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训和郑注都是晚唐“甘露之变”中的重要人物。 　　李训（？—835）字子垂，初名仲言，后入侍唐文宗为《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讲学士，故改名为训。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为肃宗时宰相李揆的族孙。长得“仪状秀伟，倜傥尚气”，还“颇工文辞，有口辩，多权数”。穆宗长庆三年（823），进士及第，始补为太学助教，又辟为河阳节度府幕僚。敬宗宝历元年（825），李训的从父李逢吉为相，与另一相李程不合。当时，石州刺史武昭罢为袁王府长史，怨恨执政。李程同族人李仍叔诡称李程曾欲授武昭官职，中遭李逢吉阻止。武昭信以为真，对左金吾兵曹茅彙说要谋刺李逢吉，此事被人告发，逮捕入狱。时为河阳掌书记的李训，胁迫茅彙诬陷李程与武昭合谋，结果事情败露，武昭被杖杀，李训也被流放于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 　　太和元年（827），文宗即位，大赦天下。李训遇赦北归。后遭母丧，居住在东都洛阳。时郑注得到大宦官王守澄的宠遇。李训叹息说：“当世操权力者皆龊龊，吾闻注好士，有中助，可与共事。”太和七年他备厚礼进入京师，去见郑注，两人一见如故。郑注引荐于王守澄，又以李训善讲《周易》推荐入宫。文宗将召见李训，时李训正为母服丧，难入禁中，就换了一套民服，号王山人，两次入含元殿，回答了文宗提出的问题。文宗见他仪表堂堂，善于辩论，又多权数，十分高兴，“以为奇士，待遇日隆”。 　　太和八年八月，李训除服以后，文宗欲授任为谏官，宰相李德裕认为他是小人，先为流人，不可做近侍。文宗说：“人谁无过，俟其悛改。”①因此不顾宰臣的反对，授其为四门助教。同年十月，李德裕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训则拜为翰林侍讲学士。 　　唐文宗嫉恶宦官飞扬跋扈，继为祸患，见元和末年杀害宪宗的凶徒尚未受到惩治，虽表面上对宦官示以恩宠，内心却不堪忍受，“思欲芟落本根，以雪仇耻，九重深处，难与将相明言”。早在太和五年，曾与侍讲学士宋申锡谋除宦官，由于“谋之不臧，几成反噬，自是巷伯尤横”。但是文宗并不甘心，仍在暗中物色人选。一次文宗读《春秋》，至“阍弑吴子余祭”时，问翰林侍讲学士许康佐：“阍何人耶？”康佐惧怕宦官权势，不敢回答；后来又知文宗欲内谋剪除宦官，遂假称有病，罢为兵部侍郎②。朝臣多如许康佐，畏惧宦官，不敢参与文宗的密谋活动，文宗也因在位之臣“持禄取安，无伏节死难者”而苦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训逐渐受到文宗亲信的。一次文宗坐蓬莱殿读书，召问李训，说许康佐所进《春秋》列国经传，我已读过不少，战国时事，已历历明白。我曾问康佐吴人伐越，获俘以为阍，杀吴子余祭，阍是什么？康佐说“穷究未精”，你以为如何？李训回答说：“吴人伐越获俘，俘即罪人，如今之所谓生口也。不杀下蚕室肉刑，古谓阍寺，即今之中使也。吴子是吴国君长。余祭，名也。使中使主守舟楫，余祭往观之，为中使所杀。”李训不仅详尽地解释了吴子和阍的原始本末，而且还引以为①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及《资治通鉴》卷二四五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①《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②《新唐书》卷二○○《许康佐传》。 　　鉴戒说：“君不近刑臣，近刑臣即轻死之道也。吴子远贤良，亲刑臣，而有斯祸。鲁史书之，以垂鉴戒。”李训讲得绘声绘色，又感愤申重，文宗听了深受启迪，他说：“左右密近刑臣多矣，余祭之祸，安得不虑？”李训又当即对文宗表示说：“陛下睿圣，留意于未萌，若欲去泰去甚，臣愿遵圣算。累圣知之而不能远，恶之而不能去，睿旨如此，天下幸甚。”①李训讲《周易》微言大意，颇中文宗心意，时方盛夏，遂命左右取出水玉腰带及避暑犀如意赐给李训，并说：“如意足以与卿为谈柄也。”②唐文宗见李训才辩纵横，可与他谋划大事；同时，李训、郑注皆为王守澄所引进，也不会引起宦官的怀疑，遂与他密谋剪灭宦竖。李训、郑注富有政治见解，能洞察时弊之症结所在，胸有导致天下太平的宏图，诛灭宦官只不过是第一步。史称“李训、郑注为上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次清河北，开陈方略，如指诸掌”。这一“太平之策”，也是切中晚唐弊病要害的，他们欲先诛灭宦官，再收复河、湟失地，然后再清除河北藩镇，这种由内而外的策略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于是，李训与郑注在宫内朝夕计议，密图大计。文宗怕引起宦官的猜疑，乃“疏《易》五义示群臣”，使朝内外都知道文宗以师臣对待李训，以此来掩人耳目。 　　李训受到文宗的倚重，官职一再升迁。太和九年（835）七月，任兵部郎中、知制诰，侍讲学士如故；到了九月，又擢任礼部侍郎、同平章事，仍命李训三二日入翰林讲《周易》。李训位至宰相后，“天子倾意任之。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 　　李训秉政以后，即赞助唐文宗整顿朝纲。太和年间，是党争最激烈的时期。文宗曾慨叹说：“去河北贼（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由于文宗苦于朋党之争，故太和七年以后，“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进孤立，庶几无党，以革前弊”①。像裴度、令狐楚、郑覃等，皆“累朝耆俊”，却受到了当政者的倾轧，“置之散地”而不用，李训则“皆引居崇秩”，以东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书令，令狐楚由北都留守入为太仆卿、守尚书左仆射，郑覃也由刑部尚书迁升为尚书右仆射。因此，就连一向否定李训的史家司马光也写道：“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 　　为了整顿吏治，消除朝中的朋党之争，李训还遵照文宗用人的意图，擢用了一些“新进孤立无党之士”，如王涯、舒元舆、贾■，他们皆受提拔重用，位至宰辅；将水火不相容、党争激烈的两派首要李宗闵、李德裕等贬出朝廷，其朋党不少人也受到了牵连，因而引起了众朝官的不安。为了稳定人心，李训劝文宗下诏书，凡德裕、宗闵亲旧及门生故吏，除前已贬逐之外，余皆不问，于是“人情稍安”。 　　李训赞助文宗剪除宦官，开始时采用了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以毒攻毒，使其自相靡肉，这一做法曾获得了成功。如：太和九年（835）五月，因仇士良有翊戴文宗之功，但却受王守澄压抑，未得显官。李训、郑注遂奏用士良任左神策军中尉，以分守澄之权，于是“守①《唐语林》卷六。 　　②《杜阳杂编》卷中。 　　①《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澄不悦，两相矛盾”①。 　　同年六月，原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居中用事，与王守澄争权不叶”，李训与郑注又将元素、承和、践言分别出为西川、淮南和河东监军，这又博得了王守澄的欢心。到了八月，又以杨承和庇护宋申锡、韦元素、王践言与李宗闵、李德裕“中外连结，受其贿遗”为罪名，将承和贬往驩州，元素贬象州，践言贬恩州，并“令所在锢送”。不久，又分别将三人赐死。时崔潭峻已死，也“剖棺鞭尸”。 　　当时，人们传闻唐宪宗之死，是由宦官陈弘志所弑，而弘志时任山南东道监军。九月，李训为文宗定策，将他召至青泥驿，“封杖杀之”。 　　宦官头子王守澄尚任右神策军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掌管禁军。李训为相时，又任命他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这是李训与郑注为文宗制定的策略，“以虚名尊守澄，实夺之权也”。 　　在此期间，因王守澄厌恶宦者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干、似先义逸、刘英誗等，李训、郑注又乘机分别派遣他们去盐州、灵武、泾原、夏州、振武、凤翔巡边，之后又命翰林学士顾师邕作诏书，颁下六州，命将他们杀死。但因诏书颁下不久，甘露事变失败，六州虽然得到诏书，“皆废而不行”。 　　李训、郑注对宦官进行了一系列的分化瓦解工作，成功地诛杀与贬逐了一些大宦官后，王守澄已成为瓮中之鳖。李训见时机成熟，就秘密上言文宗，请除去王守澄，遂于这年十月，文宗遣中使李好古往守澄私第赐鸩。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大宦官头子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杀掉了。“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 　　由于李训等人在谋剪宦官中取得了某些成功，威望大增，“每进见，他宰相备位，天子倾意，宦官卫兵皆慴惮迎拜”。宦官们昔日的威风扫地以尽。此后，李训即与郑注密谋，欲一举诛灭宦官。他们看到宦官手中握有军权，要取得成功，必须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为此，先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组织军队，以为外援。李训特为郑注“妙选当时才俊以为宾佐”，即精心选用有名望、有才干的名臣子弟作为他的幕僚。同时，还“擢所厚善分总兵柄”，以王璠为太原节度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罗立言权任京兆尹，韩约为金吾将军，李孝本权任御史中丞，并且还暗中要王璠、郭行余多召募兵士及金吾台府卒。 　　李训与郑注约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守澄下葬于浐水时，奏令宦官中尉以下者全集中于浐水送葬，由郑注率亲兵将宦官全部砍杀，“使无遗类”。但是后来李训私心发作，为了独占其功，中途改变了计划，决定用郭行余、王璠石募的部曲及金吾、府台吏卒，提前诛杀宦官。 　　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登紫辰殿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而立。金吾将军韩约不报平安，奏称金吾左仗院内石榴树夜降甘露，并舞蹈拜贺，宰相百官也相次称贺这一祥瑞的出现。李训奏称：“甘露降祥，俯在宫禁，陛下宜亲幸左仗观之。”于是文宗乘软舆出紫辰门，由含元殿东阶升殿，宰相侍臣分别站立在副阶，文武两班，列于殿前。文宗命中书、门下两省官先去观看，回来后，李训奏称恐非真甘露。文宗再次命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前去看个究竟。 　　①《旧唐书》卷一八四《王守澄传》。 　　宦官走出以后，李训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此时，王璠、郭行余召募的兵健正站立在丹凤门外待命，李训传呼：“两镇军入受诏旨！”唯王璠军闻讯而入，邠宁兵却按兵未动。当仇士良等诸宦官来到左仗时，见韩约神色慌张，情态反常，心中产生了狐疑；又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帷幕，发现幕内执兵器者甚多。他们立时恍然大悟，察觉事变，遂仓皇出逃，门卫欲关闭门，已来不及了。 　　仇士良等诸宦官跑回含元殿，急欲挟持文宗入内，李训立即指挥金吾兵护驾，并大呼：“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金吾兵应声而上。仇士良见情势危机，急忙决开殿后罘罳，抄近道入内。李训急忙攀住乘辇，死死抓住不放。仇士良与李训撕打时，跌倒在地，李训扑上去，将抽靴中刀刺杀时，仇士良却被宦官救起。这时，罗立言、李孝本率四百名兵士由东、西两阶上殿，与金吾兵会合，杀死宦官数十人。李训仍抓住文宗乘辇不放，一直拖到宣政门，被宦者郗志荣击倒在地，帝辇进入东上阁，宦者关闭了阁门。一场搏斗就此结束了。 　　李训见事难以成功，遂脱下紫服，穿上从吏的绿衫，走马而出。他在道上扬言说：“我何罪而窜谪！”因此无人怀疑与阻拦他。在李训出逃的同时，仇士良指挥宦官率禁兵千余人，对在京师的公卿百官与吏卒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中书、门下两省及没有逃走的金吾士卒被杀死六百多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王涯、贾■、舒元舆也被逮捕下狱，遭严刑拷打，被逼自诬谋反，京师被搅得天翻地覆。 　　李训出离京城后，投奔终南山僧人宗密。宗密与李训有旧交，欲给他剃发为僧，但众僧徒不同意，李训只得离开山寺，在奔往凤翔的途中，被盩屋镇遏使宗楚所擒获，械送京师。在押送到昆明池时，李训怕被送到神策军中受酷辱，说服了押送者，斩其首级送往神策军。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将李训首级悬挂于兴安门外，李训弟仲景、再从弟户部员外郎元皋也同时遇害。李训、郑注的“宗娅宾客悉收逮，讯报苛惨”，幸赖中书令裴度“上疏申理，全活数十姓”①。 　　事后，文宗颇悼念李训，屡次对宰相李石、郑覃称赞其才说：“训禀五常性，服人伦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从此，宦官气焰更加嚣张，文宗无以制服，“居常忽忽不怿，每游燕，虽倡乐杂沓，未尝欢，颜惨不展，往往瞋目独语，或裴回眺望，赋诗以见情”②。文宗抑郁成疾，于开成五年（840）离开人世。 　　在甘露事变中，虽然唐文宗已明言“训不反”，但在宦官的胁迫下，仍不得不违心地下诏，宣告李训等人的所谓“谋逆”之罪，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直到唐昭宗天复年间（901—903年），昭宗大赦时，才“明（王）涯、（李）训之冤，追复爵位，官其后裔”①。尽管如此，以后旧史家编撰的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书时仍给李训等人罗列了不少罪状，视他们为乱臣贼子、沾沾小人，这是很不公正的。后来有王鸣盛和岑仲勉等学者为其辩诬，指摘当时记载失实。 　　在宦官当道、强藩割据的晚唐时期，李训居危不苟且偷安，佐助文宗锐①《新唐书》卷一七三《裴度传》。 　　②《新唐书》卷一七九《王涯传》。 　　①《新唐书》卷一七九《王涯传》。 　　意求治，提出了内诛宦官、外削强藩的“太平之策”，表现了他的政治才干。在谋剪宦官的斗争中，虽然一度打击了宦官势力，加强了皇权，但他对晚唐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严重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致最后终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