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天文历法、天文星占看,还是从天象观测、天文仪器看,隋唐时期都表现出它的成熟,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历法与星占服务于皇帝的体系得到进一步强化,历法的研究和编历技巧也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同时,隋唐时期与域外的天文学交流也得到加强,在中外天文学交流方面的成就是很突出的。
前面提到的来自印度定居中国的瞿昙悉达,其一家有四代人在唐代从事过天文工作:其父瞿昙罗曾任太史令,其子瞿昙譔曾任司天监,其孙瞿昙晏曾任司天台冬官正。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瞿昙家族自身的文化素质高,既掌握印度天文历法,又通晓中国的天文学,世代相传,影响至深;另一方面反映出当时重视的是人才,不因其来自异域而受到岐视。
瞿昙悉达不仅主持过天文仪器的修复,编纂过《开元占经》,而且他还于开元六年(718)奉旨译成《九执历》。“九执”就是“九曜”。《新唐书·历志》说:“《九执历》者,出于西域。”这部先于《大衍历》完成的历法其全文后来收入《开元占经》第一○四卷,此外还有《九执历》立成算法2卷,收入张说、陈玄景根据一行的《大衍历草》编成的书中作为附录。《唐会要》卷四二记载说:“洎十五年(727)一行定草,诏说成之。因编以勒成一部:经章十卷,长历五卷,历议十卷,立成算法天竺《九执历》二卷,古今历书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瞿昙悉达自己也说:“《九执历》法,梵天所造,五通仙人承习传授”,说明它出自印度,是从精通印度历法的人那里学习来的。据研究,《九执历》是根据几部印度历法编译而成的一部历法。正如他在按语中所说:“今削除繁冗,开明法要,修仍旧贯,缉缀新经,备述算术,具算如左”,从而将印度古代历法较系统地传入中国。《九执历》引进了印度天文学中的一些先进的内容,如周天360度和60进位的圆弧度量方法,黄平象限等概念,以及太阳远地点位置、黄白交点运动周期等比汉历精确的数据。其中七曜值日次法,如该历所载:“又置积日,以七除,弃之余,从荧惑月命得之七曜直日次,其七曜直用事法,别具本占”,也是以前汉历所没有的。但当时中国的天文学家并未将《九执历》中的先进内容学到手,吸取到汉历中来。这部历法只是“与《大衍历》相互参奉”,作为参证大衍历的一种方法。
另一部含有七曜内容的历法是《符天历》。《新五代史·司天考》载:“唐建中时,术者曹士始变古法,以显庆五年为上元,雨水为岁首,号《符天历》。世谓之小历,只行于民间。重绩乃用以为法,遂施于朝廷。赐号调元历。”过去人们一般认为曹士《符天历》包含的内容并没有超出传统历法的框架,只是废除上元积年,简化历法计算,故为民间历所取用。后来得到颁行的马重绩的《调元历》,实际上用的也是《符天历》术。但是日本学者从保存在日本的于1765年编撰的《天文秘书》卷六四中,发现了《符天历经日躔差立成》的抄本。经研究,《符天历》各年历书中,每月都载有九曜的运行方位。九曜就是日月五星这七曜再加上罗■、计都(罗■、计都是印度天文学家推想的两个看不见的天体,实际上指的是黄道与白道的开交点和降交点)。这些内容表明《符天历》确实“本天竺历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天文学对中国天文学所产生的影响。
唐代中国同朝鲜、日本的天文学交流也十分频繁。当时的新罗、日本曾派遣很多留学生来学习中国文化,其中包括天文历法,中国的天文历法成就和书籍大量传入朝鲜和日本。如朝鲜刻于672年的一幅石刻星图,其绘制方法就是中国的盖图法。据记载,传入日本的天文学著作,就有四百六十一卷。唐代的《麟德历》、《大衍历》、《宣明历》等都在日本行用过。因此,中国天文学对朝鲜、日本天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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