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9卷 明代文学史

　　本卷提要
　　《中国明代文学史》论述的是从朱元璋即皇帝位的１３６８年始至１６４４年李自成的义军推翻明王朝止的２８０来年间明代的文学现象、文学创作实践及理论。分为四个时期：从明开国（洪武）至天顺的明前期；成化至隆庆时期；万历时期；泰昌、天启、崇祯的明末期。分别讨论了各个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各个时期诗歌、散文、戏剧、散曲和小说创作领域的成就和倾向，以及代表性作家，代表性作品，代表性文学理论主张；也简述了明代民歌的成就。作者坚持以创作实践为基础、为依据，述评力求客观公正，从实际出发。本书材料充实，观点明确，结构条理清楚，也力求有所分析评介。
　　一、明代文学概述
　　德国博学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况》的序言中写道：　 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他借重中国文明无情地鞭笞了欧洲的基督文明。而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也讥讽了那些自以为是最高文明的基督信徒，指出当中国已是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以治理国家的时候， 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且不说唐朝那恢宏的气魄，蒙军的饮马地中海；只明朝文学而言，当你的目光聚于一些伟大作家及其伟大作品时，你也不禁会同意他们的观点。当罗贯中、吴承恩早已创作出流传千古的佳作时，法国文学巨人拉伯雷于１５３２年才出版了没有严密结构，人物外形描绘前后不一致的《巨人传》，薄伽丘于１３４８- １３５３年才创作了成就不是太高的《十日谈》，欧洲文学史上的著名典型唐吉诃德的问世，那却是１７世纪的事了。当成书于嘉靖末到万历中期的《金瓶梅》问世时，莎士比亚可能还在伦敦街头漫游，担心着下顿饭的着落。
　　巨人自有巨人的优势，但巨人也有巨人的弱点。综观明代文学，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文已经开始衰微，但小说、戏曲却奇异地繁荣起来，尤其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十分辉煌。
　　明代文学是指从朱元璋即皇帝位的１３６８年始，到１６４４年李自成的义军推翻明朝的２７７年间的文学现象、文学创作实践及理论。这２７７年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明初，从开国（洪武）到天顺时期（１３６８- １４６４年），约１００年；明成化到隆庆时期（１４６５- １５７２年），１００多年；明万历时期（１５７３- １６２０年），４７年；明末，泰昌、天启、崇祯时期（１６２１- １６４４年），２０余年。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的发展既受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促进着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这里包括经济、政治、哲学、民族心理等；而且文学又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互相影响，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明代的文学发展可明显看出存在两个大的层次：元末明初战乱时期的文学；明统治进入和平时期的文学。
　　元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引起了农民大起义，声势浩大，席卷全国。明太祖朱元璋在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南方各割据势力以后登上皇位，随即又派大军扫荡山东、两河，收复大都，驱逐了元顺帝，统一了全国。元末的战争从韩山童、刘福通起义始，到朱元璋登基称帝，前后历时近２０年，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陷入战火之中，战争又影响到知识分子作家及其创作。
　　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都会对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影响人们的心理、情感，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引起人们对于生活的体验，思考，对于人生的再认识，从而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他们更多地接近了生活，走出象牙之塔，创作的视野扩大了，因此会产生一些好的作品，有时会有流传千古的佳作。正如拿破仑攻入莫斯科，为《战争与和平》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如果没有特洛亚战争，不知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会写些什么内容；同样，元末明初的战争也给明前期的文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产生了不少的佳作。
　　随着明王朝的建立，政权的逐渐稳定就成了当务之急：马上得江山，接着是如何保江山。
　　历史上的统治者，不论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在其取得政权以后，总是用两手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一方面开动国家机器维护其既得利益，辗死那些危害及企图动摇其统治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控制人们的思想、行为，使人们自觉地服从其统治。
　　明王朝建立之初，由于统治集团中有不少人曾参加过元末的农民战争，他们深深地懂得农民起义的原因，因而善于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朱元璋实行一系列措施，发展经济，同时极力加强中央集权。经济的发展，政治统治的逐渐稳定，统治者在文化思想上又实行了严酷的控制：一方面大兴 文字狱 ，另一方面又采取笼络钳制手段，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的制度。这样，不仅不会出现如盛唐那样阔大的胸襟，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障碍，文学上有成就的作家作品也就寥寥无几。再加上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族的智慧，个人的才能，都受到了遏制，文化视野也随之缩小。
　　明初的一些作家，从战乱中来，他们的作品大都带着现实的成分，成就较高。当明朝政治稳定下来之后，许多作品便歌舞升平，歌功颂德，缺少现实因素。
　　诗文领域内，元末明初的作家作品中，不少都可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宋濂、刘基、高启等人，都有一些揭露社会弊病的作品，他们或以诗，或以散文，或以传记，或以寓言取胜，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作品相继问世。但随着时代的迁移，统治阶级的政策奏效，一些为统治者服务的皇亲、权臣、道学儒生把持文坛，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宣扬教化、消遣享乐的 台阁体 生而逢其时，杨士奇、杨荣、杨溥为其代表。他们的诗作表面看来雍容华贵，实际上内容极其贫乏，诗歌里充溢着应制和颂圣之作，艺术上平庸呆板，了无生气。但由于他们显赫的地位，当时竟有不少的追随者。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仍有个别诗人如于谦等不为所困，他们关心国家的命运，尚能透过歌舞升平的景象，看到社会中的明显矛盾，对人民的悲惨命运也表现了同情。任何事物，有其盛必有其衰。其后广大诗人对 台阁体 的作品有所不满，继起的是以李东阳为首的 茶陵诗派 ，他们想以深厚雄浑来代替啴缓冗沓的 台阁体.可惜的是，他们过分地注重了诗歌的体制、音节、声调等形式，内容却远离人民，反而开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先河。
　　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了两部具有重大成就的作品：《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罗贯中在战乱中因避乱而浪迹天涯；施耐庵据说也曾参加过张士诚的部队。正因为他们有如此独特的生活经历，再加上在宋元以来关于水浒和三国的话本、杂剧的基础上，才写成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巨著。《三国演义》以宏伟壮阔、严密精巧的结构，曲折离奇的情节，再现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期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种种斗争，反映了社会的动乱，人民的灾难和痛苦。作品运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刻画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诸葛亮的聪明智慧，关羽的侠肝义胆，张飞的鲁莽坦率，赵子龙的英勇骁战……都显露出独到的艺术魅力。与《三国演义》表现的对象不同，《水浒传》则集中笔墨于农民战争，展示了宋江起义的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作者虽然仍从维护封建制度出发，称颂了义军的 受招安 之举，但作者首先把触角伸向了历来为统治者所污蔑、攻击的农民起义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艺术视角。
　　同时作者也对他们作了生动的描绘，热情的歌颂，不少英雄人物形象都栩栩如生，如鲁智深的嫉恶如仇，武松的刚烈义气等，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这两部巨著，一方面是对前代宋元话本创作的继承发展，同时对后来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大量产生也有巨大的影响。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小说创作方面几乎空白，这与当时的文化钳制有关系，也与统治者的收买笼络有关系，只产生了少数缺乏艺术生气的作品。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祯仿此而作的《剪灯余话》两部传奇小说，是明前期有代表性的短篇文言小说，但意境和功力都逊于唐代传奇，作者抱着明确的 劝善惩恶 的目的，宣扬因果报应，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戏剧与现实的关系比较密切，因此，明初统治者加强控制，使之更好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严酷的禁令，对于戏剧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杂剧创作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宣扬封建道德，美化官僚地主的作品，如宁献王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朱有燉的《诚斋乐府》，这些宫廷剧作家的作品，内容可取者甚少，但在研究音律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是现存最早的杂剧曲谱。除了这些宫廷御用的剧作家以外，刘东生，贾仲名，杨景言等人，在杂剧创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在爱情戏剧方面。
　　明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生产力的积累，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耕作技术提高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产量也有所提高，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发展。同时，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冶铁、制瓷、纺织、制盐等方面都有了精细的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产量。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占统治地位，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小生产者有较多的可供出卖的劳动产品，商品经济又随之发展起来。无锡有 乡民食于田者唯冬三月.市场经济初具规模，如福建的黑白砂糖和广东的锡器，不仅畅销国内，还有一部分远销日本、南洋等地；景德镇即为著名的瓷都。
　　几千年一直流传下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商品经济的冲击，这在中国可谓大事，给一潭死水的封建社会带来了新的活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印刷业特别发达，改变了人们的传播方式，为成化到隆庆时期的小说、戏曲及其他通俗文学的繁荣和广泛流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对人们的思想也起着一种巨大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会促使文学的相应发展，但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作用也不可低估。成化至隆庆时期的政治已出现了腐朽没落的现象。
　　官僚机构的膨胀，宦官队伍的日益壮大，再加之皇权政治的日益腐朽堕落，在这一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个王朝刚建立时，官僚队伍相对较小，也较廉洁，但权力的诱惑及维护国家机器的需要，逐渐地使官僚队伍不那么精简，也不那么廉洁了，明洪武时官员２４０００余名，到了成化时为８００００余名。这时的太平皇帝大多荒于政事，武宗就是典型的荒淫无道的皇帝，奢侈淫乐，劫掠财物，掠夺妇女，无所不为，以至于 市肆萧条，白昼闭户.皇帝如此，大批官僚地主更是有恃无恐，剥削无度，大量霸占土地。武宗曾把大片土地分赐给贵族和宦官，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后被迫流亡，因此流民问题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起义连续不断。叶留宗、邓茂七等的起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封建统治者并不从中吸取教训，尤其是宦官擅权，搞得当时政坛乌烟瘴气，刘瑾除拥有东西二厂外，又设内分厂，一家有事，邻里皆坐。世宗时曾颁布了一些 改革 的诏旨，但很快又 收回成命 ，他自己经年不朝，迷信道教。以后，严嵩父子又执政２０多年，政治十分混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到了隆庆时期已呈现出军政败坏、财政破产的局面。对于这种局面，当时的文学作品有所反映。
　　弘治、正德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从挽救统治阶级政治危机的愿望出发，继承并发展了陆象山的 心学 ，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对当时及以后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有广泛的影响，复古主义的重新兴起，与此不无关系。王守仁以 良知 为前提，提出 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肯定 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他认为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那么什么是心中之贼呢？他说： 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念 ， 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即利欲为心中之贼，正是因为人们追逐功利，圣人之道才日渐衰微，所以他总结说：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倡，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 （《王文成公全书》）因此他的 心学 继承了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的 存天理，灭人欲 的学说，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要求人们保持内心的平衡，自觉地遵守 理 ，这样，封建的秩序也就得以巩固。但王守仁又反对程朱理学那套束缚人性的教条，他曾说： 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装道学的模样 ，这又给文学上反对复古，主张创新，独抒胸臆，提倡卓然独立，自成一家的主张提供了理论根据，如唐宋派。
　　诗文历来作为中国正统的文学，经过明初台阁体的冲击，似已走到了绝路，偏离了 诗言志 的标准，于是复古主义成为必然，以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等为代表的 前七子 ，他们强调 诗必盛唐、文必秦汉 ，一时摹拟古人，蔚然成风，文人学子，趋之若鹜。在前七子声势煊赫之时，出现了并不盲从， 不拘成法，风格平易浅显 的吴中诗人，以唐寅为代表，对前七子的复古主义有所冲击。继 前七子 后又有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领袖的 后七子 ，他们继承了 前七子 的 是古非今 的传统，更进一步地倡导 格调法式 ，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形式上摹拟剽窃古人。他们一扫 台阁体 的影响，创作了一些托事感时，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
　　由于 后七子 的号召，他们将复古主义推向了极端，甚至鼓吹 视古修饰，宁失诸理 ，其声势巨大，出现了 后五子 、 广五子 、 续五子 等继承其衣钵的各派。但物极必反，由于他们自身理论的缺点随着发展而愈发暴露，再加上徐渭、汤显祖等人的反对，彻底地消除复古倾向的条件也日趋成熟。与此同时，作为前后七子反对派而出现的，有以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为代表的 唐宋派 ，有以杨慎、皇甫冲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前者自觉地提倡唐宋古文，在肯定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的同时，强调学习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法度，他们直抒胸臆，强调文从字顺，朴素自然，以此来反对 文必秦汉 的主张。后者则不傍门户，自成一家。但唐宋派的创作只限于散文领域，同时他们也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前人的束缚；而皇甫冲等人在诗歌领域内没有创作出有力的作品来与前后七子抗衡；再加上前后七子的主张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夏古主义仍具有很大的号召力。
　　戏剧创作方面，掀起一种 以时文为南曲 的逆流。成化年间号称理学名臣的丘濬作《五伦全备记》，充斥着露骨的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美化官僚地主的统治，根本谈不上有多少艺术价值，因此成化前后戏剧创作萎靡不振。
　　到了弘治、正德年间，一批被统治者挤出统治集团的作家，如康海、王九思、李开先等人，对于统治集团的腐朽性多少有所认识，王九思的《杜甫游春》，康海的《中山狼》，以及传奇《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明珠记》、《绣襦记》等代表性作品，直接将现实生活的题材搬上舞台，表现了强有力的生命力，反击了戏剧创作中那种歌舞升平，为封建道德伦理作注解，充满说教和规劝气味的创作逆流。从成化年间开始，传奇戏曲有所发展，为以后传奇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散曲在元代兴旺之后，到了明代，也出现了许多有名的作家和作品，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此时散曲创作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家和作品，以康海、王九思和常伦等人为代表的清丽派；以陈铎、冯惟敏、薛论道、金銮等人为代表的豪放派。清丽派的作家们多叹世乐闲之作，但其隐居乐道的背后，也不时透露出对官场、对世情的感叹，呈现出清丽委婉的艺术风格。豪放派的创作，多反映现实生活，或讥讽，或笑谑，或揭露，谴责，关注，抒情，往往都沉厚真挚，即景抒怀，朴素风趣，富于生活气息，其艺术风格则豪放恣肆，慷慨悲凉。冯惟敏被称为曲中的辛弃疾。他们努力突破传统的束缚，在题材和内容上都有所创新，但仍没有完全摆脱陈陈相因、消极颓废的色彩，题材不广，境界不高。
　　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继《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问世，又出现了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典型作品——《西游记》，吴承恩虽处于前后 七子驰骛天下 的时代，但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容易理解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变革的思想感情，塑造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定要让玉皇老儿让出天宫的叛逆者——孙悟空的形象。在那视皇帝为天子且厂卫横行的年代，作者敢于描写孙大圣藐视一切，大闹天宫，不可不谓作者的胆识过人。吴承恩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西游记》的问世，影响巨大，引起了人们对于神怪题材小说的广泛兴趣，出现了一批神魔志怪小说、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万历时期，由于当时的经济、政治、哲学思潮对于文学的影响，文学创作中复古与反复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文学解放思潮冲击文坛。嘉靖以后，小说，戏曲得到了发展，到了万历时期，创作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多，而且取材也比较广，正统的诗文理论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是呈现加速运动的势态，尽管腐朽的统治能一定程度起阻碍作用，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要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带动生产关系的发展。明中叶后，农业和手工业缓缓地向前发展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也比前代繁荣，农村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某些可喜的变化——农业雇工的出现，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松弛了，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分离，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 田入佃手，其狡黠者，逮负租税莫可谁何，业经转手，佃乃虎踞，故有久佃成业之谣.随着经济的发展，雇工、手工业者、作坊主、商人出现了。尤其是商人的出现，他们割断了小手工业者和制成品市场的联系，也割断了他们与原料市场的联系，进一步成为产业资本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要求人们的意识，观念与之适应，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精神基础，否则，让具有小农经济观念的人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想象的。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当时的文艺复兴对于人的肯定，对于中世纪愚昧思想的冲击有关。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也壮大起来，首先他们就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显现出较强的生命活力。他们要求把人们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著名的思想家李贽的 异端邪说 ，都富有叛逆精神，他们发展了王守仁心学中的反道学的积极因素，肯定了人的价值。
　　如王艮认为 良知 是平易的，非玄妙的，又认为 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 ， 百姓日用有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而李贽则更进一步，认为吃、喝、拉、撒、睡是人的自然要求，充分地肯定了 人欲 的合理性。
　　他轻视《论语》、《孟子》、 六经 ，把历史上的 圣人 ， 山人 说成是欺世盗名的 商贾 和 穿箭 ，虽其观点有片面的一面，但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李贽在文学上一反前人的传统观点，把明小说、戏曲与古之秦汉的文，六朝诗对等，这种大胆的唯物主义思想，在文学上影响巨大。
　　封建社会的政治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总是在清明——腐败　——灭亡的轨迹中打转，不论其当初多么廉洁，多么圣明的统治者，时间一长其弱点暴露也越充分。从明中叶开始，到了万历时期，封建统治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宦官擅权，兼并土地现象非常严重，明初的军屯制度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些不仅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削弱了明的边防力量，因此，这个时期边境时传警报。为了解决政治危机，明统治者不知从内部机制的整顿开始，而是增加赋税、徭役和地租，大肆地搜刮本已艰难的百姓，土地所有者兼并土地之后都 身无赋，产无徭，田无粮，物无税，且庇护奸民之赋，徭，税.这种特殊的待遇，一方面引起了土地兼并者肆无忌惮地占有农田，据明万历三十八年清查，无锡县缙绅地主所占土地为全具总额的１／４以上。另一方面又引起国家更严重的财政、军政危机。尽管张居正从挽救 将圮而未圮的大厦 的愿望出发，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眼前的燃眉之急，但要治本那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不久张居正即遭排挤，统治者不允许别人触犯他们的既得利益。以神宗为首的统治者更加腐朽不堪了，神宗本人荒淫残暴，沉湎于酒色财气之中，他们这种荒淫无耻的生活，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世风日下。加之神宗又扩充宦官队伍，充当矿盐税吏，到处掠夺，引起了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一王朝初建时那种蒸蒸日上的勃勃生机不见了。这些丑恶的东西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
　　马克思说过：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这种 不平衡 的现象，在明万历时期表现了出来。
　　万历时期，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与现实的关系密切了，尤其是新兴的社会力量——市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得到了反映，语言通俗浅近，也贴近群众。《四库全书》说： 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 这是清朝官方面对解放思潮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哀叹。这时期，文学家们彻底地批判和否定了复古思潮，提出了全新的、夺人双目的代表市民文学的新观点，在创作上也实践了其理论主张。
　　诗文作家们，不满于学舌七子所形成的 万口一响 的创作危机，首起的有徐渭，汤显祖，李贽，他们反对复古模拟倾向，徐渭提出 出于己之所得 ，李贽则提出 童心 说，为以后的公安竟陵创作开了先河。公安派则在 童心说的基础上强调 独抒性灵 ， 任性而发 ，竟陵派以钟惺和谭元春为代表，他们想以 幽深孤峭 的风格来增强散文的感染力，形成一种孤峭奇崛的诗风。虽然他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纠正复古之风起了巨大的作用。
　　明代戏剧有两种形式：传奇戏曲和杂剧。明代传奇剧经过中期的繁荣，万历时期达到了顶峰。明初多应制之作，赤裸裸地宣扬忠孝经义；成化至隆庆时期的剧作突破了前期的束缚，增添了现实的内容；万历时期传奇剧作大量涌现，在形式上更加丰富多采，唱腔以昆腔为主，著名的作家作品有高濂的《玉簪记》，周朝俊的《红梅记》，孙仲龄的《东郭记》，此外还有《鸾鎞记》、《玉镜台记》、《双烈记》、《琴心记》等，而吴江派的沈璟和临川派的汤显祖则为此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沈璟注重 音律 ，强调戏曲的语言本色，在理论和实践上维护昆腔的地位。汤湿祖则批判 按字摹声 ，强调 抒情写性，自然而然 ，不为曲律 所束缚，并提出文　学应表达 不可一世 的 至情 ，在唱腔上，他接受海盐腔和弋阳腔。他们的观点与正统的 言志载道 明显地对立着，由于沈汤的影响，他们各有一批追随者，互相对立，促进了戏曲理论和创作的发展，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末，明末戏剧创作基本上分为吴江和临川两大派。剧作内容可分为三类：现实时事剧；讽刺剧；爱情剧。
　　杂剧此时一方面是北曲已成为绝响，另一方面，杂剧在音律上已出现了南北混合的迹象。形式上也摆脱了元杂剧的规范的束缚，出现了大量的短剧，同时，一些不讲究戏剧冲突的戏剧小品也出现了。著名的杂剧有《四声猿》、《一文钱》、《骂座记》。但也有一些内容迂腐之作存在，这只是一小股逆流。
　　明中叶以后工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使通俗小说得到了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作家认识到小说的容量大，反映面广，理论家们给其很高的评价，如李贽就曾把《西厢》与秦汉文、六朝诗并论，袁宏道也称《水浒》为逸曲。加之印刷术、刻书业的进步和发展，为小说的传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徐谦在《桂官梯》卷四引《劝诫类钞》中说： 万历年间，有才子张某…
　　酷爱编选小说，刊行发卖，自谓借人泡影，作纸上机锋，属子虚，无伤阴德耳。 小说的商品化倾向，刺激了小说的创作。万历时期小说创作达全盛时期，尤其是长篇小说，仅留传下来的便达几十部之多，这些小说按内容可分为四种类型。①讲史小说，如《北宋志传》，《新列国志》等。我国历史悠久，浩翰如烟云的史籍客观上为这些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加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借此可使作家托古讽今。讲史小说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历史演义——以历史事件为主；另一类为英雄传奇——以英雄人物为中心。英雄传奇在艺术上和思想内容上要高于历史演义。讲史小说继承了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传统，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但绝大部分讲史小说比较粗糙，结构不够严谨，人物的形象不够鲜明，这与作家身兼出版商，没有仔细雕刻作品有关。②神魔小说，这类小说涉及神魔鬼怪，充满了奇异的幻想，这与当时宗教的风行有关系。统治阶级一方面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另一方面又求仙访道，信奉佛教，社会上谈妖说怪之风盛极一时，这不能不影响到小说的创作。当然不乏反映现实的优秀之作，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及余象斗的《南游记》、《北游记》等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都占一定的地位。其中《封神演义》所取得的成就最大。③世情小说，最著名的要数明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了，作者署名为 兰陵笑笑生 ，作品以发散式的结构，以西门庆为中心，辐射到统治阶级上上下下互相勾结，包庇为奸，同时又互相争斗的复杂的网状的社会关系，结构完整，注意细节的刻画，语言生动而个性化，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家庭生活的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明末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是其明证。④公案小说，这是当时腐朽黑暗的政治的反映，如余象斗的《皇明诸司公案传》，不过此时没有产生多少成就很高的作品。
　　模拟话本而创作的小说被称为 拟话本 ，从万历开始拟话本创作之风日盛， 三言 ，及仿 三言 而创作的 三刻 等作品，形成了短篇小说的繁荣局面。这些作品中，原先作为反面形象的商人、手工业者都以正面形象出现，在一直是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里，这一变化，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描写爱情时，两性中的神秘面纱被揭开，偷情、外遇等现象作为正常。
　　但其中也有美化统治阶级，宣扬封建糟粕的东西存在。在艺术上发展了话本的特色，但在口语运用和生活气息方面不如话本，鲁迅先生指出 明人拟作末流，乃诰诫连篇，喧而夺王，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９卷第２０２页）。
　　张居正改革失败后，天启、崇祯时，明朝已病入骨髓。朝廷内外党派林立：浙党、齐党、楚党、宣党、昆党，各立山头，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只有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还算得上一个要求改良社会的政治集团。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朝政，总揽内外，专横跋扈，大肆剿捕东林党人，翻云覆雨，无所不为。土地的高度集中，明朝政府又征收 辽饷 、 剿饷 、 练饷 ，农民濒临绝境，倾家荡产，到处流亡，加之天灾、水灾、虫灾，瘟疫不断发生，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兵变民变迭起，加之关外满族虎视眈眈，风雨飘摇的明政府朝不保夕。
　　事物都有两个方面，社会的动乱，使作家们有更多的机会面对现实，接触到社会的矛盾，反映社会的变动，感受社会的风暴。
　　在诗歌领域内，万历时期 公安派 诗意浅露，竟陵派诗境狭小，这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不满，当时既是政治团体又是文学团体的复社、几社的诗人们，以陈子龙和夏完淳为代表，立意与之抗衡，他们重新拿起了复古的理论，肯定前后七子的不可掩之功，陈子龙与宋徽舆等编选一部《明诗选》倡言复古，但他们并不一味盲从，而是有所批判，他们的复古，不是对于 前后七子 的简单回归，而是面临严酷的现实，用血和泪凝成的诗文来表达忧国忧民之情。他们的诗歌克服了模拟之风，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特色，缩短了诗歌与现实斗争的距离，倾注了忧愤时乱的沉重感情，悲劲苍凉。此外还有抗清英雄张煌言、翟式耜等也有慷慨激昂的诗篇，但他们大多忙于战事，无很多时间来对作品雕刻，故未免有些粗糙。
　　与诗歌领域创作相仿，散文创作也是一种 回归 ，但现实的矛盾，社会的动乱，常常使这些作家突破自己的理论主张，形成了晚明小品文的繁盛时期。如张谋溥、夏完淳，他们作品质朴元爽，或凝炼。其他如张岱，王思任，刘侗，祁彪德等各有风貌，在散文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戏剧创作领域仍受万历时期吴江派和临川派的影响，临川派以孟称舜、阮大铖、吴炳为代表，吴江派以袁晋、沈自晋、范文若为代表，他们延续了汤、沈的理论。与此相对的还有一些才子佳人戏，大多滥调陈词，但也有一些闪耀着新的思想和艺术光辉的作品。其中袁晋的《西楼记》和阮大铖的《燕子笺》最为有名。
　　社会政治的腐朽，统治阶级的堕落，加之《金瓶梅》的影响，小说领域里出现了反映堕落世风和才子佳人的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在内容上有一固定的模式： 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 ，有些作品多描写淫秽的东西，艺术情节变化不大，人物一为才子，另为佳人，最后大多以 大团圆 结尾，如《玉娇梨》、《好逑传》、《吴江雪》等。而另外一些作品则批判了堕落的世风，表现了作家对江河日下的社会的不满，对统治者的罪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揭露。董说的《西游补》是继《西游记》之后神魔小说中出色的一部，有惊人之笔，名为《西游补》，但作者跳出了《西游记》的束缚，托笔幻想，指斥时弊，文笔诙谐，想象奇特，但也明显地受到佛教的 物我皆为空 的消极影响。
　　民歌作为雅文学的对立面，以俗文学的面目出现，是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口头创作，又口头流传，在流传中又经过集体修改和加工的，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诗体。民歌从《诗经》中 风 开始，经过汉魏的乐府，到了明代，成为 一绝 ，单人月在《古今词统序》中说： 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怨之类，为我明一绝耳.民歌在明代极为流行，数量可观。由于民歌直接来自民间，感情真挚，语言纯朴，无丝毫做作，带有一股浓郁的泥土芳香，洋溢着生活的气息。明代民歌之所以繁荣，关键在于民歌之 真 ，存天地间至性至情之文，那些无病呻吟，粉饰太平，曲意做作的士大夫是无法企及的。著名的如《锁南枝》，天真、新颖的比兴，表达了一对情侣无间的感情。
　　明代的民歌对文坛的影响也巨大，沈德符曾说有些士大夫 酷爱之 ，如刘效祖、金鸾等。另外明代通俗文学的小说、戏曲、传奇等也引民歌，从而使作品更生动活泼。粗犷带有原始气息的民歌，表达了人民的愿望，想象奇特，善用比喻、象征、夸张、烘托等艺术表现手法，语言朴素自然。美中不足的是其中有些作品有些猥亵色情的描写。
　　综观明代文学，小说成就最高，戏曲次之，诗文相对衰落。
　　明文学的内容和思想丰富，其特点也鲜明，表现民主思想，追求婚姻自由，诅咒炎凉的世态，反对落后思想的作品在小说、戏曲、散曲中占很大比重，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在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相发展，在小说中尤其明显。
　　二、明前期文学
　　明开国后，洪武至天顺的近百年间，经济在经历了一段恢复与发展之后，开始出现繁荣的局面，社会也较为安定。惟其如此，封建统治者采取种种手段措施，钳制文化思想，取得成效便要更容易些。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坛是比较黯淡的。
　　明前期优秀的文学作品几乎都集中于元明之际。杰出的作家罗贯中、施耐庵在元末农民的大起义中，开阔了眼界，丰富了斗争经历和社会阅历，因此能把长期、广泛流传的三国故事、水浒故事，加以整理加工，写成划时代的不朽巨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宋濂、刘基、高启等由元入明的诗文作家，由于曾亲身经历了元末大动乱，比较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对当时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有所认识，因此他们的作品，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黑暗现实，富有社会内容。
　　这一时期，诗歌方面最有影响的是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台阁体和追求声调格律的茶陵诗派；戏剧领域，出现了一批宫廷杂剧作家。
　　（一）经济、政治、文化政策对文学的影响
　　１３６８年，明太祖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他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颇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 居安思危，处治思乱 的治国之道。他曾说： 夫步急则踬，絃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 对于刚刚摆脱战争之苦的百姓，他认为 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殖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 （《洪武实录》）于是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经济上，朱元璋认为 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他主张给民以 实惠 ，以恢复元末动乱破坏的社会生产力。如他下令解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明律》规定： 庶民之家，有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 从而增加了劳动力。同时，简约商税，扶持工商。
　　明政府大力推行屯田政策：民屯、军屯、商屯，开垦了荒地，增加了耕地面积。又多次组织农民大规模地兴修水利，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并且改革赋税制度，减轻赋税。
　　这些措施，使明初的农业、手工业都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大大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南京、北京、苏州、松江、镇江、维安、常州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在杭州出现了 瓯越之竹木，三吴之谷帛，齐鲁燕之枣粟，川蜀间之珠玑、犀象、玳瑁，瑰奇之物，海汇山积 的繁荣景象（王世：《毅斋集》卷六）。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影响到文学创作上歌舞升平之作增多。
　　政治上，明王朝统治者极力巩固皇权统治。
　　朱元璋大力推进中央集权。洪武十三年，他以 谋不轨 罪名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同时，他还大肆杀戮开国功臣。颁布了《大明律》、《大浩》等法典，以法的形式来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动辄处以重罚，致使 天下莫不骇然 ，人们处于皇权的淫威之下。永乐、宣德年间，诸王的权力被削弱了，建立了内阁制度，中央集权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文化思想上，统治者也实行了严酷的控制。
　　一方面采取笼络的措施手段。明太祖亲自筹划，设立文华堂，招揽人才；明成祖召集三千人编纂《永乐大典》。同时，又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太祖规定 四书 、 五经 为国子监必修的功课，并明令县学及私塾都要以 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毋以仪，秦纵横坏其心术 （明书：学校志）。成祖又命人编《四书》、《五经》，修《性理大全》，积极提倡儒家经典，程朱理学。
　　在提倡理学的同时，又实行八股取士制度，朱元璋和开国文臣规定了八股文的程式：内容上严格要求只专从 四书五经 中吸取，而且只能依朱注解释，即 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形式上限制在八股体制以内，字数多寡也有严格规定。
　　在科举制度和 学而优则仕 的熏陶下，不少读书人把读经应试作为求取功名利禄之路，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一心向往得手于科场，从而青云直上，而于 四书五经 外的一切有用的知识概不留心， 与之交谈，两目瞠然视，舌本强不能对.（宋濂：《銮坡集》卷七）
　　这种内容陈腐，形式呆滞的取仕制度，使许多知识分子既不能冲破八股的藩篱而另辟蹊径，也不能违背《四书》、《五经》而发挥个人的思想见解。
　　这样的制度，不仅不会出现如盛唐那样阔大的胸襟，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形成巨大的障碍，大大助长了文坛上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致使文学上有大成就的作家作品寥寥无几。
　　除了笼络和利用，另一方面，统治者还对文人采取高压政策。太祖规定 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诗人高启因辞官，苏州文人姚润和王谟因不应征，都惨死于刀下。大部分地主文人则归附了明朝。但太祖对他们仍不放心，大兴文字狱。文士们往往因一字一句而罹杀身之祸。如浙江府学林元亮代人作《谢增俸表》，内有 作则垂宪 一语；杭州府学徐一夔贺表中有 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 等语；常州府学训守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 睿性生知 一语，朱元璋都认为是他们嘲笑自己当过红巾军，做过和尚，立即将他们斩首。为维护赫赫皇权而深文周纳的文字狱，使知识分子谨小慎微，成为一时风气。
　　总之，明前期社会经济相对平稳的发展，政治上的专制统治，文化上的钳制政策，对文学影响很大。
　　（二）诗文
　　明前期诗文的代表作家是宋濂、刘基、高启。他们都经历了元末的动乱，较多地接触现实生活，了解到人民的疾苦，作品中现实的成份多。与他们同时的诗文作家袁凯、杨基在诗文创作领域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在以后较长时期内，由于理学、科举和 文字狱 的影响，诗文创作毫无生气，一潭死水。 台阁体盛行一时，垄断文坛，只有一个例外即于谦。后来，人们不满于台阁体的歌功颂德，雍容典雅，主张文学上宗法杜甫，望以此来纠正 台阁体 的 温柔敦厚 、 汪洋淡泊 ，主要限制于体制、音节、声调等形式方面，且其主要成员多坐拥权位，远离人民生活，故其诗文未能摆脱 台阁体 的影响，而且又开 前后七子 拟古主义之先河。
　　１。宋濂的诗文宋濂（１３１０- １３８１年）字景濂，号潜溪，浙江浦江（今浙江金华、义乌、兰溪一带）人。他一生勤奋好学， 未尝一日去书卷 ， 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 早年师从元代古文家柳贯、黄溍、吴莱，负有文名。元至正九年，征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赴召，并入山做了道士，著书十余年。至正二十年，朱元璋召他到建康以询大事。明开国后受朱元璋征聘，任《元史》修撰总裁；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宋濂在朝， 恒侍左右，备顾问 ，被誉为 开国文臣之首.后因长孙宋慎牵涉胡惟庸案，全家谪往四川茂州，途中得病去世，正统年间，追谥为 文宪.宋濂论文力主 宗经 ，代表了明初的官方理论，吸收道学家的思想营养和古文家的见解，融合儒家传统原则。他在《华川书舍记》中说： 上下一千余年，惟孟子能辟邪说，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后，又惟春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经翼而文益明尔.意思即为： 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 （《文说赠王生黹甫》）。他在《文原》中强调说： 余之所谓文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 ， 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 ，他对司马迁、班固有些微辞。文学的内容就是儒家的那套政治伦理教条 文学化 ，在《徐教授文集序》里认为 文者，道之所寓也。是故扬沙走石，飘忽奔放者，诡诞不经而弗能宣通者，……情缘愤怒，辞专讥讪，怨尤勃兴，和顺不足者，都非文也…… 这显然是发挥理学家文论，配合朱元璋文化统治政策的言论。但他的思想也有矛盾，他曾高度赞扬司马迁的散文，对于师古，他也只要求 师其意 而不必 师其辞 ，他认为为文只是为了明圣贤之道，精神相同，而词句不妨相异。他的文学观点作为明初最典型的儒家文学理论，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也受到一些正统文人的推崇。
　　宋濂生平著作颇多，以散文最为著名，有《宋文宪公全集》。作品内容深广，辞系丰富，文笔简洁，雍容典雅，明朝许多庙堂典册文字，开国功臣的神道碑等都出自他的手笔，凡 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臣卿碑记刻石之辞皆其所为 （《明史？本传》）。他专长散文，尤善传记文，一些作品较有现实意义，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杜环小传》都较著名。
　　《秦士录》记载了一个文武兼长而怀才不遇的人物邓弼，作者用同情的语气描述了他坎坷的遭遇，刻画了他磊落的性格。《王冕传》中塑造了一个豪放而孤傲的人物，《李疑传》和《社环小传》则表现了李疑、杜环这两个下层人物扶病济贫，舍己为人的品质，以对比的手法同时也鞭挞了社会上堕落的世风，文中说： 举世混浊，清士乃见，五伤流俗之嗜利也。传其事以劝焉。 可见其创作目的。其中更值得一提的是《记李歌》。生长于倡门的少女李歌，性格坚贞不移，拒绝豪华生活的诱惑，维护尊严，的确是风尘中出污泥而不染，难能可贵的人物： 李歌者，霸州人，其母一枝梅，倡也。
　　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艴然曰：' 人皆有配偶，我何独为倡耶？' ……与母约曰：' 媪能宽我，不脂泽不荤肉则可尔，否则有死而已'.……人有招之者，李必询庭中无恶少年乃行。未行，复遣人觇之。人亦熟李行，不敢以亵语加焉。李至，歌道家游仙辞数阕，俨然默坐。或有狎之，辄拂袖径出，弗少留。他日或再招，必拒不往。 《记李歌》的后部分，写李歌不屈服于县令的淫威，誓死抗争，出嫁后与丈夫一起遇难殉节的行为，催人泪下。
　　宋濂是个理学家，重视儒家的 义节 ，在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烈女不事二夫 的时代，写过不少充满封建陈腐气味的贞节烈女的传记，维护封建礼教，为此歌功颂德。但宋濂在一篇《题李节妇传后》中承认： 妇人以节称乃其至不幸也。 同时又说 妇人以节旌者固多，而其事则殊：有慕夫家富贵而不忍去者，有年壮多子而不易割恩者，有不能冰雪其行姑盗名以欺世者 ，指出了当时的封建礼教已不能完全束缚住妇女。虽然《记李歌》中对于李歌的歌颂是出于维护名教，但李歌的坚贞与封建道德所宣扬的贞节是有本质区别的：李歌的坚贞是建立在真挚爱情的基础之上。他的传记在艺术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善于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塑造人物，或通过典型的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或用人物自己的言谈行动来表现人物，或通过一系列的事件来突出人物性格，或用对比手法来反衬刻划人物。人物的性格、对话也注重个性化，能给人以情感上的感染。
　　宋濂有寓言体散文集《燕书》及《龙门子凝道记》。其中一些故事富有哲理，耐人回味。如《成阳肭借梯》嘲笑讲究虚文，误了大事，写得风趣诙谐，发人深思，为较好的讽刺小品。《尊卢沙》则辛辣讥讽了好说大话，贻误国事之人。有些故事已在民间广为流传。
　　宋濂写景散文亦不少，文笔简洁，写景状物自然、生动。《环翠亭记》、《桃花涧修禊诗序》、《看松庵记》等皆属佳品。如写亭外竹林： 当积雨初霁，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闪彩，晶荧连娟，扑人衣袂，皆成碧色 ，秀丽清新，光、色、影尽全，动静结合，写尽了竹林的妩媚。
　　笔法简洁清秀，近似欧阳修。
　　宋濂身居高位，是位士大夫，又逢开明盛世，他自觉地维护封建统治，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在作品中出现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宣扬封建思想的内容亦不足怪，此后的 台阁体 创作受其影响。除了上述的内容外，由于他自己晚年的遭遇，加上受佛道的影响，部分作品流露出消沉、感伤的情绪和对无常人生的悲哀。
　　２。刘基的诗文刘基（１３１１- １３７５年），字伯温，处州青田（浙江青田）人，是个诗文并举的作家，《明史》本传称他 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 元末进士，曾任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职，为官清廉，后因受排挤，去官隐居青田山中，著《郁离子》以明志。至正二十年，与宋濂同受聘至南京，辅佐朱元璋统一天下。通经史，工诗文，尤精天文兵法，有诸葛孔明之才，曾参与制定明诸大典，为明开国勋臣之一，深受朱元璋倚重，参与机要。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洪武三年授弘文馆学士，封诚意伯。性如烈火，嫉恶如仇，与胡惟庸交恶，被胡构陷，而受朱元璋猜忌，赐归乡里。洪武八年时，忧愤而死。又说被胡惟庸毒死。正德中，谥 文成.著作有《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二十卷。
　　刘基１４岁入郡庠学《春秋》，后从郑复初学习宋代理学，他的政治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主，强调 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本 ， 固国莫过于保民，而保民莫切于备患。 （《春秋明经》）于明初的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等政策有关。尤其是他曾与朱元璋一起　改变了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试方法，专取 四书五经 命题试士，采取八股制。这一考试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末，对巩固封建专政统治，禁锢人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刘基的文学思想在明初文坛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 美刺风戒，莫不有裨于世教 （《照上人诗集序》），强调作品的教化作用，上可以讽谕劝谏，下可以移风易俗。文风上反对元以来的纤丽文风，提倡雄伟、质朴之风，提倡师古，力主以汉唐时期的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等人为楷模，他希望恢复古代盛世的雄伟之文，但肯定了志不得舒的怨刺之诗，突破了儒家所提倡的 温柔敦厚 、 怨而不怒 主张。他的这些观点对后来的前后七子影响很大。
　　刘基的文学创作，诗歌最为突出，诗歌之中，又以乐府、古体诗为佳。
　　诗歌中他贯彻了自己文学思想，写了相当数量的讽谕诗，如《野田黄雀行》： 农夫力田望秋至，沐雨梳风尽劳瘁。王租未了私债多，况复尔辈频经过.写出了农民在受尽剥削下的辛劳。在《畦桑词》中有 君不见古人树桑在墙下，五十衣帛无冻者。今日路旁桑满畦，茅屋苦寒中夜啼.用对比的手法揭露了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他在《雨雪曲》中写道： 平民避乱入山谷，偏蓬作屋无环堵。回看故里尽荆榛，野鸟争食声怒嗔；盗贼官军齐劫掠，去住无所容其身。 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惨状跃然纸上。同时他在一些诗作中对封建统治者也进行了讥讽： 官吏逞贪婪，树怨结祸胎。 （《感时述事十首》之七）在另一些诗中，他抒发了对弱者的同情，表述了自己为民请命的思想，如《孤儿行》、《病妇行》、《田家》、《夏夜台州城中作》，这些诗篇都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思想，表达了忧国忧民之情，扩展了诗的内容，或唱或咏，皆可见其一颗拳拳之心。
　　刘基诗歌的艺术风格多变化，雄浑，婉约，奇崛，天然，独成一家。其中著名的神话长诗《二鬼》，长达１２００多字，述管理日月的二鬼：结邻、郁仪被暂放人间，五十年不得相见，后来宇宙发生了变化，二鬼见面后约定为天帝除翳，再造乾坤，再造天地秩序，修理南北极， 启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礼义尊父师，引顽嚣，入矩规 ，这触犯了天帝，派飞天神将二鬼拘囚， 养在银丝铁栅内，衣以文采食以糜 ，二鬼无可奈何，只好等待天帝息怒释疑，重回天上同游。诗中二鬼是隐喻作者自己和宋濂，通过离奇变幻的神话故事，夸张他的重整朝纲的抱负，重建儒家封建秩序的幻想，也曲折地表现了他们在受朱元璋猜忌压抑下的苦闷。诗歌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想象奇谲，语言瑰丽，气势磅礴，风格雄浑。他的另一些诗歌，语言质朴，通俗，浅显通达，如《懊　　 歌》： 养儿图养老，无儿生烦恼。临老不见儿，不如无儿好。 明白如画，饶有民歌风味。
　　刘基的律诗也有不少成功之作，如五律《古戍》： 古戍连山火，新城殷地笳。九州犹虎豹，四海未桑麻。天逈云垂草，江空雪复沙。野梅烧不尽，时见两三花。 表现了深沉、含蓄的格调，诗中着力描写了边城凄凉、萧条的景象，而最后的 野梅烧不尽，时见两三花 却又显露出一片生机，给人以欣喜和希望。
　　不必讳言，刘基的诗作中，更多的是感抒个人不遇之情怀，局限于个人的小天地，也有些歌颂圣王、遁世游仙之作。
　　刘基的散文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寓言体散文，说理散文，写景散文，不一而足。尤以寓言体散文成就最高。
　　他在元末隐居青田山中时写的《郁离子》共１８章，１９５节。用寓言的形式展现了他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等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和渊博的学识。
　　在 天地之盗 一章中他说： 人，天地之盗也，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　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 ，鼓励人民利用自然发展生产。不少寓言客观上也暴露了统治集团的昏庸腐朽、贪婪成性及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欺骗、剥削、压迫，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对人民的同情。如 屈子谓楚襄王 、 晋灵公好狗 、 灵丘丈人 都很精彩。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 ，更为精彩，他发展了庄子 狙公赋芧 的思想。狙公强迫众猴采果实供奉自己，在其淫威之下，众猴 弗敢违也 ， 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 山之果，公所树与？' 曰： 否也，天生也。' 曰：' 非公不得而取与？' 曰：' 否也，皆得而取也。' 曰：' 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 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 深刻的道理，借小猴子之口、之行说了出来。
　　另外有一些寓言则是讽刺和嘲笑了社会的丑恶风尚，这些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郁离子》的形式较为自由活泼，每一节都可以独立，而又由郁离子的议论贯穿起来，每节文字也有长有短，但基本上都属言简意赅，短小精悍。
　　作者在元由于受到排挤打击、郁郁不得志，对于元末的统治者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的腐朽本质认识得较清楚，在著名的《卖柑者言》中，借他人之口，道出了 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驿而不知理，坐縻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饫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 这篇近似寓言的散文，锋芒毕露地指向了元朝统治者。
　　刘基的说理文论点鲜明，夹叙夹议，同时注意文学的形象性。写景散文笔法细腻，很有意境。如《白云山舍记》、《松风阁记》、《游云门记》。
　　总之，其散文形象风趣，豪壮雄迈，驰骋想象，将古代史实和传说大胆加以改制。
　　刘基的诗文佳作，多是元末弃官隐居时期的怨情之作。明建后，诗文多为酬酢应制之品，空泛无物。死前数年归隐闲居之作，无病呻吟，早年那种飞扬豪迈，气冲云霄的气概，几乎不见。
　　３。高启的诗文高启（１３３６- １３７４年）字季迪，号槎轩，长洲人（今江苏苏州）人。元末隐居吴淞青丘，自号青丘子。聪明有才华，少时就负有盛名，与杨基、张羽、徐贲齐名，并称 吴中四杰 ，明洪武九年应召入朝，授翰林院编修，以其才学，颇受太祖赏识，又命他教授诸王，纂修《元史》。但他为人耿直孤傲，思想以儒为本，兼受释道影响，厌倦功名利禄，不慕荣华富贵，不肯做官，因此洪武三年，他固辞户部右侍郎之职，被赐还乡。但朱元璋对他不肯合作产生忌恨，又疑他作诗嘲笑自己，借苏州刺史魏观案件把他腰斩于南京。死时年仅３９岁，著有《高太史大全集》（诗），《凫藻集》（古文）。
　　他的文学思想主张取法于汉魏晋唐各代，认为要遵循古代各诗体的典范规格，而且提出了达到这种要求的方法：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失偏执之弊（《独庵集序》）。《四库提要》谓： 其于诗，拟汉魏如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所长，无不兼之。 他的这种见解，被后来的 前后七子 所继承。
　　高启以诗名，《四库提要》说： 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 他的诗，体制不一，风格多样，众体兼长，模拟取法不限于一代一家，虽未能熔铸洗炼，内容也不够深广，但他才华横溢，才思俊逸，清新超拔，确不愧为明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农村，所以部分诗歌是描写农村现实生活的，带有朴素真实的泥土气息。《田家行》 草茫茫，水汩汩，上田芜，下田没，中田有禾穗不长，狼藉只供凫雁粮，雨中摘归半生湿，新妇舂饮儿夜泣。 水灾后的情景和遭灾农民的困苦生活表现得栩栩如生。又如《养蚕词》： 东家西家罢来往；晴日深窗风雨响。三眠蚕起食叶多，陌头桑树空枝柯。
　　新妇守箔女执筐，头发不梳一月忙。三姑祭后今年好，满簇如云蚕成早。檐前缲车急作丝，又是夏税相催时。 蚕家盼丰收，获丰收，忙碌急、怕丰收，既高兴，又担忧。真切地描写了蚕家的生活和感情，以及现实的矛盾。此外《牧牛词》、《捕鱼词》、《采茶词》、《打麦词》等诗作描写了江南农民的劳动情景，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剥削和农民的疾苦。
　　高启诗中最能表现他豪宕凌厉，奔放驰骋的个性特色和艺术才华的作品，还是那些述个人情怀、抒情写景、酬答友人之类的歌行体和七言律诗。
　　这类诗歌有的表达了对统治者的讥讽，有的表达了自己的真挚情感，不愿同流合污。如《太白三章》之三： 新丰主人莫相忽，人奴亦有封侯骨 ，实际上是嘲弄明新贵的。《清明呈馆中诸公》 新烟著柳禁垣斜，杏酪分香俗共夸。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卞候墓上迷芳草，卢女门前映落花.生动描绘帝都清明节光景，真切地道出了万千游子共有的缕缕思乡深情，读来令人心动。
　　早年创作的《青丘子歌》，可显见受李白的影响。 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 自述中强烈地表现出狂放不羁，不为礼法所羁，淡漠功名富贵的疏狂性格。
　　高启的七言律诗，很能显现他的艺术才华，著名的如《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借送行抒写祖国统一后的新气象。《梅花九首》多出神韵，清新可读。《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更显波澜壮阔，豪放地描绘了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深沉地回忆历史，用典贴切，怀古而不感伤，特别是最后两句：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更是激动地抒发了对祖国重新统一的喜悦。
　　高启的诗在艺术上有一定的特色，首先是崇尚写实，描摹景物细致入微。
　　如 鸟啄枯肠碎，虫悬落叶轻。 第二为通俗易懂，很有民歌风味。如 不忍便回舟，荷花似郎好。 描写了情人割舍不断的细腻感情。
　　高启散文的成就逊于诗歌。《书博鸡者事》塑造了一位传奇似的人物，生动地描述了 博鸡者 的见义勇为之举，如何惩治豪民，为袁守申冤，使其终得复官，臧使者被黜。《游灵岩台》是一篇颇为奇特的散文，明是游记，却不着意于游历过程；明是应命之作，却行讥讽挖苦之实。作者以灵岩之 异 ，一贯到底，借描述灵岩之游，运用明褒实贬的方法，诡谲巧妙地嘲弄了一伙趋炎附势的新贵，表明了自己不尚功利，洁身自好的志向，读来令人感到别有一种机趣。
　　４。杨基、袁凯、于谦等人的诗作同时期，知名诗人杨基，袁凯，于谦的诗歌也颇具特色。
　　杨基（１３２６？- ？）字孟载，号眉庵，原籍嘉州（今四川乐山），生长于吴中（今江苏苏州），小时即天资聪颖，９岁能背诵六经，及长著书十万余言，名《论鉴》。又于杨维桢席上作《铁笛》诗，深受杨维桢的赏识，因以诗名。元末曾入张士诚幕府，不久辞去。明初被荐入仕，任荥阳知县，兵部员外郎，山西按察使等职。在任时屡遭贬斥，终于被谗削职。与高启、张羽，徐贲相友善，人称 吴中四杰 ，著有《眉庵集》十二卷。
　　杨基以诗著称，亦工书画，尤善绘山水竹石。他元末诗作是维护元统治者，入明后又眷恋元室，所以他的诗风格偏于秾丽、纤细。但他写景咏物之诗，清润峭拔，较有特色。由于作家兼善书画，所以他的写景之作观察入微、描写如画，于细腻、自然、情景交融的意境中透露出诗人的情感。《天平山中》便是一首写景的佳作： 细雨葺葺湿楝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 沉醉于花香鸟语之中的悠然自得心情跃然纸上。
　　尤其《春草》诗 六朝旧恨斜阳里，南浦新怨细雨中 之句为人称道。五言律诗《岳阳楼》： 春色醉巴陵，阑干落洞庭。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
　　空阔鱼龙气，婵娟帝子灵。何人夜吹笛，风急雨冥冥。 境界开阔，为他赢得 五言射箭手 之称。
　　袁凯（１３１６？- ？）字景文，号海叟；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早年好学，在名流杨维桢席中一首《白燕》诗，满座为之惊服，人称 袁白燕.元末曾为府吏，明洪武三年，荐授监察御史，因事为太祖所恶，佯装癫狂，以病免归。他性诙谐，善戏谑，常背戴方巾，倒骑黑牛，盘桓山水之间，游行于九峰间，以躲避监视。
　　由于他的独特生活，他的诗作言及现实的甚少，只有个别篇章能隐晦曲折地表露内心，所以他的诗作多抒发个人情怀，尤其是描摹旅人思乡的诗作，相当出色。《客中除夕》： 今夕为何夕，他乡说故乡。看人儿女大，为客岁年长。戎马无休歇，关山正渺茫。一杯柏叶酒，未敌泪千行。 抒写客中除夕怀念妻子儿女的情怀，真切感人。 落叶潇潇江水长，故园归路更茫茫，一声新燕三更雨，何处行人不断肠.感物伤怀，面对回乡无路的窘境，游子愁肠百结、远离故土的幽情思绪层出，情真意切。在某些诗作中也通过旅人写出了战乱的现实。其他如《京师得家书》、《淮西夜坐》等也属佳作。
　　袁凯著有《海叟集》四卷，《集外诗》一卷。古诗学魏晋，律诗师杜甫，虽有模拟痕迹，但不囿于古人，有自己的意境，诗风浑厚而含蓄，深沉而真挚，有杜诗之风。何景明等也推崇他。
　　在台阁体横行一时之际，只有个别人不为所束，于谦即为代表。
　　于谦（１３９８- １４５７年），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代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永乐十九年中进士，历任河南、山西等地巡抚，为官清正，平判冤狱，赈济灾民，兴修水利，深受人民爱戴。 土木堡之役 ，英宗被瓦剌虏去，敌军逼近北京，于谦坚决主战，议立景帝，率京师民众击败瓦剌，使千百万人民免遭涂炭。次年，英宗得释回宫，复辞后，以 大逆不道，迎立外藩 罪杀于谦，万历年间追谥 忠肃.北京、杭州、河南、山西等地民众均建祠庙以祀之。他的作品后人编为《于忠肃公集》十三卷。
　　于谦出身世宦，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是一个关心人民疾苦，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所以他的诗作中除少数写景咏物、酬唱赠和者外，多数充满着爱国忧民、坚贞节操的浩然正气。从诗作中可以捕捉他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心志。青年时代的咏物诗《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显示出诗人不畏艰险，为国献身之志。《咏煤炭》一诗同样表达了为民族为人民不惜赴汤蹈火的志愿。
　　《北风吹》则突出了坚贞不屈的情操和乐观精神。皆为上乘之作。
　　于谦是个正直的士大夫，对正统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极端关注，他虽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一些诗作客观上却暴露了现实的矛盾。如《荒村》诗：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壁破风过屋，梁颓月堕床。那知牧民者，不肯报灾伤。 民众卖儿鬻女，荒年纳粮，而地方官吏为了讨好上司，掩盖灾情，同时也刻画了农村的荒凉凋敝，困苦不堪的生活现状。尖锐深刻的矛盾， 牧民者 岂可视而不思。《悯农》、《村舍耕夫》等诗中也鞭鞑了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 桩木运来桑杯尽，民丁抽后子孙无 ，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于谦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写下了一系列反侵略的 正气歌.《出塞》中 紫髯将军掛金印，意气平吞瓦剌家 ，表达了一种凌云壮志。《夜坐念边事》里表达了自己为国求贤若渴之情： 安知天下无三杰，但愿军中有一韩。 遗憾的是于谦５０岁以后抗敌战争最危急时期的诗很少保存下来。
　　于谦可谓 业余诗人 ，繁重的军政事务不允许于谦在诗歌上斟字酌句，他的诗平易晓畅，往往是利用作战空隙时间随手写成的，不计工拙，不事雕琢，所以有时推敲不足，失之于平直、粗疏，有的篇章不完整，有的是简单改用前人的章法词句。但这些诗的内容价值功不可没。尤其正值歌颂功德的 台阁体 诗歌风靡一时之际，他诗风质朴无华，刚劲清新，自成一格，当时实属罕见。
　　与高启同时代的诗人还有：张羽， 吴中四杰 之一，字来仪，■阳人。有《静居集》。他的诗音节通畅，情喻幽深。如《赠僧还日本》： 杖锡去随缘，乡山在日边，遍参东土法，顿悟上乘禅。咒水龙归钵，翻经流避船。本来无去住，相别与潜然。 徐贲， 吴中四杰 之一，字幼文，先世蜀人，由毗陵（今江苏常州）
　　徙居吴中，诗名《北郭集》，前人评他的诗 词采遒丽，风韵凄朗 ，但诗才在 四杰 中居于末位。 吴中四杰 中另 三杰 诗的成就都不如高启。
　　同时元末明初以高启为中心，形成一青年诗人集团， 北郭十友 除徐贲、张羽、杨基外，还有余尧臣、王行、吕敏、宋光、陈则、释道衍、王彝，他们大都躲在小书斋里，读书辩难，咏诗述怀，文酒谈宴，自得其乐。但他们在明太祖统治下，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惩罚，死于非命。
　　另外，闽中诗人张以宁、林鸿，岭南诗人孙贲，西江诗人刘崧等，都有一定的创作特色，尤其林鸿、高棅，以盛唐相号召，对前后七子有一定的影响。
　　５。 台阁体 诗派永乐到弘治前后，诗坛上出现了以 三杨 为代表的台阁体 诗派。
　　大凡唱戏的要有人捧场，打球的要有啦啦队，此时正是明朝的太平盛世，封建统治相对稳定。 坐稳 了江山的最高统治者要求对他们歌功颂德，歌颂太平，这是一个历史规律。忠言逆耳，逢迎谗谀之言却总是有人愿听的。台阁体代表人物 台阁重臣 杨士奇、杨荣、杨溥，先后官至大学士，备受几代皇帝宠信，位极人臣，他们发为诗文，自觉地感激涕零。诗作饱含富贵福泽之气，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应制、颂圣和应酬之作，充斥于他们的诗文之中。
　　杨士奇（１３６５- １４４４年）名寓，字士奇，以字行，泰和（今江西泰和）
　　人，早孤，家贫，以教授为业。建文初被荐入翰林，仁宗时至华盖殿大学士，深受宠任。在职期间，尚能推毂寒士，如于谦。后因其子稷以侵暴杀人被捕入狱，士奇忧病死，谥 文贞. 三杨 中他最负才名，著有《东里全集》９７卷。他的诗文雍容典雅，工丽安闲，内容空洞，即使稍好的作品如《汉江夜泛》、《同蔡尚远、尤文度等游东山》也不免文字堆砌。
　　杨荣（１３７１- １４４０年）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永乐十八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英宗即位，重修《太祖实录》，后辞归故里，死于途中，谥 文敏.有《杨文敏集》２５卷，诗文多为应酬颂扬之作，平庸呆板，缺乏生命力。
　　杨溥（１３７２- １４４６年），字弘济，石首人，官至武英阁大学士，有文集１２卷，诗九卷。
　　三杨历奉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他们以太平宰相的地位，除撰写朝廷诏令奏议之外，大量写应制、颂圣或应酬、题赠的诗歌，自诩词气安闲，雍容典雅，平正醇实，实际上脱离了社会生活，既缺乏深湛切要的内容，又少有纵横、驰骋的气度。点缀升平、志得意满之后的无病呻吟，徒有工丽的形式。但由于他们的显赫地位，加之上层的大力提倡、推崇，当时追随他们的人很多，一般追求功名利禄，想挤入统治集团的文人在未中进士前都钻究八股文，得官之后，模仿 台阁体 ，逢迎应酬，陈陈相因，风靡一时，垄断文坛。《四库提要》谓 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 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创作个性，如果作家形成一样的创作模式，必然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这种诗风先后流行了一百年左右，到了前后七子时期，此风始衰。
　　６。茶陵诗派孝宗弘治、武宗正德年间， 太平盛世 已过，各种矛盾已激化，维护封建国家利益的地主阶级正统派同继 三杨 之后掌权的宦官刘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地主阶级正统派要求打击刘瑾，革除弊政，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改革政治的声浪，与此同时，文坛上掀起了反对 台阁体 的文学复古运动，《明史？文苑传》载 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统唐代，擅声馆阁。　茶陵诗派 领袖李东阳是从 台阁体 到 前后七子 的过渡阶段人物。
　　李东阳（１４４７- １５１６年），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南茶陵人，生长于北京，幼习书法，４岁能写径尺大字，代宗召试， 喜而抱至膝上，赐杲钞。 天顺八年进士，历官少师兼吏部尚书、大学士， 历官作阁，四十年不出国门.著有《怀麓堂集》。在成化，弘治年间，他以台阁大臣地位，主持诗坛，颇有声望。由于他所处的特殊政治地位，同时又注意赏掖后进，一时诗人奉以为宗，形成了以他为首的文学流派，因他是茶陵人，被称为 茶陵诗派.其主要成员包括谢铎，张泰，陆釴，邵宝，石■，罗玘，顾清，鲁铎，何孟春等。
　　茶陵诗派兴起之初，正是台阁体独霸文坛之时，沈德潜说： 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志（三杨）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其诗渐亡矣。（《明诗别裁》）李东阳等试图改变这种啴缓冗沓的风气，以图振兴诗坛。
　　茶陵派的文学主张集中于李东阳。他们认为学诗应以唐为师，而效法唐诗则又在于音节，格调和用字。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说： 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乎法中，仅得其下耳。 李东阳十分推崇李白、杜甫，认为 近代之诗，李、杜为极 （《春雨堂稿序》）。 长篇中须有节奏，有操有纵，有正有变，若平铺稳布，虽多无益，……
　　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益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回视诸作皆在下风。 可见他强调宗法杜甫，也更多是着眼于音调、法度。他的诗论必然要引导人们走上摹拟唐人格调、句法的道路，为后来的拟古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李又反对亦步亦趋地逐字逐句模拟剽窃古人，他认为单纯模仿 非惟格调有眼，亦无以发人情性。 李东阳企图改变 台阁体 垄断文坛局面，但又未能和台阁体彻底决裂，在《怀麓堂诗话》中有大量应制唱酬的 台阁体 诗文，也有不少描写游山玩水、赏花饮酒的闲情逸致的山林作品，生活和思想都很贫乏。 坐拥图书消暇日，梦随冠盖入新年 （《费司业廷言留饮题壁》）， 忧国只祇书卷里，放朝长忆漏声中。 （《立秋雨不止再和师台》）正是他的自我写照。
　　李东阳的拟古乐府诗较著名。咏怀史实，抒己感慨，或指斥暴君，或同情人民的疾苦，如《筑城怨》、《三字狱》、《五丈原》、《马嵬曲》、《金字牌》等皆中肯深刻而正气凛然。但有些失之道学气味太浓。五言七言律诗古诗也有佳作，如《寄彭民望》、《风雨叹》等。
　　李东阳的散文包括赋、序、记传、论等。其中一些作品流畅典雅，说理有力，可见其师先秦古文之意。
　　（三）杂剧
　　元末南戏得到发展，出现了《琵琶行》、《拜月亭》等名作，并逐渐形成了新的戏曲形式——传奇。从元演化而来的明杂剧，颇含有北杂剧的因素，又受到南传奇的影响，因而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折数不限；第二，曲调不限；第三，主唱不限。从明建立到弘治、正德时期，封建社会秩序暂时稳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暂时缓和，封建专制统治也进一步加强，统治者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和八股取士制度。统治者极力想把文学变成歌功颂德，消遣享乐的工具，成为宣扬封建道德，推行教化的教材。这时的杂剧作品也多热衷于鼓吹封建道德，宣扬神仙教化。其中以朱有燉的《诚斋乐府》为代表。
　　总之，这时的杂剧作品成就不大。明初杂剧作家较多，据《太和正音谱》记载，有刘东生，王子一，贾仲名，谷子敬，杨讷，朱权，朱有燉等十六人。
　　１。朱权及其《太和正音谱》朱权（１３７８- １４４８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初封于大宁，故称宁王，谥 献 ，也称 宁献王 ，自号大明奇士，■仙，涵虚子，丹丘先生。
　　通音乐，工乐府，著作数十种，其中关于音乐，戏曲方面著有《琴阮启蒙》一卷，《神奇秘谱》三卷，《太和正音谱》二卷。
　　他出身于皇家，而永乐前后，王室之间互相残杀，猜忌之事频频发生，朱权自危，乃寄情于戏曲、游娱、释道，以示无野心而求保全。《太和正音谱》一名《北雅》，北曲曲谱，选录北曲曲牌三百余个，是现存最早的北曲曲谱了，记录了元及明初杂剧名目，评品杂剧作家作品，记述戏曲术语，以及有关唱曲的论述，为研究北曲的要籍。
　　他所制杂剧十二种，现仅存《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卓文君私奔相如》两种。前剧宣扬神仙道化，写皇甫寿，号冲漠子，诚心学道，东华帝君差吕洞宾和张紫阳二仙度他上天，剧中多表现炼丹服食丹药等道教生活，并有大规模的歌舞场面以歌颂神仙生活的乐趣。后剧写西汉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从相如过升仙桥题柱： 大丈夫不乘驷马车，不复过此桥 起，到相如荣归西蜀止。但情节因袭前人，缺乏创造性，描写、结构俱不佳，吴梅认为是 明曲中之下乘。 ２。朱有燉及其《诚斋乐府》朱有燉（１３７９- １４３９年）号诚斋，又号锦窠老人、全阳翁、老狂生等，明太祖朱元璋之孙，袭封周王，谥 宪 ，世称周宪王。一生养尊处优，而博学通古，工书法，通音律，尤善词曲，所作杂剧散曲甚丰，在朱氏诸王中，为成就最高的一位作家。
　　朱有燉有杂剧３１种，总称《诚斋乐府》。其作品有释道剧，庆寿剧，妓女剧，牡丹剧，节义剧和水浒剧，多为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之作。按内容，他的作品可分为四类：一为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 庆贺剧 ，如《神后山秋狝得驺虞》、《洛阳风月牡丹仙》等。二为宣扬宗教迷信的 度脱剧 ，如《东华仙度脱十长生》，他的度脱剧与元末的相比，更加公式化，概念化。
　　三为表彰妇女恪守贞节、宣扬封建伦理观念的 节义剧 ，如《兰红叶从良烟花梦》、《清河县继母大贤》等。四为 水浒剧 ，如《黑旋风仗义疏财》、《豹子和尚自还俗》，这类剧作者写得较好，义军的见义勇为和勇敢机智的斗争精神表现较生动，但作者站在贵族立场，对人物反抗性格有所歪曲，对其英雄行为有所污蔑。
　　朱有燉以王子身份写剧本，又通晓音律，剧作曲词流畅，着重歌舞，适合演唱，特别是在体制上基本上打破了元杂剧四折本加一人主唱的成法，经常出现二人对唱、合唱、轮唱，甚至旦唱南曲，末唱北曲等形式。李梦阳在《汴中元霄》中说： 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处月如霜。 可见当时很流行。这些新唱法为南杂剧和明代中叶短杂剧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对杂剧形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朱有燉也能诗文，有《诚斋新录》，《诚斋集》，《诚斋遗稿》，《诚斋词》等。
　　３。刘兑、贾仲名、杨讷等杂剧作家明初戏剧作家的作品，很少直接反映现实或描写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创作最多的为爱情戏。比较重要的杂剧作家有刘兑、贾仲名、杨讷等。
　　刘兑，字东生，生卒年不详，仅知为浙江人，有杂剧两种：《金童玉女娇红记》、《月下老定世间配偶》，今只有前者传世，其情节基本上取自元末宋梅洞的传奇小说，写申生与娇娘的恋爱故事，细腻深刻。后者据《录鬼簿续编》称极为骈丽，传诵人口。 《太和正音谱》谓刘兑是明初第二大作家，说其作品有 如海峤之霞 的风格。但他所作的杂剧流传下来的很少，散曲也罕见。
　　贾仲名（１３４３- １４２２年），又作贾仲明，号云水散人，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人，性聪慧，博览群书，善吟咏，尤精乐府隐语。明成祖为燕王时，他与汤舜民、杨景贤同受宠遇，所作乐府杂剧极多，骈丽工巧，非他人所及，一时追随他的人很多。著有《云水遗音》，有杂剧十七种，现存的只有《玉梳记》、《玉壶春》等五种。戏剧多写游仙爱情，思想性不高，但语言优美。
　　《萧淑兰情寄菩萨蛮》颇为生动地写出了一个处于初恋中的少女的大胆、热情主动的性格和感情。据《太和正音谱》，喻其风格 如锦帷琼筵.《录鬼簿续编》（一说别人作）尤为人称道，书中补充元末明初剧作家七十一人，为研究戏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杨讷，原名暹，字景言（一作景贤），号汝斋，先世为蒙古族人，从其姐夫杨镇抚姓，居钱塘，生卒年不详。《录鬼簿》记他： 善琵琶，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 受明成祖宠遇，后死于金陵（今南京）。
　　杨有剧作１８种，现存《马丹阳度脱刘行首》，《西游记》两种，值得一提的为《西游记》。
　　杂剧《西游记》写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自玄奘出世，一直写到取经东归，功成行满。其中情节有唐僧收服孙悟空，沙和尚鲁智深、降服鬼子母、逃离女儿国、火焰山除害，穿插孙悟空被压花果山，猪八戒娶亲等情节。全剧人物众多，文臣武将，神佛妖魔，一应俱现。虽然结构较粗糙，人物性格也不够完整，但孙悟空见义勇为、诙谐风趣的性格已相当突出鲜明，对后来吴承恩的《西游记》小说创作有明显的影响。
　　杂剧《西游记》以多本连演一个故事和分本分出的体制，显示了杂曲向传奇戏曲过渡的特点。
　　其他的如王子一的《误入桃源》，贾仲明的《铁拐李渡金童玉女》等大都脱不了金童玉女落凡、太白金星指点的窠臼。
　　（四）传奇小说
　　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小说这一艺术形式本身发展的共同作用，明初小说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打破了正统诗文垄断文坛的地位，充分显示了它的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
　　传奇在唐代兴起，唐朝作家上下求索，打破了志怪的藩篱，创造出这种以历史纪传体为主而辅以赋体某些特征，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新型小说形式，经过宋元延续至明。
　　明初传奇小说，在当时和对后世产生过影响的当数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祯的《剪灯余话》。
　　１。瞿佑及其《剪灯新话》瞿佑（１３４１- １４２７年），字宗吉，号存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时和凌云翰《梅雪争春》词得名，１４岁时，见杨维桢香奁八咏，即席倚和，俊语叠出，颇为杨叹赏，称瞿为 千里驹 ，声名大振。洪武中被荐为仁和、临安训守，永乐间为周王府长史。一生只做过几任小官，不甚得意。后因作诗获罪，谪戍保安十年。洪熙元年（１４２５）遇赦放还，后官复原职。他的著作有《香台集》、《咏物诗》、《存斋遗稿》、《乐府遗言》、《归田诗话》、《余清词》等二十余种。《归田诗话》是明代诗话中最早的一部，品评唐宋诗作，兼及元明，有很多珍贵史料。诗风纤丽，意境清新。他影响最大的还是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
　　《剪灯新话》全书四卷，附录一卷，共二十一篇，约成书于洪武十一年（１３７８年），主要叙述鬼怪、烟粉、艳情之类故事。由于作者抱有明确的 劝善惩恶 （《自序》）的目的，大多数故事充斥着因果报应的说教，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少数篇章也反映了元末大动乱中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不幸遭遇，暴露了封建社会黑暗现实，表现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主的愿望。如《翠翠传》、《爱卿传》、《修文舍人情》、《令孤生冥梦录》等颇为出色。《翠翠传》中的金定和刘翠翠，本是自主择婚、过着美满生活的恩爱夫妻，但战乱却拆毁了他们，使翠翠成了李将军的宠妾，金定为了访妾，历经万难险阻，到了李将军处，还只能以兄妹相称，最后双双殉情而死。故事凄婉动人，情感缠绵悱恻。《修文舍人传》通过阳间和阴间的对比，说明人间官府 可以贿赂而通，可以门弟而进，可以外貌而滥充，可以虚名而躐取 的腐败，也表现了阴曹地府用人能必当其才，必称其职 的向往。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于现实的嘲讽。书中不少故事的情节较为曲折，文笔也清新明净，显出了一定的艺术功力。但作者为了炫耀自己的才华，篇中往往加入大量的诗词文赋，破坏了小说的结构完整性，显得支离芜蔓。
　　《剪灯新话》的成就并不很高，但它和《剪灯余话》、《觅灯因话》等明传奇小说，上承唐宋传奇的余波，下开《聊斋志异》滥觞，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占一定的地位，为后来的拟话本和戏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其《翠翠传》、《三山福地传》、《金凤钗记》均被凌濛初改编，沈璟根据《金凤钗记》改编成戏曲《坠钗记》，周朝俊据《绿衣人传》改编成《红梅记》，而今之京剧《李慧娘》即由《红梅记》改编。
　　瞿佑的诗歌多是风情绮丽之作，类似温庭筠之风格，抒写的感情极为软熟浮滑，但其咏古诗有一定的内容，如《故宫人》，作者发出 往事兴亡谁与论，亭亭白塔镇愁魂。惟有棲霞岭头树，至今犹说岳主坟 的感慨和叹息，寄寓着作者对误国者的谴责。
　　瞿佑也善词，多描景绘物，格调清新。如《苏堤春晓》。在明词人中也有一定的地位。
　　２。李祯及其《剪灯余话》李祯（１３７６- １４５２年）字昌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永乐二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参与编修《永乐大典》。后做过礼部郎中，广西、河南左布政使，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因作《剪灯余话》受到时人诋毁，死后也不得入乡贤祀学宫。能诗，工词画，有诗集《运甓漫稿》七卷，词曲《侨庵诗余》二卷，《侨庵小令》一卷，诗风清新华瞻，音节自然。
　　李祯仿瞿佑《剪灯新话》作《剪灯余话》，借以抒发胸臆，成书于永乐十八年，内容大都取材于元末明初事，以婚姻爱情故事为主，又多幽冥灵异之物，作者以此表达 善可法，恶可戒，表节义，砺风俗。 不论人物如何，作者最后总是要作一顶 节义 的帽子给他们戴上，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了权贵、强暴势力，以及封建礼教的罪恶，颂扬了男女青年的自由爱情。《田诛遇薛涛联句记》、《江庙泥神记》写人鬼相恋，《泰山御史传》显示官场的黑暗。作者暴露罪恶，宣扬善行，以图对世人起到 惩恶扬善 之效。
　　《秋千会记》和《凤尾草记》描述青年男女爱情故事，感情真挚，文笔生动，人物形象较有鲜明个性，更为著名。
　　《剪灯余话》在思想上扩大了《剪灯新话》的糟粕，与正文无关的诗词的数量更多，篇幅拉得更长，思想和艺术成就均不及《剪灯新话》。但《剪灯余话》和《剪灯新话》一起在中国传奇小说发展史上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有一定的地位。其中的《芙蓉屏记》、《秋千会记》、《还魂记》等后均被■濛初等人改写为拟话本。曾■为该书作序时曾称： 秾丽丰蔚，文采烂然。 他是一位集句的能手，据《列朝诗集》载： 安磐曰：余话记事可观，集句如' 不将脂粉浣颜色，惟恨淄尘染素衣。''汉朝冠盖皆陵墓，魏国山河半夕阳。' 对偶天然，可取也。
　　三、《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是章回小说中出类拔萃的开山之作。它取材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具有宏伟的艺术结构，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形象，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伟大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小说创作跨进了一个新阶段。
　　（一）罗贯中的生平
　　元末明初的罗贯中，以民间长期流传的三国故事，包括有关传说、讲唱、戏剧和话本等为基础，并大量吸收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的材料，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经过艰苦的再创作，写就了这部不朽的长篇历史小说。
　　罗贯中（约１３３０- 约１４００年），名本，一说名贯，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人，或庐陵人。其生平不见史传，仅有的一些材料，参差不齐，其中贾仲名的《录鬼簿续编》较为可信：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录鬼簿续编》作于明永乐二十年（１４２２年），贾仲名说至正甲辰（１３６４年）与罗贯中见过面，又是忘年交，由此推知罗贯中大致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动乱年代，约于公元１３３０年至１４００年之间。明王圻的《稗史汇编》中说： 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据说他还当过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张士诚的幕宾。根据这些片段材料，他作品中对圣君贤相的推崇和所反映出来的丰富斗争经验，可以推想罗贯中不仅是一般的封建文士，而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理想，并有一定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人物。罗贯中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写过戏曲和乐府隐语，戏曲作品现存的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另有《忠正孝子连环谏》和《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二种。他亦能词曲，但主要成就在于小说创作。相传他写过十七史演义，今存署名罗贯中的小说，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等，不过这些作品屡经后人增删，早已失去了原本的面目。据说他还是《水浒传》的撰写者之一。
　　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接近社会下层，目睹当时的现实斗争，对百姓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有所了解，对他们的理想也有所了解。所以《三国演义》中对社会动荡分裂状况的描写，对董卓等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的揭露和批判，对无辜人民一次次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景的摹画，自有其现实的影子。同时他又是个有抱负的 有志图王者 ，所以对仁君、贤相、英才非常渴望，向往清明的政治。因而他在《三国演义》中，推崇 忠 、 义 ，主张用王道、仁政治理天下。
　　可惜的是关于罗贯中，今人知其生平甚少。世界上有两部非常杰出的、以战争为题材的古典文学作品。一部是中国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一部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写于１８６３至１８６９年的《战争与和平》。但创作这两部伟大作品的作家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关于《战争与和平》及其作者托尔斯泰的生平、成就，全世界知之颇多，研究资料也甚为丰富。然而比他早五个世纪创作出《三国演义》的作者却不幸得多，人们对他知之甚少。甚至连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其生年、卒年、籍贯等等，人们也莫衷一是。这是令人心酸而又无可奈何的憾事。我们也只能根据一些零星的材料，寻求其生平的思想和脉络。
　　（二）《三国演义》的题材来源和成书过程
　　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有着特殊的成书过程。它的题材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史籍，一是民间传说、讲史话本和戏曲，而后者更是重要的。
　　远在晋代和南北朝时期，人们便已开始传说三国人物的一些奇闻逸事了。南朝宋人裴松之为晋朝陈寿的《三国志》作注，其中便采集了许多有关的佚事传闻。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也采撷了许多故事和佳话。隋炀帝时，还有人将三国故事编成傀儡戏，作水上杂戏表演。如杜宝在《大业拾遗录》中记载，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节目。到了唐代，三国故事已成了说书艺人的重要素材，而且极其生动。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说三国故事 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李商隐在《骄儿诗》中写道： 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由此可见，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谑的材料。
　　宋代，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三国故事更为广泛流传。苏东坡在《志林》中记载： 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连当时的孩子都能分辨出刘备、曹操是两个对立的人物，可以想见当时三国故事流行的情况及其尊刘贬曹的鲜明倾向。据《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时已出现了 说三分 的专家霍四究。
　　讲说三国故事的话本，保存下来的有元代至治年间（１３２１- １３２３年）新安虞氏刊印的带有图像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全书长达八万字，分成上中下三卷，上图下文。这很可能是说书艺人的一个底本，或只是个提纲。可见，此时三国故事已洋洋洒洒地连本讲说。以刘备赏春，司马仲相阴间断狱开篇，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以诸葛亮病死结束。它的情节不受史实约束，而是根据民间作家的朴素想象而大胆地进行虚构，如说张飞怒鞭督邮后又分尸六段；刘、关、张同往太行山落草；曹操劝汉献帝让位与曹丕；张飞喝断当阳桥，吓得曹兵倒退三十里等等，都表现了浓厚的民间传说的色彩。虽叙写简略，但三国故事已初具规模，情节生动活泼，想象力丰富。不仅拥刘反曹的倾向很是鲜明，而且刘、关、张等人都富有草莽英雄气息，尤以张飞的形象最为活跃、最有生气，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也表现得颇为突出。据考证，元代如这类 说三分 的话本可能还不只一种。
　　宋、金、元三代，三国故事还大量被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宋史？范纯礼传》及南宋姜白石《观灯口号》等诗歌中都有关于三国戏演出的记载。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载金院本名目有《赤壁鏖兵》、《襄阳会》、《大刘备》和《骂吕布》。宋元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中提到的南戏有《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和《刘先主跳檀溪》。元杂剧中的三国戏，据钟嗣成《录鬼簿》和朱权《太和正音谱》等书著录，共约四十多种，像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大战，单刀会，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节，在元杂剧中都已具备了。刘备、曹操、关羽、张飞、诸葛亮、周瑜、吕布等等三国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为戏剧中的主角。这一出出戏，一段段故事，有情节，有人物，很有吸引力。
　　正是这些丰富的传说、民间作家口头创作和各种戏剧，以及《三国志》和裴注中的大量材料，成了《三国演义》创作的素材和题材，罗贯中又是以创作小说和戏曲作品见长的作家，又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一定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经过充分发挥艺术才能的创造性劳动，最后写成了７５万言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演变成书过程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一，它是在长期的集体创作的基础上形成的。民间艺人，封建文人，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或口头，或书面，各种政治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交错其间，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其二，它是一部历史小说。虽然不能无视三国的人物和战争，但作者可以进行艺术虚构，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或取或舍，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叙述三国人物和故事，而是一部经过艺术再加工的文学作品。它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的生活面貌，揭露了丑恶的阴暗面。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的版本，是１５２２年刊印的嘉靖本，全书共分二十四卷，二百四十节；题 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前面有弘治七年（１４９４）金华蒋大器（庸愚子）作的序，序中写道： 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事实，亦庶几乎史。 嘉靖本之后，新刊本不断出现，对原来的卷数、回目和引用诗词陆续有所改动。明末，《李卓吾批评三国志》把二百四十节合并成一百二十回。清代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仿照金圣叹评改《水浒》的先例，又对全书的回目、情节和文字作了一次全面的加工润饰，并且添上评语，于是毛宗岗本便成了清代以后最通行的本子。
　　（三）《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
　　《三国演义》描写了东汉灵帝（刘宏）中平元年（１８４年）至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２８０年）近百年间的历史故事，集中地描绘了三国时代各封建统治阶级集团之间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种种斗争，勾勒出魏、蜀、吴三国兴衰过程的图景，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动荡，表现了人民在动乱中的灾难和痛苦，以及人民反对争斗，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强烈欲望。
　　《三国演义》的第一回一开头便是：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全书的结尾又把这句话重提了一遍，甚至最后一首古诗也说道： 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作者不相信 圣人之业，万古不变 ，他认为历史的分与合是一种循环，甚至为天意天数。
　　作品虽然陷入 一治一乱 的历史循环论中，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一时期的历史。作品反映了当时动乱的民不聊生的社会历史面貌，小说开始即指出了推其动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他们崇信宦官，重用小人，陷害忠良，加之暴雨、冰雹、地震、海啸等天灾，无数平民家破人亡，而张让、赵忠等 十常侍 的为祸，更甚于天灾，他们弄得 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 ， 天下人民，欲食十常侍之肉。 无怪乎张角、张宝、张梁兄弟要起义。虽然作者称他们为 贼 ，但作者也写出了他们深得人心的客观事实，借张角之口说： 至难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顺，若不趁势取天下，诚为可惜。 汉朝的气数将尽，英雄施展作为的时代来临， 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 ，声势浩大， 官军望风而靡 ，失魂落魄，在此情况下，统治者一面调兵遣将，另一方面又组织地方武装，原先争斗的各统治阶级，在共同的目标下走到了一起，残酷镇压农民起义。
　　当黄巾军失败之后，官僚豪绅间重又混战，尤其是董卓、李催、郭汜等人，无恶不作，罪恶滔天。作品在第四回中这样写董卓： ……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余颗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于城头下焚烧人头，以妇女财物分散众军 ，如此凶残地祸害百姓，甚至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对俘虏的军民： 或断其手足，或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锅煮之，哀号之声震天…….（第八回） 李催、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如有行得迟者，背后三千军催督，军手执白刃，于路杀人。 （第六回）其他豪强、军阀也何尝不如此！ 吾为天下计，岂惜人民哉？ （第六回）最能说明他们的共同立场。
　　作者对这些无恶不作，残害社会，残害人民的军阀们有自己的处罚方式，如对董卓，作者写他被杀后，其尸首只剩下零皮碎骨，只好用香木雕成的形体来安葬，但 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 ，再葬时，又是如此， 虽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天之怒卓，可谓甚矣 ！这些体现了作者明显的思想感情倾向。
　　作品对战乱加之天灾，人民生命不保的悲惨景况，也有所披露：如第十二回中说： 是年蝗虫忽起，食尽禾稻，关东一境，每谷一斛，值钱五十贯，人民相食.第十三回中又道： 是岁大荒，百姓皆食枣菜，饿莩遍野.第十四回中又写下： 建安元年，是岁又大荒，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百姓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 百姓离乡背井，流离失所。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鲜明对比的是，以董卓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不顾人民死活，作威作福，过着奢侈豪华，挥霍无度的生活。 董氏宗族，不问长幼，皆封列侯。离长安城２５０里，别筑郿坞，役民夫２５万人筑之，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长安。屯积二十年粮食，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积不知其数.（第八回）因此人民的内心盼望着有个安定的生活，只好寄希望于开明、仁慈的统治者。中国古代百姓历来驯服，缺少参政议政的内在要求，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贤君、明主清官身上，所以刘备倍受民众的欢迎，甚至对他焚香膜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的愿望。
　　《三国演义》明显地表现了 尊刘反曹 的倾向。它继承了《平话》中 拥刘反曹 的传统，把蜀汉当作全书矛盾的主导方面，把刘、关、张、诸葛亮等当作中心人物，全书共一百二十回，自桃园三结义到诸葛亮病死五丈原，这５１年间的事占了一百零四回，以后４６年就用十六回草草收场。
　　从史学角度看，历代史家拥曹拥刘之争，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下的不同表现。西晋陈寿《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就改蜀汉为正统。这是因为东晋偏安江左、五湖占据中原的情形与刘蜀政权相似，因此适应时代的需要，以推崇蜀汉来推崇东晋的正统地位，以便于思想上压倒地方的异族统治者。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沿陈寿先例，尊魏为正统，这与北宋皇权得之于后周王朝同曹魏政权得之于汉帝有相似之处。但到了南宋偏安以后，朱熹作《通鉴纲目》，又一反司马光的看法，仍尊刘贬曹，以蜀汉为正统，这是从统治者自身的政治利益出发的。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 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予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 （《文史通义？文德》）此可谓一语中的。从史学传统言，更多地烙有官方的色彩，尊曹还是尊刘的戏剧性变化，皆视其对于自己统治的利弊而言。至于民间，则情形不同。
　　在民间似乎一直存在着 尊刘贬曹 的倾向，从《东坡志林》和目前已知的有关三国戏剧和元代的《平话》来看，通俗文学都反映了这种倾向。《三国演义》继承了以前同类文学作品的传统，更加集中突出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选择。
　　我们不能把《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简单地归结为维护封建的正统观念。
　　历史上的曹操和刘备本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代表。曹操以机权干略 见长，刘备则以 宽厚待士 著称，这就是历史上两个政治家所具有的不同品格。作者从历史的真实的基础出发，赋于了这两个典型以新的意义，塑造了两个不朽的人物典型。
　　曹操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写得最成功的封建社会奸雄的典型，是一个残酷暴戾的政治家形象。他的处世哲学为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的极端利己主义。他出于多疑而恩将仇报，杀害了吕伯奢全家，后来明知误杀，还索性连年迈的吕伯奢也一并都杀于驴下。他因报父仇而兴兵攻打徐州，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果然 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在同袁术作战时，他竟然命令仓官王垕用小斛散粮，然后加之以 盗窃官粮 的莫须有罪名， 借头示众.曹操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极端专横跋扈。谋士荀彧为他出谋划策，立下过汗马功劳，只因劝他不要封魏王，加九锡，他便怀恨在心，送一个 亲笔封记 的空食盒给荀彧，荀会意，服毒而死。崔琰反对曹操自封为魏王，也被杖杀于狱中。为了追查在许都纵火的耿纪的余党，竟用讹诈手段把站在红旗下面的三百多人全部斩杀；其他如假手黄祖而杀祢衡，以扰敌军心来杀一向忌恨的杨修，为防行刺而 梦中杀人 ，董承等人用衣带诏败露，不仅其全家老小七百余人被处斩，而且曹操还带剑入宫杀其妹董贵妃。欺诈和残忍是曹操奸的表现，作者极力写其 奸 的同时，也不忘他的 雄 警过人，深于谋略，善于审时度势，任用人才。但他的 雄才大略 却也为其老谋深算，老奸巨滑作佐证。
　　而刘备则以另一形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有着与曹操不同的道德品质和政治品质。正如刘备自己所说： 今我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 宽仁是刘备突出的政治品质。作者把他塑造成为封建时代贤明政治的领袖形象。桃园结义时，刘备就怀有 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的理想，并深知 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所以他远得人心，近得人望。 他初作安喜县尉， 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 在新野时，百姓歌颂道： 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在当阳撤退时，十几万百姓随其渡江，尽管情况危急，但他决不弃民先行。到了西川，他的军队 秋毫无犯，受到焚香礼拜.他善于知人，对士能推心置腹，用人不疑。他同关羽、张飞结义，情同手足，生死不渝，自不必说。他对诸葛亮从三顾茅庐到白帝城托孤，始终敬爱信任。对于赵云，一见面他便 甚相敬爱，便有不舍之心.长坂坡上，刘备面对怀疑，仍坚信： 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 对待自己的部属，他坚持以德感人，以德服人。当时唯一的军师徐庶因老母被曹操扣留，要向刘备辞别。孙乾曾献计，苦留徐庶，使曹操杀徐母，从而让徐死心塌地为刘服务。这时，刘备严辞拒绝： 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母子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关于 卢的 马的故事，也很能表现刘备决不作利己妨人之事的品格。
　　总之，小说中的刘备就是这样一个 仁慈之主.作者赞成、肯定、推崇刘备这一方，是因为他们身上体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如忠、孝、仁、悌、节、义等。刘备为人忠厚、仁民爱物，他的集团成员彼此团结、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出生入死，忠心耿耿。尽管其中也含有落后的因素，但孔明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献身精神，十分感人；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英勇骁战，也给人以鼓舞。人们历来赞美坚持正义、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而痛恨那些凶残、狡诈、阴险、忌贤妒能、背信弃义、品质恶劣的人。小说把美和丑对比，把仁德忠义和残暴奸诈对比，反差十分强烈。
　　所以《三国演义》拥刘尊刘，实为尊崇仁德、忠义；贬曹反曹，实为贬斥残暴、奸诈。否则，刘姓中与汉室关系比刘备更密切的大有人在，如刘表、刘璋、刘焉、刘晔等，作者为什么偏要推崇虽说出身于中山靖王之后，但经常被骂作织席贩履小儿 的刘备呢！只因为那些人不具备刘备所具有的品德和素质。
　　《三国演义》极力渲染了刘、关、张的义气，这反映了封建时代小生产者的道德观念，表现了小生产者在反封建压迫时那种见义勇为、救困扶危，把友谊放在金钱、权势、名誉之上的可贵品德。历代游侠之士那种重义气，重承诺，感恩遇，报知己的壮烈行为，都是义气的表现。小说第一回桃园结义就写出三个异姓兄弟发誓同心协力，上报国家，下救黎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若背义忘恩，天人共戮；直到第八十五回，先主托孤，他们都是忠于誓言的。刘备登基后，他们名为君臣，实为兄弟，情同手足。而关羽则是 义 的化身。为了突出他的 义重如山 ，作品描写了他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等一系列场面，突出表现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德。作品赋予关羽除了民间传说中下层人民的锄强扶弱，与人排忧解难的江湖侠义外，又赋予他春秋大义.这样， 义 的化身关羽无形中又被套上了一条绳索。因此关羽在土山约三事时虽说 降汉不降曹 ，但他还是为曹斩颜良、诛文丑，在华容道又念及曹操的恩义， 义释曹操 ，这就明显地把个人恩怨置于整体利益之上。更有甚者，当关羽被害后，刘备竟为了 义 而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与张飞旦夕号泣，誓死复仇，以致铸成大错。这些就明显地表现出 义 的局限性。
　　《三国演义》通过三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的种种事件，形象地总结了各种斗争的经验和智慧，而孔明则集中表现了其绝世的才能和智慧。
　　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辅佐刘备建立了蜀国，实行法治，打击豪强，赏罚分明，知人善任。隐居隆中时，他对天下之势已了如指掌，为刘备制定了据蜀、联吴、抗魏的长远战略思想。博望坡出奇兵，初试牛刀，奠定了他在刘备集团内部的威信。赤壁大战中，他沉着机智，不但避开了周瑜三番五次的陷害，而且维护了孙刘联盟。由于刘备不听劝告，导致白帝城托孤，蜀中元气大伤，他独立地支撑着这个困难的局面，集中显示了一个 贤相 的典型。诸葛亮排除万难、坚韧不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精神，引出了不知多少人的多少眼泪。作为一个军事家，诸葛亮富有预见性和指挥若定的才能。刚出山，他就用 博望烧屯 、 白河用水 的智慧，以几千人马杀退强敌。赤壁之战，更是体现了他超人的胆识和才华。
　　司马懿引大军１５万，兵临城下，一出 空城计 ， 弹琴退仲达 ，充分展示了他大智大勇，显比对手高出一筹。作为一个外交家，诸葛亮亲自孤身前往东吴，舌战群儒，和东吴上上下下各方进行了复杂的斗争，争取了强有力的同盟。总之，在作者的笔下，诸葛亮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的人物。
　　此外，《三国演义》里还描绘了其他众多智谋人物，包括周瑜、曹操、庞统、姜维、司马懿、邓艾、吕蒙、陆逊等等。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斗争艺术，不仅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同时还对人们增长智慧，丰富斗争经验，有重要的意义。
　　《三国演义》中大量战争的描写，作者一方面利用历史提供的资料和民间的创造，另一方面又溶进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必要的战争知识，成功地描写了许多次战役。其中被动与主动，优与劣，多与少，强与弱，地形，地物，兵力，利用矛盾等等，都给读者以启发。明清两代的农民起义军就曾一边打仗，一边翻阅这部书，以吸收营养。毛泽东也曾推崇过 官渡之战 、 赤壁之战 和 夷陵之战 等。
　　《三国演义》在思想内容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作者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对农民起义军持有严重偏见，如称黄巾军是 劫掠良民 的 盗贼.书中也表现了作者对天下 合分 的历史循环论思想。同时，上方谷司马懿父子不死，庞统死前有童谣预言，曹操华容道生还，这些情节的描写，充满了宿命论的思想。孔明火烧滕甲折寿的因果报应思想，孔明摆八卦图、借东风、五丈原禳星，关羽玉泉山显圣，和其它的兴妖作法，也都充满了神怪迷信色彩。全书不时地表现出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
　　（四）《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
　　《三国演义》不仅是我国章回体小说的开山作品，也是我国最有成就的历史演义小说。
　　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既要尊重历史，又不能为史实所拘。它是以民间传说为基础，又尽量以《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的材料为根据，创造性地进行艺术构思，塑造人物。
　　清代章学诚批评说： 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丙辰札记》）这是史学家对文学创作的偏见。应该说《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历史，是艺术，不是科学，不能把它当作历史著作来读。明代谢肇洲从文学角度作的评价是中肯的。他认为《三国演义》的写法是好的，如 太实则近腐.的确，对文艺创作来说，虚构是基础，想象是灵魂。它的 虚构 的部分，往往是艺术性较强的部分，也是其不同于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原因。作者确实对史料进行了大胆的取舍和调整，又充分展开了艺术想象的翅膀。
　　首先，《三国演义》善于抓住有尖锐矛盾冲突的事件和传奇性的情节，并通过它们去写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性格力量。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没有提到三顾茅庐的故事；而在其《诸葛亮传》中也仅仅是十二个字： 由是先主遂诸亮，凡三往，乃见。 可罗贯中没有放过这一吸引人的情节，洋洋洒洒，不惜笔墨，把三顾茅庐故事写得曲折、丰满、有情有景，有形有意，有起有伏，写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
　　其次，为了使文章形象、鲜明、突出、完整、和谐、统一，作者对个别史实作了改动，让史实搬家。如小说第二回写 张翼德怒鞭督邮 ，作者用对比手法把督邮的势利、跋扈，刘备的谦恭、忍让，张飞的暴燥、嫉恶如仇的不同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按《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所载： 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缓系其颈着马柳，弃官之命.这里，鞭督邮的是刘备。但如果小说中也这样写的话，则不仅刘备和张飞的性格差不离，也破坏了刘备这个人物的宽厚、仁善、和顺的性格一贯性。而作者这样一移植，既刻画了张飞豪爽、正直，又把他那种莽撞的 猛 劲，突出了出来。
　　其三，作者运用丰富的想象，对环境气氛作了充分的渲染，体现出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衬托出人物的心灵情愫。
　　其四，小说运用大量形象化、典型化的细节，来增加小说的艺术真实感，使其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如《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记述： 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痛疼。医曰：' 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 羽便伸臂令医劈之。
　　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淋漓，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这段描述，表现了关羽的精神、气质、英雄气概，和惊人的耐力。而罗贯中在小说第七十五回中，进而又在细节上再加工，把这一情节描绘得活灵活现、惊心动魄： ……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 经过精细入微的正面描述和烘云托月的衬照，关羽形象便更鲜明地从纸上凸现出来了，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三国演义》通过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斗争，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全书出场的人物达１１８０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粉、绚丽多彩的人物画廊。
　　作品塑造人物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人物一出场，就确定了其性格的基调，然后再通过不同的故事情节，反复渲染这一主要性格，不断加强刻画。如张飞，他为书中性格最突出、最鲜明的人物之一，他的性格特征是 莽与猛 ，莽是指粗豪爽直，猛则指勇毅刚强。作者从其外貌到其言行处处都突出这一特征。且看： 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 ， 声若巨雷 ， 势如奔马 ，和人交战，不是 大喝一声 ，就是 更不答话，举枪便搠 ，还爱喝酒使气。作品通过怒鞭督邮，战吕布，长坂坡断喝退曹兵，古城会，夜战马超，选白袍白甲为关羽报仇等一系列情节来反复渲染。其次，作者写出人物性格中的复杂性，没有使人物性格流于简单化。如张飞虽粗豪，却有从善如流的一面，义释严颜的勇中有谋，以及对庞统态度的前后变化，突出了张飞那 快人 的性格。写关羽义勇的性格，并不忽视他的刚愎自用。诸葛亮尽管料事如神，但也痛失街亭。曹操虽 奸 ，但也有 雄 的一面。
　　其三，作品善于用烘托，对比，夸张等手法来描绘人物，不仅仅追求细节的逼真描写。如孔明的出场，是先写司马嶶、徐庶的谈论和推荐；写三顾茅庐，也是着重写前两次的不遇，借崔州平等人的言论风采，借卧龙岗的山林景色重重烘托，为下文蓄势，同时又借用张飞的粗暴和急躁来衬托刘备的求贤若渴。再如，关羽斩华雄，作者只是预先极力描写华雄的勇猛，一出场就连斩四员大将，关羽出战后，也不具体描写交战经过，只写关外鼓声喊声如地塌山崩，正当人们为关羽耽心的时候，他已提着华雄的首级归来，而出战前的那杯酒尚有余温。此外，赵子龙单骑救主，张飞喝退曹兵，吓死夏侯杰等，都用了烘托和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取得了传神的艺术效果。
　　高度艺术化的战争描写，是《三国演义》的又一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国演义》是一部形象的百年战争史。全书共写了大小四十余次战争，这些战争千变万化、各具特色，一幕幕都惊心动魄，再现了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所以作者对于战争的描写，其着眼点不在或主要不在于千军万马的攻城掠地的拼杀，刀枪剑戟的搏斗，而是通过战争去反映不同人物的思想性格、意志、情绪和他们间的尖锐冲突。以政治斗争的尖锐化，激烈化，来充分展现人物的行动和人的心灵。这也是《三国演义》让人百看不厌的根本原因。在描写战争时，作者善于抓住每次战争的特点。如 官渡之战 ，赤壁之战，彝陵之战，都是以少胜多的大战役，又都用火攻，但作者写来却毫不重复。作者在千变万化的战争描写中，侧重于人物描写，作者在描写每一场战中，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写人上，如赤壁之战中，作者主要通过一系列公开或隐蔽的斗争，突出了曹操，周瑜，诸葛亮三人的性格和才能。尤其诸葛亮，小说通过 舌战群儒 、 智激周瑜 ， 草船借箭 和 七星坛祭风 等，其性格特征尤其突出；其它如六出祁山、七擒孟获、九伐中原等，也无不如此。
　　作者在描写战争时，注重突出重点。他把重点选择在讨伐董卓、官渡之战、当阳之战、赤壁之战、六出祁山。重点的重点放在赤壁之战和出祁山、伐中原过程中的失街亭、空城计等上。他能把小战争写 大 ，也能把大战争写 小.如果对于前后的四百多人物，卷入的许多次战争，不分主次地人人全面展开，则是十分拙劣的。作者在叙述战争时还善于运用实写和虚写相结合的手法，对战争的胜利者，作者不惜详写，另一方则简要叙述。赤壁之战中，详尽描写的是孙、刘一方， 安居平五路 ，只有一路是实写，这样既重点突出，又省去许多笔墨。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战争描写中善于虚构和夸张，如在表现周瑜、孔明的矛盾上，几乎全是虚构。
　　《三国演义》的艺术结构，既宏伟壮阔，又不失严密和精巧。全书人物众多，时间漫长，事件复杂，头绪纷繁。如果说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结构有的是百川归海式的，有的是九曲连环式的，那么《三国演义》的结构则像是绵延百里蔚为壮观的大山脉，一进入，脉络清晰，有条不紊，主次得体，轻重有致。毛宗岗在评《三国演义》时形象比喻道： 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三国演义》全书的结构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体。官渡之战前，基本上是群雄角逐的局面，像是书的序幕。从 三顾茅庐 孔明出山，直到他归天，大体上从第三十六回到第一百零五回，是全书的中心部分。诸葛亮去世后，姜维支撑残局，三分归一统的架势逐渐形成，是全书的尾声。自然，这中间还有迂回曲折的小径，具体的小结构。作者以历史的发展变迁为经线，以蜀魏之争为重点，以蜀汉为中心来开展情节，首尾呼应，环环拉扣，既曲折变化，又前后贯串，宾主照应，构成一完美的艺术整体，较少支离破碎的情况。这在古典小说中是少见的。作者所以这样，一是尊重历史；二是服从于主要人物诸葛亮，故小说为他花费了几乎有八十三回；三是服从于作品的倾向和作者的态度；四是服从于原来说听艺术的特点。
　　《三国演义》是用半文半白的文字写成的，和《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小说相比，语言古奥些，其原因大概是：其一它演释《三国志》，而《三国志》是用文言写的；其二与《三国志平话》有关；其三是作者从事过戏剧创作，受当时戏剧语言的影响也较大。但这部小说在语言的运用上，还是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精练、准确、丰富、形象、生动。并有适当的通俗化， 文不甚深，言不甚俗 ，叙述描写，以粗笔勾勒见长，如写孔明最后一次巡视军营，着墨虽不多，却刻画出一个忠心耿耿的贤相典型：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 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写周瑜临终时： 昏绝，徐徐又醒，仰天长叹曰：' 既生瑜，何生亮！' 连叫数声而亡。 寥寥二十余字，便活生生地把周瑜到死时仍不服气，又不能不承认事实的无可奈何的复杂感情表达出来了。这 既生瑜，何生亮 六字，包含的意思太丰富了，不免使人想到黛玉临死前的 宝玉！宝玉！你好。 这六个字不单纯饱含她对宝玉的爱、恨、怨、怒等复杂的感情，也把一个少女在短暂的一生中追求幸福而不可得，至死还要抗争的悲剧，作了深刻的概括。周瑜和黛玉的六个字，都为字字千金，字字珠玑！
　　在人物的对话方面，《三国演义》的语言个性鲜明，有声有色。如孔明舌战群儒，七八个人的言论各具特色，尤其孔明的辩驳，更充分地表现了他机智、应变、雄辩的才智。其他如张飞的话快人快语，一针见血；曹操的话，多半豪爽机诈，莫测变化；关羽的话，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孔明的对话，从容不迫，应对自如。
　　但任何事物都没有十全十美的；《三国演义》同样在艺术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点，即人物性格定型化，缺少发展的描写。作者写人物流于静止，使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形成缺少必然性，如曹操生来就奸诈，孔明生来就聪明。
　　这种缺点既有来自史料的局限，又受民间传说对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另外，在想象夸张的手法运用上，有时不免过分，所谓： 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批评：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是非常中肯的。
　　（五）《三国演义》的影响
　　三国 故事在写成 演义 之前，在民间广泛流传，至其成书则 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也。 （金圣叹《三国演义序》）数百年来《三国演义》成为民间最畅销的古典长篇之一。它对后世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影响；另一方面是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
　　《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黄人在《小说小话》里曾说： 异姓联昆弟之好，辄曰桃园，帷幄多运用之才，动言诸葛。 可见其社会效果之大。桃园结义所体现的 忠义 思想和书中记载的大量军事斗争经验对后世影响都是很大的。
　　在封建时代，劳动人民为了谋生和自卫需要彼此团结和相互救助，以对付共同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于是刘、关、张之间那种 朋友而又兄弟，兄弟而又君臣 的平等关系就很容易成为他们所向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效仿其 结义 的方式，为自己的斗争服务。黄人在《小说小话》中曾这样写道： 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掠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闻其智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唯一之秘本。 这说明《三国演义》对明清两代的农民起义军起着一种军事教科书的作用。《三国演义》中封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描写交织于一起，因此出现了一种奇妙有趣的情况：统治阶级发现了书中的 正统 思想和 忠义 观念，对其统治很有裨益，便很重视这本书。皇太极早于１６３９年就命太大学士达海把《三国演义》和《孟子》、《通鉴》一起译成满文。清王朝入关后，一些不识汉字的文臣武将，也曾把此书作为识字教材，这真是一种奇妙的化合作用。
　　对文学发展方面，《三国演义》的影响和作用更不可低估。它是 记述派的代表作。（与此相对的为以《红楼梦》为代表的 描写派.）这表明《三国演义》是依据历史事实进行艺术加工的成功之作。其深远的艺术影响表现在：它和《水浒》一起，成为我国最早出现的，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相当成熟的长篇章回小说，结束了文坛上长篇小说创作只不过是读书人底本的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三国演义》也给历史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从明以来，这类小说作品大量涌现，从《开辟演义》到《清宫演义》，中国各个历史时代都在小说中得到反映。不过大多的历史小说都赶不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成就。另外，《三国演义》中许多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被众多文人和民间艺人用作艺术再创作的题材。由他们写成的地方戏曲和各式多样的曲艺作品，搬上舞台演唱于闾巷集镇，流传下来，至今仍受群众喜爱。
　　四、《水浒传》
　　（一）《水浒传》的形成及其作者
　　元末明初，和《三国演义》同时出现的有《水浒传》。《水浒传》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它不是完全由某个作家一手写成的，是在长期群众创作的基础上经过接近人民的作家的综合加工再创作，又经过不同思想倾向的文人多次增删修改而成的，是劳动人民和文人共同创作的艺术结晶。
　　《水浒》描写的是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形成、壮大及至失败的过程，宋江等农民起义的史实是《水浒》成书的历史根据。故事并不全属虚构的子虚乌有。早在南宋，《宋史？徽宗本纪》中曾记载： 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东京、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王偁的《东都事略？侯蒙传》说： 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李■在《皇宋十朝纲要》里亦载同样的事。这些记载，又见于元人编撰的《宋史》。由此可见，北宋末年，确有一支被称作 盗 的宋江义军，他们所向披靡，锐不可挡，震惊朝野。关于义军的结局，历来众说纷纭，记载不一，有的说被张叔夜招降了；有的说被折可存平定；有的说招降后被利用去讨方腊。宋人洪迈《夷坚志》曾载一事：宣和七年，侍郎蔡居厚 疽发于背 而卒，在地狱受刑， 痛苦不堪忍 ，让人传话给他的妻子，其妻哭诉： 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因此，梁山英雄们的下场可能是十分悲惨的。
　　要创作出长篇巨著《水浒传》，光凭这些零星而残缺的材料是不行的。
　　民间流传的关于 水浒 的故事，则充实了《水浒》的内容。宋江这支队伍的影响颇大，事迹在民间曾广泛流传，传者不免增益、渲染，久之，一则则自成段落的故事不断产生了。宋末元初人罗烨的《醉翁谈录》曾载有当时说话艺人讲演水浒故事的《石头孙立》、《戴嗣宗》、《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这说明水浒故事已成为艺人讲述、演唱的重要内容了。值得注意的是宋末遗民画家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及序。龚开在序中说：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虽然作者把水浒人物写成流氓盗贼的面目，但也说明了宋江的故事引起士大夫的注意。
　　龚氏把三十六人绘成画一并题赞，透露出当时独立的英雄故事有成篇成串的趋势，《赞》中三十六人名号已与《水浒传》三十六天罡十分接近。与之几乎同时的无名氏的《大宋宣和遗事》，虽内容简单，只是说话人的提纲，但其为我们展现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是现存讲说《水浒》故事的最早话本。《遗事》逐年编排，记述了三十六人的事迹。其情节可分为三大段和一节结尾。第一段写杨志卖刀。叙述杨志等十二指使，在杨杀人被发配时，其他十一指使劫走杨志，往太行山落草。第二段写劫生辰纲。叙晁盖等人劫十万贯运往京师的生辰纲，宋江预先透露追捕晁等人信息，晁等人邀杨志同往梁山泊。第三段写杀惜聚义。宋江杀死了得知秘情的淫妇阎惜婆，邀齐三十六英雄聚义。最后一节交待了朝廷派张叔夜招安英雄；后遣宋江平定方腊，封节度使。《遗事》的故事，成了后来《水浒传》宏伟结构的主体骨架。
　　水浒 故事在元代继续发展，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等记载，元代已有大量的水浒题材的杂剧剧目，如《黑旋风双献功》、《同乐院燕青博鱼》、《都孔目风雨还牢末》、《争报恩三虎下山》等剧， 水浒 英雄已由原来的三十六增加到一百零八，所谓 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 ，明确了梁山泊有 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 和 替天行道 的忠义堂，其中有的英雄人物如李逵、燕青等已有了生动的描绘。因此，水浒故事传至元末，大致形成了今本《水浒传》的规模，最后由作家施耐庵完成了这部伟大作品。
　　施耐庵的生平事迹，保存下来的可靠材料很少，传说亦不一。１９５２年《文艺报》上曾载《兴化县续志》中施氏的 墓志 和 传记 ，目前只可供参考。 施耐庵原名耳，白驹人，祖籍姑苏，少精敏擅文。元至顺辛未进士，与张士诚部将卡元亨相友善。士诚善甲兵，……元亨以耐庵之才荐士诚，屡聘不至。迨吴称王，乃造其门，家人不与见。士诚入内，至耐庵室，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所著为《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也.耐庵以侍奉老母为由仍不就职， 士诚不悦，拂袖而去。耐庵恐祸至，乃举家迁淮安。明洪武初，征书数下，坚辞不赴，未几，以天年终.《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现在可以看到的较早的版本，如明嘉靖本残本和天都外臣序本，都题署为 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编修.据明高儒的《百川书志》和明郎瑛的《七修类稿》记载，也有关于《水浒传》作者之说，或为施、罗合著，或为施独著，但究竟为谁，尚难定论。同时《水浒传》历来有郭勋的百回本，袁无涯的百二十回本，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推断： 比郭氏本出，始作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 ，他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最后艺术加工的作家。
　　（二）《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是我国古典小说中反映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由于其成书过程中所选取的材料内容复杂，作家世界观的矛盾，成书后不同思想倾向的文人又润饰和修改，它的思想内容较复杂。但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的一面镜子，是中国封建社会尤其北宋末年的历史缩影。全书的精华所在，即揭示了 官逼民反 的道理。
　　《水浒传》着重揭露了封建统治的腐朽，挖掘了农民起义的根源。作品把视角伸向了封建统治阶级身上，没有从经济关系上描写阶级斗争，作者这样写，便于通过对统治者——上到皇帝，下到地方上的土豪恶霸的罪恶的剖析，表明 乱自上作.全书首先出场的重要人物即为高俅，他作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是贯穿于全篇的一条黑线。他原是个 帮闲浮浪 之徒，只因踢得一脚好球，受到了皇帝的赏识， 没半年时间，直抬举他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高俅一上台就仗势欺人，与蔡京、童贯之流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无恶不作，大小官吏，多为其亲友朋党。他布置了一个个陷阱，把安于现状、甘受凌辱的林冲逼上梁山，他典型地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本质和罪恶。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徽宗，原也是 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 的人物。再加上仗着蔡京 泰山之恩，提携之力 ，在大名府尽量搜刮钱财，送给东京为丈人做寿的梁中书，最高统治者若此，地方官吏可想而知。各个州县布满了贪官污吏，他们同朝中权贵相勾结，恣意盘剥人民。梁中书的十万贯的 生辰纲 ，是多少人民的血汗所换来的；小小的阳谷县知县，就任两年半，就搜刮了大量的金银，作为晋升的资本；此外如孟州知府、登州知府、东平知府、江州知府等，一个个贪赃枉法，虐民害物；还有一批胥吏僚佐，衙役公人，为虎作伥的鹰犬爪牙如陆谦、董超、薛霸，见钱眼开，无恶不作。在社会的基层，还有一些地主恶霸，流氓无赖，如张都监、蒋门神、郑屠、祝朝奉、毛太公、西门庆等人，他们或占人妻女，或据人钱财，交结官府，独霸一方，鱼肉乡里。这些从上至下的害人虫，构成了一张巨大的恶势力网，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梁山泊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一个现实的背景下展开的。
　　小说不仅写了下层劳动人民如李逵、阮氏三兄弟奋起反抗，也写了如柴进、卢俊义这些原是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人先后卷进了农民起义军的行列。作品通过林冲、武松等一大批英雄被逼上梁山经过的描写，具体生动地说明了 官逼民反的必然性。林冲这一形象尤其具有典型性。
　　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地位不算低。他有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庭，美丽坚淑的妻子，教头的地位，优厚的享受，又造成了他安分守己、委曲求全而怯于反抗的性格。如要他改变这种性格，则只有毁坏这束缚他的一切。
　　先是高衙内看中了他妻子，公然调戏，他虽感耻辱却不敢发泄，只是冲散了事。后来高俅父子步步紧逼，多方陷害，他被发配充军，这时他虽感到负冤含屈，仍未起而反抗，甚至在草料场还存修屋苟安的打算，但恶势力又构陷阴谋，高俅一伙，唆人烧掉草料场，在一点退路都没有，家破人亡，原先的链条都松解了的时候，长期以来，那被埋没的英雄本色，那 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小人之下 的闷气，那长沉心中的冤气和怒气，终于火山爆发般发泄出来，手刃仇人，并最后成为义军队伍中比较坚定的一员。
　　打虎英雄武松对官府也同样存有幻想，后来恶势力的步步进逼，使他抛弃了对官府的幻想，于是大闹飞云浦，血贱鸳鸯楼，上了二龙山。作品就是通过这些生动的故事，深刻地揭示出黑暗的社会和反动的官府，把善良的人逼上铤而走险的境地。
　　《水浒传》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起义英雄的光辉形象。作者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历来被视为 盗贼草寇 的梁山英雄，歌颂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和优秀品质，歌颂了梁山泊的农民政权，作者给予充分的肯定，寄托了自己的社会理想。
　　在一系列的群英谱中，李逵和鲁知深的形象最为光彩夺目。鲁智深原为渭州经略府的提辖，既无家小，又没产业，无牵无挂，又处于社会的下层，他对社会上的压迫和不平，怀有强烈的愤懑，他的思想性格和社会现实的冲突，使他主动向社会的不平发动进攻， 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 ，这是他反抗精神的高度概括。在酒楼上遇到金翠莲父女，了解到他们的不幸遭遇，只是为了同情，三拳打死了郑关西，给人有痛快淋漓之感。当他逃到五台山做和尚时，萍水相逢了林冲，但痛恨高太尉对林冲的陷害，挺身而出，定要让高俅吃他 三百禅杖 ，不计个人安危，大闹野猪林，最后和尚也做不成，上二龙山落了草。 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 是其行动的信条。
　　李逵出身于农民家庭，在江州牢里做一个小牢卒，社会地位十分低下。
　　他对社会的恶势力像一团仇恨的火，又似一股强劲的旋风。他上梁山很主动，无丝毫勉强，大闹无为军后，是他第一个响应宋江上梁山的计划，李逵跳将出来大叫： 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 他对统治者从来没存过幻想，当柴进准备据 明主的条例 和强占他花园住宅的殷天锡打官司时，他却说： 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都砍了。 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律制度，什么大宋皇帝，在他眼里，均一钱不值，他说： 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宋皇帝，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这种彻底的革命精神，使他成为梁山英雄中最突出也最坚决的反招安派，他大闹菊花会，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大叫道：' 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后来他把招安的圣旨扯得粉碎，多次打乱宋江招安的计划和部署。宋江受了招安后，他还屡次要反上梁山，甚至在他死后，大宋皇帝还梦见他，被吓得一身冷汗。
　　但这个想杀尽一切贪官污吏的黑旋风却对自己的弟兄和受苦的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宋江关在牢里，是他 寸步不离 ， 早晚在牢里服侍 ；江州劫法场时，他最先从酒楼上赤条条地抢起板斧跳下去；高唐州救柴进时，他只身下井；当他在荆门镇听说宋江抢了刘太公的女儿，即使平日最敬爱宋江，他也立即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因为他敬爱宋江的基础是宋江热爱人民，把农民大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在沂水县，遇上剪径的假李逵时，因误信其家中有八旬老母需要赡养，他不但不杀李鬼，反以十两纹银相赠。作者写了他的纯朴天真，朴实善良，嫉恶如仇的一面，也描写了李逵的莽撞、急躁、头脑简单、不讲策略等缺点，但正是这些缺点，才使李逵的形象更加丰富、逼真、令人喜爱，而且这些缺点同他的优秀品质相比，毕竟也是次要的。
　　除鲁智深、李逵外，梁山英雄好汉们都各有美好的品质和出众的才能。
　　如宋江是忠义的化身，吴用为智慧的代名词，武松的英武义侠，燕青的机灵多能。其他的如阮氏三雄、解珍、解宝、张横、张顺、石秀和顾大嫂等人物都各有特色，他们都是些 不怕官司不怕天 的好汉，也正是他们，组成了这支义军的中坚力量。
　　作者把这些被视为 强盗 、 劫贼 的人们，描写成心地纯洁，道德完善的典型，塑造成人人喜爱的好汉，为下层人民伸张正义的英雄，同时作者还赋予他们许多优秀的品德，如急功好义，扶困赒贫，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为正义敢于抛头颅洒热血。同那些丑恶不堪言的帝王将相大小官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把改变现实的理想寄托于这些人的身上。这种创举是其他任何小说也无法比拟的。
　　《水浒传》不仅描绘了一群 新人 的形象，同时作者还构造了与现实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令人向往的乐土。作者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式，这里最吸引人的是 论秤分金钱 、 论套穿衣裳 ， 大块吃肉 、 大碗喝酒 ，这里真正是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 ， 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这里不论贵贱，一律是兄弟，这里 随才器使 ，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梁山即为个体农民所向往的地方，虽然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但正因无法实现，对后世的影响才越大，尤其对农民的反抗斗争起着巨大的鼓舞作用。
　　《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起义的结局，形象地再现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命运，对后世的农民革命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我国历史上多次的农民起义都是失败的，他们总是在革命中或革命后被地主利用，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他们的命运不外乎三种：一是被镇压；一是投降；一是领袖当皇帝，建立新王朝。无论哪一种形式，实质上都是失败。
　　历史上宋江投降也在史籍中可找到根据，鲁迅先生说： 百八人渐聚梁山泊，打家劫舍，后来受招安，用以破辽，平田虎、王庆，擒方腊，立了大功。最后朝廷疑忌，宋江服毒而死，终成神明。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如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受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 这是鲁迅先生分析了为什么会有宋江受招安。这主要从时代背景与成书过程来分析。
　　从小说本身的具体描写来看，义军走上招安投降，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因义军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招安的，而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武装力量处于鼎盛时期主动投降的，这种情况与义军领导人宋江的思想和其路线有关，与小说所宣扬的 忠义 思想有关，与作家本人的世界观也有关系。
　　宋江的思想性格存在着严重的二重性。一方面他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同情和了解下层人民，对贪官污吏憎恨， 济人贫苦，赒人之急 ，具有反抗精神。另一方面，由于出身于地主家庭，本身又是个 刀笔小吏 ，受过系统的封建教育，存在着浓厚的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这就使他在斗争过程中存在妥协性和动摇性，他 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所以他一面在行动上放晁盖，内心上又认为他们的行为 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杀阎惜婆是其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以后经过多次的曲折，他终于上了梁山，发挥了他的才能，使梁山事业大为兴旺，但他还是 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 ，向往招安后的 封妻荫子，青史留名 ，并把梁山的事业说成是 造恶甚多 ， 误犯大罪 ，他把梁山义军的一切胜利，作为日后接受朝廷招安时讨价还价的筹码。
　　从梁山的英雄人物来说，义军受招安也不足为奇。如以革命最坚决的李逵为例，他既反贪官，也反大宋皇帝，要 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可是夺位之后怎么办？还是由新的晁盖做皇帝，可见他反对的只是些他心目中的 坏皇帝 ，却拥护晁盖宋江这些他心目中的好皇帝，皇权思想仍支配着他。像其他英雄如阮小五、阮小七所唱的 酷吏贪官都杀尽，忠心报答宋官家 的山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倾向就更明显。这些都说明梁山义军们的目标是比较模糊的，他们的被利用，被招安也是情理中事。
　　作者对招安的处理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接受招安是 同心报国，青史留名 的好事，从而极力地歌颂，因此对宋江一再称为 有仁有义 ， 忠义报国 ；另一方面，他又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描绘了一幅义军受招安后的悲惨图景：这不仅表现在李逵、鲁智深等人的反招安、反投降的斗争中，也表现在义军所遇的种种悲惨遭遇上，他们虽然打起了 顺天护国 的旗号，去为统治者镇压其他义军，但征方腊之后，一百零八个梁山英雄也只剩下二十七名，就连这仅存的二十七名，或被排挤回家，或求闲自去，或被奸臣毒死，或自缢身亡，生气蓬勃的义军就这样冰消瓦解了，一个个令人可亲可敬的英雄化作一抔黄土。小说在七十回后充满了浓郁的悲剧气氛，在客观上使人们不寒而栗。
　　小说还大力宣扬了 忠义 的思想。 忠 即忠于大宋朝廷，《水浒传》全称为《忠义水浒传》和梁山泊的聚义堂被改为 忠义堂 都明显地表现出忠的思想。这是与当时作者身处元末社会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元朝的民族压迫，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从此观点来看，作者甘愿牺牲义军所艰难缔造的事业接受统治者的招安，宣扬 忠君 的封建正统思想。宋江认为大宋皇帝 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 ，所以他的两个主要任务由九天娘娘下达： 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 ，甚至在被毒死前还愚忠不改当初： 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至于 义 ，《水浒传》所描写的 义 比《三国演义》增加了新的内容，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主要指被压迫者之间的相互帮助的关系。鲁达抱不平，李逵要杀宋江皆为 义 ，东溪村小聚义，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梁山英雄大聚义，都是为了 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但作者始终把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 义 置于 忠 和 孝 的下面，使之服从于 忠 和 孝. 忠义堂 是忠 置于前；宋江带花荣等人投奔梁山时，一封父病故的假书信，明知有诈，他却抛下大批人马 飞也似独自一个去了 ，当 义 和 孝 发生矛盾时，重孝 而轻 义.《水浒传》细致而生动地描绘了农民起义如何从零碎的复仇星火发展到燎原之势的过程。
　　《水浒》描写了梁山起义兴败的全过程。开始于个别人单个的反抗，如劫富济贫，抱打不平，报仇雪恨，除暴安良，惩治贪官污吏，塑造了鲁智深、林冲、武松这些被逼而反的义军英雄，他们的抗争行动，已使官僚、地主闻风丧胆。但单个的反抗毕竟不能构成重大的威胁。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由个人的反抗走向联合的斗争，智取生辰纲是初步的联合，清风寨报仇，更多的好汉走到了一起，此后如少华山，二龙山，白龙庙，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最后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是武装力量的全盛时期。梁山英雄 排座次则是起义事业发展到顶峰的表现：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何等雄壮，何等威武，他们不仅纪律严明，英雄善战，赤心肝胆，而且治理有方，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震撼了封建王朝的统治。
　　（三）《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是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不仅因为其在思想内容的丰富上，也由于其艺术上的成熟，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腰斩《水浒》的金圣叹对其艺术技巧也推崇备至，他把施耐庵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并列，称《水浒传》为 第五才子书.他认为《水浒传》 所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 ， 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奇本事 ； 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 ， 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此为确论。《水浒传》继承并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并把二者结合起来。
　　《水浒传》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全书出场的人物在八百以上，着力描写了梁山１０８位英雄，这其中又突出地刻画了宋江、李逵等二十几个个性鲜明的、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作品所表现的巨大的历史主题，就是通过对人物的歌颂和描绘来展现的。
　　在人物塑造上，作品紧扣人与环境的对立，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让人物随着现实环境和生活经历的发展而发展。不是将人物的性格定型化、凝固化。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劳动人民 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 的愿望，以及各种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书中人物性格发展的环境。宋江本是孝义黑三郎，是道德的遵守者的典范，但由于环境的逼迫，他成了与朝廷对抗的义军首领，又由于地位、环境的变化，他又率领义军走向了末路，成为朝廷的降将。他性格的发展既有连贯性，又有转折性，他的变化，都有其生活发展的轨迹可寻。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虽他们上梁山的道路不同，但他们性格的发展都合情合理。在风雪山神庙前，林冲是那样的忍让，委曲求全，甚至董超、薛霸要害他性命时，只要他还活着就要为他们说情。但当环境逼得他生而无门时，他由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一变而为桀骜不驯，杀了富安、陆虞侯等人，逃出山神庙后，因老庄客不给酒喝，他把手中枪在火炉中只一搅，老庄客的胡须被烧，庄客们被赶走，自己却 快活吃酒 ，一直到火并王伦，他这种反抗的性格发展到了顶点。杨志在失陷花石纲时，仍不改 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 的生活目的，他不择手段地求官，不肯 玷污清白 而上梁山，比武场上逞能斗狠，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这一切表明他在极力地厮杀争取向上爬。当生辰纲被劫，功名无望，生命有危险时，他只得上了二龙山。武松由对官府的幻想，到与之彻底决裂，也有一个非常合乎情理的发展过程。这比《三国演义》中人物的定型化则是一个突破。
　　《水浒传》不仅写出了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不同人物的性格，同时还写出了身份、经历基本相同的人物的不同性格，写出了基本相同性格的人物之间的细微差别，注意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做到了 同中有异 ， 异中有同 ，突出这一个.如林冲与杨志，写林冲时表现更多的是其软弱性，写杨志时，更多地描绘其奴才性。鲁达和李逵，虽基本性格有某些相似处，但同是粗鲁，鲁达是性急，李逵是使气，同是耍心计，鲁达是老练，李逵是老实。还有一种对比是把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物放到一起，如西门庆事件中，何九叔与郓哥形成极鲜明的对比，何九叔世故，机变而又怯懦，对西门庆的胡作非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在躲不开时，又处处给自己留下退路；郓哥则初生牛犊不怕虎，采取主动的态度来打不平。正如金圣叹所说：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拘勒，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处说，焦梃粗鲁是气质不好。 《水浒传》还善于选择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人物，显示人物的思想性格。鲁智深打死郑关西后认郑 装死 ，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又不敢落下的动作，宋江吟诗的郁闷不得志的表现，都通过人物的行动、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进一步深化人物的性格。这里虽然没有静止的纯心理描写，但作者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交融在一起。在 劫法场石秀跳楼 中作者这样写道： 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 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 ……
　　石秀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 石秀虚张声势的语言，几个异常敏捷的动作，刻画了他的机智、果敢、临危不惧的性格。这种描写人物的手法，是同作品脱胎于说话和民间传说有关，是中国传记文学和话本小说的传统手法的继承。
　　《水浒传》在描写人物时还注重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这是它比《三国演义》又一进步的地方。如武松打虎时，老虎的一按、一扑、一掀、一剪、一兜，武松的一惊、一闪、一躲等细节，渲染了这场恶斗的气氛，表现了武松的神力和英武、机智和勇敢。此外像周通逃命时，慌忙中跳在马背上却不曾解开缰绳，武松痛打蒋门神，郓哥帮武大郎捉奸等情节，都不仅突出了人物的个性，而且增强了作品的生活气息。
　　此外，《水浒传》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把人物高度理想化，不仅表现了现实主义艺术的高度成就，同时也体现着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作者不为人物的现实条件所束缚，而是从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出发，赋予梁山英雄更高的精神境界，并把自己强烈的爱憎感情熔铸于人物身上，使他们具有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险的乐观精神。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石秀法场救出卢俊义，作者都用了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对英雄的本质特征加以渲染，使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无畏的英雄气概更为感人，把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在人物描写上一定程度地结合起来。
　　《水浒传》是我国早期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它继承发展了平话的结构方式，以梁山英雄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为主线，以北宋末年整个社会为生活场景，描绘出梁山农民起义的宏大场面。
　　作品从高俅发迹始至梁山义士魂聚蓼儿洼止。全书总的结构特点是：单线发展，小说通过梁山主要英雄的故事的衔接展开情节。每个英雄的故事独立成篇，是个人的性格发展史，但全书不是众多英雄故事的简单缀合。它不但始终贯穿着统一的反封建统治的思想线索，而且人物之间互相勾连，前一人物引出后一人物，前一故事引出后一故事，每个人的故事都是整个链条中的一环。例如由高俅的发迹，引出王进夜奔，王进又引出史进，史进引出鲁达，鲁达引出林冲，林冲引出杨志，杨志引出晁盖等人，再由晁盖等人引出宋江，由宋江引出武松，梁山主要英雄的故事都是这样一环套一环逐个引出来的。作者所以这样安排，固然是继承了 话本 表现的手法，主要是由作品内容决定的，通过不同人物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来展示起义斗争的广阔画面。小说结构的完整还表现在作品开端、高潮、结尾等精心的安排上。
　　必须指出的是小说七十一回以后是采用平行推进的方式来展开情节，由受招安引出征辽，由征辽又引出征田虎、王庆、方腊的故事。这无论人物形象刻画和情节处理都游离于全书之外，显然是后人增添的。
　　《水浒传》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在运用语言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宋代以来 说话 的语言艺术，全用当时的口语，并且还用了不少当时的方言俗语，它与《三国演义》那半文半白的语言相比，无疑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使文学语言更接近人民，也更富于表现力。
　　其语言特色之一，在于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无论是叙事或刻画人物，往往寥寥几笔，就达到绘神绘形、绘声绘色的地步。如宋江在菊花会上令乐和唱的《满江红》： 望天王降诏，早招安 时，武松、李逵、鲁智深三人均反对，但三人语言各有特色：武松叫道： 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 黑旋风便圆睁怪眼，大叫道： 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鲁智深便道： 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上，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自去寻趁罢。 说的是一件事，但 人有其声口 ，武松直爽诚恳；李逵莽撞粗鲁；鲁智深不失粗中有细，道理深刻，语带凄凉。又如杨志卖刀时遇见的泼皮牛二， 只见远远地黑凛凛一条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攧撞将来 ，几句话，把凶形毕露，醉态可掬的牛二形象准确地勾勒出来了。其他人物如西门庆、镇关西，同是市井地痞，身分不同，语言也各异，达到了闻其言而知其人的艺术境界。
　　其次表现在，叙述语言的形象性，运用语言的准确和富有表现力。鲁智深三拳打死郑屠，分别用 油酱铺 、 彩帛铺 、 水陆道场 三个比喻，再从味觉、视觉、听觉三方面，把此经过准确生动地表现出来。又如鲁达打店小二，鲁达大怒，揸开五指，去那店小二脸上只一掌 ，用 大怒 、 揸 等词，把鲁达的怒、神武和盘托出。
　　此外，《水浒传》还安排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情节。作者围绕官逼民反的主题选择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帮助人物形象的刻画，推动了故事的向前发展，同时还增添了作品的生动性和曲折性，增添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当然，《水浒传》也非尽善尽美的作品，在艺术上也有美中不足之处：人物塑造的不平衡性，英雄们在上山之前的描写都很精彩，但上山以后，大都缺少动人的描绘；迷信和神秘色彩的渲染，战争场面的单调、繁琐，有些情节缺少真实性等。
　　（四）《水浒传》的影响
　　《水浒传》自问世以来，家喻户晓，产生了巨大而多方面的影响。
　　就其社会影响而言，首先它对明清的农民起义产生过巨大的鼓舞作用。
　　几百年来，水浒中那些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一直活在人民中间。他们如一团烈火般的抗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成为人们精神上的巨大支柱，激起人民的抗争热情。李自成、张献忠、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农民起义，甚至民间组织天地会，无不受其影响。张献忠就曾 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刘銮《五石瓠》）。太平天国军队的策略 其裁取《三国》、《水浒》为尤多.（张德坚《贼臣汇纂》）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胡林翼也说： 草泽中全以《水浒传》为师资，故满口英雄好汉，而所谓奇谋秘策，无不粗卤可笑。 （醒醉生《庄谐杂录》）反映人们道出了《水浒传》的客观影响情况。正因如此，明代的崇桢、清代的顺治、康熙、乾隆、嘉庆、咸丰、同治等皇帝，曾多次禁毁《水浒传》；至于一些封建文人则诬蔑其为 诲盗 之书， 妖言惑众 ，甚至咒骂作者施耐庵， 子孙三代皆哑.如此的闹剧，可见统治者的底气不足色厉内荏了。恶毒者可谓道光六年，封建的御用文人俞万春作《荡寇志》，想以此来抵御《水浒传》的影响。金圣叹的腰斩《水浒传》，大概也出于封建统治思想的支配。但这些都徒劳无益，《水浒传》已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以至于流传至今。
　　中国古典小说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为直接源头，经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水浒传》的问世，使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得到了总结、提高，它和《三国演义》一起，共同促成了章回体小说的定型。不仅如此，它还发展了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开辟了创作的新领域，第一次以农民起义者为小说的主要人物。
　　《水浒传》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对后世的文学，尤其是小说、戏剧和民间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明清的小说创作。在它的题材的影响下，产生了《水浒后传》，《后水浒传》、《结水浒传》。《金瓶梅》就是以《水浒传》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为线索，敷衍扩展而成；沿其历史小说的体例，《说唐》、《杨家将》、《说岳》等许多小说问世；在它的结构影响下，《儒林外史》明显地受其启发。从此，小说——被封建文人轻视为街谈巷议的不入流的鄙俚之辞，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文学的大雅之堂。在戏剧方面，《宝剑记》、《义侠记》等有关水浒的剧目，都应运而生。
　　民间文艺中吸收《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更是多不胜举，直至今日，戏曲、影视改编的有关《水浒》的故事仍屡见不鲜。《水浒传》不仅为后来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而且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上，尤其是英雄人物的塑造，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水浒传》问世不久，就流传到日本并译成日文；三百多年前，《水浒传》就被译成朝文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字，到１９世纪中叶，又传入欧、美。
　　《水浒传》已成为全世界人们所共有的宝贵财富。
　　五、成化至隆庆时期文学
　　从宪宗（朱见深）成化年间至穆宗（朱载■）隆庆年间，即公元１４６５-１５７２年，前后共１０８年。这一时期的文学比起前一时期的文学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古文诗词仍然处于衰退的过程中，而戏曲、小说正进一步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一）社会政治、经济对文学的影响
　　经过明初较长时期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国内外市场的开拓，成化以后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 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商贾既多，士田不重。
　　操赀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竟。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未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奚有厉，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 一幅封建经济节节败退，商品经济节节生长的图景。传统的生产关系及社会面貌遭到了无情的践踏。农作物产量提高，经济作物推广，加上棉织业和丝织业等手工业发展，商品化倾向明显。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工商业城市繁荣，商业资本活跃，在明中期某些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一方面必须有较大的作坊主和商品，另一方面又要有脱离生产资料，具有人生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两者在市场上的结合，资本主义关系即萌芽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市民阶级壮大了。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 自由 的雇工，因此他们比较注重个性，与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农民有着本质区别。这影响到人们的心理、生活方式，也会影响到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哲学思潮。
　　明朝初年，明太祖规定：宦官不准识字，如干预政治则斩。由于朱棣起兵时，曾得宦官帮助，从此宦官渐次被用，为了强化君主专制统治，明成祖给予宦官一定的权力，掌握厂卫，有批红权。成化时，宦官汪直专权，武宗时，刘瑾当权，刘瑾可以把大臣的奏章带回家中去处理，气焰之大，可以想见。当时北京的城内外都传说，有两个皇帝，一个是朱皇帝，一个是刘皇帝。
　　刘瑾有家产黄金２４万绽又５７８００两、银５００万绽又１５８３６００两，其中大部分是文武官僚所敬奉。这样一方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少数民族也有了可乘之机，土木之变是必然之事。弘治、正德时期政治更加腐败，武宗沉溺玩乐，娇饰雄武，不理朝政；世宗信奉道教，成神成仙；虽穆宗有所振作，但积久难返，不能挽救面临的政治危机。内忧必有外患。世宗时有两大问题：一个是鞑靼南下，而严嵩却任凭鞑靼在北京城外来去自由地劫夺；又一个为倭寇，戚继光的抗倭改变了局面。
　　随着政治上的腐败，土地兼并也日益严重。中国人历来重视土地。因为在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下，人们终日忙碌奔波，也仅能糊口，对于他们来说，土地就是生命，离开或失去土地，就意味着贫穷与死亡。这便养成了人们安土重迁，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性格。这种对土地独特的依恋，成为社会安定或混乱的原因，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所在。所以当地主阶级兼并农民的土地，农民流离失所时，必然起而反抗。再加之赋税、差役的加重，更加重流民的问题，而明不准流民来扰乱社会秩序，人民无路可走，起而反抗。刘通、石龙、李原、刘六、杨虎纷纷起义。
　　统治阶级集团中正直的士大夫，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延缓封建社会的衰老，从政治、经济、文化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最有持久力的最实用的即为提倡复古。因此这时期文坛中的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也特别激烈。
　　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代表着市民阶层朦胧个性要求的王阳明 心学 的哲学思潮，冲击了程朱理学的长期统治，加之以王艮为首的泰州派对程朱理学的冲击，对动摇长期以来的理学统治地位有一定的作用。
　　文学上，发生了鲜明的拟古与反拟古主义的斗争，也出现了许多文学小集团或文学流派。诗文领域里，前七子、后七子，吴中派，唐宋派，各自阐述着自己的理论主张，或继承或批斥。戏剧领域，南曲与北戏，传奇与杂剧争奇斗艳。散曲领域，有豪放和婉丽两种不同的风格，各领风骚。
　　（二）诗文
　　１。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弘治、正德年间，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土地兼并严重，外族威胁，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理学占统治地位，明初制定并推行的八股取仕制度，日益成熟、定型。广大的读书人整日埋头于八股文中，以求一第，无暇他顾，这一切都束缚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加之诗坛上盛行的是大官僚用来粉饰太平的台阁体， 白草黄茅，纷芜靡蔓 与道学家高谈性理的性气诗， 击壤打油，筋斗样子 造成了文学的衰落，严重阻碍了诗歌的正常发展。面对这种情况，一些较有眼光的知识分子，迫切要求改变政治，革新文风。这样哲学思想上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运动，文学上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形成一股很大的文学复古潮流。在前七子的冲击下，台阁体逐渐衰落，而道学体仍很盛行。到了嘉靖、隆庆年间，外患更甚，社会矛盾进一步复杂尖锐化，明朝的统治日益腐朽不堪，在文学上出现了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再一次展开复古运动，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桢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其中李、何最著名。他们鄙视西汉以下的所有散文及中唐以下的所有诗歌。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他们文学主张的基本点在于以古代各种文体典范作品为榜样，全面振兴正统封建文学，以佐王朝之主张。
　　前七子多是在政治上敢与权宦作斗争，反对朝廷腐朽政治的正统文人。
　　《明史》称李、何等七子皆 卓视一世，而梦阳尤甚。 齐世宁在《何先生景明传》中亦云七子 忧愤时事，尚节义而鄙荣利，并有国士之风.李梦阳（１４７２- １５２９年）字献吉，又字天赐，号空同子，甘肃庆阳人。
　　出身寒微，弘治七年中进士，弘治十一年出任户部主事，后迁郎中。因弹劾 势如翼虎 的张鹤令，被囚于锦衣卫，出狱后，李遇张，扬马鞭打落其两齿。正德六年，因与尚书韩文密谋尽除刘瑾等八虎，先后两次下狱，赖康海说情得释。刘瑾败，复升任原官，后因替朱宸濠写《阳春书院记》而削籍，有《空同集》６６卷。
　　李梦阳的文学主张倡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之说，以反对雍容华贵，毫无内容的台阁体。他在《潜虬山人记》中写道： 山人曾以诗视李子，李子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矣。 要求学习古代优秀作品的高尚风格，同时又要出以真情。
　　他强调 法式古人 ，如 摹临古帖，即太似不嫌。 这种像临摹古帖似摹仿古人作品，必然产生许多假古董式的作品。他甚至认为仅改动古人作品中的几个字，就算是自己的拟乐府诗了。他过于强调格调、法式，未能从复古中求得创新。在与何景明的辩论中，他更意气用事，论点偏颇，《再与何氏书》中说：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摹临古怪，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 导致刻意古范，泥古不化的流弊。这样，反而扼杀了诗歌创作的生机。直至晚年他有所悔悟，在《诗集自序》里，他赞同 真诗乃在民间 这一论断，承认自己的诗 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 ，并非真诗。
　　他创作的乐府和古诗较多，其中不乏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且寄寓了作者那无法施展的政治改革理想。在《朝饮马送陈子出塞》中： 万里黄尘哭震天，城门昼闭无人战。 道出军队之腐败至于斯。 今年下令修筑边，丁夫半死长城边。 直书出人民的悲惨处境，苍劲沉重。更有揭露飞扬跋扈的宦官，只因 前径狭以斜，曲卷不容车 ，于是出现了 大兵拆屋梁，中兵摇楣栌，小兵无所为，张势骂蛮奴.这里一系列的动作，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骄横无理之态，栩栩如生，以狗腿子的嚣张来刻画那未出场之人。
　　《玄明宫行》通过玄明宫的盛衰，抨击了宦官的穷奢极欲。
　　李梦阳在乐府歌行方面，艺术上也有相当成就。但斧凿雕琢之痕太显。
　　七律诗《舟次》、《春墓》等篇用词 精警自然 ，大都雄浑健拔。王维桢认为 七言律诗自杜甫以后，善用顿挫倒柱之法惟梦阳一人。 何景明（１４８３- １５２１年）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河南信阳人。
　　弘治年间，２０岁中进士，授中书舍人，曾因上书指控刘瑾而被免官。正德十六年复职，后为陕西提守副使，与梦阳齐名，有《大复集》３８卷。
　　何景明的诗文主张基本上与李梦阳相同，如他以为 近诗以盛唐为尚。
　　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 （《与李空同论诗书》）
　　但也有不同的地方，他认为作诗不应该 刻意古范 ， 独守尺寸 ，而主张要 领会神情，临景结构，不仿形迹 ，曾与李激烈争论。他在《述归赋》中披露自己 于古人之文，务得其宏伟之观，超旷之趣 ， 不坠古人之余烈 ，因而产生了颇大影响， 四方学士咸愿知先生，车马填门巷.（《何大复先生年谱》）
　　何景明的诗作有一定的现实性，表达了自己对黑暗政治的不满。如《盘江行》等诗揭露了官军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玄明宫行》则讥讽了宦官的擅权、奢欲。他的诗重才情，较之李梦阳，清新俊逸，秀朗雅谐，如《平坝城南村》、《侠客行》等。然复古摹拟之弊，仍明显存在，对后世诗文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其余五子的文学主张虽也不尽相同，但都反对 台阁体 和 八股文 千篇一律的风气，提倡 秦汉文、盛唐诗 ，主张 刻意范古，铸形宿模.其作品也以诗歌为主，多为唱酬赠答及送别怀人之作，内容狭窄，思想贫乏，且又一味摹拟剽窃，无个人独创，少数抗时感事之作，不满时政，则具特点。
　　李梦阳诗重气魄，追求雄奇豪放，何景明诗重才情，偏重于 清俊响亮.徐祯卿诗长于七绝，其诗论颇多精辟独到之处，非李、何所能及。康海、王九思诗多率直之作，但他们的主要成就在散曲、杂剧上；边贡，王廷相也有清圆、明快的短诗可读，却无甚特色。七子中，何景明的思想较为自由，诗歌成就也较大，李梦阳复古观点最为顽固，摹拟痕迹也最为严重。
　　前七子提倡盛唐文学，有其渊源。早在宋末，严羽即主张学诗应 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沧浪诗话？诗辨》）
　　盛唐诗人尤其是杜甫之诗一向为宋金元一些有识之士的学习对象。到了明初，林鸿、高棅就正式以盛唐相号召，李东阳也溯流唐诗，推崇李杜，奠定了拟古主义理论基础。故前七子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种传统文学加以系统化、理论化。
　　前七子在服务于教化的前提下，不同程度地重视了文学的艺术特征，带有教化说和审美理论相融合的趋向，但过分从格调方面强调刻意模拟，否定了文学的创造性；甚至将结构、修饰，音调上的问题视为不可变动的准则，也否定了创作中的现实根源，以致发展到后来的模拟成风， 万口一喙 的境地。嘉靖初，诗人薛蕙认为： 近日作者，模拟蹈袭，致有拆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谑。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到了嘉靖、隆庆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人接过前七子的旗帜，与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结社立派，称为后七子。他们的文学主张基本上与前七子的相同，强调 文必西汉，诗必盛唐 ，在他们看来， 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 （王世贞《艺苑巵言》）
　　否定了汉以后的全部文章，并且认为今人只要 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王世贞《素于麟先生传》）他们提出 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王世贞《徐汝思诗集序》）。谢榛也极推赏盛唐诗歌 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稳帖，此声律之渐，而后流于六朝，千变万化，至唐极矣。 （《四溟诗话》）
　　后七子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较长，他们的文学主张也不尽相同，并有所发展和变化。由于前七子的复古理论，一方面有其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又由于内部的斗争，非根本性的错误得以纠正，复古理论仍然有自己的生命力。后七子代表着一种更为圆通的复古理论，促进了文学沿着复古的思路向前发展。其中李攀龙为发起者。
　　李攀龙（１５１４- １５７０年）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身寒门，但刻苦好学，稍长嗜诗歌。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任员外郎、郎中，官至河南按察使。与他人结诗社，《明史？李攀龙传》中说： 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 ，为人孤傲，对于不合者，戒门人不接纳。著有《沧冥集》。
　　李攀龙以继承李梦阳遗志为己任，文学主张与之接近，说 秦汉以后无文 ， 唐无五言古诗 ，强调 引于绳墨 ，反对 法自己立 ，因此他指责唐宋派是 以易晓妄其鄙信，取合流俗，相沾窃誉，不自知其非，及见能为左氏司马文者，则又猥以不便于时制，徒敝精神。 （《送王元美序》）。
　　他的主要观点即为 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 ， 学古人之法而作自己之诗 ，创作只是 摭其华而裁其衰，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出之于笔端而不见迹；未发之语为天地所秘者，创出于胸臆而不为异。 即不摹古人之作却又不变古之立法，不是古人之作却又酷似古人之作，不是拟古而是复古。
　　他持论比其他人都偏狭，其主张也影响了他的诗文创作。他的乐府侍，自视甚高，实则剽窃模拟十分严重，篇篇模拟，句句模拟，王世贞也承认李之乐府诗 不堪与古乐府诗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 （《艺苑巵言》），散文创作则时常有意地佶屈其词，涂饰其字，不堪卒读，无甚佳作，生吞活剥三代两汉， 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 （《艺苑巵言》）
　　但当能稍面对现实，抒情写性时，他创作出一些较好的诗章。如《广阳山道中》 地胜行王事，年饥损吏才，难将忧旱意，涕泣向蒿莱 ，感时伤世，忧念旱灾。在《冬日登楼、九日登楼》、《和余德甫江上杂咏》等篇中，抒发了宦海沉浮的牢骚，有真情实感，如《秋杪登泰华山绝顶》中有： 缥缈真探白帝宫，山峰此日为谁雄，苍龙半挂秦川雨，石马长嘶汉苑风。地敝中原秋色尽，天开万里夕阳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尔深知造化功。 意境开阔，写景抒情，豪放而含蓄。
　　李攀龙的各体诗中，七律和七绝较好，沈德潜品评其《和聂仪部明妃曲》时说： 不著议论，而一切著议论皆在其下。 此诗： 天山雾后北风零，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 意味隽永，静韵深长。但他大部词构思、用词多雷同。
　　王世贞（１５２６- １５９０年）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八年进士，除南京刑部主事，出为山东副使。时严嵩父子擅权，杨继盛因弹劾而被陷入狱，被杀。王世贞因竭力营救忤犯严嵩，严嵩借故杀王世贞父王忬，并罢免王世贞官职，后严嵩败，王世贞官复原职，累官至刑部尚书，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１７４卷，《弇州山人续稿》２０７卷等。
　　（《世说新语补》、《凤洲笔记》、《弇州稿选》、《全唐诗说》、《弇山堂别集》、《弇州山水题拔》等。）他是明中叶文学复古思潮的总结者。
　　文学上持论与李攀龙大致相同，主张 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 ，对于诗，他也认为愈古愈好，一代不如一代。他的主要理论都集中在《艺苑巵言》中。他在《金虎集自序》里说： 夫文章者，天地之精而不朽之盛举也，夫君子得志则精焕而为功，不得志则精敛而为言，此屈信之大变通于微权者也。 王世贞在宦海沉浮的现实中， 敛而为言 ，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文学中。
　　王世贞持论不似李攀龙那样偏激，时露真知卓见。他虽然主张从学古入手，但他又说 捃抬宜博 要 渐渍汪洋 ，最后 一师心匠 ，认为不能一味模仿古人。晚年认识到 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 的道理。同时也觉察到复古的流弊。这位明复古思潮的总结者也赞赏归有光的作品 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 他沿着何景明 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不仿形迹 ，谢榛 夺神气，酿蜜法 的方向，贯彻了复古运动的基本原则，纠正了复古运动中的一些弊病。但成熟、完善的理论必然也是走向瓦解的开始，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这标志着统治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思潮正濒临绝境。
　　王世贞是抱着挽救明的衰微的使命，从而发出了复古之音，对于封建传统文学的衰微，他持非常惋惜的态度，力图振作以佐治。但一个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文学形式，必然出现，他不懂得文学的衰落，正是社会本身的衰落。
　　他在《乐府变》中曾要求诗歌成为一代 信史 ，讥评时事。所以他的诗歌中有不少感时伤世的政治诗。如《钧州变》揭露了贵族藩王的残暴荒淫；《太保歌》中 一言忤太保，中堂生荆棘，缇骑走八方，方方俱太保，太保百亿身，所至倏如归。…… 活现了奸相严嵩炙手可热的声势；《袁江流铨山岗与庐江小吏行》里 不复问诏书，但取相公旨。 严嵩父子横行不法形象也可见一斑。在《正德宫词》中，对武宗沉湎于酒色揶谕讽刺，在《西城宫调》中对成神成仙的世宗也些有微词。在咏史诗中，流露出作者的政治理想，对于 丈夫变名不变心，此心在宋不在身 的文天祥表达了无限的崇敬。
　　王世贞的诗歌纵心触象，有一些颇见艺术功力的佳作。但王世贞始终不忘模拟，陈词滥调，不免淹没了它们的现实内容。李攀龙死后，王世贞独主文坛２０年，声势更大。 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 （《明史？王世贞传》），有所谓 前五子 、 后五子 、 广五子 、 续五子 、 未五子 等等名目。他的拟古主义的恶劣影响是很大的。 自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 （《四库提要》）
　　李攀龙为后七子理论的发起者，但他的理论较零碎，谢榛则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纲领。
　　谢榛（１４９５- １５７５年）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别号脱屣山人，临清（今属山东）人，性任侠，终布衣。声名很高。初与李攀龙、王世贞结诗社，榛为其首，是 后七子 初期的代表人物，后因意见不合，受李攀龙等排挤，于是客游秦、晋诸藩王之间。著有《四溟集》１Ｏ卷，《四溟诗话》４卷。
　　谢榛的文学主张基本上与李攀龙、王世贞相同，论诗以格调为主，推崇盛唐的雄深高远的风格，力图纠正台阁体华靡拖沓之病，他认为： 文随世变 ，有意于古，而绝非古也。 理论上他主张通过拟古而自成一家。他极力推崇和取法李杜等盛唐十四家，但并不盲目拟古，而是要汲取他们的营养来创造自己的诗，发李杜所未发。 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十四家又添一家矣。 （《四溟诗话》）主张 夺神气 ，采用 酿蜜法.但他忽视了现实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决定作用，而只强调从格调、声律上去揣摩盛唐诸家诗，不免也陷入拟古的形式主义之中。他的独特的经历，使谢榛的诗作分为两类，一类是他游历诸王时的愁怀伤世之作，抒发类似乞讨生活、飘零不定的凄清愁苦。如《雨中宿榆林店》： 凉雨何冥冥，黑云复浩浩。
　　山行夜不休，破屋临古道。数口远相投，荒秽不及扫。园荒无主人，马散啮秋草。 表现了旅途困顿的真切感受。另一类为塞外风光的诗作。如《塞上曲四首》、《胡笳曲》、《九月雪》、《冬夜闻笛》等诗，描写了塞外的风貌和作者的情怀。在《送许参军还都下兼寄严家宰敏卿》里： 三关父老且挥涕，当代应多卫霍俦！ 深切的呼唤，真挚的期望跃然纸上。
　　宗臣（１５２５- １５６０年）字子相，号方城山人。兴化（今属江苏）人，生性耿直，不阿权贵。他散文成就较高，风格奔放，少模拟、堆砌，文学主张与李、王等同。他的代表作《报刘一丈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无耻文人奔走于权贵之门，进行投机钻营活动的种种丑态，同时也绘声绘色地刻划了权奸的赫赫气陷，贪污纳贿以及奴才们狐假虎威，敲诈勒索的恶劣行径。虽无心拟古却至今传诵。诗才娟秀，攀摹李白，跌宕自喜，然薛荔芙蓉靡芜杨柳，百篇一律，成就不高。
　　后七子立论有的偏狭，有的通达，故模拟程度有所区别。尽管在公安、竟陵二派的攻击下，后七子在复古后期不能雄霸文坛，但他们的墨守唐音的部分看法仍为许多诗人所接受。明末陈子龙曾认为他们 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仿佛楼诗稿序》）
　　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是一批较有眼光的知识分子要求革新政治改变文风而提出的。他们推崇秦汉盛唐诸大家作品，使人们知道在那些千篇一律、毫无生气的 台阁体 和 八股文 之外，还有真艺术品存在，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他们用赞扬古代来批判台阁体和道学诗，也有些抨击黑暗，反映现实的作品。
　　他们的口号包含着公理的内容，也容纳了相当大的片面性，尤其造成摹拟剽窃之风。就他们的单篇作品而言，不无可取之处。但连篇累牍，如出一辙，引人生厌。当文学家们闭着眼睛说瞎话，粉饰太平时，提倡 文必秦汉 ， 诗必盛唐 ，就是向秦汉和盛唐诗文的现实主义靠拢了。
　　２。吴中派诗人早在前七子声势煊赫之时，有些作家如唐寅、文征明、祝允明和沈周等吴中派诗人作家却并不盲目追随，诗风较为平易清新。其中的代表是唐寅。
　　他们认为诗当以抒写性情为第一要义。所写题画诗和风景诗不拘成法，不避口语。风格平易浅显。唐寅诗感情真挚，形式活泼，语言简洁明快。祝允明诗取材颇富，用语妍丽。文征明诗在雅饬中，晓饶逸韵。沈周诗缘情随事，清逸悦目。
　　唐寅（１４７０- １５２３年），明中期著名画家、文学家，字伯虎，一字子畏，自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谓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江苏吴县人。著有《六如居士集》等。其父广德商人，家境富裕。唐寅从小就显露才华。文章跌宕酣畅，时人折服。弘治十一年，举人第一，世称唐解元。
　　会试时因牵涉科场案被革黜，后蔑视世俗，狂放不羁。宁王朱宸濠曾重金礼聘，佯狂以拒。终回吴中。好佛氏，效司马迁游名山大川，以鬻文卖画谋生。
　　唐寅诗作初喜秾丽，中年学刘禹锡、白居易，晚年不拘成法，多用口语，能突破格律限制，大胆表达真情实感。《言志》诗：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诗中抒情写志，表现了对荣华富贵的蔑视；疏狂玩世，狷介自处和盘托出。《把酒对月歌》中： 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
　　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流露了自己的傲气。由于科场的失意，一生坎坷，因而倍感世态炎凉，其诗作中常有表现：如《席上答履吉》 我观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诺杯酒中。义重生轻死知己，所以与人成大功。我观今日之才彦，交不以心惟以面。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变时心已变。 以对比的手法，画出了今日之才彦们的丑态，也透露出世态的令人寒心，在饱受了人世的势利、倾轧、中伤之苦后，作者倾吐出这样令人颤栗的感叹： 暗笑无情牙齿冷，熟看人事眼睛酸。 唐寅善诗、画、书法，尤以绘画著称于世。诗作多题画和记游的诗歌。
　　任意挥洒，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但唐寅诗也有两大缺点：流于疏浅和常宣扬因果宿命论思想。唐寅散文佳句颇多，率情写出，感情之深，直抒胸臆。
　　如《与文征明书》读之令人似如目睹了他一生中幕幕悲剧，体味到作者的真情、性格和才气。
　　文征明（１４７０- １５５９年）初名壁（亦作璧），字征明，以字行复字征仲，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有《甫田集》３５　卷。诗宗白居易、苏轼，尚能直抒胸臆，不蹈袭古人，自成一格。诗风以娟秀见称，病在纤弱。
　　王世贞评其诗 如仕女淡妆，维摩坐语，又如小阁疏窗，位置都雅，而眼境易穷。 的确切中肯綮。如《新秋》、《沧浪池上》即代表这种特点： 美丽如画，隽永不足。 词也如诗，偶有雄浑姿肆之作。如《满江红？拂试残碑》，这部分风格雄厚之作乃其作品中成就最高的。
　　祝允明（１４６０- １５２６年）字希哲，号枝山，因右手坐指枝，自号枝指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书法最为著名，有明朝第一之称。散文也较为著名。
　　所作 金络索 四景词《春景》、《夏景》、《秋景》、《冬景》最为有名，但失之纤丽。诗效齐梁，某些篇章不乏情致。祝允明强调创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在《送蔡子华还关中序》中说： 身与世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 强调了文学家 行万里路 的重要性，如一个作家、艺术家缺乏生活经历，望不出檐外，行不出户限，怎么能川岳盈杯？
　　沈周（１４２７- １５０９年）字启南，号石田，别号白石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能诗善书画。文章学《左传》，诗学白居易、苏轼、陆游。作诗缘情随事，不求雕琢，而工整精炼，清逸悦目。郑振铎比之于王维：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诗画交融。山水画最好。有《石田杂记》、《石田集》、《江南春词》、《客座新闻》等。
　　徐桢卿（１４７９- １５７１年）字昌毅，一字昌国。吴县人。历任国子监博士、大理寺副。有《迪功集》６卷，《谈艺录》１卷。诗学六朝，后 悔其少作 ，改效李梦阳以汉魏盛唐为宗，成为前七子之一。然个人风格犹存。诗主张要情致，与清王士桢 神韵说 有相通之处。
　　吴中诗人，大都兼画家，在前七子复古盛行、模拟剽窃成风的情况下，他们以画家特有的细腻，观察入微，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做到了师古而不剽古，也可谓难能可贵。
　　３。 唐宋派 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其出发点是反对统治文坛的粉饰太平、陈陈相因的台阁体和道学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努力了一番，走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造成诗文模拟古人，剽窃古人，令人不能卒读。内容和形式发生了矛盾，一些徒有形式的假古董层出不穷。作为前后七子反对派出现的唐宋派，不满于这种现状，而继承南宋以来推崇韩、柳、欧、曾、王、苏古文的既成传统。他们更自觉地提倡唐宋古文，反对 文必秦汉 的观点，因之被称为 唐宋派.其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
　　唐宋派强调 直抒胸臆 ，提倡 本色自然.唐顺之在《又答洪方洲书》中说： 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 即在作文时，要率意信手，不事雕琢。他批判七子道： 盖文章稍有不自胸中流出，虽若不用别人一字一句，只是别人字句，差处只是别人差处，是处只是别人的是也。 主张追求文章之神，注重错综之法。唐顺之在《文编序》里说： 圣人以神明而达之于文，文人研精于文以窥神明之奥。其窥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驳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尝不在也。所谓法者，神明之变也。 他们已较自觉地从审美角度来研究文学了。唐宋派虽然注重文章之神，即内在的艺术性，但具体到文章的写作过程时还提到行文的错踪变化之法。他们重申文道合一，再续古人正统。古文的复兴与儒学的复新结合在一起。古文的文统是依儒学的道统而建立的。唐宋派重申文道合一，再续古文正统的目的和作用，就是维护封建正统思想对古文的束缚，对作家的束缚。而这一点同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又走到了一起。王慎中是唐宋派的发起者，文论著作不多。唐顺之奠定了唐宋派的理论基础。茅坤丰富发展了唐宋派的理论。归有光则是实践者。
　　王慎中（１５０９- １５５９年）字思道，号南江，别号遵岩居士，福建晋江人。
　　著作有《遵岩集》。早年曾受 前七子 的影响，２８岁后，始悟标榜秦汉、鄙薄唐宋之非，转而认为 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 （《寄送原弟书九》）似乎看到秦汉文同唐宋文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
　　尤其推崇曾巩之文，以为曾文能 信手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该之蔽亦已少矣。 （《曾南丰文粹序》）他要求文章能 道其中之所欲言 ，即能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这同抄袭摹古有原则的区别。李贽评王慎中： 其为文也，恒以构意为难，每一篇必先反复沉思。意定而辞立就。细观之，铺叙详明，部伍整密，语华赡而意深长，其代表作有《海上平寇记》、《金溪游记》、《朱碧潭诗序》等。笔墨酣畅，气势雄姿。诗歌初艳丽，后自然清新， 无一浅语、滑语 （沈德潜语）。其代表作有《登金山口绝顶》、《游白鹿洞》等。
　　唐顺之（１５０７- １５６０年）字应德，一字义修，武进（今江苏常州）人。
　　嘉靖八年（１５２９年）进士，历兵部主事，转吏部，入翰林。后罢官入阳羡（今江苏宜兴）山中，读书十余年。倭寇入侵，曾以郎中视师浙江，亲身泛海，屡破倭寇，擢右佥都御史。学者称荆川先生。著有《荆川先生文集》。与王慎中齐名，理论上受王影响，但更深更秀。他在《答茅鹿门知县书》中提出了： 文字工拙在心源之说 ……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千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 要求文章要有独创性，见解不要落入俗套，有 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 ；要 心地超然 ， 直据胸臆 ，有真情实感，语言要自然流畅，信手拈来，如写家书.他极力推崇唐宋文，确定了唐宋八大家的历史地位。
　　唐顺之在文章写作中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文风简雅精深，间用口语，不受束缚，叙事谨严。《答茅鹿门知县书》和《任光禄竹溪记》、《信陵君救赵论》等为其代表作。《明史》谓唐顺之 为古文，洸洋纡折，有大家风。 当然唐顺之仍然不能完全摆脱复古主义理论的束缚。他师法宋唐是以唐宋古人为法度的。
　　茅坤（１５１２- １６０１年）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人（今浙江吴兴）人。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年）进士，累官广西兵备佥事，迁大名副使，后为同事忌者中伤，被贬归乡，隐居５０余年。著有《茅鹿门先生文集》。
　　茅坤 最心折唐顺之 ，但发展了唐的理论。他进一步肯定了唐宋文，认为一切传统文人和八大家所以动人，是因为其 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如他在《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中品评《史记》 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字句之激射也者。昔人尝谓，' 善诗者画，善画者诗' ，外谓其于文者也亦然。 他认为对于一切自然、人事， 学者苟各得其至，合之于大道，而迎之于中，出而肆焉，则物无逆于其心，心无不解于其物 ，心物相印，才有好文章。针对唐顺之的工拙在心源 之说加以发展，强调作家要体察物情，莫逆于心而不只简单地求之于 心源.他反对拟古，比之王慎中和唐顺之更自觉。
　　茅坤评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不仅在当时 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儿无不知有茅坤者 （《明史？茅坤传》），而且对后世影响甚大，流传至今。从其《八大家文钞总叙》里，可以看出他是把评选唐宋八大家作为反对拟古主义文风的一种手段，他还编有《史记钞》。其文学习司马迁、欧阳修，纵横跌宕，颇有气势。但由于文好摹拟，上乘作品不多。
　　唐宋派在散文创作方面，堪匹其理论的作家即为归有光。
　　归有光（１５０６- １５７１年）字熙甫，号项脊生，昆山（今属江苏）人，因曾在嘉定安亭江讲学二十余年，从学者甚众，世称震川先生。嘉靖四十四年（１５６５年）中进士，出任长兴知县，官至南京大仆寺丞。主要著作有《震川文集》。
　　归有光极力推崇《史记》及唐宋文。他提倡文章要文从字顺，反对佶屈赘牙，艰涩高深，认为文章要 如上甑馒头，一时要发，乃佳。 针对当时文坛盛行之风，他在《与沈敬甫书》中，曾尖锐指出： 今世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 并讽刺拟古主义者 颇好剪纸染彩之花，遂不知复有树上天生花也。 他在实践上，把生活琐事引到了 载道 的古文中来，使古文更密切地和生活联系起来，因而写出清新优美之作。他的作品论文不多，以散文为主。十之八九为经解，题跋，论议，赠序，寿序，墓志，碑铭，祭文，行状及制义之作。
　　其中有些也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不满；有些则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但也有内容空洞，思想陈腐的。在许多抒情记叙文中，他不事雕饰，尤其善于从家人、朋友和身边琐事中，选取素材加以提炼，以质朴简洁的笔触勾画人物，描写事物，寄托情怀，风韵超然，别具一格，做到了 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王锡爵《归公墓志铭》）连曾被他斥为 妄庸巨子 的 后七子之一、主盟文坛的王世贞也很推重他。归有光死后，王世贞作《归太仆赞》称： 千载有公，继韩、欧阳 ， 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其艺术特色为：即事抒情，真切感人；注意情节，刻划生动；篇幅短小，言简意赅；结构精巧，波折多变。其代表作有《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吴山图＞记》等。
　　《项脊轩志》是一篇著名的抒情散文，记叙了项脊轩的环境及其几经兴废，亲人们对自己的关怀，以及自己对他们的怀念，绘影绘声，简洁生动，亲切动人，以娓娓道来的朴实文笔将项脊轩的风貌和亲人的音容笑貌展示出来，结尾看似信手写来，不加修饰：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然却是忽出余波，余韵悠然不尽，见物如见人，情寄于物中，蕴藉着丰富的思想感情。
　　《先妣事略》是作者青年时代为追念母亲而写的一篇文章，记的都是母亲精勤理家、严格教子、宽厚待人等一些生活琐事，但真切生动地体现了母亲可亲可敬的形象。
　　归有光主要以散文的创作与拟古主义者相对抗，力矫 文必秦汉 之偏，并且取得了颇高的成就，使当时的文风有所转变，对后世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归有光散文的不足是题材比较狭窄，应酬之作较多，缺乏深广的现实内容，同时有的过于拘谨局缩。
　　（三）戏剧
　　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统治者对于文学创作的要求，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一方面要求文学为自己的政治服务，巩固自己的统治，宣扬符合他们利益的价值观、道德观，形成社会的向心力；另一方面又禁止有违于自己统治的文学创作，以免动摇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影响社会的风气，加之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发展，要求新的生产关系的推动，这些都影响文学的创作，推动其发展。
　　从明初至中叶的百多年间，剧坛一直泛滥着 以时文为南曲 的逆流。
　　到了成化至隆庆时期，明初戏剧创作上的那种暗淡的局面有所改变。歌功颂德、点缀豪门生活、粉饰太平、成神成仙、因果报应等戏剧，不再统治戏剧界。
　　但这一时期，宣扬封建道德、美化官僚地主的作品仍然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成化年间，号称理学名臣的丘濬作《五伦全备记》，虚构伍伦全、伍伦备兄弟，露骨地宣扬封建的道德信条。其中《付末开场》里丘有一段自白： 近日才子，新编出这场戏文，叫做《五伦全备》，发乎性情，止乎义理……
　　搬演出来，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 ， 虽是一场假托之言，实万世纲常之理。 显然是继承和发扬了明初高明 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的理论。
　　明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萌芽，新兴市民阶级的壮大，为戏剧的繁荣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王学左派的思想又打破了程朱理学的长期统治，现实的矛盾也使作家缩短了同生活的距离，一批具有反封建思想倾向的戏曲作家应运而生，反映市民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作品增多。
　　成化至隆庆时期正是封建统治走向腐朽的时期，文学上也是复古思潮统治时期。此时的戏曲作家和作品，一方面作为被正统文学所轻视的形式，另一方面开启以后的文学解放思潮，但他们是在文学复古思潮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是复古思潮在戏曲领域的表现。
　　这一时期出现的传奇作家有许多，传奇作品也大量出现，成就超过了杂剧，又有些作家既作杂剧，又作传奇。
　　１。《杜甫游春》、《中山狼》等杂剧杂剧发展到明代，已经衰微，原先是北曲一统天下的局面，到了嘉靖年间，出现了南曲杂剧，或南北合曲的南杂剧，并且形式也有所改变。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说： 今南腔北曲，瓦缶乱鸣，此名' 北南' 非北曲也，只为时所争尚者《望蒲东》一套，其引子。望字北音作旺，叶字北音作夜，急字北音作纪，叠字北音作爹，今之学者颇能谈之。但一启口，便成南腔……
　　奈何强名曰北？ 并说 嘉、隆间，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蓄家僮习唱，一时优人俱避舍，以所唱俱北词，尚得金、元遗风。余幼时犹见老乐工二三人，其歌童也，俱善弦索，今绝响也。……近日沈吏部所订《南九宫谱》盛行，而《北九宫谱》反无人问，亦无人知矣。 这一时期，杂剧的成就虽不如传奇，但也产生了一些优秀作家和著名作品，如王九思的《杜甫春游》，康海的《中山狼》等。有些作家既作杂剧又作传奇。
　　王九思（１４６８- １５５１年）号敬夫，又号渼陂，陕西鄠（ｈù）县人，弘治时中进士，因得罪刘瑾，正德初被免官回乡。曾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一起主张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为前七子之一。其作品有诗文《渼陂集》、《渼陂续集》，散曲《碧山乐府》、《南曲次韵》，杂剧有《杜甫游春》。
　　王九思的《杜甫游春》杂剧，描写杜甫在安史之乱唐玄宗入蜀的春天闲游曲江，目睹林郭萧条，宫室败坏，不禁痛骂李林甫的嫉贤妒能，坏了朝纲，揭露了 昏子谜做三公 的荒唐现实，下决心拒绝征召，乘槎度海，过隐居生活。流露出了作者对当时执政的大臣的不满。剧中杜甫实是自己的化身。
　　在当时，这比之明初那些歌舞升平的戏曲，前进了一步。文笔沉郁，有时激昂慷慨，指斥时弊颇为有力，很为时人喜爱。但作品还不能表现杜甫这位伟大诗人的精神面貌，全剧排场冷寂，结尾的处理含有消极避世的情绪。剧中多为杜甫一人发感慨，似抒情之文，戏剧性不强。杂剧之成为案头作，从此已露端倪。
　　王九思的另一部杂剧《山中狼》，剧中最后讽刺忘恩负义之人： 呀！
　　这的是施恩容易报恩难，做时差错悔时难！你道那世上奸巧把心瞒，空安眉戴眼，他与那野狼肺腑一般般！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几乎家喻户晓。戏剧家康海、汪廷讷、陈与郊等都把它作为杂剧的题材，以寓其讽世之意。
　　康海（１４７５- １５４０年）字德涵，号对山，浒西山人，沜东渔父，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进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正德五年，因牵刘瑾案被削职，归隐，以山水自娱。为 前七子 之一。作品有杂剧《中山狼》，散曲《沜东乐府》，诗文集《对山集》。《中山狼》描述东郭先生因救狼反而险被狼害，深刻地揭露了狼的残暴本性：不管你对它怎样仁慈，它总是要吃人的。
　　东郭先生受尽狼的威胁之后，当杖藜老人把它骗进书袋中要杀它时，他又动了恻隐之心： 虽然它要吃俺，俺却不忍杀了它也.辛辣地讽刺了这个书呆子的迂腐温情。这在今天仍有教育意义。此剧是康海根据老师马中锡的《中山狼传》改编的，是为影射讽刺李梦阳而作。作品通过对狼本性的揭露，骂尽一切负国家、负父母、负师友的无耻之徒。全剧紧凑，富有戏剧性，曲白生动而自然，具有爽直古朴的特点。剧中狼、老杏、老牛均开腔说话，情态逼真，有童话色彩。
　　康海的散曲，今有３０余首，主要多为愤世嫉俗之作。如 真是个不精不细的丑行藏。怪不得没头没脑受灾殃，从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 牢骚中夹杂着玩世不恭。其诗大多率直之作。
　　这一时期著名的杂剧作品还有杨慎的《太和记》（一说许潮作）、李开先的《园林午梦》、汪道昆的《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等。
　　２。《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等传奇成化至隆庆时期，异常兴盛的传奇创作中出现了两种不同倾向。一种是始自丘濬的《五伦全备记》和邵灿的《五伦香囊记》的所谓 骈俪派.明确宣称创作是在于发明经义，为了教忠教孝，文辞上追求四六骈体和辞藻典故。影响所及，一直延续到万历时期。而主要倾向是继承和发扬南戏的优良传统，产生了一批具有反封建思想倾向的戏曲，突破了 忠孝 束缚，直接将现实生活中政治斗争的题材，搬上舞台，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时流行的唱腔有弋阳腔和昆腔、海盐腔。其代表性作品是三部重要的传奇，即李开先的《宝剑记》，王世贞的《鸣凤记》和梁辰鱼的《浣纱记》。
　　李开先（１５０２- １５６８年）字伯华，号中麓、中麓山人、中麓放客，山东章丘人。嘉靖八年进士，曾任太常寺少卿，后因不满于朝政，曾得罪执政的夏言和严嵩，自请罢官。曾和王慎中、唐顺之等人一起反对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的文风，主张学习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曾巩，强调作品的思想内容，要求文字平易朴实。平生极爱好词曲，曾写《中麓小令》１００首，流传极广；嘉靖二十六年写成传奇《宝剑记》，晚年写成《园林午梦》、《打哑禅》等六种杂剧。
　　《宝剑记》是李开先戏曲的代表作。全剧共５２出。他参照《水浒传》，并对情节做了较大的改动，写北宋禁军教头林冲一再上疏弹劾奸臣童贯、高俅树党营私、祸国殃民，被高俅以借看宝剑之名，设计陷害逼上梁山。把高衙内图谋林冲之妻张真娘一事移到林冲发配之后，是为了突出朝廷上的忠奸斗争。这与作者本人受迫害而闲居有关，他胸中积郁了不平之气，写此剧正是曲折反映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指斥当时的黑暗统治。
　　剧中林冲的形象最成功。作者着重描写了他爱国忧民的思想和行动。在《夜奔》一出中，妥贴地表现出了林冲被逼上梁山的复杂心理。 回首西山日又斜，天涯孤客真难度，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抒发了怨愤情怀，且充分表现了一个逃亡者的心理： 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良夜迢迢，投宿休将门户敲。遥瞻残月，暗度重关，急步荒郊。身轻不惮路迢遥，心忙只恐人惊觉，魂散魂消，魂散魂消，叹红尘误了五陵年少.都真切地抒写了一个逃亡者的心情。一方面， 这一去搏得个斗转天回，须教他海沸山摇 ，一方面 故国徒劳梦，思归未得归，此身无所托，空有泪沾衣。 充分地表现了林冲被逼上梁山的 逼 字。
　　《水浒传》中塑造了一个忍气吞声，本不想反抗朝廷而最终走上坚决反抗道路的林冲形象。《宝剑记》则写一个受尽迫害，对封建统治者仍存着幻想，最终为了忠孝两全而招安的反抗者林冲。尽管它把林冲的性格士大夫化了，但比起当时的《五伦全备记》等传奇作品，内容有一定的现实性，且曲词清新流畅。剧中其他一些人物也有血有肉，如林妻的坚贞，高俅的凶狠，也都写得相当成功，但鲁智深、陆谦和富安等次要人物，性格没个性化，或形象模糊，或着墨过少。
　　李开先的《断发记》，曲词工整，《园林午梦》写一渔翁梦见了崔莺莺和李娃争吵，红娘和秋娃各为其主，莺莺自恃相国门第，鄙视李娃，李娃也反唇相讥，一一驳斥，短小精悍，幽默有趣。
　　传奇《鸣凤记》，开戏剧表现当时重大政治事件之端。一说它确为王世贞所作，另一说它系王的门生所作，经王补充而成。
　　《鸣凤记》中主要矛盾即描写以夏言、杨继盛为首的朝臣和擅权一时的严嵩父子的斗争。嘉靖年间，严嵩笼络太监，得到皇帝宠信，残杀忠良之士，先借出兵河套的争执杀了夏言，杨继盛冒死写本奏谏皇上，告发严嵩，结果夫妻均遭惨死。不久，邹应龙、林润会试及第，他们没有依惯例去拜谒讨好严嵩，反而祭祷夏言的亡灵，严嵩之子严世蕃得知此事，设计发配邹、林于边远地区。这引起朝中官员董传策、张羽中、吴时来的愤慨，三人联名弹劾严嵩，也遭毒打，发配充军。最后邹联合朝野力量，利用严氏集团内部矛盾，将严嵩打垮。全剧以当时政治斗争为题材，塑造了一批忠臣的形象，同时揭露了专制政治的腐朽和残酷，抨击了当时的权奸。尽管表现的是统治阶级内部忠奸斗争，但能反映出较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也表达了人民的爱憎，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较深刻的社会意义。
　　作品为了更好地塑造忠臣烈妇的形象，突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加强舞台的演出效果，作了一些必要的虚构。如《灯前修本》中，杨继盛祖先的灵魂出现，想阻止他上本弹劾严嵩，但他并没有被劝阻；《夫妇死节》写杨继盛死后，杨夫人张氏在法场上慷慨祭夫，以死代夫明志。在《严嵩庆寿》、《端阳游赏》、《文华祭海》等场里对严嵩父子的专权纳贿、祸国殃民，赵文华等人的趋炎附势的嘴脸，都更有动人的描绘。由于作品所歌颂的是刚正不阿、不畏权势、不怕牺牲的忠臣们，符合人们的意愿，剧中人物事件又大多是真实的，演出效果也好，所以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 令人有手刃嵩贼之意.在艺术处理上打破了传奇的生旦圆场的旧套。但主要人物尤其是正面人物的 八谏臣 中，有些人物性格不够鲜明，他们显得比较迂腐，斗争的方法除了上本就是 死谏.结构松散，头绪纷繁，也是不足。
　　梁辰鱼（１５２１- １５９４年）字伯龙，号少白，一号仇池外史，昆山（今属江苏）人，身高八尺余，平生慷慨任侠，不屑功名，与后七子很有交情。善度曲，戏剧上对改革昆山腔做出了贡献。在当时文坛颇有声名，而科场不得意，足迹遍吴楚，著有传奇《浣纱记》、《红线女》等三种杂剧，以及诗集《远游稿》，散曲集《江东白苧》。
　　传奇《浣纱记》是梁辰鱼的力作，它取材于春秋时代吴越的故事，通过西施、范蠡的悲欢离合，展示两国的兴衰。由于他们的爱情纪念物是一缕浣纱，因而得名。范蠡与西施在苧萝西村的溪水边相遇并相爱，西施以一缕浣纱作定情之物。后越被吴所破，范劝西施以美人计到吴国去，临别时，将浣纱分开，二人各持一半，当越灭吴后，二人在太湖舟中成婚，又取出浣纱，一同泛海而去。
　　剧本把爱情和政治结合起来，在思想和艺术上有自己显著的特点。剧中的主人公把国家的兴亡放在首位，让爱情服从国家的利益。范蠡认为 为天下者不顾家 ，他毅然牺牲爱情，让西施入宫， 若能飘然一往，则国既可存，我身亦可保，后会有期，未可知也。若执而不行，则国将遂灭，我身亦旋亡，那时节，虽结姻亲，小娘子，我与你必同做沟渠之鬼，又何暇求百年之欢乎？ 西施也说： 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岂为一女之微，有负百姓之望。 他们这种先国家后私情的思想很值得肯定。剧本抛弃了世俗观念，仍让西施从吴宫回来后，又同范蠡结合。在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的封建社会里，这种思想也是很可贵的。结局的处理，写范激流勇退，归隐江湖，虽有消极的一面，但也说明他们一方面热爱祖国，另一方面对统治者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否定功名富贵，强调爱情的胜利。比之那些夫贵妻荣、衣锦荣归的大团圆结局也更充满诗情画意，给宣扬愚忠愚孝的明剧坛，吹来一股清新的风。
　　剧作以相当多的篇幅歌颂越国君臣于失败后能同心协力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终于复国灭吴，批判吴国君臣骄横自满，腐化放纵，终使国家由强盛而败亡。通过勾践和夫差的成败揭示了历史教训。在倭寇屡屡入侵，国家形势岌岌可危的明中叶，这些思想有着强烈的现实教育意义。剧本以范蠡、西施二人爱情作为线索，结构完整，宾白骈散互用，曲词俊语如珠，全剧用昆山腔演唱，声腔细腻舒徐，圆润柔美。但剧中也写了吴王圆梦，公孙圣显圣等迷信情节，以及范、西二人为金童玉女下凡的宿命思想观点，这表现了创作上的消极因素。
　　３。《明珠记》、《绣襦记》等其它杂剧这一时期的传奇剧作，还有陆采的《明珠记》、徐霖（薛近兖）的《绣襦记》，苏复之的描写苏秦故事的《金印记》、沈采描写项羽和刘邦故事的《千金记》、姚茂良描写张巡、许远故事的《双忠记》、王济描写吕布与貂蝉故事的《连环记》，以及沈龄的《娇红记》、《龙泉记》、《四喜记》，佚名描写岳飞故事的《精忠记》等。其中，陆采的《明珠记》和徐霖的《绣襦记》最著名。
　　陆采（１４９５- １５４０年）戏曲作家，原名灼，字子玄，号天池，青痴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作有传奇五种。今传有《明珠记》、《南西厢记》、《怀香记》三种，都是写爱情故事。
　　《明珠记》是陆采１９岁时和哥哥陆粲合作的剧本，取材于唐代薛调的传奇小说《无双传》，写刘无双同王仙客相恋，无双被征入宫，王仙客得古押衙之助，终于救出无双，结为夫妻，结构较严密，人物形象描写也比较细致。
　　《绣襦记》作者历来有两种说法，明周晖《金陵琐事》记为徐霖。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定为薛近兖。傅惜华的《明代传奇全园》，中疑《绣襦记》非徐所作，而认为系薛的作品。
　　徐霖（１４６２- １５３８年）字子仁，号髯仙，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所作传奇据说有八种。薛近兖，武进人，明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曾任浙江布政使。
　　《绣襦记》取材于唐代白行简的传奇小说《李娃传》，增添了李亚仙为鼓励郑元和猎取功名剔目劝学的情节。书生郑元和，奉父母之命上京应试。
　　在京城结识了妓女李亚仙，双方相爱。后来郑元和床头金尽，鸨母设计甩开了他，郑贫病交迫，幸而被凶肆即替丧家办丧事的店肆的主人收容，教他学习唱挽歌。一日东西两凶肆比赛挽歌，郑元和登台歌唱，恰被他上京赴任的父亲认出，郑父憎恨儿子的堕落，把他打至气绝，抛尸郊外，被路过的乞儿救活，于是沦为乞丐。在偶然的机会里，李亚仙认出了郑元和，十分悲恸，她不顾鸨母的阻挠，把郑迎回家中，尽心调养，又鼓励他读书，结果考上状元，最后终以父子妥协结束。故事动人，曲词优美。郑振铎谓其 浓淡深浅 恰到好处， 若蜀锦斑爛炫人.此剧对后代戏曲有很大影响，许多剧种均取材于此。总之这是一个写浪子回头的戏，戏中的李亚仙忠于爱情，出污泥而不染，她的品质，反映了商业城市发展后沦于火坑的妇女善良性格的一面。
　　剧本通过李、郑的遭遇，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中的门阀观念，郑父对儿子的冷酷无情与李亚仙对待情人的恩义，恰成鲜明的对比。作者的艺术手法颇为精当，下层人物形象塑造很逼真。其中《襦护郎寄》为最生动活泼的一出，沈德符说它： 以乞儿家口头语熔铸浑成，不见斧凿痕迹.
　　（四）散曲
　　散曲是元代新兴的一种诗体，既可以像诗词一样用来抒情写景，又是元杂剧的主要构成部分（曲词）。它是在民间长短句歌词的基础上，经过长期酝酿，又吸收各种民间曲词和部分外来民族乐曲，逐渐形成的一种诗歌形式。
　　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散曲还有南北之分。但嘉靖、隆庆年间，昆曲勃兴。
　　昆腔起源于苏州昆山，而这一带是明代东南沿海地区工商业经济发展中心，昆剧经过魏良辅的改革，加之梁辰鱼的发展，在柔媚、清柔、婉折的特点之上再吸收了北曲的激昂慷慨的特点，这和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有一定关系的。由于城市物质生活的刺激，追求享乐，追求感官上的享受，使作家们沾染上了沉溺声色的社会风气，因此作品大多有华美纤丽的词藻，写一些缠绵悱恻的艳情，这时的散曲浮华，内容苍白，趋于末流，除冯梦龙外，大多如此，只是到了明末，时代的改变，民族压迫的加重，触发了一些人的黍离之感。夏完淳等人的作品，一洗那些雅丽浓艳的作风。
　　明初的曲坛也是一片沉寂，除由元入明的几位作家抒发了亡国的伤痛外，只有朱有燉等平庸的赏花观景、风花雪月的闲情之作。成化至隆庆时期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加深，促使散曲创作也如传奇一样，很为繁盛，大批作家涌现出来，产生了不少有意义的作品。
　　作家对于现实总是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的入世态度；一种是消极逃避的态度。这时散曲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艺术风格的作家作品：豪放派和清丽派。
　　以康海、王九思、李开先、常伦、王磐、金銮、冯惟敏等为代表的豪放派，作品气势粗豪，具有刚劲豪放的风格，内容较丰富，犹有关汉卿、马致远的遗风。他们在勘破红尘，隐居归里的词句后面，不时透露出对官场的黑暗、人情的险恶的不满：以唐寅、祝允明、杨慎夫妇为代表的清丽派，作品清丽细腻，婉转柔和，多写闺情，有张可久风致。
　　明中叶开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政治日益腐败。许多散曲作家直面人生，面对黑暗的现实，写出了一批深刻反映现实，具有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品；题材上，他们把笔触伸到市民阶层　的底部，开拓新的领域；形式上吸收了民歌俗曲的艺术营养，给散曲带来了新的气息。散曲创作中出现了一批中流砥柱的作家。
　　王磐（１４７０- １５３０年）字鸿渐，号西楼，江苏高邮人。隽才，好读书，洒落不凡。鄙视仕途，终生不试，未做官。但家富，遂在城西筑高楼，因而自号西楼。古文、词、琴、棋、诗、画无一不精，散曲成就最大，擅长写怀咏物，咏物之作 首首尖新 （王骥德《曲律》），以佳丽见称。行世的散曲集《西楼乐府》中，多庆节、赏花、记游等闲适之作，反映他在生活和性格上的基本方面。由于他脱离尘俗，不干权贵，对于当权者的乖行逆施，很看不惯，因而他的精华作品，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或表达了改变现实的愿望。他的「朝天子」？《咏喇叭》最为人称道，广为传诵： 喇叭、锁哪，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以迎送封建官吏乐队中的喇叭为吟咏的对象，借题发挥，把官吏擅权、作威作福、残害人民的罪行揭露得十分深刻。在诙谐的语言中，流露出沉痛激愤的思想感情。语言辛辣，讽刺性很强，描摹丑态，很有鞭笞力。
　　又如「南吕？一枝花」《久雪》套数，以大雪的逞威，喻权奸的肆虐， 攘攘皑皑，颠倒把乾坤碍，分明将造化埋。荡磨的红日无光，隈逼的青山失色 ，比喻邪恶势力掩蔽光明。同时作者还展示出日出雪融冰消的理想，表现了对光明的信念： 有一日赫威威太阳真火当头晒，有一日暖拍拍和气春风滚地来，就有千万座冰山一时坏。扫彤云四开，现青天一块，依旧睛光瑞烟蔼。 在「满庭芳」《失鸡》中讽刺了豪强掠夺者，情调诙谐幽默。
　　与王磐齐名的为陈铎（１４８８- １５２１年），字大声，号秋碧，下邳（今江苏邳县）人，家居金陵，世袭指挥使。他能诗会画，精通音律，又擅长制曲，有 乐王 之称。所著散曲集有《秋碧乐府》、《梨雪寄傲》、《月香小稿》等，这些作品内容可取者很少，大多表现封建文人以声色自娱的生活情趣。
　　其《滑稽余韵》收小令１３６首，还有《月香亭稿》、《秋碧轩稿》等，取材广泛，描写下层社会各行各业的人物情态，歌颂他们的劳动，同情他们的疾苦，真实地反映了明代中叶社会的风貌，是中国１６世纪初以手工业者为主要描绘对象的城市生活的真实图景。如「雁儿落带得胜令」《机匠》： 双臀坐不安，两脚登不办，半身入地牢，间口■荤饭。逢节暂松闲，折耗要赔还。
　　经纬常通夜，抛梭直到晚。将一样花板，发一阵■酸汗，熬一盏油干，闭一回磕睡眼。 机工的辛苦与待遇的低下，两相对照，倾诉了他们的不平，同时还写出了机匠劳动生活的特征。在《铁匠》、《毡匠》、《瓦匠》等作品中，同样描绘出手工业者的非人处境。「醉太平」《挑担》对劳动人民的苦楚也表达得很真切： 麻绳是知己，扁担是相识，一年三百六十回，不曾闲一日，担头上讨了些儿利，酒房中买了一场醉，肩头上去了几层皮，常少柴没米。 另外还有作品赞美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智。如「朝天子」《搭村》， 蔑■儿紧扎，木植儿巧搭，利脚已分高下。一关一捩旋生发，就里功夫大。
　　自己寻常，傍人惊怕，半空中难作耍，舍卫城建塔，蓬莱宫上瓦，不是我谁承架？ 从中可见工匠熟练的技巧。在当时士大夫们鄙视 劳力者 的社会风气中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另一些作品，如「水仙子」《葬士》等篇中，以辛辣幽默的笔触嘲笑了里长、巫师、葬士等各种社会的寄生虫，漫画般地勾勒出他们的丑态。如「水仙子」《葬士》： 寻龙倒水费殷勤，取向佥穴无定准，藏风聚气胡谈论。告山人须自忖：拣一山葬你先人，寿又长，身又旺，官又高，财又稳，不强如干谒侯门？.金銮（１５０６- １５９５年），字在衡，号与屿，陇西（今甘肃）人。正德嘉靖年间随父侨居南京。淡泊名利，结交四方豪士，游历了淮、扬、浙以西。
　　通音律，善填词，能诗歌，所作散曲，尤名重一时。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称其歌词 诗不操秦声，风流婉转，得江左清华之致。 朱彝尊称其五七言近体诗 风情朗润.他的散曲写情之作多，如「水仙子」《广陵夜泊》、「醉太平」《漫兴》、「河西六娘子」《闺情》、「点绛唇」《八十自寿》等，体现了他达观怡情，物我两融的坦荡胸襟。针砭时弊嘲笑讽刺之作亦不少，讥时疾世的作品较为泼辣，如「沉醉东风」《嘲王都间送米不足》及「落梅风」《咏蝇》、《咏虱》、《咏蚤》、《咏蚊》，借物寄情，讽刺世风，含意深刻，有现实意义。
　　「沉醉东风」《夏旱》则显现了他同情劳动人民的炽热心肠： 我则见赤焰焰长空喷火，怎能够白茫茫平地生波；望一番云雨来，空几个雷霆过，只落得焦煿煿煮海煎河。料着这露水珠儿有几多，也难与俺相如救渴。 他所写的男女风情之作以深挚娇婉，委曲传情见长。如「胡十八」《风情嘲戏》。
　　何良俊曾引金銮为知音， 每听在衡谓小曲一篇，令人绝倒.描写农民生活的困苦，戍边士兵的悲酸，以及塞上优美风光的突出代表者有冯惟敏和薛论道。
　　冯惟敏（１５１１- １５８０年），字汝行，号海浮，山东临朐人，曾做过知县、教授等小官，后辞官归隐。与兄惟健、惟重，弟惟讷俱有才名。诗文雅丽，尤善乐府。现存散曲集《海浮山堂词稿》收套曲５０套，小令３９３首。
　　他的作品揭露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反映了人民的困苦生活，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如「玉江引」
　　《农家苦》 倒了房宅，愖怜生计蹙，冲了田园，难将双手扤. 陆地水平铺，秋禾风乱舞。小旱相仍，农家何日足！墙壁通连，穷年何处补！往常时不似今番苦，万事由天做。又无糊口粮，那有遮身布，几桩儿不由人不叫苦。 水旱连接下农民痛苦不堪、贫困交加的情况，作者用通俗的语言一一道出，字里行间倾注了对他们的同情。另外在「胡十八」《刈麦有感》四首，和「油葫芦」《改官谢恩》里有 里正哥过堂，花户每比粮。卖田宅，无买的；典儿女，陪不上。 作者写出了官吏的压迫下，农民卖儿鬻女，卖田卖宅的情景，揭露官场的黑暗，政治的腐败。「玉芙蓉」《喜雨》则表现了农民久旱逢甘雨的喜悦心情，喜悦之中又透着辛酸，表达了作者与他们息息相通的感情。
　　冯惟敏散曲取材广泛，内容深刻，有高度的概括力，是明代第一，有曲中辛弃疾之称。语言浅显，自然活泼，风格放逸质朴，充分发挥北曲豪爽奔放的特点，不尚浮华，特重本色。王世贞称其北调 独为杰出。 不过少数作品咏风咏月，浓艳纤丽，失之庸俗。
　　薛论道（１５２２？- １５７３年），字谈德，别号莲溪居士，河北定兴县人，少时多病，一足残废。中年弃文就武，曾多年戍边，颇有战功，对边地生活颇为熟悉。后辞官回乡，不久又受起用，以神枢参将而终。《林石逸兴》共收集小令１００首，不少作品描写了边塞风光，写出了戍边生活的感受，反映了边疆将士思念乡土与决心保卫边境的复杂心绪。如「黄莺儿」《边城秋况》： 无奈楚天高，听征鸿云外号，声声刺入人心窍。风吹战袍，月明宝刀。朱颜红叶皆零落，冷萧萧。乡关何处？万里路迢迢。 往往洋溢着爱国思想和昂扬的斗志，催人奋起。如「黄莺儿」《塞上重阳》： 荏苒又重阳，拥旌旄，倚太行，登临疑是青霄上。天长地长，云茫水茫，胡尘静扫山河壮。望遐荒，王庭何处？万里尽秋霜。 作者饱和着将士们的豪情壮志，用浓重的笔调，把艰苦的戍边生活写得十分豪迈，抓住了边塞秋景的特点，为我们描绘出一幅苍凉壮阔的边庭图画。更多的作品是揭露和鞭挞社会恶势力。在「沉醉东风」《四反》中： 贪婪的乔迁叠转，清廉的积谤丛愆；忠良的个个嫌，奸佞的人人羡；竟不知造物何缘？空有天公不肯言，任傍人胡褒乱贬。 有力鞭挞了好人受屈，坏人得志，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丑恶。人们从此可见当时的社会政治已经败坏到何等程度。他的「水仙子」《寄征衣》表现了闺中少妇思念远方戍守边疆的丈夫的真挚感情，红颜欲老，征人未归，感情哀婉，语言质朴，颇近民歌。但他的有些作品也宣扬了忠孝节义，甘贫安命等思想，在大量的闺情作品中，也缺乏新鲜的内容。
　　沈仕（１４８８？- １５６５？年），字懋学，又字子登，号青门山人，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好漫游，喜山水，不事举业。诗画俱有造诣，山水可入佳品，也精花鸟，散曲成就最高，有《沈青门散曲》、《唾窗绒》散曲集。其散曲香艳浓丽，内容不免空虚庸俗，时称 青门体 ，如「榴花泣」《春日闺中即事》、「灯月照画眉」《咏絮》等，对散曲的创作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偶有浑浩苍茫之作，如「懒画鸟」《旋思》。
　　朱载堉（１５３６- １６１０年），字伯勤，号句曲山人。明宗室郑恭王朱厚烷之子，因受皇室的排挤和打击，对现实的认识较深刻。他不仅是一位有才华的讽刺文学家，写下了大量的散曲，同时还是一位学者，致力于哲学、音乐、绘画、舞蹈、天文、历算等各方面并都做出了贡献。他在「黄莺儿」《骂钱》中写道： 孔圣人怒气冲，骂钱财，狗畜生！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杀人仗你不偿命。有理事儿你反复，无理词讼赢上风。俱是你钱财当车令，吾门弟子受你压伏，忠良贤才没你不用。财帛神当道，任你们胡行，公道事儿作你净，思想起，把钱财刀剁，斧砍，油煎，笼蒸！ 活画出金钱万能的世道。他的「山坡羊」《十不足》是一篇很有影响的作品，这支曲子用民歌调子，语言浅近，暴露了统治者贪婪无厌的功名利禄心。「诵子令」
　　《驴儿样》讽刺得意的小人，刻画了世态的炎凉和剥削者的贪得无厌。表现手法上受民歌影响，风格朴实俊朗。
　　题材狭窄，境界不高，为这一时期散曲创作上的通病。随着昆腔的发展，南散曲的盛行，散曲作家多追求文字的工丽和音律的和谐。到了明晚期，出现了一些激越之作，散曲创作才有所改观。
　　六、《西游记》
　　（一）《西游记》的形成及其作者
　　《西游记》是我国杰出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神魔小说，它是继《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后出现的又一部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成书于明代中叶。它的故事从唐代开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传演变过程，无数的民间艺人和无名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西游 故事起因于唐代高僧玄奘到印度求取法经的历史事件。玄奘（公元６０２- ６６４年），俗姓陈，名袆。他出家时佛教地位下降，被置于道教和儒教之后，为了重新振兴佛学，他遍读当时的佛经，又遍游全国，寻师访法，为了取得佛教的一尊地位，统一各派之说，他决心到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去取回佛经。他不顾禁令，偷渡国境，历经千难万险，费时１７年，行程数万里，凭着他那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无比坚强的毅力，取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玄奘回国后，得到了唐太宗的赞赏，他主持弘福寺和慈恩寺，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并奉诏面述沿途见闻，由门徒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书中介绍了西域诸国的历史人情、宗教信仰、地理资源，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其后，其门徒慧立、彦琮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他们为了神化玄奘，扩大佛教影响，在写玄奘取经的同时还穿插了一些神话传说。这是中国传记文学中的名著，虽然其中有些神话游离于取经之外，却启发了后来的作者创作出许多取经神话。
　　宋代 说话 兴起，说话人用唐僧取经的故事作为说话的重要题材，进行再创造。南宋时刊印的 说经 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可说是西游神魔故事见诸文字的最早雏形。所谓 诗话 即书中有 诗 又有 话 ，是佛教徒弘扬佛法的。尽管其中也可能采用一些人民群众的口头神话传说，但不能改变它的佛教传说的基本性质。《诗话》分上、中、下三卷，记叙了唐僧一行六人往西天时遭遇各种妖怪的折磨，情节离奇但不曲折，文字呆板，主旨是宣扬佛法无边，能逢凶化吉，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本很粗糙的作品，但从中可以考见 西游 故事中重要人物的来龙去脉和某些情节的发展线索。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中出现了孙悟空的前身—— 白衣秀才 的形象，西行所历艰难险阻，大都靠他的神通法力，他已取代唐僧成为取经的主要角色。同时书中还出现了沙和尚的原型，但还没有猪八戒的影踪，猪八戒是后期才出现的。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出现，标志着玄奘印度取经由历史故事向佛教神话的过渡， 西游 的一师三徒集团也正在形成。
　　到了元代，西游故事有了很大的发展。磁州窑的 唐僧取经枕 上有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师徒四人取经的形象，可见取经故事已定型。并且出现了话本 西游记 ，今已不传，但有两个片断的材料可以找到根据：一个是《永乐大典》一三一三九卷 梦 字条下引用的 梦斩泾河龙 ，约１２００字；二是朝鲜古代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保存的一段 车迟国斗胜 ，约１０００字。
　　《永乐大典》中的 梦斩泾河龙 与《西游记》第十回 老龙王计拙犯天条，魏丞相遗书托冥吏 的故事梗概基本相同。在朝鲜的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也载有取经故事，其注云： 详见《西游记》.我们可以看出 车迟国斗胜 片断的内容，相当于《西游记》中四十六回： 外道弄强欺正法，心猿显圣灭诸邪的一部分。另外从书中的八条注中，可以窥见元末明初取经故事的轮廓。斗法的一方是唐僧和孙行者，另一方是伯眼大仙及其徒弟鹿皮，斗法的项目有坐静、柜中猜物、滚油洗澡、割头再接四项，斗法的过程与现行《西游记》有差不多的内容。其中一条注为： 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钓洞、火焰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蹶也。 可见所述的取经故事也变得相当复杂、丰富。注中还提到 号齐天大圣 的老猴精，它因偷吃仙园蟠桃，骗取老君丹落，又窃王母仙衣，李天王奏命 引领天兵及诸神将 ， 与大圣相战失利 ，最后二郎神捕获了它，观音将之押入石缝，唐僧路过，将他放出，收为徒弟，赐名悟空， 改号孙行者.这段情节与《西游记》中 大闹天宫 相仿。同时在另外的注里还提到了沙和尚和《取经诗话》中不曾提到的猪八戒。
　　从以上两个材料可以推知，在《西游记》成书以前，曾有一部比《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更成熟的《西游记》话本。 西游 的重要情节有许多已定型，为吴承恩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胚胎。正因此，郑振铎说： 唯那么古拙的' 西游记' ，被吴改造得那么神骏丰腴，逸趣横生，几乎另外成了一部新作，其功力的壮健，文彩的秀丽，言谈的幽默，却确远在罗氏（罗贯中）
　　改作' 三国' ，冯氏（冯梦龙）改作' 列国志传' 之上。 （《西游记的演变》）
　　取经故事在话本中逐渐定型的同时，与 西游 故事有关的戏曲创作也出现了。现能确认的戏曲创作有金院本《唐三藏》。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但都已失传。现有的只有元末明初杨讷著的《西游记》杂剧，共六本二十四折，以唐僧出世的 江流儿 开头，后面有闹天宫、收孙行者、收沙僧、收猪八戒、女人国逼配、火焰山借扇等情节，这些后来都成为《西游记》的重要内容。
　　从上可看出，吴承恩在上述创作的基础上，吸取了平话、杂剧的精华，以自己卓越的文学才能，经过艰苦的艺术构思，重新组织创作了《西游记》这部杰出的神魔小说。
　　吴承恩（１５０４？- １５８２？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县）人。中国封建社会里，正统的文学形式是诗、辞、歌、赋和古文。
　　小说、戏曲一类，往往被人视作不入流的末技，因此，一些小说家和戏剧家的生平事迹流传甚少，吴承恩也不例外，他的确切生卒年月不可知，甚至在鲁迅考证前，有传说《西游记》为元代长春真人邱处机所作。但关于吴承恩的生平事迹，从其幸存的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中，及同时代人的一些著述和乡里方志里，尚可寻出蛛丝马迹。出身于一个 两世相继为学官，皆不显 的由书香门第而败落为小商人的家庭。曾祖吴铭做过浙江余姚训导，祖父吴贞当过浙江仁和的教谕。其父吴锐，在４岁时父吴贞死去，母亲梁氏从仁和教谕任所里把他带回山阳原籍，当时的境况是 家世儒者，无资，且颠沛宦游，旧益贫.（吴承恩《先府君墓志铭》）吴锐因门衰祚薄，倍尝世态的炎凉，以后经营彩缕文縠（即花线、花边）的小生意。因为吴承恩在少年时代被市中人称作 痴人家儿 ，这种屈辱的遭遇深深地刻在他少年的心里，发而为诗文和小说。
　　吴承恩少年时代便聪明颖悟，相传他 生有异质，甫周岁未行时，从壁间以粉土为画，无不肖物 ，（陈文烛《花草新编序》）吴国荣说他 髫龄即以文鸣于淮.和当时的其他人一样，他从年少时即热衷科举，企图进仕，猎取功名富贵，但他却在中了秀才后总是屡试不售，困顿场屋，虽他才华横溢，但几乎一领青袊终老。嘉靖二十三年，吴承恩中岁贡，这时他已３０多岁，为了赡养家室，同时又对中举绝望，虽明知岁贡只是个老秀才的 安慰赛 ，但他还是入京谋求一官半职，过了大约三年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北京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加深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深刻认识，后他获得了浙江长兴县丞的卑微官职，但分掌粮马、巡捕之事的职务，与吴承恩的思想性格太不协调，不久他结束了这种生活。在他一生中长期度过的是卖文自给的清苦生活。
　　独特的生活经历，人生的坎坷，固然可销磨他 少年人谩比终军 的锐气和壮志，但他不为贫穷的处境、困顿的遭遇、世人的白眼、炎凉的世态所折服，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思想信念。他在《送我入门来》中写道： 玄鬓垂云，忽然而雪，不知何处潜来？吟啸临风，未许壮心灰。严霜积雪俱经过，试探取梅花未开？安排事付与天公管领，我肯安排！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况丈夫哉！富贵无心，只恐转相催。虽贫杜甫还诗伯，纵老廉颇是将才。漫说些痴话，嫌他儿女辈，乱惊猜.进入老年的吴承恩，乃不改初衷。他在《祭厄山先生文》中说： 承恩淮海之竖儒也，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泥涂困穷，笑骂沓至.这样的性格，这样的遭遇，使他接近广大人民，感受人民大众的脉搏。他在为自己的志怪小说《禹鼎志》作序中说： 虽然，吾书名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 作者作此书的目的明显含有鉴戒意思。同时还说：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兄呵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 可见他由爱好奇闻，积累了丰富的神话传说材料，熟悉这种艺术形式。这种酷爱野史奇闻的癖好，一旦和那种深沉的愤懑情绪结合起来，便刺激了他的创作欲。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中，通过热情赞颂搜山除怪的二郎神来寄托自己的理想。他要消灭残害人们的 五鬼 、 四凶 ，要拿起 斩邪刀 来诛灭这些丑类，但是 欲起平之恨无力 ，于是他把对黑暗的不满，把自己的希望和理想寄托在他所创作的神话式的人物身上，正所谓 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 如把《禹鼎志序》和《二郎搜山图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与《西游记》的内容对照一下，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态度和意图可见一斑。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在《西游记》中也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
　　（二）《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神话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方式与其他小说是有显著区别的。它采取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作典型化的处理，并且经过抽象化。高尔基说： 神话是一种虚构 ，并且是 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推理.因此，在神话中，矛盾的双方往往都是幻想化的、抽象化的，诸如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残暴与善良、无私和贪婪、骄傲与谦逊等这些抽象的东西就构成了神话的基本矛盾。
　　《西游记》共一百回，是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的，前七回是写孙悟空大闹天宫；后八十八回写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中间五回写有关唐僧出世的情节，这只是两部分之间的过渡和衔接。《西游记》的思想内容体现在小说所揭示的深刻的主题和其社会意义上，以及孙悟空的形象上。
　　孙悟空 大闹天宫 是《西游记》中最精彩的部分。孙悟空原为东胜神州海东傲来国花果山的天产石猴，无父无母，他一出生就 眼运金光，射冲斗府 ，与 狼虫为伴，虎豹为群 ，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由于他勇敢地发现了水帘洞，被尊奉为王。为求长生不老，他浮海远游，寻师访道，学得七十二般变化和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修成了与天同寿的真功果。他先闹龙宫，强索如意金箍棒，使动如意棒，一路打出龙宫.又大闹阴曹地府，勾掉了阎王处的生死簿上的名籍，终于超越了自然规律的束缚。这一美妙的设想，体现了人民在灾难深重中企图解脱的愿望。接着孙悟空由于不了解内情，做了 弼马瘟 ，当他明白时， 心头火起，咬牙大怒道：这般藐视老孙！老孙在那花果山，称王称祖，怎么哄我来替他养马？…不做他，不做他，我将去也！ 回去后他竖起了 齐天大圣 的旗帜，以后孙悟空在打败了李天王的十万天兵后，又接受了降旨招受，反叛的孙悟空一叛再叛，从太上老君的丹炉里跳将出来， 不分好歹，却又大乱天宫，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甚至公开地对如来佛说： 常言道：'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扰，永不清平。 但孙悟空斗不过如来的 无边佛法 ，被如来五指化成的五行山 轻轻地压住 ，从此孙悟空 饥吃铁丸 ，渴饮铜汁，苦渡了五百余年的艰难岁月。
　　一方面是 妖界 英雄孙悟空的不断觉醒、成长。孙悟空反对束缚，要求自由，蔑视传统，否定权威，敢作敢为，天不怕地不怕，大闹天宫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他也有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朦胧到觉醒的过程，到了失败的前夕，他才彻底地提出反抗天庭，企图夺取天庭的最高要求。另一方面，与孙悟空相对立的玉皇大帝的天宫方面，这里虽然是 金光万道滚红霓，瑞气千条喷紫雾 的神仙世界，但这里有等级森严的神权制度：有神权统治者——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又有维持天宫秩序的军队、军官、刑场和各类机构的 国家机器 ；有各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宫礼仪和法律制度。
　　这些正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神话中的再现，投影式地反映出人民的反抗斗争，赞颂了反封建正统，反皇权尊严的叛道思想。在厂卫横行、民不聊生的嘉靖时期，孙悟空代表了反压迫的正义力量，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这无疑给人们以意味深长的启示，同时于黑暗中也给人一线光明。但孙悟空最后还是被压在五行山下，大闹天宫仍以失败而告终，这寓言般地概括了封建社会人民的反抗斗争的历史悲剧的命运。
　　从十三回到一百回，写孙悟空皈依佛法，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从而作品转入了另一个主题。
　　唐僧西行，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并以此为线索。唐僧收取了三个徒弟，又收了白龙马，然后师徒四人，跋山涉水，共赴西天。作者描写他们战胜困难，与妖魔鬼怪作斗争的精神。在西行途中，他们所遇到的全部磨难，９０％由妖魔制造出来，他们的斗争，不仅仅为了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也隐含着为民除害的意思。这些妖魔鬼怪不仅是危害人民的自然力的化身，同时还象征着封建社会邪恶的势力，而且他们与神佛的关系非常微妙，有是天宫神仙下凡或以后修成 正果 的，如黄袍怪和观音菩萨身边的散财童子红孩儿；有是天宫神佛无意中走失的坐骑、侍从，如黄眉老佛即为弥勒佛的童儿，赛太岁为观音坐下的青毛吼；有为神佛故意纵放的坐骑、侍从，如 奉佛旨差来的 乌鸡国假国王文殊菩萨的坐骑青毛狮，他们是为了考验唐僧师徒的虔心；有本与孙悟空有关系的，如曾是结拜兄弟的牛魔王；……作者大量地塑造了这些神魔的形象，说明有作者自己的创作意图；作者把恶劣的行为和品质赋予了这些妖魔鬼怪，他们嗜杀成性，抢劫掠夺，霸占一方，淫荡无耻，玩弄阴谋，他们是危害社会的恶势力的象征，作者借他们来影射明代横行霸道的权臣。圣婴大王红孩儿怪，把周围山神土地勒索得 披一片，挂一片 ，小妖又讨 常例钱 ，当孙悟空问山上有多少妖精时，山神土地哭诉道： 只有得一个妖精，把我们头也摩光了，弄得我们少香没纸，血食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还吃得有多少妖精哩！ 通天河的金鱼妖每年要吃一对童男童女，否则就降灾，使百姓不得安生。作者借这些由动植物幻化而来的妖魔，构成了一幅明中叶时期的百丑图，深刻地反映了明代社会豪强横行，官府敲剥的社会现实，以及花样繁多的赋税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那么为何上天不去惩罚这些妖魔鬼怪，并且有的名为考验唐僧师徒，实际上也为害人民的妖魔被放下天来，他们的罪恶行径受到了神佛的纵容？为何 佛法无边 的我佛如来不去用五行山压住这些妖魔鬼怪？况且悟空打死的各种妖怪，都是些没有后台的野怪，最有意思的是孙悟空大战牛魔王时，即将得胜，各种神佛不请自来，一反前例，纷纷为其说情，争着把他收上天去？作者写出了大多数妖魔怪都与神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描写，也隐晦曲折地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上下勾结，互相包庇，残害人民的黑暗现实。
　　作品在揭露现实的腐朽、政治黑暗的同时，还对道教进行了嘲讽，对道士也进行了抨击，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明世宗极好道教，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被封为 真人 ，官至礼部尚书，方士擅权， 干扰政事，牵引群邪 ，把朝政弄得乌烟瘴气。作品特意安排下九个人间国度，写了许多作恶多端的道士，其中没有一个是好道士，如乌鸡国道士夺位，车迟国佞道灭佛，比丘国妖道惑乱。车迟国把和尚捉来给道士做苦力，平民拿一个和尚，赏银五十两，官吏拿一个，高升三级，因而 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难脱.这些描写影射了道士的妖言惑政，带有明显的规劝意味。
　　大闹天宫重在表现对传统势力的反抗；取经故事重在对理想光明的追求。他们没有矛盾，体现了《西游记》的双重主题，统一于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两个故事所共有的正义性之中，统一于孙悟空这个形象之中。《西游记》最大的思想价值，在于作者塑造了神话英雄孙悟空，在于孙悟空形象所体现的社会意义。
　　孙悟空大闹天宫时一言以蔽之性格：反抗。反抗尊严的皇权，反抗对自由的禁锢，反抗思想束博和反抗传统势力的压制，他随意捣乱天宫 社会秩序 的造反行为，和 皇帝轮流做 的造反思想，是对天宫的威严、永恒、至高无上、君临一切的权威的挑战。孙悟空大闹阴曹地府， 弄神通，打绝九幽鬼使 ，由闹地狱发展到闹天宫，当他第一次朝见 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天帝 时，他竟 挺身在旁，且不答礼.他藐视一切权威，要求的是自由，放纵的是个性，这一切与神话世界中天堂的制度、礼仪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羁縻束缚与反羁縻束缚的尖锐对立，必然导致孙悟空与天庭的最后决战。虽孙悟空失败了，但他反抗传统势力，冲决天庭罗网，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却没有被如来压于五行山下，他在闹天宫时，指东打西，所向无故，挡者披靡的赫赫战功长留天地间，并且天宫大战中天庭的虚弱、残忍、外强中干和欺瞒哄骗的真面目，暴露无遗。君临天庭、无尚尊严的玉皇大帝，原来也只是懦弱无能之徒，面对困境时束手无策，嘴里喊道： 这厮这等，这等，……如何处治？ ，连以后孙悟空皈依了佛门之后，只要他筋斗打到南天门，诸神仙便心里打鼓，七上八下，既疑又惧， 生怕这猴头又来生事！ 这样的腐朽无能，给予读者的应是对战斗的渴望而不是失败的消沉。
　　在西天取经途中，作品更多地表现孙悟空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克服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坚强意志和毅力；表现他不仅与大闹天宫时一样勇于战斗，而且更加善于战斗，他对邪恶势力嫉之如仇、除之务尽的品质，使他的名字对妖魔鬼来说即格杀勿论。作者在西天取经途中，其形象是个头戴紧箍，身穿虎皮裙，但作者透过表面的变化，突出了他不变的性格——桀骜不驯。
　　孙悟空与妖魔的斗争，不光凭神通，还凭 心比比干多一窍 的机智聪明。在濒临绝境时，他总是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使柳暗花明，绝处逢生。
　　他从不气馁，失败了再干，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绝不会在失败中消沉。
　　如他变成瞌睡虫，满天飞舞，他变成牛魔王，让铁扇公主欣然捧上芭蕉扇，他变成九尾狐狸，使金角银角大王一齐跪倒在他的面前；他好几次运用钻肠入肚的方法反败为胜，如狮魔张口来吞，他在狮魔肚中 跌四平，踢飞脚 ， 打秋千，竖蜻蜒.他与妖精斗争越久，经验越丰富。他与妖魔的战斗，顽强不屈，一往而前，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敢，克服九九八十一难。当红孩儿捏紧拳头，口吐 三昧真火 ，烧得他九死一生时，他依然抖擞精神，强行索战；小雷音群神被擒，他却孤军深入，仍旧与恶魔相斗。
　　孙悟空嫉恶如仇，除恶务尽。他虽然心高气傲，禁不住别人用激将法激励他去冲锋陷阵，但 将 之所以能 激 ，还是因为将的正直的品质。在驼罗庄，猪八戒曾说： 你看他惹祸，听说拿妖怪，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预先就唱个诺！ 这正显示了孙悟空的这种品质。
　　但《西游记》在思想内容方面也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取经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活动，作品中仍然把西天取经作为一项正义的事业来加以歌颂，因而在作品中有不少赞颂佛祖功德无量、法力无边、因果报应等宿命论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西游记》也只是 宗教中的那些反宗教现象 ，所以，每当悟空与唐僧发生矛盾时，总是有佛来打圆场，有佛来开导批评孙悟空；每当悟空除一方难时，神佛总是说：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又如九九八十一难，此为定数，一定少不得。为了调和儒道佛，作品还宣扬 三教归一 的思想。八十一难中，也有硬拼强凑的痕迹。连孙悟空的性格也起了相应的变化，尤其到西天之时，一向桀骜不驯的悟空，此时对佛，对玉帝表现了少有的虔诚，以至于他存有 人有善念，天必从之 的信条。
　　最后需指出：《西游记》里存在着道理自道理，故事自故事，文章自文章三者平行的倾向，因此造成了内容上一定程度的混乱。小说的情节和议论各自为政，对有些人物有时褒有时贬，时而挪揄，时而赞扬，这样也易使人歪曲《西游记》的主题和其社会意义。
　　（三）《西游记》的人物形象及艺术成就
　　《西游记》不同于古代一般现实主义作品，它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神话小说。作者以浪漫主义精神和手法，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等艺术形象，巧妙地把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动物体态习性结合起来。作品主要写了 大闹天宫 ——孙悟空的 英雄谱 和 西天取经 ——孙悟空的 创业史.因此，《西游记》的最重要成就即创造了理想主义的英雄典型——孙悟空。
　　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善于把人性、神性和动物性非常巧妙地糅合在一起， 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同时作者又很注意艺术形象的个性化。
　　孙悟空是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但他是一只天产石猴，他是猴，是人，是神。猴表现了他的生物性；人则表现了他的社会性；神，表现了他的传奇性。
　　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孙悟空是以一个斯文的白衣秀才的容貌出现的，只有到了《西游记》里，作者还孙悟空的猴子的面目，作者写他时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生物性。看外形，他 毛脸雷公嘴 ，罗圈腿，拐子步。就在七十二般变化时，也总会留下一条 尾巴 ，在与二郎神交战时， 尾巴 只好变作旗杆；在三十四回写师徒四人被金角银角大王绑起来时，孙悟空虽然变了个假身，自己变作小妖，但 呆子 猪八戒还是认出来， 你虽变了头脸，还不曾变得屁股。那屁股上两块红不是？ 不仅他的屁股始终变不去，他的声容形态也活脱脱是猴子的模样：他好动喜闹，坐不安生，车迟国斗法时他苦不堪言地说： 我哪里有这坐性？你就把我锁在铁柱子上，我也要上下爬踏，莫想坐得住。 他因偷吃蟠桃而触怒天庭，也是渊于猴子爱吃桃子的生理习性。孙悟空又是人，人的喜怒哀乐诸种心理状态，乐观幽默的性格特征，以及好胜、好斗、好名、好戴高帽等缺点，孙悟空都具有，他让读者把他作为自己中的一员，可以感受孙悟空的体验，缩短与孙悟空的距离，真诚地关注他的命运，担心他的处境，与我们人类不同的只是其相貌清奇古怪，不食烟火。所以，作为一个人，我们既可歌颂他，又可批评他。但孙悟空又是神，他有七十二般变化，上天入地，举手抬腿之劳；一筋斗十万八千里；手上的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重达一万三千五百斤。如果没有这广大的神通，孙悟空也不可能大闹天宫，更不可能降魔伏妖。这里，作者赋予了孙悟空很多的理想主义的英雄色彩。但作者并不是凝固化这一形象，也表现了孙悟空性格中的二重性：他的脑中还有不少的世俗意识，如在盘丝洞里认为 男不与女斗 ，不肯打杀洗浴的蜘蛛精，以致惹出以后的不少是非。他好戴高帽，好名的劣根也未除，有时在胜利面前昏了头脑，如骗得芭蕉扇后又反被骗走。《西游记》还成功地塑造了猪八戒的形象，猪八戒不但是个重要人物，而且是个正面人物之一。他的形象同样是猪、人、神的统一体：作为猪，他 长嘴大耳 ，贪吃贪睡；作为人，他有优点也有缺点，比如能劳动，本质单纯，作战也还勇敢，对敌不屈服；作为神，他本是天蓬大元帅，掌管天河，他会三十六变的天罡数，一柄九齿钉钯竟也重达５０４８斤。
　　作为正面人物形象，他是取经的一员，与其他几人同命运；有时他相当勇敢， 钉钯凶猛 ，令不少妖魔闻风丧胆；有时竟粗中有细，竟想出 义激美猴王的主意；他能吃苦，耐劳，高老庄招亲，他替丈人家 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耙田耙地，种麦插秧，在八百里荆棘岭，他精神抖擞，挥钯开山，还曾赋诗道： 自今八戒能开破，直透西方路尽平 ；尤其可贵的是，这呆子虽屡遭妖魔擒拿，却从未低头屈服过，总是 骂了又骂，嚷了又嚷.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劳动人民，尤其是个体生产者所具有的朴实、勤劳、正直、善良的性格特点。
　　但作为孙悟空的陪衬，猪八戒又有很多引人发笑的缺点和弱点。他对取经事业总是缺乏那么一种坚定性，刚一动身，他自有自己的一番如意小算盘： 丈人阿，你还好生看待我浑家，只怕我们取不成经时，好来还俗，照旧与你做女婿过活.一遇困难，他即要回高老庄。他 禅心不定 ，好色的念头未尽，当他在天竺国遇到嫦娥时，本性大发， 忍不住，跳在空中，把霓裳仙子抱住道：' 姐姐，我与你是旧相识，我和你耍子儿去也'. 看见白骨精幻化成的 月貌花容的女儿 时， 呆子就动了凡心，忍不住胡言乱语.他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让他巡山，他呼呼大睡。好贪小便宜、自私，可笑的是他竟瞒过许多人，私攒 私房 ，把四钱六分的家私摁在左耳朵眼里，可令读者讨厌的是他好进谗言，他心里常想算计报恨行者 ， 这猴子捉弄我，我到寺里也捉弄他捉弄，撺道师父，只说他医得活，医不活，教师父念紧箍儿咒，把这猴子的脑浆勒出来，方趁我心。 因此，猪八戒在《西游记》中成了一个喜剧人物，他一出现，就会让人发笑。但尽管让人嘲笑，却并不令人讨厌，反而让人喜爱，因他的许多毛病，就像长嘴大耳一样，丑则丑矣，但却本色：他狡黠而不奸诈，贪小利而不忘大义，顽皮活泼，轻视礼仪，却热爱生活，充满乐天精神。他的这些不够理想，受人嘲笑的地方，正是富于人情味，具有现实感之处。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是孙悟空形象的出色的陪衬者和一定程度上的对立面。作者在对他的缺点进行嘲讽和批判之后，仍让他走完取经的路，成了 正果.吴承恩笔下的唐僧，除了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外，还具有封建知识分子的迂腐气质。他有甘冒万死的取经信心，一心想成正果，持戒精进，对于财利的笼络，美色的诱惑，权势的引诱，毫不动心；他品性仁善，有时极富同情心， 端是一个好和尚。 正因此，女人国逼配，灭法国受阻，地灵县斋僧，……九九八十一难也没有阻住他。惟其如此，他和孙悟空才具有共同的目标，三个桀骜不驯的徒弟才陪伴他。但他性格方面几乎与孙悟空处于彻底对立的方面：他懦弱无能，胆小如鼠，听信馋言，忠奸不分，好歹不知，自私可鄙，优柔寡断，昏庸糊涂。他几乎拆散了取经的队伍。他既不能降妖伏魔，也不是精神力量的象征，他眼泪多于行动，他只是一个傀儡，一块招牌，因只有靠他这如来佛犯过错误的大弟子才能取到经。他一遇妖魔，吓得滚下马鞍，涕泪交流；离开徒弟，寸步难行，连一顿素饭都没有，以致悟空时常骂他为 脓包.就是这样的一个脓包，听信谗言几乎到了冥顽不灵的程度，每次上当，每次不分是非，每次都吃足苦头，可再遇上又会故态复萌，如第五十六回悟空诛草寇后，唐僧 口中念起紧箍儿咒来，把个行者勒得面孔耳赤，眼胀头昏，在地上打滚… 他经常就是这样对待替他舍生忘死的徒弟。
　　他的自私可鄙简直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在悟空诛灭了草寇之后，他竟作这样的祷告： 你到森罗殿下兴词，倒树寻根，他姓孙，我姓陈，各居异姓。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读到这里，唐僧的自私让人心酸、心寒。所以从对唐僧形象的塑造方面，作者也取得了以前任何取经故事也无法企及的成绩：一改以前唐僧的形象，通过对他向恶势力的屈服，他的愚昧、自私的批判，从而大大肯定了孙悟空的战斗精神。
　　另外，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还特别注意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突出人物的性格。如孙悟空的性格就是通过他闹天宫，闯地府，智斗二郎神，三打白骨精等一系列紧张的战斗故事生动地表现出来的。
　　《西游记》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杰出的，但其最主要的成就即成功地运用了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高尔基说： 神话是一种虚构，虚构就是从既定的现实的总体中抽出它的基本意义而且用形象体现出来 ， 再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想——所愿望的，可能的东西，这样来补充形象，——那么我们就有了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是神话的基础。 《西游记》的情节和人物，似乎都是荒诞不经的，但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这里的神话世界都被高度理想化和浪漫主义化了，是当时封建社会中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人与自然矛盾的反映，只是经过了高度的夸张，涂上了幻想的色彩。虽然整部小说有了想象的翅膀，可以自由遨翔，但小说思想艺术的根并未脱离现实的人间社会。在书中，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是奇幻的：神奇缥渺的天国，晶莹瑰丽的龙宫，阴森可怕的地府，瀑布飞溅的花果山，还有那 遇金而落 ， 遇水而化 ， 遇土而入 ，吃了可长生不老的人生果，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法宝。其情节人物也都奇幻莫测：孙悟空大闹三界，葫芦可装天，妖怪的幻化，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都可幻化成形，变人作妖，这样，一幅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令人眼光缭乱，心惑神迷。
　　但作者没有 走火入魔 ，一味虚构，作品里神话人物都被赋予了人的特性，神话人物之间的战斗也是真幻参半，有现实的生活内容作基础，作者把奇特的神话题材和生动的现实内容熔铸在一起，既驰骋想象，大胆夸张，又是对现实生活的影射。
　　《西游记》的艺术成就还体现在情节构造，人物性格刻化，结构、风格和语言运用上。
　　《西游记》的情节可谓引人入胜，八十一难，每难不同，愈翻愈奇。其故事的矛盾尖锐激烈，在三调芭蕉扇中，各种矛盾集于一起：取经人与铁扇公主的矛盾，人与自然（火焰山）的矛盾，孙悟空与牛魔王的矛盾，牛魔王与铁扇公主的矛盾，铁扇公主与孙悟空的矛盾，孙悟空自己前世踢倒了老君的炼丹炉，落下了两块火砖，形成了火焰山，这样，孙悟空与自己矛盾。这样，矛盾处于错综复杂的状态下，精彩纷呈。而其中紧张曲折的情节又一个接一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矛盾刚解决，另一场新的磨难的预兆已见端倪。
　　《西游记》在刻画人物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孙悟空这一形象的成功，本身即说明了其成就。小说对书中的主要人物，既反复多次地通过不同的故事情节来渲染和加强其主要性格特征，又结合运用了比较细致传神的细节来描写，作品还运用了对比的手法来帮助人物的刻画：既用取经集团内几个人物之间互相对比，互相映衬中，使懦弱的更懦弱，勇敢的更勇敢，乐观的更乐观，同时又把妖魔的诡计多端，本领高强来与取经集团进行对比，充分展示孙悟空等人物形象的性格。
　　《西游记》全书依主题的统一建构了一完整的艺术结构。全书由三部分构成：大闹天宫，唐僧出世和西天取经。由于主要的 大闹天宫 和 西天取经 部分都有同一个主人公孙悟空，所以结构上具有连续性和一贯性。《西游记》以取经人物的活动为中心，逐次展开情节，前后呼应。不但情节得到照应，有时细节也得以照应。如孙悟空在三调芭蕉扇之前，既有闹天宫时与牛魔王的结拜兄弟关系，又在解阳山破儿洞打败牛魔王之弟如意真君，请观音收伏了红孩儿；又如唐僧的身世，后文屡次加以照应，据统计达十次之多。
　　再有猪八戒的念念不忘高老庄，孙悟空屡回花果山。各个小故事都相对独立，错落有致，既可单独成篇，又因果分明，各篇之间衔接自然。这些都表明了作者在结构安排上的匠心。
　　与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的主旨相适应，《西游记》的风格具有乐观、开朗、风趣、幽默的特色。作者把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严峻的批判艺术地结合在一起；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鲁迅说： 作者秉性，' 复善谐剧' ，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性，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国小说史略》）
　　乐观、开朗、风趣、幽默，首先是孙悟空性格的重要方面。在第四十六回中： 我呵，砍下头来能说话，剁了臂膊打得人，斩去腿脚会走路，剖腹还平妙绝伦。就似人与包匾食，一捻一个就囫吞。油锅洗澡更容易，只当温汤添垢尘 ，面对生死，十分轻松。他与敌交战，不论如何也不用担心，他藐视一切权威，不怕任何困难，与他在灵霄殿见玉帝时只是朝上唱个大喏道： 老官儿，累你！累你！ 他是诙谐、幽默和乐观主义的化身。但作者对他的 秉性高傲 ，也进行了善意的嘲讽，让他一个不满三尺的汉子，扛起一把一丈二尺的大扇，在不成比例之中形成对比。上述的风格体现更多的是在猪八戒身上，他一登场，总是有笑，或由悟空对他进行讽刺，或由他自己做蠢事、说蠢话。如八戒想背女人，又假装正经；风卷残云的吃相，让人寒伧的积攒 私房 ，他大言不惭的 老实 吹牛；他那 邪心 、如意算盘，作者越是夸张他的愚蠢也越令人忍俊不住。
　　更重要的是作者对于那些原来丑恶、畸形的东西的嘲弄，这时的幽默带有一种强烈的憎恶。八戒在朱紫园看倒跪在孙悟空面前的皇帝时，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皇帝失了体统，怎么为老婆就不要江山？ 当悟空在灭法国时，把要杀和尚的国王、朝廷大臣、大小太监、宫娥彩女通通剃成光头；取经时 要人事 ，这些描写，使人在笑声中联想到当时社会的恶浊和腐败，从而对这些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西游记》的成功，一定程度得力于语言运用所达到的高度。作者大量提炼、吸收了人民的口头语言，特别是苏北方言中传神的词语，如 害了馋痞 ， 决撒 ， 胡厮骂 ， 旧话儿 ， 走了风 ， 活羞杀人 ， 偷嘴 ， 昧了 等，显得新鲜而有生命力，活泼而又准确，语言有散文，有韵语，增添了作品的特定气氛。作者写人物时，运用个性化的语言，寥寥几笔，人物便神采焕发，不同人物的性格跃然纸上。如唐僧动辄就 阿弥陀佛 ， 仁义值千金 ，画出一个不谙世事的迂腐的佛教虔诚子的脸相，又如猪八戒吃人参果，孙悟空揶揄玉帝，都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作者驾驭语言的才能。《西游记》语言的新颖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后世小说创作，尤其讽刺小说的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西游记》在艺术上也有一些局限性，如人物塑造，除孙悟空、猪八戒外，其他人物都单薄，很多妖魔，缺乏个性；有些情节前后雷同；书中大量经目的介绍，长串的诸佛名单等，则显得呆板枯燥；八十一难也有 凑足 之弊。
　　《西游记》自问世以后，引起了人们对神魔题材的广泛兴趣，许多作家竞相创作。出现了不少 西游 题材的作品，如《后西游记》，《续西游记》，《西游补》等；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借历史事件写神魔斗争故事的小说，如《封神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同时后世有不少把《西游记》有关的内容搬到戏曲领域。凡此种种，虽各有可取之处，但没有一部作品能与《西游记》相比。
　　《西游记》很早就传到了国外，成为世界人民所共有的财富。
　　七、万历时期文学
　　历史进入１５７３年，朱翊钧继位，年号万历，虽然已是明代国运衰微的后期，可是这个时期文学却有着不同凡响的成就。公安派使清新活泼的文字风靡一时，一扫复古派的乌烟瘴气，在公安派猛烈的攻势下，长期统治文坛的复古派终于陷入土崩瓦解。戏曲和小说创作显现繁荣局面，产生了大批传奇。
　　汤显祖的《牡丹亭》，标志着戏剧创作的一个高峰。大量优秀的白话短篇小说，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有不少新的特色。《金瓶梅》的出现，说明长篇小说的创作，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民歌也 刊布成帙，举世传诵 ，盛极一时。
　　（一）社会经济、政治和哲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这些繁荣发展，这些成就，是在什么社会背景下产生的？首先需要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及哲学思想来看看它们对文学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制约性的作用。
　　明初至弘治年间，封建农业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可谓 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二引《歙县风土论》），然而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固有规律，决定了繁荣与稳定的局面是难以久继的。万历前后，明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已由中兴转向衰落。
　　在经济上，地主豪强兼并土地之风日趋加剧。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一户地主占有上万亩，乃至几十万亩土地，是极为平常的事情，也是明初所不可比拟的。这些土地，除了靠赏赐，买卖获得外，大量是靠变相的暴力掠夺而来，表现为豪民富户对一部分庶民地主和自耕农的侵占和掠夺，也表现为地主阶级各阶层之间的互相争夺和并吞。
　　万历时期，农民的赋税和徭役负担日趋严重。官田的赋税过重，屡屡加派，繁重的徭役也严重地影响了生产。万历四十六年起，明政府借口向辽东用兵，开始按田亩加派 辽饷 ，前后三次增额，至泰昌元年，每亩加派银增至九厘，相当于全国总赋税额的三分之一以上，豪强地主田地的赋税也用各种方法转嫁到农民身上，广大农民负担不了，纷纷 卖田鬻产 ，丧失了土地，包括一部分庶民地主，投献土地或卖身于豪强地主作佃户、佃仆，被视为贱民，压在社会的底层，听凭豪强地主的诈害欺凌。残酷的经济榨取和野蛮的政治压迫，造成明后期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以及水灾、蝗灾、瘟疫不断发生，从万历到崇祯，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明史》卷三十《五行志》中经常可以看到明末食 瘗脊 ，吃 观音粉 ，甚至 母烹其女 ， 父子兄弟夫妻相食 及举家自尽的悲剧景象的记载，农民濒临绝境。
　　在政治上，万历初年，为了缓和日益严重的封建统治危机，张居正实行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在万历六年下令清丈全国的土地，清查出被豪强地主隐瞒的一部分土地，整顿赋役制度，以扭转财政危机，推广 一条鞭法 ，种种措施使明朝的财政收支有所好转。但是，由于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官僚和豪强地主的利益，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随即改革的措施逐渐被破坏了，明朝的社会危机也随之愈来愈严重了，政治更加黑暗，从宫廷到地方，各级官吏贪污腐化，吏治败坏，朝廷内外，宦官专权，党派林立，彼此倾轧，争权夺利。
　　然而，就是如此，万历时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却发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商品性的农业和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商品的流通量与日俱增，商人集团纷纷而起。在农村，农业雇工不断涌现，佃户和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些松弛；在市镇，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商人进一步控制手工业生产，手工业者对商人的依赖性加强，江南地区纺织业非常发达，苏州就有染坊工人数千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中以江南丝织业、棉纺织业最为明显。当然，处于萌芽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品资本基本上是与封建官僚、地主连成一体，带着明显的封建烙印，但是它的发展已经摧毁了人们对男耕女织、贵贱有序的封建社会理想的图画的顶礼膜拜的感情。
　　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是市民阶层的壮大。明代后期，市民阶层已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从万历二十四年起，神宗派遣大批太监充当税使、矿监，到处课敛诛杀，横征暴敛，工商业受到严重摧残，手工业工人和工商业者武装起来反抗。万历二十七年，荆州市民举行反税使陈奉的暴动；万历三十年，景德镇的窑工反税使潘湘，举行了暴动；万历二十九年，苏州爆发了反税监孙隆的斗争。市民暴动是已逾百年的封建史册上前所未有的，它表现了手工业者及市民不畏强暴、坚决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并且作为一种阶级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的活力，它的出现，也给予明代的思想界和文艺界带来了崭新的内容，使小说、戏曲拥有更多读者和观众。明后期的小说、戏曲、诗文和文学理论都无不显著地打上了它的印迹。
　　万历时期出版业很发达，大量刊行小说和戏曲，且不少书籍印刷考究，插图精美，这也从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文学创作。
　　明代的哲学思想仍由代表封建正统学说的程朱理学占主导地位，陆王心学也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嘉靖、万历年间，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心学肯定了下层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否认必须遵守封建礼教和孔孟之道，集中反映了已经崛起的市民阶层的要求，因而更加符合明后期的时代呼声，也是代表了时代前进的呼声。王守仁先生在《传习录？中》里说： 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则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 《传习录？下》又说： 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 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说：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这些言论唤醒了那些被桎梏于天理之下的人心，是市民阶层的崛起在哲学上的反映。以王畿、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在知识分子和下层劳动人民中间更广泛地传播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并且把心学向更彻底的方向发展。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议论王学左派，是 遂复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坐在利欲胶漆盆中 ，之所以能鼓动得人是因为 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万历时期，以李贽为后学尖端的左派王学彻底地反抗封建礼教，解除宋明理学所谓天理对人心的外在和内在的束缚，要求思想解放，自由地进行文学创作。他一方面继承了心学的积极内容，另一方面加强了经世致用的方向，以经学和史学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新学说，在万历后，积极地引导自尊无畏的民族精神。
　　在这般代表时代前进呼声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文学界也掀起一股声势壮观的文学解放思潮，一批具有叛逆倾向和革新精神的文学家、文学理论家相继登上文坛，以一系列不同凡响的作品同代表传统的封建文学观念的作品相对立，明确要求取缔止乎礼义、温柔敦厚、依於理道、合乎法度等从内容到形式的一切清规戒律，从孔孟之道及整个封建文学思想的压制下解放出来，要求文学走向社会下层的广阔天地，反映市井小民的生活和愿望。在文学风格上，不再欣赏以超然物外的潇然简远、汪洋淡泊为风格的诗文，而欣赏力图同积极批判现实相联系的愤激决裂、惊心动魄的艺术风格，不仅仅从正统诗文出发谈论文学，更主要是从戏曲、小说等俗文学出发谈论文学，这种文学思想的实质就是要追求个体的幸福与解放，把市民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人，把文学作为市民文学而不是贵族文学，显示了封建社会后期文学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为人欲而斗争的左派王学在文学领域中卷起的波澜。
　　随着市民阶层和市民文学的兴盛，戏曲、小说、小说理论也蓬勃地发展起来，并在万历的数十年中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万历时期，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因物质生活的刺激而变本加厉，大地主，大商人也过着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在这种纵情淫乐的风气腐蚀之下，一些适合他们的低级趣味的猥亵之作，便产生了。有些 卫道士 卖力鼓吹封建道德，因而也产生了不少宣扬因果报应和 教忠劝善 的作品。
　　（二）诗文
　　万历时期，正统诗文衰微，左派王学兴起，一批有识之士，以诗文结合文学理论来反映社会现实，要求文学创作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反对复古模拟的文风，在对封建正统文学思想的否定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成就了许多异彩夺目的好诗文。其代表人物有李贽、徐渭、汤显祖、袁宏道等人。他们掀起了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大革命，促使文学向新时代进军。所以清代官方学者叹息： 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 １。李贽及其 童心说 哲学家认为，一个永恒的国度在死亡之后开始。李贽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先觉者，尽管生前他为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受尽了磨难，并献出了生命，他的著作几度遭受禁毁的命运，但是他的坚强不屈的斗士人格，丰富、深刻、具有鲜明战斗性的思想，却超越了他有限的生命，在中国文化史上得到彪炳流芳的荣誉。
　　李贽（１５２７- １６０２年），初名载贽，号卓吾，又号宏甫，福建泉州人，泉州又称温陵，故别号温陵居士；晚年居龙湖，号龙湖叟；他五十四岁剃发后，又号秃翁。
　　李贽出身航海世家，其先人曾与外国人有长期的接触，精通外语，有一些经商海外，因此自幼年时免不了受到外来思想的熏陶。七岁时便从父 读书歌诗，习礼文。 （《焚书》卷三《卓吾论略》），少年时就擅长文词，口才出众，但是不喜程朱著作，儒释道均不信，二十六岁时，他在福建乡试中举，此后便开始了近三十年的游宦生活，先后任河南共城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在此期间，他接触了王阳明的学说，把其中积极反映下层劳动人民心声的内容接受了过来。
　　他猖狂的性格与叛逆思想的成熟，造成了他艰苦磨难的一生，在《感慨平生》一文中他感慨道： 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与墨，难尽写也.五十三岁时他辞官不做，后来到湖北麻城龙潭湖芝佛院专心著书立说，并落发出家；六十三岁时，诗文集《焚书》刻印，后《续焚书》出；七十一岁时，写成《照灯道古录》；七十二岁时《藏书》出版，此外还有《说书》（已佚），及《四书评》。万历三十年，以 惑世诬民 的罪名被捕入狱，同年三月十五日在狱中自刎，终年七十六岁。
　　李贽在文学上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 童心说.他说，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李贽认为，人的初心本是纯真美好的，后因为闻见道理，人知道了文过饰非，隐恶扬善。他反对同人的初心相悖逆的封建意识对人心的污染，所以， 童心 是同《六经》、《论语》、《孟子》相对立的，反对以孔孟之道为心，反对以封建思想为标准。因此，他以反抗封建礼教的《西厢》、《拜月》为童心之作，而以标榜忠孝的《琵琶记》为矫强之作；在古代作家中，他最欣赏的就是不受儒家羁勒的司马迁、李白、苏轼。
　　李贽的 童心说 也针对明代文坛上流行的无病呻吟的诗文而发，如明初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无病呻吟为特点的 台阁诗 ，以李东阳为首的 茶陵派 的拟古主义主张，尤其是由前后七子发起和推动的复古主义。李贽认为作家只有具有真情实感的 童心 ，才能写出 天下之至文.对复古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也就是说，文学是在发展和变化中不断出现好作品，而并非愈古愈好，从而对复古主义的文学主张从根本上提出了挑战。
　　李贽的童心说，是站在市民阶级的立场上，要求作家摆脱以孔孟之道为主体的封建意识的影响，而以市民的、反封建的思想观察生活，指导写作， 童心表现在 迩言 之中， 迩言 也就是反映 治生产业 的日常生活语言，李贽对 迩言 的赞赏，就是提倡弃雅从俗，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
　　他认为真诗文存在于下层劳动人民之中，阐述了他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的理想图画。李贽的 童心说 也是富有民主性理想的文艺思想。
　　李贽在他的文学主张中，强调 自然 与 发愤 ，他极力推崇自然美，反对人工的造作；认为 化工 胜于 画工 ，李贽的《杂说》是一篇评论《西厢记》、《拜月记》和《琵琶记》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就 化工 和 画工 的艺术境界作了很有见地的比较，说明艺术创作不能仅仅逼肖自然，依靠技巧来达到艺术的高度，而只有作者对患难穷愁、人情世故有亲身的体验，曲尽人情，发自内心，胸中的情感蓄极积久，势不可遏，自然地达到运用自如的高度的艺术境界。
　　他提倡怨、怒，执着于现实，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愤怒的揭露和批判， 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之于名山，投之水火。 （《杂说》）这种恸哭怨怒，是愤激之情与含蓄之美自然紧密地构造成一个至高无上的艺术境界，美的世界，感情愈是强烈、深沉，就越是难于直接述说， 故见景生情，触目兴叹.这种以 自然发于情理 ，无意为文而情不可遏的发愤、不平著述的观点是李贽富有创造性的文学创作论。
　　李贽重视戏曲小说。在《童心说》中，他把《水浒传》与儒家《六经》及《语》、《孟》相提并论，认为《水浒传》是出于 童心 的 天下至文 ；把唐宋传奇、元明杂剧以及《西厢记》等，看作与先秦散文、汉魏古诗地位等同，皆是表现真情实感的 天下之至文 ，这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第一位。
　　这对于提高小说、戏曲的历史地位，动摇儒家经典的神圣性，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并且他充分地肯定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文学上的意义，引导戏曲和小说向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开拓。
　　李贽的文学主张坚持了新兴市民文学的方向，建立了适应时代和文学发展需要的文学理论，他的思想渊源体现了返朴归真、纯任自然的道家精神，但是他剔除了老庄自然之道中 和光同尘 、 安时而顺世 的混世哲学的消极内容，加入了反抗宗法制度的压迫，争取个人的自由的积极意义。但是他的 童心说 也有唯心色彩。评论《水浒传》标榜 忠义 则以宋江为 忠义 之首，说明他的思想深处也并未完全摆脱封建道德观念。
　　李贽曾以极大的热情评点了《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及《琵琶记》、《幽闺记》、《红拂记》等许多小说、戏曲。他是第一个评点长篇小说的人，其工作具有开创的意义，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种新的样式，具有使文学批评群众化的特点。它在后来得到了发展，如金圣叹的评《水浒传》，脂砚斋的评《石头记》。
　　李贽的文学理论和思想对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明代后期文坛上公安派的袁氏三兄弟及汤显祖、冯梦龙等都是直接接受了李贽思想的影响。在清代，李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观点仍为一些有识之士所继承。 五四 新文化运动前后，李贽的思想重新受到重视，李贽文学理论的积极的反封建的思想内容，又得到了肯定。李贽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乃是公认的。
　　李贽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不以文学著名。但他的散文见解大胆精辟，或长篇大论，或短小精悍，语言浅近明白，几乎不用典故，且采用民间俗语，不装腔作势。如袁中道在《李温陵》中所谓： 不阡不陌，掳其胸中之独见。 他写给耿定向的一些书札，实际是向伪道学宣战的檄文。他作诗不多，今存多为小诗。如《糸中八绝》奋笔直书，不事格律雕饰，表现了至死不屈的战斗精神。《题孔子像于芝佛院》一文虽不到三百字，却酣畅地将人们 皆以孔子为大圣 的真正原因层层剥出，且引用孔子的话来形容盲从者的昏聩，弥见风趣，最后一段故作反语，深致讽刺，它很能代表李贽杂文的风格特色。
　　２。公安派及袁氏三兄弟万历年间，文坛各种流派中， 公安派 以猛烈地反对后七子的拟古主义，而最有影响和势力。 公安派 的代表人物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时称三袁，以袁宏道成就最大，最有名望。由于他们是湖北公安人，世称 公安派.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则是其领导人物，袁中道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其他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以其文学发展观，文学创作观，以及对小说、戏曲、民歌等通俗文学的推重，建立了一套反传统的诗文理论，与复古派针锋相对。 公安派 的文学发展观主要是 古何必高？今何必卑？ 认为文学是随时而发展的，各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不同特色，不应该贵古贱今。他们猛烈地抨击前后七子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的复古主张，指出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文学的发展与革新。袁宗道在《论文》中说： 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 ，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 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说：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 ， 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袁中道《花雪赋引》中说： 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 ， 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创为变者与受变者皆不及知。公安派 要求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清规戒律，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新变化、创新，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说： 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 道出了文学发展的根谛就在于，每个时代的文学都需要矫前人之弊，变前人之法，创造出充分表现自己时代的新内容。这种文学发展观是符合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的。
　　公安派 的文学创作观是 性灵说 ：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他们认为出自 性灵 者为真诗，好诗、好文，都是 任性而发 ； 从自己胸臆流出.这样才能达到 情与境合，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 的文学艺术境界、审美境界。（袁宏道《叙小修诗》）
　　作家必须当 真人 ， 本性而行 ；（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要敢于 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雷思霈《蒲碧堂集序》）他们主张用平易近人的语言来写作。袁宏道在《又与冯琢庵师》中说 古人诗文，各出己见，决不肯从人脚跟转。以故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 公安派 所谓的 性灵 就是作家的真精神，是 无心 而得之，不事 粉饰蹈袭 ，包含了对 真实 、 情趣 的追求。显然， 性灵说 是对李贽 童心说 的继承和发展，是建立在 童心说 中 本心初念 的基础上的，因而具有反传统的色彩，强调个性解放的内容，包含了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的说教的反抗。但他们以为 心灵无涯，披之愈出 ，而忽视社会实践对作家的决定意义，这就错认了创作的源头。
　　公安派 重视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这也是与李贽相同的。袁宏道把小说家罗贯中、戏曲家关汉卿同司马迁并列为 识见极高 的人；认为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民歌是 真人所作，故多真声 ；把《水浒传》、《金瓶梅》并列为 逸典. 公安派 作家尤其是三袁的游记、尺牍、小品文，很有特色，但其创作多以描写自然景物和身边琐事为题材，内容肤浅，缺乏深厚的社会现实。
　　后人评论认为， 公安派 文学理论的价值超越了其创作实践，这应说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对晚明的小品文的大量产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清代曾将 公安派 的著作列为禁书而加以诋毁。
　　袁宗道（１５６０- １６００年），字伯修，号石浦。万历十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至右庶子；著有《海蠡编》（今佚），《世说》，《白苏斋集》等。
　　袁宗道的诗文清新明畅，语言极富特色，率直自然、不事模拟。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极乐寺游》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江长洲绿萝》等都真切动人，笔端饱含真情，论说文如《读大学》、《读论语》中某些章节，浅显通达，警辟有味。他的散文多以士大夫的闲情逸致、谈玄说理为主要内容，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少有佳作。
　　袁宏道（１５６８- １６１０年），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万历二十年进士，做过吴县知县，国子博士，吏部郎中等官，他十分厌恶作官，任职断续约五年左右。著作颇丰，他的文集最早为明万历刊本，今人钱伯城整理为《袁宏道集笺校》共５５卷，较为完善。
　　袁宏道的诗文很多，今存其尺牍２８０余封，篇幅长的千余字，短的只有二、三十余字；各类随笔２００余篇；山水游记９０余篇；各体诗歌１７００余首，但成就不及散文。
　　袁宏道的散文文笔飘逸，自然清新，通俗流畅，具有独特的风格。他的尺牍多抒写了自己的思想与抱负，他的随笔题材丰富，意趣盎然，其中《畜促织》、《斗蛛》、《时尚》等篇记述了当时的风俗人情。他的传记文以《徐文长传》、《醉叟传》两篇最好，写人状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他的山水游记尤其优美，他最擅长于描写自然界的生活，并将其诗意化，情景交融，清新活泼，韵味深远。他写杭州西湖多至十余篇，而篇篇意境不同。《虎丘记》、《天目》、《晚游六桥待月记》、《五泄》、《满井游记》等篇皆洋溢着作者对于自然的崇高、美丽而丰富的感情，很值得玩味。
　　袁宏道的少量诗作，如《猛虎行》、《门有车马客行》、《逋赋徭》、《巷门歌》等，揭露了当时 甲虫蠹太平，搜利及邱空 的黑暗现实。《戏题斋璧》等诗中对官场生活也作了一定揭露。但是他的诗及多数散文，多抒发个人情趣，没有充分反映社会生活，现实意义有限。
　　袁中道（１５７５- １６３０年），字小修，万历四十年进士，授徽州府教授，后历任国子博士、南京礼部主事、吏部郎中等职，著作有《珂雪斋集》２０卷，《游居沛录》２０卷。
　　袁中道的作品以散文为优，体现了他对于山林隐逸之趣和清虚澹远之韵的偏爱。游记散文如《游西山十记》、《游石首绣林山记》、《游鸣凤山记》、《金粟园记》、《玉泉涧游记》等，绘声绘色，描摹入微、文笔精美；尺牍文如《寄六侄》、《寄蕴璞上人》、《答潘景升》、《与曾太史长石》等直抒胸臆，文笔洗炼；日记《游居沛录》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的影响。诗歌偶有关心民间疾苦之作。但他的诗文主要是寄情山水，感时伤怀，酬酢应答之作，艺术创新不多，思想内容贫乏。
　　袁氏三兄弟在明万历时期的文坛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们打垮了复古派在文坛上的死气沉沉的统治，以清新活泼的文字，解放了文体，对散文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开拓了小品文的领域，丰富了表现的方式。但是由于他们思想上的软弱，文学创作实践局限于描写自然景物及身边琐事，抒发 文人雅士的情怀，不能充分地反映社会现实，因而社会意义有限。
　　当时一些公安派文风的仿效者，更发展了这一倾向。所以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的创作，功过并存。但作为晚明的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流派，其功绩是主要的。
　　３。竟陵派及其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反对拟古主义的，还有 竟陵派.竟陵派主要活动在万历后期至天启、崇祯年间，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而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
　　竟陵派反对复古派的机械摹拟古人词句，也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 性灵 ，但他们提倡的 性灵 比公安派的 性灵 要狭窄，主要是指学习古人诗词的精神 ，即 幽情单绪 ， 孤行静寄 ，只承认这样的作品才是 真有性灵之言.他们倡导 幽深孤峭 的风格，文风求新求奇，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的创作特点：刻意雕琢，语言佶屈，艰深隐晦。钟惺、谭元春共同编选的《古诗归》和《唐诗归》风行一时，意即为 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竟陵派的诗作多是抒情写孤冷、淡漠的情怀，观赏自然景色时怡然自得的情绪，喜用怪字，押险韵。文章大多支离破碎，文气不畅。清代钱谦益评论说： 无字不哑，无句不谜，无一篇章不破碎断落.但是竟陵派在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中起过进步的作用，尖锐地批评了公安派末流诗文浅薄粗俚之弊，对晚明小品文的大量产生也起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其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束缚了其创作的发展。
　　竟陵派的作家还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人，这些人多半发展了竟陵派生涩的弊端，使竟陵派的文风走向极端，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富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是代表了竟陵派语言风格的作品之一。
　　钟惺（１５７２- １６２４年），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曾任工部主事，官至福建提学佥事，后辞官归，晚年入寺院。为人严冷，喜研读史书，其诗文集为《隐秀轩集》。
　　钟惺的诗追求幽情孤行，反对平熟，要求奇峭，雕琢满目，题材狭窄，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但有些五古游览诗作如《经观音若》、《舟晚》等篇写得很好，寄情绘景，别具一格。其《上巳雨中登雨花台》、《巴东道中出弟恮》，手眼别出，清思飘逸。《江行俳体》１２首写及 官钱曾未漏鱼蛮 的赋税情况，对现实有所反映。
　　钟惺的记叙、议论散文也有一些新奇隽永之作，小品文《浣花溪记》以优美动人的笔触描绘了唐代诗人杜甫成都寓地浣花溪一带清幽、逶迤的景色，借对杜甫的敬仰之情，抒发了自己的情怀。清溪碧潭，移步换景，体现了竟陵派 孤行静寄 的情怀和个性。小品文《夏梅记》以时令的变化，引出咏梅人的冷热，进而揭示了人情世态的冷暖，揶揄嘲弄了趋炎附势的风气，构思立意颇有新意。
　　谭元春（１５８６- １６３１年），字友夏，湖广竟陵人，与钟惺合编《诗归》５１卷等，另有《谭子诗归》１０卷，《四方金声》１０卷（附补遗）等。
　　谭元春的山水五言诗多有佳作，如《夜次阳逻同夏平寻山》、《游九峰山》等，有幽冷峭拔的风范，六言绝句《得蜀中故人书》感情深切真挚，语言朗秀，颇有情趣。但他同钟惺等竟陵派诗人一样，只着眼于湖光、花草，尚 孤怀 ， 孤意 ，因而创作题材非常狭窄，文风艰涩，诗作虽然有一些隽句，但多用奇字押险韵，语言屈佶，令人费解。
　　谭元春的写景散文《游南岳记》写登祝融峰顶所见的云海奇观，气势磅礴，景象壮观。三篇《游乌龙潭记》描绘了不同时令特征和特异景色在三次游赏时给予作者的不同印象，意境各异。尤其《再游乌龙潭记》，以幽峭瑰奇之笔描绘了乌龙潭上的惊雷疾电，飙风飞雨，十分精警动人。《游玄岳记》中，玄岳在作者的胸中笔底，变化以至离奇，一时之山，竟有四时之景，美丽壮观的玄岳奇景与作者追新求奇的心情是如此贴近。这些都很能体现竟陵派散文的特征。其书牍铭序如《求田氏五十文说》、《端石砚铭》、《宋绣观世音赞》等篇也委婉动人，清秀隽永。
　　总之，钟、谭求新求奇的文风，对传统散文有所突破，但因狭窄的题材和艰涩冷僻的语言，也束缚了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清代钟、谭的书曾被列为 禁书 而受到诋毁。
　　（三）传奇与杂剧
　　明代戏剧发展到万历年间进入了鼎盛时期。由于现实斗争的冲击，新思潮的传播，传奇创作日益繁荣，创作上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传奇作品大量涌现，形成一个高潮。杂剧创作在不断地吸收与发展中，也形成了新的特色，出现了南曲杂剧，逐渐摆脱了元杂剧的规范束缚，促进了短剧的出现和发展。
　　显然，这一时期也是明杂剧成熟的时期。
　　１。传奇创作的繁荣万历时期，传奇作品盛极一时，吕天成在《曲品》中曾这样描叙当时传奇创作的繁荣景象： 博观传奇，近时为盛，大江南北，骚雅沸腾，吴浙之间，风流掩映.这一时期传奇创作的繁荣，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及哲学思潮的发展分不开的，万历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王学左派的哲学思想广为传播，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但封建统治阶级骄奢淫佚，腐化堕落，社会矛盾激化，因此万历时期的戏曲突破了明初教忠教孝的封建道德、礼教思想的束缚，积极地表现市民阶层的生活，深入社会现实，探索 人生本色 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将现实生活中政治斗争的题材，搬上舞台，把戏剧的创作与理论推向了反封建的高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表现了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
　　这一时期传奇表现形式丰富多样，较之成化至隆庆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既有铺衍至一百出的长篇巨作，如郑之珍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又有短至十余出的剧作，如高濂的《赋归记》和《陈情记》。有的剧作家采用自传体叙述个人历史，如朱期的《玉丸记》；有的剧作家用短篇故事集纳的形式表现几个不同故事的短剧，如沈璟的《博笑记》。最突出的是唱腔的变化及昆腔的兴盛。昆腔集中表现了南曲精柔婉转的特点，同时也保存了部分北曲激昂慷慨的声腔。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 昆腔流丽悠远，出乎元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 昆腔深受欢迎，剧坛形成了以昆腔为主的局面。
　　内容上，这一时期，传奇作家创作了大量爱情题材的剧作。比较著名的有：孙柚描写卓文君故事的《琴心记》；王玉峰描写王魁和敫桂英故事的《焚香记》等。有些作家力图在描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中表现较丰富的社会内容，如朱鼎的《玉镜台记》，虽然写的也是温峤和刘润玉的悲欢离合，可是与元代关汉卿的杂剧《温太真玉镜台》及稍后的范文若的传奇《花筵赚》，有很大的不同。他把人物的命运同国家社会的命运联系了起来。
　　表现爱国思想的剧作也不少。当时颇为流行的有：吾丘瑞描写晋代陶侃力挽危局的《运甓记》；张四维描写韩世忠抗金的《双烈记》等。更值得重视的是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和作家对现实的关心而产生的一批直接描写当代政治事件和当代知名人物事迹的作品。歌颂当时正直和爱国主义人士的，有木石山人描写清官海瑞的《金环记》；叶泰华、吴怀绿合作的描写名将于谦的《金杯记》；史槃描写沈炼的《忠孝记》等。反映抵抗外侮的，有沈应召描写王铁抗倭的《去思记》；夏某描写刘綎御侮的《大刀记》等。这些剧作家敢于直面现实，创作出褒贬分明，爱憎感情强烈的作品，在当时确实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有些剧作家以民间长期流传的故事为题材内容进行创作，如许自昌描写宋江故事的《水浒记》；佚名作者描写刘备三顾茅庐坚请诸葛亮的《草庐记》；佚名作者描写包公智断真假金牡丹故事的弋阳腔剧本《鱼篮记》等。
　　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不少宣扬陈腐的封建道德和荒诞的迷信思想的作品，如佚名作者的《四美记》描写蔡端明孝行感天，以致南海观音和鲁班神都来帮助他建造洛阳桥的故事，主旨便是 教忠劝善.大力宣扬宗教的作品有：罗懋登描写观音行传以弘化佛法的《香山记》；苏元隽描写吕岩归真以阐扬道术的《梦境记》；至于释智达描写净土三祖故事的《归元镜》，以护法神韦驮 传灯总叙代替 副末开场 ，告诫 见闻诸善人，切莫让为戏 ，其创作意图则更是昭然直言了。
　　这一时期，传奇剧情结构也比明初的更为紧凑，情节更为复杂，对人物的刻画更为细腻，曲调、表演艺术及脚色分行等也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传奇吸收和继承一部分元杂剧的优良遗产，兼用一些北曲曲调，每本传奇一般分为四五十出不等，有些单出经过长期舞台实践和演员的加工，更加完美。
　　随着传奇创作的繁荣，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戏曲音律的著作，它们又影响和促进了传奇的创作。这一时期，戏曲理论专著，主要是王骥德的《曲律》和吕天成的《曲品》。清代黄文晹的《曲海目》，王国维的《曲录》，也多从《曲品》中撷取材料。
　　２。沈璟和吴江派吴江派是万历年间的戏曲文学流派之一，以吴江人沈璟为首。沈璟特别重视曲律，力求修辞本色，有一批戏曲作家及理伦家接受了他的影响，强调创作时曲词要符合音韵格律，形成了影响和势力都颇为强大的吴江派。
　　沈璟（１５５３- １６１０年），字伯英，号宁庵，晚字聃和，别号词隐，江苏吴江人，万历二年进士，曾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吏部员外郎、光禄寺丞等职。
　　三十七岁辞官回乡，潜心研究词曲，考词音律，著有《属玉堂传奇》十七种，现存《义侠记》，《博笑记》、《江蕖记》、《双鱼记》、《桃符记》、《一种情》、《埋剑记》等七种。曲学研究著作有《论词六则》、《唱曲当知》和《正昊编》等，今均已不存。另外，还以蒋孝的《南九宫谱》和《十三调谱》为基础，编纂了《南九宫十三调曲谱》，是一部集南曲传统曲调大成，格式律法详备，音韵平仄详明，作法与唱法相兼的曲学文献。
　　沈璟的戏曲理论是何良俊 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 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戏曲的本质特征，就在于 合律依腔。 他对守律的要求严格而至于苛刻，甚至主张 宁守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曲中之工巧。 沈璟的声律论对曲律的参究细密而至于烦琐苛刻，容易束缚作者的才情，但对于纠正当时一批文人传奇创作中不合音律，脱离舞台的弊病也有积极的影响。明末以后的戏曲理论，就是沿着沈璟的理论在封建文学思想的原则下，走专门研究戏曲技法的道路。
　　沈璟的初期创作受骈丽之风的影响，最明显的表现在《红蕖记》。从《双鱼记》和《一种情》中，后来，他的作品由骈丽向本色语言风格变化。《义侠记》是沈璟改变骈丽之风的名作。它是水浒戏，以武松为主人公，作者同情武松的遭遇，赞美他为兄复仇的侠义之举。全剧最精彩的部分是第四出 除凶 至第十八出 雪恨 ，即描写武松从打虎到杀死西门庆，勾画出武松的英雄风貌。认为水泊梁山起义的目的不在于造反，而在于 怀忠仗义 ，等待招安，在这部戏中反映了沈璟的政治理想。剧作语言较朴实，但结构情节嫌平铺直叙，缺少引人入胜的高潮。
　　《博笑记》是由十个故事组成，全本二十八出。这十个小戏没有必然的联系，思想艺术成就也有较大的差异，其中第五、第六出《乜县丞竟昏眠》是最好的小戏，在这出短小精悍的闹剧中，作者塑造了一个糊涂昏庸的地方官吏，使用嘻笑怒骂的手法，加以尽情的嘲笑，表现了强烈的爱憎。让人从中可以窥见明代官场的昏庸腐朽。但作者写这些戏的目的在于诙谐取乐，因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深度。
　　沈璟的戏剧作品有很多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宿命论的思想。《埋剑记》宣扬了 达道彝伦，终古常新 的封建伦常准则，《红蕖记》、《桃符记》等都有死生有命、姻缘无定的宿命论思想。吴江派重要作家吕天成说沈璟的戏曲 命意皆主风世 正好说明了这点。沈璟的曲学研究成就超过了他的戏曲创作。他反对戏曲创作追求词藻的华丽，提倡本色的语言，这对动摇当时追求骈丽、堆砌词藻的浮华文风，是有积极作用和功绩的。但因过于讲求音律，因此不论是他的戏剧创作，还是戏曲理论都受到束缚，有一定的局限性。
　　吴江派作家吕天成（１５７７？- １６１４？年）的《曲品》成书于万历三十年，评论了自明初至万历年间的传奇和散曲的作家、作品，为人们研究明代戏曲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他的戏剧作品没有流传下来。王骥德（？- １６２３年）
　　是吴江派的中坚人物。他的《曲律》成书于万历三十八年，详细论述了作曲的方法，内容丰富，有精辟的见解，自成体系，堪称明代最为详备的戏曲论著。《曲律》和《曲品》并称，为明代戏曲理论著作的 双璧.卜世臣有《冬青记》传世。沈自晋的《望湖亭》是较有现实内容的喜剧，舞台影响也较大。
　　以外，被认为属于吴江派的作家，还有叶宪祖，顾大典，汪延讷，史槃，袁晋，范文若等人。他们的传奇多数没有流传。
　　吴江派极力讲求音律，虽给舞台演出提供了便利条件，但也束缚了作家的思想和才能。这也许正是吴江派作家创作成就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３。《玉簪记》、《红梅记》、《东郭记》、《红梨记》等传奇传奇《玉簪记》的作者高濂，生卒年不详，字深甫，号瑞南，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创作活动时间约在万历前期。著作有《芳芷楼词》、《递生八　　 》等。所作传奇戏剧《节孝记》、《玉簪记》两种均传世。《玉簪记》是他的成名作。
　　《玉簪记》描写女道士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的爱情故事，故事素材来源于《古今女史》，明代无名氏把它改编为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高濂的传奇《玉簪记》就是在杂剧的基础上改写的，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杂剧更臻完美。全剧共３４出，写南宋时陈娇莲因避兵乱入真观为道士，法名妙常，最初表现了皈依宗教的一片诚心，后与观主之侄潘必正在经常的接触中产生了爱情，观主知道后赶潘去临安考试，妙常私雇小舟，赶上潘生，以玉簪为表记相赠，二人相泣而别，后潘生得第授官，两人遂成就婚姻。
　　剧本成功地塑造了陈妙常这个艺术形象，她出身大家闺秀，教养与处境使她对待爱情比较谨慎，但一旦相爱，就敢于维护自己的爱情，而不是任人摆布，自怨自艾。在《琴挑》这出戏中，写潘、陈二人借琴曲传递情愫，试探心意，辞曲优美，刻画出富于诗情画意的情境。 我也心里聪明，脸儿假狠，口儿里装做硬 ， 我见了他假惺惺，别了他常挂心 ，细腻地刻画出妙常在礼教的约束下矛盾的心理状态。
　　《秋江》这出戏，描写妙常孤身买舟追赶潘必正， 执手丁宁苦挂牵 ，情深意切，更生动地反映了妙常对爱情的炽热、忠贞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中插入艄公，场面活泼而不呆板，令观众耳目一新。
　　《玉簪记》对陈妙常形象的塑造符合一个出身名门的女道士的性格，及青春觉醒的历程，也使她有别于元人杂剧中李千金、崔莺莺、张倩女等女性形象，而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玉簪记》三百多年来在舞台上屡演不衰，深受欢迎。
　　传奇《红梅记》的作者周朝俊，生卒年不详，字夷玉；或说别字公美。
　　浙江宁波鄞县人。主要戏剧创作活动约在隆庆、万历年间，著有传奇十余种，《红梅记》和《李丹记》今仍存。
　　《红梅记》取材于明初翟佑的文言小说《剪灯新话？绿衣人传》。写南宋末年权奸贾似道当权时，一天，贾似道拥李慧娘及诸妾游西湖，偶遇书生裴禹，李慧娘失声赞美。回府后，贾似道就将李慧娘砍头示众。贾似道又谋取卢昭容为妾，裴生曾得卢赠红梅一枝，适经卢府，为卢母策划避难，贾将裴生抓到府中，欲加谋害，李慧娘冤魂护裴逃走，并为救贾府诸妾而同贾展开了一场辩论，光明磊落地承认是她放走了裴生。裴与卢昭容在贾死后结为夫妻。
　　《红梅记》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 一身虽死，此情不泯 的李慧娘，她超越生死，大胆追求幸福的生活，敢于反抗权奸，爱憎分明，生死不渝的美好性格是相当突出而令人激赏的。《幽会》一出，描写李慧娘的游魂去会情人， 贼子呵道俺残魂只索把花根傍，那知又向人间魅阮郎。 唱出了暴力可以扼杀她的生命，却不能扑灭她心中的爱情。在《鬼辩》一出戏中，进一步集中地表现了李慧娘的反抗精神， 黄泉路伶仃苦，与我只一样，贾似道怎跳出别伎俩。 这里女鬼的形象与迷信思想的鬼魂形象有别，她曲折地表达了下层人民对幸福的追求，对权奸的惩罚，表达了爱情可以地老天荒，可以战胜黑暗势力的迫害与摧残的美好心愿。《杀妾》一出，暴露了贾似道令人发指的阴险毒辣手段。
　　《红梅记》语言本色科诨不俗，与《牡丹亭》所表现的思想有相通之处，玉茗堂批评《红梅记》中说： 境界纡回宛转，绝处逢生，极尽剧场之变，大都曲中光景，依稀《西厢》、《牡丹亭》之季孟间.但是其中描写裴卢婚姻的内容不脱才子佳人的窠臼，且结构松散，关目芜杂。
　　李慧娘的故事为许多剧种改编，如《红梅阁》、《游西湖》，《李慧娘》等，至今仍流传在戏剧舞台上，成为有生命力的保留节目。
　　传奇《东郭记》的作者孙仲龄，籍贯和生卒年均不详，字仁孺，号峨嵋子，白雪道人，白雪楼主人，还著有传奇《醉乡记》，今亦存。
　　《东郭记》写成于万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年），系根据《孟子？离娄》： 齐人有一妻一妾 ，乞饮 东郭墦间 的故事扩展而成。写齐人和王驩、淳于髡三人臭味相投，原先都是一贫如洗的流浪汉，以坟间乞食，偷鸡摸狗为生，后以逢迎拍马，行贿诈骗等卑劣的手段，从乞儿爬上了齐国将相的地位显赫一时，做官之后，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丑态百出。
　　《东郭记》是一部讽刺喜剧，作者以借古讽今的手法，有力地讽刺和鞭鞑了一些人为了追求富贵利禄而采取的种种卑劣行径，暴露了他们寡廉鲜耻的丑恶嘴脸，也揭露抨击了官场结党营私，贿赂公行等腐败和黑暗，暗讽了万历时期官场现实，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懑之情。 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抨击之猛烈，讽刺之辛辣，在明代戏曲史上是很少见的。剧中第二十六出《妾妇之道》写中大夫景丑，下大夫陈贾为了向王墦献媚，竟然取下冠带，拔去胡子扮作妇人侑酒，可真谓是 腐鼠堪惊，黔驴技孤。 这出戏通过陈、景二人的出乖露丑，把这一班谄佞奸贪的官场人物，嘻笑怒骂了一通： 两个大老先生，忽然妾妇其行，莫笑陈娘景姥，而今都是卿卿。 表现了作者强烈的个性和批判现实的精神。明代祁彪德《远山堂曲品》中《逸品？〈东郭记〉》里评论道： 掀翻一部《孟子》，转转入趣，能以快语叶险韵，于庸腐出神奇，词尽而意尚悠然。迩来作者如林，此君直凭虚而上矣。 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传奇《红梨记》的作者徐复祚（１５６０- １６３０？年），原名笃儒，字讷川，号謩行，别署三家村老，破悭道人等，江苏常熟人。另著有传奇《霄光记》、《投梭记》、《题塔记》（已佚）；杂剧二种，仅存《一文钱》。以戏剧《红梨记》最为流行，但其作品成就最高的是《一文钱》。
　　《红梨记》系根据元杂剧《红梨花》发展而成，剧中增加了宋金交兵，人民遭受战争苦难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红梨记》全剧共三十出，描写赵汝州和谢素秋的爱情故事。语言精炼，曲辞优美。在情节结构上，尤见作者的匠心，颇有特色，第二出男女主人公就以诗定情，但直到第十九出两人才第一次当面谈话，而此时偏要谢素秋隐瞒了自己真实身份，待到第一二十九出，才真相大白。这样便使剧本更富有戏剧性。
　　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传奇作家和作品还有：汪延讷作传奇和杂剧共十九种，描写嫉妒成性的妇人丑恶的《狮吼记》，是他的有名作品。梅鼎祚写过三个剧本，其中《玉合记》是根据唐代传奇小说《柳氏传》改编的，剧中人物无论男仆女婢，人人开口便是骈四俪六句，一向被认为是自《香囊记》以来的骈丽派代表作。叶宪祖的《鸾■记》，写唐末诗人结友的故事，穿插反映唐代令狐■把持科举之事，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黑暗。陈与郊改编李开先的《宝剑记》为《灵宝刀》，在林冲被诬的部分恢复了《水浒传》的原来面目，保留了《宝剑记》里贞娘击鼓鸣冤、锦儿代嫁等情节和部分曲词，又增加了宋徽宗带妓女李师师游万岁山，李逵在寿张县坐衙判案等饶有讽刺意味的情节，比《宝剑记》确实是提高了，但其结尾仍然摆脱不开招安受封的老套。
　　４。徐渭及《四声猿》等杂剧明代虽以传奇为戏剧创作的主流，但杂剧也有所发展。明初以来长期沉寂的杂剧创作，到了万历年间，出现了新的特点，产生了许多讽刺现实生活的作品。杂剧北曲蜕变而为由南曲写作或是南北合套的南杂剧。这时期的杂剧在形式上也逐渐地摆脱了元杂剧的规范束缚，折数可多至五折以上，也可以只有一折，有的剧作虽然保留四折形式，实际上却是分写四个故事。这一形式的变革促使短剧大量出现。但这类短剧，多数不太讲究戏剧冲突，不宜于剧场搬演，而成为一种抒情小品。
　　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杂剧作家、作品是徐渭及其《四声猿》。
　　徐渭（１５２１- １５９３年），字文长，初字文清，号天池，又号青藤，别署田水月，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徐渭才能兴趣极广，诗文，书画，戏曲，音乐无不擅长，是明代一大奇人。在后七子鼓吹的文学复古思潮嚣张一时之时，他以一介布衣，单枪匹马地开始反复古思潮的斗争，是明后期文学解放思潮的先驱。主要著作有诗文集《徐文长文集》、《徐文长佚稿》、杂剧《四声猿》，戏曲论著《南词叙录》。
　　徐渭诗出李白、李贺之间，文章源于苏轼，皆 一扫荒秽之习，崛起伦辈之上 ；书法奇伟，圆浑，挺拔之中见妩媚；《四声猿》被汤显祖誉为 词坛飞将 ；其绘画成就更大，清代名极一时的书画家郑板桥曾刻一枚印章，自称： 青藤门下走狗.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写道 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但徐渭一生的经历可谓多灾多难，异常不幸。他出身于破落的小官僚家庭，一岁丧父，１３岁丧母，寄人篱下。２０岁后参加科举考试，但因文章不合 规寸 屡试不中。３７岁入浙江总督胡宗宪幕下当书记，曾出奇计破倭寇。５年后，胡被捕，徐渭抑郁烦闷，情不欲生。曾因疑杀死续妻，入狱论死。经太史张之汴极力解救才得出狱。此后二十年，寓居故里，衣食没有着落，以为人作书画谋生，但当道官僚求他一字而不可得。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有时手持斧子击裂自己的头骨，有时以利锥戳入两耳一寸多，穷愁潦倒至终。
　　徐渭热烈地追求个性解放，在王学左派的影响下，提出 凡利人者皆圣人也 ，提出百姓即圣人的思想。他的叛逆思想同地主阶级的世俗世界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形成了他眼空千古，睥睨一世的所谓 狂怪 性格。他在《仙人掏耳图》的题画诗中说： 做哑装聋苦未能，关心都犯痒正疼。仙人何用闲掏耳，事事人间不耐听。 他不容黑暗现实，现实也不容他。
　　徐渭的文学主张闪烁着叛逆者耀眼的光芒。首先他主张 彼之古者即我之今也。 反对复古思潮，只要真情，不要格调，否则就 猎其近似 模拟声口，如鸟学人言 ，要保持文学的内在特征，使之永远为文学，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外在体貌，否则，一味坚持过时的体貌，反而会使文学失去内在的特征。其二强调 本色 ， 自然 ，转向通俗文艺。徐渭之 本色 即真，就是事物的 本相 ，作者的 本相.他之所谓 本色 即俗。他在我国唯一的专论南戏的著作《南词叙录》中维护这种 即村坊小曲而为之 的戏剧形式，反对重北轻南，对新出现的南戏声腔昆山腔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引导人们从正统封建文艺转向里巷通俗文学。其三，提倡 冷水浇背，徒然一惊 和 师心横纵，不傍门户 ，开启浪漫洪流。徐渭主张大胆地抒写怨怒激发、英特不群之思，以取惊世骇俗之效。即提倡积极地批判现实，改造现实。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说：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
　　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 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开启了明后期的浪漫主义潮流。
　　徐渭戏剧代表作《四声猿》是四部杂剧的总称，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和《女状元辞凰得凤》。戏剧理论家王骥德曾在《曲律》中指出，《玉禅师》 系先生早年之笔 ，大致是嘉靖后期的作品。其它三部作品都是徐渭于万历元年出狱后三、四年中所作。《四声猿》的题名取材于《水经注》所收录的一首民谣：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反映了徐渭出狱后穷愁潦倒的痛苦心情，以及与世俗处于尖锐对立的 狂怪 性格。他曾在赠给朋友的诗中说： 要知猿叫肠堪断，除是侬身自作猿。 《狂鼓史》全剧一折，是根据《三国演义》中祢衡裸体击鼓骂曹的故事改写的。作品构思奇巧，描写祢、曹死后，在阴间由判官主持，祢衡面对曹操的亡魂再次击鼓痛骂，历数曹操的罪恶，揭露权臣的虚伪狠毒、借刀杀人、沉迷酒色，至死不悟。言语孤高狂傲，悲愤激越，刚烈骨骾，也正是徐渭一生痛苦心情的集中抒发，借古讽今，痛斥了当权者的蛇蝎心肠和丑恶嘴脸，反映了一个追求个性自由和平等的知识分子对封建压迫的激烈反抗。戏剧风格本色自然，堪拟无人。
　　《雌木兰》和《女状元》都以女子作主人公，前者描写木兰从军，驰骋疆场，为国立功；后者描写黄崇嘏女扮男装，高中状元，并在审理案件中表现出惊人的才能。木兰和崇嘏突破了封建社会对女子的重重压抑，发挥了和男子一样的聪明才智。戏中体现了徐渭对于女性也能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进步认识。这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挑战。
　　《玉禅师》全剧分二折，内容是：南宋时临安水月寺高僧玉通，不肯参拜新到任的府尹柳宣教，柳便怀恨在心，派妓女红莲在一个风雨之夕扮做良家妇女来到寺中，诱骗玉通使他破了戒。玉通觉察后悔恨而死，怨魂投入柳妻腹中，出生为女名柳翠，后沦落为娼，败坏柳家门风。玉通的师兄月明来访柳翠，指出前生之事，柳翠因此感悟，二人修成正果，同行西去。这个戏的素材取自于明代民间传说，在表演上，月明说法一节要求全用面具和手势而无语言，其思想也显然带有明代市民社会的特点。作品揭露了官场和佛门中的尔虞我诈，互相报复，封建上层人物的卑鄙；同时也让人们看到禁欲主义违背人性，而且极端虚伪。
　　徐渭的戏曲理论力主 本色 ，反对骈丽之风，要求戏曲语言通俗浅显，符合生活的真实面貌，抒发真性情。他的创作实践了其理论主张。《四声猿》的语言艺术为人激赏，说白流畅，对世态炎凉、官场腐败等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与辛辣的讽刺，嘻笑怒骂，淋漓尽致，别具特色，语言精炼，圆熟奔放。
　　其门人王骥德《曲律》中评曰： 吾师徐天池先生所为《四声猿》高华爽俊，秾丽奇伟，无所不有，称词人极则，追躅无人。 吕天成在《曲品》卷上评论《四声猿》中谈： 徐山人玩世诗仙，惊群酒侠，所著《四声猿》，佳境自足擅长，妙词每令击节。 《四声猿》在明代戏曲史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它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奇幻的内容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感情，扭转了明代文人把戏曲案头化、书面化的趋势，因此汤显祖赞曰： 《四声猿》词坛飞将。 《四声猿》代表了明杂剧的最高成就，也奠定了徐渭在明代戏曲史上杰出的地位。
　　此外，徐渭还作有《歌代啸》，是一个抨击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社会现象的闹剧，以漫画化手法勾画人物群像，描写诸如李和尚偷了张和尚去顶替奸情的罪名；州官的奶奶因 吃醋 在后堂放火，老百姓点灯来救火却被处罚等，情节荒诞不经，语言饶有风趣，也很能表现作者嫉恶如仇、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点。
　　徐渭的杂剧，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体现了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反抗封建压迫与礼教束缚的民主主义精神，以及从理想出发变革不合理的现实的美好愿望，对明清两代剧坛有极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杂剧作品还有徐复祚的《一文钱》，王衡的《郁轮袍》、《真傀儡》，叶宪祖的《骂座记》，陈与郊的《昭君出塞》、《文姬入塞》等。
　　《一文钱》是讽刺喜剧，共六折。写富人卢至性极吝啬，帝释趁卢出外，把他的家财散给穷人，并使十个弟子皆化为卢至以示，使他省悟世上的一切都是虚假，乃成正果。作者以夸张辛辣的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个爱财如命的守财奴的艺术形象，百万富翁卢至拾到一文钱，想来想去最后才决定用来买量多经吃的芝麻，还要躲到深山密林里去吃。形象地揭露了剥削者的悭吝和贪婪。明末杂剧剧本集《四大悭》就选录了此剧，改名为《财■》。
　　王衡（１５６０- １６０９年），江苏太仓人，共写杂剧五种。《郁轮记》是一出讽刺喜剧，描写王推冒名王维，因岐王和九公主的推荐，几乎骗取了状元桂冠。通过骗子得逞的情节，揭露了官场的特别是科场的肮脏，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真傀儡》一剧描写历尽宦海风波的杜衍致仕以后，观傀儡于市井之中，如何受人凌辱而无忤；后他又被朝廷宣召，竟假傀儡衣冠受命。描写势利世态，讽刺统治阶级，入木三分。
　　叶宪祖（１５６６- １６４１年）的《骂座记》，通过汉武帝时的田、窦两家外戚的兴衰和灌夫的借酒骂座，表现了封建王朝中派系之间的争斗。田蚡的骄横跋扈，灌夫的刚强正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陈与郊（１５４５？- １６１２？年），作者杂剧五种，其中《昭君出塞》及《文姬入塞》均为一折短剧，以贴切描写人物心理见长。
　　明万历时期的传奇和杂剧共同的特色是，它们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批判精神。在艺术形式上，讽刺喜剧、寓言剧和影射现实的历史剧占有较大的比重。
　　在戏曲理论上，逐渐超脱了汤沈（临川派与吴江派）之争，对各家各派有综合的评述。徐渭的戏曲本色论，以后的作家都有所继承，提出戏曲语言的主要对象是 四畯红女 等广大下层群众。徐复祚在《曲论》中评论《龙泉记》、《五伦全备记》为 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一蟹不如一蟹矣。这时期的戏剧发展方向是比较正确的，但是在清代它没有得到继承和发展。
　　八、《金瓶梅》等长篇小说
　　（一）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
　　万历年间，中国古典小说继续向前发展，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与明万历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分不开。万历时期，工商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城市经济日益繁荣，市民阶层人数增加，他们的生活和思想要求在文学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因而，在宋元话本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通俗小说受到欢迎，得到了发展。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说： 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 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二中说：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事，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入有之，疾騃文妇，尤所酷好。 这说明了当时通俗小说深受广大平民阶层欢迎。小说繁荣同时也需要有一支较高文化素养，同劳动群众有一定的联系，喜爱群众小说艺术，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从群众中吸取创作营养，并能基本上按照群众的审美要求从事创作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创作队伍，以古典白话为基础语言形式，平民百姓成为不少小说中的主人公，这是 平民文学 对中下层文人小说创作的突出影响，也是明万历时期长篇小说繁荣的重要成就。
　　同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相适应，在文学领域和美学领域出现了一股现实主义、人文主义的思潮，因此这时期发展起来的小说创作不能不受到这股文学解放思潮的影响，思想解放的潮流，给予了人们以新的理论眼界和理论勇气。李贽、钟惺等人把小说与正统文学并列，肯定了小说的作用和地位，强调优秀的戏曲、小说绝非游戏之笔墨，同样关系社会人生之宏旨。这在我国古代文学以诗文为正宗向以小说、戏曲为正宗过渡的历史时期，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小说不仅在文学上的价值得到了承认，而且开始了把小说作为一种审美创作活动来作理论的研究和探讨。万历年间前后出现了小说评点的形式，结合笔记、序跋、杂著等形式，为小说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灵活而自由的形式，社会影响很大，是古典小说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经验的理论概括、理论表现。李贽、钟惺等人都从事通俗小说的评点、改编等活动，对当时和以后的长篇小说的创作，起了推动作用，改变了长期把小说视为 末技 、 小道 的传统偏见。
　　当时印刷术发达，书坊众多，为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继《西游记》之后，一百多年间，长篇小说相继产生留传至今的就有五六十部。从种类上大约可分为：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它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为清代长篇小说的进一步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明中叶后长篇小说，数量最多的是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都属于历史小说的范围，但在侧重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上各有不同，共有２０余部。历史演义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借古寓今，传播了历史知识，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吴门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序》中简述说： 自罗贯中《三国演义》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与正史分签并架…… 但是这类小说缺少对人物个性的刻划，多半是正史的材料的联辍、演绎，封建意识浓厚，其中较好的作品有《列国志传》、《新列国志》、《西汉演义》等。
　　英雄传奇方面保存了许多民间传说的精彩内容，塑造典型人物方面有一定的功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北宋志传》、《隋史遗文》和无名氏的《英烈传》等。
　　明中叶，道教佛教盛行，受《西游记》的影响，神魔小说纷纷而出，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大约写于隆庆、万历年间的《封神演义》。小说描述了武王讨纣的历史，加以幻想虚构，宣扬了儒家仁政的观点，同时也有宿命论和迷信思想的糟粕，同时还有《四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神魔小说流行一时。
　　明万历朝出现的文人独立创作并反映现实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词话》，在艺术上有了重大的突破，这部作品以世俗凡人的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而细致地再现生活，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也使长篇小说的创作突破了历史和神怪题材的窠臼。它对以后的小说创作影响巨大，《红楼梦》的写作就明显地接受了它的影响。
　　万历以后小说的理论从内容方面，超脱了明中叶关于历史小说与历史著作的关系为主的小说理论议题，从小说的内容、语言、艺术、社会价值等各个方面展开了独立的研究与探讨，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一时期。
　　在语言方面，认识到口头语言更能充分地表达广阔的现实生活内容，使之为各个层次的读者、听众所欣赏。在内容方面，基本上正确地解决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问题，包括历史小说与历史著作的区别与联系，志怪、神魔小说的虚幻与真实的关系，摹写 人情世态 的世情小说的重要意义。在艺术方面，明确了小说是描写各种典型人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形式，划清了小说与一般文章的界限。可以说，近代意义上的小说观念，基本上在这个时期形成了。
　　（二）《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
　　１。《封神演义》的思想内容嘉靖、万历年间，道教佛教盛行，封建统治者一面穷奢极欲，一面又求仙访道，信奉佛教，借宗教获得 皇祚永固 的许诺，因此道佛两教在皇帝与贵族之间，得到非常的青睐，同时，道佛两教也以虚幻的 神启 或 许诺 来满足人的欲望，以能帮助人攀附天神地祗，讲因果，讲伦理，使老百姓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而在下层劳动人民中间也拥有广阔的市场。社会上谈妖说怪之风盛极一时，影响到了小说的创作。自明中叶《西游记》以佛教取经故事为内容的神魔小说创作以来，神魔小说在明中叶以后风靡一时。这类小说涉及鬼神魔怪，充满了奇异的幻想，其中优秀的作品，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其中，万历年间成书的《封神演义》就是神魔小说中比较优秀的作品。
　　《封神演义》的作者一说是许仲琳，一说是陆醒，都只有孤证，尚难确断。成书于明穆宗隆庆至明神宗万历之间，现存的最早本子是明代舒载阳刊本，２０卷１００回，别题《武王伐纣外史》。
　　《封神演义》是以今存元刊的《武王伐纣平话》为底本，参以古籍和其它有关的传说，加以虚构、幻想而成。故事的内容是商纣王进香，在寺中题诗渎神，于是女蜗命令三妖惑纣助周。书中历叙了纣王、妲己荒淫暴虐的恶行，譬如设炮烙，造虿盆，剖孕妇，敲骨髓等情节，从而揭示了反商斗争开始的基础。中心内容就是描写商周之战的曲折过程。周武王是一名贤君，他任用贤才姜子牙起兵反商，但是反商斗争并不是非正义的，而是正义之举，武王讨纣 以臣伐君 ，以下伐上 ，是为 灭独夫之举 ，姜子牙以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的主张，号召诸侯起来 吊民伐罪.前三十回，叙述了纣王的暴虐、荒淫，以及周武王访贤得姜子牙辅佐以伐纣；后七十回，主要写商、周双方的战争。其间神怪出没，各有匡助。
　　助周的为阐教，有道、释两家；助纣者有截教，神佛争斗，各有死伤，后纣王自焚，武王战胜了商王，最后以姜子牙祭坛封神，周武王分封列国告终。
　　《封神演义》以殷周斗争、武王讨纣的历史故事为线索，通过幻想的姜子牙封神和仙佛斗争的描写，表现了殷商末年的黑暗政治，反映了人民对暴君的憎恶与反抗。作者对周之 仁政 的肯定和对商之 暴政 的否定的政治倾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书中以纣王沉湎酒色，久不设朝，以及任意诛杀大臣等描写，暗讽了明代后期朝政腐败的社会现实，因而富有时代感。
　　书中的人物如姜子牙、黄飞虎、申公豹、哪吒等形象写得饱满鲜明，个性突出，生动有力。
　　２。《封神演义》的艺术成就《封神演义》的艺术特色正在于它发挥了神话、传说善于想象夸张的特点，虽然所写之事采用虚幻，但虚幻之中却包含了人情物理的真实，譬如杨任剜目后可以在手掌心内生出神奇的眼睛，雷震子胁下长出可以飞翔的肉翅，哪吒的莲花化身与三头八臂，陆压的躬身杀人术，高明与高觉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等，这些虽然不是生活的真实，但作者正是借助神奇虚幻的手法表达了正义战胜黑暗，惩罚恶势力的美好希望，所以就是仙术道法也是神奇莫测的，如土行孙等的土遁、水遁之法，极富神话色彩，能吸引读者。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有一定的成就。赋予各类人物以奇形异貌，突出了性格的类特征，如妲己是一类阴险残忍的人物的典型，杨戬机智勇敢，闻仲的耿直愚忠，申公豹则是恶意挑拨，姜子牙晚年知遇，德才过人，哪吒聪明勇敢而心底忠厚，一系列的人物都有其典型的性格特征，而且书中经常使用互相对立的性格特点来互相衬托，譬如周武王的仁厚与商纣王的暴虐，哪吒的智勇与李靖的愚忠，生动鲜明，给予读者以强烈的印象，从而对人物的性格获得具体而深刻的了解。
　　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叙述层次分明，高潮迭起。如 哪吒闹海 一节，七岁的哪吒在河边嘻戏玩耍，遇上海神抓童男玉女，聪明而勇敢的哪吒不畏邪恶，勇于抗争，生发出一系列争斗的情节，表现了哪吒由天真顽皮到勇武斗狠的性格发展过程。《封神演义》之中还有不少的情节生动感人，哪吒剔骨还肉，黄飞虎反商归周的情节所反映的子反父、臣反君的事例，与封建伦理的君臣、父子关系相违背，但因注入了不得不反的进步意义，因而合情合理，感人至深。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封神演义》时说它 似志在于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 《封神演义》以妖魔鬼怪、神灵显现，法术奇妙之幻显现人间情理之真，寄寓了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深刻认识，书中所表现的新观念显然也与当时明后期的社会思潮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艺术的手法在明后期之所以风靡一时，当然也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分不开的。所谓 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 （袁于令《西游记题辞》）
　　但是在艺术手法上，《封神演义》也有许多缺陷，譬如：艺术描写偏于叙事而忽略揭示人物内在心理活动，情节发展不够严谨，多数人物性格不够鲜明。在思想内容上，《封神演义》全书充满了浓厚的宿命观念和神秘色彩，作者一再宣扬 儒道释 三教合一的观念、神权思想和 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由自可，最毒妇人心 的 女祸 思想。书中充满了 成汤气数已尽，周室当兴的天命观，每个参加商周之争的人不过是 完天地之劫数，成气运之迁移.突出描写了妲己的妖媚娲国，认为女人是 祸水 ，歪曲了现实斗争的真实面貌，以天理定数阉割了武王讨纣的积极内容。此外，书中奉殷商为正统，哪吒请罪于李靖，以及大量的封建礼教，都表现了小说的封建观念。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下）》中 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故迄今未有以鼎足视之者也 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但是明清以后，它在民间仍得到广泛的流传。
　　３。《四游记》等神魔小说神魔小说展示的世界种种矛盾与斗争都是人间生活的折射，其间曲折地反映了作者对现实世界种种黑暗现象的不满和抨击，寄托了人民必将战胜邪恶势力和自然力的美好理想。明中叶的神魔小说自《西游记》后，不少文人或借历史事件，或借流行的神怪故事，写作了许多这类的神魔小说。隆庆、万历年间，其突出的这类小说的创作就是：《封神演义》、《四游》、《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平妖传》等。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有一百回，题 二南里人编次 ，实际是由万历朝罗懋登撰写，书写的是郑和七下南洋，服外夷三十九国，都使朝贡的故事。三宝太监即郑和。第一至七回写碧峰长老下生，出家降魔；第八至十四回写碧峰与张天师斗法，第十五回以后则是郑和挂印，招兵西征，天师和碧峰在旁辅助，斩除妖孽，诸国入贡，郑和建祠。书中描写的许多异国风情，很吸引读者，但其描写的神魔故事非常怪诞，文字杂乱不工，横生枝蔓。
　　《平妖传》内容是描写镇压北宋时期王则夫妇领导的农民起义，书中颇多神怪的内容，也有一些封建正统道德思想的宣扬。
　　《四游记》是万历时期的作品，四种小说的合集，至今未明何人编定，所写的大都是佛道两教的神怪故事。全书包括《东游记》、《南游记》、《西游记》和《北游记》，合称《四游记》。
　　《东游记》全称《八仙出处东游记传》，又名《上洞八仙传》，吴元泰传，共二卷五十六回，写八仙得道后，共赴蟠桃大会，在回来的路上各显神通，履宝物渡海，有龙子爱蓝采和所踏玉版，与八仙大战，八仙火烧东洋，击溃龙王请来助战的天兵，以击败龙王取胜，后经观音和解，各自谢去。《南游记》即《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余象斗编，共四卷十八回，叙述华光为救母亲大闹天宫、地府、人间的故事，表现了华光的反抗精神，华光反抗封建传统，性格鲜明生动，后为孙行者女脖所服，最后皈依佛道。《北游记》即《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余象斗编，共四卷二十四回，记叙真武大帝的事迹。真武大帝成道降妖。书中雷琼的故事动人至深。写玉帝要毒死其全村的人，唯雷琼一人可免，然而雷琼说： 不若我死来救活一村人 ，抢毒在手，吞下即瘟死，表现出舍己救人的大仁大义的精神。《西游志》，杨志和编，共四卷四十一回，是吴承恩《西游记》的删节本。以上四种，成书的先后不同，语言风格也不统一，所塑造的人物华光、雷琼等皆个性突出而鲜明，《东游记》中 八仙过海 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
　　（三）《金瓶梅》
　　１。《金瓶梅》的版本系统孙楷弟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 明清小说部乙烟粉第一 所记的版本有很多，譬如：《金瓶梅词话》一百回：明万历年间刊行，无图，首有欣欣子序，又有万历丁巳年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民国廿二年北京古侠小说刊行会影印本，附图一百页，一回二图，乃用《崇祯本金瓶梅图》配附。世界文库、上海杂志公司、中央书店等刊本皆据此有删节。１９５７年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再版，内部发行，即用此本。
　　《新刻绣像原本金瓶梅》一百回：日本内阁文库藏，图百页，首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无欣欣子序。是明崇祯本。
　　《古本金瓶梅》一百回：上海卿云图书公司排印本；首有乾隆五十九年王仲瞿序说： 原书本无秽亵语 ，然细按之是张竹坡第一奇书评本加以删节而成。
　　我国最早的万历本是万历丁巳年的，但五十二回还缺了二页，影印时用崇祯本补上。在日本发现的丁巳年词话本不缺。原来万历本还有最早的庚戌吴中初刻本，已亡佚。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金瓶梅》是万历庚戌年被刻于吴中，比现存最早的《金瓶梅词话》丁巳年（１６１７年）刻本还早七年，但这还是对沈德符《野获编》第廿五卷中《金瓶梅》一段文字的推断。
　　崇祯本已有评点，张竹坡评本又加扩大，基本上就是崇祯本，但把东吴弄珠客序也删去了，新加了谢颐序，又有无图、有图二种，后来又有种种删节本，所谓《古本金瓶梅》是同治三年蒋剑人删节而成，他基本上据张竹坡评的崇祯本。删节本还有如《新刊金瓶梅奇书》清嘉庆丙子年版，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它把诗、词、曲、图全行删去，连白文也有删节，但还保留了不少秽亵语，装成四本，或二本。此本也只引谢颐序。此序本是康熙乙亥年作，今也改为嘉庆丙子年作了，这其实是简本，简本便于翻刻，各地翻刻极多。
　　今天研究《金瓶梅》较早的版本只有万历本和崇祯本两种。万历庚戌初刻本早已亡佚，今天使用的万历本就是丁巳年本，叫《金瓶梅词话》，是秽本。崇祯本是《绣像金瓶梅》，只有东吴弄珠客序。张竹坡评本也是崇祯本，在清初最为流行，清末《古本金瓶梅》最流行，是同治初崇祯本中删节最多的 洁本 ，其他清代还有各种删节本，都是崇祯本，也都是秽本。
　　万历本与崇祯本有许多不同，在情节上，万历本第一回是： 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崇祯本第一回是 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 第八十四回，万历本题为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宋公明义释清风寨。崇祯本题上句同万历本，下句作 普静师化缘雪涧洞。 可知万历本较近《水浒传》。在体裁上，万历本名《金瓶梅词话》，是说唱本，题目后有诗曰或词曰，回中还有无词牌的 词曰 ，末有 且听下回分解.崇祯本不称词话，不用 下回分解 ，且删去回目诗词，是说散本。在序文上，万历本有欣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兰陵笑笑生，崇祯本只有东吴弄珠客序。在题目上，万历本题目文字粗俗，上下句字数有时不整齐，且不对仗，无秽语。崇祯本上下句较整齐工巧，有秽语。在评语上，万历本无评点，崇祯本有评点。在词语上，万历本 俺们 、 你们 写作 俺每 、 你每 ，还故意用元曲中用语，表示非明人所作。崇祯本全改为 们 ，但偶有漏掉未改的。此外，万历本无绣像，崇祯本有绣像百页二百幅。
　　２。《金瓶梅》的内容《金瓶梅》是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世情小说，它的作者署名 兰陵笑笑生 ，然而究竟是谁，明清以来，众说纷纭，难以断明。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之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世情 ， 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 世情书' 也。诸' 世情书' 中，《金瓶梅》最有名.２。《金瓶梅》的内容《金瓶梅》全书以《水浒传》中人物西门庆为主角。西门庆号四泉，是山东省清河县人，小财主的子弟，独生子。在县衙门前街上开了一家药铺，父亲早亡。西门庆不爱读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开始娶妻陈氏，陈氏不久就死去了，又继娶吴千户的女儿吴月娘，因不好勤业，家产日亏，结拜的十兄弟中应伯爵教他做一种人财两得的邪道生意。他先娶了从良妓女李娇儿，带来了私蓄的上千两银子，接着又娶了富孀孟玉楼，因而发了大财，最后娶花太监的儿媳李瓶儿，一跃而为富翁。其间，他还收用了前妻的婢女孙雪娥，谋娶潘金莲，毒死了她的丈夫武大，一共是一妻五妾。此外，还奸占了婢女春梅，宋蕙莲，玉宵……，店伙妻王六儿，贲四嫂，奶娘如意儿，干儿子王三官母林太太，小仆人张小松，王经，妓院有色妓李桂姐，李桂卿，郑爰月……。他作恶成性，毒死武大，充配武松；气死盟弟花子虚，逼打医生蒋竹山；逼死婢女朱蕙莲，打死其父宋木匠；受贿放走杀人犯苗青……。
　　直到他三十三岁时，因淫欲过渡，暴病身亡。第七十九回他死后，全家妾婢皆星散去，春梅给吴月娘转卖，接着卖掉潘金莲，撵走女婿陈经济，陈经济正要取银买潘金莲，突然武松回来，杀死了潘金莲和王婆，陈经济后逼死妻西门大姐，和春梅姘居，那时春梅已做了周守备的夫人，周守备的侍卫看破奸情，杀死陈经济，春梅又与周守备老家人的儿子姘居，也纵欲而亡。孟玉楼、李娇儿都改嫁走了，孙雪娥跟人逃走，李瓶儿早已病亡，生儿官哥也不久死了。吴月娘生了遗腹子孝哥，送到永福寺做和尚，为父超度，自己收家奴玳安为子，继承遗产。全书到此结束，共一百回。
　　小说通过破落户出身的商人兼官吏西门庆一家人的日常生活，表现了明代中期以来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封建市侩和官僚士大夫勾结起来欺压百姓，败坏朝纲的事实。在西门庆的身上，集中地反映了明后期由地主、恶霸、商人等统治阶级构成的恶势力，他们撕去了虚伪的封建教义，恬不知耻，为所欲为。《金瓶梅》深刻有力地暴露了晚明丑恶的社会本质和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以作者的一枝生花妙笔，把家庭的阴私、官场丑幕及种种社会病态和怪现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发人深省，因而使《金瓶梅》超出了诲淫小说的水平，具有了深刻的社会内涵。当这部 奇书 问世后，便立刻震动了当时的文坛和社会。袁宏道在《觞政》中把《水浒传》和《金瓶梅》并列为 逸典 ，并认为《金瓶梅》超过了《六经》、《论语》、《孟子》，然而也有一些人诋毁咒骂，斥之为 诲淫 ，但把《金瓶梅》与《水浒传》、《西游记》并称为三大奇书，是世所公认的，其宝贵的思想内涵和文学价值是值得研究的。
　　３。《金瓶梅》的艺术成就《金瓶梅》的艺术成就之高，与它所创造的成功的人物形象是分不开的。
　　《金瓶梅》人物众多，每一个人物都有其典型的个性特征。张竹坡评《金瓶梅》对人物的描写紧扣人物的性格特点，他在《金瓶梅读法》中说： 《金瓶梅》于西门庆，不作一文笔；于月娘，不作一显笔；于玉楼，则纯用俏笔；于金莲，不作一钝笔；于瓶儿，不作一深笔；于春梅，纯用傲笔；于敬济，不作一韵笔；于大姐，不作一秀笔；于伯爵，不作一呆笔；于玳安儿，不着一蠢笔。此所以各各皆到。 这个评论非常恰到好处地写出了《金瓶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的特色。虽然《金瓶梅》洋洋有一百回，其人物众多，但主要也可分为三类，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商官结合的统治者形像为一类，以潘金莲为代表的妇女群像为一类，和以应伯爵为代表的帮闲人物为一类。
　　西门庆这个人物形象代表了晚明从商业与高利贷中进行残酷剥削的恶霸典型。他由一介平民平步青云，作了锦衣卫理刑副千户，又升为正千户，兼富商、官僚、豪绅为一身。他使用诓骗掠夺、贪赃枉法的手段，逐步扩大了他的产业，但是他对别人讲起话来，却满口的廉洁清正。一次，他同应伯爵谈起夏提刑时说： 大小也问几件公事，别的倒也罢了，只吃他贪滥踏婪的，有事不问青红皂白，得了钱在手里，就放了，成什么道理，我便再三扭着　不肖，你我虽是个武职官儿，掌着刑条，还放体面些才好。 ——第三十四回，讲得冠冕堂皇，但他荒淫纵欲，无恶不作，他为娶潘金莲，杀了武大郎；为了得到李瓶儿，气死邻居花子虚，打了蒋竹山；解走了来旺儿，逼死了他的媳妇宋蕙莲；家有六房妻妾，还要包占王六儿，奸通林太太，家中的丫头、使女、仆妇也都逃不出他的糟践，女色之外，还有男宠，像书童、王经之流。
　　他认为有钱可以通神，就是到了阴曹，只要有了钱，就都可求赦免。第五十七回，吴月娘劝他为善时，他轻蔑地笑道： 咱闻那佛祖西天，也不过是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苛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姮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一席话活脱脱地刻画出一个流氓市侩的心理，只要有了钱，就可以肆无忌惮。但作者对西门庆的刻画是狠毒，却不悭吝，因为西门庆出身于市侩商人，又好结交地痞流氓，以供驱使，钱就是他利用别人，收买人心，积聚财富的武器，因此他对有些穷朋友的急需借送，不要利息。这也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特点。书中对西门庆的刻画前后是统一的，性格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却不矛盾，正像恩格斯在《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中所说， 是典型，而又是明确的个性。 通过西门庆的种种活动，作者展示了明王朝末叶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上，那种腐败、凋敝、荒淫、堕落的画面。
　　小说以白描的手法刻画了一连串妇女形象，她们各有其性格特征，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都遭受封建社会制度及礼教的迫害和蹂躏，不仅是身体上的摧残，还有精神上的奴役。因环境、教育和性格的不同，她仍也都各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忍受一切压迫，软弱无力，忍气吞声的李瓶儿；消极地求神拜佛，希望在轮回报应中求得解脱的吴月娘；以恶抗恶，刁钻毒辣的潘金莲；性格傲强，又命运悲惨的春梅，等等，她们在作者的笔下血肉丰满，栩栩如生。以潘金莲为例，潘金莲从小困窘的生活环境就迫使她走向以色事人的道路，她在西门庆的面前卑躬屈节，奉承得无微不至，以色相来巩固自己的宠爱地位，但她对其他人包括自己的母亲，则尖酸毒辣，毒打秋菊，跟李瓶儿争宠得胜，又间接地使计害死官哥。作者把潘金莲的伶俐、尖刻、泼辣、狡诈、嫉妒、爱小便宜的性格刻画得生动鲜明，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李瓶儿虽水性杨花，但她没有潘金莲的毒辣，在西门庆面前柔顺可人，在潘金莲面前又怯懦受气，她花钱大方，又使仆婢们感到她的厚道。
　　帮闲人物以应伯爵这个人物形象为典型，他的特点就在于他具有一副天生的奴颜媚骨，长于插科打诨，顺杆上爬，以博得主人的欢心，从而换得一些薄满的奖赏。他不仅帮闲，也帮凶。张竹坡说： 描写伯爵处，纯是白描追魂摄影之笔。如问希大说：' 何如？我说' ，又如伸着舌头道' 爷' ，俨然纸上活跳出来，如闻其声，如其见形。 （第一回回首总评）又说 一路写伯爵夹在中间，仓皇作乱，逼肖帮闲，骨相俱出。 （第六十二回夹批）
　　应伯爵是有一套帮闲哲学的，他教训李铭说： 如今的年，尚个奉承。休说你们随机应变；全要个四水儿活，才得转出钱来.为了钱，他低三下四，看眼色说话，看情景办事，说什么 生儿不要屙金尿银，但要能见景生情. 见景生情 则是他奉迎拍马的秘诀。因此西门庆把他当作自己唯一的知己，可是西门庆刚死，应伯爵就投靠了新的主子，无日不在那边趋奉。可见 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 作者一句，刻画人情世象入木三分。
　　作者擅长于通过一些生活细节的着笔，生动而细致地刻画人物的性格特色的多侧面，在张竹坡《金瓶梅读法》第二回回首总评写潘金莲 上回内云，' 金莲穿一件扣身衫儿' ，将金莲性情形影魂魄一齐描出。此回内云，' 毛青布大袖衫儿' ，描写武大的老婆又活跳出来。 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微小处，描写世情细腻入微。再譬如，潘金莲总是好打探别人的隐私，偷听墙根，所以她的鞋底都是用毡做成的，走动时没有声音。写应伯爵的一副媚骨，在细节处理上也是惟妙惟肖的，比如李瓶儿生官哥儿，西门庆就请满月酒，酒席间抱出孩子，伯爵立刻就说道： 相貌满正，天生的就是个戴纱帽胚胞儿。 说得西门庆非常高兴，这样的细节处理在书中到处都有。
　　《金瓶梅》是用山东方言写的，但它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生动有力，特别是对于口语和诙谐语的运用，是加强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如 可说的是，婆儿烧香，当不得老子念佛，各自要尽自己的心。只是俺众人们，老鼠尾巴生疮儿，有脓也不多.活生生地刻画出一个帮闲者的嘴脸，加强了艺术的浮雕效果。
　　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作者特别善于用对比与讽刺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矛盾。第四十八回曾御史参劾西门庆是 市井棍徒，夤缘升职…… ，可是西门庆化钱打点，继任的宋御史就对西门庆大加称颂： 才干有为，英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 ，两相对比，深刻地讽刺了明末官场的贪婪与黑暗。
　　《金瓶梅》是由西门庆的家庭描写展开的，但它没有局限于一般生活的铺叙上，而是通过深刻细腻的人情洞察，复杂而又清晰的线索，描述了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整个社会生活，各色人物，各种事件，错综交织，事件扣紧人物而发展，人物又随事件而变化，脉胳清楚，条分缕晰，形象突出，结构严密，表现了作者卓越的创作才能。
　　４。《金瓶梅》的消极因素《金瓶梅》的作者，概括了封建社会下层的统治者，他们的帮闲、玩物，以及养育出来的子弟，塑造了西门庆、应伯爵、潘金莲、陈经济等形象。作者对晚明社会权奸当道，政治的自上而下的卖官鬻爵、贪赃枉法、鱼肉人民，感到愤慨与沉痛！他要尽情的揭发，尽情的嘲讽，尽情的批判，但是作者一方面感到现实社会的不合理、不公平，但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宿命观，认为人的一切祸福寿夭都是命中注定的，正所谓 痴聋暗哑家豪富，伶俐聪明却受贫。年月日时该载定，算来由命不由人。 （九十四回）第二十九回，吴神仙给西门庆和他的妻妾算命，后来皆一一应验。九十六回写叶头陀给陈经济相面，也都完全应验了，这些宿命观的事件在书中的描写是很多的。
　　书中还有浓厚的因果报应观点，如全书结尾时以普静禅师幻化去吴月娘的儿子孝哥时，就书中主要人物的一生结局，阐明因果报应的不诬，以劝戒世人。所谓：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
　　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歼。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载作话传。
　　这种宿命观和因果报应观，削弱了作品的战斗性和它深刻的批判精神。
　　书中对性欲的描写，完全是采用自然主义的手法，赤裸裸地表现动物性的本能，对两性的动作作了夸大的琐细的描写，虽然暴露了剥削阶级的糜烂生活，但它 猥琐淫媒 的倾向也波及了后世的小说创作，清中叶以后的一些较有成就的小说也沾染了这种倾向的影响。
　　在分析事变的原因时，有的地方夹有 自然人 本性的描写。如医生蒋竹山和李瓶儿结婚后，西门庆殴打蒋竹山，破坏其婚姻，然而作者却把原因归结为蒋竹山腰中无力，不能满足瓶儿的要求。西门庆死于淫欲过度，作者则寓 女色杀人 的劝戒之意，降低了西门庆这一罪恶人物结局的思想意义。
　　但是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论的： 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因此可见《金瓶梅》的功绩是不应抹杀的，也不应该把它与末流作品归为一类。
　　《金瓶梅》不只描写现象，而是抓住特殊表现一般，真实地反映生活。虽杂有自然主义的成分，仍不失为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杰作，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一面镜子。
　　九、拟话本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人数的增加，群众口头创作进入了 说话阶段。 说话 艺术在唐代中期相当发达，至宋则空前繁荣。 说话 本是说唱艺术的口头创作， 说话 的底本就是话本，是对口头创作的一般材料作进一步加工，也广泛吸收文人记录、创作的小说进行再创作。宋代话本阶段的成就，显示了 平民文学 的无限生机，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继续发展。在明代，文人由对话本的编辑、加工，进而模拟话本写作，出现了供案头阅读的文人写作的话本，常称拟话本。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最早应用这个名称，大抵指宋元时期产生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大宋宣和遗事》等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拟话本这一名称，专指明末文人模仿话本形式编写的白话短篇小说，为学术专著固定使用。
　　（一）短篇白话小说的繁荣
　　明万历以后，不仅长篇小说的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而且短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也呈现出繁荣景象。
　　古典文言短篇小说作品衰微，这种文学样式在当时已不适应社会的要求，相反，白话短篇小说作品的创作却是一派生机盎然。这里的原因是比较多的。首先，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城市不断扩大，市民阶层的力量壮大，在社会上是一股极为活跃的、强大的阶层，他们要求在文学上能有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的文学样式和文学作品。
　　其次，宋元话本小说在明代得以继续发展，它是劳动群众小说创作自身发展的结果，显示出比文言小说更强的生命力。参予白话小说创作的作家大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善于吸收群众艺术创作的结果，语言通俗易懂，作品更多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内容，有一定的社会批判精神，因而有着更强的人民性，为广大群众所观赏喜爱。
　　明代印刷术发达，书坛众多，迎合人们的口味与喜好，书商也大量地刊行话本小说，因此话本小说慢慢地演变为供案头阅读之作的拟话本。
　　拟话本的体裁与话本相似，都是首尾有词，中间以诗词为点缀，故事性强，情节生动完整，描写人物的心理细致入微，个性突出，比较注意细节的刻画等。但它又与话本不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拟话本是 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 ， 故形式仅存，而精采遂逊。 在口语运用和生活气息上，拟话本明显地逊于话本小说。
　　现在认为最早的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是嘉靖年间洪楩辑印的，分《雨窗》、《长灯》等６集，每卷１篇，共收话本６０篇，故全书总名为《六十家小说》，今存１５种。万历年间熊龙峰刊印的话本今存４种。这两种话本集都包括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在内。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喻世明言》（初题《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简称 三言 ，每集收话本４０篇，包括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两部分。 三言 对后世影响较大，此后拟话本的专集大量出现。明末凌濛初在 三言 的影响下，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两个拟话本集，简称 二拍. 三言 、 二拍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成就，是由话本向后代文人小说过渡的形态，对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创作在明末以后继续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爱情婚姻的题材是明代拟话本的一个重要内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乐小舍拚生觅偶》、《玉堂春落难逢夫》等真实地描写了被糟践的妇女的悲惨地位以及她们对爱情婚姻的自主要求，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贯穿了对封建礼教及门第观念的批判，尤其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可称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篇中，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爱情婚姻观念。《俞伯牙摔琴哭知音》、《施润泽滩阙遇友》等篇描写了在冷酷的等级社会中真诚的友谊。《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卢太学诗酒傲王侯》、《灌园叟晚逢仙女》等篇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和无耻罪恶。《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等篇反映了明代社会商人的心理。
　　总之，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政治的黑暗，描写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生活与思想，歌颂市民阶级的勤劳诚实及对发财致富的追求，要求爱情与婚姻生活的自由，抨击科举制度的不合理和司法制度弊病等主题，共同组织成明中叶以后短篇白话小说的重要内容，显示了明拟话本新的思想特色。但 三言 、 二拍 中也包含着明显的落后和庸俗的因素，比如美化统治阶级、宣扬封建礼教、迷信鬼神等占了相当的数量，尤其又以 二拍 更为严重，这也是明代后期话本小说的通病。
　　明末短篇白话小说集还有十多种，比较有影响的是《西湖二集》、《石点头》、《鼓掌绝生》、《醉醒石》等，成就都不高，但其中有一些篇章，文笔生动，形象鲜明，对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病有所揭露。
　　（二）冯梦龙与 三言
　　１。冯梦龙的生平及对通俗文学的重大贡献冯梦龙（１５７４- １６４５年），字犹龙，又字子犹、耳犹，别署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词奴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与兄、弟三人并称 吴下三冯 ，皆擅诗画，才情不凡。
　　冯梦龙早年就博学多识， 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 （《苏州府志》），为同辈人钦服。虽出身士大夫家庭，却违悖家庭的希望和封建传统的要求，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无所拘束， 笑骂成文章，烨然散霞绮 （王挺《挽冯犹龙》），行为不受名教束缚，自早年进学之后，屡考科举不中，遂放弃仕途，流连于青楼艳场，接触了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学，给他的思想、感情、品德和志趣方面，都增添了反理学的因素，丰富了他的知识，看到了现实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也使他酷爱通俗文学，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和整理，天启年间，冯梦龙发愤著书，完成了《喻世明言》（旧题《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编纂工作和《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智囊》、《情史》、《太霞新奏》等的评纂工作。直到五十七岁，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他才取得贡生资格，任丹徒县训导，崇祯七年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六十五岁他辞职还乡，致力于著述。崇祯十七年，他站在农民革命的对面，把朱明政权的覆灭看作是 天崩地裂之举，并陷于悲愤莫喻 之中，怀着中兴封建王朝的希望编集刊印了《甲申纪事》，甲申五月，清军攻陷南京，冯梦龙积极地宣传抗清，各处奔波，刊行《中兴伟略》，隆武二年（１６４６）
　　年春，忧愤而死。
　　冯梦龙的一生，编著颇丰，民歌、戏曲、小说均有极为丰富的著作。先后编选了两部民歌集，一部名《桂枝儿》，十卷，四百三十五首；一部名《山歌》，十卷，三百八十三首。并撰有《序山歌》一文。冯梦龙精于曲学，编有《墨憨斋宣本传奇》，收录剧本十余种，个别剧本为其自撰，如《双雄记》。
　　还编有散曲集《太霞新奏》等，亦有自己的作品。书中附有许多序跋和评点，阐述了他的戏曲理论。制有《墨憨斋词谱》（未完成）。关于通俗文学的编著整理方面下面将重点介绍。
　　冯梦龙的文学思想深受李贽的影响，认为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学，一是出自田夫野竖之口的真文学，一是缙绅学士乐道的假文学，他颂扬田夫野竖的文学，反对假文学，提出文学应该背离文耳，适宜俚耳。他推崇真文学的进步性，反对虚伪的诗文和罪恶的名教。
　　冯梦龙认为情是衡量品评文学的标准。他明确指出： 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 （《情史》卷一《总评》）凡事只要出自至情者才最真切，文章亦如此。他推崇《桂枝儿》、《山歌》这些通俗文学，因其是 性情之响 ，他宣扬通俗文学的目的在于 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 ，用人民的朴实、真挚的性情来攻击虚伪、残酷的封建伦理和礼教，这种文学主张，打破了千古未易的以虚伪名教作为衡量品评文学的原则，有着鲜明的叛逆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在冯梦龙看来，只有自然而然地发于中情的文学，才能完善地表达性情，是以感人肺腑。性情是文学形式变化发展的动力。他在《太霞新奏序》里说： 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 可见，冯梦龙之酷爱通俗文学，其主要原因亦在于它达情真切而深刻，是 性情之响.冯梦龙之可贵，在于他以最强烈的热情，酷爱通俗文学。不以前程为怀，不以利禄为用，不以诽谤、攻讦为惧，孜孜不倦地从事通俗文学的整理、搜集、研究和梓刊的工作，宣扬通俗文学是最真、最美的文学，认为文学应该明白条畅，以口语为好，讲求奇思异想。在《喻世明言序》中着重论述了小说语言的通俗性，指出，通俗演义虽紧接唐人传奇之后，但它却昉自南宋 说话人 ，是小说史上的新页， 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 ，从文学发展的观点，提倡今宁俗，肯定小说语言的通俗。在冯梦龙看来，文学不通俗就不能充分地发挥其教育作用，通俗文学感染人的敏捷度和深刻度，都远非文言小说可比拟的。
　　冯梦龙的文学主张坚实地根植于通俗文学，并由通俗文学用己之精髓哺育而成。尽管他的作品中有一些内容落后、色情的东西，但他对通俗文学的重大贡献及基于此的比较正确的文学主张的成就是不容抹杀的。
　　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年）前后，冯梦龙编印了两部民间歌曲集《桂枝儿》和《山歌》，收录了盛行于吴中的民间歌曲８００多首。书中那充满生活气息的泼辣、明快、热烈的语言和感情，震撼了世人，广泛流传，风行一时。可谓 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桂枝儿》等 （《山歌序》）。
　　通俗小说方面，天启年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本短篇通俗小说集先后编纂，刊刻，此外，增补了长篇小说《平妖传》，改作了《新列国志》，鉴定了《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编纂《笑府》、《广笑府》、《谜语》，拟作《夹竹桃》、《黄莺儿》等，其中以三言 的影响最大。 三言 推动了明末拟话本的创作，使宋元明数百年间百余篇短篇通俗小说免于湮没，并为它们开拓了更为辽阔的活动天地，发挥着更强的战斗力，在更大的范围宣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品德、要求和希望，破坏封建统治阶级对文学的统治，为中国古典文学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２。 三言 的内容 三言 共一百二十篇，每个短篇小说集各四十篇，有一部分是宋元的话本小说，即空观主人说宋元旧种。明代拟话本约有七、八十篇，有的是冯梦龙自己的拟作，如《警世通言》卷十八《老门生三世报恩》，属推断。 三言 题材广泛，内容复杂，其主要表现的思想内容大约有对封建官僚丑恶的谴责，表现了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罪恶的愤怒之情；描写了被压迫的妇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抨击了封建礼教及门第观念对妇女的摧残和迫害；歌颂真诚的友谊，谴责背信弃义的行径；反映了市井之民的生活。
　　《喻世明言》，又称《古今小说》，多为宋元旧作，也有少数明代的拟作。著名的篇章如《滕大尹鬼断家私》暴露了封建官僚的狡诈和贪婪；《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揭露了明代严嵩父子结党营私，陷害忠良的罪行；《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批判了黄稽的富贵易妻，讽刺了攀高附贵的人情世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强调了人的感情和人的价值应该受到尊重。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有不少作品存在着封建说教和因果报应的思想。
　　《警世通言》著名篇章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 三言 中最优秀的一篇，代表了明拟话本的最高成就。有人认为是冯梦龙的拟作，但属推断。
　　小说塑造的女性形象杜十娘，是京城名妓，为了与李甲的爱情和贪婪冷酷的鸨母展开了种种斗争，终于跳出火坑，但在与李甲回家的路途中，却被李甲转卖给官商孙富，杜十娘怒火中烧，在谴责了李甲，嘲骂孙富之后，抱着宝匣，投水而死，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维护了个性的尊严，及对爱情的理想，以死控诉和反抗罪恶的封建社会制度和门第观念，揭露了封建礼教和金钱势力的丑恶，有相当深刻的社会意义，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王娇鸾百年长恨》描写了贵族小姐王娇鸾与负心人周廷章之间动人的爱情悲剧，可谓是 只因一幅香罗帕，惹起千秋《长恨歌》.《玉堂春落难逢夫》通过妓女玉堂春与贵族公子王景隆的悲欢离合之爱，反映了下层妇女在封建社会遭受摧残蹂躏的极悲惨境况。《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赞美了真正的友谊，知音难得，友情可贵，以此来批判 交道奸如鬼的社会风尚。《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取材于民间故事，塑造了一个忠于爱情、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女性形象。
　　《醒世恒言》多为明人作品，部分题是冯梦龙拟作。著名篇章有《卖油郎独占花魁》，描写了卖油郎秦重以真挚感人的爱情赢得了花魁女莘瑶琴的芳心相许，宣扬了在爱情与婚姻的问题上，价值在于彼此尊重，知情知意，而非金钱与门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歌颂了忠诚的爱情，批判了旧道德。《灌园叟晚逢仙女》揭露了恶霸勾结官府，横行霸道，鱼肉百姓的事实，表达当时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意志。《施润泽滩阙遇友》写了两个手工业者之间真诚的友谊，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还是个新内容。
　　三言 中也有一些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宿命论思想和描写色情的糟粕之作，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钝秀才一朝交泰》、《赫大卿遗恨鸯鸯绦》等，进步与落后交织在一起，是市民文学基本特征在 三言 中的表现。
　　它的刊行，积极的意义更为影响深远。
　　３。 三言 的艺术特色 三言 拟话本在艺术上保持了很多话本小说的特色，如情节完整，用词通俗易懂等，但它也有自己的特点，篇幅加长了，情节更为曲折生动，细节描写和人物内心活动刻画得丰富细腻。摹写人情世态详尽而深刻。比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写杜十娘得知李甲与孙富的卑鄙筹划时， 放开两手，冷笑一声道：' 为郎君画此计者，此人乃大英雄也，……'语言尖刻有力，把杜十娘遭到突然的打击后，难以抑止的悲愤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卖油郎独占花魁》写瑶琴醉酒归来后，不睬秦重，而秦重服侍瑶琴， 眼也不敢闭一闭 ，瑶琴呕吐，秦重怕弄脏了被子，将自己的道袍袖子轻轻张开，罩在她的嘴上，在瑶琴吐完后，将道袍轻轻脱下；斟上一壶香香的浓茶，递给瑶琴，一连串的细节描写，把秦重对莘瑶琴的爱怜、尊重以及他当时那种又惊又喜，战战兢兢的复杂心情，表现得非常饱满、酣畅，这类细节描写和人物内心活动的刻划，在《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张廷秀逃生救父》、《一文钱小隙造奇冤》等作品中都有很突出的表现。正如《今古奇观序》中所称： 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拨新，洞心■目。 当然， 三言 拟话本艺术上也有缺点，没有话本的鲜明、生动，矛盾冲突也不如话本小说尖锐。
　　冯梦龙在编纂 三言 的过程中，对辑入的作品都进行了艺术的加工，比如增补、删减、演绎、归纳、更替与变移等，这种艺术的加工使辑入的作品富有时代的气息和活力。 三言 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
　　（三） 二拍 及其他
　　１。凌濛初其人凌濛初（１５８０- １６４４年），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吴兴）人。曾于崇祯四年以副贡授上海县丞，后升任徐州通判并分署房村，在任期间参与镇压农民起义，李自成攻入徐州时，绝望地呕血而死，自始自终是一位忠于地主阶级的封建文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明末有重要贡献的小说家和戏曲家，少壮时屡困科场，抑郁不得志，后醉心于小说、戏曲。
　　他模仿 三言 创作的拟话本集《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简称二拍 ，在当时影响较大，与冯梦龙的 三言 齐名。戏曲《虬髯翁》、《颠倒姻缘》、《北红拂》、《乔合衫襟记》、《蓦忽姻缘》和《莽择配》等，戏曲论著《谭曲杂札》，其理论价值仅次于《南词叙录》和《曲律》。此外还著有《圣门传诗嫡冢》、《言诗翼》、《诗逆》、《诗经人物考》、《左传合鲭》、《倪思史汉异同补评》、《赢腠三札》、《荡栉后录》、《国门集》、《国门乙集》、《鸡讲斋诗文》、《乙编■诞》、《燕筑讴》、《南音之籁》、《东坡禅喜集》、《合评选诗》、《陶韦合集》、《惑溺供》和《国策慨》。
　　凌濛初的小说观提倡在 耳目之内，日用起居 （《拍案惊奇序》）中去寻找 奇. 奇 不是诡怪辽绝，而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 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以无所不有 （同序），在《拍案惊奇序》中他进一步解说： 语有之：' 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必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者以为奇，赘矣.这种越是为人们所熟悉的事物，越易引起人们的审美感受的观点，反映了进步的小说观，号召作家从人所熟知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加工出精彩动人的艺术形象，在平淡无奇的日用起居中概括和揭示出生活的底蕴，是明中叶后文学解放思潮影响下，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在语言上，凌濛初提倡通俗自然而又至优美的语言，反对匠气十足，认为本色不等于 鄙俚.故事的情节也不应刻意追求新奇、曲折，而流于扭捏巧造，破绽百出。必须合情合理，真实可信，逻辑严密。在《拍案惊奇序》中，他对 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 的现象，表示十分愤慨，但在 二拍中这些东西还是难于完全规避的。
　　２。 二拍 的内容 二拍 刊于崇祯年间， 初刻 、 二刻 各４０卷，其中小说７８篇。
　　二拍 小说的取材是 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断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因此它是为了迎合 肆中人 之需而非着意于现实社会的矛盾与斗争。但是二拍 的基本倾向是积极的。有些作品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凶残、荒淫好色；有些作品反映了明代市民阶层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有些作品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表达了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谴责了富贵易妻、忘恩负义的丑恶行为，还有一些公案小说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写商人出海经商事。主人公文若虚在国内经商破产，便带一两多银子的洞庭红出海经商，竟卖八百多两银子，归途拾宝，大发横财，成为富商。《叠居奇程客得助》写徽商程宰因经商失败，流落关外，在海神的人弃我堪取，奇赢自可居 的指点下，先后通过囤积药材、丝绸和粗布发财成功。《乌将军一饭必酬》写王生在婶母的鼓励下，重震经商的信心，因而大获成功的故事。这些作品反映了明中叶后商业活动的繁盛，通过商人追求金钱的活动和海外冒险发财的理想的多方面描绘，使我们看到商品经济在当时的发展，市民意识在文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这些重视商业的描写，在以往的作品中少见。
　　爱情小说《宣徽院仕女秋千会》中少女速歌失里，与父母悔盟迫嫁的市侩行为作坚决的抵抗，终于与未婚夫喜结良缘。《李将军错认舅》刻画了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刘翠翠与金定相爱遭到父母的反对，翠翠迫使父母放弃门当户对 的门第观念与金定结合，后翠翠又被李将军虏去作妾，金定历尽艰辛找到翠翠，迫于将军权势，夫妻不得相认，两人最后双双殉情以死表明爱的忠心。《满少卿饥附炮飏》批判了满少卿背信弃义，富贵易妻的丑恶行径，作者爱憎分明，满少卿最后也以可耻下场为终。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提出了男女平等的观点，对男子可续弦再娶而寡妇却不许再嫁的社会现象表示不平，具有反抗封建伦理纲常的积极意义，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公案小说《青楼市探人踪》，通过狰狞贪婪的杨佥宪和狠心夺产的张廪生这两个形象，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阴险恶毒的本质。杨佥宪为吞没五百两银子的贿赂，竟杀害五条人命，其罪行令人发指。《进香客莽看金刚经》中贪婪卑劣的柳太守，为得到价值千金的白香山手书金刚经，对住持多次迫害，手段卑鄙。《王渔翁舍镜崇三宝》中提点刑狱使者浑耀为夺住持法轮的宝镜，用尽各种威逼手段，直至把住持活活打死。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写万历选宫女所造成的民间惊恐，鞭挞了皇室贵族荒淫好色，对下层百姓肆意迫害的社会现实。《钱多处白丁横带》揭露朝廷卖官鬻爵的黑暗现象。另外，《神偷寄兴一枝梅》塑造了行侠好义、神通广大的侠盗形象嬾龙，作者热烈地赞扬了他劫富济贫的行为。
　　二拍 中很多篇章也充满了色情描写、因果报应思想和封建说教的糟粕内容。如《夺风情村妇捐躯》、《乔兑换胡子宣淫》、《任君用恣乐深闺》等篇包含了大量猥亵的色情描写；《何道士因术成奸》歪曲明代农民起义的女领袖唐赛儿为淫乱不堪的妖妇，以至因奸被杀。
　　３。 二拍 的艺术特色 二拍 是仿 三言 之作，从总的艺术魅力来说，它比 三言 差得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曰 叙述平板，引证贫辛。 但是它也有自己的艺术特色。
　　二拍 语言通俗浅显，而又生动有力；善于组织情节，曲折而不荒诞离奇。比如《二刻拍案惊奇》中《错调情贾母署女》一篇，写贾闰娘与孙小官相爱遭母干涉的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直中有曲，生动活泼，看后令人一展笑颜。
　　凌濛初虽注重故事情节，但也同时注意到人，刻画人物的性格，使人物各有其脸面，这使得 二拍 不同于以往的话本小说。凌濛初在叙述故事的时候，喜欢猜度和描摹故事特定情境中人物的所感所思，不论这个人是清官还是贪官，是贤妻还是淫妇，是仁厚的商人还是奸诈的贩子，是凶煞的恶鬼还是多情的狐仙，他总是能追寻人物情绪变化的轨迹，在故事的框架里把人物性格处理得合情合理，从故事的表层向人物的精神世界深化，虽然他没有完成从重情节转变到重人物的飞跃，但其努力是应予肯定的。
　　在 二拍 中，他注重细节的逼真，认识到细节的真实对小说是至关重要的，对那些在情节中起重要作用的细节，除了描写之外，还要加以解说，以便读者确信无疑。
　　二拍 虽取材于民间传说和说话，但作者都进行了艺术的再创造，达到了思想和艺术风格的统一，多数篇章很能吸引读者。
　　４。《石点头》及《三刻拍案惊奇》等拟话本明末清初的 拟话本 尚有《石点头》、《西湖二集》、《三刻拍案惊奇》、《照世杯》、《豆棚闲话》、《醉醒石》、《鼓掌绝尘》等四十多部，这些拟话本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比二拍 较为低劣，但有些篇章还是有些积极意义。
　　《石点头》作者署名天然痴叟，号浪仙，生平事迹皆不详。全书１４卷。
　　小说题材多取自传说旧闻，改编历史故事，主旨在于宣扬忠孝节义、封建伦理道德，如《王本立天涯求父》、《江都市孝妇屠身》、《郭挺之榜前认子》、《卢梦仙江上寻妻》、《侯官县烈女歼仇》、《感恩鬼三古传题旨》等篇。
　　其中也有少数故事内容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如《贪婪汉六院谈风流》，叙述贪官吾爱陶贪婪凶残，鱼肉百姓，辛辣地嘲讽了官场的黑暗。
　　《西湖二集》３４卷，周清原著，所说的故事都与西湖有关。设有《西湖一集》。取材多自《西湖游览志馀》、《皇明从信录》、《剪灯新话》、《情史》、《南村辍耕录》等书。
　　书中对明末腐败的政治、贪赃的官吏，也时有讽刺和暴露，如《胡少保平倭战功》、《祖统制显灵救驾》、《愚郡守玉殿生春》等篇，文笔流畅，描写杭州的风俗人情，也颇有兴味。书中宣扬忠孝节义、因果报应的篇章很多。
　　《醉醒石》署名东鲁古狂生编辑，共１５卷，作者提倡忠孝、节烈，宣扬天命有定，因果报应，鼓吹读书作官等思想，但对官吏的贪婪和科举的黑暗，也有较真实的描写，如《恃孤忠乘危血战》、《秉松筠烈女流芳》、《失燕翼作法于贪》等篇。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评论《醉醒石》说： 文笔颇刻露，然以过于简炼，故平话习气，时复逼人.其他的如《三刻拍案惊奇》、《照世怀》也有少数作品有一定的意义，如 三刻 中《捐金非有意，得地也无心》通过勤劳的农民佩德一家破产的经过，反映了封建剥削和高利贷者对广大农民的双重压迫。
　　拟话本小说到明末清初已近尾声。在此之际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说选集，如抱瓮老人编辑的《今古奇观》等。拟话本是古典小说向近代意义的小说转变的过渡形态，至今它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深受喜爱。
　　十、汤显祖
　　（一）汤显祖的生平
　　汤显祖（１５５０- １６１６年），字义仍，号海若、若士，别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少年时代时，就展露才华，博学多识， 五经而外，读诸史百家，汲冢、连山诸书。 （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２１岁中举，２６岁刊印第一部诗集《红泉逸草》，２７岁刊印诗集《雍藻》（未传），《问棘邮草》，２８岁作第一部传奇《紫箫记》，与友人合作，但未完稿，后改写为《紫钗记》。３４岁中进士，曾先后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万历十九年（１５９１年），因写《论辅臣科臣疏》被贬到广东徐闻任典史，次年调任浙江遂昌知县，为政清廉，关心民间疾苦。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年），弃官归家，专心于著书写作。晚年淡泊守贫，潜心佛学，自称 偏州浪士，盛世遗民 ，以 茧翁 自号。
　　汤显祖一生汲取的学术营养既广且杂。他直接受学于泰州学派罗汝芳，又与达观道人过从甚密，对李贽的 异端 思想极为赞赏。这样驳杂的学术基础，与汤显祖坎坷的生活道路相结合，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风貌，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他在创作中所表现的揭露腐败政治、反对程朱理学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
　　汤显祖蔑视封建权贵，以 伉壮不阿之气 （《答徐中宇先生》）反抗封建主义现实世界，在他的作品中散发出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他把 至情 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积蓄极久、势不可遏的激情的爆发。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提出 世总为情，情生诗歌 ，《复甘义麓》提出：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文学作品是作者以己之情写人之情，读者则以己之情通过作品达于作者之情。情是整个文学活动的精髓，并成为把作者、作品和读者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此情，不限于男女爱情，而是包涵着一切自然的情感和欲望。人情所至，可以超乎生死，超越时空。言情是汤显祖文学观的最鲜明的标志。
　　同时，他还认为文学作品中的 情 应当是 真情.唯 真 才可动人。为此，他鄙视虚伪的应酬文字和专以模拟剿袭为能事之作，批评前后七子的拟古文风，强调文章之妙在于 自然灵气 ，而非步趋形似。
　　汤显祖在创作实践中以奇为小说创作的理想方法，认为 奇物足拓人胸臆，起人精神 （《续虞初志？月支使者传》评语）。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洋溢着作者纵横浩渺的骀荡之思。寓有 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者.这是浪漫主义艺术为寄托某种强烈的感情和理想，打破常格，冲破常理的束缚创造 情之所必有 的神异的世界所必有的特征。汤显祖提倡奇思异境并非是脱离生活的凭空奇想，他重视生活体验和积累。《玉茗堂入梦》的创作就包含了他数十年社会生活的深刻体验。
　　汤显祖的创作之丰富，涉及范围之广博在中国古典剧作家是难以找到与之比并的人，但他的主要创作成就在戏曲方面，代表作是《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它和《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为 玉茗堂四梦 ，除《紫钗记》写作时代可确考外，其余 三梦 都不易确定写作时间。
　　（二）《牡丹亭》
　　１。《牡丹亭》的内容
　　《牡丹亭》又名《还魂记》，也称《还魂梦》或《牡丹亭梦》，它是汤显祖的代表作，汤显祖曾说： 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牡丹亭》共５５出，作品写杜丽娘与书生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南安太守杜宝之女名丽娘，才貌俱端好，从师陈最良读书。她读《诗经？关睢》章感时伤怀，伤春而寻春，从花园游玩回来后梦中见一书生持半枝垂柳前来求爱，两人在牡丹亭畔幽会。梦醒之后，杜丽娘从此思念梦中人，愁闷消瘦，一病不起。在弥留之际，她要求母亲把她葬在花园梅树下，又嘱咐丫环春香将自己的画像藏在太湖石底。杜父升任淮阳安抚使，委托陈最良埋葬了女儿，并修建 梅花庵观.贫寒书生柳梦梅赴京应试，借宿梅花观中，在太湖石下拾到杜丽娘的画像，他发现画中人是他曾梦见在一座花园的梅树下站立的一位佳人，说同他有姻缘之份。杜丽娘魂游后园，和柳梦梅再度幽会。柳梦梅因此掘墓开棺，杜丽娘起死回生，两人结为夫妻。
　　《牡丹亭》表现了青年男女为了爱情和自由，冲破封建礼教和伦理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表达了作者对于真挚的爱情可以超越生死、时间界线的美好希望。
　　２。《牡丹亭》的艺术特色《牡丹亭》在艺术上的特色首先在于他使用的浪漫主义手法。通过 梦而死 、 死而生 的奇幻情节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杜丽娘由读书而伤春，表现了杜丽娘真性情之未泯，青春之心慢慢苏醒，然而她朦胧的理想为现实世界所不容，只有寄托于昏昏睡梦之思。在梦想、魂游的臆想境界中，她终于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改变了一个大家闺秀的软弱性格，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所以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辞》中感叹道： 嗟夫！
　　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在情与理的斗争中，为情而弃理，这样作者就把《牡丹亭》提高到一个深邃而崇高的理想境界。《惊梦》、《寻梦》、《闹殇》、《冥誓》等出充满奇情异彩，在矛盾冲突中展开情景。
　　《牡丹亭》擅长于刻画人物的典型性格，人物形象塑造得丰满而生动。
　　在反衬和正衬的艺术手法中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比如，杜丽娘和柳梦梅都是 情痴 ，但各具特色。杜丽娘为爱出生入死，充满奇幻色彩；柳梦梅则大胆地爱，耿介而坦率。两人一以梦为真，一以生为真，皆热爱生命，追求自由的爱情。陈最良和丫环春香是一个反衬的好例子，陈最良是个思想僵化的老学究，但又圆滑世故，丫环春香则纯洁可爱，直率朴实，她直率地揭露陈最良的道学面貌，与杜丽娘的反抗性格相映衬。
　　《牡丹亭》以文词典丽著称，使人看剧本如读抒情诗，赏心悦目。如《寻梦》中的［懒亘眉］曲： 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甚么低就高来粉画垣，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悬。睡荼　　 抓住裙衩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 写杜丽娘渴望重寻旧梦，获得爱情的欢乐，以景生情，曲文典丽，很适合出身官宦人家小姐的情态。同时，在描写下层人物如农夫、牧童时，则曲文通俗，饶有机趣。《牡丹亭》的曲词兼用北曲泼辣动荡及南词宛转精丽的长处。剧中生旦诉情曲多用南词；而描写战争或鬼怪，如《虏谍》、《冥判》等出则间用北曲，各取所长。但剧中也有不少属于插科打诨的宾白流于庸俗，这也是元代以来戏曲通病。男女情事上有猥亵笔墨，结构不够严密等缺点，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牡丹亭》问世后，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演出时使有情人 无不歔欷欲绝，恍然自失。 （汤显祖《哭娄江女子二首》）据说娄江俞二娘，为读《杜丽娘》婉愤而死。杭州女伶商小玲唱至《寻梦》感怀身世，气绝舞台。
　　可见《牡丹亭》艺术力量至深至极。
　　３。杜丽娘的人物形象《牡丹亭》本自《杜丽娘慕色逐魂》话本，但其思想性、艺术性都远远高出话本小说。其最主要的是剧中塑造了一个光彩动人的女性形象——杜丽娘，也是我国古典文学继崔莺莺之后塑造的最丰满动人的女性形象。
　　明代统治者很重视 女教 ，帝王和后妃都亲自出面提倡 妇德 ，《明史》中节妇烈女有三百零八人之多，在廿四史中显得十分突出。杜丽娘的形象是对这些 有风有化 、 宜室宜家 的 闺门风雅 一类封建说教的大胆否定。杜丽娘是南安太守杜宝的女儿，在这位典型的封建官僚的严格管制下，杜丽娘自然的少女天性受到强制性的约束，杜丽娘的母亲看到女儿衣裙上绣的一对花、一双鸟，也怕引动女儿情思；听见女儿去一次后花园便训斥丫环春香，严令禁止，白天丽娘小睡片刻也违反了家教。为女儿请的老师亦是一位思想陈腐僵化的老学究。环境的寂寞、精神生活的空虚，不能不使一个正在成长的青春少女感到苦闷，悲叹青春的虚度，才貌无人赏识，她说： 我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 （《惊梦》）一席话，道出了深受封建礼教摧残和压迫的女性悲愤的心声。
　　然而，杜丽娘的天性并没有被沉重的封建教条所扭曲。她反对陈最良封建教条的灌输，对《诗经？关睢》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 关了的睢鸠，尚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肃苑》）她在春香的诱导下，第一次偷入后花园，那盛开的百花，成对的莺燕，纷至沓来，打开了少女的心扉，她的青春觉醒了，热烈的爱情要求也觉醒了。她憧憬幸福的婚姻，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满足自己的理想，因此她只有把理想寄托于梦里出现的书生，为他宁愿埋骨幽泉，反映了杜丽娘为了追求美好的事物愿生死相随的反抗性格， 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恶，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寻梦》）为爱死而无怨，这正是杜丽娘思想和行动深处最动人的一面。
　　虽入冢墓，此情未泯，在柳梦梅坦率而大胆的爱情的帮助下，杜丽娘终于还魂再生，并经过与其父母所代表的封建礼教的种种斗争，与柳梦梅结为夫妇。《牡丹亭记题辞》有云：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乎至形容传于世而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其所得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杜丽娘反抗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对青年一代婚姻自由的束缚，热烈地争取幸福爱情，不惜出生入死，这使杜丽娘的人物形象超越了崔莺莺、王瑞兰等人物形象，带有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征，其追求的执着与持久，斗争的艰辛与困苦， 一灵未灭，泼残生堪转折 （《冥誓》），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精神，又使丽娘之爱具有超越时空的现代性质。在《牡丹亭》以前的戏曲、小说中不乏描写女子坚定执着地追求爱情，但像丽娘这样表现要求个性自然发展的思想却是罕见，正如杜丽娘自评 一生爱好是自然 （《惊梦》）。
　　《牡丹亭》写杜丽娘的性格发展和心理活动，层次鲜明，细致熨贴。比如游园前，她的心情是 闷无端 ；游园时，则由 闷 而 寻 ；惊梦时，由 寻 而 欢 ；梦后，由 欢 而 定.再从《寻梦》到《回生》出，心理描写跌宕起伏，细腻入微，但是还魂后，性格描写显得苍白无力。
　　杜丽娘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相当成功的，历来为人所称许。明人王恩任在《牡丹亭序》中说： 杜丽娘隽过言鸟，触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台可瞑，獠牙判反可狎而处，而' 梅''柳' 二字，一灵咬住，必不肯使劫灰烧失。 杜丽娘为爱情所作的斗争，其实质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期明代社会民主性的新思想和保守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斗争。虽然它离我们的时代很遥远了，但其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执着精神仍然能给我们现代人以很大的鼓舞和启迪。
　　（三）汤显祖的其他作品
　　汤显祖的 临川四梦 ，包括《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现在介绍除《牡丹亭》之外的其它三梦以及《紫箫记》和汤显祖的诗文。
　　１。《紫箫记》《紫箫记》是未完成的剧作，也是汤显祖的第一部传奇作品，得到友人的合作，在艺术上显然还不成熟。汤显祖也认为《紫箫记》有 秾长之累 ，但此剧在当时却颇轰动一时， 一曲才就，辄为玉云生衩舞朝歌而云（汤显祖《玉合记题词》）。
　　《紫箫记》现存３４出。故事取材于唐代薄防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但情节有所改变。写李益和霍小玉结婚后在游华清宫时走散，后霍小玉拾到紫玉箫，皇帝遣送其回家。李益得中状元，被派往朔方边界军中任职，两人互相思念。几年后在一个七夕之夜，李益回家，夫妻团圆。
　　《紫箫记》写霍李的互相思恋之情，有动人的笔墨，其积极意义更在于赞扬了各民族之间兄弟般的友好关系。第一出《开宗》就有 尚子毗开围救友，唐公主出銮还朝 之句，剧中四个好朋友的吐蕃待子尚子毗，曾在唐朝国子监受业，西归吐蕃后仍时常怀念唐朝友人，说 俺虽胡人，心驰汉道 ，规劝吐蕃赞普与唐和亲。在传奇中如此赞美各民族和平相处，彼此友好的关系，实属难得。
　　全剧文笔秾丽，人物道白皆为四六对句。其中也有恶趣笔墨。
　　２。《紫钗记》《紫钗记》是对《紫箫记》改造、加工之作，共５３卷。传奇《紫钗记》中已大胆地调整了唐人小说《霍小玉传》的故事和人物，从明代现实生活出发，具有一定的时代气息。
　　娼妓身份的霍小玉改为良家女子，李益由拾紫玉钗而认识小玉，俩人遂生发爱情，而阻挠他们的婚姻的是卢太尉；霍小玉历经悲惨辛酸，终于和李益团圆。剧中表现霍小玉至死的痴情，十分感人， 倘然他念旧情，过墓边，把碗凉浆瀽也，便死了呵，也做个蝴蝶单飞向纸钱。 《堕钗灯影》、《冻卖珠钗》等出刻画霍小玉的性格笔墨都相当精彩。李益这个人物形象在《紫钗记》中被改造成一个受迫害而可同情的人物，汤显祖说他 是多才，非薄幸，枉冤埋 ，剧中在描写他个性软弱时，细节的处理是很好的，比如李益为己所作诗中 不上望京楼之句诚惶诚恐之情，使人可怜。
　　全剧曲词秾丽，缠绵悱恻，也有疏隽处。《折柳阳关》、《玉工伤感》和《怒撒金钱》等出情境烘托人物，描写成功。但剧本的思想性还不够深刻，把矛盾的解决寄托于与宫廷有联系的黄衫豪客身上，而把男女主角放在被动无力的地位。在霍小玉的身上缺乏杜丽娘出生入死、追求自由和幸福爱情的精神，关目平板。
　　汤显祖比较满意《紫钗记》，但不论是思想性、艺术性，还是其影响力，《紫钗记》都是远逊于《牡丹亭》。《紫箫记》、《紫钗记》到《牡丹亭》，可见作家对现实认识逐步深刻、尖锐；艺术的表现力走向纯熟。
　　３。《邯郸记》《邯郸记》共３０出，取材于唐代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写贫穷的卢生在邯郸道旅舍中遇道生吕洞宾给他一枕，在卧枕入梦时旅舍主人方蒸黄粱。卢生梦中娶名门女子为妻，中进士，当宰相，封国公，食邑五千户，官至柱国太师。其子孙也一并高升。一梦醒来，黄粱方熟，卢生遂悟透人生，随吕洞宾出家。剧中汤显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 圣君哲相 的愚昧肮脏行径，卢生出将入相五十余年，八十岁时晋封赵国公。荒唐的唐明皇竟赐卢生仙音院女乐二十四人，以应二十四气，又有一个官儿希求进用，献采战之术。卢生因此一病跷蹊，三月不起。皇帝仍委政于卢生， 重大事机，诏就床前请诀.恩礼非常。卢生享尽荣华富贵，在临死之际，还惦念身后的赠谥和青史留名。作品揭示和批判了封建官僚发迹的丑恶历史，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官场的黑暗，具有典型的意义。此外，书中通过吕洞宾渡卢生成仙，讲说 人生如梦 为结，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作者对于人生无常、超度成仙方得解脱的消极出世的思想。
　　《邯郸记》文笔辛辣，感情饱满，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深刻入微。此剧是汤显祖弃官回临川之作，融入了作者多年仕官经历的体验与观察，故能入木三分，发人深省。
　　４。《南柯记》《南柯记》共４４出，取材于唐代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改编。
　　写淳于棼酒醉后梦入槐安国（即蚂蚁国）被招为驸马，和瑶芳公主结婚。后任南柯太守，政绩卓著。公主死后，他被召还宫中，加封左相，权倾一时，淫乱无度，终于被逐。醒来却是一场梦。就此他悟破人生，被契玄禅师度他出家。
　　《南柯记》揭露了朝廷的骄奢淫逸，权臣的互相倾轧和文人的奉承献媚等丑恶现实。《南柯记》的府幕录事官是一个典型的贪官，他有一曲［字字双］作自我介绍：为官只是赌身强，板障。文书批点不成行，混帐。权官掌印坐黄堂，旺相。勾他纸赎与钱粮，一抱。而他手下的小吏更是横抢蛮夺，不分巨细。通过《南柯记》作者辛辣地讽刺了晚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朽坏腐化，使此剧与《邯郸记》一并成为优秀的讽世剧。
　　当然，剧中借契玄法师之口，大谈 因果轮回 ， 空即是色 ， 色即是空 的佛理，宣扬如何冲破 情障 、 立地成佛 的思想，使全剧笼罩着一股强烈的宗教气味，反映了作者消极的出世思想，减弱了该剧的深刻的思想性和批判精神。
　　汤显祖的 临川四梦 （包括未完成的《紫箫记》是一组 社会问题剧 ，它们广泛地触及了封建社会内政、外交，社会风尚等各个方面，是作者对明代社会所作的艺术性的批判。作者在谈风月、说梦境的过程中，抒发了满腔郁愤。在作品神奇而浪漫的外壳中，包涵了深刻的现实生活内容。 临川四梦 虽取材于传统的故事，但都在作者的改造和艺术性的再创造过程中，富有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明显的政治倾向，故臧晋叔在《牡丹亭？冥判》（批语）中说： 临川传奇，好为伤世之语，亦如今士子作举业，往往入时事。 可以说，借古讽今是 四梦 共有的特证。 四梦 所出现的人物和事件，是有典型性的，它们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角度上揭示了现实生活的本质。就对明代社会现实的批判之胆略与见识而言，汤显祖的 临川四梦 的社会价值也是同时代其他传奇作家所难以企及的。
　　５。诗文汤显祖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剧作家，他的篇帙浩繁、体裁多样的诗文著作，也是令人心佩的。
　　据明人韩敬编纂的《玉茗堂全集》所收汤显祖文章有１０８篇，包括序５８篇、题词１０篇、记１３篇、碑８篇、文３篇、说３篇、颂２篇、哀辞２篇、志铭５篇、墓表２篇、解１篇、疏１篇；诗歌１８６０首，包括五言古诗１９４首、七言古诗１０１首、五言律诗６２首、七言律诗４０７首、五言排律４１首、七言排律６首、五言绝句２１４首、七言绝句８３５首；赋２７篇；尺牍４４７通。
　　徐朔方先生核笺《汤显祖诗文集》又收集了不少逸篇，但也还未能包罗以尽。
　　汤显祖的诗文比起戏曲创作的成就及影响都要小得多。他的诗作多为友朋酬答，反映现实内容的少。小诗比长篇较有情致，比如《觐回宿龙潭》一诗：是岁春连雪，烟花思不堪。雨中双燕子，今夕是江南。笔调含蓄，以 烟花 、 江南 暗寓了他对官宦生涯的厌倦、及思归故里之情。在他的诗歌中也有一些反映现实生活，揭露封建统治者的黑暗统治的作品，比如《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等。
　　汤显祖的诗歌、散文，皆如他的文学主张 世总为情，情重诗歌 那样，笔端写尽思欢怒怨之情，或温婉典丽或悲壮感人或诙谑俚俗，形貌丰富，为后人所推崇。古文长于议论，有 好辨 特色。其书信、赋等包涵了作者对于人生、文艺的大量的深刻见解，是现代人了解和研究他思想的重要资料。
　　但其诗作，早年受六朝绮丽诗风的影响，后又追求宋诗艰涩之风，所以他的诗作不足于与拟古派相抗衡，有过多使用冷僻典故之弊。
　　十一、明末文学
　　明朝进入泰昌、天启以后，已成了强弩之末。这一时期，社会变动异常激烈，文学方面表现出的最显著特色，就是急切地呼唤挽救民族危亡，充满爱国主义精神。
　　（一）社会动乱对文学的影响
　　明末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大动乱。
　　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严重的土地兼并，地主阶级贪婪地掠夺，贫富对立和分化更加尖锐。 宗室勋戚庄园土地总额在嘉靖时为二十万九千余顷，到了天启达五十万顷。 （李培浩《中国通史讲稿》中册，第２６７页）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吴中地区 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土地的兼并，引起农民的流亡，这又使政府的赋税来源发生了困难，政府就加派赋税，更加重了耕种农民的负担，农民就只有逃亡和反抗的路可走。这种恶性循环，一方面引起了农民更大量的流亡，明政府财政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农民的反抗斗争更加激烈。到了天启五、六年，几乎到处可见农民的反抗和农民起义。崇祯初，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更是声势浩大。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义军攻占北京，明皇帝朱由检自缢于煤山。
　　城市居民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也加深。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使明末阶级斗争具备了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明政府在对农村加深剥削和掠夺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城市的搜刮。一般的手工业者，既受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又受手工业主和大商人的剥削。双重的剥削，激起了城市居民与统治者的矛盾。
　　统治集团内部更是矛盾重重。农民、市民的斗争，又加剧了这一矛盾的尖锐化。官僚地主之间出现激烈的党争。东林党同擅权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的对立和斗争，一直贯穿到南明时期。
　　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明王朝同满族、蒙古族以及倭寇之间不断发生战争。１６３６年，努尔哈赤改国号为 清 ，把推翻明统治作为自己的政治抱负。
　　在这样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文学上的复古思潮又一次兴起，这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他们以儒家文学思想为基础，突出强调 忧时托志 、刺讥当世 ，他们主张 复兴古事，务为有用.明末，关心国家大事的文人纷纷组织文社，以诗文创作来干预时事。以张溥为首，一些东林党人组织了复社；陈子龙、夏允彝等又组织了几社，坚持同阉党进行斗争，后在抗清斗争中，其成员大都壮烈殉国，或退隐山林，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社会的动乱，使诗人们用自己的血和泪写出了许多爱国诗篇，慷慨悲壮，使诗风为之一变。
　　散文创作同当时大动乱复杂的社会背景相联系，一部分文人直接参加了政治斗争，组成了政治兼文学的团体；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正视动荡的社会，遁形山水，保持自己的气节。这样从内容和风格上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走着复古的老路，写出古朴而联系现实、以重大的政治斗争为题材的作品：有的则接过 公安 、 竟陵 的旗帜，流连山水，创作出描写世俗人情、山水园林的小品文。
　　戏剧方面，抨击魏忠贤的剧作不断产生。传奇创作中延续了汤、沈两派：一派是以孟称舜、吴炳等人为代表的 临川派 作家；另一派是以沈自晋、范文若为代表的 吴江派 作家。
　　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了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和批判堕落世风的作品。有些作品能曲折地反映当时社会现实。
　　（二）诗歌
　　现实的斗争使复社、几社的不少作家改变了作风，写出了许多灿烂的诗篇。明末抗清将领也写下了许多表达他们至死不屈精神的诗作。
　　明末诸多诗人中，诗歌创作富有成就者，首推陈子龙。
　　１。陈子龙及其诗歌陈子龙（１６０８- １６４７年），字人中，又字卧子，号轶符，晚年又号大樽，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初参加了 复社 ，后又与夏允彝、徐孚远、王光承、周立勋等人结 几社.崇祯十年进士，曾任绍兴推官，官至兵科给事中。在国事日非的情况下，他注意经世致用之学，以复兴古学相号召，企图挽救明王朝的危机。崇祯十一年，他和徐孚远等人选辑《皇明经世文编》五百多卷，多载 议兵食，论形势 ，有关 国之大计 之作。清兵破南京后，他起兵太湖坚决抗清，后被俘，乘隙投水，为国赴死。著有《陈忠裕公全集》。
　　陈子龙赞同 七子 ，反对 公安 、 竟陵 ，比较重视诗歌 忧时托志 的社会作用，认为 作诗不足以导扬盛美，刺讥当时，托物联类而见其志，则虽工而余不好.他要求诗歌创作要有感而发， 古人之诗也，不得已而作之 ，要与现实斗争密切结合，发挥批评时事的作用。但他与 七子 的盲目学古不同，是站在现实政治的观点上来学古的。他所处的时代已不允许他逃避现实，完全去模拟古人。他突破了拟古的藩篱和 温柔敦厚 的传统诗教，认为处于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诗人心中蓄积着极大的忧愤，不能讲究温厚含蓄，有如 震聋不择曼声，拯溺不取缓步.他在《诗论》中说： 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后之儒者则曰' 忠厚' ，又曰' 居下位，不言上之非' ，以自文其缩然。自儒者之言出，而小人以文章杀人也日益甚。 同时，陈子龙认为，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二者不可偏废。他说： 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贵.力图使作品情文并茂。
　　陈子龙的前期诗歌有复古倾向，部分作品有模拟痕迹。后期，激于民族义愤，诗风一变，直抒孤愤，悲劲苍凉，气势雄伟。
　　他的早期作品中，就有一些诗篇能反映人民生活的痛苦。如《小车行》：小车班班黄尘晚，夫为推，妇为挽。出门茫茫何所之？青青者榆疗我饥，愿得乐土共哺糜。风吹黄蒿，望见垣堵，中有主人当饲汝。叩门无人室无釜，踯躅空巷泪如雨。 诗歌紧扣灾民极度饥饿时的心理活动，从环境描写入手，写出灾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凄凉情景、悲惨境遇。语言浅近，真切感人。
　　此外，在《卖儿行》、《辽事杂诗》里，也反映了现实中人民困苦不堪的生活。
　　明亡后，陈子龙于吴中作的十首《秋日杂感》，抒发了一个亡国者的悲哀。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满目山川极望哀，周原禾黍重徘徊。丹枫锦树三秋丽，白雁黄云万里来。夜雨荆榛连茂苑，夕阳麋鹿下胥台。振衣独上要离墓，痛哭新亭一举杯。 诗中意境开阔，格调悲壮，让江南美景蒙上了一层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物我两融，山川日月依旧，人事全非，表现了诗人怀念故国之心。但诗中仍透着一股阳刚之气，悲而不哀。另一首中，他写道： 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
　　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愁云惨雾，荒田孤鬼，读之令人心酸！诗人正是以此来表达悼念殉国烈士的沉痛感情。面对破败的家园，遭践踏的山河，诗人满腹的不甘心。他在《易水歌》中借荆轲入秦这一典故， 庆卿成尘渐离死，异日还逢博浪沙 ，既表达了对死难者的记念，又表明了抗清的决心。
　　陈子龙各体诗作中，最富有特色的是七律。如《秋日杂感》十首、《辽事杂诗》八首、《都下杂感》四首、《晚秋杂兴》八首等七律组诗，都属慷慨悲歌、长歌当哭之作。《辽事杂诗》第三首： 二月辽阳大出师，无边云鸟尽东驰。乌鸢暗集三军幕，风雨惊传两将旗。长白峰高尘漠漠，浑河水落草离离。国殇毅魄今何在？十载招魂竟不知！ 便也很能体现诗人的豪放悲壮、酣畅淋漓的艺术风格。
　　陈子龙的一些词作，情景相生，也颇有特色。如《诉衷情？喜游》： 小桃枝下试罗裳，蝶粉斗遗香。玉轮碾平芳草，半面恼红装。风乍暖，日初长，袅垂杨。一双舞燕，万点飞花，满地斜阳。 词的上阙，先从侧面烘托游春少女的美丽动人，再抓住 恼 的细节，描摹少女的神态、心态；下阙则独具匠心地选择六个典型的场景，自然巧妙地进行组接，活脱逼真地描绘盎然的春色。这充满勃勃生机的春日胜景，与少女天真活泼的性格融合无间，清新怡人。
　　多事之秋，催人早熟。夏完淳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少年英雄和爱国诗人。
　　２。夏完淳及其诗歌夏完淳（１６３１- １６４７年），字存古，号小隐，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
　　人。抗清英雄夏允彝之子，从师陈子龙，讲文章，重节义。聪明早慧，七岁即能赋诗，十一二岁 抵掌谈烽警及九边情形，娓娓可听。 明亡后，十四岁就跟从父亲、老师， 揭竿报国，束发从军 ，积极地参加抗清斗争。后被捕，在南京痛哭企图诱降的洪承畴，从容就义，年仅十六岁。著有《南冠草》集，《玉樊堂集》、《续幸存集》等。
　　夏完淳的诗歌创作，早期追踪六朝，曾拟庾信《哀江南赋》，作《大哀赋》，凄楚哀婉，在庾信之上，但多数流于内容单薄，写 醒来锦袖飘歌院，醉后红牙唱酒楼 的贵公子生活。明亡后，他投入抗清的武装斗争，他的诗赋散文，饱含血泪，抒写国破家亡之痛，壮志未酬之叹，具有浓烈的战斗生活气息，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风格更见昂扬，慷慨激越，感人肺腑，具有悲壮淋漓的独特风格。
　　他的《大哀赋》指斥统治者的腐朽，惓念沦亡的故国，抒发了　 既有志于免胄，岂无心于丧元 的抱负。《别云间》则是诗人被捕后诀别家乡时所作：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抒发了自己离乡别家时依恋难舍的心情，心中无限的悲愤，转而生怨，壮志未酬，表达了自己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洋溢着悲壮的豪气！全诗绝无 亡国者哀思 的调子。
　　《细林夜哭》，作于夏完淳被押往南京的路上，哀悼他的恩师和抗清战友陈子龙，诗篇痛于大仇未报，沉郁苍凉，情意真挚，具有史诗的意义： 细林山上夜乌啼，细林山下秋草齐；有客扁舟不系缆，乘风直下松江西。欲忆当年细林客，孟公四海文章伯；昔日曾来访白云，落叶满山寻不得。始知孟公湖海人，荒台古月水粼粼。相逢对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气亲。去岁平陵鼓声死，与公共渡吴江水。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潇洒秦庭泪已挥，仿佛聊城矢更飞。黄鹄欲举六翮折，茫茫四海将安归。天地跼蹐日月促，气如长虹葬鱼腹。肠断当年国士恩，剪纸招魂为公哭。烈皇乘云御六龙，攀髯控驭先文忠；君臣地下相会见，泪洒阊阖生悲风。我欲归来振羽翼，谁知一举入罗弋；家世堪怜赵氏孤，到今竟作田横客。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 诗中倾吐彼此间深情，回顾共同抗清的经历，又坚决表达了慷慨成仁的决心和视死如归的气节；声泪俱下，文情并茂，极为感人！
　　《舟中忆邵景说寄张子退》，是诗人在艰难的战斗间隙写成的一首寄怀诗： 登临泽国半荆榛，战伐年年鬼哭新。一水晴波青翰舫，孤灯暮雨白纶巾。何时壮志酬明主，几日浮生哭故人。万里飞腾仍有路，莫愁四海正风尘。 腥风血雨之中，诗人面对危艰的时局，孤帆漂泊，无限感慨，凭吊故国，怀念死者，充满了爱国忧民的深厚感情。尤其结句高歌 万里飞腾仍有路，莫愁四海正风尘 ，充满积极高昂的战斗精神和达观的信念。
　　夏完淳在狱中所作的散文、散曲，都是血泪凝成的作品。散文《土室余论》中，他这样激越地表达自己的心曲： 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厉英魂。 《狱中上母书》中，他临难陈词，慷慨激昂：以生有如此 节义文章 而自豪，死能 贵得死所 而无愧；念念不忘的是 为塞北之举 和国家的 中兴再造.血泪交融的血性文章，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千古传诵。
　　英雄恨，泪满巾。何年三户可亡秦！ 散曲［仙吕傍妆台］《自叙》，同样表现了他的壮志未酬、英雄遗恨的炽热感情。
　　３。几位抗清将领的诗篇明末爱国诗人还有瞿式■、张煌言等抗清将领。他们都投入了抗清斗争，有的以身殉国，有的最后削发为僧，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们的诗篇表现了至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
　　３。几位抗清将领的诗篇瞿式■（１５９０- １６５０年），字起田，又字伯略，江苏常熟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崇祯初任户科给事中，为人刚正清廉，曾多次上疏弹劾魏忠贤余党，反被诬陷下狱，后归田。南明王时被起用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福王败后，拥桂王朱由榔即位，任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主持抗清大事。
　　永历四年（１６５０年）被俘就义。有《瞿忠宣公诗文集》十卷。
　　瞿式　　 的诗作，多感伤时事，哀痛故国，充满着激越的爱国热情。他的《康寅元日感怀》写道： 株守荒城年复年，何时■扫息狼烟？郊原寂寂无青草，瘴雾漫漫掩碧天。但听马嘶先罢市，何来牛种问耕田。瞻仰舜日悲衰志，清泪潸然到枕边。 痛陈国土沦陷时的痛苦和兵荒马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一片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他更多的诗篇表现了抗清到底、收复失地的信心和决心。 半壁江山有可恃，莫将西土认辽东。莫遂感沧桑，莫徒叹陵谷。气数会须转，畴云遭百六。眨眼洪波退，依然是平陆。 不满于偏安一隅的处境，坚信只要抗争到底，终会 依然是平陆.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在当时是何其可贵！有的诗作则抒发了忠贞不渝、为国捐躯的情怀。
　　如《浩气吟》： 年逾六十复奚求？多难频经浑不愁。劫运千年弹指到，纲常万古一身留！ 千难万难，不萦于怀，浩然之气，至大至刚！
　　瞿式■敢于直视社会现实，他的诗作对官场的腐朽、人民的苦难也有所反映。如《观瀑逢僧即事感述》： 上爵满门皆紫绶，荒村无处不青憐. 酒肉朱门臭欲熏，骴骸盈阜知谁咎！ 强烈的对比，揭露了在民众饥馁惨境之中，官僚地主们依然搜刮民脂民膏，花天酒地，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
　　瞿式■的诗，苍劲朴直，缘事而发，不事雕饰。
　　张煌言（１６２０- １６６４年），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崇祯十五年中举人。明亡后，仍坚持抗清斗争，达十九年之久：清顺治二年，与钱肃乐起兵邑中，奉鲁王至绍兴监国，被鲁王任为翰林院选修、兵科给事中。顺治七年，清军攻陷浙、闽，鲁王退守舟山群岛，后张与郑成功联合出师北伐，曾包围南京，攻下不少州县。康熙三年，因败势已定，遂解散余部，隐居南田悬岙岛，不久被俘，英勇就义。著有《张苍水集》四编、《北征录》一卷。
　　张煌言的诗文，多反映亲自参加的战斗生活和宁死不屈的斗争意志，风格沉毅刚劲，慷慨激昂。如《八月辞故里》，表达了自己决心抗战到底，宁死不屈，要像岳飞、于谦那样为国争光，为国捐躯：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素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渐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这是作者被俘，押解杭州，将离开故乡时所作的。最后两句尤为强烈地表达了虽将殉身，但斗争的意志将永不磨灭的反抗精神。其他诗作，或写亡国之悲，或表报国之心，或抒战后的喜悦，苍凉悲壮，激奋人心。《师次圌山》中： 六代山川愁锁钥，十年父老见旌旗 ；《师次燕子矶》中： 战余落日鲛人窟，春到长风燕子矶 等句，便洋溢着攻入长江胜利的喜悦。其文亦如诗。《贻赵廷臣书》是一著名的正气歌。
　　明代末期的抗清将领们，在作战的间隙，直抒心情，虽来不及字斟句酌，讲究章法，但以血和泪、仇和恨凝成的诗作，感撼人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如：史可法（１６０２- １６４５年），字道邦，又字宽之。他的《燕子矶口占》，感情沉痛，不但表现了对母亲的深切怀念，而且也反映了外敌当前，军队内部的不团结。 来家不面母，咫尺犹千里。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 宛然可见忠孝不能两全的抗清英雄。顾炎武在《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里，通过离愁别绪的倾诉，表达了岁月无情，年华老去，壮志无成的愤激心情： 是日惊秋老，相逢各一涯。离怀销浊酒，愁眠见黄花。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多蒙千里讯，逐客已无家。 张家玉（１６１５- １６４７年），字玄子，号芷园，他在《军中夜感》中，抒写了爱国的壮志： 惨淡天昏与地荒，西风残月冷沙场。裹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令汗竹香。 人生自古谁无死，只要死得有价值，那死又有什么要紧呢？马革裹尸不正是战场上英雄们应有的归宿吗！可谓：视死如归，其气浩然。郑成功（１６２４- １６６２年），不仅以其收复台湾的战功而名垂千古，其抗清战斗中的诗篇，也洋溢着雄伟的英雄气魄。如《出师诗满夷自瓜洲至金陵》： 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
　　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 其情其志，显而易见。
　　（三）散文
　　以张溥、张采为代表的复社，以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运等为代表的几社，他们都提倡复兴古学，文学主张比较倾向于前后 七子 ，反对 公安 、 竟陵 的强求不同，但又不满意于前后七子的专事模拟。同复社、几社的文学主张相对立的是以艾南英为代表的豫章法，他们反对前后 七子 ，推崇唐宋派的归有光。可惜他们的散文成就都不大。
　　小品文在明末特别盛行。小品文是散文的一种，原称佛经的节略本为小品，后借用其名专指篇幅短小的杂记。它形式活泼多样，文笔精秀隽永。有的描写风景，寄情山水；有的杂记琐事，表现世情风习。正如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说的： 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 这种文学样式的风行，不仅有传统散文的影响，也是 公安 、 竟陵 文学解放思潮的派生物。
　　这一时期散文著名作家有张岱、张溥、王思任、刘侗、祁彪佳等。
　　１。张岱及其《陶庵梦忆》张岱（１５９７- １６８６？年），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官宦家庭，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 ；明亡后， 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 ，安贫著书，文学艺术修养颇深，对戏剧和音乐都有特殊爱好，是一位个性坚强并富有民族气节的作家。
　　著述颇丰。
　　张岱文学上倾向于 公安 、 竟陵 派主张，反对桎梏心灵的复古主义，但能取两派之精华。其作品题材广泛，博观约取，于描写名胜山水景物之外，也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明亡后，他反思自己，回首二十年前的奢华生活，写成了《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两本， 梦 ，含有憣然醒悟之意，同时也表达了作者无限的故国乡土之思，表现出家亡国破之时典型的悲剧意识。
　　张岱善于取公安三袁清新洒脱之笔法，博竟陵钟、谭幽深冷峭之意境，形成了自己小品文的独特风格，文笔清新活泼，时杂以诙谐，写景抒情，叙事说理，情味盎然。《陶庵梦忆》中，便多有佳作。《湖心亭看雪》以诗法为文，散文诗化，别具剪裁。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在这样的环境中，作者拏小舟独往湖心亭看雪，只见： 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作者眼前的处境使回忆中的景物也染上了自己的主观色彩，无行人，无飞鸟，万籁俱静，只剩下自己与 上下一白.大自然的冷峭，更加衬托了自己的孤寂，配合上作者写作时的心境，物我合一。作者写景时，抓住上下一白与湖上的黑影形成黑白的色彩对比，构成了黑茫茫与白皑皑的特异图景，极多诗情画意。
　　他在《西湖七月半》里记游人的情态，描摩尽致。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 接着通过对各种游客的描绘，形象又尖锐地暴露出封建士大夫和所谓 风雅之士 的庸俗丑态；作者又写道： 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 醉生梦死之态尽出。文章结构严谨，文字简洁优美，记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极富有表现力。
　　他的一些描写人物动作言语情态的散文，也写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柳敬亭说书》中，他以传神文笔，描述了著名艺人柳敬亭说书的情景，绘声绘色地刻画了柳的高超的表演技艺，但作者突出的还是柳敬亭的人格，借此抒自己之情。
　　２。张溥与《五人墓碑记》张溥（１６０２- １６４１年），字天如，江苏太仓人。幼年勤奋好学，家贫，所读书必手抄七遍，所以他的书室命名为 七录斋.崇祯四年进士。与同乡张采齐名，号称 娄东二张 ，与郡中名士结复社，张为领袖，复兴古学，并与阉党作斗争， 一城出观，无不知有' 复社' 者 ，张溥名声也一时大震。著有《七录斋集》和《汉魏六朝百三家题辞》。张溥文学上推崇前后 七子 的理论，主张复古，反对 公安 、 竟陵 两派的逃避现实，只写湖光山色、细闻琐事或 幽深孤峭 的风格，但又提倡 务为有用 ，与 七子 有所区别。
　　张溥的散文，在当时很有名，《五人墓碑记》是一篇政治性很强的散文。
　　它叙述了同魏忠贤阉党专横与恐怖的统治作英勇斗争的苏州市民暴动这一可歌可泣的事迹，表达对死难义士的敬意，强调 匹夫之有重于社稷 ，为 缙绅 所远不能及。全篇围绕 激于义而死 这一主题，反复申明，并且成功地运用了夹叙夹议和对比的手法，有褒有贬，有赞有叹，情调激昂，为人们传诵的名作。
　　３。其他小品散文作家明末的小品散文作家除张岱外，还有王思任、刘侗、祁彪佳等人。
　　王思任（约１５７４- １６４６年），字季重，号遂东，晚年号谑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曾知兴平、青浦等县，任过九江佥事。
　　仕途不顺，几仕几黜。他对权奸祸国殃民深恶痛绝。清兵破绍兴时，他闭门大书 不降 ，后绝食而死。著有《王季重十种》。
　　王思任有俊才，生性滑稽。在明代小品文中，以诙谐幽默见长者，首推王思任。张岱在评论他的作品时说他： 出言灵巧，与人谐谑，失口放言，略无忌惮。 文章的风格，也同时显出其个性特征。《徐伯■天目游诗记序》就很能反映这一特点。他的小品散文成就，主要表现在《游唤》、《历游记》两种游记中，代表作有《天姥》、《剡溪》、《孤屿》、《游北固山记》、《观泰山记》、《游五台山记》等。或以诙谐之笔，写出活泼可爱的小景小情；或笔力辛辣，描画生动的生活情趣；或以含蓄之语，指责黑暗势力。他的游记往往于诙谐中寓讽世意，体现出与传统散文风格迥然相异的特点。张岱在《王谑庵先生传》中评论道：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摩，尽情刻画。 其诗也多才情。钱谦益曾说： 季重为诗，才情烂漫，无复持择，入鬼入魔，恶道岔出。 刘侗（１５９３？- １６３６？年），字同人，号格庵，湖北麻城人。当生员时，礼部以 文奇奏参，同谭元春、何闳中一起受到降等处分，因此而名声大振。崇祯七年进士，选任吴县知具，在赴任途中逝于扬州。著有《龙井崖诗》、《雉草》及与于奕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
　　刘侗是明末 竟陵派 的重要作家，论文力主 幽深孤峭 ；在山水、风土志小品文上独树一帜；行文中喜用短句、迭字和僻字，造语冷隽，别具理趣。
　　《帝京景物略》是竟陵派中一部重要著作。写作时，有明确分工： 奕正职蒐讨 、 采厥事 ； 侗职摛辞 和 笔华墨渖.可以说，文章是出自刘侗手笔。它广采博收，主要记述北京城郊景物，名胜古迹，山川园林，庵庙寺观，陵墓祠宇，桥台泉潭，风土习俗；写作上描写对象具有鲜明性和准确性，文章的结构独具匠心。如《三圣庵》，通过 观 与 望 ，将疏淡的整体勾勒同细密的局部描摹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了一幅动静相间、有声有色的自然画卷。《极乐寺》一篇，则是善于捕捉景物的各自特性，运用多种比喻手法，将其形象逼真地表现出来，使读者读来如见如闻。
　　祁彪佳（１６０２- １６４５年），字虎子，号世培，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天启二年进士，官至御史，弹劾过当时的权臣和污吏，遭到排斥，后辞官隐居。清兵进逼杭州时，他留下 含笑入九泉，浩气留天地 的诗句，投水而死。著有《祁忠惠公遗集》。其代表作为《寓山注》，描写园林景物，严整精工，一壑一丘，皆成小致 ，读来别有风味。另外，他的《越中园林记》也不失为小品文的佳作，描写山水，语言洁净明丽，刻画精致。他的《明曲品》和《明剧品》，著录和评论了明代许多戏剧作家和作品，是很有价值的著作。
　　明末小品文的作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徐宏祖。
　　徐宏祖（１５８６- １６４１年），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其作品《徐霞客游记》，不仅是我国的一部水文地理方面的科学著作，也是一部优美的游记散文集。作者抓住景物的特点，写出具有不同风格的游记：有的奔放雄奇，有的淡雅清新。都能精确地描绘景物，同时又有丰富的想象。其中《游天日记》、《游嵩山记》、《游五台山日记》等篇，都有许多精美的风景描写。
　　这一时期，著名散文还有：魏学洢的《核舟记》，状物描摩，细致入微，活灵活现。黄淳耀的《李龙眠画罗汉记》，是一篇记画名作，栩栩如生地描述了画中诸多人物的形与神，使读者不仅恍如置身画前，而且还听取了作者从画中发掘出来的独立卓见的艺术精义。张明弼的《避风岩记》，是一篇借景抒情的散文，抒情为主，绘景为宾，以抒情统领写景，借绘景充分抒情，颇具特色。
　　明末大量的小品散文，上自宇庙，下至茶酒，凡山水名胜，世情风俗，逸闻琐事，戏曲技艺，及至古董玩具等等，无所不记。许多作品，语言明丽简洁，刻画细致形象；在风格上比之陈腐的 载道 散文，颇多清新之感。
　　但许多小品文作家又都回避现实生活，题材虽广，却少有重大事件的反映和高昂悲壮感情的抒发；又间有风花雪月、颓唐放任的情调和消极避世的思想。
　　其末流作家更是心中只有山水，抛开人生，对后世小品文创作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四）戏剧
　　明代的戏剧，从初期的重教化、倡藻绘、重格调，经过中叶的反复，到了后期，徐渭提出重本色，并把本色引申到 人生本色 的深度和广度，批判了重格律、藻绘、教化；汤显祖更是倡导 因情成梦 、 因梦成戏 ，言情论遂风靡一时，把戏剧推向了反封建的高潮。而沈璟则重格律，倡本色，致力于制曲技法的研究。
　　明末传奇作家，大都或受汤显祖、或受沈璟的影响。孟称舜、阮大铖、吴炳等 临川派 剧作家，以及袁晋、沈自晋、范文若等 吴江派 剧作家，都有一定的成就。
　　这一时期，戏剧创作还有一令人注目的现象，即揭露抨击权奸宦官魏忠贤罪恶的剧本不断产生。这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宦官干政、祸国殃民的切齿痛恨。如陈开泰的《冰山记》，穆成章的《请剑记》，盛于斯的《鸣冤记》，高汝拭的《不丈夫》，王应遴的《清凉扇》，范世彦的《磨忠记》，和三吴居士的《广爰书》等。可惜的是除了传奇《磨忠记》得以传世外，这些剧本基本上都没有流传下来。
　　１。孟称舜、阮大铖、吴炳等 临川派 剧作家孟称舜，字子若，号卧云子，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详。他的文学活动主要在天启、崇祯年间。作品有传奇五种，今存《二胥记》、《贞文记》、《娇红记》等三种；杂剧六种，今存五种：《桃花人面》、《英雄成败》、《死里逃生》、《花前一笑》和《昭儿媚》。以传奇《娇红记》和杂剧《桃花人面》最为著名。
　　《娇红记》的全名为《节义鸳鸯冢娇红记》，其故事是人们早就熟悉的，与刘东生的杂剧《金童玉女娇红记》为同一内容。这部爱情悲剧，是《牡丹亭》之后的一部重要剧作，在当时众多的才子佳人戏曲中独树一帜。它描写申纯和表妹玉娇娘热烈相恋，几经波折，突破束缚，私自结合。当父母为了家世门第利益和权势的压力，扼杀他们的爱情时，他们奋起反抗，把功名利禄、养育之恩、世俗偏见，统统抛到一边。当看到爱情无望时，只好在舟中话别，不久双双殉情，以死来与这个世界抗争，表达他们反抗封建势力压迫的精神。
　　女主人公娇娘美丽而多情，不羡富贵荣华，要的是 心心相印 ，要的是知己体己，要的是纯粹的爱，要求自己的爱人是个 同心子 ，能够 死共穴，生同舍 ，不愿重蹈 古来多少佳人，匹配匪材，郁郁而终 的覆辙。
　　为了探求对方究竟是不是 同心子 ，她设置了不少考验对方感情的关卡。
　　同心子 的出现，把《西厢记》的郎才女貌的爱情观又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明显地带有现代的情爱意识，即脱离物质束缚，把婚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追求 同心子 的实质是追求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爱情，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妇女的觉醒；为了爱情而敢于违背封建礼教和家规，反映了她们希望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的民主要求。娇娘确是一个动人的艺术形象。
　　男主人公申纯则是明代戏曲中极少见到的可爱的青年书生的形象。他不像柳梦梅那样执著于功名富贵，他说： 我不怕' 功名' 两字无，只怕姻缘一世虚。 把爱情置于科举功名富贵之上。他对爱情执着，不怕困难和挫折，当他和娇娘的爱情受到摧残时，他毅然抛弃科举及第的光辉未来，殉情而死。
　　这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实认识的不断深化和觉醒。可以说，后来曹雪芹所刻画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叛逆精神，正是在申纯和玉娇娘大胆悖逆封建礼教和世俗观念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剧作的结尾，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让主人公合冢葬在一起，并于坟墓上出现了比翼双飞的鸳鸯鸟，这无疑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
　　剧作在剧名上冠以 节义 二字，并非是说申纯与娇娘是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所谓 义夫节妇 ，恰恰相反，主人公的行为有乖礼教，是封建礼教所不容的。作者在卷首《题辞》中说： 传中所载王娇申生事，殆有类狂童淫女所为，而予题之' 节义' ，以两人皆从一而终，至于没身而不悔者也。……
　　然则世之知我有如此两人者乎？呜呼！是亦我之所乐为死者矣！ 可见作者赋予他们 节义 的内涵，是表彰主人公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义勇节烈的精神。
　　在艺术上，《娇红记》色彩缤纷，美不胜收。剧中情节是从艺术的真实出发，通过动人的细节和个性化的语言，深刻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尤其作者驾驭语言的技巧，实是令人叫绝。曲辞华美而自然，克服了《牡丹亭》中那种过分雕琢的毛病。《贞文记》描写沈璟和张玉娘双双殉情，很是凄艳。
　　杰出的画家陈洪绶说，孟剧 蕴藉旖旎 ， 气味更自不薄。 祁彪佳说： 词如鸟语花香，韵致娟然 ， 横行词坛，当无敌乎！ 阮大铖（１５８７-１６４６年），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白子山樵，安徽怀宁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官至给事中；崇祯元年为光禄卿，旋因魏党败没而被废斥，匿居南京，力图再起，为东林党及复社所阻。清军攻占北京，他与马士英迎立福王于南京，官至兵部尚书。次年清军南下，南明政权覆灭，他投降清军，攻仙霞岭而死，另一说为清军所杀。
　　阮大铖是明末著名的奸佞，品格卑劣，为士林所不齿。但他颇有才华，诗文俱善，尤善词曲。他是当时著名的戏曲家，家中有一戏班子，经常演出，他自己也写有传奇九种，现传有《燕子笺》、《春灯谜》、《双金榜》、《牟四合》等四种；另外的《忠孝环》、《桃花笑》、《井中盟》、《狮子赚》、《赐恩环》等五种未见流传。以《燕子笺》成就最高。
　　阮的传奇结构多用误会之法，情节曲折离奇，关目布置和曲辞科白都很下功夫，艺术上也有相当功力。但其作品过分的追求形式，显得华而不实，思想甚为平庸。
　　《燕子笺》以燕子啣笺为重要关目，描写霍都梁与妓女华行云热恋，霍画了一幅《听莺扑蝶图》，不料却为装裱匠调错，被送至郦飞云处，郦与霍从此各相思成病。后霍与友鲜于佑一道应试，鲜于佑贿赂关节，调换霍卷，竟中状元。华行云素知鲜于佑的无赖，以告郦安道，设计戳穿了鲜于佑的把戏，因改霍都梁为状元，霍终与华行云、郦飞云团聚，一夫 双云.清代梁廷楠说： 《燕子笺》一曲，鸾交两美，燕合双姝，设景生情，具征巧思。 但李调元却认为 然其人心术既坏，惟觉淫词可憎，所谓亡国之音也。 叶堂也斥之为： 以尖刻为能。 他的《春灯谜》一名《十错认》，写湖南宇文彦随母乘舟去父任所，抵黄河驿，恰值元宵节，上岸至庙中观灯；恰好枢密院使韦初中之女影娘亦女扮男装前往观灯；于是引出种种误会，直至最后洞房花烛之夜，始解此种种误会。剧中片面地追求情节的离奇巧合，使剧情发展缺乏现实的依据，丧失了文艺作品应有的真实性。但它在关目的配置、结构的细密等艺术技巧方面，应该说还是有可取之处。这种倾向在吴炳的《绿牡丹》中也有所表现。
　　吴炳（？- １６５０？年），字石渠，号粲花主人，江苏宜兴人。万历末进士，授蒲圻知县；崇祯中，官至江西提学副使；南明永明王时，擢兵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清兵南下，永明王奔靖州，命其护送太子，路遇清兵，被俘，后绝食自尽于湘山寺中。吴炳少年即好戏曲，当时与阮大铖齐名。诗文集有《绝命诗》、《雅俗稽言》等；传奇《绿牡丹》、《疗妒羹》、《画中人》、《西园记》、《情邮记》，合称《粲花别墅五种》，或曰《石渠五种曲》。
　　五剧皆写爱情婚姻故事，以《绿壮丹》、《情邮记》最好，玲珑剔透，不加浮饰，自然美好。
　　吴炳的传奇《绿牡丹》，是一部轻松愉快、韵味隽永的喜剧。它描写翰林学士沈重为女婉娥择婿，以 绿牡丹 为题面，试柳希潜、车本高、顾粲诸生的才学，柳、车本不会做诗，请人代笔，使顾粲反落榜尾。后柳、车又互相攻讦，洋相百出。最后，这两个小丑什么也没有捞到。刻剧也采用喜剧常用的误会巧合、冒名顶替的手法，揭露不学无术的柳、车二人的丑态窘相。
　　吴梅在《＜绿牡丹〉跋》中评论说： 至其词彩艳冶，音律谐美，又为元明诸家所未逮，得玉茗之才藻而复守词隐之矩矱，案头场上，交相称美，词至粲花，则叹观止矣。 吴炳的另一传奇《疗妒羹》，则通过一父母双亡的乔小青的遭遇，塑造了颜氏和苗婆两个对立的妇女形象，以期劝惩人心，起调整封建统治阶级家庭关系的作用。全剧在众人合唱： 谱入弦歌风俗移，从今收拾家家醋 之歌声中结束。
　　２。袁晋、沈自晋、范文若等 吴江派 剧作家明末的袁晋、沈自晋、范文若等继承 吴江派 领袖沈璟的戏曲 合律依腔 、 宁协律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曲中之工巧 的主张，剧作语言浅近，适于演出，流传很广，对改变传奇中追求骈丽、堆砌辞藻的风气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但他们又认为戏曲应有 劝人群 、 主世风 的作用，以致他们的剧作多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袁晋（１５９２- １６７０年），原名韫玉，字令昭，又字于令，号箨庵，江苏吴县人。清兵南下渡江时，受苏州士绅之托，代写降表，清廷论功行赏，任荆州知府，后因得罪上峰而免职。晚年寄寓会稽以终。作有传奇八种，杂剧一种；今存传奇《西楼记》、《鹔鸘裘》，和杂剧《双莺传》。另著有小说《隋史遗文》。
　　《西楼记》是袁晋的名作，描写的是：御史于鲁之子于鹃与妓女穆素徽相恋，其友赵祥将于鹃与穆素徽西楼同歌《楚江情》之事告知于鲁。于鲁大怒，将穆逐走杭州。相国公子池同乘机以巨款买穆素徽为妾。于鹃闻穆被逐，食寝俱废。穆素徽坚决不从池同。备受折磨，忽听于鹃死讯，绝望自尽，幸被侠士胥表所救。后于鹃应试得中状元，赵祥、池同命胥表去行刺；胥表反将赵、池二人杀死，并帮助于鹃与穆素徽相会，有情人终成眷属。此剧在当时最负盛名，演唱无虚日，曾压倒《燕子笺》和《春灯谜》。
　　袁晋对传奇音律颇为讲究，写作时 奉谱严整，辞韵恬和.但其戏剧题材较窄，多为爱情故事。
　　沈自晋（１５８３- １６６５年），字长康、伯明，号鞠通生，江苏吴江人，沈璟之姪。致力于曲律研究和戏曲创作。传奇作品有《翠屏山》、《望湖亭》、《耆英会》，今存前两种；有散曲集《鞠通乐府》；并将沈璟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增补为《南词新谱》。其作品兼蓄临川派与吴江派之长。他的《翠屏山》传唱最盛，至今仍有演出。
　　《翠屏山》取材于《水浒传》，写杨雄之妻潘氏与僧裴如海私通，被杨雄义弟石秀看见，并告诉杨雄。潘氏反诬石秀调戏她，致使杨雄同石秀断交。
　　石秀十分愤恨，于夜间伺裴自潘氏处出来，杀死了他，且剥下了他的衣服。
　　此时杨雄才醒悟，托名进香，将潘氏诱至翠屏山，勘清其奸情后杀了她，后与石秀一同投奔上梁山。
　　《望湖亭》描写吴江财主颜秀貌陋才薄，但他看中高赞之女白英，贪其美貌，着人去说媒，并让其表弟钱万选顶替他相亲迎亲。后错打错着，引起一场纠纷，经县令断案，钱万选与高白英终成眷属。
　　沈自晋也是明末的散曲大家。明亡前，他多作艳曲；明亡后，常写故国之思，表达了反清情绪。如《懒画眉》、《六犯清音》等，风格悲壮，感喟苍凉。
　　沈自晋之弟沈自徵（１５９１- １６４１年），写有三种杂剧。《霸亭秋》描写杜默科举落第，在项羽庙内倾吐牢骚： 奈何以大王之英雄不得为天子；以杜默之才学不得作状元。 抨击了科场中的黑暗。
　　范文若（１５８８- １６３６年），初名景文，字香令、更生，号吴侬荀鸭，上海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任山东汶上县知县和南京兵部主事。所作传奇有十六种，今存《鸳鸯棒》、《花筵赚》、《梦花酣》，合称《博山堂三种》。
　　另还有一些散曲作品。
　　范文若的传奇以文笔细腻，情节曲折见称。
　　《鸳鸯棒》描写秀才薛季衡贫时娶丐头之女钱惜惜为妻，做官后为和豪门攀亲，推钱惜惜于江中。惜惜有幸遇救，后她棒责负心郎薛季衡。最终二人破镜重圆。此剧取材于《古今小说》，但作者也作了一些改动。
　　《花筵赚》描写温峤以玉镜台为聘物，骗娶表妹的故事，与元代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及朱鼎的《玉镜台》的题材相同。但剧本着力描写温峤几次潜到表妹家调情，以及温娇与友人谢锟为此而争风的行为，庸俗成份较多。
　　《梦花酣》曲调纤秀，极力模仿《牡丹亭》，又从小说《平妖传》里撷取一些神怪情节。其中猥亵的描写也较多，格调不高。
　　３。《桃花人面》等杂剧明末杂剧往往取材狭窄，内容单薄，抒发个人感慨，并且大多成为案头本。但也有一些作品善于运用精致的笔触，刻画剧中人物的心理活动，细腻深切，而且曲调优美，很能感动人。如《桃花人面》和《春波影》等。前者歌颂男女青年爱情的忠贞，后者控诉了当时妇女的不幸命运。这些作品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揭示了一些社会问题。但从总体来说，杂剧到了明末，已是日薄西山。
　　孟称舜所作杂剧《桃花人面》，取材于唐代孟棨《本事诗》中的崔护谒浆故事，表现崔护和叶蓁儿生死不渝的爱情。刻画细致而动人。剧中描写崔叶初次见面的情景，尤为传神：崔护殷勤地问长道短，叶蓁儿则是除寥寥回答姓名、年龄和说声 郎君请坐 外，别无它言，但她在倾听崔护的絮絮情话时，表现出的低头整衣等动作，以及 欲言又止 、 低叹不语 等神态，包含了千言万语，体现了种种柔情。活画出少女的心理和形象。
　　（五）小　说
　　明末小说，除了拟话本外，大都是描写和反映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以及批判堕落世风；也有不少描写爱情故事的才子佳人小说。
　　１。董说与《西游补》董说（１６２０- １６８６年），字若雨，号西庵，乌程（今浙江吴兴）人。明亡后，改姓林，名蹇，字远游，号南村，又名林胡子，并自称 槁木林.中年出家为苏州灵岩寺僧，法名南潜，字月涵。世代显贵，至其父时已衰落。
　　董说幼年曾从张溥学习，后加入 复社 ，又与具有民族意识的南嶽和尚意气相投。董说好记梦，曾成立 梦社 ，并作《梦社约》；还作有专门写梦的《昭阳梦史》和《梦乡志》等书。在奇异的梦幻世界里，透露出现实的内容，寄托着作者对现实的不满。
　　尤其是在小说《西游补》中，董说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讽刺、批判了当时堕落世风，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艺术描写上也较为出色。
　　《西游补》共十六回，写唐僧师徒过了火焰山之后，孙悟空化斋时为鲭鱼精所迷，渐入梦幻。遂在青青世界万镜楼中看到了古今之事，并当了半日的阎罗天子。在做阎罗天子时，曾用酷刑拷打审问秦桧，并怒斥他为 现今秦桧之师长，后面秦桧之规模.最后在虚空主人的呼唤之下，悟空才醒悟过来，寻着师父，化斋而去。作者借《西游记》三借芭蕉扇后情节引入故事，另辟蹊径，而肆力铺陈，着重通过孙悟空的奇幻的经历，刻画种种社会世相，隐约而尖锐地揭露和讽刺现实生活。作者托笔幻想，鞭挞时弊、权奸，指斥那奢侈享乐、醉生梦死的生活，暴露追逐功名富贵的封建士子的种种丑态，揭出科举制度下失意的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对奸臣贼子满怀痛恨，对忠心耿耿如岳飞那样的忠贞之士表达了由衷的敬佩仰慕，对自我吹嘘、自我标榜为 名士 、 英雄 的庸庸无能之辈投以嘲讽和蔑视。小说中想象丰富，造境新奇，语言生动，讽刺辛辣，文笔诙谐。但作者也表现了 虚空作主人，物我皆为客 的虚无主义思想。且有些情节过于扑朔迷离、缥缈恍惚，令人难以捉摸其真意之所在。鲁迅先生曾评论它说： 全书实于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 ， 其造事遣辞，则丰赡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俳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中国小说史略》）
　　２。才子佳人小说的繁荣明末小说创作有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即为才子佳人小说的繁荣。所谓才子佳人小说，特指一批以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为题材、主题的作品。大抵是表现男才女貌，彼此爱慕倾心，又有小人拨弄其间，经历了种种坎坷磨难，而最终获得功名富贵，以大团圆告结。
　　明末清初，这种才子佳人小说特别盛行，有其复杂的原因。
　　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大量产生才子佳人小说的重要原因。明末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引发了初步的民主思想，束缚人们思想的程朱理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要求人的欲望得到肯定，具体表现在追求婚姻自主方面。同时，黑暗的时代，腐朽的淫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部分文人把小说商品化，适应社会上层人物的纵情声色欲望，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着重铺叙男女私情、渲染淫秽的东西。加之，易朝换代之际，鉴于统治者采取高压和怀柔政策，一部分文人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借此来躲避现实或寄托自己的情怀。
　　从小说自身发展规律来看，也必然会大量出现才子佳人小说。首先，因为爱情、婚姻涉及每一个人，是文学作品永恒的话题，几乎人人爱读，人人关注。其次，这一类小说历史上即已存在：《穆天子传》、六朝志怪中，特别是唐传奇小说、宋元明的戏曲和话本、拟话本中，都有这一类题材的作品，传统的影响力颇大。其三，比较显著的是《金瓶梅》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文坛上世情小说的创作，一时间群起效尤，形成一股风气。《金瓶梅》以后，世情小说分为两类。一类为在描绘世情中宣扬因果报应，如明末西周生著的《醒世姻缘传》。另一类即为才子佳人小说。其思想艺术都较平庸。如《好逑传》、《平山冷燕》和《玉娇梨》等。
　　对于才子佳人小说，持论应该公平。确实，才子佳人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存在着一些缺点。内容大都雷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严重。
　　有些作品还比较露骨地描写淫秽。艺术上人物不是才子即为佳人，情节也无大的变化，老一套，缺少新鲜感。但这类小说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首先，作者以青年男女追求爱情与婚姻的自由来否定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这是向传统势力的挑战。
　　其次，小说的文字清丽，感情缠绵，文笔清新，颇受青年的喜爱。
　　再次，为爱情婚姻类小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经验，如以人物的诗文唱和及用描写对话来展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吸取了才子佳人小说中丰富的艺术养料，而摒弃了其中迂腐陈旧的东西。因此，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才子佳人小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才子佳人小说道： 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 《好逑传》即为代表。
　　《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题 名教中人编次游方外客批评 ，为明末清初的作品。著者、批评者生平俱不详。
　　《好逑传》描述的是：御史铁英之子铁中玉， 既美且才 、 美而又侠 ，为援救韩愿妻女，只身打入大夬侯养闲堂。兵部侍郎水居一之女水冰心美貌聪明，多次智胜学士之子。遇恶霸过其祖仗势逼婚，恰被路过的铁中玉所救。铁中玉受伤有病，水冰心不避嫌疑，把他接到家中亲自护理，两人相敬相爱，产生恋情。后铁中玉任了翰林，与水冰心成婚。其中，水冰心的形象较为动人，尤其抗婚中，显示了她 临事作为，却又有才有识，赛过须眉男子 的性格。但小说中也夹杂宣扬了纲常名教， 守经从权 ，求 以彰风化 之效。此书１８世纪传入欧洲，有英、法、德文译本，伟大作家歌德很推赏这部小说。
　　《平山冷燕》描述的是：京师大学士显仁之女山黛才华出众，名闻遐迩，闻于皇帝。扬州大户冷新之女冷绛雪，也有才华，因被小人陷害，强买她送于山黛做侍女。两女惺惺相惜，彼此敬爱。书生平如衡与燕白颔，皆能诗有才，且同慕两女才名。后两才子会试得中，由皇帝作媒，两对才子佳人喜结秦晋之好。小说主旨在于颂扬女子才情。虽然情节未脱才子佳人窠臼，但情节曲折，文字比较清丽，结构比较紧凑，较有成就。当然其中也不乏封建说教。
　　无名氏的《玉娇梨》，又名《双美奇缘》，二十回。描述的是苏友白和白红玉、卢梦梨的爱情故事。
　　这类才子佳人小说成就皆不太大，文学价值也不太高。但 在国外有名，远过于其在中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在才子佳人小说盛行之时，还有一些批判堕落世风的小说出现。其中有《醉醒石》、《西湖二集》、《醒世姻缘传》和《石点头》等。
　　十二、明代民歌
　　（一）明代民歌兴盛的局面
　　明代民歌，明初时已大量兴作，到中叶后则出现了十分繁荣的局面。明人卓人月在《古今词统序》中说： 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他把明代民歌看成是明代文学上的 一绝 ，可见其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之高。
　　民歌俗曲的兴起，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明代开国之初，统治阶级采取了一些缓和元末尖锐的阶级矛盾的措施，使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中期以来，都市经济显得格外的活跃和繁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民通俗文学的大量产生，来源于民间、流传于民间的民歌也大量产生。
　　经济的发展为民歌的繁荣提供了契机，政治上的专制又为民歌的发展提供了精神上的推动力。随着封建统治的加强，封建礼教的束缚也越来越遭到人们的反抗，人们越是遭受压迫、束缚，其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越是强烈，对人间的至情至性的流露也就越珍视，因此，明代民歌中有大量的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艺术作品。
　　对民歌俗曲在明代流行的盛况，沈德符在《野获编？时尚小令》里说得详细： 自宣、正至成、治后，中原又兴［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从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绞丝］之属。……比年以来，又有［打枣杆］、［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而来，真可骇叹！ 这说明明代民歌不仅流传于民间，也影响到文坛， 刊布成帙，举世传诵 ，可见其一斑。何景明曾这样评价当时流行的时调， 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自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 ，这就给予民歌以很高的评价了。正因为如此，明中叶后，一些散曲作家，受民间歌曲的影响，也写了一些语言通俗且有一定社会内容的作品，同时，也有不少文人开始收集民间歌曲，并予以刊行。收集、编缉和刊刻、欣赏和学习民歌在明代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是明代文学发展史中很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
　　明代民歌以形式曲调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当时新兴的民间 俗曲 ，也叫 小曲 、 杂曲 或 时调.这一类数量在明代民歌中最多，流行的地域也最广。另一类是传统的歌谣，又称 吴歌 ，主要流行于江南吴语地区。
　　明代的民歌数量相当可观，估计有近千首。现在看到最早的民歌集子是成化年间刊行的《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等四种，是金名鲁氏刊行的，其后，冯梦龙又编辑《挂枝儿》和《山歌》，醉月子选辑《新锓千家诗吴歌》、《新镌雅俗同观挂枝儿》等，此外，还有一些民歌散见于明人一些曲选、笔记和杂著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个人民歌专辑，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民歌的思想与艺术
　　民歌来源于民间，流行于民间，受当时市民思想的影响，从其思想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描写男女情爱的情歌；二是直接反映封建压迫和阶级斗争的。
　　民歌中占绝大部分的为情歌。有的歌颂爱情的坚贞不渝，有的赞美爱情的甜蜜美满，有的渲染爱情的无穷力量，都有强烈的反对礼教束缚的叛逆精神。这些情歌，突出表现了新兴市民阶级的思想感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如《劈破王歌？分离》写道： 要分离除非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东做了西！
　　要分离除非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 写男女双方永不变心的誓愿，表现了他们不怕任何迫害、泼辣刚直的性格，表现出要求婚姻自主，要求自由结合的强烈愿望，以及与封建势力决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吴歌？甘认》 乞娘打子好心焦，写封情书寄在我郎标；有舍徙流、迁配、碎剐、凌迟，天大罪名阿奴自去认，教郎千万再来遭！表达了那种不顾一切追求爱情的自由的勇气。其他如《四季五更驻云飞？富贵荣华》，则表现了真挚的爱情不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明显地具有现代爱情观， 富贵荣华，奴奴身躯错配他。有色金银价，惹的傍人骂。嗏，红粉牡丹花，绿叶青枝又被严霜打，便做尼僧不嫁他！ 袁宏道认为 闾阎妇人孺子所唱［劈破玉］、［打草竿］之类 的民歌， 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正如此，明代民歌抒情写性，全在于一 真 字，如《汴省时曲？锁南枝》： 傻俊甬，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的来一似活托；捏的来同在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破，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活脱脱地表现了一个热恋中的少女天真、纯洁的爱情，那种真挚而强烈的感情的表白盎然诗中，使人读后如闻馥香，不禁心醉。此歌文笔朴素、结构巧妙、比喻新颖。
　　江浙地区城乡流行的歌谣，主要在《山歌》这部民歌集中，共十卷，三百八十首，其中爱情诗也占有相当部分的比重。比如： 约郎约到月上时，■了月上子山头弗见渠，咦！弗知奴处山低月上得早；咦！弗知郎处山高月上得迟.（卷一《月上》）写一位质朴的山村少女等待约会的情人，感情焦灼的情景，语言纯朴，写心情的焦虑借山月之高低生动可爱。再比如： 郎有心，姐有心，罗怕人多屋又深，人多　　 有千只眼，屋多　　 有万重门.（卷二《有心》三首之三）歌中反映了要求婚姻自主，冲破封建樊笼的姑娘真实而动人的感情。
　　明代民歌之所以是优秀的，非一般曲意做作的封建士大夫所能企及的，主要因为文中有真情实感。 情 是至情、真情，语言朴素，也是下层劳动人民爱憎鲜明的表现。《桂枝儿？喷嚏》： 对妆台忽然间打个喷嚏，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个信儿。难道他思量我刚刚一次？自从别了你，泪珠垂；似我这等把你思量也，想您的喷嚏儿常似雨。 《山歌》卷十其中一首 不写情调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事有谁知？ 等等，可见明代优秀的民歌俗曲都具有大胆泼辣、想象奇特、丰富、构思新巧、语言朴素、自然、流畅，准确地刻划了青年男女之间热烈而又细腻的感情，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也体现了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决心。
　　冯氏在《叙山歌》中说： 且今虽季州，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而吾籍以存真，不亦可乎！ 可见，民歌俗曲动人之处正在于自然、出于童心之作。明代冯梦龙、龚正战、能稔■、程万里、醉月子等人都有民歌俗曲的辑集。
　　此外，明代民歌中还有大量反映社会现实内容的作品。反映封建压迫剥削、苛捐杂税的剥削的有， 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膆里寻豌豆，鹭鸶腿下劈精肉，蚊子股内刳脂油，弓老先生下手！ 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嘲笑，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贪求无厌的本质和狠毒的剥削手段。（见李开先《一笑散》）又如《山坡羊？十不足》： 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饥。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那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 （见朱载堉《醒世词》）
　　这首拟俗曲作品把剥削阶级贪婪成性、欲壑难填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山歌》中卷五《月子弯弯》有一首： 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 是一首传唱很广的吴歌。它真实地反映了阶级社会中不同阶层人民的不同处境，及因而发出的苦乐不均的愤懑歌声。《凤阳花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三年水淹三年旱，三年蝗虫闹灾殃。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这是以悲愤哀怒的语言，揭露了明代社会统治者的荒淫无耻的生活给老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表现了人民怨愤的感情，深刻而大胆。
　　直接表现农民起义，反映明代的阶级斗争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但是它们都是在激烈的社会矛盾对抗中产生的，表达了人民的感情和意志。当明末农民起义大规模兴起的时候，民间的歌谣就成了战斗的号角，以鼓舞广大人民的斗志。明代民谣中就有一组歌颂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作品。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　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金江山，银江山，闯王江山不纳捐。 （《明史？李自成传》）这些民谣深刻地反映了贫苦人民欢迎起义军的心情，以鲜明的阶级感情，倾吐了人民对起义军的热烈拥护和爱戴，反对统治阶级对起义军的诬蔑，广泛地宣传了起义军的政治主张，把人民与起义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明代民歌中也有不健康的作品，有些渲染了淫秽的色情，有些油滑气味浓厚，反映了市民阶级庸俗落后的意识。但是，瑕不掩玉，明代民歌不论是从思想性来看，还是从艺术性来欣赏，都是极有价值的。在明代通俗文学的小说、戏曲、传奇中常常引用民歌俗曲，也可见民歌俗曲影响之广泛，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清代民歌俗曲失去了明代民歌俗曲粗犷原始的气质，生命力已不及明代民歌俗曲的饱满了，但还是不断有人从事收集和刊布的工作。
　　十三、结语
　　综上所述，明代文学颇具其特点。
　　明代前期的文学，除在元明之际出现的优秀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外，成就不大，相对而言，文坛是较为黯淡的。这是明初最高统治者实行文化思想禁锢政策、大兴文字狱等的必然结果。中叶以后，文坛开始出现繁荣的局面，特别是万历时期，文学成就尤为显著。这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上的种种变化，特别是城市工商业的日益繁盛，资本主义萌芽，市民群众的激增，以及先进的哲学思潮对文化思想界的巨大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明代文学的思想内容，较为复杂。在小说、戏剧、散曲及民间文学中，表现民主思想、追求婚姻自由、揭露世态炎凉、批判虚伪的作品，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其中有不少作品还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诗歌、散文中，也有不少作品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社会现实。同时，诗文中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小说、戏剧等中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色情描写和消极颓唐的不良倾向，也比较普遍，少数作品中甚至十分严重。这首先是日趋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生活的反映；同时也与市民阶层的庸俗思想有关。
　　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在明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明代也取得了巨大的新成就，这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著名长篇小说《水浒传》和《西游记》的创作，便是其突出代表。
　　明代各种文学体载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当不平衡的。
　　明代的诗词、散文，比起以往的各代来，应该说是处于一种衰退的状态。
　　明代诗文是在复古主义和反复古主义的反复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的。同时，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 台阁体 的阴影，或浓或淡，长期笼罩着诗坛。诗文领域没有涌现很杰出的作家和作品。但是李贽和袁氏三兄弟为代表的 公安派 的进步的文学主张，对当时和以后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而勃兴的小说以及戏剧、民间文学，则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成为明代文学的主流。
　　不朽的巨著《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长篇小说，是以长期的群众集体创作为基础，经过伟大作家精心加工再创造而完成的，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就都很高，给后世文学以多方面的重大影响。《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和第一部以家庭生活、市井人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虽有色情内容的缺憾，但它开辟了小说创作的一个新领域，对后来小说创作的影响也不小。著名的《红楼梦》在题材和细节描写等方面明显地表现出受到《金瓶梅》的影响。
　　当然，其中有些淫秽描写，也为后起的色情小说开了不良的先例。
　　三言 、 二拍 等短篇小说，是对宋元话本的继承和发展。它们的思想内容更突出地体现出时代特色，艺术上也更趋于成熟。这是明代小说创作领域巨大成就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冯梦龙对通俗文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它们在题材、故事情节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对以后的小说、戏剧都有一定的影响。
　　戏剧方面：明代前期的戏剧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没有什么特色；到了中期、后期，情况有了新的变化。杂剧创作出现了优秀的作家徐渭。传奇创作的成就则更为辉煌。明传奇在戏曲史上，是继元杂剧之后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汤显祖便是十分杰出的传奇作家，他的代表作《牡丹亭》，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精神，是中国戏剧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
　　总之，明代文学发展与取得成就的脉络是清晰的。小说创作的成就最高；戏剧创作也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而诗词、散文则较为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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