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诗，文名为诗名所掩，但他的文章亦有特征。其诗有讽谕和闲适两类，文章也有直言极谏和抒情述志两类。其直言极谏之文，《论制科人状》可以为例，其中有云：臣伏见内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惊，远近之情，无不忧惧，喧喧道路，异口同音，皆云制举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被落第人怨谤加诬，惑乱中外，谓为诳妄，斥而遂之，故并出为关外官。..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审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传者纷然，皆云裴垍等不能委曲顺时，或以正直忤物，为人之所媒蘖，本非圣意罪之。不审陛下得闻之否？臣未知此说虚实，但献所闻。..虚之与实，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谁当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轻，朝廷之事至大故也。这篇论状的特点是详述事件的原委，直陈自己的观感，不为耸动之辞，不发过高之论，指事造实，平铺直叙。唐初以来，魏徵、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都有直言极谏的文章，相沿而下，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居易此文，有所继承；质朴温厚，是其特征。 　　居易的抒情述志之文，多存于书札和记叙。这类文章大半写于贬官江州以后。《江州司马厅记》可以为例。其中有云：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 　　按《唐［六］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官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此文称司马之职，乃“吏隐”之最佳位置。无功，无罪，无责，无忧，关键在于“识时知命”。话说得和平宁静，其实语皆涉讽。居易以直言被黜，中心自然不平，不平而言“知命”，当有不可明言的苦衷。 　　与此文同类的文章还有一篇《草堂记》。其中有云：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视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乐天身为迁客，随遇而安，出处行止，得之自然。这样的作品，颇有个性特点。 　　居易抒情述志之文，见于书札者，亦颇见个性特征。几篇书信，都有深情。例如《与元九书》、《与微之书》，历来传诵。其《与杨虞卿书》，也有类似的内容，如云：师皋足下：自仆再来京师，足下守官鄠县，吏职拘绊，相见甚稀。凡半年余，与足下开口而笑者，不过三四。及仆左降诏下，明日而东，足下从城而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走马至浐水，才及一执手，悯然而诀，不及其他。迩来虽一二书札往来，亦不过问道途、报健否而已。郁结之志，旷然未舒，思欲一陈左右者久矣。 　　..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仆则不然。..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往。死则葬鱼鳖之腹，生则同鸟兽之群，必不能与掊声攫利者榷量其分寸矣。足下辈无复见仆之光尘于人寰间也。这篇文章可与《江州司马厅记》、《草堂记》合读。从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居易之所以知足保和、闲适而不返者，乃是积愤太深、决心不与“掊声攫利者榷量其分寸”了。 　　白居易临终之前，又曾自撰一篇《醉吟先生墓志铭》，其中有云：启手足之夕，语其妻与侄曰：吾之幸也，年过七十，官至二品。有名于世，无益于人。褒优之礼，宜自贬损。我殁，当敛以衣一袭，送以车一乘，无用卤簿葬，无以血食祭，无请太常谥；但于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传》一本可也。 　　这篇文章可能即是绝笔，至少反映了诗人临终之前的心绪。自撰墓志铭，历代多有，居易此文，亦率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