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革新精神 　　傅奕（555—639），相州邺（今河南安阳）人。从小博学，聪敏善辩，谈吐流畅。他素不信佛，轻视僧尼，别人崇拜佛像，他却不以为然，认为“石象为砖瓦之用”①。 　　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傅奕在汉王杨谅属下任仪曹。杨谅欲起兵反叛朝廷时，问傅奕：“今兹荧惑入井，是何祥也？”傅奕诡对曰：“天上东井，黄道经其中，正是荧惑行路所涉，不为怪异；若荧惑入地上井，是为灾也。”②杨谅听后很不满意。不久杨谅果然兵败，傅奕虽然幸免死罪，但也被贬到扶风郡任职。 　　此时李渊任扶风太守，曾以礼相待傅奕。后李渊即帝位，遂召他入京师，拜为太史丞。时任太史令的庾俭因其父庾质曾谈论占候，违忤炀帝旨意死于狱中，他以此为鉴戒，并耻以数术进身，遂荐傅奕自代。傅奕迁升太史令后，却屡次排毁庾俭，而庾俭并不怀恨他，人们都赞扬庾俭仁厚而称赞傅奕率直。傅奕还赞助唐高祖设置参旗、井钺等十二军号，并修改漏刻，撰成《漏刻新法》，上奏朝廷，颁行于世。 　　唐初，国制草创，多因袭隋代旧制。傅奕在政治上不因循守旧，认为唐承乱世之后，应当有所变更，遂上《请革隋制疏》。疏中他首先叙述了历史不沿旧制的事例：“龙纪、火官，黄帝废之；《咸池》、《六英》，尧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袭汤礼。《易》称‘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时大矣哉’。”他还认为，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如今已改朝换代，处于拨乱反正之时，官名、律令等仍用隋旧，这正如伤弓之鸟害怕曲木一样，天下百姓久苦隋政刻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因此，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革官名，功极作乐，治定制礼，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时也”。鉴于当时弊政，他还具体地提出两项改革方案：一是裁减官员。他在奏疏中说：“官贵简约，夏后百官，不如虞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他主张官多不如官少，精减官员，既可防止十羊九牧，又能减轻国家开支与人民负担。二是减轻刑罚。他在奏疏中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卫鞅为秦制法，增凿颠、抽胁、镬烹等六篇，始皇为挟书律，此失于烦，不可不鉴。”①刑法越来越烦，隋朝更是“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因此他主张应引以为戒，减轻刑罚。他的这两项建议是符合实际和积极可取的。 　　当时，有太仆卿张道源也曾建议：“官曹文簿繁总易欺，请减之以钤吏奸。”文牍繁杂是历代封建官府的一大弊病。可是公卿都不想改变现状，反对这一建议，唯独傅奕积极赞成。最终由于“为众沮訾，不得行”①。 　　①《太平广记》卷一一六《傅奕》。 　　②《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①《新唐书》卷一○七《傅奕传》。 　　①《新唐书》卷一○七《傅奕传》。 　　反佛思想及活动南北朝以来，佛教盛极一时，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数与日俱增。鉴于这种情况，武德四年（621）六月，傅奕上奏《请废佛法表》，请求废除佛教。在奏表中，他首先回顾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情况，“窃闻八十老父，击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为乐。耕能让畔，路不拾遗。孝子承家，忠臣满国。..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俦，相来羽翊。乃有守道含德，无欲无求。宠辱若惊，职参朝位。”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傅奕认为主要是“当此之时，共遵李、孔之教，而无胡佛故也”。在傅奕看来，只有遵从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学说，才能使“天下大治”。这是站在儒家、道家学说的立场上反佛教的。他还列举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盛行的弊病，请求唐高祖“定天门之开阖，更新宝位，通万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为了说服唐高祖，他列举了庖牺氏至汉高祖，历二十九代，四百余君，“但闻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见寺堂铜像，建社宁邦”。因此，他请求将“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自足忠臣，宿卫宗庙。则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无事，为牺皇之民”①。从这上表中，可见他是在竭力捍卫儒家传统思想及老子道家学说，以维护封建政权的利益。 　　傅奕随同《请废佛法表》一起上奏的还有“益国利民”十一条，原文已佚。清人修《全唐文》时，将经书中所引尚存的梗概搜集起来，附载于表后，虽非完篇，仍可窥其一斑。这十一条摘要如下：一是青壮年僧尼不婚不嫁，以致减损户口。这是“违天地之化，背阴阳之道”，“请僧尼六十以下简令作丁，则兵强农劝”，有利于国计民生。二是西域诸国兵员虽少，“皆得绍其王业，据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国”，今大唐丁壮僧尼二十多万，“其结胡法，足得人心”，应防其不测。三是佛教“广致精舍，甲第当衢，虚费金帛”，请求诸州县“减省寺塔，则民安国治”。并请将寺舍分给“孤老贫民，无宅义士”，规定三万户的州设置一寺，胡僧二人，“草堂土塔，以安经像”，并销毁铜铁像，不得更铸，以保证泉货不再损毁，“益国利人，兴家多福”。四是让僧尼“衣布省斋，则贫人不饥，蚕无横死者”，不让僧尼挥霍浪费。五是禁止僧尼拥有过多的财产，“断僧尼崌贮则百姓丰满，将士皆富，礼佛不得尊豪，设斋不得富贵”。六是帝王不崇信佛教则“大治、年长”，信佛则“虐政、祚短”。七是建议将周孔之教封送西域，以抵制佛教思想的流传。八是视佛经为邪说，称其为“家鬼”。认为，“佐世治民，惟《孝经》一卷，《老子》二篇，不须广读佛经”。九是“隐（稳）农安近，市廛度中，国富民饶”。十是“帝王受命皆革前政”。十一是“直言忠谏，古来出口，祸及其身”，要君主虚心纳谏。②傅奕所上的“益国利民”十一条，大部分是主张限制佛教的发展，同时也表述他的经国治世的政治见解。 　　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请除释教疏》，主张禁断佛教。在上疏中，又提出了“生死寿夭，由于自然”的唯物论观点，从而有力地批判了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说的虚妄。在教权与皇权的斗争中，傅奕是站在了皇权①《请废佛法表》，《全唐文》卷一三三。 　　②《请废佛法表》附注。 　　的一方，进一步陈述了他反佛的思想。傅奕把国家的兴衰治乱统统归之于佛教，显然是有偏向的，因为他只看到了佛教“乱儒教化”的一面，而对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则视而不见。 　　傅奕的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诏令百官议论除佛之事。朝臣中信佛者较多，唯有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张，而中书令萧瑀带头发难，攻击傅奕为妄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但傅奕不畏权势，与萧瑀唇枪舌剑，激烈论争。傅奕据理反驳说：“礼本事于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萧瑀被傅奕批驳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最后一合双手，喃喃地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当时唐高祖厌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又见寺观“邻接廛邸，溷杂屠沽”，认为傅奕的奏疏颇有道理，于是依从奏疏，下令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规定“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毋令缺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遣，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①。诏令下达以后，唐高祖即传位于唐太宗，因此这一诏令未能实行。 　　在玄武门之变前，傅奕曾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唐高祖把状交给了李世民。平素“虽究阴阳术数之书，而并不之信”的傅奕却诡称天意，显然在宫廷的政争中，他是倾向李世民的。 　　一次唐太宗临朝，曾问傅奕：“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他回答说：“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唐太宗听了，深以为然。 　　贞观十三年（639），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他崇尚儒学和道家学说，反对佛教，曾撰写了《老子》2卷、《音义》，并搜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言论，撰写了《高僧传》10卷。临终时告诫他儿子要学习老、庄之道和周、孔学说。傅奕虽精通阴阳术数之书，但他本人并不相信，所以平素患病，也从不求医服药，任其自然。他为人一向谨慎，“既职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①。故没留下来任何著作。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