李煜称病固辞，宋便以此为借口，下令进攻南唐。以曹彬为统帅，指挥各军，其具体部署是：曹彬率荆湖水军顺流而下，攻取池州（今安徽贵池）以东长江南岸各要点；潘美率步骑自和州（今安徽和县）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间渡江，会合曹彬部东下直攻金陵；京师水军自汴水而下，取道扬州入长江，攻取润州，尔后进攻金陵；吴越王钱■率吴越军５万从东面攻取常州，配合宋水军夺取润州，会攻金陵；王明率军向武昌进击，牵制江西的唐军东下赴援。这一部署是以曹彬、潘美统率的水、步、骑兵为主力，主攻方向选择在和州与采石之间，强渡长江进围金陵；东路为助攻；王明所率西路军为牵制。
　　开宝七年（公元９７４年）十月十八日，曹彬率荆湖水军携带预作浮桥用的舰船，自荆南出发，沿长江北岸一侧顺流东下。南岸唐军各屯戍部队以为宋军是例行巡江，未加任何阻击，致使宋军顺利通过了南唐屯兵１０万的重地湖口。十月二十四日，宋军突然渡过长江，袭占峡口寨（今安徽贵池西），水陆并进，直趋池州。唐池州守将弃城逃走。宋军占领池州后，在石牌口（今安庆西９０里）把巨舰、大船连接起来，在彩石矶试搭浮桥获得成功。然后继续东下，连克铜陵、芜湖、当涂，进攻采石。
　　闰十月二十三日，曹彬击败唐军２万余人，夺占长江下游重要渡口采石。
　　十一月中旬，宋军将预制浮桥移至采石，三日桥成，潘美遂由江北率步骑通过浮桥迅速跨过长江。
　　宋军主力渡江后，立即发起猛烈进攻。自十一月下旬起，连克金陵外围各据点，并在秦淮河击败南唐水陆军１０余万人，于是在金陵城郊三面扎营，形成对金陵的包围态势。在此期间，宋西路军王明部及沿江各部也发起进攻，先后在鄂州（今武汉）、武昌（今武昌县）、池州、宣州（今安徽宣城）、袁州（今江西宜春）
　　击败唐军。东路吴越军和宋水军也攻克了常州、江阴，进围润州。
　　金陵北据大江，南连重岭，龙蟠虎踞，形势险要。自开战以来，李煜仍诵经讲易，不问军政，以致金陵被围数月竟全然不知。直到开宝八年（公元９７５年）五月登城巡视，才发现宋军已进逼城下，大为惊恐。
　　于是诛杀主降大将皇甫继勋，下令朱令赟率湖口１０万守军东下赴援，自以为金陵固若金汤，宋军久攻不下，必然退兵，因而拒绝劝降。但朱令赟受王明部牵制，迟迟不能东下。直到十月，才率水步军号称１５万人，乘木筏大舰顺流东下，企图焚断采石浮桥，援救金陵。但时值初冬，长江水浅，舰筏过大，不能并进，军队行动十分缓慢。十月二十一日，朱令赟进至皖口（今安庆西南），王明等率部阻止。朱令赟下令火攻宋军，后因风向改变，火焰反烧南唐军，南唐军大溃。宋军乘势猛攻，朱令赟投火自焚，南唐援军被歼。此时，金陵已被围９个多月，形势更加危殆。
　　曹彬多次致书劝降，都被拒绝。曹彬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起总攻，金陵城破，李煜被迫投降，南唐灭亡。
　　（５）围城打援，迫降北汉赵匡胤在灭亡南唐后不久去世，其弟赵光义继位。太平兴国三年（公元９７８年），赵光义把吴越王钱■扣留在开封，迫使他献出两浙１３州土地。平海节度使陈洪进也献出了漳（今福建漳州）、泉（今福建泉州）２州。至此北宋完成了对南方的统一，于是开始集中力量准备消灭北汉和收复燕云十六州。
　　北汉依恃辽的支持，经常南下骚扰宋境，双方冲突始终未断。赵匡胤虽然在统一战争中实行先南后北的战略，但对北汉经常以攻为守，曾先后发动过３次进攻，企图相机进取。第一次是在开宝元年（公元９６８年）八月，乘北汉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之际，命李继勋、党进、曹彬等人率军进攻北汉，直逼太原城下。十一月，由于辽派兵南下援北汉，宋军撤退。第二次是在开宝二年（公元９６９年）二月，赵匡胤亲自率兵进攻北汉，自三月至闰五月，围困太原长达４个月，并引汾水灌城。由于汉军顽强坚守，双方伤亡都很严重。辽兵再次增援，加上阴雨连绵，宋兵多生疾病。赵匡胤感到兵力不足，难以继续打下去，于是撤围退兵。
　　第三次是在开宝九年（公元９７６年）八月，赵匡胤灭亡南唐后，分兵５路进攻北汉。九月，宋军大败汉军于太原城下。十月，赵匡胤突然去世，宋军撤退。
　　赵光义继位后，鉴于以往进攻北汉失利的教训，进一步作了较充分的准备。在加紧整训军队的同时，令晋（今山西临汾）、潞、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平）、镇、冀（今河北冀县）６州，制造兵器和攻城器具，并转运粮草，以保障作战的需要。太平兴国四年（公元９７９年）正月，赵光义决定进兵北汉，其部署是：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统率崔彦进、李汉琼、曹翰、刘遇等军进攻太原；命郭进为太原北石岭关都部署，阻击辽军；赵光义亲率一部兵力出镇州，牵制幽州的辽军大规模西援或南下。这一部署的意图是攻城阻援，以优势兵力强攻太原，又以有力部队从东北两面阻击辽的援军。
　　二月十五日，赵光义由东京出发，进至德清军（今河南清丰），派部将攻隆州（今山西祁县）。三月初一，赵光义进至镇州，接着分兵攻盂县（今山西盂县）、沁州（今山西沁源）、汾州（今山西汾阳）、岚州（今山西岚县），以牵制这些地区汉军对太原的增援。三月中旬，郭进率军进至石岭关。北汉统治者向辽求援，辽派南院宰相耶律沙（？～公元９８８年）、冀王耶律塔尔率兵先行，以南院大王耶律斜珍（？～公元９９９年）、枢密副使穆济率军继后，由东路增援；又命将领韩侼、耶律善布率兵从北面增援北汉。三月十六日耶律沙率军至白马岭（今山西盂县东北）与宋郭进阻援部队遭遇，两军隔大涧对峙。辽军渡涧进攻宋军，郭进乘其半渡，率骑兵奋击，耶律塔尔战死，辽军大败。辽北路援军由大同南下，途中听说东路败退，自动撤走。四月中旬，宋军攻下盂县、隆州、岚州等地后，以数十万之众包围了太原。四月二十六日赵光义亲临太原城下，四面巡视督战。刘继元在困守孤城、外无援兵、内部厌战的情况下，于五月初五出降，北汉灭亡，宋统一战争至此基本结束。
　　北宋统一战争自公元９６３年夺取荆、湖地区开始，到公元９７９年灭亡北汉止，经过１６年的战争，基本上结束了自唐中叶 安史之乱 以来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南北　方主要地区的统一，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北宋王朝统一战争所以能取得胜利，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外，在军事上，首先是先南后北战略符合当时南弱北强的情势。北宋建立之初，南方割据势力都已衰落，北方辽国正处在兴盛时期，地广兵强，并不断向中原地区扩展。宋早期曾几次进攻北汉都因辽出兵援助而无功撤退。南方各国，力量弱小，较易攻取；且经济富庶，中原馈饷可仰赖江、淮得到解决。后来统一南方后，得以充分利用江南地区的人力物力，集中全力北征，从而比较顺利地取得了阻击辽军、迫降北汉的胜利。其次是运用各个击破的策略比较成功，保证了战争的顺利进行。南方各国虽然承平日久，积弱不振，但它们拥有的总兵力却不下七、八十万；而北宋赵匡胤时兵力最多才有３７。８万人。
　　除去防备党项、辽、北汉外，能南下的兵力不超过２０万。南方各割据势力，唇亡齿寒、彼此利害相关，如果联合抗宋，力量不可小视。但它们之间矛盾甚多，互相猜忌，不能联合。赵匡胤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矛盾，进行分化瓦解以配合军事进攻。在军事进攻上，又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针，始终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最后，军政兼施，善用谋略。五代十国分裂已久，各国多已衰朽不堪，仅能自保图存。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政治腐败，人民怨愤，君臣战守无策，指挥不善。
　　故北宋得以在强大军事压力下，广施分化离间的谋略。不论战前、战中或战后，都以高官厚禄优待降者，瓦解其抵抗的决心，并能约束部队，严禁杀掠，尽量减少战争的破坏与损失。因此，每战都能以较少的代价获取较多的胜利。
　　（二）辽宋战争
　　辽是雄踞于宋朝北方的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契丹天显十一年（公元９３６年），辽从后唐叛将石敬瑭手中夺取了燕云十六州。这一地区西起山西和内蒙交界处，沿河北和北京北部向东，达渤海之滨，沿线山岭蜿蜒，有不少关隘控扼南北交通孔道，南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因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辽取得这一地区后，将占领地向南推进到雁门山、滹沱河一线，并把主力屯驻在幽州西北的鸳鸯泊（今河北张北西北安固里淖）。一旦南面有事，即分别从居庸关、曹王峪、白马口、古北口、安达马口、松亭关、榆关等长城各口进入幽州及其以南地区。契丹统治者以此为向黄河流域进攻的基地，动辄牧马南下，骚扰中原，给中原王朝造成极大威胁。
　　而中原王朝自失去这一地区后，便失去了一条抵御北方铁骑南侵的重要防线，藩篱荡然，无险可守。因此，收复这一地区势在必行。
　　宋朝建立之后，辽曾多次派兵南下骚扰，宋辽之间的冲突一直不断。
　　赵匡胤为致力于整顿内部和统一南方，对辽军的袭扰采取了来则备御、去则即止的积极防御方针。但一直没有忘记收复燕云地区。乾德元年（公元９６３年）十二月，对进呈阵图、请讨幽州的军校给予赏赐。统一荆湖和西蜀时，又设置封桩库 ，准备蓄满５００万缗，或作将来赎回燕云之资，或作攻取燕云的军旅之费。待到结束五代十国割据局面，初步统一中原地区后，北宋王朝便倾全力收复燕云。于是，宋辽之间围绕幽州地区的争夺战随之展开。
　　１。第一次幽州之战太平兴国四年（公元９７９年）五月，北宋灭亡北汉后，宋辽直接对峙。双方接触线大体东起泥姑口（今天津大沽口），西沿巨马河流域的信安军（今河北霸县东）、霸州、容城（今河北定兴东南），然后折向西北至飞狐（今河北涞源北）及灵丘（今山西灵丘）以南，直达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北）。此线以北为辽控制的燕云地区。当时习惯把燕云十六州中位于太行山北麓东南的檀、顺、蓟、幽、涿、莫、瀛７州称为 山前 ，把太行山西北的儒、妫、武、新、云、朔、寰、应、代９州称为 山后.辽对这一地区特别是幽州十分重视，除派大丞相、南京留守韩德让和大将耶律斜珍率兵防守幽州外，还在宋军进攻北汉时增派北院大王耶律希达、将领萧托古和伊实王萨哈加强防务。并在隋唐蓟城的基础上对幽州进行大规模的扩建，从而使幽州城成为方圆３６里，城墙高３丈、宽１。５丈，人口３０万的陪都和军事、政治重镇。
　　宋军在消灭北汉时，在太原集结了数十万部队。赵光义企图乘战胜的余威，一举夺取燕云地区。但是，宋军 攻围太原累月，馈饷且尽，士疲乏 ①，需要休整。同时 人人有希赏意 ，需要对攻克太原进行论功行赏以利再战。因此大多数将领不赞成立即向辽进军，但无人敢直言谏阻。只有崔翰怂恿赵光义，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能挟战胜之威，攻取幽州如探囊取物。赵光义于是决意北伐，命曹彬负责部署军队行动，潘美组织粮运管理后勤；郭进继续监视雁门以北辽军动向以保障侧后的安全。其战略方针是：以幽州为主要作战目标，迅速自太原转移兵力东进，越过山丘重迭、沟壑纵横的太行山，乘辽无备，实施突然袭击，一举夺占幽州。一旦幽州得手，必然震动其余诸州，然后乘胜收复全部燕云地区。
　　五月二十日，宋军从太原分路东进，翻越太行山，二十九日抵镇州（今河北正定），进入河北平原。六月初七，赵光义调发京东、河北诸州的武器装备和粮秣运往前线。十三日，赵光义亲自率军从镇州出发。
　　十九日进入辽境，占领金台（今河北易县东南），二十日进至歧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巨马河北）。由于宋军每天以百里的速度迅速开进，暴露在宋军侧后的辽东易州（治歧沟关）守军孤立无援，不战而降。这时，辽北院大王耶律希达、将领萧托古和伊实王萨哈在沙河（今易县东南的易水）迎击宋军，企图阻止宋军向幽州推进，被宋军击败。二十一日宋军进至涿州，辽涿州守将开城投降。二十三日黎明，宋军进抵幽州城南。
　　辽南院大王耶律斜珍看到宋军兵锋甚锐，不敢正面交锋，率兵进驻清沙河北（在今北京清河镇一带），以声援幽州，从而使幽州、得胜口、清沙河结成犄角之势，并保持了幽州与山后的联系，因为而提高了幽州辽军固守待援的决心。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
　　赵光义认为耶律斜珍只能凭险固守，便以一部牵制其军，部署主力围攻幽州。六月二十五对幽州展开围攻：宋渥率部攻南面，崔彦进率部攻北面，刘遇率部攻东面，孟玄喆率部攻西面。辽韩德让、耶律学古一面加强守备，一面安定人心，以待援军到来。六月三十日，辽景宗耶律贤（公元９４８～公元９８２年）得到宋军合围幽州的消息，派北院大王耶律休哥（？～公元９９８年）和南京宰相耶律沙统率五院兵越过燕山增援幽州。宋军攻城１０余日，虽一度乘夜登上幽州城垣，但旋即败退。宋军围攻幽州坚城不下， 将士多怠 ，士气低落。七月初六，正当赵光义督军攻城时，耶律沙的援军到达幽州城外，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
　　畔同宋军展开激战。战至黄昏，耶律沙部不支，向后撤退。这时，耶律休哥的骑兵从捷径赶到，数万人各持两个火把，宋军不测虚实，军心恐惧。耶律休哥到达幽州城北后，即与原集结在清沙河北的耶律斜珍合军，分左右两翼向宋军实施猛烈反击，宋军被迫撤除围城部队。驻守幽州城内的耶律学古在宋军撤围后，开城列阵，四面鸣鼓呐喊助威。宋军于是阵势大乱，失去指挥而大败。赵光义中箭负伤，乘驴车南逃，仅以身免。
　　辽军乘胜逐北，追至涿州。宋军沿途遗弃的大量兵器、糖秣，均为辽军所得。宋军第一次幽州之战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此战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赵光义被攻克太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辽军的实力及其拥有大量骑兵的情况估计不足，在部队疲困交加的形势下，仓促出兵，企图以突然的行动、优势的兵力数量，一举袭取幽州地区。这种轻率鲁莽、侥幸取胜的投机举动，最后遭到失败乃是情理中事。从作战指导上看，宋军移师幽州，仅是一个方向的进攻，既未从幽州北面出兵配合，牵制辽军，又未控制一定的预备兵力。一开始便将主要兵力投入战斗，企图速战速决，一举成功，以致一遇挫折，便无力挽救。其次是对幽州城的防御力量估计不足。幽州是辽的战略要地，辽必以重兵守城。宋军远程急进，无攻坚准备，以致顿兵坚城，陷入师老兵疲的困境。最后是缺乏打援部署。幽州既为辽战略要地，在受到围攻时，必以重兵增援。但赵光义计不及此，未作任何阻援部署，只顾倾全力攻城，致为辽援军拊击，导致全军溃败。反观辽军，虽在宋军突袭初期遭到一些挫折，但能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固守待援，为调集援兵赢得了时间。在援兵到达后，又成功地运用两翼包围的战法，发挥骑兵的长处，乘耶律沙拖住宋军并使宋军遭到一定程度削弱时，突然投入战斗，终于扭转战局，取得了解围幽州，大挫宋军的胜利。
　　２。第二次幽州之战第一次幽州之战失败后，赵光义一直打算二度北伐，以洗刷高梁河之败的耻辱，并为此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如分命将领驻守边境，屯聚粮秣。 命曹翰部署修霸州、平戎、破虏、乾宁等军城池。开南河，自雄州达莫州，以通漕运。 ①雍熙三年（公元９８６年），辽圣宗耶律隆绪（公元９７１～１０３１年）继位，年仅１２岁，其母萧太后摄政。赵光义及一些臣僚认为，辽 主少国疑 ，母后专权，宠幸用事，大臣不附，内部不稳，此乃夺取幽州的天赐良机。于是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作出再次进攻幽州的决策。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
　　其实，萧太后是一个具有统治经验的人物，她 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政 ②。在摄政之初，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民族矛盾；发展生产，整顿军队，大修武备。
　　任命北院大王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南院大王勃古哲总领山后军政，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萧道宁驻守幽州。耶律休哥受命后；积极训练军队， 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 ①。因此，辽的国势正在复兴，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情况，较之 畋猎无厌 、 嗜杀不已 的穆宗时期，已有较大程度的改变。但赵光义对敌情未进行认真的了解和研究，仅从母后专政这一表象出发，便武断地认为辽内顾不暇，有机可趁，在几个臣僚的怂恿下，贸然作出了北伐决策。
　　雍熙三年（公元９８６年）正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宋军兵分３路开始出动，其部署是：东路以曹彬为主将，崔彦进为副，自保州（今河北保定）趋涿州；另一支则由米信、杜彦圭率领，自雄州趋新城（今河北新城）。西路由潘美为主将，杨业（？～公元９８６年）为副，自雁门趋云州，尔后会合田重进部东下，从北面会攻幽州。中路以田重进为主将，谭延美为副，自定州北上趋飞狐口。与此同时，派使者到高丽，联络高丽向辽东进攻（该路后未行动）。曹彬等出发前，赵光义对他们说： 潘美之师，但令先趋云、应，卿等以十余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毋贪小利以要敌。敌闻大兵至，必萃劲兵于幽州。兵既聚，则不暇为援于山后矣。 ②赵光义的战略意图是：先令潘美夺取云、应等山后诸州，曹彬部则实施战略佯动，持重缓行，扬言攻取幽州，以吸引辽军主力于幽州以南，无力增援山后诸州。待潘美、田重进两路东进会师，再迂回幽州之北，切断幽州与山后辽军的联系，最后合攻幽州。
　　辽直到三月初六才得知宋军大规模发动进攻的消息。萧太后针对宋军的情况，以一部兵力先对西线宋军进行牵制性作战，而以主力对幽州威胁最大的东路宋军主力进行决战，尔后再向山后转移兵力，击破两路宋军。其具体部署是：命南京留守耶律休哥率领部队阻止曹彬部北上，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率军继进；同时下令征诸道兵增援幽州。以耶律斜珍率山西兵马进援山后，阻击田重进、潘美军；以耶律勤德守备平州（今河北卢龙）海岸，巩固后方，防备宋水师从海上进击辽东。萧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军进驻驼罗口（今北京南口附近），作为策应。
　　宋军发起进攻后，开始时各路进展比较顺利。中路田重进军自定州沿滱水（今河北唐河）河谷北上后，于三月初九进至飞狐北。辽冀州、康州军往援，宋军全歼援军。二十三日，辽飞狐守将投降。二十八日，辽灵丘（今山西灵丘）守将也举城降。四月十七日，宋军进攻并攻占蔚州。西路军潘美部出雁门关后，三月初九在寰州击败辽军。十三日朔州辽军守将投降。十九日，应州辽军投降。四月十三日，宋军又攻克云州。
　　东路米信部自雄州出发后，渡过巨马河，于四月初四在新城击败辽军。
　　曹彬率东路军主力约１０万人，三月初五攻克固安（今河北固安），十三日攻占涿州，全歼守军。赵光义得知曹彬军进展过速，违背 持重缓行 的作战意图，即担心辽军切断粮道。当曹彬进占涿州后，辽耶律休哥因兵力不足，采取避免决战，疲惫消耗宋军的方针。夜间用轻骑袭击骚扰，白天用精兵虚张声势以迷惑宋军，同时派兵绕至宋军后方，截断宋军粮道。曹彬军在涿州１０余天，因粮尽不得已退回雄州。曹彬军的后退使本已有利的战局发生逆转。
　　②　　 《辽史？后妃传》。
　　①　　 《辽史？耶律休哥传》。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三。
　　赵光义得知曹彬军后退就食后大惊，认为大敌当前而退军就食，甚为失策。于是急令曹彬率军沿巨马河向米信军靠近， 按兵蓄锐以张西师之势，待美等尽略山后之地，会重进东下趋幽州 ， 以全师制敌 ①，会攻幽州。但是，曹彬部下诸将听说中、西两路军连克州县，屡战屡胜，耻于东路兵不能有所攻取，纷纷主张出战。曹彬不能制止，遂听信诸将意见，补充粮食后，又向涿州进攻。耶律休哥以一部兵力对曹军进行阻击，且走且战，以迟滞曹军行动。这时正值夏天，曹彬大军行进途中缺水，士卒困乏不堪。到达涿州后，曹彬得知萧太后率援军从驼罗口南进，有会同耶律休哥军钳击宋东路军之势，于是命部将带城中民众先行向西南撤退，曹彬亲率主力断后。但撤退中宋军混乱不堪，耶律休哥全力追击。五月初三，在歧沟关大败曹彬军。曹军溃退，夜间涉渡巨马河时，被辽军追上，溺死者甚多。余部继续向高阳（今河北高阳）溃退，途中又被耶律休哥追上，死伤数万人。曹军遗弃大量兵器、军资，残部退到高阳。
　　赵光义得知歧沟关战败的消息，即令宋中路田重进军退驻定州，西路潘美军退驻代州（今山西代县），以避免中西两路再曹败绩。同时增兵北境，阻止辽军南进。辽军在歧沟关获胜后，于七月初以１０余万兵力西移，先后攻占了蔚州、飞狐、应州、寰州等地。赵光义令潘美等派兵掩护云、朔、寰、应４州居民南迁。潘美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令杨业出击。杨业根据辽军攻占寰州后兵势正锐的形势，不同意出击，认为可领兵出大石路（今代县崞阳石峡口）配合云、朔两州守将率民众伺机撤退。监军王侁谴责杨业见敌 逗挠不战 ，杨业无奈率兵出战，并与潘美等约定在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县南）派兵接应。杨业孤军北进，遭辽军伏击而大败，退至陈家谷口时，接应兵已撤走，以致全军被歼。
　　杨业受重伤被俘，不屈而死。宋王朝对辽发动的第二次幽州之战，又惨遭失败，仅中路军顺利退回。
　　此战宋之失败，首先是赵光义错误地判断了敌情，在准备不够充分，时机不够成熟的条件下轻率发动战争，因而招致失败。在作战指导上，宋军３路分进合击，企图率先控制燕山山脉要隘，然后合攻幽州，这一方针本来是正确的。但在战略上却未能有效协同。田重进军和潘美军未能及时会师东进，负责主攻方向的曹彬军开始时轻敌冒进，继则退进无度，举止失措，亦未能与中路田重进部取得协同，切断辽的援军，以致造成合围幽州的企图未能实现。其次是宋军对燕云地区地理特点不熟悉，缺乏与大规模骑兵作战的装备、训练和经验。企图以迂回的手段断辽骑兵的援路，但未能制定在平原地区有效对付敌骑兵的战法，故阻援不成，即束手无策，被迫撤退又屡遭袭击，一溃而不可收拾，再次遭到重大挫败。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三。
　　反观辽军，在这次作战中虽处于战略上的防御地位，但萧后出入疆场，习知军政，以一部兵力牵制山后两路宋军，集中兵力打击对幽州威胁最大的曹彬部。因曹部不仅是宋军主力，且在这个方向上便于发挥辽骑兵的优势，又有幽州坚城可以依托，是同宋军决战的理想战场。此外，耶律休哥在援兵未至之前，采取各种手段削弱、疲惫宋军，不仅赢得了时间，也为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击败曹彬后，乘机扩大战果，实施大胆追击。并迅速转移兵力，先破田重进部于蔚州之东，又在飞狐之北击败潘美部，完满达成了各个击破的目的。
　　３。 澶渊之盟 接连两次伐辽失败，对宋君臣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严重的恐辽情绪，从此谈辽色变，再也不敢轻言收复燕云。
　　宋军精锐在两战中损失殆尽，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为此，在河北沿边的平原上，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沽海口，利用河渠塘泊，筑堤储水，并设置堡寨，往来巡警，以防辽国骑兵奔冲。对于辽军的入侵，实行消极防御， 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①。结果束缚了宋军手脚，置宋军于被动挨打境地。
　　而辽军开始占据优势和主动地位，不断向宋发起进攻。雍熙三年（公元９８６年）十一月，辽军乘胜南下。耶律休哥率军在望都（今属河北）
　　击败宋军，进屯滹沱河（自五台山流经真定，向北流入巨马河）北。辽军数万渡河进攻瀛州（今河北河间），与宋军刘廷让部在君子馆（今河间北）展开激战，宋军大败，死伤数万。雍熙四年（公元９８７年）正月，辽军乘胜攻克深（今河北深县）、祁州（今河北安国），纵兵大肆抢掠。
　　端拱元年（公元９８８年）辽军又大举南下，攻占了宋涿州、祁州、新乐（今河北新乐）等地。咸平二年（公元９９９年）以后，辽继续派兵深入宋霸、雄、贝、冀、邢、洺、深、滨、博、濮、青、淄、齐、潍及天雄、乾宁等十多个州军，掳掠人畜财物，屠杀无辜百姓，损坏房屋庄稼，给河北、山东一带的农民造成巨大的灾难。
　　景德元年（１００４年）闰九月，辽圣宗及其母萧太后率大军南下，但刚入宋境，就遭到北宋军民的坚决抵抗。辽军攻威虏军（今河北徐水）、顺安军（今河北高阳），不利；攻北平寨（今河北完县），又受挫。接着，绕道攻保州（今河北清宛县）、定州，仍不克，又东攻瀛州，死伤３万多人。以后，辽军乘隙进到澶州（今河南濮阳）。
　　辽军南下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廷大震，惊慌失措，不少人主张南逃金陵（今南京）或西逃四川。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持真宗亲征。真宗在寇准的坚持下，来到澶州，使宋军士气大振，几十万大军迅速向澶州集结，形势对宋十分有利。而此时的辽军，孤军深入，本犯兵家大忌，加上主将挞览被宋军击毙，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前进则受阻，背后又有宋军环伺，腹背受敌，进退失据，处境险恶。因此急于求和，企图通过谈判得到战场上不可能得到的胜利。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
　　昏庸懦怯的宋真宗，无视有利的形势，只求让辽军尽快撤走，于是双方开始议和。经过讨价还价，双方约定：宋每年给辽银１０万两、绢２０万匹，称为岁币；宋辽两国约为兄弟之国；仍按此前的旧界作为双方国界；辽军撤退时，宋军不许在沿途进行拦击。澶州又称澶渊，故史称这次盟约为 澶渊之盟.这一耻辱的城下之盟，给宋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它不仅无端地给中原地区人民套上了一副沉重的经济枷锁，也为宋代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创了先例。
　　澶渊之盟 后，辽一方面由于内部统治不稳，另一方面也感到难以打败宋朝，所以不再举兵南下，宋辽两国的战事基本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此后的１００多年间，宋辽大体上维持着和平状态。
　　（三）宋夏战争
　　宋夏战争是宋军与西夏军在今天陕西、宁夏地区所进行的战争。它始于宝元元年（１０３８年），其后时战时和，直到北宋灭亡才算结束战事。
　　前后数十年间，给宋和西夏政权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１。宋夏前期战争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夏州地区的党项部落首领李氏就开始奉行 保全实力 的政策，在各割据势力的战争缝隙中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
　　宋朝建立以后，党项首领李继迁（公元９６３～１００４年）反对宋朝廷削弱乃至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的政策，并趁宋辽爆发战争的机会，采取联辽反宋的策略，大肆攻掠宋朝边境，拦截宋军粮草。李继迁之子德明继位后，双方媾和息兵，出现了２０余年 有耕无战，禾黍如云 的安宁景象①。
　　天圣九年（１０３１年），德明死，其子元昊接过统治权。他野心勃勃，招纳汉族士人，创制西夏文字，建立年号制度，攻掠上蕃、回鹘，控制河西走廊。宝元元年（１０３８年），他自称大夏皇帝，设１２个监军司，准备对宋朝发动大规模进攻。次年正月，又上表宋朝，要求正式承认他的皇帝地位。
　　元昊的这一举动，给奉行严格中央集权原则的宋朝君臣以强烈刺激。宋仁宗（１０１０～１０６３年）下诏剥夺元昊官爵，撤销所赐皇姓，停止贸易往来，并募人捕杀元昊。但在军事上，由于宋朝多年来 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 ②，实际上并无能力发动大规模攻势。
　　所以，除了策动党项世仇、吐蕃首领唃厮啰从其侧后予以牵制外，就只能采取一些屯粟立寨、增兵戌守的战备措施。
　　①　　 《范文正公集？答赵元昊书》。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
　　康定元年（１０４０年）正月，元昊抢先发动进攻。他集结西夏骑兵主力，直逼延州（今陕西延安）北的金明寨，同时声东击西，派偏师诈攻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延州守将范雍中计，派大将刘平、石元孙领兵３万驰援保安军。孰不知此时元昊已攻破金明寨。原来金明寨守军虽有１０万之众，但分散在３６个小寨中，各寨力量相对薄弱。元昊欲克金明诸寨，蓄谋已久，先使人诈降投入寨中，加上守将李士彬驭下严苛，内部不和。
　　俟西夏兵一到，内应蜂起，李士彬束手被擒。元昊轻易获此胜利，乘胜挥师南下，进围延州。
　　范雍飞檄召刘平等人回援。刘平素来轻敌，昼夜倍道兼行。元昊闻讯，又施 围点打援 之计，在延川西北的三川口伏下重兵。正月二十三日，刘平诸部宋军步骑万余人在三川口与西夏军斥候相遇，宋军奋力将其击败。西夏军遂弃老弱牛马逃走，宋军紧追不舍，陷入包围圈。此时，平地降雪数寸。元昊以１０万精骑将刘平所部团团围住，宋军多次突围都没有成功。黄昏时分，西夏军开始主动进攻，两军正酣战间，位于宋军阵后的黄德和率部先逃，引起全线崩溃。刘平身负重伤，仍派人杖剑阻止士卒溃逃，只留下千余士卒，遂退至西南山下，结寨自保。次日，西夏军将宋军残部分割包围，逐个攻破各寨，俘获刘平等人。而围困延州的西夏军，攻城７日而不克，又遇天降大雪，遂解围归国。
　　宋军在三川口的惨败，震惊朝野官民。宋廷方始认真备战，一方面增募兵员、收括马匹，在陕西境内筑城修堡，另一方面又派人赂赠土蕃首领唃厮罗大批金银锦帛，鼓动他趁虚攻打西夏。但最重要的，是其调整陕西边帅的人选，以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韩琦建议改变以往派人递送情报的迟缓通讯方法，改为设立烽候。范仲淹建议改变以往分兵守边的办法，集中兵力日夜训练，以为机动之兵。同时针对延州之北数百里藩篱破尽的状况，着手修复城寨，安辑人民，招抚流亡；克复被西夏攻破的寨门、金明诸寨加以据守；招募蕃汉弓箭手于寨旁居住，以充实城寨的防御力量。这些措施对稳定宋夏边境局势，扼制西夏军队袭扰，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宋朝廷为了挽回战败的面子，不待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就急于发动战略进攻，并计划于庆历元年（１０４１年）正月，由泾原、鄜延方向两路出兵，夹击元昊。但宋朝两路边帅韩琦、范仲淹在此问题上的主张是不一样的：韩琦主张集中兵力，深入西夏腹地，寻求敌人主力决战，以绝永久之患。范仲淹则要稳扎稳打，打算先巩固边界防线，然后进取绥、宥，占据茶山、横山，说只要能控制这道战略防线，便可杜绝或削弱西夏的袭扰。范仲淹为申明自己的想法，还上奏朝廷，建议暂缓出兵。
　　宋朝廷同意范仲淹所部鄜延路军兵出师之期，可以不拘早晚，从而在宋军战略协调的问题上留下极大隐患。
　　庆历元年（１０４１年）二月，正当宋朝君臣将帅之间书信往还，争论不休时，元昊抢先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进攻。他为了麻痹宋人，派人分别向韩琦和范仲淹表示请和归顺。接着，集中兵力，向泾原一路发起进攻。他率军１０万直抵宋德顺军（今甘肃静宁）境内的好水川地区（今宁夏隆德西北），埋伏下主力部队，又派少量部队至怀远城（今宁夏西吉县偏城）诱战。韩琦得知西夏军入境，派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守兵加上所募敢勇１。８万人，由大将任福统领前去迎击。临行前，韩琦再三嘱咐任福引军绕至西夏军侧后，伺机出击。若 度势未可战，则据险设伏，要其归路；待其归，然后邀击之 ①。任福不遵指示，率轻骑数千先行，又命后续部队紧紧跟随。二月十三日，他在张家堡（今宁夏固原县张易）
　　与小股西夏军遭遇，将其击败，并乘胜猛追，追至好水川口时已马乏人饥。次日晨，宋军循川西进，在道旁发现几个银泥盒，内有跃动之声，打开一看，只见上百只带哨家鸽从中飞出。埋伏已久的西夏军得到信号，迅速从四面合围。两军战至中午，宋军之阵不支，欲退依山险相拒。此时西夏军又在山脊上出现，居高临下发动攻击，宋军溃败，许多军士坠崖而死，任福也战死。同日，宋军后续部队进至姚家川（今宁夏德隆西北），也被西夏军包围击败，仅逃出败兵残卒千余人。
　　好水川之战失败后，宋朝廷完全丧失了进攻的勇气，改而采取守势，下令陕西诸路总管司严边，毋辄入贼界，至则御之 ①。不久，又把陕西划分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４路，屯兵２０余万，分守军州堡寨，阻敌直捣宋朝腹心之地。
　　庆历二年（１０４２年）闰九月，西夏又发兵１０万，分东、西两路合攻镇戍军，企图由此进窥关中。宋军派葛怀敏等领兵３万救援，在养马城（今甘肃固原西）与西夏军相遇。葛怀敏不接受前几次宋军失败的教训，依然幻想靠野外决战获取胜利。所以，拒绝了 固守镇戍，以逸待劳 的建议②，分兵４路直趋定川寨（固原西），结果被西夏军分割包围。葛怀敏退入定川寨据守，又被西夏军切断退路和水源。当夜，葛怀敏以寨小难守，向镇戍军方向突围。宋军突围至秦故长城壕边被西夏军再次包围。葛怀敏等战死，部下９０００余人被俘。
　　此后，元昊挟定川寨胜利余威，驱军直抵渭州（今甘肃平凉），一路上焚荡庐舍，屠掠居民，但慑于鄜延４路扎有重兵，未敢深入。另一方面西夏连年征战，死伤众多，国人怨言四起，加上辽夏关系破裂，辽朝大兵压境，不得不暂时停止对宋军事行动。而在宋朝方面，一系列军事失败，暴露出宋军军队建设的重大缺陷及其军队战斗力之低下，更不用说连年征战给国家财力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危害。有人曾描述说： 自关陕兴兵以来，修完城垒，馈运芻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内则帑藏空虚，外则民财弹竭，嗟怨嗷嗷，闻于道路。 ①所以宋廷也十分渴望罢战言和。这样，经过长期协商，双方于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年）五月签订和约。
　　２。宋夏后期战争宋朝虽与西夏讲和，但鉴于前期战争惨败的经验教训，加紧了边防建设。特别是宋神宗继位以后，抱着富国强兵的思想，任用王安石为相，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军事实力。在战略上也由防守转入进攻，准备将西夏一举荡平。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宋通远军使王韶（１０３０～１０８１年）提出招抚藩族，进图西夏的建议，并身体力行，次第收复了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各州，招抚蕃族３０余万帐，建立起一块威胁西夏右厢的战略基地。恰巧不久西夏发生政变，年幼的西夏国主秉常（１０６０～１０８６年）被囚。宋朝决定趁此难得之机发动５路进攻：李宪部出熙河路，种谔部出鄜延路，高遵裕部出环庆路，刘昌祚部出泾原路，王正中部出河东路。按作战计划，泾原、环庆两路合取灵州，河东、鄜延两路先会师夏州，再攻怀州，最后４路合攻兴州。宋朝廷还请吐蕃出兵渡黄河攻取凉州，以牵制西夏右厢兵力。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
　　①　　 《宋史？仁宗纪》。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
　　宋军大举进攻的消息传到西夏，当时主持朝政的梁太后召集文武臣僚询问对策。一些血气方刚的少壮派将领皆主张出兵迎战。只有一位老将说： 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于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运，大兵无食，可不战而困也。 ①梁太后采纳了上述诱敌深入的战略。
　　此时，泾原路刘昌祚部已进至堪哥平磨哆隘口（在灵州南百　余里），与据险守隘的３万西夏兵遭遇。刘昌祚以牌手在前，布神臂弓和劲弩于后，身先士卒，挟两盾牌登隘激战。待西夏兵稍稍退却，以大军猛冲，将其击败，乘胜直抵灵州城下。可惜奉命指挥刘昌祚的环庆路将领高遵裕迟迟不带兵赶到，使西夏兵从容做好防御准备。宋军顿兵坚城之下，围攻１８昼夜而不克。而西夏军放黄河渠水灌淹宋军营地，又断绝其粮饷之道，宋军士兵因冻溺饥饿而死者极多。宋朝廷见其不能取胜，下令班师。但高遵裕所部在退却途中，不断遭到袭扰，又无粮食，相继溃散。
　　鄜延路种谔所部沿无定河西进，起初势如破竹，连下银、石、夏诸州，但很快就因为军粮供应不继，又逢大雪，部队非战斗减员达２／３以上。
　　河东路王正中所部沿无定河北行，一路尽是沙湿之地，士马陷没者极多，至顺宁寨（宥州附近），因粮运不继，无功退兵。只有李宪所部在攻克兰州古城（今甘肃阜兰）之后，进占龛谷（今甘肃榆中），并在天都山下立营固守。不久，听到其他各路失败的消息，又匆匆撤回河熙路。此次战役，宋军在战斗上虽然败多于胜，但拥有较为雄厚的军事实力，占领了银、石、夏、宥诸州和横山北侧的一些军事要点，使西夏在横山沿边地带 不敢耕者至二百余里 ，边境贸易断绝，物价腾贵， 其余老弱转徙，牛羊堕坏，所失盖不可胜数 ①，陷入不利境地。
　　此后，宋朝君臣将帅改而采取 筑寨缓进 战略。元丰五年（１０８２年），选择地处横山之要的永乐（今陕西米脂西）筑城，但由于经验不足，忽略了城中的水源问题，改为主城之外另筑水寨，存蓄用水的办法。
　　虽知城刚筑成，西夏兵便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们不仅将永乐城团团围住，占领了水寨，而且派游骑阻止宋军进援永乐城。永乐城守军虽竭力支持，但城中水源涸乏，士兵绞马粪汁充作饮料，渴死大半，终于被西夏兵乘夜雨急攻而下，宋方将士役夫死者１０万余人。绍圣年间（１０９４～１０９８年），宋朝又在沿边地区修筑了平夏（今固原北）、灵平（在平夏以南）
　　等数十个堡寨。这次吸收以往筑寨的教训，综合解决利用制高点和水源的矛盾，按 半山半川 的模式，在靠河倚山之处修筑梯形城垣，将一面山坡和一岸河川包罗在一座城址之内，使 其堡寨城围务要占尽地势，以为永固 ②。同时，召募弓箭手屯田菅室，保寨卫家，形成幅员数百里间，楼橹相望，鸡犬相闻，士马相援的严密防御。特别是宋朝控制了西夏米粮之川横山、天都山以后，西夏失去聚兵就粮之地，很难发动大规模进攻。所以，尽管后来双方仍不时发生战事，互有胜败，但西夏在战略上处于下风，不得不出面乞和。
　　①　　 《宋史？夏国传下》。
　　①　　 《宋文鉴》卷五五。
　　３。宋夏战争的经验教训宋夏战争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宋朝与以游牧业为基础的西夏政权之间的长期战争，其经济实力和战争潜力的大小优劣是不言而喻的。有着强大经济实力的宋朝，在战争前期每战必败，战争后期又可以略占上风，这种奇怪现象，只能从军事角度进行解释。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宋朝 重文轻武 、 居重驭轻 、 守内虚外 的军事政策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直接导致了宋夏前期战争的失败。宋太祖靠兵变起家，十分害怕握兵大将步其后尘，故千方百计削弱将领的权力，也不重视边防武装力量的建设，以致在三川口之战中出现 将不知兵，士不知战 的状况。在军事行动中，往往由朝廷遥制，不敢派大将统一指挥，各路军事行动极不协调，因而容易被对方各个击破。宋军在好水川之战中遭到惨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韩琦一路孤军深入，而范仲淹一路按兵不动，缺少对西夏军侧翼的牵制。
　　第二，宋军在缺乏强大骑兵部队的情况下，弃长用短，孤军深入沙漠之地，寻求野外会战歼敌，结果常常因粮尽援绝而全军覆没。宋军因马源有限及士兵日常生活习惯的关系，其兵种构成以步兵为主，辅以少量骑兵。步兵利攻守城作战，不利于野战。但一些宋军将领不了解这一点，对党项骑兵的野战能力估计过低，幻想通过一两次主力会战一鼓而歼之。三川口、好水川之战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的。经过多次失败，一些有见识的宋军将领，提出 以我之利器（指弩等射远兵器）制敌人之天产 （指西夏骑兵），或筑堡修寨、渐图进取的设想。从后来筑城寨困敌方略实施的结果看，只要运用得法，以步兵为主的宋朝军队在攻守城作战中往往是可以占上风的。
　　第三，宋朝夺取横山、天都山地区的胜利，削弱了西夏的战略优势地位，扼止了西夏袭扰宋境的进攻势头。西夏军在此之前能积极引诱宋军在野外作战而伺机歼灭之。但在宋朝采取筑寨修堡作战方略以后，不能及时改变自己的战法，迅速发展攻城炮兵，以夺取横山一带的军事要点，因此陷入战局日蹙，由攻转守的境地。
　　（四）辽金战争
　　辽金战争，是以完颜部为首的女真人反抗契丹统治者，进而改朝换代的战争。它从天庆四年（１１１４年）开始，到天会三年（１１２５年）正式结束。力量弱小的女真武装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消灭了辽朝军队，建立了与宋、西夏鼎足而立的金王朝。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九。
　　１。辽金战争的爆发公元１０世纪中叶，以畜牧和狩猎为业的女真人还散处于白山黑水之间， 地方数千里，户口十余万，无大君长，立首领，分主部落。 ①至完颜部昭祖石鲁时，亲近部落间的联盟逐渐向军事部落联盟方向转化。
　　景祖乌古乃更役属诸部，正式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军事部落联盟。这就在客观上为后来女真反辽战争奠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当时辽朝政治腐败，对女真民族的勒索压迫日甚一日。其中最令女真人痛恨的有三件事： 打女真 、 荐枕席 和 索鹰鹞. 打女真 是指在辽人主持的榷场贸易中常常出现压低市价或拘辱女真的事件。 荐枕席 是指辽朝派遣银牌天使到女真境内督课贡献时，常令女真妇女伴宿，从贫民乃至豪族大户的美貌妇女皆不能幸免，因此激起女真各阶层民众的共同仇恨。 索鹰鹞 是因为女真靠近东海岸的地区盛产名鹰 海东青 ，辽朝统治者将其定为女真特有的土贡方物，下令女真人哪怕漂洋过海，搜遍深山峡谷，也要按时贡献。种种勒索压榨，令女真痛苦不堪，各部落往往执杀使者，断绝鹰道，甚至起兵反抗。
　　完颜女真部落联盟的历代首领利用民众的反辽情绪，先后统一了张广才岭以东、以西的大片土地，占领了今黑龙江呼兰以北和吉林延边地区，建立起一块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广阔根据地。频繁的开拓疆域战争，进一步增强了完颜女真的军事实力。根据女真部落兵制的征兵原则，被征服部落的增加必然带来兵源的扩大。至辽乾统二年（１１０２年）征讨肖海里之役，完颜女真已 募军得甲千余 ①。天庆四年（１１１４年）女真攻打宁江州（今吉林扶余）战前，征兵多达２５００人，编成女真最基本的武装力量。同时，多年的战争中还锻炼出一批敢于冲锋陷阵的勇将和善于运筹帷幄的谋臣，如完颜娄室（１０７７～１１３０年）、宗翰（１０８０～１１３７年）、宗望（？～１１２７年）、撒改（？～１１２１年）、完颜希尹（？～１１４０年）等。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重用这些将相之才，力农积谷，练兵牧马，备冲要，建城堡，军力空前强盛。
　　为了全力对付辽朝，女真人还极力促使其东南边境上的高丽国中立，保持一条和平的边界线。乾统四年（１１０４年），高丽曾派兵进入女真境内，４年后又在易懒甸筑九城，置戍兵，以为久占之计。此后双方的军事争夺陷入胶着状态，经年难分胜负。女真人急于对辽作战，为避免两面受敌，迫切需要结束掉这场久拖不决的战争。乾统九年（１１０９年）
　　六月，女真遣使至高丽，对其国王睿宗说：去年高丽 大举而入，杀我耄倪，置九城，使流亡靡所止归。故太师使我来请旧地，若许还九城，使安生业，则我等告天为誓，至于世世子孙，恪修世贡，亦不敢以瓦砾投于境上 ①。之后，高丽许还逋逃之人，退兵归地以修好。
　　①　　 《契丹国志》卷二六。
　　①　　 《金史？世纪》。
　　①　　 《高丽史》卷一三。
　　②　　 《金史？太祖纪》。
　　就在女真人进行紧张的战争准备的同时，辽天祚帝依然是 好畋猎，淫酗怠于政事，四方奏事往往不见省 ②。朝中显宦也被女真人贿赂的金珠良马所收买，闭塞言路视听。辽天庆二年（１１１２年）初，完颜女真首领阿骨打朝拜天祚帝，天祚帝命其歌舞助兴，阿骨打抗命不遵。天祚帝一度对女真人有所警觉， 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 前日之燕（宴），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贻后患。'萧奉先托辞 粗人不知礼义，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之心 ③，将此事遮掩过去。当时的辽朝将帅也确实有人注意到不尽早发兵攻打女真部落，令其坐大的战略性错误。如先后任横海军节度使和东北路统军使的萧兀纳（１０４９～１１１８年）曾两次上书，认为女真 其志非小。宜先其未发，举兵图之 ④。其正确意见并没有被朝廷采纳。天庆四年（１１１４年），辽朝统治者总算察觉完颜女真不仅要统一女真各部，而且要推翻辽朝的统治，于是遣使去责问威吓，并命令东北路统军司在辽朝边防重镇宁江州集结兵力，以海州刺史高仙寿率１０００余名渤海族士兵增援宁江州。尽管如此，辽朝上下都还不相信女真人真敢造反。大战之前，奉命做最后一次侦察的女真探子胡沙补在路上遇到增援宁江州的渤海族士兵，这些人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 听说女真欲反，是耶？ 九月，完颜女真首领阿骨打率领２５００名披甲执械的女真士兵在松花江南岸、拉林河口西的空旷岗地上，举行反辽战争的誓师大会，公开树起反辽的旗帜。辽金战争由此正式爆发。
　　２。辽金战争的第一阶段阿骨打虽然起兵反辽，但与建国上百年的辽王朝相抗衡，女真的力量毕竟太弱小。所以，他只好放弃女真骑兵突破力强，善于远程奔袭的长处，采取较为审慎的作战方略：在东线暂时进行积极防御，吸引并伺机利用野战击溃辽军主力。在西线，积极向辽朝统治薄弱地区挺进，利用渤海人的反辽情绪，积极扩大战果，逐步造成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产生重大变化。
　　按照既定方针，女真军队在东线首先进行了攻克宁江州之役。战前，胡沙补曾向阿骨打建议说： 今举大事，不可后时，若俟河冻，则辽兵盛集来攻矣。乘其未集而早伐之，可以得志 ①。阿骨打虽然知道当时女真军队的攻坚能力不强，但宁江州突出孤立，攻克它在政治上意义很大，遂调集优势兵力包围该城，经过浴血奋战，终于突入城内，活捉了辽防御使大药师奴。
　　宁江州的陷落，沉重打击了契丹统治者在辽朝脆弱的种族统治体系中的权威地位，势必引起一系列军事、政治上的连锁反应。一些辽朝将领上书建策，提出全面动员军队，以威势压服女真。但辽朝显宦为了照顾大国的面子，怕显露出示弱的迹象，只肯进行局部的战争动员，派兵７０００人，由司空、殿前都点检萧嗣先统领，进屯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
　　阿骨打乘其立足未稳，领兵３７００人秉夜急行，凌晨顶冰凌涉水过河，向辽军发起攻击。其时大风突起，尘埃蔽天，女真趁势击溃兵力居于优势的辽军。接着，又连续追击到斡邻泺，歼灭惊魂未定的辽军残部， 杀获首虏及车马甲兵珍玩不可胜计 ①。
　　③　　 《金史？太祖纪》。
　　④　　 《辽史？萧兀纳传》。
　　①　　 《金史？胡沙补传》。
　　出河店、斡邻泺战败后，天祚帝宠臣萧奉先为了给他的弟弟萧嗣先开脱罪责，骗取大赦令，造谣说辽军溃兵四处劫掠，如不能赦免他们，恐怕会啸聚山林。天祚帝信以为真，下诏赦免出河店溃逃将士，萧嗣先也仅仅得到免官的处罚。军事上的失利与政治上的腐败交织在一起，进一步激化了辽朝的内部矛盾。 自是出征之兵皆谓：' 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由是各无斗志，累年用兵，每遇女真，望风奔溃。 ②次年春，一系列军事失利迫使辽朝廷竭尽全力镇压女真的反叛。天祚帝不再信任本族将领，竟起用向不知兵的汉人丞相张琳率军１０万，分４路攻打女真：都统斡鲁朵军直攻来流河（今拉林河）女真地区，黄龙府尹耶律宁部向西北进攻女真地区，夏州节度使萧湜曷军从咸州向北迎战女真军队，左祇侯郎君详稳萧阿古从锦州进攻女真新占领区。面对辽军这几路颇不协调的进攻，阿骨打采取重点防御，然后反击的对策。辽军 独来流河一路深入，（遇）女真军马，初一战稍退，各退保寨栅 ③。
　　而来流河一路辽军统帅斡鲁朵又误听其营中汉族士兵逃遁，便率契丹、奚族士兵弃营狂奔。留在原阵地上的汉族士兵单独与女真人交战，惨败而归。其他３路辽军闻讯后，皆放弃进攻，退保本路防城。九月，阿骨打采纳大将完颜娄室的建议，乘胜发起攻势，次第扫除辽军固守的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周围的军事据点，断其外援，然后倚梯爬城，并助以火攻，费时一个月，终于将其攻破。
　　这时阿骨打已经建国称帝，公开显露出欲取辽而代之的政治意图。
　　而地处上京大门口的黄龙府被克，直接威胁到辽朝廷的安全。天祚帝闻黄龙不守，大惧，亲自领兵数十万分道而进，分发数月粮草，企图在短时间内消灭女真政权。女真此时的兵力空前壮大，但也只有骑兵２万，双方力量相差悬殊。阿骨打遂召集诸将会议，决定深沟高垒，固守以待破辽良机。
　　天祚帝虽然率领大军亲征，大有一举消灭女真之势。但他的地位并不巩固。他在镇压女真反叛上的无能，在处理渤海、汉、契丹和奚等民族关系时屡屡失败，导致一些契丹贵族萌生换主之念。就在此次进兵途中，都监耶律章奴突然胁诱将士３００人叛逃，图谋拥立燕王耶律淳为帝。
　　天祚帝眼见肘腋生变，决定秘密班师，先征讨耶律章奴。阿骨打探知辽军西还，遂抓住战机，激励将士，追及天祚帝于护步答岗（今黑龙江五常），催兵直击辽帝所在的中军，并以左右翼击攻， 辽师败绩，死者相属百余里 ①。天祚帝一昼夜狂奔５００里，退保长春州。
　　３。辽金战争的第二阶段护步答岗之战的胜利，使女真军队总的态势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辽军实力严重削弱，再也组织不起大规模进攻，遂转而以其五京为依托分头进行战区防御。
　　①　　 《金史？太祖纪》。
　　②　　 《契丹国志》卷一○。
　　③　　 《契丹国志》卷一○。
　　①　　 《金史？太祖纪》。
　　针对辽朝廷的军事部署，阿骨打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次第发动了几次大规模进攻战役，逐个攻克辽之五京，吞并辽朝疆土。
　　以政略佐战功，是女真对外战争的一贯手段。从宁江州之战开始，阿骨打就注意利用辽朝内部尖锐的民族矛盾，瓦解其政治统治。他释放俘获的渤海族将士，宣谕： 女真、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 金收国二年（１１１６年）初，更把招降纳叛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下诏曰： 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室韦、达鲁古、兀若、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 ①这些政策进一步助长了反辽民族斗争烈焰的蔓延，使辽朝无法建立起一条稳固的防线。不久，渤海族辽将高永昌据东京辽阳反叛，击退了前来镇压的张琳部辽军。阿骨打一面派人虚与委蛇，谈判合力攻辽；一面暗地招诱降人开启辽阳城门，消灭高永昌势力，收降东京诸州县大片土地。
　　天辅元年（１１１７年）春，阿骨打发动了以攻取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为目的的大规模进攻战役。他们仍是采取先扫外围，次攻中坚的作战部署，先头部队拿下金山（今吉林白城）后，派大军万人俱取泰州，然后回师轻下长春州。九月，辽廷招募辽东饥民２。８万人，编成８营，号称 怨军 ，由都元帅耶律淳率领屯于卫州蒺藜山（今辽宁北镇），阻击北上的女真军队。但 怨军 的战斗力并不象辽朝廷所设想的那样强，与女真人一战即溃，丢失战略要地显州，把上京城完全暴露在女真铁骑面前。天祚帝完全失去抵抗信心，备下快马２０００匹，将珠玉珍宝统统打包装好，随时准备逃走。天辅四年（１１２０年）春，女真人３路奔袭，一举攻占辽上京。
　　至此，女真已占领辽朝１／３以上的疆土，大量消灭了辽军有生力量。
　　但阿骨打对辽军实力并不摸底。这时，恰好宋朝遣使渡海前来，欲与之结成 海上之盟 ，收复被辽朝控制的燕云一带汉人故地。阿骨打也赞成结盟，希望宋朝开辟新的战场，迫使辽军两线作战，加速灭辽战争进程。但宋廷签约后，又惧怕辽朝报复，深悔前约。阿骨打在辽朝贵族耶律余睹归降后，深知辽军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决定不管宋朝出兵与否，立即发兵灭辽。
　　天辅五年（１１２１年）十二月，阿骨打以耶律余睹（？～１１３２年）为前锋、完颜杲（？～１１３０年）为统帅，挥兵直捣辽中京（今内蒙宁城）。
　　辽军闻女真人将至，皆欲焚刍粮徙居民远遁，大将萧霞末则想视女真兵多少来决定迎战还是退保山西。完颜杲探知辽人全无斗志，率轻骑疾趋中京城下，守兵不战自溃，遂克中京。
　　就在女真攻打辽中京时，天祚帝已远避居庸关外，赴鸳鸯泺（今河北张北），志在巩固山后诸地，阻止女真西进。待听说中京失陷，女真大军逼近的消息，又慌忙远走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兵屯原地以为屏障。女真将领宗翰深知辽朝内部离心，士兵皆羸弱不可用，故采取 擒贼先擒王 之策，绕开辽军屯兵重地，领轻骑倍道兼行，昼夜穷追不舍，逼得天祚帝不得不避于漠北。
　　①　　 《金史？太祖纪》。
　　天祚帝一心逃避女真骑兵的追捕，无暇收拾残局，引发了辽朝内部新的政治危机。天辅六年（１１２２年）三月，留守燕京（今北京）的辽参知政事李处温（？～１１２２年）等拥立天祚帝叔父、秦晋国王耶律淳（１０６３～１１２２年）称帝，改元建福。耶律淳即位后，深知自身军事实力较弱，派人向女真请和。阿骨打此时把主力都集结在山西一带，暂时无力东顾，遂将计就计，稳住燕京辽军，先集中精力解决山西的辽军残部。同年春夏间，女真先是力克辽西京，接着击溃集结在鸳鸯泺附近的辽军２。５万人。入秋后，决定移师燕京城下，最后解决耶律淳所部。在此同时，迟迟不敢履约的宋朝君主也看出辽人败亡之象毕露，担心燕京落入女真之手，遂先后两次出兵攻打燕京。但宋军将领根本不做认真的战争准备，希望辽人能够望风景从，不战而降。结果都遭到辽军顽强抵抗，铩羽而归。此后，耶律淳病死，燕京城内讧迭起。十二月，燕京守将启门投降女真。天会三年（１１２５年）初，女真大将完颜娄室在应州新城（今山西朔县西）追获辽天祚帝，不过这已是辽金战争的尾声了。
　　４。辽金战争的经验教训弱小的女真民族在短短数年间灭亡一个雄踞北方多年的大国，除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外，在军事上亦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
　　辽朝战略决策的失误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一是没有从战略上重视敌手，丧失了防微杜渐的良机。因战争准备不足，在战争初期就连吃败仗，极大地影响了政局稳定。二是急躁求战。出河店之役后匆匆调集主力，企图迅速消灭女真。一朝败北，连进行有效防御的力量也消耗殆尽。
　　三是不注意处理好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处理好国内各民族及与相邻政权的关系，政治上的分裂更加速了辽朝防御体系的崩溃。相反，女真面对强敌，采取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的方针，积极利用对方的民族矛盾、政治矛盾扩大战果，在战争指导上是比较成功的。
　　（五）宋金战争
　　１。金灭北宋（１）宋金 海上之盟 与燕云交涉北宋末年，在宋徽宗（１０８２～１１３５年）的腐败统治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宋徽宗统治集团企图以收复燕、云作幌子，转移人民视线。
　　政和元年（１１１１年），宋徽宗派童贯出使辽朝，了解辽朝形势。童贯在这次出使中，遇到了燕人马植，向童贯献策取燕，童贯将他带回开封。马植向宋廷陈述天祚帝荒淫无道，女真对辽恨之入骨，如能从登莱过海与女真结盟，相约攻辽，则燕地可取。宋徽宗赐姓名为赵良嗣，开始了谋取燕京的一系列活动。重和元年（１１１８年）宋遣马政使金，次年金遣使到宋，商议攻辽。以后几经磋商，双方于宣和二年（１１２０年）商定：宋金夹攻辽朝，长城以北的辽中京大定府由金军攻取，长城以南的燕京析津府由宋攻取；灭辽后，宋收回燕京一带土地，宋将原每年给辽的岁币如数转交给金；宋金不能单独与辽讲和。史称 海上之盟.宋金盟约订立之后，宋廷调集在西北的重兵，准备出师攻辽。但在方腊起义爆发后，宋徽宗立即派童贯率领准备攻辽的军队前往镇压，加上听说辽已得知宋金结盟消息，害怕辽进行报复，宋徽宗 深悔前举，意欲罢黠约 ①。直到宣和四年（１１２２年）金攻克辽中京，辽天祚帝逃往西京大同府，宋朝君臣看到辽的败亡已成定局，认为再不出兵，燕京势必被金军占领。于是仓促命令童贯任河东、河北路宣抚使，种师道（１０５１～１１２６年）为都统制，率军１５万北伐。同时告诉童贯，如遇辽军抵抗，就 按兵巡边，全师而还 ，可见宋徽宗并不真想以武力攻占燕京。
　　以童贯为首的宋军将领们，认为辽此时已分崩离析，只要大兵压境，辽军必会望风迫降，因此根本不作任何战斗准备，甚至荒谬地下令： 如敢杀一人一骑，并从军法。 ①五月，宋军分兵两道北进，种师道率东路军趋白沟（今河北拒马河），辛兴宗率西路军趋范村（今河北涿州西南）。
　　辽耶律淳遣耶律大石、萧干率军３万迎战。种师道军至白沟，前军被辽军击败，遂退回雄州。辛兴宗在范村与辽萧干军交战，也遭失败。宋徽宗得知宋军战败，急忙下令班师，第一次攻辽作战就这样结束了。
　　宣和四年（１１２２年）四月金追击天祚帝，攻占西京大同府。七月自立于燕京的耶律淳病死，宋又命童贯率军２０万再出雄州向燕京进军。九月，辽涿州守将郭药师率８０００人降宋。童贯遣都统制刘延庆率兵１０万出雄州，以郭药师为向导，至良乡（今河北良乡）被辽萧干军设伏击败，遂隔卢沟河（永定河）对峙，闭垒不敢前进。郭药师认为辽军全力出战，燕京必定空虚，提出率兵５０００绕道迂回袭击燕京，并约定刘延庆派刘光世军为后援。郭药师等率兵夜渡卢沟河，奔袭燕京，从东面突入城内，但因刘光世逾约不至，郭药师失援战败退出城外。刘延庆看到卢沟河北岸的火光，认为是辽军前来进攻，慌忙烧营逃跑，退回雄州，辽纵兵追击，宋兵自相践踏死者无数，遗弃的军需物资不可胜计。宋军第二次进攻燕京又遭失败。
　　由于将帅的无能，宋军两次攻打燕京，都被辽的残余军队打败。童贯为了掩饰败绩，暗中派人约金军攻打燕京，十二月，金军兵分３路攻入燕京，辽宰相奉表请降，辽５京尽失，名存实亡。
　　金军攻占燕京后，宋开始向金交涉燕云地区的接管问题。女真贵族在攻占燕京过程中，看到宋军腐败，将领无能，于是以种种借口拒绝履行归还燕云地区的原约。只答应将燕京及其所辖６州交还宋将，而平（今河北卢龙）、滦（今河北滦县）、营（今河北昌黎）３州却拒不交还。宋廷满口答应下来，愿意除给金每年岁币４０万外，另加１００万贯作为燕京的代税钱。金在得到宋上述许诺后，把燕京及所属６州的财富和数万民户席卷而去，只把几座空城交给宋朝。至于辽西京大同府一带地方的交涉，宋朝提出 请加市以求山西节镇 ①，金太祖答允只要宋朝出搞军费，作为金军攻占西京的代价，便将西京及武、应、朔、蔚等８州归还宋朝。
　　但是，这个协议还没有来得及执行，金太祖就病逝，金太宗（１０７５～１１３５年）即位。不久，宋依据协议索取西京及８州土地，当时驻守西京的金将宗翰（粘罕）只答应给宋武、朔２州。过后不久，又以宋破坏盟约为借口，连武、朔２州也不交归宋朝，西京大同府等地的交涉至此结束。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
　　①　　 《金史？宗翰传》。
　　（２）金军南下袭宋金在灭辽战争节节胜利中，掠夺土地和财富的欲望日益增长，积极部署南下灭宋。金将燕京移交给宋后，升平州为南京，以辽降将张觉为留守。宣和五年（１１２３年）五月，张觉又打出辽的旗号反金。昏庸的宋徽宗等人，竟想通过招降张觉以得到用武力和金钱都未能得到的平州地区，就以高官厚禄招诱张觉，张觉暗中降宋。这一违背宋金协议的行动，显然会遭到金朝的反对，但宋朝在军事上既未作援助张党的准备，也未作防备金军进攻的准备。平州被金军攻下后，张觉逃到燕山府（宋改燕京为燕山府），宋给张党的任命状被金军缴获。在金军的追索下，宋将张觉斩首函送金朝。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张觉事件成为金南侵的借口。
　　金将重兵屯驻于平州、营州，准备大举南下。宣和七年（１１２５年）二月，天祚帝被金活捉，辽的残余势力已经扫除，于是竭力主张侵宋的金军将领宗翰、宗望等人，纷纷借口宋朝破坏协议，要求进攻宋朝。十月金太宗下诏侵宋，兵分两路：西路以宗翰为主帅，率兵６万，自云州下太原，攻洛阳；东路以宗望为主帅，率兵６万，自平州入燕山，下真定，然后两路会师，直趋宋都城开封。十二月，金军两路同时发起进攻。
　　东路金军攻破檀州、蓟州，宋知燕山府蔡靖派郭药师、张令徽等率军４。５万在白河（今北京通县东北运河）迎击金军，张令徽率军先遁，金军乘胜追击，郭药师大败，退回燕山府，率所部兵劫持蔡靖降金，燕山府所属州县悉为金军占领。宗望得郭药师，以他为先锋，进一步南下，攻保州（今河北保定）、安肃军（今河北徐水）不克，舍城不攻继续南下，围中山不下，绕道陷真定，克庆源府（今河北赵县），破信德府（今河北邢台），进至邯郸。西路军由云州南侵，宋朔州、武州、忻州下战而降，金军突破石岭关，进至太原城下。太原军民在知府张孝纯、宋将王禀率领下，英勇抵抗，固守待缓。宋将折可求率鄜府军，刘光世率鄜延军４万人来援太原，在汾河以北被金军击败，死伤万余人。但金西路军被阻于太原城下，难以进一步南下。
　　当金军两路大军南下的消息传到宋廷后，素无对金战争准备的宋朝君臣惊慌失措，战、守、逃争议不决。十二月二十二日宋徽宗派使向金求和，同时派内侍梁方平率军赴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古黄河北岸），二十六日又派何灌率兵２万协同梁方平守浚州（今河南浚县）河桥，并以李纲为兵部侍郎规划东京城守，召熙河、秦凤路经略使姚古、种师道率本路军入援，命京东、淮西募兵入卫。宋徽宗为了欺骗人民，撤销了民愤极大的内外制造局和西城所，废止花石纲，并下 罪己诏.为便于他逃跑，任命太子赵桓（１１００～１１６１年）为开封牧，以 监国 名义替他抵挡金兵。在大臣吴敏、李纲等人坚持下，徽宗不得不传位于太子，也就是宋钦宗。
　　金东路军以郭药师为前锋，自邯郸南下，于靖康元年（１１２６年）正月初二至浚州。时梁方平率禁兵刚刚抵黄河北岸，饮酒作乐，不作战守准备，金军骤至，仓皇放弃浚州逃跑。守卫黄河南岸的何灌在北岸宋军尚有几千人未过桥时，即烧毁黄河浮桥逃遁，以致南岸无一守兵。金军先后搜集到只能乘坐六、七人的１０多条小船和几条稍大的渡河船，连续５天渡过骑兵，不待集结即尾随宋溃军之后，向开封挺进。难怪金将说： 南朝可谓无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守河，吾辈岂能渡哉！ ①正月初三，浚州失守金军渡河的消息传到开封，徽宗连夜逃出京城，经南京（今河南商丘）、符离、扬州、镇江南逃。这时朝廷主战、主逃议论不一，有的主张钦宗应南逃长江或西奔关中，由于李纲等人的坚决反对，制止了钦宗逃跑的企图。钦宗任命李纲为 亲征行营使 ，全面负责开封的防务，并遣使督催诸路勤王兵入援。
　　李纲受命后，积极组织军民加紧备战，完善城防设施，同时在开封城的四面，每面配备正规军１。２万人，另以厢军和保甲民兵协助。还组织了马步兵４万人，分前、后、左、中、右５军，每军８０００人，派前军到东水门（通津门）外保护粮仓延丰仓，派后军到朝阳外开封城壕最浅狭的樊家岗一带加强防守，其他３军作为总预备队。城防工作刚刚有个头绪，正月初七日金军已进至开封城外，在西北郊的牟驼岗扎营。当天夜里金军进攻西水门，李纲临城指挥抗御，杀死金兵１００多人，金军退走。初九日，金军进攻酸枣门、封邱门、陈桥门、卫州门，李纲亲自督战，宋军将士奋勇杀敌，自清晨一直战斗到傍晚，杀敌数千，再次击退了金军的强攻。
　　正当李纲组织开封军民奋勇抗击金兵之时，宋钦宗等却在加紧进行投降活动，双方使臣往来非常频繁。金将宗望原想在金军进抵开封、宋朝君臣惊慌失措、各地援兵尚没有赶到的情况下，一举占领开封，灭亡宋朝。当这个企图由于以李纲为首的开封军民英勇抵抗难以得逞后，初八日遣使和谈进行讹诈，提出索金５００万两、银５０００万两、绢綵各１００万匹、牛马各万匹、割让太原、中山、河间３镇、尊金帝为伯父、以宰相、亲王为人质等苛刻条款作为退兵的条件。宋朝君臣一口答应下来，并派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到金营作人质。李纲扣住割让太原等３镇的诏书不发，想等各地勤王援兵赶到后再设法补救。
　　正月十四日以后，宋种师道、姚平仲、范琼、马忠等率各路大军相继赶到，至二十一日援兵已达２０多万人。李纲建议统一城内外军队的指挥权，以便协同作战。宋徽宗却另设宣抚使司，由种师道任宣抚使，指挥勤王援兵和原先驻在城外的亲征行营使司的前、后两军，只将亲征行营使司在城内的左、中、右３军和其他城防部队交给李纲指挥。李纲又主张扼守黄河渡口，断绝金军粮道，坚壁勿战，待金军粮草断绝、人马困疲、渡河北归时再乘其半渡而击之。而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则主张速战速决，夜袭金营，生擒宗望，必可一战成功，这一建议被钦宗采纳。
　　二月初一日，姚平仲率军夜袭金营，由于消息早已泄露，金军事先已有准备，结果宋军大败，姚平仲弃军逃跑，金军乘胜攻城，被率部前来接应的李纲击退。钦宗和首相李邦彦把夜袭金营失败的责任推到李纲身上，将李纲免职，并派使臣和割地专使带着 国书 和割让３镇的诏书、地图等到金营谢罪。钦宗等人的投降举动，激起了开封军民的无比愤慨。
　　二月初五日，太学生陈东率数百人到宣德门上书请愿，要求恢复李纲、种师道等人职务，罢免首相李邦彦等。开封军民数万人赶来声援。钦宗无奈只得恢复李纲等人官职。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七。
　　宗望看到自己孤军深入顿兵坚城之下，开封军民不可轻侮，河北州郡仍多在宋手，退路时刻有被切断的危险，加上宋已答应割地赔款，又以肃王赵枢代替康王赵构为人质，因此不等取足金银，便于二月初九日开始撤军。种师道请求乘金军北归渡黄河时半济而击之，钦宗不许。李纲请求派１０余万军队尾随监视并择便攻击金军，也被阻挠，金军因此安然撤走。金军北去，东京解严，宋廷上下怡然。宋钦宗以为天下从此太平，下令各地勤王兵停止救援，各归本路，对李纲等人御敌备边防金复犯的建议，置之不理。
　　金西路军自云州发起进攻后，与东路军并无战略上的协同。当东路军自开封北撤时，西路军仍在围攻太原，得知宗望与宋议和，讨得金银不少，乃留银术可部继续围攻太原，自率军南下，相继攻破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宋闻金西路军南下，举朝震恐，急忙派使者到宗翰军中，许割３镇讲和。宗翰军于是退回太原城下，出示宋割让太原诏书，知府张孝纯拒不受诏，宗翰留银术可继续围攻太原，自己返回大同。东路军撤经中山、河间时，两镇军民以死固守，拒不接受割让两镇的命令，宗望率军回到燕京。
　　三月十六日钦宗又下诏固守３镇，命种师道为河北河东宣抚使，姚古为制置使，领兵救援太原；种师中为副使，进援中山、河间。三月二十五日，姚古军收复隆德府、威胜军。种师中在东路军撤回燕京后奉命进出河东、与姚古军互为犄角，共解太原之围。种师中遂留辎重于真定，率部由井陉关西进，五月初经平定军进至寿阳县，一路上没有遇到金兵阻拦，种师中前锋进抵离太原２０里的石桥，中军到达寿阳县石坑。由于误以为金军已北撤，麻痹轻敌，没有认真备战。当报告有金兵从榆次县赶来时，种师中以为是金零星部队北归，遂令后军前去收捉。其实是金军斡论活女部主力，宋军仓促应战，转战至榆次熊杀岭。但预定前来会攻的姚古军和自汾州北上的张灏军未能及时赶到，种师中部士卒饥困，被金军击溃，种师中战死。金军乘胜南进，在盘陀击败姚古军，接着又击败张灏部，宋军第一次解救太原之围遂告失败。
　　宋军第一次解围太原受挫后，主和派耿南仲等人力主割让３镇求和，遭到李纲等人的坚决反对。这时种师道以老病告归，耿南仲随即提出以李纲代替种师道出任宣抚使，蓄意将李纲排挤出朝，于是钦宗任命李纲为宣抚使。时宣抚司仅有兵１。２万人，兵少马缺，诸事未备。李纲提出在都城 括马 ，钦宗先是同意，既而又以 事属骚扰，可更不施行 ①。
　　李纲申请军需财物绢钱各百万，只得到２０万。因许多事情还没准备好，李纲请求延缓行期，被钦宗指斥为抗拒命令。李纲被迫出发。出兵前一天，首先将谣传军情导致姚古军失败的将领焦安节斩首，以肃军纪。进至河阳后，留驻１０余日，训练士卒，修整器甲，积极备战。继又进驻怀州（今河南沁阳），制造战车，打算等防秋兵（防备金军秋季入侵而调集的军队）到来后再进兵以解太原之围。但钦宗却下诏减罢调集防秋兵，李纲上奏抗论，钦宗不予理会，反而日下御批，促令李纲进解太原之围。
　　李纲只好在隆德府召集会议，决定４路同时并进，制置副使解潜部屯威胜军；宣抚副使刘鞈部屯辽州（今山西左权）；都统制折可求、张思正等部屯汾阳；范琼屯南北关。但是各路主将都直接受朝廷指挥，李纲的宣抚使职务空有节制诸路兵马之名，而无指挥诸路兵马之实。因此，当进军太原之役发起后，刘鞈部先从辽州出发，被金军集中主力迎击，首先失败。解潜部由威胜军进军，被金军阻击于关南，亦大败。张思正和张灏军夜袭金娄室军，在文水大败，死数万人。折可求部也在夏山（今山西汾阳县北）溃败。宋分道进兵，互不协同，遂被金军各个击破，宋第二次解围太原又告失败。
　　①　　 《靖康传信录》卷下。
　　（３）金军再次南下和北宋灭亡金东路军撤退后，宋朝君臣依旧麻木不仁，置边事于不问。朝中主战派李纲等人提出了集兵防秋、加强战备、以防金兵再犯的建议，均被拒绝。因此残破的河东、河北，除原来的守城部队外，仅有接替李纲再次出任河东、河北路宣抚使职务的种师道所属的部队。而金第一次南下虽没有达到灭宋的目的，但其大大膨胀了的掠夺野心却更趋狂炽。还在西路军继续围攻太原期间，金即开展了再度侵宋的准备工作。征调燕山、云中、中京等８路壮丁充实兵力；诱胁西夏向麟、府、丰３州进行牵制性进攻，以阻止宋西北方面军队东调；对宋依旧是外交和军事双管齐下，以和议佐攻战，瓦解宋君臣斗志，借和谈掩蔽进攻，以进攻逼宋投降。
　　进攻部署仍是兵分两路：宗望为东路军主师，自保州（今河北保定）直趋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宗翰为西路军主帅，主力从云中南下，攻取太原后继续南进，在渡过黄河后两路会师东京。八月十四日，金太宗正式下诏南侵。
　　太原自宣和七年（１１２５年）十二月被围以来，广大军民在王禀的率领下，英勇抗击，打退了金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金军长期围困太原，久攻不下，多次诱降均未得逞，这次宗翰志在必取，到太原后即集中兵力，加紧围攻，专门制造各种攻城器械，轮番强攻。王禀率领军民誓死坚守，直到城中粮尽，以弓弩的筋甲、树皮和草茭充饥，大多数已饿得无力拿起武器，就这样坚守了８个多月，于九月三日被金军攻陷，王禀犹率军民巷战，身中数十枪，最后投水自尽。
　　金东路军分两路南犯，金将耶律铎在雄州击败宋军３万，高六等在广信击败宋军３０００人，遂趋中山，先锋将那野在中山北境击败７０００宋军。时宋河北、河东路宣抚使种师道领兵４万屯于井陉，以策应太原和真定。宗望攻下雄州、广信后与种师道战于井陉，在击败种师道所部宋军后，转攻真定。金兵第一次南侵时，真定府军民在刘鞈率领下保卫了真定府。金军北撤后，真定府的极大部分部队被刘鞈率领去救援太原。
　　这次金军再次围攻真定府，尽管城内宋军不满２０００人，面对强大的金军，真定宋军在新任知府李邈和守将刘翊的率领下，奋起抗击，昼夜搏战，坚持４０天。十月五日，真定城破，刘翊率军民巷战，力穷自杀。李邈被执北去，不屈而死。
　　种师道得知太原、真定相继失守，一面檄召各地出兵保卫开封，一面上奏钦宗，指出金军一定会继续南下，必须认真对待。钦宗认为他是大惊小怪，便以议事为名把他召回，种师道扶病赶回开封，已经病重不能行动，不久病死，金东路军攻陷真定后又分兵攻中山，形势更加危急。
　　钦宗被迫下诏征四方兵，分全国为４道，设总管府。同时，不断派出使臣去金营求和。金佯与谈判，不断提高价码，宋廷 凡有所求，悉从其请 ，从割让３镇，以黄河为界，直到尊金帝为伯父，宋一一答应，并派出康王赵构和王云为割地请和使，前去求和。但宋的求和并没有阻止金军的前进步伐，金西路军攻下太原后，以一部破汾州，陷平阳府（今山西临汾），主力降威胜军、克隆德府，取泽州（今山西晋城）。然后破天井关，下太阳，克怀州（今河南沁阳），击败宋军万人，直趋河阳（今河南孟县南）。这时宋河阳有宣抚副使折彦质所率１２万兵守黄河，李回率援军万骑亦至，与金军夹河对垒。金将娄室率先锋军主力到达河阳后，虚张声势，集中所有战鼓，彻底鸣击，折部１２万兵被吓得连夜溃逃，李回亦奔还京城。宗翰遂引军渡过黄河，进攻西京（洛阳）。宋守将王襄弃城逃跑，金军占领西京。金分兵趋潼关，并派娄室军南趋颍昌，主力继续东进，郑州降金，宗翰军直扑开封。金东路军自真定南下，接替种师道任河北、河东宣抚使的范讷率兵５万进至滑州、浚州一带守卫黄河，宗泽也率部在磁州（今河北磁县）活动。宗望于是改变第一次南下渡河路线，遣部分军队向磁州以牵制宗泽军，大军东向经恩州（今河北清河）折而向南趋大名，于十一月十六日在李固渡渡河。然后派达懒率一部兵力向东南趋南京（今河南商丘），掩护主力向开封进军。十一月二十四日，金军兵临开封城下，西路军也接踵而至。
　　此时，开封城中只有守兵及弓箭手７万人。宋将京城诸营兵万人分作５军，作为总预备队。随时应援京城各方面的作战。另以５。７万人担负京城四壁守御。同时遣使以蜡书间行到河北相州，任命原派去向金求和的赵构为兵马大元帅，率河北宋军来援，并诏令诸路勤王兵也前来救援开封。十一月二十七日，东路金军开始攻通津门，没有得逞。闰十一月初一日再攻善利门，又被击退。初二日金西路军抵达城下，于是合军轮番猛攻东城、南城、北城。宋虽然抵挡住了金军的进攻，但兵力损耗很大。在外面援兵未至、内无战力之时，宋廷于市人中找到无赖郭京等人，组成所谓的 六甲正兵 、 六丁力士 、 北斗神兵 等等，认为依靠神兵可以生擒金军统帅，击败金军。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郭京大开宣化门，命令７７７７个 神兵 出战。金军分４翼迎战， 神兵 溃败，郭京带着残兵南逃，金兵乘胜攻上城墙。开封军民激愤万分，拥到驿馆杀死金使，聚众讨领甲胄和武器准备巷战，金军只能据四面城垣而守， 敛兵不敢下.于是又重弹 和议 老调，声言议和退师。钦宗立即表示投降求和，并亲自到金营议降。金害怕宋州郡抵抗生变，放钦宗回宫，要他诏谕各地 无得轻动 ，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向宋索取绢１０００万匹、金５０００万两等大量金银物资。
　　十二月，赵构设大元帅府于相州，有兵万人，副元帅宗泽率军会合，请速入援。这时钦宗派人带诏书至，说 金人登城不下，方议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动.宋陕西五路宣抚使范致虚、会陕西制置使钱盖率兵１０万赴援，得知开封城破，钱盖和西道总管王襄逃走。范致虚等率军至邓州，被金军击溃。至此诸路勤王兵或退或溃，赵构拥兵８万向东远去东平（今属山东）。靖康二年（１１２７年）正月上旬，金促令钦宗再次到金营，将他扣押。在经过１个多月的讹诈和掠夺后，看到他已失去利用的价值，于是于二月六日下令废钦宗为庶人。三月初七又立通金的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四月一日，金军带着被俘的宋徽宗、钦宗和赵氏宗室、大臣３０００多人，以及掠夺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北撤。北宋王朝至此灭亡。
　　２。金对南宋的进攻和南宋的反攻（１）金军第一次南下金兵北撤，伪楚傀儡皇帝张邦昌遭到开封军民的唾弃，加上各地勤王兵陆续到来，张邦昌傀儡政权随之垮台。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正式即位，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改元建炎，是为高宗。在军民的要求下，高宗不得不起用主战派代表李纲为右相。李纲认为，当前的形势是欲战不能，欲和不可。应先改革军政，稳定内部，先行防御，待政局改观、内部稳定、士气振作之后再考虑反攻。因此主张 沿河、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冲 ，阻止金军南下。而当务之急在于经略控制 国之屏障 的河北、河东地区。只要这两地防务巩固， 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 ①。高宗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根据李纲的推荐任命宗泽为东京留守，张所（？～１１２７年）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略副使，以联络当地义军抗金。宗泽在开封安置、抚慰流亡人员，整顿军队，部署战事，制造 决胜战车 １２００辆，在开封城外构筑坚固壁垒２４座，沿河构筑鳞形保垒群，并联合河东、河北抗金义兵，众至百余万。由于各地抗金力量和主战将领的努力，南宋的防务渐趋巩固，出现了较好的抗金形势。但高宗既怕人民，又怕将领掌握重兵，更怕抗金胜利后徽宗、钦宗回来自己再也当不成皇帝，因此不愿依靠军民力量坚持抗金。对金的基本态度仍然是力求议和，意以黄河为界，维持残局。
　　所以南宋政权从一建立开始，主战派与主和派就展开了激烈斗争。黄潜善、汪伯彦等人说李纲 为金人所恶，不宜为相 ，于是高宗就以李纲建议 募兵买马 准备抗金骚扰民众为由，将当政只有７５天的李纲罢官，并相继撤销了河东经制使司和河北招抚使司。李纲被罢免后，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投降派控制了大权，李纲所制定的抗金措施全被废除。九月初，高宗听说金兵入侵河阳，不问消息是否确实，立即准备南逃，并下令对 有敢妄议惑众 阻碍他们南逃的要进行处治。十月初从南京出发，月底逃到扬州，十一月初又派王伦赴金求和。高宗南逃后，除宗泽仍坚守开封外，宋廷把防线由黄河南移淮、汉、长江。淮水一线以寿（今安徽寿县）、泗（今江苏盱眙）、楚（今江苏淮安）、扬等州为要点。
　　长江一线，以建康（今南京）、润州（今镇江）、常州、太平（今安徽当涂）、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州（今江西九州）、鄂（今武昌）、岳（今湖南岳阳）为要点。汉水一线以荆南、襄、邓为要点。在沿海诸州 增修城堡，招训民兵，以备海道 ①。
　　金太宗闻宋高宗南逃，遂以傀儡张邦昌被废为借口，于十二月下诏南侵，兵分３路，从陕西、河南、山东向黄河一线发动全面进攻。其具体部署是：东路军由右副元师宗辅及其弟宗弼（兀术）率领，自燕京经沧州渡河攻山东；中路军由左副元帅宗翰率领，自云中下太行，由河阳渡河攻河南；西路军由陕西诸路都统娄室率领，渡河由同州（今陕西大荔）方向攻陕西；又在燕京造船准备以水师由海道进攻江淮。金军的主要战略企图是夺取陕西、河南、山东、相机进取两淮以巩固河北，为尔后灭宋准备条件。十二月初八，各路金军开始行动。娄室率西路军自慈州（今山西吉县）、隰州（今山西隰县）南下到达河中府（治所今山西永济蒲州镇）。由于宋军扼守黄河蒲州西岸，娄室军无法由此西渡，便利用黑夜从上流清水曲履冰偷渡黄河，率军出龙门山（今山西河津西北）。然后沿黄河西岸南下，袭占韩城（今陕西韩城）。宋将刘光弼在华州（今陕西华县）得知韩城失陷，退保邠（今陕西彬县）、岐（今陕西凤翔西南）。娄室军于十二月十九日破同州，接着围长安。宋长安守军仅千人，建炎二年（１１２８年）正月十三，城破。娄室军乘胜西攻凤翔府，并分兵袭扰延安及陕、华、陇（今陕西陇县）、秦（今甘肃天水）
　　等州。娄室军主力在向巩州（今甘肃陇西）西进时，在新店被宋军伏兵击败。鄜延路经略使王庶号召军民起来抗击金军，陕西人民纷纷行动起来，金军见渭河南岸义军遍野，不敢渡河。
　　①　　 《宋史？李纲传》。
　　①　　 《宋史？高宗纪》。
　　金中路军于十二月南渡黄河攻占汜水（今河南荥阳西北）后引兵东进，以开封为攻取目标。另以银术可部南下，攻取京西南路（治襄阳）。
　　建炎二年正月，中路金军未遇多大抵抗，先后攻陷汝州（今河南临汝）、均州（今湖北均县）、房州（今湖北房县）、邓州（今河南邓县）。二月又陷唐州（今河南唐河）、蔡州（今河南汝南）。宗翰主力南下时，东路军宗辅一部亦指向开封，夹攻开封。宋东京留守宗泽依城固守；又派军至渭州、郑州，保护黄河渡口。同时，宗泽派兵北渡进击金军后方。
　　金军遭东京军民坚决抵抗，前进受阻。此时，宋西京（今洛阳）留守陈昭远弃城南逃，金中路军乘虚入据西京，与东京的宋军相持。金东路军攻棣州（今山东惠民）受阻，遂以一部向开封、滑州；另遣军一部趋扬州，以威逼南宋朝廷。宗辅军至滑州，攻城受挫，遂转兵东向，沿河袭扰。建炎二年（１１２８年）正月，攻陷潍州（今山东潍坊）、青州（今山东益都）等地。
　　由于南宋朝廷以逃跑为目的，既没有防守黄河一线的打算和决心，又缺乏统一指挥和部署，不少守将斗志不坚，或遇敌即逃，或稍战即降。
　　因此金军３路南下，在不到３个月的时间内，迅速占领西自秦州、东至青州一线的许多要点。只是由于宗泽在开封坚强抗击，才使金军东西联为一气、３路并进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在高宗惧敌逃路时，一些坚持抗金的将领，收集亡散，继续抗击。特别是河东、河北、河南地区的民众，纷纷武装起来，保家自卫，利用山寨水泊英勇抗击金军，给予抗金官兵以有力的支持。宋军原张所部都统制王彦，在大部溃败后率余部屯兵太行山，继续抗金。他们在脸部刺上 赤心救国，誓杀金贼 ８字，以示抗金决心。两河忠义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率部加入，众至１０多万人，号称 八字军 ，他们活动在绵亘数百里的地区内，不断打击金军。河东的红巾军，累攻城邑，打击金军，曾袭击宗翰大营，给金军以重创。五马山寨（今河北赞皇东）的义军声势也很浩大，响应者达１０多万人。此外，还有许多小支义军，都不同程度地取得过一些胜利。
　　这些遍布于黄河南北的义军，成为抗击金军的重要力量。他们虽缺乏武器和训练，得不到南宋王朝的支持，然而英勇奋战，有力地牵制了金军的南下，使金在北方的统治不得安宁。金军慑于南宋抗金军民的威力，害怕宗泽和各地义军联合，南北夹击，遂先后退兵。建炎二年（１１２８年）
　　春，宗辅弃青、潍北撤；四月宗翰烧西京渡河返回云中；五月陕西方面的金军也被迫东撤至黄河沿岸地区。金军第一次南下至此结束。
　　（２）金军第二次南下宗泽在金军分兵四处掠地、兵力分散之际，曾打算联合义军北上收复失地，其具体计划是：遣八字军王彦等自滑州渡河，取怀、卫、濬、相等州；遣王再兴等自郑州趋西京；遣五马山义军马扩等自大名取洺、赵、真定；并令扬进、王善、丁进、李贵等各领兵分路并进。渡河各军与当地义军互相配合打击金军。同时建议高宗回东京主持抗金。为此，宗泽曾先后２０多次上奏，均遭黄潜善、汪伯彦阻挠。年已７０的宗泽忧愤成疾，建炎二年（１１２８年）七月初一，宗泽在连呼３声 过河 后抱恨而终。宋廷以残忍好杀而短于谋略的杜充任东京留守。杜充尽反宗泽所为，义军首领不受信用，导致将士离散过半，以开封为中心的军民联合抗金的有利形势急转直下。金太宗闻宗泽已死，南宋军心不稳，高宗逃往扬州，遂决定再次南下攻宋。当时金军将领对作战方案意见不一。
　　河北诸将主张撤陕西方向之兵，集中兵力于潼关以南东下。河东诸将则认为 陕西与西夏为邻，事重体大，兵不可罢.金太宗认为： 康王（高宗）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陕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 ①于是决定东西并进，以扬州为主要进攻目标，摧毁南宋政权。八月，作出如下部署：西路军以娄室为主帅，婆卢火为监军，率军攻陕西，隔断西夏与宋的联系，牵制四川和陕西的宋军，掩护主力南下。宗翰率主力与原宗辅的东路军在黎阳津（今河南滑县北）会合然后南下，并力向扬州进军。南宋闻金军再次南下，于十月间急忙部署江淮防务。命韩世忠自彭城（今江苏徐州）推进至东平，张俊自东京移往开德（今河南濮阳），以阻击东路金军。马扩为河北应援使，策应韩、张两军作战。命令扬州守军修城浚壕，加强防御，江淮诸军加紧练习水战，沿江州县控制各渡口，封锁公私舟船，夜间停泊南岸，以防金军突至，利用这些船只渡江。同时，高宗等作了继续南逃的准备，派孟忠厚先护送隆祐太后去杭州。
　　建炎二年（１１２８年）八月，金西路军首先发起进攻，经解州（今山西解县）渡河，先后击败宋华州、蒲城、同州守军，十一月十二日攻破延安府，然后自绥德渡无定河进攻晋宁军（今陕西佳县）。知晋宁军徐徽言据城坚守，至建炎三年（１１２９年）二月被金军攻破。三月，金军又回师攻陷鄜州（今陕西富县）。
　　十月，东路军宗辅部在清平（今山东清平）击败宋河北应援使马扩军。向濮州（今河南范县）前进。宗翰闻宗辅获胜，遂率主力由黎阳渡河，进攻澶渊郡，被宋将王棣击退。宗翰移兵攻濮州，与宗辅军会合。
　　宋守将姚端乘宗翰轻敌无备，夜劫其营，真捣中军，宗翰慌忙逃命。但濮州城小，金军围攻３３天，至十一月十五日终于陷落。接着，宗翰回兵攻下澶渊，接着攻占相州等地。这时东京留守杜充为阻止金军进攻，决开黄河口。于是金军转攻大名、东平等地。宋济南知府刘豫在杀害抗金将领关胜后，向金军完颜昌（挞懒）投降。金军南下攻占袭庆府（今山东兖州东北），次年正月金军攻占徐州。此时韩世忠军在淮阳（今江苏邳县东）。宗翰派拔离速、耶律马五率１万骑兵从泗州渡淮河，直奔扬州，又以精骑５０００自滕县奔袭临淮关，自率主力进击韩世忠军。建炎三年一月，韩世忠退保宿迁，被金军追及，韩世忠弃军自海路逃往盐城，部众溃散。南宋朝廷对整个战局情况不明，宰相黄潜善、汪伯彦又都是没有远略之辈，对于防淮还是守江迟疑不决。沿淮的军队士气低落，往往未战先溃，宗翰乘势占领楚州（今江苏淮安）、天长等地。二月，高宗闻天水失守，仓皇从瓜洲（今江苏扬州市南）乘小船逃往镇江，然后逃往杭州。金将先头部队当天进抵扬州，听说高宗已经南逃，立即追到瓜洲渡口，因无舟船，遂停止追击。宗翰军在南下途中，不断受到淮西军民的袭击，人马疲困，遂在大肆掳掠之后，向北撤军，仅留一部在两河、江淮等地袭扰。宗翰第二次南下，至此结束。金军转战半年，尽管取得了一些战役上的胜利，但穷追高宗灭亡南宋的战略目的并未实现。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二。
　　（３）金军第三次南下高宗经建康逃至杭州后，改杭州为临安府。决定放弃淮河一线，退守长江，同金和议，偏安江南。建炎三年（１１２９年）闰八月，南宋对长江下游的防御作如下部署：命杜充为江、淮宣抚使，率兵１０万镇守建康，并以御前前军统制王■为后援；韩世忠为浙西制置使镇守镇江府；刘光世为江东宣抚使镇守太平、池州，以后又移屯江州，以屏蔽洪州（今江西南昌）；命辛企宗守吴江，陈思恭守福山口（今常熟北），王琼守常州。当南宋统治者正在筹划江防，企图固守东南之时，金太宗一面任命宋降将刘豫为京东、京西、淮南等路安抚使，以控制河南；一面积极准备第三次渡江南下。在夺取登、莱、密州等山东东部地区，稳定左翼后，在梁山泊造船，准备由海道南下；在陕西，仍由娄室攻打长安等地并牵制西夏；主力则打算取道江淮间南下。建炎三年十月，金军乘南宋江防尚未巩固之机，在兀朮的统帅下，分东西两路渡江南下；西路由黄州（今湖北黄冈）附近渡江入江西；东路由和州（今安徽和县）渡江攻江、浙。
　　西路军在拔离速率领下，由光州（今河南潢川）南下，进至黄州，寻得一些小船，又拆毁房屋编成木排在黄州渡江。宋荆湖沿江制置副使王义叔逃走。江州宋将刘光世成天与幕僚置酒高会，对江防不加戒备。
　　及知金军已经渡江，便引兵逃往建康。于是金军从大冶直趋洪州。宋洪州守将王子渊退守抚州（今江西临川）。十一月，西路金军占领洪州，继续南下进攻抚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太和（今江西太和）、袁州（今江西宜春）。建炎四年二月，自袁州转攻潭州（今湖南长沙），屠城而去。至四月，金军过江经荆门、宝丰北还。
　　兀朮率东路军主力从楚州至亳州间渡淮南下，十月攻陷寿春，十一月初一攻占庐州，初四占和州。杜充在建康闻金兵进攻，把所辖部队部署在建康府城内外，自己则龟缩建康城中，以致长江南岸防御力量薄弱。
　　统制官岳飞泣谏出战，杜充不听。兀朮军企图从采石矶、芜湖渡江，遭到太平州守臣郭伟的抵御，５战皆败，强渡不成，乃转移兵力准备从马家渡（今安徽和县南长江西岸）渡江。杜充为阻止金军渡江，急遣陈淬、岳飞等３万人迎战渡江的金军，并派王■所部１。３万人为后援。十一月二十日，陈淬军与兀朮军战于马家渡。正当两军激战之际，王■却率部先逃，引起陈淬军混乱而被金军击败。兀朮乘胜进圈建康，杜充率兵一部北逃，后来降金。金军占领建康，镇江顿形孤危。韩世忠急忙率部退保江阴。兀朮军在马家渡渡江后，经广德军、湖州直赴临安。高宗在越州（今绍兴市）闻金军渡江，决意下海逃跑，从越州逃到明州（今宁波）。
　　十二月金军攻临安，高宗从明州奔定海。金军攻占临安后跟踪而至，迫使高宗逃往海上，漂泊于温州、台州（今浙江临海）濒陆海域三、四个月之久。金军搜寻不得，只得宣称 搜山检海已毕 ，退据明州。
　　金军深入长江以南地区后，中原和北方的义军乘金军后方空虚，纷纷出击；大江南北的人民到处集结山寨、水寨，打击金军。由于南方气候潮湿，将士不服水土，难以继续进军。加上岳飞屯驻宜兴，韩世忠据守江阴，归路有被截断的危险。兀朮只得决定早日撤军北归。但因掳掠的财物太多，陆路无法运输，于是取道大运河，水陆并行，破秀州（今浙江嘉兴）、平江（今苏州）、常州，准备自镇江渡江北撤。
　　韩世忠预见金军深入江南，必不能久留，便大量制造战船，训练水军，并把步兵改为能进行水战的劲旅，准备截止金军于归途。为此，命前军驻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北），中军驻江湾（今上海宝山县南吴淞江口），后军驻海口。后获悉兀朮军已由临安经吴江、平江向镇江撤退、韩世忠急率水军８０００人乘船１００余艘，于三月十五日赶至镇江，停泊在江心的焦山、金山间，扼住了金军归路。兀朮出动小船进入江中，双方展开激战，韩世忠挥军英勇进击，韩夫人梁红玉亲自击鼓助威，宋军士气倍增，重挫金军。这时，兀朮提出愿以尽还所掠财物为条件，请求韩世忠让其北撤，被韩世忠严辞拒绝。金军只好沿长江南岸强行西上，企图伺机偷渡、韩世忠也率船队沿长江北岸与金军且战且行，把金军逼进建康东北７０里的死水港黄天荡中。宋军堵死出口，金军多次突围，均告失败，被困４０多天之久。后采纳奸细的计策，掘通老鹳河故道，开渠３０里，上接江口，才逃出黄天荡，绕至上流。韩世忠率军溯江而上，在建康北江面又把金军截住。双方多次交战，金军仍然无法突破宋军的水上防线。四月二十五日，兀朮又接受别人建议，利用宋军船大、无风难于行动的弱点，俟无风时，用小船出击，施火箭，纵火焚烧宋军海船，韩世忠被迫退还镇江，金军才得以渡江北撤。兀朮受此次打击，自是不敢过江。
　　金军主力北撤以后，建康成了金在江南仅存的桥头堡。金军在钟山、雨花台构筑大寨，开凿两道护城河，并制造战船，企图长久屯驻，以为将来渡江的桥头阵地。浮海归来暂住越州的高宗，将盘踞在建康的金军视为莫大威胁。为此调动兵力，命令张俊负责收复建康。可是张俊不敢向建康前进一步。淮南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在四月由宜兴向建康尾击金军，从四月到五月间，同金军交战几十次，最后收复建康，歼敌３０００多人，擒敌３００多人，这是岳家军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建炎三年九月，金军娄室部渡过渭河，进攻长安、宋守将逃走，长安再次失陷。十二月，娄室率军数万出关东攻陕州。此时陕州由李彦仙率军驻守。李彦仙向川陕宣抚使张浚求援，并提出撤出陕州、北趋河东，捣其腹心，攻敌必救的建议，但张浚要求李彦仙空壁清野，据险保聚，死守陕州。李彦仙于是增陴竣隍，整修器械，屯积粮食，激励士气。金军从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年）正月初开始猛攻陕州，为守军击败。但陕州被围日久，粮食用尽，伤亡巨大。正月中旬，城被攻破，李彦仙率士兵巷战，最后负伤牺牲。娄室军攻破陕州后，于三月乘胜进犯陇东。宋将曲端、吴玠等部在邠州等地阻击金军，双方互有胜负。最后金退军而去。
　　金军第三次南侵至此结束。
　　（４）金重点进攻川陕金在多次全面进攻失败后，看到南宋抗战力量的增长，短期内难以灭亡南宋，于是采取 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 的策略。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年）九月，封刘豫为大齐傀儡皇帝，定都大名府，统治今山东、河南和陕西地区，一方面作为宋金缓冲地带，另一方面借以巩固北方的统治。为了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战力量，又于同年十月，把秦桧遣回南宋作内应。为适应这一政治策略的需要，在军事上将全面进攻改为东守西攻的战略部署，命右副元帅宗辅经洛阳治兵，将兀朮率领的１０余万主力西调，企图集中力量，进攻四川，控制长江上游，为从江南迂回南宋创造条件。从建炎四年九月到绍兴四年四月，金军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在陕西方面先后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进攻。
　　陕西是南宋战略要地。张浚力主经营汉中，加强川陕防务，认为 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并劝高宗早为西行之谋，据汉中 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 ①，守可屏障四川，攻可取河东、河南。建炎三年（１１２９年）十月，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到达兴元（汉中），调楚部署，加强防务，将利州（今四川广元）、熙州（今甘肃临洮）、庆州（今甘肃庆阳）、渭州（今甘肃平凉）、秦州、成都诸路大臣，均改为武将。川、陕防御渐趋稳定后，高宗为了减轻金军对江、淮的进攻力量，命令张浚出师关中，以牵制金军，张浚亦急于转守为攻。将领曲端认为，出兵平原旷野作战，利于金军骑兵驰突，难与争锋，主张精练士卒，按兵据险，待金军粮尽兵疲，再伺隙出击，张浚不听。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年）九月，张浚调集熙河经略使刘锡、秦凤经略使孙渥、泾原经略使刘锜、权永兴军经略使吴玠、环庆经略使赵哲等５路兵，分道由同州、鄜延出击。张浚亲至邠州督战，以刘锡为前线指挥。金军也调集兵力迎战，兀朮军自西京入关与娄室军会合。
　　富平之战　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年）八月中旬，吴玠率军攻占长安，接着又收复鄜延路诸州县。九月，张浚指挥各路兵马共骑兵六、七万、步兵十二、三万，号称４０万向东开进。宋军很快推进到富平（今陕西富平）
　　集结。当宋军在富平集结时，金兀朮正率军星夜急驰，至下邽（今陕西富平东），威胁宋军翼侧，而娄室军尚在绥德（今陕西绥德），宋众将请乘金军末集时出击，张浚不许，却拘泥程式、致书金军约期会战。金故意拖延时间，不作回答，娄室率军驰至富平以北，与兀朮军形成合击宋军之势。宋诸将在商议作战方案时，吴玠认为地势不利，宜占据高地，抵御金骑兵的冲击。秦凤路提点刑狱公事郭浩也认为金兵势盛，未可争锋， 当分地守之，以待其弊 ②。但诸将认为兵力数倍于敌，又前阻苇泽，金骑兵难以展开，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正当宋军准备进击而未部署停当时，金军却于二十四日先行发起攻击。兀朮和娄室分队从左右夹击。
　　娄室选３０００骑兵与宋军对阵，令诸军各带土囊，填平沼泽，打开通路，冲击泾原路军，经略使刘锜身先士卒，从上午战至下午，胜负不分。兀朮军发起攻击后，突入宋军阵中，一度被宋军围困，几不得脱，大将韩常也被箭射伤。娄室军又转攻环庆军，经略使赵哲临战擅离，将士惊逃，影响他军，宋军全线溃退，一直逃到邠州。金军乘胜尽取关中之地，５路相继沦陷，陕西大震。张浚退到兴州，命吴玠率军守和尚原，关师古集结熙河军于岷州，孙渥集结泾原、凤翔军于阶州、成州、凤州，重新设防，以阻金军。富平之战是南宋首次集中大兵团主动进攻的一次大战役，虽然损失惨重，但却打乱了金军的战略部署，迫使金把主力兀朮部从数千里外的江淮战场转调到西北战场，因而解除了金军再次南下对南宋朝廷的直接威胁。从此以后，东起淮水、西到秦岭的战线逐渐稳定下来，金军再也无力渡江南下，宋廷已摆脱了经常逃亡的窘境。 川陕虽挫，而东南高枕无事矣 ，因此，富平之战成为宋金战争战略形势的一个转折点。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六。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八。
　　和尚原之战　富平之战后，宋陕西５路地盘几乎全部丧失， 但余阶、成、岷、凤、洮五郡及凤翔之和尚原、陇州之方山原而已 ①。金军的铁蹄已快踏进四川的大门，其得陇入蜀的战略意图似乎马上可以实现，天府之国危在旦夕。吴玠在此形势下担负起了守卫四川门户和尚原的重任。和尚原是从渭水流域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的重要关口之一，属川陕之首要门户，位于宝鸡西南４０里，大散关以东，其地势之险与大散关不相上下。吴玠在接受张浚命令后，收集了几千散兵，扼守和尚原， 积粟缮兵，列栅为死守计 ①。金军为打通通往汉中的通道，接二连三地发动了对和尚原的猛烈进攻。
　　绍兴元年（１１３１年），金将没立率部出凤翔，乌鲁、折合自阶州、成州出大散关，向吴玠发起进攻，企图在和尚原会师。和尚原一带尽是山谷，路多窄隘，怪石壁立，不利金骑兵展开，金只好弃马步战。吴玠利用有利地形，轮番向金兵出击，金兵大败，狼狈而逃。金兵初战和尚原遭到惨败，兀朮立即纠集了１０多万兵力，跨过渭水，自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与吴玠军夹涧对峙。十月金军向和尚原猛攻，吴玠军用强弓劲弩，分番迭射，连发不绝，密如骤雨。金兵抵挡不住，仓皇退却。吴玠派兵断敌粮道，出奇兵从两旁截击，金兵溃不成军，兀朮率残兵败将夺路而逃。吴玠又在敌归路上布设伏兵伏击金兵。金兵自相践踏，死伤无数，２０多里长的山谷中，尸体枕藉。兀朮也身中流矢，乘着混乱割掉胡须，经过化妆才得以逃脱。此战金军主力损失巨大， 十存三四 ， 兀朮之众，自是不振 ②。
　　饶风关之战　金军在和尚原大败后，兀朮回燕山养伤，由完颜杲（撒离喝）率兵驻凤翔，与吴玠军对峙。为防备金军再次进攻，张浚重新进行防御部署：川陕宣抚处置使司设在阆中，知兴元府刘子羽驻兴元，吴玠军驻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南），吴璘部驻和尚原，王彦部驻金州（今陕西安康），关师古部驻熙河（今甘肃临洮）。绍兴三年正月，金再次 大举图蜀 ，完颜杲鉴于 和尚原天险，吴玠备御严密，屡攻不胜 ③，决定避开和尚原，而先指向通往汉中的重要门户金州，企图由金州入兴元，由兴元入四川，从而达到以奇取蜀的目的。其部署是，以李彦琪驻秦州，以牵制吴玠军，用少数游骑出熙河，以牵制关师古军。完颜杲亲率主力迂回从东面攻兴元。完颜杲率主力自长安向东南经商州，击败王彦军的抵抗后，占领金州。守卫兴元的刘子羽听说金州陷落，一面命田晟扼守饶风关，一面向吴玠告急。吴玠立即率数千人马，自河池一天一夜急驰３００里到达饶风关。会合王彦、田晟３部不到２万人，扼守饶风关。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三。
　　①　　 《宋史？吴玠传》。
　　②　　 《大金国志》卷七。
　　③　　 《大金国志》卷八。
　　饶风关是由陕入川的重要关口之一，位于陕西石泉县和西乡县交界的饶风岭上，险峻异常。二月金军以数倍的兵力猛攻饶风关，金兵都身披重铠，潮水般向关上涌来。吴玠指挥部队居高临下，以强弓劲弩猛射敌人，又用巨石向下滚压，金军前列毙命，后排续攻， 死者山积 ，苦战６昼夜，金久攻不下。恰在这时，南宋军中一名军校向金兵投降，引金兵抄小路绕到饶风关背后，占领制高点，两面夹攻，宋军不支，吴玠退守仙人关，吴璘也放弃和尚原与吴玠会合一处，筑垒固守。王彦军退守达州（今四川达县），刘子羽退至三泉（今陕西沔县西南）潭毒山。
　　金军占领饶风关后，立即进军兴元，准备向四川进军。但因南宋在撤退时坚壁清野，金粮饷不继，部队连续作战，伤亡过半，吴玠仍留在仙人关，威胁金军后路，金军遂退回兴元，又于四月间自兴元向凤翔撤退。
　　吴玠乘机邀击，金兵坠涧死者以千计，抛弃所有辎重，狼狈逃窜。刘子羽进军收复兴元，王彦收复金州。金军此次出击， 志在吞蜀 ，虽侥幸攻下饶风关，并深入兴元等地，但得不偿失，损失惨重。
　　仙人关之战　饶风关之战后，吴玠考虑金军必然再次南侵，同时考虑到和尚原远离川边，粮运困难，于是令屯守和尚原的吴璘退到仙人关以东，扎营筑垒，号 杀金坪.因杀金坪距仙人关较远，前阵散漫，于是在后面阻隘处修筑第二条防线。仙人关也是由陕入川的重要关口，位于陕西凤县和略阳县交界处，关外有两条重要交通线，一条抵秦州，一条至和尚原。金遭和尚原和饶风关之战的沉重打击之后，仍未放弃进入四川的企图。绍兴四年二月初，金兀朮与陕西经略使完颜杲、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夔，率领１０万大军、进攻仙人关。金军自铁山凿崖开道，循岭东下，吴玠以万人扼守要冲，吴璘亦率精兵从七方关（仙人关西）倍道而来，同吴玠会合。金兵首先向吴玠营地发起进攻，被吴玠击退，又猛攻垒壁，也未得逞。金久攻不下，于是分军为二，兀朮阵于东，韩常阵于西，并击宋军。吴璘率精锐在金两阵之间，左右应战。因激战良久，将士疲惫，退守第二道防线。金兵接踵而至，人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猛烈进攻，战斗持续到傍晚，吴玠派田晟率兵以大刀大斧左右出击。第二天清晨，发动反攻，金将韩常被射伤左眼，金阵大乱，开始溃退。吴玠派兵袭击金横山砦营地，宋遣兵埋伏在河池，切断金兵退路，金兵又一次大败。金兀朮引兵逃走。吴玠乘胜收复凤、秦、陇州。金军连遭沉重打击，被迫还据凤翔，授甲士田， 为久留计，自是不复轻动矣①，暂时放弃了进入四川的企图。宋的接连胜利，使川陕的防务趋于巩固。金军重点进攻川陕的失败，说明宋金强弱的对比，正在向有利于宋的方向转化。
　　①　　 《大金国志》卷八。
　　（５）岳飞收复襄阳和张浚反攻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年）九月，伪齐迁都开封。统治黄河以南地区。自伪齐建立之日起，伪齐统治区人民便不断起而反抗。伊阳（今河南嵩县）
　　人翟进兄弟组织民兵，在洛阳周围不断打击金军。伪齐配合金军攻陷伊阳山寨，翟进之子翟琮联合屯驻襄阳府（今湖北襄樊）的镇抚使李横和随州（今湖北随县）知州李道向伪齐发动进攻，得到牛皋等义军的援助，克复了汝州、颍昌（今河南许昌）、信阳军等地，从西面和南面进逼开封。伪齐急忙向金求援。三月间，金兀朮会合伪齐李成军２万击败李横、牛皋军，到十月，邓州（今河南邓县）、随州、襄阳等重要据点相继失陷。襄阳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宋保住襄阳，进可击中原，退可掩护长江中游地区。如落入金、伪之手，宋东南和四川的联系就可能被切断。
　　绍兴四年（１１３４年），宋廷为收复襄阳举行了多次讨论，最后决定由岳飞率军收复襄阳，韩世忠屯兵泗上为疑兵进行牵制，刘光世派兵增援出陈、蔡，合势并进，互为犄角。宋廷为此下令：任命岳飞兼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原湖北安抚使司统制颜孝恭和崔邦弼的部队以及荆南镇抚使司的部队，都归岳飞节制；命岳飞指挥所部在麦熟前克复京西路的襄阳、唐、邓、郢（今湖北钟祥）４州和信阳军；这次出兵，只能以此６郡为限，如敌人逃遁出界，不能远追，也不许提出北伐或扬言收复汴京，以免扩大事态；收复襄阳６郡后，由岳飞差官防守，大军回长江沿岸屯驻。由此可见，宋高宗反击襄阳的战略企图是收复战略要地襄阳，改善秦岭、淮水防线中央部分的态势，同时又害怕激怒金朝，极力避免把金军进攻的重点再次吸引到江淮方向上来。
　　岳飞所部兵力有２。８万余人，加上临时拨归节制的部队，共有３。５万人。岳飞军从江州移兵到鄂州，又从鄂州陆续北上。绍兴四年（１１３４年）五月初，岳家军向郢州城发起进攻，歼灭伪齐７０００人，收复郢州。
　　然后兵分两路，张宪和徐庆向东北方向攻随州，岳飞亲率主力往西北方向攻襄阳。张宪和徐庆攻随州城，未能攻下，在得到牛皋和董先支援后，攻下随州城，歼敌５０００千人。襄阳伪齐守将李成弃城逃遁，岳家军兵不血刃，进入襄阳。伪齐政权得知岳家军已攻占郢州、襄阳、随州，急忙调集部队集结在襄阳东北的新野、胡阳、枣阳以及唐州、邓州等地，号称３０万大军。李成于是自新野向岳家军反扑。岳飞命王万率部屯清水河，诱敌深入。六月，岳飞击败李成军。李成再次集结兵力反扑，又一败涂地。李成战败的消息传到开封，刘豫连忙向金求援，金派刘合孛堇会合李成，拼凑成数万人，在邓州西北扎下３０多个营寨，企图阻止岳家军向北进攻。岳飞派王贵和张宪率兵分路向邓州急进。七月十五日，王贵与张宪军在邓州城外与数万金、伪齐联军游战，后续董先、王万部以骑兵伺隙突击，一举击破金齐联军，金将刘合孛堇只身逃窜，伪齐将高仲率残兵退守邓州城。岳家军乘胜追击，一举攻破邓州。接着又收复唐州、信阳军。收复襄阳６郡，是南宋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也是南宋重建以来进行局部反击作战的第一次胜利。从此，鄂州成为岳家军的大本营，襄阳６郡成了岳飞反攻中原的前进基地。
　　刘豫不甘心襄阳的失败，向宋请兵再战。九月，金派宗辅、兀术和刘豫联军向淮河以南地区进攻。金齐联军分两路，骑兵自泗州趋滁州（今安徽滁县），步兵自楚州下承州（今江苏高邮）南下。宋以淮东宣抚使韩世忠率军自镇江进驻扬州，江东、淮西宣抚使刘光世率军屯马家渡，浙西、江东宣抚使张浚屯采石。九月初，东路金齐军渡淮占领楚州。韩世忠挥军北进，在扬州西北大仪镇附近，设伏２０余处。金军行至大仪镇进入伏击区，埋伏的宋军突然发起攻击，击毙大批金军。韩世忠又命解元等部在承州设伏，再次大败金兵。韩世忠率军追击金军到达淮河，金军惊溃，互相践踏，溺水死者甚众。十月间，金西路军攻破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滁州，前锋进至六合。宋廷再次调整部署：韩世忠退守镇江，张俊军移守常州，刘光世退守建康，打算凭借长江天堑，阻遏金军渡江。同时调岳飞军出援淮西，以牵制金军。金齐军自顺昌下寿春，进围庐州，形势十分危急。岳飞接到应援淮西的命令后，即派徐庆、牛皋率２０００多骑兵为前锋，自率８０００人疾驰淮西。徐庆、牛皋率部队赶到庐州后，留一部守城，其余迎击敌军，同金齐军展开激战。金齐军抵不住岳家军骑兵的冲击，狼狈溃退，牛皋率兵追击３０多里。金军退驻泗州、濠州一线。时值岁末严寒，粮道不通，又传来金太宗病危的消息，于是金军慌忙撤军北归，伪齐军也跟着逃走。宋军部分部队向北追击，淮南之地尽皆收复。
　　宋军对金、齐联军南犯，已能够进行局部反击；内部镇压人民的反抗也取得了成功，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年）以后，南宋政权已较稳固，具备了对金转取攻势的条件。这时，主战派张浚当了宰相，绍兴六年（１１３６年）二月初，张浚部署反攻中原：韩世忠由承州、楚州出兵，夺取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刘光世驻庐州，牵制伪齐军；张俊进驻盱胎，准备策应韩、刘两军；杨沂中领兵为后继，随时准备支援各军；岳飞军进驻襄阳，以图中原。张浚的战略意图是：以刘光世依托淮河沿线有利地形，牵制金与刘豫伪齐军，屏障建康，主力由两翼向北实施钳击，一举收复中原。
　　韩世忠立即展开行动，二月中旬率军渡淮，经符离进围金重兵防守的淮阳军，猛攻６天，金兀朮与伪齐刘猊率军来援，反击韩世忠，韩世忠率军突围撤至楚州。岳飞军于七月开始北进，牛皋为前锋，迅速攻占镇汝军（今河南鲁山），锋芒直指开封，以吸引伪齐的注意力。牛皋占镇汝军后，向东横扫颍昌府，直下蔡州，烧毁刘豫军储存的粮秣。岳飞在牛皋军的掩护下，亲率主力向豫西的虢州（今河南灵宝）方向进击。
　　八月初，王贵、董先等部攻占虢州及其附近地区。王贵继续西向，收复商州（今陕西商县），王贵的副将杨再兴夺占长水（今河南洛宁西南）、伊阳。虢、商二州是中原的要冲，北可控黄河，东入洛阳，西可攻关中。
　　岳飞军占领两地，从中间切断了河南与陕西的伪齐统治区。长驱豫西，是南宋立国后宋军首次攻达黄河之滨。岳飞已逼近洛阳，但因高宗下诏班师，加上岳飞军孤军深入，外无援兵，粮草不继，于是撤军。
　　南宋进行反攻，使伪齐惊恐万状，急忙向金廷求援。此时，金太宗已死，金熙宗继位，金拒绝出兵，只派兀朮屯兵黎阳以为声援。九月，刘豫拼凑３０万军队号称７０万，打着金军的旗号，分３路南下：中路由刘麟率领，由寿春攻庐州；东路由刘猊率领，从涡口攻定远，西路由孔彦舟率领，由光州攻六安。伪齐军于九月中旬开始南下，刘猊率东路军进到淮东，被韩世忠军阻止不能前进，只好退回顺昌，集结兵力再向淮西进犯。刘麟率领的中路大军在濠州、寿春之间渡过淮河，张俊由盯眙派兵抵御。南宋朝廷以为是金军再次南下，急忙下令岳飞军火速增援淮西。是时，刘猊军数万越过定远向南急驰，企图进犯建康，宋杨沂中部在越家坊（定远南）击败刘猊军前锋。十月，杨沂中军在藉塘（定远东南）与刘猊军遭遇。刘猊据山险列阵，杨沂中遣劲骑５０００突入敌阵，以主力从正面进攻，亲率精骑绕出刘猊军侧翼，刘猊大败，仅率数骑逃脱。
　　刘麟在顺昌闻刘猊军败，拔寨北撤。伪齐西路军正围光州未下，闻刘猊军败，亦撤军。当岳飞率部到达江州时，伪齐军已被打退，宋廷令岳飞回军。由于岳飞被抽调增援淮西，致使襄阳等地前线兵力不足，伪齐认为有隙可乘，于十月底向岳家军防区发动进攻，企图直捣岳家军大本营鄂州。岳家军各部英勇奋战，挫败了伪齐的进攻。岳飞回师鄂州后，立即部署反击，命令王贵部进军蔡州。因蔡州城池坚固，伪齐军主力设下埋伏，岳飞下令撤退。伪齐李成、孔彦舟率军追赶，被岳飞击败，岳家军主力安然撤回。
　　３。金毁约南下，岳飞反攻中原（１）宋金和议和金军南下从绍兴年间开始，宋金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显著变化，金军力量大大削弱，宋军战斗力不断增强。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年）金齐联合攻宋的失败，更加暴露了金军战斗力下降的真象。正如金将韩常所说： 今昔事异，昔我强彼弱，今我弱彼强，所幸者南人未知此间事耳。 ①伪齐军几次南犯惨败，使金廷大为失望，认为刘豫不仅不能替金军看守河南，对付宋军，反而兵败求援，使金军不断损兵折将，因而金廷准备取消伪齐傀儡政权，通过直接诱降，迫使宋廷纳款称臣，以达到军事手段未能达到的目的。宋高宗和秦桧无视形势有利于己的重大变化，仍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求和，要求取代刘豫的地位，对金称臣纳贡，以维持半壁河山的统治。绍兴七年（１１３７年）春，高宗派王伦向金乞求： 河南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 ②只要金答应讲和要求，其他一切条件都可以接受。
　　这时金熙宗初即位，内部各派系互相倾轧，经激烈争斗，完颜昌（挞懒）等主和派把持了朝政。绍兴七年（１１３７年）十一月，金废黜刘豫，取消伪齐政权。完颜昌主张把原伪齐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要宋向金称臣，贡纳岁币，实质上是要把南宋变为和伪齐一样的属邦。
　　高宗得知消息，大喜过望，不顾张浚、岳飞、韩世忠等人的反对，坚持其妥协投降活动。宋金几经往返，到绍兴九年（１１３９年）正月初一，达成和议，宋对金称臣，宋每年向金贡纳银２５万两、绢２５万匹，金归还原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之地。三月，东、南、西３京及陕西、河南诸州郡，由金 赐还 南宋，和议宣告完成。
　　正当高宗等为和议成功而弹冠相庆时，金朝又发生政变，完颜昌一派被推翻，兀朮一派得势，掌握了大权。兀朮反对将河南、陕西等地归宋，主张撕毁和约，出兵攻宋。一些将领也主张乘和约签订不久，南宋麻痹不备，在河南、陕西立足未稳之机，发动进攻。于是，金熙宗于五月下诏兴师问罪，尽复河南、陕西。其部署是４道出兵，全面进攻：聂尔孛堇进攻山东；完颜杲进攻陕西；李成进攻洛阳，兀朮亲率主力１０余万人进入开封。完颜杲于五月十五日攻占长安，李成于五月十六日攻占洛阳，兀朮于五月十三日入东京开封，十四日又进占南京商丘，并乘胜继续向淮西进犯。由于南宋在接收河南，陕西后没有派驻重兵，州县地方官吏多系旧时伪齐人员，因此金军一到，便望风而降。不到１个月的时间，金军又夺去了全部河南、陕西之地。在金军的大举进攻下，高宗只好发表声讨檄文，悬赏捉拿兀朮，并急令各地大军，作应战准备。
　　①　　 《大金国志》卷二七。
　　②　　 《宋史？王伦传》。
　　（２）刘锜保卫顺昌宋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领侍卫马军司１。８万人，由临安沿水路赴东京开封上任。行至涡口时，得知金军背约南下，即舍舟登陆，兼程前进。五月十五日进抵顺昌，得知金军已进占距顺昌３００里的陈州（今河南淮阳），于是决定和顺昌知府陈规一起，坚守顺昌，阻止金军南下。
　　顺昌北濒颍水，南有淮河，东接濠州、寿州，西接蔡州、陈州，是屏障淮河的要地，通往开封的要道。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刘锜为表示固守决心，下令凿船只，示无去意。他察看顺昌周围地形后，作出如下部署：将城外５０００家居民迁入城内，将城外民房全部焚毁，以免被金军利用；命部将分守４门；派出侦探了解金军动向；整修壁垒，以废车、轮辕埋于城上加固城墙，又在城上设置便于观察、射箭的望孔；在城墙外筑羊马墙，并预置伏兵。同时又号召当地民众协力抗金，一时出现 男子备战守，妇人砺刀剑 的景象。经过６昼夜努力，初步完成了顺昌城的防御准备。五月二十五日，金军游骑数千渡过颍河，进逼顺昌城郊。
　　刘锜从捕捉的俘虏口中了解到金军韩常军部在距城３０里的白沙涡安营下寨，便乘其初至，派兵千余夜袭金营，首战告捷。二十九日，金军三路都统完颜褒及龙虎大王突合速等３万余人包围顺昌，进行强攻。宋军用强弩劲弓还击，金军被迫后退。刘锜抓住战机，乘势以步兵出击，金军溃乱，渡河溺死者甚众。宋军凭城坚守，并两次乘雷雨夜袭，经过４天苦战，打败了金军的第一次围攻。
　　兀朮在开封得知顺昌失利的消息，率兵１０余万，昼夜兼程赶往顺昌。
　　刘锜获悉兀朮重兵赶来的情报后，召集部下商讨对策，最后决定背城一战。同时派出间谍，故意让金军俘虏，向金军散布刘锜喜好声色，贪图安乐、无所作为等假情报，以麻痹金军。兀朮听后信以为真，下令留下攻城器具，轻装急进。六月初九，兀朮到达顺昌城下，见城垣简陋，狂妄地说： 彼可以靴尖踢倒耳！ ①当即下令于次日早晨攻城。初十天明，金军１０余万人通过颍河浮桥，包围顺昌。金军主力猛攻东、西城门，兀朮自率重甲亲兵３００Ｏ骑往来督战。顺昌守军不满２万，能出战的仅有５０００人，但军民同心协力，将金军击退。当时诸将认为金韩常部最弱，应先击败该部。刘锜认为即使击败韩常部仍不能阻挡兀朮精兵的进攻，不如先打败兀朮军，则必将全军震动而崩溃。这时正值酷暑季节，金军人不解甲、马不卸鞍，远道而来，没有休息即投入战斗，疲惫不堪，锐气大减，只好休兵立营，准备再攻。宋军则以逸待劳，主动出击，突入兀朮营垒，打败其３０００亲兵。金军以铁骑拐子马从左右两翼包围宋军，由于宋军英勇作战，金军企图未能得逞。刘锜又在颍水上流及草木投放毒药，金军士马饥渴，饮食水草者均中毒病倒。刘锜乘机于中午由西、南两门出兵袭击金营，大败金军，歼敌５０００余人。兀朮见顺昌城屡攻不下，士卒又多疾病，不得不改变策略，企图长期围困顺昌。于是移营城西，掘壕列阵。是日大雨，宋军利用天雨而金军移营未稳，　大举夜袭，重创金军。十二日，兀朮被迫率全部金军撤离顺昌回开封，顺昌保卫战至此以宋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六。
　　宋顺昌之战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金军主力的进攻，策应了宋军在东、西两翼及西京地区的作战，从而全线抑制了金军的攻势，为南宋军民的大举反攻创造了条件。当顺昌之战激烈进行之时，金完颜杲军攻凤翔府石壁寨，为宋吴璘军所败，被迫退守武功（今陕西武功）。金李成军攻京西路，为宋岳飞军所败。聂尔孛堇军也在淮阳军南被韩世忠击败。
　　金军再次发起的全面进攻，又以失败告终。
　　金主力围攻顺昌之际，高宗急令岳飞救援顺昌。岳飞接到命令后，按照其以襄阳为基础，连结河朔，直捣中原，恢复故疆的既定方针，派前军统制张宪、游奕马军统制姚政驰援顺昌；派李宝、梁兴等率部北上深入金军后方，联络两河义军，抗击金军；一部出虢州、商州，切断兀朮和完颜杲的联系，掩护主力的侧翼；岳飞亲率主力向京西路前进。六月初，岳飞大军由襄阳、鄂州出发。当顺昌之战胜利后，高宗竟作出了极其荒谬的决定，下令 兵不可轻动，宜班师 ，要求各路军队停止北进。但岳飞没有听从，继续北进中原。金兀朮在顺昌战败后，退回开封，命大将韩常守颍昌，翟将军守淮宁，三路都统阿鲁补守应天府（商丘），以此３地作为开封的外围要点，兀朮和龙虎大王军驻开封作为预备队，阻止宋军进攻。
　　闰六月，岳飞军开始了扫荡开封外围的战斗。十九日，张宪部在离颍昌４０里的地方，击败韩常军，夺占颍昌城。然后会同牛皋、徐庆等部，击溃翟将军部，乘胜占领淮宁府城。二十五日，韩常军在开封增援部队的配合下，向颍昌反扑，被董先等部击败。同日，王贵部攻克郑州，并突入开封西南的中牟县，击毙大批敌人。七月初一，郝晸率部击败李成军，收复西京洛阳，并相继攻占西京所属州县。在１个多月的时间里，岳家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胜利地完成了扫荡开封外围的作战任务。
　　但在顺昌战后，张俊奉命从毫州后撤，刘锜在顺昌也不敢违诏北进，岳家军孤军深入，加上随着收复地区的日益扩大，兵力日益分散，岳飞不得不缩小正面，将兵力集结于郾城、颍昌地区。中原是宋金必争之地，谁控制中原，就可以从中央突破对方的防线，造成对敌分割的有利态势。
　　因此，岳飞挺进中原，使驻扎在开封的兀朮惊慌失措。他急忙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兀朮判断，南宋其他诸军都易于对付，独岳家军 将勇而兵精，且有河北忠义响应之援，其锋不可当 ，因而决定集中主力， 并力一战 ①，企图击败岳家军。
　　①　　 《金佗稡编》卷八。
　　七月初八，兀朮率龙虎大王突合速、盖天大王完颜宗贤及韩常等军直趋郾城，企图一举歼灭岳家军指挥中枢。金将铁骑 拐子马 １。５万人布列两翼。岳飞以步兵对付金军精骑，命令士兵手持马扎刀、大斧等锐利武器，上劈敌人，下砍马足；同时令其子岳云率骑兵精锐直冲金阵中央，杨再兴等率骑继之，冲击兀朮的　指挥部。经过激战，岳飞给兀朮的精锐亲兵和 拐子马 以沉重打击。兀朮见精锐被歼，大恸不已，又于初十增兵郾城北五里店，准备再战。岳飞部将王刚率５０骑侦察敌情，突入敌阵。岳飞亲率骑兵投入战斗，岳家军士气倍增，打败兀朮军。经过３天战斗，岳家军取得了郾城之战的胜利。兀朮不甘心郾城之败，又集中了号称１２万人的兵力，进到临颍。七月十三日，杨再兴等率骑兵数百，与金军一部在小商桥遭遇，杨再兴率军奋勇作战，歼灭金军２０００多人，杨再兴亦战死。张宪率援兵及时赶到，败敌８０００多人，兀朮夜遁。
　　岳飞估计金军虽屡战失利，必回军攻颍昌，便令岳云急速增援驻于颍昌的王贵。七月十四日，兀朮果然率兵１０万向颍昌进攻。王贵、岳云率精骑同金军在城西大战。金军 横亘十余里 ，声势颇壮。岳家军以骑兵８００正面冲锋，而将步兵布列左右两翼，对付金军的骑兵。双方展开激战，岳家军人人奋勇向前，无一人回顾。接着董先率部继至，投入战斗。遂大败金军，歼敌５０００多人，俘敌２０００多人。兀朮退回开封。
　　十八日，张宪部又在临颍东北击败金军６０００人。岳飞率军乘胜追到距开封仅４５里的朱仙镇。兀朮集结开封兵１０万迎战，同宋军对垒。岳飞一面同金军对阵，一面派兵向黄河渡口进逼，侧击金军。金军溃败，撤回东京。在岳飞反攻中原的同时，宋军在其它战场也获得了一系列胜利，收复了许多重要城镇。韩世忠部收复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在泇口镇（今江苏邳县西北）击败金军，吴麟在陕州大捷。梁兴等北渡黄河，联络义军，活跃于中条山，收复垣曲、沁水，连败金军，乘胜收复怀州（今河南沁阳）、卫州（今河南汲县），切断了金军后方交通道。河北、河东地区人民纷纷响应，约期起义，黄河两岸人民 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燕京以南，金的号令无法推行，金军内部也出现分裂，金将乌陵思谋准备降宋，大将军韩常也准备以５万兵作内应。金军统帅兀朮哀叹： 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军士气沮丧，发出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的慨叹①。金兀朮准备尽弃辎重，渡河北撤。
　　在此有利的形势下，收复中原指日可待。岳飞打算北渡黄河，乘胜继续反攻。但一贯持妥协投降态度的高宗和秦桧，把岳飞乘胜反攻的计划视为妥协求和的障碍。在岳飞胜利进军之际，秦桧先密令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锜从淮北撤退，又令陕西方面停止作战，陷岳家军于孤军突出的境地。然后又以 飞孤军，不可久留 为辞，在一日之内连下１２道 金字牌 ，强令岳飞班师。七月二十日，岳飞不得已退兵。致使 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②岳家军奉命班师，使整个战局逆转，刚刚收复的中原州郡，又被金军占领。金军既已达到 收复 河南、陕西的战略目的，下一步便是如何在军事上向南宋施加压力，促使更加有利于金的和议的实现。为此，金一面表示愿意议和，另一方面又发兵渡淮，企图用武力压迫南宋接受投降条件。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年）正月，兀朮选定宋军防守薄弱的淮西地区，集中９万大军企图一举突破淮河防线，直抵长江，胁迫南宋就范。
　　金军由开封向南开进，正月中旬，以孔彦舟为先锋、兀朮亲率主力，越过淮水，攻占寿春，然后分军趋濠州、滁州、庐州南下。宋廷督促淮西宣抚使张俊由建康率军渡江北上迎敌，同时急令驻扎在太平州的刘锜军渡江去防守庐州，并急调杨存中率殿前司兵驰援前线。
　　①　　 《宋史？岳飞传》。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二三。
　　刘锜到达庐州后，见庐州残破无法防御，遂同守将关师古会合南撤至巢县东南的东关（今安徽含山西南），依水傍山，据险扎营，以阻挡金军南下。这时金军已攻占庐州、含山及和州等地。二月初，张俊部将王德率前锋从采石渡江，收复和州。宋大军全部过江后，与刘锜部会合。
　　张浚、刘锜、杨存中分路出击，又收复含山等地，金军败退柘皋（今山西北）。柘皋东临石梁河，地势平坦，适合骑兵作战。金军１０余万全部布署在这里，分左右翼，夹道而阵以待宋军。刘锜军先至，即令士兵搭桥掩护大军渡河。二月十八日晨，杨存中与王德也各率部赶至柘皋，与刘锜分３路向金军进击。杨存中率军从上游浅水处涉水过河、初战失利。
　　王德见金军右翼为金军主力，遂挥兵过桥，直捣金军右阵，射杀金一将领，宋军鼓噪而进。金军 拐子马 从两翼向宋军冲击，杨存中以步兵１万人手持长斧，如墙而进，奋力砍杀，大败金军。金军向寿春撤退，宋军收复庐州。
　　柘皋之战后，宋军无意继续扩大战果、张浚与杨存中商议班师。三月初，金军围攻濠州，张浚、杨存中，刘锜又率部北上增援，在距濠州６０里时，闻濠州已陷，于是在黄连埠据险扎营。派兵前往濠州侦察敌情，回报濠州已无金军。于是留下刘锜守营，遣王德和杨存中率２０００骑兵先趋濠州，另以万名精兵跟进。次日午时，宋军先头部队进至城西，埋伏的金军突然杀出，宋军慌乱撤退，金军跟踪追击，宋军大败。张浚和刘锜闻讯后拔营南撤。
　　金在柘皋战败后，在回军途中击败宋军，但兵临长江的目的已难以实现，于是北撤，宋军已南归。兀朮不得不承认金军已失去优势，遂改变策略，决意讲和。宋高宗和秦桧感到手握兵权而坚决抗金的岳飞、韩世忠等是妥协求和的障碍。因此，于绍兴十一年四月以论功行赏为名，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剥夺了他们的兵权。八月，秦桧唆使党羽弹劾岳飞，罗织罪名，诬告岳飞谋反。十月，兀朮为迫使宋廷加速投降，又出兵攻占泗州、楚州。秦桧因怕有碍投降，竟不派兵抵御并以 莫须有 的罪名把岳飞投入狱中，接着又将韩世忠罢官。金军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渡淮南进，直到长江边的六合，对宋进行虚声恫吓，声称如不及早投降求和，就要渡江南下。
　　十一月，在宋使的哀求之下，兀朮许以淮河为界议和。宋金东自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宋将京西的唐、邓两州、陕西的商、秦两州之半给金；宋向金称臣，每年向金纳银２５万两、绢２５万匹；金册封赵构为帝。兀朮还提出 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 ①的无理要求，高宗和秦桧害怕金以此作为借口破坏和议，遂于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将岳飞父子和部将张宪杀害于狱中。高宗以割地、纳贡、称臣和自毁长城的高昂代价，换得了东南半壁河山的统治权。此后，金方无力南下，宋无意北上，于是双方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①　　 《金佗稡编》卷二○。
　　４。宋金均势下的战争（１）金完颜亮南侵金完颜亮于绍兴十九年（１１４９年）篡夺皇位后，于绍兴二十三年（１１５３年）迁都燕京，疯狂进行战争准备。绍兴二十九年（１１５９年）二月，金下令制造战船，并调发诸路猛安谋克军，凡是　年２５岁以上、５０　岁以下的全部编入军籍。接着，遣使赴各总管　府督造兵器。同时加紧修建开封，作为南侵的前进基地。绍兴三十年（１１６０年）七月，完颜亮下诏签发诸路汉军。为了筹措军费，预收５年的赋税。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年）春完颜亮前往开封，随之迁都于此，九月发动南侵战争。其部署是水陆并举，４路　南下：东路２０万大军由完颜亮亲自率领由寿州进攻淮南；中路以刘萼、扑散乌者率领１０万自蔡州趋荆襄，并分兵自光州趋黄州、武昌，另分兵自邓州趋金州，策应川陕和江淮方面的作战；西路由徒单合喜、张中彦率军５万，自凤翔攻大散关，以取四川；以苏保衡、完颜郑家奴率战舰６００艘、水兵７万顺海南下入钱塘江趋临安。南侵的战略意图是以西、中路先发动攻势，以牵制两淮宋军，然后完颜亮亲率主力向淮西突破，渡江后在水军的配合下直扑临安，一举灭宋。
　　绍兴二十九年（１１５９年）末，南宋朝廷得知金军准备南侵的消息，高宗派同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出使金朝，探听动静。叶义问向宋廷报告了金军即将南侵的情况，右相陈康伯、兵部尚书杨椿马上布署两淮守备。
　　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年）五月，金使到临安，提出要南宋割让淮南，战争已迫在眉睫，南宋君臣议论纷纷，主和派又主张逃跑，陈康伯坚决主张抵抗。南宋随即任命吴璘为四川宣抚使，负责川陕防务；命成闵率军３万前往武昌，防守长江中游；任命老将刘锜为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节制诸路军马，担负江淮地区抗击金军主力的重任，曾是岳飞部下的李宝，自请率战船１２０艘、水兵３０００人，沿海北上，阻击金水军。
　　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年）八月，金西路军首先发动攻势，自凤翔入大散关；金中路军也开始向信阳军、光州发动进攻。完颜亮所率的主力也向两淮进军，宋金战争全面爆发。金军南侵的消息传来，刘锜扶病从镇江进驻扬州，随时派兵北上，进驻宝应、盱眙、淮阴。但负责淮西防务的王权，却不敢进军，在刘锜的再三督促之下，才进驻长江北岸的和州，又进到庐州。十月初，当刘锜赶到淮阴时，金军已到达淮河北岸。
　　由于王权到庐州后再也不肯前进，淮西实际上没有设防，金军从淮西从容渡淮南下。王权一听金军已经渡过淮河，立即从庐州南逃，金军前锋迅速推进到滁州，直指长江。这时朝廷命刘锜退守江南，加上听到王权已经南逃，刘锜率兵退到扬州。金军临江的消息传来，临安一片惊慌。
　　高宗又想逃往海上，遭到陈康伯的坚决反对，才表示 亲征 ，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为参谋军事。这时金军已占领真州，王权又从和州逃到采石。接着扬州失守，刘锜退守瓜州，不久率军退到镇江。
　　完颜亮准备从采石渡江，时王权已被免职，接替他的李显忠还未到任，采石将士无人指挥，形势十分危急。十二月初八虞允文到采石犒军，毅然担负起阻击金军渡江的重任，立即组织军队，鼓舞士气，沿江布防。
　　金军在完颜亮的指挥下渡江南侵，虞允文亲临前线，一面组织军队迎击金兵，同时命令水军攻击金军船队，金军大败。第二天，虞允文又派水军主动进攻长江北岸的杨林渡口，再次击败金军，并烧毁金军船只３００艘，完颜亮从采石渡江的计划终于失败，只得退回和州，转往扬州，准备在瓜州渡江。
　　进攻川陕的西路金军，在吴璘的迎头痛击下，退守凤翔、大散关、和尚原一带，宋军先后收复了秦、陇、洮、兰、商、虢等州。中路金军先后进攻通化军、樊城，都被打败，改图两淮，所积粮草又为宋军所焚，宋军收复了邓州、新蔡等地。李宝率水军从平江出发，沿海北上，十月下旬抵达石臼山（今山东日照附近），得知金舰队正停泊在唐岛（又名陈家岛，今山东灵山卫附近）。李宝先发制人，出其不意，使用火攻，冲入金船队。金军极大部分船只被烧毁，未着火的船只企图顽抗，宋军将士跳上敌舰，奋勇杀敌。结果金舰队全军覆没，仅苏保衡只身逃脱。
　　完颜亮得知水军已被宋军全歼，利用水军攻占临安的企图已经破灭，不禁大怒。这时，金宗室完颜褒乘完颜亮南下夺取了政权，黄河以北已归附新皇帝金世宗，完颜亮后退无路，于是孤注一掷，妄图渡江占领江南地区，命令金军３天内全部渡江，否则处死，促使内部矛盾激化。
　　十一月二十七日，完颜亮被部下杀死。十二月初，东路全军退走，宋军乘机收复两淮地区；中路金军也于十二月退兵，宋军收复洛阳及蒿州、长水、永宁等县。完颜亮南侵失败。
　　（２）孝宗北伐金完颜亮南下失败后，金世宗将南下的军队北撤，将从河北、山东、陕西等地征来的兵丁放免还家，暂时把主要兵力用来巩固内部和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这正是北伐的大好时机，但是由于高宗的阻挠，没能把握有利时机。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２年）高宗退位为太上皇，传位给太子赵■，是为宋孝宗（１１６３～１１８９年）。孝宗即位后，随即任命主战派张浚为江淮宣抚使，统一指挥江淮军事。隆兴元年（１１６３年），张浚任枢密使，积极准备北伐。然而这时金朝的形势已有了很大改善，金世宗即位后，调整政策，缓和内部矛盾。在巩固自己统治后，将金军主力纥石烈志宁部１０万调到商丘，随后又命左丞相仆散忠义前往开封指挥金军，抢在宋军之前作好了进攻的准备工作，宋北伐的大好时机已经错过。宋北伐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不平等的地位，而金准备南侵的目的是宋 若归旧疆，贡礼如故，则可罢兵 ， 如必欲抗衡，请会兵相见 ①。因此，双方争执的焦点是改为平等地位还是依照旧约，都无大的战略企图。
　　隆兴元年（１１６３年）四月，在张浚主持下，北伐开始。李显忠部出濠州趋灵壁，邵宏渊军出泗州趋虹县（今安徽泗县），然后会攻宿州。
　　灵壁金军守将萧琦原与李显忠相约，愿为内应。五月，　李显忠率军渡过淮水，萧琦背约，在灵壁西南列阵阻击李显忠军，被击败，宋军攻占灵壁。邵宏渊率军围攻虹县，不能下，李显忠派人前去招降，虹县守将出降，虹县也为宋军所得。李、邵两人合兵进攻宿州，先在城下大败金军，继之渡濠登城，歼敌数千人，攻克宿州，击败了金纥石烈志宁军的反攻。
　　金孛撒自开封率兵１０万来攻宿州，亦被宋军击退。纥石烈志宁合诸军再攻宿州，宋军出城列阵迎战。由于李显忠和邵宏渊不和，在战斗紧张关头，邵宏渊不但按兵不动，还散布谣言，动摇军心，其子邵世雄率部逃跑，李显忠败退入城，不得已乘夜突围南撤，金夹谷清臣率军追击，至符离又大败宋军，张浚北伐就这样失败了。
　　①　　 《金史？仆散忠义传》。
　　符离战败，动摇了宋孝宗的信心，从前线召回张浚，罢去相位，重新起用秦桧余党主和派汤思退为相。由于金世宗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来进一步巩固统治，又鉴于完颜亮南侵败亡的教训，因而也希望签订和约。隆兴二年冬，宋金订立和约，宋不再对金称臣，改金宋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疆界仍以淮水到大散关为界，岁贡改为岁币，银、绢２５万两、匹，各减为２０万。史称 隆兴和议.此后３０多年间，宋金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
　　（３）开禧北伐宋宁宗（１１６８～１２２４年）在绍熙五年（１１９４年）即位后，宋名臣韩琦曾孙韩侂胄逐渐执掌朝政，以抗金作号召，得到朝廷主战派的支持。
　　当时金派到南宋的使者，横蛮无礼，对南宋君臣肆意侮辱。宋宁宗对南宋的屈辱地位不满，支持韩侂胄对金采取强硬态度，于是韩侂胄积极准备再次北伐。开禧二年（１２０６年）四月，宋宁宗为鼓舞士气，打击宋廷内的主和派，追论秦桧投降误国之罪。同时，命吴曦兼任陕西、河东路招抚使，郭倪兼山东、京、洛招抚使，赵淳、皇甫斌任京西北路招抚使、副使。郭倪派部将毕再遇和镇江都统陈孝庆进攻泗州，接着又攻下虹县，江州统制许进收新息县，光州忠义军孙成收复褒信县。五月，宋正式下诏伐金。宋军纷纷出击，郭倪部攻宿州，建康都统制李爽攻寿州、皇甫斌攻唐州，江州都统王大节攻蔡州。但宋军自符离战败后，多年没有征战，士兵缺乏训练，将领没有必胜信心，因此出动不久，就从宿州、寿州，蔡州败退下来。
　　八月，金平章事仆散揆率金军主力３万出颍寿，完颜匡率兵２。５万出唐、邓，纥石烈子仁带兵３万出涡口，纥石烈胡沙虎带兵２万出清河口。在西北，因得知吴曦准备投降，虽也分几路进攻，但兵力不多。稍后，金又集河南壮丁１７万入淮，１０万入荆襄，补充金军。十月间，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围楚州，金主帅仆散揆南进，宋军望风溃散，淮南的安丰军、滁州、和州等地相继为金军占领，金军直达长江北岸，江南大震。
　　镇江副都统制毕再遇奉命解楚州之围，当他得知金军主力已达长江北岸时，考虑到楚州城防坚固，就主动率兵前往六合，抵挡金兵。毕再遇在六合城偃旗息鼓，伏兵南门，将弓弩手布于城上，当金军攻城时，两面夹击，金军大败。金将完颜蒲辣都与纥石烈等合兵１０万攻六合，毕再遇派部队不时出击金营，使金军昼夜不宁，迫使敌人退走。毕再遇乘胜追击，在滁州大败金军。开禧三年初，毕再遇率军解楚州之围，分道出击，军威大振，金军被迫退走。
　　吴曦是抗金名将吴璘的孙子，在开禧北伐时，被任命为陕西、河东招抚使，手握大权。韩侂胄期望他能迅速出兵陕西，造成有利的态势，但吴曦却暗中与金联系，准备叛变投敌。开禧二年十二月，金封吴曦为蜀王，吴曦叛宋降金，次年正月正式称王，并声言与金合攻襄阳，宋廷大震。但其叛变极不得人心，二月，兴州合江仓官杨巨源、中军正将李好义等，约合吴曦部将张林、朱邦宁等，通知吴曦的伪丞相长史安丙，率人冲入伪宫，杀死吴曦及其死党，平定了这次叛乱。宋廷任命安丙为四川宣抚副使。杨巨源、李好义乘机进兵，相继收复西和州、成州、和州、凤州、大散关。李好义准备乘胜夺取秦陇，以支援两淮战场，但安丙却下令： 谨守故疆，不得侵越，士气皆沮 ①。
　　总之，尽管当时有不少宋将望风溃逃，但从整个战线来看，在西路金军进展不大；中路金兵围攻襄阳不下，士兵生病的很多，不得不退兵；东路金军主力一再遭毕再遇部沉重打击，损失惨重。加上金主帅仆散揆、宗浩等相继病死，形势对金并不十分有利。但在金军南下时，南宋朝廷内部的主和派又开始阴谋活动。十一月，礼部侍郎史弥远大造舆论，攻击北伐劳民伤财，勾结参知政事钱象祖、皇后杨氏等，在韩侂胄上朝时将其杀害。宁宗得知后，只得附和。主和派得势，将韩侂胄一派赶出朝廷。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年）三月，史弥远一伙按照金的无理要求，刨棺割取韩侂胄的首级送给金朝，以惩办、警告抗金将领和官员，与金议和，金宋关系改为 伯侄之国 ，改岁币２０万两为３０万两，宋给金犒军银３００万两，双方仍维持原来边界，史称 嘉定和议.此后，南宋统治更加黑暗腐朽，金也迅速衰弱，双方再无大的战争爆发。
　　（六）夏辽与夏金战争
　　１。夏辽战争西夏在太祖继迁时，就十分重视联辽抗宋，并向契丹称臣以争取其支持。辽朝也很想以西夏牵制宋朝，派公主远嫁西夏统治者，打算利用婚姻关系进一步巩固两国联盟。至德明、元昊在位时，为了进一步扩张势力，经常招纳辽朝境内的党项部落，引起辽朝君主臣僚的极大不满。
　　重熙七年（１０３８年），嫁给元昊的契丹兴平公主死去，辽兴宗早就听说２人感情不睦，借机派使者前去诘问。重熙十三年（１０４４年），辽朝出兵讨伐叛辽的党项部落，元昊暗中出兵支持党项各部落，并击败辽军，斩杀辽的两员大将。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了辽兴宗亲征西夏的战争爆发。
　　重熙十三年（１０４４年）九月，辽兴宗率１０万骑兵渡过黄河，兵分３路：皇太弟重元领骑兵７０００出南路，枢密院使萧惠统主力６万余骑进兵贺兰山北，东京留守萧孝友统中军护卫兴宗行营。辽兴宗长驱４００里，不见抵抗，遂驻扎于得胜寺南壁之地。其实西夏军主力大多集结在贺兰山以北，并在那里与辽军展开激战。辽军屡战屡胜，且后续部队源源到达，大有直捣兴州之势。元昊遂一面上表谢罪，答应遣还叛逃部落，一面进贡方物。萧惠不接受元昊的请和，仍大举进攻。元昊连续３天后退计１００余里，所过之地焚烧牧草殆尽，使辽军战马无草可食。几天后，待辽军 马饥士疲 ，战斗力大为减弱之时，元昊才亲率西夏反击。两军交锋，一开始西夏军被辽军包围，居于劣势。后来突起大风，飞沙迷目。西夏军乘风反攻，辽军士卒多蹂践而死。元昊顾不得休息，紧接着攻击得胜寺南壁兴宗大营，俘获契丹驸马都尉鹘突姑及近臣数十人，缴获器■车骑等大量战利品。辽兴宗单骑逃遁。战后，辽与西夏被迫和谈。
　　①　　 《宋史？李好义传》。
　　重熙十八年（１０４９年），辽兴宗为报旧仇，再次兴兵。此次仍然兵分３路：萧惠统南路军渡黄河，向河套方向推进。耶律敌鲁古统北路军南下进攻凉州（今甘肃武威）。兴宗自将中路军随后跟进。北路军推进至贺兰山，与扼险据战的没藏讹庞军相遇，初战不利。后敌鲁古奋勇当先，将讹庞的３０００骑兵击溃，乘胜追至凉州，俘获元昊的妻子没移氏及众夏国臣僚家属。但担负主要作战任务的南路军统帅萧惠却过于轻敌，其粮船战舰沿黄河绵亘数百里，却不加强戒备。忽遇西夏军从高坂向下发起攻击，猝不及防，士卒死伤数以万计，萧惠自己勉强逃脱厄运。辽兴宗带领的中路军，渡过黄河后便进入无水草之地，战马多饥渴而死。
　　不久，３路大军相继退回辽境。
　　一年后，西夏出兵攻掠辽境。辽军为了报复，第三次出兵征西夏，直逼兴州。西夏军不敢迎战，下令诸州坚壁拒守。辽军纵兵大掠而还。
　　此后，西夏军事实力日益削弱，为了对付日益强大的宋朝军队，西夏对辽的依赖也就迫切起来，频频派人向辽朝求和结好。重熙二十三年（１０５１年），辽允许西夏请和，辽夏关系重归于好。２。夏金战争１１世纪后半期，夏辽两国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固的盟国关系。１２世纪初，女真人迅速崛起，在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攻占了辽朝大半国土，迫使辽天祚帝四处躲藏。西夏这时并没有抛弃自己的盟友，不仅继续接受辽的册封，还主动请天祚帝到西夏国内来避难。天辅六年（１１２２年），西夏出兵进占辽之金肃、河清（河套东北部）两军，声称奉天祚帝之命保护当时残辽政权和土地人民。接着，西夏为了把国土扩大到黄河以北，冒然派李良辅统兵３万支援辽国。在天德军（今内蒙乌拉特前旗北五加河东岸）境内野谷一战，全军将３万西夏军歼之几尽，连主帅李良辅也被俘获。不过，当时女真人为了专力对付辽朝和宋朝，有意拉拢西夏，不希望与之刀兵相见。天会二年（１１２４年），夏金和议。西夏以事辽之旧例向金称臣，保证不再援辽，并允许金在西夏境内有征兵之权。
　　但夏金的盟国关系并不巩固。金朝非常害怕党项人与逃到西域的辽国残余——西辽联合在一起。西夏则明里暗里与宋联络不断，与辽也有合兵攻掠的打算。他们趁宋金激战之机，派兵收复了原来被宋占领的陕西沿边地区，又攻取了河东的天德、云内、武州八馆之地及许多军州。
　　金朝惧怕宋夏联合，腹背受敌，除派大将兀室率数万精骑夺回扼制蒙古高原与西域交通孔道的河东地区外，其他军州只好听任西夏占领。
　　金熙宗至章宗时，金军实力已呈衰弱之势，对外战争逐渐减少乃至停止。西夏也是叛党纷起，内乱频生，需要争取较长的和平时期来巩固内部，医治多年来的战争创伤。在双方共同的努力下，夏金之间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大安元年（１２０９年），蒙古军再次攻入西夏，进围夏都兴中府。西夏派人向金朝请求派遣援兵。金卫绍王认识不到唇亡齿寒的道理，居然说： 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 ①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次年，西夏派兵万余骑进攻金之葭州（今陕西佳县）。两国从此交恶，爆发了激烈战争。西夏在蒙古频频攻金的形势下，也没有捐弃前嫌，与金人联手抗蒙，而是攻掠金之边境诸州。贞祐四年（１２１６年），金朝在反复商议后对西夏发动大规模反击，由庆阳总管庆山奴统兵出环州（今甘肃环县），先后在阿弥湾、安塞堡、结野觜川、车儿堡击败西夏兵。１２月，又兵分两路，一路由左监军陀满胡土门率领，攻盐州、宥州、夏州；一路由庆阳总管庆山奴率领，攻威州、灵州、安州。次年正月，西夏兵３万余人从宁州撤退时，庆山奴统兵邀击，大败西夏。此后，金朝无力继续用兵，又从反攻转入防御。金夏在长期战争中，都极大地削弱了自己的国力和军力，给后来的抗蒙战争造成重重困难。可以说，这场战争无论对金还是对西夏，都是弊大于利。真正的受益者是后来相继攻灭西夏和金的蒙古。
　　①　　 《西夏书事》卷四○。
　　（七）宋金农民战争
　　宋金时期，农民起义战争仍是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北宋时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南宋时期的钟相、杨么起义，金末红袄军起义等皆是其中规模较大者。从军事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山水寨防御作战的特点比较明显，这与宋金时期作战方法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
　　１。王小波、李顺起义淳化三年（公元９９２年），宋朝四川一代爆发了王小波、李顺　领导的农民起义。王小波是永康军青城县（今四川灌县东南）人，向以贩卖茶叶为生。当时宋朝官府在四川设置 博买务 ，垄断丝帛茶叶贸易，商人和官僚又相互勾结，操纵市场，使那些失去土地而依靠小买卖谋生的农民失去最后一线谋生的希望。王小波等振臂一呼，主张财富均平，因而得到广大农民的群起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万人，一举攻克青城县城。次年二月，又攻占了彭山县（今属四川），杀死县令齐元振。
　　恰巧淳化四年（公元９９３年）四川地区发生旱灾，人民衣食无着，纷纷参加起义军，王小波手下的队伍日益壮大。十二月，王小波打算进一步扩大起义军占领地区，首先引兵进攻成都西南的江原县（今四川崇庆东南）。其时宋西川都巡检使张玘领兵驻守该地。两军激战过程中，王小波身上中箭，仍不退缩，指挥起义军打垮了宋军，杀死张玘. 不久，王小波也因箭伤过重死去。此后，起义军推王小波妻弟李顺为首领，继续攻打各府州县城。宋朝各地官员慑于江原之败，慌作一团，只顾闭城自守。蜀州（今四川崇庆）、邛州（今四川邛崃）等城相继被起义军攻破。淳化五年（公元９９４年），李顺军攻克川西重镇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同时派兵四出。在北至剑阁（今四川剑阁北）、南抵巫峡（今四川巫山）的广大地区内，除了几座孤零零的城池外，都被控制在起义军的手中。
　　起义军起义的消息传到北宋都城开封，宋朝决定派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领兵入川镇压。起义军在宋朝大军入川前，曾派数千人攻打入川的重要门户——剑门，结果人少力单，被守城宋军击败。但李顺没有再接再励，反而集中主力２０余万人去攻打逃亡官僚地主聚集的梓州（今四川三台），顿乓城下８０余天，这样就使得王继恩所部宋军主力通过剑门，迅速入川。王继恩入川后，没有直趋成都与起义军主力决战，而是先在川北各地镇压分散的义军部众，先后攻克绵州（今四川绵阳）、阆州（今四川阆中）、巴州（今四川巴中）等。起义军在失守上述州县后，从梓州撤围，宋军遂尾随追至成都城外。
　　当时成都聚集起义军１０余万人，但他们毕竟缺少大规模守城经验。
　　经过激烈战斗，宋军突破坍塌的城墙攻入城内，起义军战死者达３万余人，李顺在战斗中下落不明。
　　成都陷落后，起义军余部分成两支，分别在川东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一带和川西眉州（今四川眉县）一带活动，至至道元年（公元９９５年）二月，才被宋军镇压下去。但溃散在各地的小股义军仍退入险要山区，依险为栅，坚持斗争达三四年之久。
　　２。方腊起义方腊是宋朝江南东路歙州歙县（今安徽歙县）人，自幼家境贫寒，靠给青溪县（今浙江淳安）帮源里地主方有常当雇工为生。当时两浙地区信奉摩尼教的教众很多，教中平等互助，并奉汉代黄巾起义领袖张角为教祖。而北宋徽宗时统治者生活糜烂，为修复开封皇家花园，在两浙地区搜刮奇花异石，经运河运至开封，每１０只船一纲，称 花石纲. 花石纲 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也为方腊利用宗教作掩护，发动农民起义战争提供了便利条件。宣和二年（１１２０年）二月，方腊所进行的 夜聚晓散 的秘密宗教活动被方有常发现，报告给官府。方腊得知这一消息，马上杀死方有常一家。十月，方腊举旗起义，并提出先攻占江南列郡、划江而守，抗击宋军，待中原有变，再发兵江北，统一中国的战略计划。方腊义军受到当地贫苦农民的热情支持，队伍很快由１０００余人发展到上万人。
　　十一月，宋兵马都监蔡遵等领兵５０００余人前去镇压。方腊利用敌人轻敌速战的心理，诱敌深入，在息坑杀死蔡遵等人，击溃宋军，乘胜以火攻占领青溪县城。十二月，起义军又克睦州（今浙江建德梅城镇）、歙州，歼灭宋东南第五将郭师中所部。接着，兵分４路，攻下杭州、宣州（今安徽宣城）、信州（今江西上饶）、湖州（今浙江吴兴）等东南重镇。各地农民也纷纷起兵响应，打起方腊的旗号，攻打各地城池。一时间，起义军众至百万，震动东南。
　　宋朝廷听到起义军起义的消息后，极为恐慌，匆忙调集驻淮东、荆湖、京畿及陕西６路富有作战经验的１５万精兵驰赴江南，镇庄起义。宋军为防止起义军据有长江天险，首先抢占江宁、镇江等战略要地。而方腊在占领杭州后，没有急于进占江宁，阻止宋朝大军过江，反将兵锋南指，攻打婺、衢诸州，从而失去趁虚占领江宁的良机，让宋军毫无阻拦地渡江南下。宣和三年（１１２１年）正月，义军才开始向北进攻。方七佛部６万余人攻打秀州（今浙江嘉兴），在城下受到守城宋军和南下宋朝援军的夹击，不支而退回杭州。另一支义军八大王部在从歙县进军江宁途中，遭遇宋军刘延庆部，屡战屡败，向南退去。至此，方腊 划江而守 的设想落空，战略上陷入被动。
　　但是，当时义军还控制着大片地区，兵力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尚有能力与宋军周旋。所以，当二月宋军攻占杭州后，方腊组织力量于三月发动反攻。四月，又在衢州、睦州组织反攻。这几次反攻，给宋军以沉重打击，义军自身也伤亡惨重，且由于对方兵多势众，战斗力强，衢州、婺州相继陷落。义军根据地青溪的东南屏障尽失，方腊只好率部返回帮源，进行最后抵抗。四月十九日，宋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形成对帮源山区的夹击态势。西路宋军抢先向帮源的西部制高点门岭抢攻。门岭崖壁峭拔，险径危侧，宋军强攻没有得逞，又派出精锐从小路上山偷袭，终于得手。二十四日，东、西两路宋军以纵火为号，进行夹击，义军２０余万人腹背受敌，拚死搏斗，牺牲者达７万余人。战至二十六日，方腊等义军首领不幸被俘，后被解至开封英勇就义。
　　方腊被俘后，义军余部转入浙东继续作战。他们在平原地带作战失利后，又退入仙居山区和永康山谷，坚守村寨，一个洞（山谷）一个洞地与宋军展开血战。直到八月，起义军全被宋军镇压下去。
　　３。钟相、杨么起义钟相是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杨么是鼎州龙阳（今湖南汉寿）
　　人，本名太，因年少被称为杨么。他们生活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极为尖锐的北宋末年。随着女真铁骑南下，北宋政权灭亡，江南城乡饱受金军、宋军和游寇的反复洗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钟相以行医为名，利用巫教为掩护，在洞庭湖周围几百里向贫苦农民宣传 等贵贱，均贫富 的道理几２０余年①，受到农民的拥护，为武装起义作了较为充足的准备。
　　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年）初，宋王朝收编的一个溃兵土匪集团，在孔彦舟的带领下，窜扰洞庭湖区，闯入鼎州大肆屠城，抢劫财物，激起民众义愤。钟相趁机于二月率众起义，称楚王，建国号楚，迅速控制了鼎州、澧州（今湖南澧县）、岳州（今湖南岳阳）等地的１９个县。孔彦周为了镇压这次起义，派遣奸细打入义军内部，在三月发动突然袭击，里应外合，攻破义军大寨，义军领袖钟相被俘遇害。
　　绍兴三年（１１３３年）夏，起义军推杨么为总首领，号 大圣天王 ，领导义军２０余万人继续作战。杨么根据洞庭湖区港汊纵横、芦苇茂密、岛屿众多的特点，先后修建起７０余座山水寨。山水寨一般依陆向水，陆路建有重城重壕，掘有陷马坑，并有人日夜巡逻埋伏；水路则 日夜使船巡绰 ①。起义军还建造了两三层楼高的大型车船，可载千余人，内装踏车，行驶速度较快，加上轻便海鳅船的配合，在洞庭湖水面占据优势。
　　义军平时在寨内耕种饲养，战时青壮出战，老幼居守，一切井然有序。
　　是年六月，宋朝廷派王■领兵６万，镇压杨么起义军。他计划派兵从洞庭湖西水陆并进，迫使义军向东撤退，并派宋朝水军主力在洞庭湖东岸进行拦截，企图一举歼灭义军。是月上旬，宋军与义军在洞庭湖西岸激烈交锋，义军且战且退，退至鼎口（今湖南常德东）一线。此时，洞庭湖东岸的宋朝水军急于出战，义军也打算先发挥水军优势，击败其水军主力，以免腹背受敌。于是，发数只车船东驶诱敌。车船上不树旗枪，士兵也都隐藏起来。宋军误以为是义军在湖西作战失利，飘下来的空船，争先恐后跳帮抢夺。不料，车船上突然擂鼓呐喊，车船也突然转轮急驶，横冲直捣，将宋军大小数百只船，尽皆辗没入水。留在岸上的宋军，也被义军掩杀抄截，共计歼灭宋军万余人。战后，义军挥师西进，夜袭西路宋军，打得宋军退缩至德山寨（今常德南）不敢出战，听任义军控制洞庭湖面。绍兴四年（１１３４年）八月，义军为保卫自己的庄稼和水利工程不被宋军破坏，派兵攻克宋军盘距的社木寨（今常德东），全歼寨内守军数百人。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
　　①　　 《杨么事迹》卷下。
　　宋朝廷眼看王■连连失败，将其贬官３级，改派岳飞前来指挥镇压起义军。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年）五月，岳飞抵达鼎州。他采用 以水寇攻水寇 之策①，起用义军叛徒杨华分化瓦解义军，并在一些小战斗中用计击败义军，沮丧其士气。果真，义军重要首领杨钦等相继投降，带有将士３０００余人，战船４００余艘。当时，适逢大旱，洞庭湖水渐浅，岳飞派人用木头、杂草阻塞河道，使义军的作战利器——车船无法发挥作用。
　　六月，岳飞率军攻破杨么大寨，杨么赴水而死。但义军余部仍然在洞庭湖东岸山区设立山寨，继续坚持斗争到绍兴六年（１１３６年）九月。
　　４。红袄军起义红袄军起义爆发于金朝宣宗统治时期。当时，金朝廷在蒙古骑兵的攻掠下被迫南迁，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和众多官僚、贵族，更加重了对其统治下的河北、山东地区汉族人民的搜刮，社会经济矛盾空前加剧，人民纷纷聚义反抗。义军少者数万人，多者至数十万人。起义者均穿红袄为标志，故称红袄军。其中势力最大者，当推杨安儿、李全、刘二祖这３支义军队伍。
　　杨安儿是益都人，本名杨安国，一向以贩卖鞍材为生，人称 杨鞍儿 ，遂自名为杨安儿。他早在南宋韩侂胄 开禧北伐 时，就开始起兵反金，后一度被招安。大安三年（１２１１年），再举义旗，攻州县，杀官吏，在山东地区影响很大。与他遥相呼应的，还　有号称 李铁枪 的潍州（今山东潍坊）人李全所部。其时金军主力忙于对付南下的蒙古骑兵。至贞祐二年（１２１４年），金朝廷以公主嫁成吉思汗，并交纳金帛马匹等物，蒙军始解中都（今北京）之围而去。金朝统治者才腾出手来，派出最精锐的 花帽军 开赴山东，任命仆散安贞等为将，全力镇压红袄军。金军首先寻找杨安儿义军决战，在益都城外将其击败。但杨安儿领兵转攻莱州（莱阳），另求发展。金莱州守将和登州刺史见红袄军到来，皆忙不迭开城出降，慰劳义军。于是，杨安儿在此称王， 置官属，改元天顺①。接着，又发兵克宁海、潍州等地，准备反攻益都。七月，仆散安贞与其他几路金军合力进攻杨安儿，先后在辛河、莱州城外重创义军主力。九月，又攻克莱州，一些义军将领投降。杨安儿乘舟入海，被舟人所害，堕水死。杨安儿之妹杨妙真，号 四娘子 ，勇悍善骑射，收集残部至磨旗山（莒州古城东南之马鬐山）与李全义军汇合，李全、杨妙真２人并结为夫妇，据险而守。但山东持续的粮荒与金军的不断进攻给义军造成极大不便，一些将领纷纷投降。李全等人于兴定二年（１２１８年）归宋，并接受宋朝所封的京东路总管之号。他还分兵袭击密州（今山东诸城），又说服张林等人以青、莒等１２州归宋。但宋朝统治者封锁淮水，不许义军南渡，并在义军中挑拨离间，削弱其力量。
　　①　　 《宋史？岳飞传》。
　　①　　 《金史》卷一○二《仆散安贞传》。
　　李全所部后来发展成为一股地方割据势力，将斗争矛头指向昔日友军。正大三年（１２２６年），李全攻克青州后，遭到蒙古军围攻１年之久。
　　所部大小百余战，伤亡惨重，力有不支，终于次年投降蒙古。
　　四、宋辽金夏时期的武器装备和国防设施
　　（一）宋代的武器装备
　　中国兵器的发展，从宋代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火药被应用于军事领域，各种火药火器的发明与创造，宣告人类从此进入了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新时代。
　　１。武器装备进步的原因武器的生产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作基础的。宋代武器装备的进步，首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赵宋王朝建立之后，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唐中叶以来长达２００多年割据混战的局面。一个较为和平安定的环境，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宋代社会经济在隋唐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出现了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相当发达，作为兵器制造业基础的采矿业和冶炼业也有了很大发展，科学技术更是达到古代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峰。生产和科技领域的最新成果，往往总是最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兵器制造业的创新和新式武器的问世提供了先决条件。
　　其次，战争的需求促进和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宋立国３２０年，先后与辽、夏、金、元等政权并存，边患连绵，战争不断，此伏彼起的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迫使赵宋统治者不得不注意讲求武备，重视武器装备的改进和创新，对国防科技方面的发明创造采取奖励政策，并及时加以推广应用。这种政策提高了军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时 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 ①，从而促进了武器装备的发展。
　　宋代军事工业组织严密，规模庞大。中央直辖的有京城的南北作坊和弓弩院，地方各州也均设有军器作坊。神宗时设军器监，下属有东西作坊，皮角场、作坊物料库。同时，还设有御前军器所，以及临时设置的一些机构如军器局等。每一院、场、库，都相当于一个大型的手工业作坊、工匠动辄上千人，甚至几千人。作坊内部又有较为精细的分工。
　　如军器监中除八作司外，还有广备攻城作。广备攻城作又分为火药作、青窑作、猛火油（石油）作、金作、火（火箭、火炮、火蒺藜等）作、大小木作、大小炉作、皮作、麻作、窑子作等。军器监内的工匠，都是从全国各地精选而来的能工巧匠，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有利于相互交流经验和提高制作技术，改进兵器生产质量。
　　正是在上述条件下，宋代兵器取得了长足进步。
　　２。宋代兵器发展的表现（１）火器登上战争舞台火器的产生，取决于火药的发明。火药的发明，最初是从炼丹家用硝石和硫黄炼制丹药开始的。从秦汉时起，炼丹家们为炼制 长生不老 的仙丹，便用硝和磺炼制丹药。经过长时期的摸索，炼丹家们虽然没有制造出仙丹，但却在炼丹的过程中发明了火药。至隋唐时期的炼丹书里，已有了火药制法的明确记载。到宋代，火药的配方已脱离了初始阶段，各种药物成分有了比较合理的定量配比，在制造技术和性能上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和提高。仁宗时的官修兵书《武经总要》里，明确而详细地记载了火炮、毒药烟球、蒺藜火球的三种配方，并在世界历史上最早给它们冠以 火药 的名称。从其记载看，这时的火药的组配比率已从混乱走向统一，成分由庞杂趋向纯净，形状由粉末体变成颗粒状，制造工艺从粗糙发展到精细，生产由分散少量扩大到批量，从而为我国第一批军用火器的发明与创造提供了条件。
　　①　　 《宋史？兵志》。
　　火药发明之后，火器也随之产生。公元１０世纪，关于试制和试验火药武器的记载已屡见于文献。因此，中国至迟在１０世纪初便已将火药应用于军事领域。路振《九国志》言，唐哀宗天佑初（公元９０４年），郑璠攻豫章（今南昌）， 发机飞火 ，焚烧龙沙门。据考证， 飞火 就是火炮、火箭之类的火器，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火药运用到战争上的记载。到了宋代，火器有了更快的发展。开宝三年（公元９７０年），兵部令史冯继升曾向朝廷献火箭法。开宝八年（公元９７５年），宋军在同南唐作战中，曾使用了火箭、火炮。咸平三年（公元１０００年），神卫水师队长唐福向朝廷献火箭、火球、火蒺藜。咸平五年（１００２年），知宁化军刘永锡向朝廷献所制火炮。《武经总要》一书里，综述了当时火箭、火炮火药鞭箭，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等１０余种火器，但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北宋时期的火器，基本上还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并参杂一些发烟和毒性药物，用以焚烧敌人的防御设施和军用物资，对人马只是起震惊和阻碍作用，杀伤力是很微小的。到南宋以后，爆炸性火器正式出现，并产生了管形火器。
　　宋代的火器，大致可分为燃烧、爆炸、抛射性管形火器３种类型。
　　宋代的燃烧性火器，名目繁多，主要性能是燃烧，并兼有烟幕、毒气、障碍、杀伤等不同的作用。一般是用烧红的烙锥发火，借外力抛射，按其使用方法不同，又可分为火箭、火枪、火球等３　类。利用弓弩发射的火箭，是用纸把火药包装成球形或卷筒形，缚在靠近箭镞的箭杆上，使用时先点火，然后射向目标，引起燃烧。这类火箭，在宋代曾广泛使用于战场，在许多战役中发挥过作用。火枪是南宋时极为盛行的一种火器，用一两个纸筒或竹筒装上火药，缚在长枪枪头的下面，与敌人交锋时，先发射火焰烧灼敌人，再用枪锋击刺。如梨花枪就是其中的一种，李全曾凭借它称雄山东，有所谓 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 之誉。
　　火球类火器包括各种火球、火炮，一般用抛石机抛送，在守城、水战、野战居高临下处顺风时，也可用人力抛掷。这类火器的性能，除燃烧外，还分别具有毒气、杀伤、障碍、烟幕等不同的作用。如毒药烟球，有强烈的毒性；蒺藜火球、霹雳火球兼有燃烧、障碍和杀伤作用；烟球则具有烟幕，迷盲和遮障作用。
　　爆炸性火器，是在火器不断改进的基础上产生的，经历了一个由纸弹、陶弹到铁弹的发展过程。北宋时的燃烧性火器中，已经有了爆炸性火器的萌芽。如霹雳火球，是用火药、瓷片和竹子裹制而成，燃烧时发出巨大响声。靖康元年（１１２６年）金兵围攻汴京，李纲下令放霹雳炮，可能就是由霹雳火球发展而来。南宋　时，霹雳炮经常用于作战。１３世纪初，金人发明了用铁制外壳内装火药的爆炸性火器叫震天雷，南宋曾大量仿制，叫铁火炮。南宋铁火炮有小型和大型多种，其具体形制不详，但威力很大，在与金、元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景炎二年（１２７７年），元军攻静江，宋军在城陷后，由娄黔辖率领的２５０人退守月城，在难以支撑的情况下，点燃一只铁火炮，声如雷震，城墙倒塌，烟焰涨天，不仅２５０名宋兵全部壮烈殉国，连月城外的元兵也有不少被震死，可见其威力的巨大。
　　利用火药的抛射性能推送弹头的管形火器，出现在南宋初期。绍兴二年（１１３２年），陈规守德安时，发明了一种火枪，用巨竹做枪筒，内装火药，临阵点放，喷出火焰烧敌，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原始管形火器。开庆元年（１２５９年），寿春府又创造出一种叫突火枪的管形火器，也是用巨竹做枪筒，内装火药的 子案 ，燃烧时先喷出火焰，火焰尽后， 子窠 发出，响声如炮。据考证，这种 子窠 ，可能是瓷片、碎铁片、石子之类的东西，类似于后世的子弹。这种枪尽管很原始，但它却是真正的射击性管形火器，具备了管形火器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身管、火药和子弹，为后来金属管形火器枪炮的发明奠定了基础，因而不仅在中国兵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世界兵器发展史上也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２）冷兵器继续发展一般而言，在火器和冷兵器并用的时代里，兵器发展总的趋势是火器逐步发展，冷兵器逐渐消亡。但在火器初登战争舞台的宋代，火器虽有了飞跃性的进步，并在战争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其发展程度还不是很高，本身难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还不能适应各种战斗的需要而完全取代冷兵器，许多战斗尤其是近战格斗仍需要靠长短式冷兵器解决。而且，火器基本上还要依附冷兵器发射，因此，冷兵器依然是作战的主要武器。宋代冷兵器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吸收周边少数民族兵器的优点，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使冷兵器的品种、形制更适合于战斗的需要，质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宋代冷兵器，种类样式比较复杂，按其种类，大致可分为长兵器、短兵器、抛射兵器，以及攻守城器械和防护装具等。
　　长兵器以长枪为主，其次是长柄大刀。宋代枪的形制很多，步骑兵共用的有双钩枪、单钩枪、环子枪、素子枪、■项枪、锥枪、太宁笔枪等，都是以木为杆，上安枪头，下装铁鐏。骑兵用的枪头，侧面有倒钩，杆子有环，如双钩、单钩就属于此类。步兵用的直刃无钩，如素木、■项等。另外，宋代还有攻城专用的短刃枪、短锥枪等，其特点是枪杆较短，便于在掩护挖城的头车、绪棚和地道中战斗时使用。专用于守城的有拐突枪、钩竿等名目，其特点是枪杆较长，便于击刺正在爬城的敌人。
　　宋代的枪与前代不同的地方是，在枪头附近缚有内装火药的纸筒或竹筒，战斗时先烧后刺，增加了战斗效能。至于长柄刀，依然是宋代军队的常用兵器，《武经总要》列有屈刀、偃月刀、眉尖刀、笔刀、乾刀等形制，大多是由前代演变而来。
　　短兵器在宋代有所发展，通常士兵除各种专用兵器外，均配备有短兵器，用以近战和自卫。短兵器种类繁多，主要有刀、剑、锏、鞭、棒、斧、镰等等。
　　抛射兵器除弓箭外，主要是弩和抛石机。宋代特别注意弩和抛石机的发展。宋代弩分为人力踏张的踏张弩和绳轴绞张的床弩两种类型。踏张弩有黑漆弩、黄桦弩、木弩等名称。熙宁元年（１０６８年），李宏发明了一种踏张弩，叫神臂弓，由于具有射程远、较轻便等优点，所以从北宋一直流传到明代。南宋时，韩世忠还发明了一种踏张弩，叫克敌弓，这种弩力量强，射程在百步之内可洞穿重甲。北宋时床弩盛行。《武经总要》记载的床弩有双弓弩和三弓弩。双弓弩是前后各一弓，以木架为床，用绳轴绞张，张时须用７人、射程达１５０步。三弓弩是前两弓后一弩，大的需用７０人绞张、射程３００步，次等的也需二、三十人绞张，射程可达２５０步。《文献通考》记载： 太祖尝令试床弩于近郊，矢及七百步。又令别造千步弩，试之，矢及三里。 《宋史？魏丕传》也言： 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 可见，宋代还有比《武经总要》记载更大的床弩。床弩虽有它的优点，但需用人多，行动不便，不能用于野战。因此，南宋时着重发展踏张弩，床弩渐衰。
　　抛石机又叫炮或礮，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抛掷石弹、攻守城垒的战具。早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在战场。隋唐时成为攻守城战的重型武器。
　　到了宋代，炮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仅用于攻守城战，也用于野战；不仅用来抛掷石弹，也用来抛掷各种火器，这是宋炮不同于前代的特点。
　　宋炮的构造一般是以大木为架，有的下设４轮，以便机动。炮架上横置可以转动的炮轴，固定在轴中的长杆称为梢，结合部全都用金属件联结。
　　梢起杠杆作用，用一根木杆作梢的称为单梢，用多根木杆缚在一起的称为多梢，梢数越多，抛射的石弹或火器便越重越远。梢的一端系皮窝，用来容纳石弹等抛射物；另一端系炮索，索长数丈。小型的炮有索数条，大型的多达百条以上，每条由１至２人抽拽。抛射时，由１人瞄准，拽索者听到号令一齐用力猛拉炮索，将另一端甩起，皮窝中的抛射物便可靠惯性抛出。
　　宋炮的名目很多，仅《武经总要》一书里，便记载了行炮车、炮车、轩车炮、车行炮、单梢炮、双梢炮、五梢炮、七捎炮、旋风炮、旋风车炮、独脚旋风炮、旋风五炮、手炮、卧车炮、拄腹炮、虎蹲炮、合炮、火炮等近２０种。按其性能可分为轻、中、重型３类。轻型的手炮，需２人放，抛射物重半斤。中型的单梢、双梢、虎蹲等炮，用４０至１００人拉索，可发射数斤至２５斤重的抛射物，射程达５０至８０步。重型的有五梢，七梢炮等，用１５０至２５０人拉索，抛射物重７０至９０斤，射程５０步以外。
　　宋代的攻守城器械和防护装具大多是承袭前代，没有多少创造性的发展，在此不一一赘述。
　　（３）水战兵器的进步水战的主要兵器是战船。北宋初年，在京城设有造船务，专门负责制造船舶。在内地的潭州（今长沙）、衡州（今衡阳）、虔州（今赣州）、吉州（今吉安）等地设有造船工场，并设有打造修整战船的工房，每年可各造船只７００多艘；沿海的温州、明州（今宁波）每年可各造海船６００艘。战船的制造更加科学和精巧，北宋已出现 海战船式 ，即海上作战舰船图样。南宋初又出现了 大军船小样 ，还有战船模型，可仿此建造战船。此外，北宋时还制订了整修战船的规章制度。为了适应战船出入便利，这时已在沿海挖深航道，设置船坞，修建了作战舰队专用的军港。
　　宋代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战船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过渡阶段，内河战船有了重大发展，海上战船已逐步趋于成熟。
　　宋代内河战船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使用了车船。宋代车船以使用转轮数量为标准分级，一组两个转轮称为一车，当时的车船从１车直至２０多车甚至３０多车。车数越多，船体一般也越大。
　　许多车船轮桨并用，在内河湖泊可以完全不靠风力而达到很高速度。杨么农民起义军在洞庭湖同官军展开激烈水战，使用的主要战船便是车船。据记载杨么车船采用楼船船型，船体很大，长３６丈，可容战士千余人。用转轮２２到２４组，不过这种大型车船只适用于广阔水面，并不普遍。宋代主要使用的还是八、九车以下的中小型车船。王彦恢所制的 飞虎战船 ，旁设４轮，每轮有８个翼片，十分轻捷，是常用小型车船的典型。宋代内河战船的另外一个发展是出现了许多新船型。公元１１７９年马定远造 马船 ，暗装女樯轮桨，可以拆卸。遇军马则以济渡，遇战则以迎敌。１２７２年，张贵制无底战船，此船后截当中无底，只有两舷和站板，加以伪装，引诱敌人跃入溺死，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产生了一些综合河船和海舶特长、江河湖海都适用的战船，如１１６９年南宋水军编制冯湛制造了一艘湖船底、战船盖，海船头尾的战船，湖船底可以涉浅，战船盖可以迎战，海船头尾可以破浪。
　　宋代外海战船是木帆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主要使用于长江以北海域的平底方头木帆船，以沙船为代表；一类是主要使用于浙、闽以南海域的尖底尖头木帆船，以福船为代表。沙船以出产于崇明岛而得名，其特点是平底方头方尾，船身宽扁而浅。长沙以北海域，多淤沙和浅滩，吃水深的尖底船极易搁浅倾覆，平底船则可顺利航行，于是由内河平底木帆船发展产生了主要使用于北洋海域的沙船。宋代的海战中已经使用了沙船。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１１５８年）曾在明州造平底海战船——鱽鱼船１０只，即属于沙船。福船以产于福建而得名，其结构特点是底部设单龙骨，尖底、尖头、方尾，利于深海破浪，主要用于浙、闽以南海域。《三朝北盟会编》称 海舟以福建为上 ，可以说尖底福船是中国古代最佳的深海远航木帆船。高宗时曾在福建、广南海道深阔处造尖底海船，用于作战。
　　随着火器的发明与发展，舰载武器在宋代也出现了重大变革。一方面以冷兵器为主的水战兵器经过漫长的岁月发展到顶点，一方面水战火器开始出现，装备战船。宋代既是水战火器的初创阶段，也是两种兵器并用和交替的阶段。
　　宋代舰载武器继承了前代的： 拍竿.拍竿是利用杠杆原理，在近距离内拍击敌舰的重型兵器。杨么起义军的大型车船上设置了拍竿，高达１０余丈，顶端系巨大的石块，底部用辘轳转动，从而比前代更为进步。而火器最早装备战船，并用于水战，开始于北宋初年。咸平三年（１０００年）神卫水师队长唐福曾将所造的火箭、火球、火蒺藜进呈朝廷。到南宋初，建炎三年（１１２９年）林之平提出建议，在舰船上装备使用火炮、火箭等武器。后来，南宋水军都配备了火炮。据记载，宋朝水军在抵抗金、元战争中，均相当广泛地运用了当时先进的火器如霹雳炮、火炮、飞火枪等，并在水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３。武器装备进步的历史影响宋代武器装备的进步，尤其是火器的声响和弥漫的硝烟出现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之后，即宣告长期以来冷兵器独霸战争舞台时代的结束，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代开始。这一变化，给军事领域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火药是军事革命的先声、火药的发明和在军事上的运用，改变和发展了整个武器装备系统，同时相应地改变、影响、决定了军队的编制体制，使战争的样式、规模、强度都有了新的变化。首先，它促使军队的编制装备发生了重大变化。当火器出现之初，军队中只是在原建制内增加了携带火器的火器手。随着火器的增多，使用冷兵器的人数逐渐减少，而使用火器的人数相对增多。特别是由于炮的广泛使用，和威力的日益提高，操作技术渐趋专门化，因而炮兵即从过去那种混合编组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兵种。北宋时的专业炮兵称为 飞山雄式 、 宣毅床弓弩炮手 等。同时，由于爆破技术的广泛应用，军队中相应地出现了工兵这一新的兵种。第二，随着火器威力的增大、战场范围的扩大，战斗指挥方式相应地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冷兵器战斗要求指挥员亲自率领所属部队与敌人短兵相接、临阵厮杀。但火器大量应用于战斗，其杀伤力和破坏力大大增强。而日益增多的不同火器，其性能和用途又各不相同，如何组织运用它们以争取胜利，就成为战斗指挥员的重要职责。在此情况下，周到的司令部工作和强化通讯系统，保障作战指挥，便显得十分重要了。第三，火器应用于战争，其杀伤力和破坏力比冷兵器大为增强，必然促使战斗队形由大阵趋向小阵，由密集趋向疏散。因为在火器应用于战争后，在一定地域内如果仍象冷兵器时代那样采用集团方阵的战斗队形，人员过于密集，不仅不便发扬己方火力，且会在对方的火力下大大增加伤亡，所以 小而疏散 就成了战斗队形的必然趋向。第四，火器应用于战争，使强攻城塞的战斗增多。在冷兵器时代， 攻城为下 的作战指导原则一直被历代兵家奉为圭臬而恪守不渝，即使是不得已而攻城，也大都采用的是长围久困、奇袭智取等几种方法。
　　要想强力攻取，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很大困难。火器发明以后，由于火药可直接用于爆破，不仅　使攻城战斗增多，且攻城时往往采取强攻的方式，进攻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攻防手段总是互相促进的。火器的破坏力越来越大，不仅促进了攻城手段的进步，也促进了防御手段的发展。
　　各类坚固的筑城相应产生，各种野战筑城也随之出现。标志着攻防战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五，火力准备、火力突袭和拦阻射击等战法初步出现，火力战斗成为战斗过程中的首先阶段和重要阶段。冷兵器时期的战斗，一般是由一次或几次冲击解决战局，冲击就是战斗的全部过程。而火器应用于战争后，战斗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以冲击代表全过程，而是由火战开始，以冲击结束，成为火战与冲击相结合的新型战斗。在战场运动方面，也不再是双方军队 如墙而进 ，一往直前，而是适应地形情况，采取低下姿势，利用间隙，逐步跃进了。
　　这是战争史上的一大转变。
　　当然，在火器刚刚登上战争舞台的宋代，火器对军队的编制、战斗队形、作战方式等方面的影响，还是比较轻微的，它对军事领域所带来的革命性变革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缓慢和逐步的。但宋代作为这一历史性变革的开端，其功是不可埋没的。
　　当火药兵器在中国战场上大显神威之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对火药尚一无所知。直到１２１８年成吉思汗统率蒙古铁骑西征时，中国的火药和火器才传到中东，随后由中东传播到欧洲。据一种阿拉伯兵书的抄本说，当时所能制造和使用的两种火器，一是 契丹火枪 ，一是 契丹火箭. 契丹 ，正是１３～１４世纪西方对中国的称呼。至于火药兵器在欧洲战场上崭露头角，已经是１４世纪的事情了。那时，阿拉伯人和欧洲一些国家进行了长期战争，欧洲国家至此才接触到火药兵器，并开始学习制造和使用它。
　　中国发明的火药兵器传入欧洲后，不仅对欧洲军事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欧洲社会的变革和科学的兴起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认为，中国的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的西传，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预告。恩格斯则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论述道： 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挡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穿铠甲的贵族骑兵同归于尽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精锐的火炮在欧洲的工厂中制造出来，装备着威力强大的火炮的舰队，扬帆出航，去征服新的殖民地。 ①英国近代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也认为 这三种东西曾改变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 ，没有别的东西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二）宋代的国防设施
　　宋太宗几次伐辽失败之后，使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产生了严重的恐辽情绪，加上皇族内部矛盾的时隐时现，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的爆发，使宋廷极为惊恐不安。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急忙调整内外政策。宋太宗认为： 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②将 外忧 即边患仅仅看成是不会构成对赵宋王朝根本威胁的小事，而把 内患 当作 心腹之疾 ，千方百计地加以防范和镇压，这是宋统治者普遍而一贯的看法。这种认识上的严重偏差，导致了守内虚外即重内轻外国防政策的出宠。在这一政策之下，赵宋朝廷不惜对少数民族的侵扰进行妥协甚至投降，而倾全力镇压人民的反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第 20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1年 2月第一版。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
　　队大大超过地方任何一路包括同辽、夏相邻的边境地区的部队。守内虚外的兵力部署，为宋历代统治者所继承而很少打破，其结果是边防空虚，守备薄弱，给对手以可乘之机，最终招致了为 外忧 所灭亡的严重恶果。
　　这种国防政策，表现在兵力部署上，就是实行所谓的 强干弱枝 、 内外相制.内外相制的目的，在于使京城和各地的兵力保持某种程度上的平衡，使其互相制约，防止变乱发生。在这一原则之下，不论是在兵力的数量还是质量上，宋廷都把防卫京城作为重点。驻扎在京城的，全部是禁兵的精锐部队殿前司军。而驻防各地的，则是两侍卫司的军队，其战斗力较之驻守京城的军队，明显低下。就数量而言，京城开封的部守内虚外的国防战略，表现在国防设施的建设上，在河北（包括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开掘塘泺，在河东（今山西）和陕西（今陕西及甘肃东部）修筑堡寨及开挖壕堑，以防御强悍的辽夏骑兵的奔驰冲突。
　　１。河北塘泺自五代后晋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辽以后，中原北大门洞开，辽军动辄牧马南下。宋与辽接壤的河北、山东，大都是平原旷野之地，无险可守。为了阻止辽军奔袭，宋在加强河北三关（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防备的同时，根据河北地势低，湖泊多的特点，将河北地区的大小湖泊塘泊加以疏浚贯通，湖塘中布满芦苇，并在西起保州（今保定），东至泥姑海口长达４５０公里边境线上，设立垒寨２６个，军铺１２３个，部署船只在水上往返巡逻，以防止辽军袭击。此外，还开置屯田，筑堤修水，种植树木，阻塞道路。从而形成塘水渺渺如江湖，间有深浅，舟车皆不可渡，盖占北疆三分之二 的景象。南宋时，在江淮和京湖地区的边郡，也采取了疏浚水道作为障碍，以限制敌骑兵行动。
　　２。河东、陕西的堡寨和堑壕河东、陕西的堡寨和堑壕是北宋针对西夏建立的防御设施。河东的麟（今陕西神木北）、府（今陕西府谷）两州，孤悬在黄河以西，时刻处在西夏威胁之下。从真宗时起开始在此筑寨设防，当时设置了横阳、神堂，银城３寨。仁宗时宋夏战争爆发，为防备西夏，大量修筑堡寨，当时筑有东胜堡、建宁堡、安定堡、宣威寨、建宁寨、清塞寨、百胜堡、中候堡、建宁堡、镇川堡。以后又屡有修建。到徽宗时，两州的堡寨重要的达到十多处。
　　陕西一带的堡寨，始建于太祖时，以后屡有建置。仁宗时宋夏战争爆发，宋军屡败，于是采用范仲淹的 堡寨政策 ，大修堡寨。其方法是： 每五百人置一堡 ， 每三两堡置营田官一员，令以时耕种，农隙则教以武艺，以备战斗①。又 置屯之法，百人为屯，受田于旁，寨堡将校领农事，休即教武仗、其牛具、农器、旗鼓之并官予。置堡之法，诸屯并力，自近及远筑为堡以备寇至，寇退则悉出掩击 ②。宋神宗时宋夏战争再起，又在沿边增修堡寨。绍圣三年（１０９６年），宋筑平夏城和灵平砦两座城寨。徽宗时宋派童贯进攻西夏，广筑堡寨。到北宋末年，陕西４路所筑堡寨共有７０多个，其中秦凤路１３个，鄜延路１０个，泾原路２１个，环庆路２８个。
　　陕西的堑壕是真宗时开始挖掘的。当时曹玮知秦州，浚壕３８０里，深与宽皆有１。５丈。后来的继任者延续了这一作法。仁宗时派使者在河东各州的地形开阔处，开凿沟堑，以阻限西夏战马奔驰。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
　　②　　 《宋史？兵志》。
　　宋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河北和陕西沿迎修城寨掘堑壕，目的是建立一条阻遏辽夏骑兵的防线，但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因为宋在战略上实行消极防御，面对敌人的进攻，宋不是集中兵力，主动出击，聚歼敌人，而是分兵把守每一个据点，使战阵过长，兵力分散，束缚了宋军的手脚，作茧自缚，置自己与被动挨打境地。张洎对此给予了颇为精辟的分析： 兵聚则功成，兵分则祸集，盖自然之势也。
　　胜败之道，其理昭然。今　河朔郡县，列壁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 ，待敌骑 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
　　是汉家郡县，据坚壁，囚天兵，待敌寇之至也.因而敌军 莞然自得，出入燕赵，若践无人之境.及其因利乘便攻取壁垒时，又 常以一邑之众，当戎人一国之师，既众寡不侔，亦败亡相继。其故无他，盖分兵之过也 ①。
　　３。城制的变化虽然从战略上讲北宋把点守线是消极的，但大规模地修筑城寨，却促进了城池形制的变化和发展，如城墙由低薄到高厚，由单城到重城，由土城到砖城，护城沟壕由窄变宽等等，从而使城制更加完备。北宋前期的筑城以都城开封为代表，两宋之交陈规对城池进行了重大改革，到南宋后期钓鱼山山城防御体系的出现，集中表明宋代城制的进步和发展。
　　开封在宋代经过多次改建、扩充，由皇城、内城、外城３道城墙构成。外城是军事上的主要防线，防御作用十分突出。主要防御设施由城墙、城门、瓮城、马面（敌台）、钟楼、鼓楼、望楼、库房和城壕等构成。外城城墙均为土筑，转角和城门口用砖垒砌。城墙高约１１米，基宽约１６。５米，顶部宽约１０米，女墙高约２米。外城共有城门１３个，北面城门４个，其他３面各３个，除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为双重直门外，其余城门都筑有瓮城，瓮城城门有３层。城门采用过梁式木制，外包以铁皮，以防火攻。凡水道所经处都设有水门，各水门都跨河设有铁栅闸门，夜间将闸门放下，人员和船只都无法潜入。外城沿城墙每隔１２０～１５０米构筑马面１座，马面突出于城墙外，大的宽约５～７。５米，小的宽约２。５米，两边长随地形而定，要求能瞰制城脚。马面上设有可供防守士兵休息和战斗的战棚。城墙内每隔２００步设１城防库，存放各种守城器械。在城中心区，设钟楼、鼓楼各１座，鼓楼在东，钟楼在西。它是发号施令的指挥中心。为了增强城墙的防护力，环绕全城构建宽约３０米、深约７。５米的护城河，两岸植树，禁止人马通行。
　　外城之内的内城，是东京防御上的纵深阵地，禁军就配置在外城和内城之间。内城也呈长方形，城墙周长１０。５公里，墙高１１米，城基厚１５米，顶部宽约９米，女墙高约１。８米，共设城门１０座，门上有楼，城外也有护城壕环绕，结构上大体和外城相同，只是没有马面和瓮城等设施。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内城之内是皇城，它是帝王生活、执政和中央机构所在地，城墙也是土筑，周长２。５公里，城高约１２米，城基宽约１３。５米，顶部宽８米，女墙高约１。８米，设城门４座，门上有楼，环城周围有护城壕。北宋时外来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因此都城兵力布署以防北为主，军营多设在城北部。真宗时还在京城实行过厢制，即在城内依纵横和街道，圈成许多方形的区域，分别设立屯署，配置守兵，夜间巡逻、维持治安，战时按区防守和组织巷战。经过多次重建的东京，加强了防御纵深，提高了防御能力。
　　火器应用于战争后，由于火药可直接用于爆破，加上大炮的广泛使用，使攻城成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因此，原来的城制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筑城技术也产生了相应的变革，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两宋之交的陈规。陈规对城制的改革反映在《守城录》一书中。
　　其改革措施是：一是改进城门、城楼。原先城门外多为平坦大道，地势开阔，便于敌人展开和进攻，是防御中的薄弱部位，常成为敌人进攻城池的突破口。
　　因此陈规主张废除瓮城，而在城外１５米处改筑护门墙。护门墙的构筑是先筑成高６米、宽５米的鹊台，再在其上设高４米的护城墙，墙基宽３米，顶面宽１。５米。护城墙两头各遮过城门６～９米，和城门相通的两侧，树立木栅，设门，即第一道城门。再在城门内６米处筑一道内墙。城门经过如此改建，行径曲折，障碍重重，可大大增强城门的防护力，同时城门楼由一层改为两层，上层施放弓弩进行远距离作战，下层运用刀枪，以适应近战要求。
　　二是改山字形女墙为平头矮墙。一般女墙每隔两米设一垛口（亦称雉堞），这种山字形的女墙虽便于观察了望，也有射界开阔的优点，但在石弹攻打下，被弹面大，且石弹击中山字形齿垛后容易倒塌，伤及守兵。因此主张将山字形女墙改为平头女墙，在墙上开设供箭、弩发射的孔口。孔口成品字形排列，便于对城下城腰各部位射击，还可利用刀、枪、矛等近战兵器杀伤爬近墙顶的敌人。
　　三是设置重城重壕，加大防御纵深，增大敌人攻城难度。首先在城墙和护城河之间加筑一道高厚的墙，称为羊马墙，再在城墙里面构筑一道障碍性的壕沟，在壕沟内边的适当地点再修筑一道内墙，从而形成了墙工壕，层层套合的重层多道防护体系，大大提高了防御能力。
　　四是改进马面。马面上原来都设有战棚，大量石炮运用于攻城后，战棚成为石炮的主要攻击目标，而战棚多为木制结构，不足以抵御石弹攻击，一被击中，就会倒塌。因此，主张取消战棚，另在马面后城墙上构筑掩蔽用的铺房，供守御士卒轮番休息。
　　五是改造城角，减少敌炮威胁。以前的城墙拐弯处多为直角，为敌方以石炮摧毁城角作为突破口提供了方便条件。如敌用炮攻打城东南角，在东方或南方架炮，东南城角都将受到威胁。如削去城角，改为半圆形，则可弥补这一缺陷。敌方攻城，必须将石炮位置向前推进，而守方便可利用城墙上的石炮打击敌方侧后。因此，将直角城墙改为半圆形城墙，不仅可以减少敌炮威胁，有利于城池防守，还便于打击敌人。
　　六是以炮对炮。要守住城池，必须充分发挥石炮的作用。陈规提出，防守城池运用大炮，应规定和区分各炮的打击目标。其具体作法是，用射程５００米的远程大炮专门打击敌方指挥中心和敌方炮兵。以射程４００米左右的大炮打击企图通过护城河或企图填塞壕沟的敌军。以射程约３００米的石炮打击在城下搬运攻城器械的敌军以及聚集在城下和正在爬城的敌人。这样运用大炮，便能做到以炮对炮，有效压制敌军炮兵，同时由远及近打击攻城的敌军。为减少守城大炮的损失，陈规反对将炮置于城墙上，因为这样会限制大炮威力的发挥，影响操作且运输炮弹困难。他主张将大炮配置在城内城墙脚下，敌军难以发现，可以减少损失。同时减少运输困难，且操作时可以不受干扰，从而大大提高大炮的威力。为了使炮手准确发射，采取在城上部署观察的方法，将观察到的目标以口令、旗语、灯火等显示方式，下达给炮手，炮手按口令迅速准确的发射，以打击敌人。
　　经过陈规的一系列改革，城防设施进一步完善，城池的防御能力大为提高，陈规的城防理论和实践，在城市防御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４。山城防御体系的建立四川是南宋末年抗击蒙元战争财力、物力供应的重要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四川的安危直接关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稳定。因此蒙军集中兵力，锐意夺取这一地区，企图占领四川，顺流东下，消灭南宋。
　　宝庆三年（１２２７年）二月，成吉思汗派一支蒙古骑兵打着 取金夏 的旗号，闯入蜀之防州（今甘肃武都东）、西和（今甘肃西和西）、文州等地大肆劫掠，号称蜀之藩篱的秦陇要地焚荡一空。绍定四年（１２３１年）
　　十月，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率西路军以借道灭金为名分兵掠取四川，攻破城寨１４０余处， 自利（今广元）而阆（今阆中），自阆而果（今南充），长驱深入，若蹂无人之境 ①。１２３５年春，窝阔台次子阔端率军攻蜀，攻陷号称 西陲闸门 门户屏障内郡的 蜀口 沔州。次年又占领了战略要地汉中，攻破成都，这一年金蜀 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 ②。以后蒙军又不断南犯，淳佑元年（１２４１年）十一月，再次攻陷成都，攻破西川２０城，宋仅存重庆一带方可拒守。
　　宋金对峙百余年间坚不可破的蜀边防线，彻底崩溃，四川形势岌岌可危。
　　淳佑二年（１２４２年）十二月，余玠出任四川安抚使兼知重庆府。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为封锁全蜀水流的锁钥。余玠将全川指挥中心设立于此。同时，接受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议，以距离重庆７０多公里的合州钓鱼山作为防御要点，围绕钓鱼山部署防线守卫全蜀。合州上通嘉陵江、涪江、渠江，下达长江，是重庆的天然屏障，同时由于它位于经过川东陆路以达夔门的必经孔道上，又占有渝、夔藩篱和全蜀屏障的战略地位，而钓鱼山地处３江交汇围绕的半岛之上，土地肥沃，地势险要，宜于长期恃险拒守。于是，余玠下令围绕钓鱼山，诸郡据险遍筑山城。其中重要的有重庆城、嘉定城、钓鱼城、大获城、白帝城、苦竹隘、赤牛城、泸州城、广安军城、普州城、运山城、云顶城、瞿塘城、多功城、紫云城、天生城、小宁城、青居城、得汉城、平梁城等２０座。
　　这些山城的构筑特点，大多座落在天生的险崖峭壁之上，山势险要，状如城郭，是天然险固之地，易守难攻。山顶宽平，有田可耕，有水可饮。各城多扼山带水、或居两、三江之会，或座峻峡险滩之旁。各城或隔江相望，或近在毗邻，彼此互为镐角，可以互相声援。各山城既是官民保聚的要地，又是耕战结合的基本单位。除战时担负设险御敌、守境安民外，平时更兼以耕种田野、聚粮养兵。如规模最大的钓鱼城，建有内、外两道城墙，外城城墙周长１２里，城墙高１５米左右，外城设８道城门，都是双层拱门。城中有两个阅武场，在江岸建有水师码头，越钓鱼山伸入两江建有一字城等等。除军事设施外，城内还建有供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设施，如官廨、民宅、寺庙、庭榭、园池、仓库、水源等等。城中军民实行耕战结合， 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收粮运薪，以战以守 ①。
　　①　　 《宋代蜀文辑存》卷八一。
　　②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钓鱼城及各山城相继筑成后，形成了一个以重庆为指挥中枢、以钓鱼城为防御要点、以长江天堑为依托、以大江南岸为纵深的山城防御体系。具体说来，２０座山城可分为前卫和后卫两条防线。在前卫线上，以钓鱼城为支柱，由会注到合州３条江上的１１座城组成，其中有嘉陵江沿线的苦竹、大获、运山、青居、钓鱼、多功；渠江沿线的得汉、平梁、小宁、大良、涪江沿线的普州城。由于这１１座城都构筑在由北而南走向的几条大江沿线，几条大江又会注于合州。就形成了一道以合州钓鱼城为支柱的叉状防御网。网上各城，有水运可以沟通联系，而作为交叉处的钓鱼城，恰好就是全川防御的要点，川府重庆的屏障。后卫线以重庆为中心，西起嘉定、东抵夔门，横贯长江沿线的嘉定、紫云、神臂、重庆、天生、白帝、瞿塘及梁山赤牛共８座城。其中 重庆为保蜀之根本，嘉定为镇西之根本，夔门为蔽吴之根本 ①。这样，前卫线上的一组山城，构成了一道互相联系、直接阻挡蒙古军进攻的不可逾越的防线，而后卫线上的一组山城，则具有支持前卫的重要地位，成为保卫蜀土的牢固后方基地。两组山城，交相掩蔽，前后支援，帅府重庆居中指挥，通过钓鱼城 如臂使指，气势联络 ，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以点控面的纵深防御体系。
　　山城防御体系的建立，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创新。南宋初年，吴玠在蜀边曾创造了一种适用于长期坚持抗金斗争的家计寨，这是一种列栅自固，耕战结合的好形式， 自绍兴以来，遵守不易.吴曦叛乱后，家计寨被正规的城池所取代，但 城之所容者少，民之所聚者众 ，结果蒙古骑兵一到，由于 一城之外皆无驻足之地 ，老百姓 不死于兵戈，则葬于道路.而余玠所创筑的山城，既吸收了吴玠家计寨的长处，又具有正规城池的规模和形式，成为一种全新的抗战形式。
　　（三）辽金西夏的武器装备
　　契丹、女真和党项人早年所拥有的兵器，也就是他们的狩猎工具。
　　人们通常认为，女真人的先民——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肃慎人很早就开始使用一种桦杆石镞的武器—— 楛矢石砮.周朝时，还把它作为方物贡献给中原。但由于社会经济和战争样式不发达，契丹、女真和党项建国前的武器始终是相当简单的格斗兵器和弓箭等抛射兵器。辽金西夏建国以后，其武器装备在中原军事文化的影响下，有较大的发展，但也保留了许多本民族的特点，有些方面赶上并超过了中原军队。其代表性兵器主要包括格斗兵器和抛射兵器、防护具装、攻城器械、火器这几大类。
　　①　　 《钓鱼城记》。
　　①　　 《宋代蜀文辑存》卷八七。
　　１。格斗兵器和抛射兵器契丹、女真、党项军队多以骑兵为主，所以惯于适于骑乘作战的短枪。其中女真人使用的窄柳叶状铁矛比较具有代表性。它矛头呈枪尖式，梭形横阔，中间起脊较明显，箍部无刻纹，对付金属麟状、片状铠甲时较为有效。此外，契丹人惯于使用的骨朵（一种以铁或木作成大头，用以捶敌的短柄兵器），党项人有 天下第一 盛誉的 夏人剑 ，都受到各族军队的珍视，北宋钦宗（赵桓）甚至经常把 夏人剑 佩带在身边。金军使用的直身单刃战刀及向弯型战刀过渡的军刀，虽然名气没有前者响亮，但代表了骑兵用刀的发展方向。
　　在抛射兵器方面、党项军队素有 长于骑射 之称，所制 弓弩用柳干皮弦 ①。特别是党项部落首领李定在宋熙宁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年），所献 神臂弓 ，其实是弩，以山桑为身，擅为鞘，铁为枪镗，铜为机，麻索系扎丝为弦， 射三百步，能洞重扎 ，堪称军中之利器。宋金战争时，宋将韩世忠将其进一步改造，更名 克敌弓 ，与金军作战往往取胜。女真人由于马上开弓，故其并不强调弓硬箭远。其弓力通常为７斗，只相当于宋军三等士兵所用弓。普遍士卒的有效射程仅在５０至１００步之间。但其箭镞种类较繁，除普遍铁制箭镞外，还有呈窄三棱形的穿甲箭镞，以及 箭镞至六七寸，形如凿，入则不可出 的特种箭镞等②。
　　大型抛射兵器主要指攻城用的抛射机——炮。西夏炮军所装备的是轻型抛石机 旋风炮 ，作战时立于骆驼鞍上，发射拳大的石弹，主要是用来野战的。辽军炮具规模则大得多，且以攻拔坚城要塞为目的。制炮技术最发达的是金朝军队。他们在辽金和宋金战争初期，从辽军和宋军那里学习到了制炮和操炮技术。至天会三年（１１２５年）第二次攻打宋都汴梁时，原先攻城乏术的金军已普遍装备了攻城炮。当时炮以梢多为胜，炮梢越多，射出的石弹越重，射程越远。金军造炮由早期的２梢、５梢迅速发展为７梢、９梢，种类也很多，如可投放巨石的虎蹲炮，可左旋右转、变换射向的旋风炮，可同时发放数枚炮石的撒星炮等。金军在兵器制造上也并不甘于模仿，也积极将其加以改造，使之更适于作战的需要。比如辽、宋军所使用的炮架多无防护、拽炮士兵在实践中伤亡较大。
　　金军则在炮架旁用原木密排成屏风，并用生　牛皮和铁皮包裹，能抗击对方鹞鸮火器的攻击，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炮具在金朝末年有较大的发展，史载一位名叫强伸的将领曾创制 遏炮 ，它只需要很少几位拽炮士兵，却能抛大石于百步之外，落点准确，威力很大。可惜其制不详。
　　①　　 《隆平集》卷二 0. ②　　 《北盟录》。
　　２。甲胄和具装
　　甲胄和具装是将士用来防护自身的乘骑的主要装备。据《辽史？兵卫志》记载，辽军士兵披铁甲，战马或披铁甲或披皮甲。内蒙赤峰大营子辽墓中出土一种上宽下窄的大型甲片，长１０。２厘米，宽３。５～４厘米，大概就是马具装上使用的。西夏军队所用的铠甲，亦质量精好，系由 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 ①。其实物见于西夏八号陵的发掘现场，那里出土的鎏金铜甲片多作四角抹圆的长条形，长９。９厘米，宽２。１厘米；也有小一些的，长５。８厘米，宽１。８厘米。但这些铠甲过于华贵，恐怕是党项贵族穿用的，实战中士卒穿用铠甲多为铁质。女真人在建国前还不具备锻制铠甲的能力。在辽金战争中，铠甲的使用日益普遍，防护战马的马铠也很常见，尤其是沉重但防护能力强的鳞状铁铠甲受到青睐。宋金战争中，金军以重装骑兵为核心，作为冲锋陷阵的主力。金军统帅宗弼所统４０００名牙兵，皆重铠全装，人披铠，马披具装，号为 铁浮屠.
　　３。攻城战具辽金西夏的攻城战具皆是在中原军事文化的影响下，在长期频繁的攻城作战中发展起来的。辽军战具仿自宋人，但皆质量精好，锋锷铦利，梯冲竿牌，悉被以铁，在对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军较早大规模使用攻城战具，是天辅六年（１１２２年）攻打辽西京，使用了洞垣、楼车。
　　至攻打宋都汴京时，已火梯、云梯、对楼、偏桥、鹅车、洞屋（即洞垣）
　　样样齐备。其火梯、云梯装以车轮，高与城楼相等，又蒙以皮革，抵御守军矢石攻击。洞屋下安车轮，上置巨木，状如屋形，以生牛皮幔盖，又以铁皮包裹。人在屋内推行，前后５０余辆，一节节相接，以供士卒隐蔽其中运送土木柴薪，做攻城准备。
　　４。火器火器初步运用于实战是在北宋时期。受其影响，辽军也很注意搜求其制造及使用方法。曾冲破宋朝的禁令封锁，搞到宋军的火药配方，加以制造，并在燕京大规模检阅火炮，给宋朝君臣以不小的震动。但当时的火炮主要是用抛射机投射燃烧物和爆炸物，延烧敌人楼橹，对士卒的杀伤力是有限的。金军在对宋战争中相继占领了故辽和北宋的重要兵器生产基地，特别是当时的火药、火器制造中心汴京和产硝的泽州（今山西晋城）、大名等地，所以利用当地的大批工匠和原料，积极发展火器制造业。他们在围攻宋都汴京时，已学会使用抛射性燃烧火器。接着，又仿效宋将陈规创制的长竹竿火枪，进一步改进，制造出可供单兵使用，且在火焰喷射完毕后能以枪锋击剌的飞火枪。这种喷射性燃烧火器的制作方法是： 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柳炭、铁滓、硫磺、磁末、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 ①继燃烧性火器之后，爆炸性火器也被广泛运用于战争。据史料记载，大定末年，太原府阳曲县猎户用火药装于陶罐中引爆，以威吓狐群。至兴定五年（１２２１年），金军攻打南宋蕲州（今湖北蕲春）城，开始使用爆炸性的铁壳火炮。其外形象匏，口小，由生铁铸成，厚２寸。使用时由抛射机投入城内，爆炸时声如霹雳，震动城壁。天兴元年（１２３２年），在汴京保卫战中，金军使用了经过改制，威力更大的铁壳火炮 震天雷 ，把它用绳索悬吊至蒙军士卒掘城处空爆，四散飞击的碎铁片击毁了蒙军的牛皮洞子和士卒铠甲，威力极为骇人。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
　　①　　 《金史？蒲察官奴传》。
　　（四）辽金西夏的城邑和国防设施
　　契丹、女真和党项民族生活于大漠草原和树海群山之间，以游牧狩猎为生，娴于弓马骑射。只是在建立政权以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才开始从事城邑的营建。但他们并不仅仅限于模仿，在筑城技术和城邑形制上也都有自己新的贡献，如辽朝子母城互为依托的防御体系，金朝的界壕以及西夏主要起加固城墙作用的长型马面等，都对中国古代城邑和国防设施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１。辽代城郭的兴建和发展历史上的契丹人，长期过着 草居野次，靡有定所 的游牧狩猎生活。直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伯父述澜担任遥辇氏于越之官时，为了安置党项、吐浑族俘户，始在今内蒙白音戈洛河上游北岸的冲积平地上 兴版筑，置城邑.这座后来被称为 越王城 的简陋城邑，是契丹本土上出现的第一座城郭。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诸部后，为了安置数量更多的渤海和汉族人，加紧了城邑建设。他一方面利用汉族或渤海族居住地区留下的旧城垣加以修葺改造，另一方面在契丹本土或女真、室韦等边疆部族居住地区新筑城郭。其后历代统治者也都奉行这一政策不变。从军事角度分析，辽代沿用或新筑城郭大体上可以分为都城、州（县）城和边防城３类。它们的功能不同，城郭规模、形制及防御设施亦有明显差别。
　　（１）都城辽朝都城有上京（今内蒙巴林左旗），中京（今内蒙宁城）、东京（今辽宁辽阳）、南京（又称燕京，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
　　其中，东京是在故渤海辽阳城基础之上扩建改造而成，南京是利用唐代幽州旧城扩建而成，西京则因袭了唐代云州旧城垣。上京始建于神册三年（公元９１８年），中京始建于统和二十五年（１００７年），分别代表了辽朝初期、中期的军事筑城水平，其中有模仿中原都城营建制度的痕迹，更有浓郁的契丹军事文化特色。
　　上京位于白音戈洛河和乌尔吉木伦河交汇处的西面，背负大兴安岭余脉的高岗，面临水草丰美的草原，史称 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种，水草便畜牧 ①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其城周长１７里（据考古资料为８９１６。９米，约合１７唐里），分南北两城，呈 曰 字形。
　　北城又叫 皇城 ，供皇帝、契丹贵族及卫戍人员居住。城墙高３丈（今平均残高约５米），有楼橹，每隔１１０米远筑马面１个，有城门４座，每门均加筑有瓮城。南城又叫 汉城 ，主要由汉族及其他民族商贾、工匠、僧道等居住。城墙仅高２丈，无马面，城中筑有市楼，用以监视和镇压城内居住的汉族百姓。
　　①　　 《辽史？地理志》。
　　中京城位于老哈河中游最开阔的冲积地带，由外城、内城和大内三重城垣组成。外城呈直角横长方形，周围长１５４００米（约合３０里），城墙现存残高约１米，无马面、瓮城之设。内城周长约７０００米（约合１４里），城墙现存残高２～６米，每９５米筑马面１个，内城里面是大内（皇宫），依内城北墙加筑东、南、西３面城墙，现存残高２～３米，在东南角和西南角各筑有角楼。
　　上京城和中京城规制反映了辽朝特定的社会生活内容。历史上，契丹一向以积极进攻，善于野战著称。即使他们在草原深处营城版筑，主要也并不是考虑在自己的腹地依托城邑防御。辽朝统治者筑城更多的是想约束汉族俘户，防止他们逃逋和骚乱。所以在上京汉城建有 市楼 ，在中京则各坊筑有围墙，坊门口有兵卒看守， 持挺击民，不令出观 ①。
　　上京的汉城城墙和中京的外城城墙不加筑马面，而在上京皇城和中京内城墙上筑有马面，可见其防御重点不是在京城外围，而是由皇室或契丹贵族居住的内城，防御对象主要是汉族民众。
　　（２）州（县）城辽代州城按驻节官员的政治地位划分，可分上、中、下３等，通常为夯士版筑，上等城垣周长４５００米左右，四墙正中开设城门，有瓮城、马面和角楼等防御设施；中等城垣周长３０００米左右，在四墙上开设城门，有角楼，有的还有马面；下等城垣周长２０００～１０００米，一般有瓮城、马面、角楼和城壕等防御设施，有的则没有这类防御设施，或缺少其中的一项设施。
　　（３）边防城辽代边防城主要是指契丹在其所属部族地区建筑的驻兵城郭。其主要功能为筑兵镇守，故其规模与下等州县城大体相似，筑城时十分注意马面、角台、瓮城、城壕等城防设施。在其附近通常还筑有起护卫作用的小城，平时供流配人家居住生产，战时则成为防御时相互依托和接应的军事据点。
　　２。金代筑城与金界壕女真长期从事于狩猎牧养，尽管史籍上曾记载他们利用严寒天气冻筑冰城御敌，但其平时所居多木栅城寨，且以骑兵野战取胜为荣。乾统八年（１１０８年），高丽 筑九城于曷懒甸，以兵数万来攻.女真将其击败， 亦筑九城，与高丽九城相对 ①。表明他们对筑城防御有了初步认识。金太祖、太宗时，动工兴建皇城，并在泰州境内修筑了防御北边诸族袭扰的长墙，惟制度仍嫌草率。天会三年（１１２５年），宋使许亢宗抵达金上京，但见土围墙 围绕三、四顷，北高丈余，云皇城也 ②。这是因为当时金军在战争中多处于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毋庸虑及城塞防御问题，所以听任辽、宋旧垣残破。
　　①　　 《乘轺录》。
　　①　　 《金史？世纪》。
　　②　　 《宣和乙已奉使行程录》。
　　金世宗继位后，将 保境安民 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城守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频频南下，严重威胁着金朝北部边疆的安全。开壕堑，修戍堡，遂成为朝野普遍赞同的国防措施。
　　在新的军事观念支配下，金朝开始注意修缮和新筑各种类型的军事城堡。据近年来文物普查工作所得出的结论，金代具有明显军事功能的城堡大多分布于山川隘口或水陆交通要冲之地。内地城邑大多与猛安谋克的军屯关系密切，也具有拱卫上京和保卫交通线的重要作用。从规模上看，州城一般周长４０００米，县（谋克）城周长２０００米，戍守边堡或交通驿站城周长１０００米。城墙多为夯土版筑，并有瓮城、马面、角楼、壕堑等防御设施。有的城墙，如上京城以砖包砌外表。有的城另筑有内城和小堡垒，或有内城外郭，以期扩大防御纵深和增加城守的稳定性。
　　金代中后期军事筑城以中都最为典型。它始建于天德三年（１１５１年），吸收了中原都城富丽宏大的特点，军事上也颇有独到之处。它由外郭、内城、子城、皇城构成多道防线。墙以砖包，门设瓮城。内城外所筑４个子城 每各三里，先后各一门，城橹楼堑，悉如边城，立廒仓甲杖库所，各穿复道与内城通 ①。这种防御布局可以把守军依托的阵地由城垣扩展至整个城市，各阵地间联系密切，便于相互支援，大大增强了防御的坚韧性。在金末战争中，有的城镇还筑有 迷魂墙 之称的屏护短墙于城门内外，或城外四隅，委曲狭隘仅容二三人通过，防止敌人夺门或集中攻击城角。
　　金代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军事筑城，是东起嫩江、西至河套西曲之北的庞大国防工程——金界壕，现在通常被称为 金长城.虽然其筑城起始时间，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有关资料推测，天会至天眷年间在泰州修建的军事长墙恐怕与此有密切关系。金大定二十一年（１１８１年），开始大规模修城筑堡。章宗即位初年，因边事紧迫，原筑边堡时间仓促，工程质量差，再议开壕。虽然朝廷长时间议而未决，但章宗仍然增加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增筑了女墙副堤。泰和末年，工程仍在继续。只是到了章宗初年，蒙古铁骑已势不可挡，边堡界壕才逐渐废弃不用。
　　金界壕主要由壕堑、戍堡、边堡几部分组成。
　　壕是金界壕的主体建筑。鉴于防御对象是具有相当越障能力的蒙古铁骑，所以它摒弃了一般单层壕堑防线样式，而采用了外壕、外墙、内壕、内墙４重障碍，高低相错的构筑样式。外壕系取土成壕时将土直接堆于外墙之上。根据目前考古踏察资料，现存实宽６～８米，现存壕深尚有１米，估计原先相当深，已为数百年风沙淤平。外墙一般宽度达１２～１５米，为夯筑梯形平顶式。内壕较外壕为宽，一般达１５～２０米，现存壕深０。３～１米，内墙宽为８～１０米，现存残高２～５米，夯筑。在某些不太重要的地段，如今天河北境内的界壕，也并不全是重墙重壕式的建筑。
　　戍堡系直接筑于内墙外侧或内侧的圆形夯土建筑，直径在６～１０米左右，估计堡顶有瓦梁建筑，便于戍守者遮风避寒暑。戍堡之间相隔６０～７０米，大约为当时金军弓力的一箭之遥，便于两堡间交叉放箭。
　　①　　 《金国南迁录》。
　　边堡位于壕墙内侧，方形周长４００米至８０Ｏ米不等，墙高与宽与壕墙相似，有堡门和瓮城。其位置多在谷口或重要道路附近，间隔数里或十几里不等。
　　金界壕无论从体系还是结构强度上，都要超过前代。它或建造于开阔平坦的草原或山谷草地，或建于适于耕种的河川地区，有利于守军且牧且守或且耕且守。加上整个工程纵深近５０米，重壕迭障，沿线戌堡稠密，便于相互呼应，若戍守得当，对付蒙古骑兵还是相当有效的。
　　３。西夏的军事筑城党项人建立政权以前，一向过着迁徏不定的游牧生活。在唐及五代时期，他们迁居的夏、银、绥、宥等城，皆是前代遗留下来的旧城垣。
　　从李继迁时起，党项人开始陆续修建城镇堡寨，招纳叛亡，建立州城，以为 且耕且战之基.为了控扼边界要路，元昊及夏崇宗乾顺先后在沿边地区大规模修建城砦，西夏军队也打破原先单纯重视流动作战的习惯，更加重视城寨防守。
　　西夏军事筑城多呈方形，因驻节将领级别不同，其规模大小也有不同。据考古调查，元昊之父德明在省嵬城西南麓兴筑的 省嵬城 ，军事设施相对简单。城墙系夯工筑成，东墙长５９３米，西墙长５９０米，南墙长５８７米，北墙长５８８米。只在东、南墙上开设２门，无马面、瓮城遗迹。而在元昊建国之后修筑的黑水城，其城防体系则要完善得多。黑水城位于今内蒙额济纳旗的古居延地区沙漠之中。城呈长方形，北墙长５００余米，南墙长３６０余米，今残高仍达１１米，底宽１１米，顶宽３米余。
　　城墙顶部外侧有用土坯砌成的女墙，城墙四角增加厚度，呈圆锥形。东、西城门各一，有瓮城。城墙外侧有长７米、宽１米的夯土马面，每隔５０米筑一个，主要起加固城墙的作用。墙外３米，还筑有防沙墙，以防止大量沙粒堆附城墙，免得敌人缘沙堆爬入城内。其他高油房、城塔村、陶思图虽然面积上有大有小，但在基本制度上与黑水城大体相似，马面、瓮城、角楼一应俱全。这说明西夏军事筑城技术与同时代的辽金相比，也并不逊色。
　　五、宋辽金西夏兵学
　　中国古代兵学，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第一个发展高潮。此后千余年间，历代兵学家只是在兵学体系和理论内容上做了一些丰富完善工作，兵学发展总的说来处于低谷。从北宋中期开始，中原士大夫痛感于亡国绝世的民族危机，纷纷潜心于兵学著述，而宋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武学的兴盛和雕版印刷的普及，进一步推动了兵学的繁荣；仰慕中原文化的契丹、女真和党项诸族将帅，在学习中原兵学精华的同时，创立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兵学理论和作战方法，又反过来积极促进了宋代兵学的进步，从而使中国古代兵学进入第二个发展高潮。
　　（一）兵学发展概况
　　宋辽金西夏兵学的繁荣，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兵学著述数量大，种类多；文人士大夫谈兵蔚然成风，壮大了兵学家队伍；兵学确立了自己的经书，象儒学一样成为官学；中原传统兵学和边疆诸族兵学交流频繁，相互融合，共同发展。１。兵学著述兵书是兵学理论的主要载体。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根据史书的记载，《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只有５３家７９０卷，图４３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是１３３部５１２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则达３４７部１９５６卷之多。其中不仅有私人的著述，还出现了官修的兵书。宋仁宗在位时，就仿照历朝官修正史的形式，专门设立书局，由翰林学士承旨丁度和曾公亮等人，采撷历代兵学精华和本朝典制，分门别类撰成《武经总要》４０卷。据记载，宋代还有《武经圣略》、《御前军器集模》等官修兵书，今已不存。此外，在边疆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辽、金和西夏统治地区，不仅流传汉文兵书，还翻译刻了许多少数民族文字的兵书典籍，如西夏文和女真文的《孙子》、《六韬》、《三略》等，并有用汉文或本民族文字著述的兵书问世。
　　宋辽金西夏时期的兵书种类繁多，大体上可分为著、疏、辑、译４大类。
　　（１）著述兵书宋代兵学著述内容不一，体例多样，如综合性兵学著作《虎钤经》；专门论述城邑防御的《守城录》、《襄阳守城录》；专门论述边防守备和兵要地理的《靖边备要》、《边防控扼形势图论》、《历代边防屯田便宜》、《边防龟鉴》；专门论述谋略战法的《百战奇法》；专门论述兵制的《历代兵制》、《补汉兵制》、《西汉兵制》、《汉南北军制》、《鲁军制》；专门论述军事历史人物的《何博士备论》、《百将传》、《宋朝南渡十将传》；专门记述行军制度的《行军须知》等。所涉及的兵学问题较之前代更为广泛，理论内容也更加深入。同时，金承安元年（１１９６年），金国子监斋长张守愚著《平辽议》３篇。金末，奉圣马饵升著《北新子》１０万言， 且曰古人兵法非不尽，但未有如北新子五十里火雨耳 ①。西夏也刊印有西夏文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这说明，随着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族兵学上交流日益频繁，著述兵书已引起边疆民族政权的充分重视，而不仅仅限于宋朝兵学界了。
　　①　　 《中州集？高永传》。
　　（２）注释兵书中国古代兵书注释始于汉代，东汉末年曹操所撰《孙子略解》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兵书注本。其后注释兵书者代不乏人，但　直至宋代才出现注释兵书的第一次高潮。如宋代注解《孙子》的就有１０余家，其中成就较大者有《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王晰注孙子》等。它们或于《孙子》本义多所发明，博而切要，或能纠谬补遗，或能从哲学高度言前人之所未言，从而促进了《孙子》研究的深入。而吕惠卿的《素书注》、《三略注》，张商英的《素书注》，吴章的《司马穰苴兵法注》、张载的《尉缭子注》等，也都在引用古代战例和兵学前贤言论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理论见解。宋朝兵书注释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人们已不再满足于零散的单部兵书注释，而要对古代兵学的经典之作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整理，或将前人兵书注释的成果汇集起来。其明显标志便是《十一家注孙子》和《施氏七书讲义》的问世。
　　《十一家注孙子》所辑注家为东汉末曹操，梁孟氏，唐李荃、贾林、杜佑、杜牧、陈皞，宋梅尧臣、王皙、何氏与张预，几乎囊括了宋及宋以前的重要《孙子》注家言论，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施氏七书讲义》将官方颁布的《武经七书》作系统的注释，也很受后人的重视。
　　辽金兵家很重视兵书的注解。据郭沫若《管子集校》一书考证，辽人刘绩曾补订注释了《管子》这部重要典籍。其中《七法》、《兵法》、《地图》、《参患》、《制分》等篇多是兵学专论。刘注简明贯穿，多所发明，对兵书整理上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金代，全真教盛行于北方，《阴符经》这部论及兵法权谋的道家著作颇有人作注。如金刘处玄《阴符经注》１卷，侯善渊《黄帝阴符经注》１卷，唐淳《阴符经注》２卷，皆有明辑道藏本、明正统刊本存世。
　　（３）汇辑兵书汇辑类兵书在宋代较为发达，除前面提到过的《十一家注孙子》、《武经七书》、《武经总要》、《虎钤经》外，还有《兵筹类要》等书。
　　汇辑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完整地将几部定本古代兵书汇辑在一起，如朱服校定的几种兵法典籍，仅《孙子》用曹操注，《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皆为白文本。施子美注释讲解《武经七书》，仍保持原来各书的结构体例不变。二是自定体例，将前代兵书内容和军事资料分门别类辑录在一起。这种汇辑方法便利于读者系统了解古代兵学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看法，一册在手，毋需旁鹜，其编纂体例在后世有很大影响。
　　（４）翻译兵书译介中原军事典籍，是契丹、党项和女真民族吸收中国传统兵学精华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原与边疆各民族军事文化融合的明显标志。据史籍记载，辽初东丹王耶律倍十分钦慕中原文化，在收集大批汉文图籍的同时，曾译有《阴符经》一书。据《补元史艺文志》记载，金代有女真字太公书、女真字伍子胥书、女真字孙膑书、女真字黄氏书数种兵书。
　　太公书即《六韬》，亦有称《太公六韬》的；伍子胥书，《汉书？艺文志》录有《伍子胥十篇图一卷》，今已不存；孙膑书，《孙膑兵法》自汉代失传，但古人长期疑孙膑与孙武为一人，二人所著为一书，疑此即《孙子兵法》之讹；黄氏书，即《黄石公三略》。据文献与考古资料，西夏也刊印有西夏文《六韬》、西夏文《黄石公三略》（有注释）、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有曹操、李荃、杜牧注文）。而如此大规模地翻译介绍兵书，是汉唐千余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历史现象。
　　言兵者不止兵书。随着宋代文人士大夫们谈兵蔚成风气，在他们的大量奏疏、文集、札记里，出现了丰富的兵论篇章。范仲淹的《奏上时务书》、苏洵的《嘉佑集》、苏轼的嘉佑《进策》、李觏的《强兵策》、辛弃疾的《美芹十论》、陈亮的《酌古论》、《中兴五论》以及叶适的《习学纪言序目》、《水心别集》等，都是一时间脍炙人口的兵论佳作。
　　此外，宋代编纂的大量史书、类书如《资治通鉴》、《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等书籍，也收录了众多的军事文献。译自汉籍简传的西夏文《类林》，同样包含有武将、弓手、武士方面的内容。
　　２。士大夫言兵之风盛行尽管历史上不乏文人论兵之事，但总的说来兵学论坛还是被军事将帅们长期统治着。这中间一个重要原因是文人士大夫自觉缺少军旅阅历，于朴刀杆棒、军阵沙场之事不甚了了。所以，象孙武、吴起、曹操、诸葛亮这些统兵将帅的作品颇受后世兵家的器重。而士大夫们即使有所论述，也多托名于他人以抬高身价。如北宋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曾认为，被列为《武经七书》之末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宋人阮逸所著，托名唐人李靖。不管此说是否可靠，都足以说明当时伪托风气之盛。
　　另一方面，自古兵儒不同道，儒家对兵家 使力行诈 所奉行的基本否定态度，长期影响着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对所谓 卑俚通俗 的兵学著述通常是不屑一顾的。特别是宋太祖赵匡胤 陈桥兵变 ，建立政权以后，总结了唐后期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修文偃武，将兵书列为禁书。景德三年（１００６年），宋真宗下诏说： 天文兵法，私习有刑，著在律文，用妨奸伪。 ①加上宋辽合议，签订 澶渊之盟 ，一派歌舞升平的虚假景象也麻痹了人们，致使 士大夫耻言兵 的现象日益严重。
　　也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宋代兵学论坛寥落的危害性，身体力行撰述兵书。如宋代早期较为著名的兵学著作《虎钤经》，就是由进士出身的许洞于咸平四年（１００１年）至景德元年（１００４年）撰成的。许洞（约公元９７６～约１０１７年），字洞天（一作渊夫），苏州吴县（今属江苏）
　　人。历任雄武军推官、均州参军、乌江县主簿等官。他感到 孙子之法奥而精，使学者难于晓用 ， 李荃所著太白阴经，论心术则秘而不言，谈阴阳又散而不备 ，于是 上采孙子、李荃之要，明演其术；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 ②，遂著《虎钤经》２０卷，于景德二年（１００５年）进献朝廷。可惜他人微言轻，对满朝 尚文轻武 的风气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①　　 《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九。
　　②　　 《虎钤经序》。
　　仁宗在位时，辽与西夏对宋朝的严重威胁，逐渐引起朝廷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视。康定元年（１０４０年），仁宗命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建立武学，说明官方对兵学的态度已经改变。社会上研究兵书的人也日渐增多起来。《郡斋读书志》说： 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 ，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由 耻言兵 到 人人言兵 的转变过程。
　　宋神宗继位以后，颇想有一番作为。在他的支持下所进行的 熙宁变法 ，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改变 冗兵 之弊，培养素质较高的武官。为此，宋神宗于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年）再兴武学，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教习诸家兵法，论说历代用兵得失成败。他还与王安石等人讨论李靖的阵法、队法及兵法思想渊源，令朱服、何去非等人校定《武经七书》，正式颁行为武学教科书。
　　这一时期所涌现出来的兵学家大体可分为两类人。一类人以研究《孙子》和其他兵学典籍为主。其代表人物包括梅尧臣（１００２～１０６０年）、王晰、何延锡等民间《孙子》注家，李觏等《孙子》研究者，也包括宋朝武学教授朱服、何去非，官员曾公亮、丁度等人。朱服，字行中，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人，熙宁进士。与苏轼等人关系密切。他任国子司业时，受诏校定《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三略》、《六韬》诸兵书，并为武学的负责人。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今属福建）人。元丰五年（１０８２年），因对策 词理优瞻，长于论兵 入仕①，历任武学教授、武学博士。撰有军事人物和事件评论集《何博士备论》，并参与校勘《武经七书》，对《李卫公问对》、《六韬》的真伪问题进行过考辨。曾公亮（公元９９９～１０７８年），字明仲，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天圣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丁度（公元９９０～１０５３年），字公雅，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历任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等官。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宋仁宗命他２人编修《武经总要》， 凡军旅之政，讨伐之事，经籍所载，史册所记，祖尚仁谊，次以钤略，至若本朝戡乱，边防御侮，计谋方略，咸用概举.②他们研究整理兵书典册的初衷，确实是为了振兴北宋自 澶渊之盟 以后，武备日见废弛，将帅不学无术的局面，但过于注重字词训诂和版本校勘，或求体系完备，资料丰瞻，对直接影响宋军战斗力和国防的许多尖锐问题反而语焉不详，更缺少有针对性的军事建策。
　　另一类人则以范仲淹、王安石、沈括为代表。他们身膺疆守重任或执掌枢机，直接面对党项的侵扰和军事改革的实际问题。因此，其兵论主旨不在于先朝兵书字词的锻炼和古人思想的阐发，大多缺少理论思辩色彩，更侧重于就事论事的现实对策。沈括（１０３１～１０９５年），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佑进士。历任河北西路察访使、鄜延路经略使、知延州（今陕西延安）等。他自幼受舅父许洞的影响，文才武略双全。在守边期间，不仅针对党项骑兵的特点，提出种种防御战法，还十分注意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所著《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许多兵器制造及地图沙盘方面的知识。
　　①　　 《举何去非换文资状》。
　　②　　 《仁宗皇帝御制序》。
　　宋代兵学的真正发展是在南宋时期，而 士大夫言兵 这一社会现象也恰于此时达到高潮。靖康年间（１１２６～１１２７年），金军攻陷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在这一连串亡国绝世的民族悲剧面前，更多的有爱国心的士大夫不满足于纸上谈兵，注释孙、吴之书，而投身于铁马金戈的战场厮杀中去。尤其是北宋末、南宋初被人们称之为， 将儒 的李纲、宗泽、陈规、辛弃疾等人，毅然冲破昔日笼罩朝野的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的社会氛围，渴望着挽救危局，建立军功。曾盛行于唐代的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的豪迈英武之气，一度重返绮丽靡奢、纸醉金迷的宋朝士大夫生活之中。陆游的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活画出在国耻家恨双重刺激下，一些有志气的忧国忧民之士崭新的精神风貌。
　　出于宋金军事斗争的迫切需要，这一时期士大夫论兵的重点转向有针对性的现实对策。例如，陈规、汤■等人撰写的《守城录》一书，就是在宋人守城抗金不利的情况下，集中阐述在火器已用于作战，攻城手段有新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守城和进行城防体制改革的著作。陈规（１０７２～１１４１年），字元则，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历任安陆（今属湖北）县令、德安（今湖北安陆）和顺昌（今安徽阜阳）知府、庐州（今安徽合肥）知州兼淮西安抚使等职。北宋末年，他独守德安孤城多年，后又在顺昌储粮备战，积极配合刘锜取得顺昌大捷。他根据自己的守城实践，先后撰成《守城机要》、《〈靖康朝野佥言〉后序》，与曾任德安府学教授汤■撰写的《建炎德安守御录》合在一起，刊行于世，受到当时兵家将帅的广泛重视。辛弃疾撰写《美芹十论》的情形也与之大体相仿。辛弃疾（１１４０～１２０７年），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今济南）人。青年时聚众抗金，曾任义军耿京部掌书记。耿京被害后，率众南渡，任南宋地方官多年。他著《美芹十论》，目的就是反对当时朝廷内外的惧战言论，从宋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诸方面进行考察，指出宋军变弱为强的可能性，以增强军民的必胜信心。他在孝宗朝曾上奏抗金之策，虽未被采纳，但他一片抗金爱国的拳拳之心，在当时也赢得人们的赞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南宋永嘉学派对兵学的重视。中国自先秦诸子论兵，百家争鸣以后，汉唐迄宋千余年间，一个学术派别将兵学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上，投入如此多的人力和精力研究兵书，撰写如此多的兵学著作和论兵篇章，恐怕还是第一次。永嘉学派的著名学者薛季宣（１１３４～１１７３年），字士龙，一作士隆，号艮斋。
　　南宋永嘉县（今浙江温州）人。其父亲和伯父辈皆是积极主张抗金的爱国官员，他本人也在武昌县（今湖北鄂城）令任内，动员当地民众抗击完颜亮（海陵）金军南侵。他喜爱兵法，曾考订《司马法》、《八阵图》诸兵学典籍，著有《汉兵制》一书。但在兵学方面的最重要贡献却是培养了陈傅良这样名重一时的学者，确立了裁减冗官冗兵，依靠民军防卫的基本态度。其大弟子陈傅良（１１３７～１２０３年），字君举，号止斋先生。
　　瑞安人。官至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他痛感南宋朝廷偏安江左，主弱兵骄，为总结历代军制是失经验，撰成《历代兵制》（初名《周汉以来兵制》）７卷，以喻当朝军制弊端。另一位影响很大的著名学者叶适（１１５０～１２２３年），字正则，又称水心先生。瑞安人。曾任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在抗金保卫南京及长江下游一带地区的斗争中立有功勋。所著《水心别集》、《习学纪言序目》等广泛讨论了古代兵法与宋朝和战及军制问题。
　　同属于这一学派的还有通晓行阵之法的徐谊（１１４４～１２０８年），著有《补汉兵制》的钱文子（１１４７～１２２０年），著有《孙子新略》的王自中（１１４０～１１９９年），著有《将鉴论断》的戴溪（１１４１～１２１５年），著有《开禧德安守城录》的王致远等。南宋进步思想家陈亮（１１４３～１１９４年）虽不属于这个学派，但他与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往来密切，受永嘉学派的思想影响很大，在主张富国强兵，抗击敌人侵略方面是相当一致的。
　　３。兵学成为官学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起源很早，商周时代的 学在官府 ，其教育科目已包括射、御等军事内容。春秋战国时繁荣于百家争鸣形势下的私学，更将兵学作为专门的知识予以传授。可惜直到宋代，才由官方设立专门学校培养军官，规定学员要学习诸家兵法、行军布阵等。为了适应武学及武举考试的需要，宋朝廷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兵书中挑选出《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７部兵书，命名为《武经七书》，刻版印刷，颁之武学，作为教材。
　　《武经七书》的颁行，从表面上看是古代兵书由单行本向丛书方向发展。但从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上看，它标志着中国传统兵学的定型。
　　先秦时代齐国兵学、南方兵学、秦晋兵学的差异，汉代权谋、形势、阴阳、技巧诸类的界限，以及儒家兵论、黄老道家兵论间的区别，至此逐渐趋向模糊。７部书中既有儒家色彩浓重的《吴子》、《司马法》，也有黄老道家兵学著作《黄石公三略》，法家特征突出的《尉缭子》，说明编选者抱着兼收并蓄的学术态度，并不以哪一派思想为归依。这７部书作为中国传统兵学的代表作被固定下来，成为南宋、明、清诸朝官方规定的武学生员和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对古代兵学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都有深远的影响。
　　宋代是兵儒辩论最为激烈的时期之一，特别是在代表两家基本准则的 诈利 和 仁义 问题上，叶适、高似孙等儒家学者完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标准，否定兵家的 诡道 和 见利而动.还有一些人或千方百计贬黜孙子其人其书，或在注解兵书时涂抹上较浓厚的伦理色彩。
　　但他们已无法否定兵学象儒学一样成为官学的正统地位，或象以往一样，对兵书持不屑一顾的轻视态度。越来越多的儒生以研究兵学而名重一时，不再认为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象著有《施氏七书讲义》的施子美， 为儒家流，谈兵家事，为孙吴之学者多宗师之 （江伯虎《施氏七书讲义序》）。颇有一定的学术地位。而李觏等著名学者也能认识到军事斗争与一般的社会生活不能同日而语，诡诈是战争指导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行 仁 ，仁者 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在军事斗争中使用诡诈。
　　４。中原和边疆诸族兵学的交流融合宋辽金西夏时期，兵学的交流十分频繁。据史籍载，元昊从少年时代起，就把《野战歌》一类兵书放在手边，经常钻研，可见当时传入党项地区的汉文兵学著述数量不少。辽初，东丹王耶律倍 令人赍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 ①。其中也不乏兵书战策之属。金代冲破重重关禁流入的图书典籍也不少，象宋人施子美的《施氏七书讲义》，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即刻于金贞佑年间。宋朝官府因在军事上与党项、契丹、女真对峙，在边境榷场贸易中书禁极严。元佑八年（１０９３年），礼部尚书苏轼更进一步提出要避免图书由高丽转口，形成宋、高丽、契丹的三角贸易，以情报或知识资敌。他指出： 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契丹，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 ②请求加以禁止。但实际上，禁令也制止不了图书外流。翰林学士苏辙出使辽国时发现，宋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在当地流行。同样，辽朝也规定严禁书籍流入中原，照样有书在宋朝境内出售。
　　战争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形式。文化一向不很发达的契丹、女真人在以战争手段掠夺财富的同时，也没忘记搜求中原文化典籍。
　　辽灭后晋， 取晋国图书、礼器而北 ③。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攻辽中京之前，也诏令： 若克中京，所得礼乐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 ④金将完颜希尹克北宋都城汴京后，也不是忙着掠夺府库珍异，而是独收宋朝图籍，捆载北归。宋朝藏于大内的秘阁黄本兵书１７０余册，很可能也在其中。除了阅读中原图籍，辽金西夏的统治者在破除狭隘的种族偏见后，还能极力网罗中原饱学之士，通过他们的传授来获取中原军事文化知识。统和十二年（公元９９４年），圣宗 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诸道军有勇健者，俱以名闻 ①。金将完颜希尹在作战时，获儒士，必先礼之，访以古今成败。有见识的契丹、女真将帅还十分注重吸收中原的先进战法，弥补本族传统战法的不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先后接纳了汉人所建议的猛火油（石油）烧城和穴地攻城诸法，并且在攻打幽州（今北京）时将穴地攻城法用于实战。金将完颜宗弼在江南作战时，所部舟般遭宋将韩世忠海舟邀击，不得北归， 乃揭榜募人，献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于舟中载士，以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棹桨，俟风息出江，有风则勿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以火箭射其蒻蓬，则不攻自破矣 ②。宗弼采纳了上述建议，顺利脱困撤兵。尽管中原兵学的丰富内容在短时间内还不会被完全消化理解，毕竟对其战争观念、军队建设和作战方法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致使辽金西夏建国初年的兵学呈现出强烈的两重性和日益汉化、封建化的发展趋势。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兵学的交流，并不仅仅是单向的。契丹、女真和党项人的军事观念和战法同样影响着宋人。女真起兵后不久，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接见宋朝使节时，曾对宋军军纪不严，将士遇战而逃的现象直接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应当依法治军，不避亲疏， 若不行法，何以使人？ ③并组织宋使观看金军作战时军纪严明的情景，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金军作战时骑兵的快速机动性能和较强的突破能力，也促使岳飞等抗金将领积极组建骑兵部队，易短为长。陈规等人名闻遐迩的守城专著《守城录》更是直接针对金军攻城用炮之法而撰述的。在战争中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对一向为自己优秀军事文化而自豪的宋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但确实有益于战胜敌人，提高军队战斗力。可以说，宋辽金西夏时期兵学的频繁交流、相互融合和促进，是出现中国历史上兵学发展第二次高潮的重要原因。
　　①　　 《契丹国志》卷一四。
　　②　　 《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一。
　　③　　 《辽史？文学传上》。
　　④　　 《金史？太祖纪》。
　　①　　 《辽史？圣宗纪》。
　　②　　 《大金国志》卷六。
　　③　　 《金史？太祖纪》。
　　（二）重要兵书简介
　　在宋辽金西夏众多的兵学著述中，影响最大又最能体现当时兵学理论水平的是以下几部兵书。
　　１。《虎钤经》《虎钤经》是北宋前期著名的军事著作，全书共２０卷，２１０篇。许洞撰。前１０卷分天功、地利、人用、三才应变等１１３篇，基本上汇集了《孙子》等前代兵书论述，加上自己对前人兵学理论的心得，分类编排而成。其中也有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如主张 未战先谋 ，强调 要在知变 ，提倡 逆用古法 等。后１０卷９７篇，主要是阴阳八卦、望云占气等内容。今天看来，其中多属荒诞无稽之谈，在当时却是行军用兵必不可少的。与先秦兵书相比，它的理论色彩较弱，新鲜见解不多，但详细记载了古代各种军事知识，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军事史料价值。该书撰成于咸平四年至景德元年（１００１～１００４年），于景德二年进献朝廷，刊行于世。现有明嘉靖刊本及《范氏奇书》本、《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粤雅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２。《武经总要》《武经总要》是中国古代官修的第一部包括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等广泛内容的综合性兵书。由曾公亮、丁度等人组织编写。共４０卷，前、后集各２０卷。前集制度１５卷，论述了选将料兵、教育训练、部队编成、行军宿营、古今阵法、通信侦察、军事地形、步骑应用、城邑攻防、水战火攻、武器装备等建军和用兵的基本理论、制度和常识。边防５卷，描述了边防各路州的方位四至、地理沿革、山川河流、道口关隘、军事要地等兵要地志方面的内容。后集故事１５卷，依照兵法分类介绍历代战例，比较用兵得失，总结经验教训。还有５卷专讲阴阳占候方面的内容。
　　它虽属汇辑前人思想之作，但许多内容反映了 庆历新政 时期 欲更天下弊事 的变法革新思想，直接针对宋代国防建设的现实，提倡加强军事训练，加强骑兵建设，重视武器装备等。其前集第１０到第１３卷中，以较大篇幅介绍了当时的武器战具、筑城技术和城战器械，还记载了中国最早配制成功的火药配方，最早用于战争的火器及其制造和使用方法。它附有的大量阵图，有关兵要地理的概况、军事条令等内容，也是其他兵书中所不多见的。该书首刊于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绍定四年（１２３１年）重刻。今存有４０卷本系统的明抄本，嘉靖刻本和清《四库全书》本；４３卷本系统的明正统刻本、弘治刻本和万历刻本等。它所开创的兵书编纂体例，在后世有深远影响。如明朝赵本学、俞大猷所撰写的兵书，直接命名为《续武经总要》，唐顺之所著的《武编》、茅元仪所辑《武备志》，也都是仿效此书体例而成。
　　３。《何博士备论》《何博士备论》是一部评论战国至五代兴废成败和军事人物用兵得失的著作。何去非撰。原有２８篇，今存２６篇。它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人物和战争，但在内容上却紧紧结合宋朝消极避战，军纪松弛的现实，提出不能回避战争， 兵有所必用，虽虞舜大王之下欲，固当举之；有所必不用，虽蚩尤、秦皇之不厌，固当戢之 ①。其态度比那些一味要求息兵罢战，宣扬道德礼义的迂腐儒生要正确得多。它针对北宋兵多而缺乏战斗力的状况，提倡精兵，认为战争的胜负不在于兵力的多少，而要看其是否治理得当，军纪严明，士气旺盛。它还强调 智 的作用，认为势、勇、智三者中，智是最重要的。其可以役勇，可以造势，对夺取战争主动权，最终击败敌人有重要意义。该书于元祐五年（１０９０年）被奏荐朝廷而行之于世。今存明《穴研斋》抄本、《浦城遗书》、《指海》丛书本等。
　　４。《武经七书》《武经七书》是宋代官方校刊颁行的中国古代兵法丛书，也是中国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是宋神宗在元丰三年（１０８０年）四月下诏命朱服等人校定，于元丰六年至八年间刊行。包括《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唐李问对》７部兵书，共２５卷，统称《武经七书》，供武举和武学教育使用。该书现存最早为南宋孝宗或光宗时刻本，原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后被日本岩崎氏购去，藏日本静嘉堂。此外还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清影宋抄本等。
　　５。《十一家注孙子》《十一家注孙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孙子》以辑注形式传世的重要刊本之一。分上、中、下３卷。关于其作者，《宋史？艺文志》载有吉天保辑《十家孙子会注》，有人怀疑与《十一家注　孙子》是同一书。
　　所辑注家有三国曹操、梁孟氏、唐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宋梅尧臣、王晰、何氏与张预。其中曹注重伦理，也重应用，惟过于简略，孟注偏好文字训诂，李筌依违于遁甲奇门，杜牧尤切兵法戎机，陈皞、贾林亦颇有发明，梅尧臣能纠缪补遗，张预简练精切，皆是汉宋之际《孙子》注疏的文字精华。该书刊于孝宗年间（１１６３～１１８９年），明、清传本颇多，以清孙星衍校本《孙子十家注》刊印和翻刻最广。国外则有日本宽文年间刊本和朝鲜枫山官库活字本等。
　　①　　 《何博士备论？汉武帝论》。
　　６。《百战奇法》《百战奇法》是以《武经七书》等古代兵法为理论依据，以五代以前的战争战例为基础，分条论述各种战法的兵书。其作者已不可详考。
　　全书１０卷，每卷１０战，合为百战，围绕着战争谋略与治军备战问题，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思想观点。并对攻守、主客、先后、进退、奇正、虚实、分合等兵学范畴进行了深入研究，反映了作者企图由此入手，重新概括古代兵学原理的意向。该书现有明弘治、嘉靖、万历刻本及多种清刻本存世。清雍正后还为更名为《百战奇略》，伪托为明人刘基的著作。
　　７。《守城录》《守城录》是宋代专论城守作战的兵书。陈规、汤■撰。４卷，包括陈规所著的《守城机要》、《（靖康朝野佥言）后序》和汤■所著《建炎德安守御录》３部分。该书实践性很强，作者基于抗金守城作战的经验，及时总结了守城作战与城防体制改革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尤其是在火器已用于攻守城作战，金军攻城手段有新发展的情况下，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防御方法。还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管形火器——长竹竿火枪的制造和使用方法。该书现有清《四库全书》本、乾隆抄本和嘉庆、道光刻本。
　　８。《历代兵制》《历代兵制》（又名《周汉以来兵制》）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制通史专著。陈傅良撰。８卷。其中第八卷内容与王铚《枢廷备检？序》相同，可能是由门人或刊刻者录入。该书按历史顺序，综合文献资料，叙述两周至北宋历朝的统驭军兵、将帅职权、军队编制、兵种划分、组织管理、武器装备、兵员征募、武官拣选、训练教阅、部伍调发，宿卫番上、戍边屯守、纪律号令、功过赏罚、服饰饷章、马政厩库、供给军需等各项军事制度的演变因素，评论其优劣得失，尤为推崇 寓兵于农 的上古军制，赞成兵无专主、将无重权和居重驭轻的统兵体制。该书现存明怡颜堂抄本和清《墨海金壶》丛书本等多种刻本。
　　９。《施氏七书讲义》《施氏七书讲义》是现存最早的《武经七书》注解本。注解者施子美。全书４２卷，注文详明条理，对孙、吴诸书本义有所发明。特别是在著述体例上，开后世兵书标题讲章之风气，在中国兵学史上颇有影响。
　　该书现存最早刻本为金宣宗时刻本，后流入日本，有庆长、元和、宽永、元禄和文久年间刊本。１９２７年又由中国自强书局石印出版。
　　（三）对战争问题的看法
　　契丹、女真和党项等边疆民族，建立政权以前，大部处于比较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思维能力有限，神力天佑的战争观念比较流行。他们认为，决定战争与和平，战争的胜负和勇士生死的，是具有超验意志的神灵。因为当时人们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所产生的异常现象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以为周围世界栖满了鬼神，正是它们控制了人的命运。所以在其国君主出生时，都有许多诡谲的传说。如耶律阿保机之 母梦日坠怀中，有娠. 及生，室有神光异香。体如三岁儿，即能匍匐。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谓左右若有神人翼卫。 ①又如完颜阿骨打生前传说也有 五色云气屡出东方，大若二千斛囷仓之状②。都是企图以之说明他们后来所从事的开国战争符合冥冥神灵的旨意。
　　梦兆、天兆还直接制约了早期军事统帅的决策结果。据记　载，金世祖 每战未尝被甲，先以梦兆候其胜负 ③。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 师次唐括带斡甲之地，诸军禳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于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为兵祥.斡沦泺战前，他领兵夜宿， 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 神明警我也。' 即鸣鼓举燧而行 ①。在上述观念支配下，诸族民众普遍抱着生死皆由天定的信条，保持勇悍坚忍的战斗作风。更有甚者，当时处于较低文明水平的黄头女真竟 戆朴勇鸷，不能辨生死.所以 女真每出战，皆被以重铠，令前驱为硬军 ②。
　　建立政权以后，传统的神力天佑信念虽然顽强地存留下来，但也渗透进来许多中原兵学的思想内容。神册二年（公元９１７年），耶律阿保机领兵围攻幽州城， 望城中有气如烟火状。上曰：' 未可攻也'.以大暑霖潦，班师 ③。看来，导致撤兵的不仅是云气征兆，更重要的还是炎然的气候。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对伐晋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对反辽战争胜负原因的预测，已与天意神兆无涉，而是归结到民族政策、军事实力和士兵斗志等问题上。但另一方面，以掳掠为目的的战争行为在辽金西夏对中原用兵的过程中畸形发展起来。辽灭后晋时，赵延寿请求供给后晋降卒粮草，辽人以 吾国无此法 为由， 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 打草谷'④。辽军的掳掠行为也反映在其早期军队编制上。其正军１名，配有 打草谷家丁 １　名，日遣其四处抄掠以供养正军。女真虽不闻有 打草谷家丁 之设，但其 犯中原，有掳掠，无战斗，计其从军之费，及回日，所获数倍 ⑤。党项人同样以掠夺边界居民和掩杀行旅商队为常事。然而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种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政策难以实行下去，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改弦更张。辽军在火后晋战争中的残酷剥夺行为，引起中原人民的激烈反抗，立足不住，被迫北归时，辽太宗耶律德光所总结的三条教训，其中两条是纵兵掠刍粟和括民私财。至辽、金、西夏中期，骚扰掳掠的战争目的已经淡化，作战后勤保障制度也建立健全起来，据说，海陵曾命人在描写南宋临安的湖山城郭图上绘出自己策马吴山绝顶的形象。并题诗说： 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 ①俨然以统一战争的发动者自居。同时，沉重的战争伤亡也使其军队内部的厌战情绪逐渐滋生。金人 自立刘豫后，南犯淮，西犯蜀，生还者少，而得不偿费，人始患之 ②。南宋初年，女真欲出师南下， 时有夜宿太原府祁县女真千户斜也孛堇之营，见斜也将行，与其家下泣别，杀一豕，以斜也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挂豕身而埋之于后营。家人祝之曰：' 斜也已阵亡，葬之矣。'此女真怯战之迹，如江南焚替代之类 ③。
　　从 勇悍不畏死 到 人始患之 ，清晰说明了他们战争观念的变化轨迹。
　　①　　 《辽史？太祖纪》。
　　②　　 《金史？太祖纪》。
　　③　　 《金史？世纪》。
　　①　　 《金史？太祖纪》。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③　　 《辽史？太祖纪》。
　　④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
　　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二。
　　辽金西夏后期，随着其汉化、封建化程度加深，中原传统兵学的战争观念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昔日贵族子弟以南征北战，搏取烈烈武功为荣的观念已消失殆尽，崇尚王道、厌恶兵事的思想极为流行。金世宗之孙完颜■甚至赋诗说： 孟津休道浊于泾，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几时桑柘底，只谈王道不谈兵。 ④在富国与强兵的关系上，辽金西夏君臣将帅与中原兵学界已无分歧。如辽末大臣萧韩家奴指出，欲加强国防，唯有 节盘游，简驿传，薄赋敛，戒奢侈。期以数年，则困者可苏，贫者可富矣。盖民者国之本，兵者国之卫。兵不调则旷军役，调之则损国本. 欲为长久之便，莫若使远戍疲兵还于故乡，薄其徭役，使人人给足，则补役之道可以复故也。 ①从农牧业经济对战争、国防的影响来认识问题，显示了边疆民族在战争观念认识上的深化。
　　中原传统兵学早在先秦时期，对战争的起源、战争的性质、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宋代兵学继承前人观点，在一些方面也有自身的发展和贡献。
　　宋人在同辽夏金元的长期战争中，始终存在着主战反和与避战求和两种对立的观点。从宋太宗晚期开始，避战求和的思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反映在战争观上，则是对战争持消极态度，把 安人止战 、 屈己爱民 作为善策，强调兵不得轻举，谋不得妄发，主张安靖和平，息师结盟，认为只要忍一时之辱，便可图万事之利。与此相反，主战反和者则认为： 兵之于国也 ， 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 ②。敌人入侵是非正义战争，故与之和议决不可行。反抗入侵的战争则属于正义战争，这种战争决不可不用。在战争与人的关系上，许洞在《虎钤经》中把人放在 地 与 天 之前。认为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使得到天时地利，仍然不能取得战争胜利。因为 人者，天地之心也。苟心不正，虽有其表，将焉用乎？ 但即使不占天时地利，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最终仍能取胜。还有一些人朴素地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相信依靠 匹夫匹妇 、 草茅贱士 ，就能取得抗金的胜利。如两宋之交，山东、河朔各地的农民，纷纷拿起武器，结寨举义。宗泽、李纲、岳飞等人，积极主张将他们组织起来，配合官军作战，收复失地。南宋思想家叶适不仅呼吁政府必须坚决支持民众保家卫国的政治热情和自发的抗金活动，用其豪杰，借其声势，还主张重视对民众的政治动员， 使吾之国人晓然自知其必胜.而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 内则吾之国人未知其必胜，外则敌人不知我为必胜，若此者谓之危兵，危兵难用！ ①但宋朝的主和派们，惧民军尤甚于惧金军，唯恐农民武装在抗金战争中壮大起来，威胁他们的统治，因此不但不予支持，反而极力排斥打击，终将可以利用的民心丧失殆尽。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
　　③　　 《大金国志》卷九。
　　④　　 《归潜志》卷一。
　　①　　 《辽史？萧韩家奴传》。
　　②　　 《何博士备论？汉武帝论》。
　　（四）建军治军思想
　　宋朝统治者为了防止从唐中叶至五代时期出现的藩镇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重演，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 三司 、三帅 ，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从而造成中央与地方武装的人员素质上 强干弱枝 ，统兵机构设置上 互相维制 ，军队部置上 内外相制 的局面。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也容易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曾受到人们的非议。以后授阵图之风虽有改变， 将从中御 的思想仍延续下来。在兵役问题上，宋朝统治者奉行募兵制，其思想宗旨就是在灾区大量招兵，以达到 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 的目的②。在建军治军问题上，宋朝统治者为防止武夫拥兵割据的种种措施虽不乏积极作用，也给军队带来兵将分离、教育训练差、管理不严、军纪废弛等消极现象。
　　针对宋朝军队建设的弊端，人们提出许多有针对性的观点主张，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精兵。宋代冗兵耗食，已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为此，陈傅良、叶适、何去非等人认为兵要少而精。 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士无皆勇也，而致死者胜。 ①而要做到兵员少质量高，关键是要废除弊病丛生的募兵制，恢复过去寓兵于农的征兵制。陈傅良说，寓兵于农制度由成周垂范，汉唐继统，普遍出兵，更劳均逸，故 民有常兵而无常征之劳，国有常备而无聚食之费 ②，兵制之善，莫出于此。范仲淹在推行 庆历新政 时，更直接主张革除募兵之弊，仿唐府兵制，使兵农合一，寓兵于农，一岁中三时耕稼，一时习武，以减省军费，多辟后备兵源。而 王安石变法 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以 保甲制 的乡兵组织形式，恢复三代以来 兵农结合 的传统，对全国壮丁分期教阅，使与正兵 相参 ，实行 以礼乐奖养 政策，使其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基础上逐步正规化，进而在较长时期内陆续以保丁取代正规军，最后完成由募兵制度向兵农合一体制的过渡。
　　①　　 《水心别集》卷六。
　　②　　 《邵氏闻见录》卷一。
　　①　　 《何博士备论？汉光武帝论》。
　　②　　 《历代兵制？西汉》。
　　二是反对宋朝传统的 将从中御 和 将无重权.何去非呼吁君主要知人善任，君主将帅要和谐不疑，应赋予将帅以机断指挥之权。并举例说，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名将贤相就是因为 深得于君 ，权不中御，才会 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 ③，李觏曾生动地指出： 用兵之法，一步百变，见可则进，知难而退 ，若事事都要请示王命再行动，那就如同 白大人而救火也，未及返命而煨烬久矣 ①。所以他主张要慎选将吏，选定后即予以充分的信任，使其能 独行 、 自恣 ，以适应多变的情况，发挥各人才智，取得战争的胜利。
　　还有一些学者，借注释《孙子》 将能而君不御 一句，对当朝军政提出看法。如梅尧臣批评 君徒知制其将，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 的现象。何延锡也指出， 御能将而责平猾虏者，如绊韩卢而获狡兔者又何异焉？ ②三是主张加强军事训练。《武经总要》认为，军队以治则胜，以乱则负。所谓治，就是训练。只有平时刻苦训练的军队，才是 取胜之卒.教育训练要循序渐进、教习并举，并以 贵约弃繁，舍迂求要 为指导思想。岳飞更从实践的角度显示了严格训练对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意义。
　　他领导的岳家军即使在 止兵休舍 时，也 辄课其艺 ，不忘训练， 视无事时如有事时.四是坚持以法治军。针对宋军纪律松弛的状况，许多兵学家强调要严明军纪，以法治军。许洞指出，军纪严明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将违犯军纪划分为悖、慢、懈等１０余种情形，凡触犯者皆严惩不贷。《武经总要》中也规定有 赏格 、 罚条 、 行军约束 和 教条 等项，对战场纪律、行军纪律、训练纪律皆有详尽的说明。岳飞在 有功者重赏，无功者峻罚 的思想指导下，对军队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执行严明的纪律，其军中盛传的口号是 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 ，堪称古代治军名言。
　　建国以前的契丹、女真和党项民族多处于军事民主制的历史发展阶段。史载，隋 开皇末，（契丹）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纥臣水而居。东西距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逐寒暑，随水草畜牧。有征战，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则）合符契 ①。党项人亦是 每姓别自为部落……不相统一 ②。同样，担任生女真部落联盟长的完颜女真领袖，也很长时间没有权力决定攻伐大事，他们每次出征前都要召集官属会议或人民大会共同做出决策。军事民主制度的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 兴兵合议 被视为天经地义之举。建国前夕，耶律阿保机夺取契丹八部轮流传递的旗鼓，完颜阿骨打建议取消各部信牌， 擅置牌号者置于法 ，皆是为了确立集权式的军事指挥原则所做出的初步努力。
　　辽金西夏政权建立以后，在作战方略的谋划上仍保留了昔日遗风。
　　全国凡用师征伐，上自大元帅，中自万户，下自百户，饮酒会食，略不间列，与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始，议毕，即漫灭之不闻人声。军将行，大会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其合者，即为特将，任其事。 ③西夏也有相似情形。元昊 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 ④。但在建立常备军，取消 兴兵合议 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武装力量体制上，其统治者都做出了很大努力。契丹、党项政权都建立枢密院，以掌管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女真政权也建立起猛安谋克和勃极烈制度，以皇位继承人谙版勃极烈担任都元帅，总统女真兵马。这些做法的目的，不外是将兵权紧紧抓在最高统治者手里。在治军方面，他们继承了昔日严格治军的优良传统。天赞二年（公元９２３年），辽太祖率军北归，晋王尾追其后， 见其野宿之所，布藁于地，回环方正，皆如编翦，虽去，无一枝乱者。叹曰：' 契丹法严，乃能如是，中国所不及也'①。金军 队伍之法，什、伍、百皆有长。伍长击柝，什长执旗，百长挟鼓，千长则旗帜、金鼓悉备。伍长战死，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斩。百长战死，什长皆斩。负战斗之尸以归者，则得其家赀之半 ②。倚仗如此酷烈的军纪，他们 骑者骑，步者步，回顾者斩，所以每战必胜也 ③。值得指出的是，辽金西夏军队实行从严治军，也是他们总结他人军纪涣散，战斗力衰败的经验教训的结果。比如辽金战争时期，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针对当时辽、宋军队 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 的荒唐现象，曾质问宋使马扩说： 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燕京数州之地，留于汝家。我以大军三面掩之，令汝家俯拾亦不能取。初闻南军到燕，我心亦喜。纵令汝家取之，我亦将敛兵归国。近却闻刘延庆一夜烧营而遁，乃至此耶？似此丧师，有何诛赏？ 他还明确表示： 若不行法，何以使人？一两日到关，汝观我家用兵有走者否？ ④
　　③　　 《何博士备论？陆机论》。
　　①　　 《强兵策》第六。
　　②　　 《十一家注孙子？谋攻》。
　　①　　 《隋书？契丹传》。
　　②　　 《通典？党项》。
　　（五）战略思想
　　宋朝自建立以后，就处于军事对峙的战略格局中。其敌国先是辽、西夏，后来又是金和蒙古。而从宋太宗第二次北伐失败，一直到南宋灭亡，总的说来是贯彻 专力而守 ， 以战求和 的消极防御战略。
　　针对上述战略方针，宋代不少人提出了新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在西夏频繁攻掠，金军灭亡北宋，紧逼江南的危急形势下，他们极力推崇 先出兵以战人之地 的兵家上策。当然，他们所提出的进攻战略也并不是希图侥幸的盲动，而是在加强战备，积蓄力量，巧施谋略基础上的积极行动。例如，为了恢复汉唐旧境，王安石强调要对西夏和辽 兼制 ，并提出了 凡经略边夷，当从事于易 的战略方针①，认为要制服契丹，当先制服西夏，断契丹右臂。为此，应在战略上树立必胜信心，在策略上重视敌人，静重待敌，争取时间修整武备。同时在兵力投入上有主有次，在军事外交上有擒有纵，对 强形 之敌不可 示弱 ，对易得之敌相机攻取。在宋金战争中，岳飞提出的战略反攻计划是以襄阳６郡为基础，积蓄力量，连结河朔抗金义军，伺机直捣中原，恢复故疆。其后，陈亮所提出的进攻战略是移都建康（今南京）以控江淮，联络东西，开辟荆襄，夺取三秦、东齐之地为左右臂，尔后北向夺取中原。可惜，这些呕心沥血的正确主张多被目光短浅的当权者打入冷宫，难以付诸实施。
　　③　　 《大金国志》卷二六。
　　④　　 《宋史？夏国传上》。
　　①　　 《契丹国志》卷一。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③　　 《大金国志》卷二七。
　　④　　 《大金国志》卷二。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
　　宋代的防御战略中也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例如，范仲淹在宋夏军事斗争中，根据 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 的宗旨，提出严戒边城，充实关内，敌大至则坚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敌退则持重勿逐以振兵威，无事则经营获利及置营田以助边费的边防战略。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这个战略设想是颇切合实际的。
　　宋代最成功的防御战略，是在宋元战争中依靠江河湖泊、崇山峻岭、高城深池实施的大规模防御战略。它的基本特点是：１）实行分区的总体防御。早在宋金长期战争和军事对峙过程中，南宋已经逐渐建设起两淮、荆湖、四川三大战区。韩世忠长期经营两淮，岳飞经营荆湖，吴璘兄弟经营四川，使其形成较强的实力与独立作战能力。南宋后期，宋朝统治者在三大战区设有制置使，加强统一的作战指挥，并根据各自的地理环境，进一步加强战场建设。在平原湖汉的两淮地区，大修沟渠，限制蒙古骑兵的奔袭。在丘陵起伏的荆湖地区，修筑高大城池，垦土屯田，形成多重防线。在崇山峻岭的四川地区，沿江两岩修筑１０余座山城，互通声气，互相救援。这就给惯于野战阵斗，长驱直入的蒙古骑兵的行动造成重重困难。（２）坚守大邑巨城，实行持久防御。宋朝在每个战区都选择了若干战略要地，如两淮的扬州、庐州，荆湖的襄阳、江陵，四川的重庆、合州等，派驻重兵，屯积粮草，修缮城垣，使之成为可以长期坚守的依托要塞、稳定整个战区防御的支柱。（３）发挥水军之长，利用长江、淮河、汉水、嘉陵江等水道灵活机动，四出救援，将三大战区联成一个有机防御整体。在蒙宋战争中，每当四川或荆湖形势危急之际，都是派两淮之兵溯江而上，大举增援，才扭转了战局，恢复了原来防御态势。
　　只是到了后来，权臣当道，迫害抗战将领，坐视襄阳被困而不救。才使蒙军占领襄阳、鄂州，控制长江中游，突破了整个防线。
　　相对而言，契丹、女真、党项等北方民族早期的战略大都具有积极进攻性质，反映了初兴之兵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辽军在与北宋的战争中，善于发挥自身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或远道增援，或长途奔袭，总是能在战场上适时集结起强大的重兵集团，打击疲惫的宋军。在宋辽高梁河之战中，宋军主力围攻幽州城，辽朝以增援北汉的耶律沙和率领五院精骑的耶律休哥往援，变被动为主动，给宋军以沉重打击。在宋辽歧沟关之战中，宋军再攻幽州，辽朝一面派耶律休哥沿途阻击袭扰，一面由辽圣宗和承天太后肖绰领兵增援，大败宋军，并进而掌握战争主动权，不断对宋军发动攻势。西夏军在对宋战争中，更多地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战略方针，利用沙漠旷野无人烟水草的有利条件，诱宋军大举深入，遣轻兵邀击前后， 利则进，不利则走.见宋军兵势强大，则远走而不与接战，陷宋军于 欲进则人马乏食，欲守则地无坚垒 的被动境地。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元丰四年（１０８１年）宋军围攻灵州时，西夏一位老谋深算的将帅献策说：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于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大兵无食，可不战而困也。 ①西夏统治者采纳其策，果真使宋军溃败而归。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西夏军也不放弃集中使用兵力，全歼敌人。宋神宗时宇文之邵《上皇帝书》中曾说： 今贼（指西夏）常以合兵击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敌之众当其锋，此庆历之失。 ②正确地总结了西夏军在庆历年间３次获胜的战略缘由。金军在灭辽和灭亡北宋的战争中，大都能贯彻扬长避短，集中兵力，以 政略佐战功 的战略指导方针，频频发动攻势行动，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故能在短期内取得辉煌战果，灭掉两个强大的国家。
　　辽金西夏后期，国防上一般采取筑墙置戍的防御战略。但除了西夏对蒙古军的强大攻势采取凭城固守的战争指导方针外，辽人对其主要作战对象过于轻视，不是利用自身的城垒工事和擅长的城守战法消耗敌人有生力量，而是冒然发动进攻，寄希望于一两次野外会战就全歼敌军。
　　辽军在护不答岗战败后，实力消耗殆尽，才转而以五京为核心，组织战区防御。各战区间又缺乏有效配合，各自为战，终于被金军逐个击破。
　　金军在抗击蒙古军时，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的战斗力已大大超过金军，尤其擅长进行机动性较强的野外攻击战。其短处在于以剽掠为征战目的，不重视占领疆土，且缺乏有效的攻坚手段，难以攻克防守严密的大中型城邑。金朝承平日久，政治腐败，阶级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将士不耐劳苦，不利野战。但若采取凭城固守，辅以轻兵袭扰，待蒙军师老人疲，击其堕归的战略方针，未始不能有效地打击蒙军。可惜金人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客观形势，依然迷恋祖先 马上取天下 的辉煌业绩，幻想通过一两次主力野外会战就可以战胜对手，殊不知恰好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大安三年（１２１１年），成吉思汗领兵突袭金朝边防重地乌沙堡和乌月营。金军统帅完颜承裕领兵数十万迎击，会河川一役，全军覆没，仅完颜承裕一人逃回。金军有生力量遭受重创。宣宗迁汴后，调整了金军战略，组织重兵 阻长淮，拒大河，扼潼关以自固 ①。又于河朔地区封建九公，保聚险阻，各守一方。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抵挡住蒙军所向披靡的攻势，使战局暂时稳定下来。蒙军统帅木华黎遭到金军激烈抵抗，围攻延安、凤翔诸城不克，情绪相当低落，甚至预言自己的性命也不久长。但从根本上说，金朝统治者缺乏长期苦守、徐图强弱易势的坚定信念，依然把赌注下在与蒙军野外决一死战上面。正大八年（１２３１年），蒙军遵照成吉思汗的临终嘱咐，假道于宋，兵下唐、邓二州，对金都汴京实施战略大迂回。金枢密院官员向哀宗建议说，蒙军 冒万里之险，历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劳苦已极。为吾计者，以兵屯睢、郑、昌武、归德及京畿诸县，以大将守洛阳、潼关、怀、孟等处，严兵备之。京师积粮数百万斤，令河南州郡坚壁清野，百姓不能入城者聚保山寨。彼深入之师，欲攻不能，欲战不得，师老粮尽，不击自归矣 ①。
　　这段话尽管带有一些消极味道，却是１０多年来抗蒙战争的经验之谈。而在战略上避强敌锐气，发挥自身擅长守城的优势与之周旋，等待强弱易势，也是无可非议的。若动员各地军民给予蒙军以普遍袭扰，效果会更佳。可惜金哀宗不听劝告，断然派主力前往迎战，２０余万大军辗转跋涉于冰天雪地之中，人疲粮乏，士无斗志，终于在三峰山遭蒙军主力攻击而土崩瓦解。其后，金军因主力消耗殆尽，连组织象样的京城防御都很困难，更谈不上战略防御和进攻了。
　　①　　 《宋史？夏国传下》。
　　②　　 《宋文鉴》卷五三。
　　①　　 《金史？完颜弼传》。
　　（六）战术思想
　　１。宋军战术北宋初年，事先制定阵图，遥控前方指挥，拘泥于古兵法战法的现象曾兴盛一时，由此而带来的战术呆板和战斗失利屡见不鲜。宋代兵学界对此发表了许多正确的意见。许洞认为，用兵要讲变通和创新， 用兵之术，知变为大 ， 穷则变，变则通 ， 兵贵以变 ②。同时又指出，学习古法但不能拘泥于古法，而应当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如果率以古法为用，就与胶柱鼓瑟没有什么两样了。陈亮很讲究用兵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认为 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论 ，主张 随机设变 ， 随机立权 ， 攻守之间，必有奇变③，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抗金名将岳飞也认为阵图乃定局， 古今异宜，夷险异地 ，不能照搬。
　　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 他的名言 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①，反映了人们求通求变的愿望。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特别是基于当时军事斗争和火器发展的需要，创造出一些新的战法和战术。下面分野战、城寨攻防和水战几方面分别叙述。
　　（１）野战战术宋朝《武经总要》诸书关于阵法、阵图方面的内容不少，但或承袭前人故说，或并无多大实用价值，徒美观瞻，故弄玄虚者居多。素以知兵自命的宋太宗，在深宫之内制定的阵图，纯系闭门造车的产物，实际用起来往往误事。宋辽满城之战中，宋将赵延进冒违诏改阵之罪，将按图布成，兵力分散的八阵变为两阵，才避免被辽军铁骑围裹溃败。
　　宋金战争中，广大抗金将士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造出不少抗击骑兵集团进攻的新战法。郾城（今属河南）之战中，宋将岳飞先命其子岳云率骑兵冲击，分割打乱金军阵势。接着针对金军 三骑为连 特点，以步卒持麻札刀、提刀、大斧从侧翼冲进，上砍人，下砍马，与金军骑兵格斗。金军 一马仆，二马不能行 ②，将其杀伤甚众。秦州（今甘肃天水）之战中，宋将吴璘布置 叠阵 ，以持不同兵器的步兵多层配置，以骑兵居于侧后。金军骑兵进攻时，阵中弓弩手轮番发射，连续打退金军数十次攻击，乘其退却，派骑兵追击，杀金军数千人。吴璘等人还创造一种 以分队制骑兵 的战法，即利用西北地区沟壑纵横，不利于骑兵展开和集团冲击的特点，控制要隘，分别派遣部队从不同方向，灵活机动地袭扰敌人骑兵，迫使其四处分兵，接应不暇，然后宋军伺机反击，消灭敌人骑兵。还有一种称之为 番休迭战 （又叫 更战迭休 ）的战法，针对金军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特点，选派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之士不停地袭扰敌军营栅，拦截其粮道，尽量疲惫消耗敌人，使其不得安宁，从而为大规模出击创造条件。
　　①　　 《金史？赤盏合喜传》。
　　②　　 《虎钤经？三才应变》。
　　③　　 《酌古论》。
　　①　　 《宋史？岳飞传》。
　　②　　 《宋史？岳飞传》。
　　（２）城塞攻防战术城塞攻防是古代战争中最重要的作战样式之一。宋代所面临的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进攻，而在冷兵器时代，由于武器装备的限制，守御完备的城池是很难被攻克的。所以，筑城修垒，以步兵守长垣就成为抵御敌人骑兵冲击的良策。宋代城守作战不仅次数多，规模大，也比前代更具有持久性，往往长达数月，甚至数十年之久。此外一个特点，就是随着各种防御手段和技术装备的发展，出现了较为完善的城防体系，火器也被大量运用于守城作战，从而增加了防御的稳定性。
　　最能代表宋代城守战术水平的，莫过于陈规的《守城录》一书。该书不仅对城防体制做了较大改革。而且在城守战法上也创造了许多新的内容。面对攻势猛烈的金军进攻，陈规首先强调守城者要有充分信心， 强者复弱，弱者复强，强弱之势自古无定，唯在用兵之人何如耳。 ①他还指出，守城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所以要 守中有攻 ，多设暗门、突门，以方便多路出击，主动消灭敌人。只守不攻则是 自闭生路.同时，要想方设法增加城垣上的杀敌力量，在敌人进攻时，尽可能从多个方向集中击敌，并把自己的大炮从配置在城头改为暗设在城里，由城上守军指示目标，即可有效地摧毁敌炮、敌军。最后，扩大防御纵深，建立起重城重壕的防御体系。于大城之内，再修筑一道里城、里壕，城门由一重改为三重，以利于相互支援，或与敌逐城争夺，长期坚守。
　　上述战法主要适用于平原城城守作战。而在宋蒙钓鱼城之战中，抗战将士们还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山城防御战法。与《守城录》相比，其战法的特点：一是于要隘处筑城寨为防御要点，城寨之间交相掩蔽，前后支援，以水道沟通联系，以点控线，从而形成完整的纵深防御体系。二是或筑城于大山深谷之间，或修寨于激流险滩之旁，战场狭窄，不利于蒙古骑兵集结和展开。宋军阵地多设于易守难攻的形胜之地，便于步兵掩蔽自己，发挥近战搏杀的特长，而使蒙古骑兵陷于冒险仰攻，被动挨打的境地。三是守军均以长期坚守为目标，屯兵聚粮、坚壁清野，并辅以阻击、伏击、袭击等积极手段，抗击蒙军达３６年之久，连蒙哥汗也毙命城下。这说明，宋代的城塞防御战术，较之前代确实有重大进步。
　　（３）水战战术由于宋朝特别是南宋地理环境的关系，水战成为宋代最重要的作战样式之一。而随着火器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爆炸性火器火箭、铁火炮、霹雳炮应用于水战，从而使水战不仅限于接舷跳帮和冲角等近战手段，在中远距离上也可以发起有效攻击了。
　　①　　 《守城录》卷一。
　　宋代水战的基本战法，是火攻、接舷和冲角。传统火攻通常是将易燃物质浇以油脂，放置松香、艾草之类，点燃后施放出去，在顺风、顺流的条件下，可以烧毁敌方停靠在一起的木质舰群。宋人在继承这些传统战法的基础上，大量采用新式火器，使火攻的效果更为明显。接舷战，即靠帮后进行肉搏战。它利用拍竿拍击敌船，或以钩拒勾住敌船，为壮士跳上敌船以短兵击刺创造条件。冲角就是以坚利的船首快速撞击敌舰。它本以顺风、顺流为先决条件，但宋代车船大量出现后，逆风逆流，车船照样运转迅捷，因而使冲角战术的运用更加广泛。另外，宋代创制的 铁壁铧觜 战舰，舰首尖利，且为金属结构，更增加了冲角战术的威力。
　　２。辽金西夏军队战术契丹、女真、党项民族素以弓马见长，骑兵的快速机动性能使其具有较强的正面冲击和侧翼迂回能力，与中原步兵野战时屡屡奏功。其最初的骑兵战术只是昔日与野兽搏斗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以反映契丹围猎生活内容的腊仪为例，辽制：十二月辰日， 皇帝、皇后焚香拜日毕，设围，命猎夫张左右翼 ①，及逐渐收拢，方乘马入围射猎。据宋朝使节所记录的女真围猎方法：金太祖阿骨打与诸将至， 各取所别箭一只，掷占远近。各随所占左右上马，放部军马单行。每骑相去五、七步，接继不绝，两头相望，常及一二十里。候放围尽，阿骨打上马去后队一二里，立认旗行。两翼骑兵视旗进趋，凡野兽自内起外者，四周得迎射；自外起内者，须主酋先射。凡围如箕掌徐进约三四十里近可宿之处，即四稍合围渐促，须臾作二三十匝，野兽迸走或射或击，尽毙之.这种围猎方法与金初威震一时的骑兵两翼包抄战术十分相似。当时宋朝使节也发觉了这一点，说： 其行军布阵，大概出此。 ②宋金战争中，金军惯用的骑兵两翼包抄战术逐渐完善起来。宋人称金军凡 遇我师，必布围圆阵当锋，次张两翼，左右夹攻，故谓之三生阵 ③。具体使用时，因轻重甲骑兵编成不同，冲击速度和防护能力也有差异。一种全系轻甲骑兵，以高速冲击见长。天会四年（１１２６年），１７名金军骑兵经由磁川，被守将李侃率领的２０００名步兵拦截。十七骑者分为三，以七骑居前，各分五骑为左右而稍近后。前七骑驰进，官军少却，左右翼乘机掩之，且驰且射，官军奔乱，死者几半。 ①然而轻甲骑兵不顾一切的冲锋，用来击溃军心不稳，立足不定的步兵或许奏效，面对精明强干的弓箭兵齐射不免抵敌不住。故金军常常排出抵御敌人强弩重矢的轻重骑兵混编的战斗队形： 每五十人为一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持棍枪。后三十人轻甲操弓矢。每遇敌必有一二人跃马而出，先观阵之虚实，或向其左右前后结队而驰击之。②有时，金军也使用由重甲全装骑兵组成的 拐子马.西夏军也使用重甲骑兵掠阵，但通常与步兵结合起来使用。史称其 用兵多立虚砦，设伏兵包敌，以铁骑为前军，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坠。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 ③。在对付行动迟缓的步兵方阵时，上述战法无疑具有较大优势。
　　①　　 《辽史？礼志三》。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六。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在对付守城据垒的宋军时，北方民族骑兵战术的威力大为减弱。辽述律后为了弥补辽军攻城能力弱的缺点，曾建议使用掠其四旁，长困久围战法。其后辽军面对防守坚固的城邑，大多都采取分兵截抄之法，使各处州城隔绝不通，孤立无援。金军也专门组建号曰 铁浮图 的攻城队， 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 拒马子。' 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 ④。惟上述战法或见效迟缓，或伤亡太重，且 分掠四旁 使自己身后留下众多敌军据点，易被切断补给线与退路，是很危险的。
　　为此，北方民族大都十分重视吸收中原先进的攻城战法。神册二年（公元９１７年），耶律阿保机进围幽州，采纳卢文进所授 穴地攻城 法， 为地道，昼夜四面俱进，城中穴地燃膏以邀之。又为土山以临城，城中熔铁汁以洒之，日死千计而攻城不止 ①。金军同样采取了择善而从的积极态度。早在辽金战争后期，当辽军采取依靠城池从事防御的策略后，他们已迫切感觉到学习新的攻城战法的重要性。金军围攻辽西京时， 制攻具，以三木骈榱为洞垣，右长廊，使士卒行其下，以塞隍堑。又作楼车，巩之以革，施四轮其上，出陴堞以阚敌 ②。宋金战争爆发后，金军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平原上大规模使用骑兵，相对于以步兵为主的北宋军队来说，占据优势。但宋军善守城，迫使金军不得不迅速提高其攻城战法的水平。天会四年（１１２６年），金军第二次围攻北宋都城汴京时，攻城的云梯、火梯、对楼、洞子样样齐备，皆披以皮铁，可耐石击火焚。
　　尤其是当时最具威力的攻城器——炮，种类繁多，攻坚力强。金军每攻城，先以洞子遮护士卒，运土运柴填塞壕沟，然后 广列垒石炮座，寻碑石，磨盘石、羊虎为炮. 所列炮座百余，飞石如雨 ，待城头楼橹被击坍塌，守堞士卒立足不住时， 推对楼使登城。每对楼上载兵八十人，一对楼接城，则引众兵上 ③。面对如此完善熟练的攻城法，一向善于守城的宋军也感到难以对付。
　　与迅速发展的攻城战法成鲜明对照的，是北方民族在城邑防御及水战战法上的停滞不前。元昊在建国初年虽然在边界地区修建有堡砦３００余处，但其将士仍以飘忽驰骋见长。辽、金军队在开国战争中多处于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毋庸虑及城邑防御问题。这种重进攻、轻防御的普遍心理，在当时甚至固化为不易变更的思想传统，成为后来城守战法发展的障碍。皇统七年（１１４７年），陕西金军将领欲稳定疆界，防止宋军进攻，建议修缮沿边城郭。行台尚书右丞相刘筈大加反对，说金军 利车骑而不利城守，今城之，则劳民而结怨 ①，以宋金结盟，不可妄动为由，将此动议轻易否定了事。
　　③　　 《宋史？夏国传下》。
　　④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二。
　　①　　 《契丹国志》卷一。
　　②　　 《金源壮义王完颜娄室神道碑》。
　　③　　 《守城录》卷一。
　　建立水军和学习水战战法，对辽与西夏军队并无实际意义，但却是金军深入江南湖沼水泽地区与南宋军队作战的必要条件。中国自古就有 南船北马 之说，盖因 江湖岛诸之间，骑士驰射，不可驱逐 ②。天会间，宗弼领兵穷追宋高宗，就因不善水战，兵将损失惨重，但并没有吸取教训，对水战战法给予应有的重视。天会十二年（１１３４年），刘豫曾献战船模型，熙宗令人在蔚州伐木造战船，不久因故中缀。正隆二年（１１５７年），海陵为南侵做准备，仿中原兵学 制战阵之法十有余条，因大傩耀兵，有飞龙、螣蛇、吼虎、鱼丽之变 ③，主要用于陆上作战。
　　其由海路夹攻苏、杭之金军将士多不谙水战，遇风不得进，遂蚁集岸边。
　　宋朝水军将领李宝乘机火攻，艨艟巨舰转眼间灰飞烟灭，教训是极为深刻的。金军没有象后来的蒙军那样完成统一中国的战争，不善水战恐怕是一条重要原因。
　　辽金西夏晚期，注重城守是其兵学的一个共同特点，也是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的必然结果。辽自圣宗以来，原先 未有城郭、沟池、宫室之固，毡车为营，硬寨为宫 的情形逐渐发生根本的改变①。惯于流动作战的契丹人不仅改建了旧的汉城，在草原深处兴版筑，建起防御设施一如中原的坚固城堡，还把城守战术普遍用于边防，在西北边境兴建边防城备御蒙古，在东北边境修堡屯兵抵挡高丽。他们所创造的在中心城堡周围修筑卫星城，形成互为依托的城防体系，是对古代守城战法的一个贡献。西夏自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年）也开始在沿边地区大事兴筑城砦，到西夏末年，连他们自己都承认定居于土筑城池之中。但就其城守战法而言，史籍上却没有什么特殊的记载。从金灭辽，蒙古灭西夏的战争过程来看，他们的城守战法的运用并不是成功的。
　　金朝自世宗继位后，将 保境安民 奉为一项基本国策，城守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频频南下，严重威胁着金朝北部边疆的安全。开壕堑、修边堡、置戌守，遂成为朝野普遍赞同的国防设施。承安元年（１１９６年），章宗召集六品以上官员在尚书省集议边事，绝大多数人主张坚守或且攻且守。其中枢密使兼平章政事完颜襄认为，修城筑堡固然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今兹之费，虽百万贯，然功一成则边防固而戍兵可减半，岁省三百万贯，且宽民转输之力，实为永利 ②。这种意见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新的思想观念支配下，金朝筑起了金长城（又称 界壕 ），修缮和新筑了各种军事城堡。更重要的是，城守战法也随着城邑设施的变化有新的进步。其特点：一是寓守于攻，积极防御。金军在抵抗蒙古军的猛烈进攻时，并不以死守城头为得计，常连夜发动反击，焚敌攻城器械或营寨，杀敌士兵。正大九年（１２３２年），保卫汴京作战中，金军派壮士千人，乘夜从地道出城渡壕，毁掉蒙军炮座。次年守归德，又命军中准备战具火枪，夜里突入敌营，焚烧营栅，击溃围城军。二是凭城用炮，大量杀伤攻城敌军的有生力量。金军积极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制造出令人生畏的火炮及飞火枪，或歼蒙军攻城士兵于城垣壕堑之间，或焚烧敌人攻城器械，破坏其有效进攻。三是坚守核心阵地，巷战争夺，长期抵抗。在大安三年（１２１１年）及次年中都保卫战中，蒙军曾一度攻破外城，金军依靠坚固的内城城防工事和曲折狭隘的街巷甬道，节节抵抗，消耗敌人。蒙军先用堆积木材的办法，后直接倚梯爬城，均被击退。兴定二年（１２１８年）夏，蒙军包围太原，也曾攻破壕垣，金军植栅据守。旋蒙军又破城西北角，金军联车塞路拒战，３次打退蒙军进攻。
　　在金末抗蒙战争中，由于金军城守作战十分顽强，多次迫使蒙军攻城行动半途而废，无功北返，推迟了蒙古灭金的战争进程。
　　①　　 《金史？刘筈传》。
　　②　　 《金史？祁窣传》。
　　③　　 《大金国志？海陵炀王中》。
　　①　　 《辽史？兵卫志》。
　　②　　 《金史？完颜襄传》。
　　六、结语
　　综观宋辽金西夏时期，无论是在军事制度、武器装备、兵学思想，还是在战争样式等广泛领域里，都有巨大的进步。特别是火器开始较为广泛地应用于军事，预示着军事史上一个新的时期正在悄然来临。当然，翻检史籍中宋军从统一战争中摧枯拉朽，到高梁河之战全军覆没的事实；金军灭辽时每战必克，到乌沙堡抗蒙作战举军皆降的变化，也不能不令读者扼腕叹息，深怨战争胜利之神喜怒无常。其实历史是由人们自己写的。宋辽金西夏军事的发展变化，客观上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世都极大地困扰着历朝历代的君臣将帅和军事家们。
　　（一）强大的国力与军力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宋代的经济和文化相当发达，但强大的经济实力并没有在军事领域里显示出来。宋朝廷花费巨资供养了庞大的军队，其中禁军最高达８０余万，厢军最高达２０余万，此外还有１０余万蕃兵和４０余万乡兵，数量可谓不少。但宋朝廷实行 守内虚外 、 居重驭轻 、 兵将分离 等防范措施，兵力分布极不合理，部队平时缺乏训练，而忙于经商垦田，召募兵员主要是为了消除荒年饥民造反的隐患。所以，边疆每有战事，宋朝廷都感到捉襟见肘，无兵可调。即使凑集起兵马开赴前线，也由于军纪涣散和战斗力低，在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屡屡败北。宋神宗在位时期（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面对军事上的积弱局面，曾一度实行变法，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王安石的主持下精简军队，裁汰老弱病残已失去战斗力的冗兵和冗将，补齐军营缺额。同时，实行将兵法，选用具有作战经验和能力的将领，专门负责某一地区驻军的军事训练，以改变兵将互不相知的现象。在乡村实行保甲法，加强地方民兵武装力量的建设，维持地方治安和防守边境。这些措施对增强宋朝的军事实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其结果在后来对西夏的战争中充分显示出来。但在宋朝军事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局部性的变革只能收效于一时，不能建功于久远。反观辽、金、西夏，在经济实力居于劣势的情况下，能积极谋求军事力量的发展，使其占据优势地位。契丹、女真和党项人起兵之初人数不多，实力不强，武器装备与后勤保障都很简陋。但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作战筹划的军事民主制度，广采博议，择善而从，加上各领兵将领拥有临阵机宜处置大权，士兵心齐力一，纪律严明，战法娴熟，与人数众多的宋军作战往往取胜。
　　其以游牧狩猎为主的经济实力虽然不如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宋朝，但他们善于将其最大限度地有效运用在武装力量建设上，以国力的发展来促进军力的发展。从历史上看，他们的这种作法是成功的，并且直接导致了对宋战争的胜利。
　　（二）军事技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大多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从宋辽、宋西夏战争来看，以步兵为主的宋军虽然不敌契丹、党项骑兵的冲击，但据守城垣仍是其所长。宋军在对西夏作战中逐渐解决了占据制高点和控制水源的技术问题，采取 筑寨渐进 的方略，有效地扼制住西夏军队的进攻势头。而辽军、西夏军迟迟不能掌握攻城用炮技术，难以克复防守坚固的城邑，其军事行动也就仅限于边境袭扰。金军原本不会攻城，他们在对宋战争中善于向敌手学习，很快掌握了制造和使用炮、对楼、洞子等攻城利器的技术，攻陷汴京等军事重镇，灭亡了北宋。但他们占领了北方，并向江淮水网地区推进时，由于忽视了战船制造及使用技术的学习，始终令宋军在这一领域里占据优势，所以空有 立马吴山第一峰 的壮志，实际上是难遂其愿的。火器在这一时期尽管刚刚得到应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将陈规守德安、赵淳守襄阳，金军守汴京，皆赖之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杀伤敌军有生力量。总之，军事技术对战争胜负的影响，此时已越来越明显了。
　　（三）少数民族汉化与尚武精神的衰落。 尚武好勇、心齐力一 本是契丹、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优秀的军事传统。他们立国之初，皆倚仗着大批受此传统熏陶的英勇战士南征北战。随着上述少数民族日益汉化和封建化，昔日金戈铁马的豪迈气概逐渐消失不见了，代之以奢靡游宴之风。对汉化给本民族带来的消极影响，辽、金、西夏政权的统治者并非毫无察觉。元昊曾竭力禁止党项人仿效汉族风俗，使用中原输入的奢侈品。金世宗也以提倡使用本国语言，提倡恢复围猎骑射风俗，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惜，上述保持和发扬昔日传统的作法并不能阻挡住契丹、女真和党项人汉化、封建化的历史潮流，也不能重振祖宗 马上打天下 的雄风。后来入主中原的元、清帝王同样在这个问题上一筹莫展。个中原因，是很值得后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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