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宗教遗迹和遗物





  这个时期的宗教建筑遗留很多,主要包括佛教建筑和祠庙两大类,其中佛教建筑包括石窟、塔寺和经幢等。

  石窟属于宋代的佛教石窟,除陕北遗留有一些小型窟群以外,以敦煌莫高窟、重庆大足、四川安岳和浙江杭州等地较为发达。属于辽、金两代的佛教石窟,数量远比宋代为少。有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的辽代石窟群,陕北富县可能有属于金代的石窟,在敦煌莫高窟和邻近的安西万佛峡,也还有属于西夏时代开凿的石窟。

  敦煌莫高窟除了开凿少量大窟,多是改建、重绘前代旧窟。新开的大窟平面均为方形,窟内中部置方形佛坛,坛上置塑像。佛坛后部有连至窟顶的背屏。窟顶作覆斗形,其下端四角处凿出圆拱形的凹龛,画四大天王像。窟门甬道顶部均作梯形。在下层的大窟前面,曾有建于台基之上的木构殿堂建筑,构成前殿后窟的格局。窟前建筑分砖包台基殿堂和土石基结构两种,前者规模一般都较大。塑像和壁画的内容和组合多沿袭唐代,突出了供养人位置和形象。西夏时期莫高窟开窟极少,多是改建旧窟、改塑或妆錾前代塑像,很难指出典型的窟形和塑像。第491窟发现的女供养人塑像,为前代所少见。宋代是四川、重庆地区石窟造像大发展阶段,石窟集中在广元、大足一带。以佛教造像为主,也有少量儒、道教的造像。大足石刻现存5万余躯,分布于40多处,主要为两宋作品,多为平顶方窟,有的还有纪年刻铭。造像富于现实感,人物个性鲜明,体态匀称健美,衣饰华丽典雅。多样的题材中出现了弥勒下生经变、地狱变、观音经变等经变雕刻,还有十殿、十二殿阎君和六圆觉菩萨等。其中,孔雀明王窟中一面四臂、骑孔雀的主像立于窟中央,满壁雕千佛,巧妙地把塔柱式石窟结构与密宗题材结合起来。南宋初年开凿的心神车窟,八躯菩萨高约2米,颇具女性的妩媚多姿,是宋代雕刻的精品。

  各种佛教题材不拘经典仪轨,表现方式多样化、世俗化,是这一时期石窟造像的最大特点。麦积山第165窟宋塑侍女像和供养像,尤其是正壁龛中塑出的两个供养侍女,可以说是宋代一般妇女的真实写照。大足北山第125窟石刻“数珠观音”的妩媚、宝顶山“养鸡妇女”的纯朴等,都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特点。这与同时期其他造型艺术所表现的多方面追求现实,着意反映世俗生活的特点是一致的。

  自宋代以来,佛教已离开单一的形式而与儒、道等相混合,反映到石窟艺术上,重庆大足宝顶大佛湾内的“父母恩重经变”,就是儒、佛思想的混合作品;大足境内的石门山是儒、道混合的窟群,而道山的三清洞和山西太原龙山石窟,则是典型的道教艺术。

  寺庙建筑现存的寺庙建筑大都在中原北方地区,尤以辽、金建筑为多,主要有平顺的五代大云院、蓟县独乐寺辽代观音阁和山门、大同华严寺辽金殿阁、正定隆兴寺、应县木塔、定县开元寺塔、晋祠圣母殿与献殿等,以及南方的浙江宁波保国寺、西藏萨迦寺等。

  河北正定隆兴寺是现存宋代佛寺建筑总体布局的重要实例。山门内为一长方形院子,钟鼓楼分列左右,中间大觉六师殿遗址尚存,北进为摩尼殿,有左右配殿,构成另一个纵长形的院落。再向北进入第二道门内,就是主要建筑佛香阁及其前两侧的转轮藏殿与慈氏阁以及其他次要的楼、阁、殿、亭。最后是一座弥陀殿。佛香阁和弥陀殿都是采用三殿并列的制度。全寺建筑依着中轴线作纵深的布置。现存高约33米的歇山顶佛香阁,是这一时期高型佛寺建筑的杰作①。

  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面阔3间,为单檐歇山顶,兼有宋式厅堂型和殿堂型构架的特点,是北宋和辽时特有的构架形式。

  重建于金天眷三年(1140)的山西大同华严寺上寺大殿,是现存的古代单檐木建筑中最大的一座。下寺的薄伽教藏殿则是辽代小木作的重要遗存。大同善化寺的辽、金建筑,平面、结构、造型各具特点,是现存辽、金佛寺中规模最大的一处②。

  塔和塔基塔山西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平面作八角形,塔身外观5层6檐,八角攒尖顶,通高达67.31米,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的古代木结构建筑,也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木塔①。

  这一时期是中国砖石塔发展的高峰,存留的石塔形式多样,构造先进。

  大型砖石塔的形式,大致可分为楼阁式和密檐式两种。其中楼阁式塔结构多样,有塔身砖造,外围木结构的,如苏州报恩寺塔;有全用砖石砌造而形似楼阁式木塔的,如苏州虎丘塔、泉州开元寺双塔;有砖石砌筑成简化楼阁式木塔形的,如河北定州宋开元寺塔(料敌塔),高84米,建成于至和二年(1055),是我国现存最高砖塔;河南开封宋开宝寺砖塔,因用铁色琉璃砖建成,俗称铁塔。

  这时期密檐塔盛行于北方,其中盛行于辽而为金代沿用的多角形密檐式塔是这个时期新的创造。辽、金地区盛行砖石建造的多层密檐塔,平面多为八角形,少数为方形,塔身仿木构。现存年代确切而保存较好者为辽大安五年(1089)建造的山西灵丘觉山寺塔。

  塔基佛教舍利塔基的发掘,是佛教考古的重要项目之一。这一时期佛教塔基不仅发现数量多,分布地域广,出土遗物丰富,而且大都带有绝对纪年。已发现的纪年塔基都属北宋和辽代的,主要有:河南郑州宋开元寺塔基(976)、河北定州宋静志寺塔基(977)、净众院塔基(995)、河南密县宋法海寺塔基(999)、北京顺义辽净光寺塔基(1013)、河南邓州宋福胜寺塔基(1032)、安徽无为宋代塔基(1036)、浙江瑞安宋仙岩寺塔基(1043)、①梁思成:《正定调查纪略》,《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2期。

  ②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

  ①陈明达:《应县木塔》,文物出版社1966年版。

  北京房山辽代塔基(1051)、浙江金华宋万佛塔塔基(1062)、江苏镇江宋甘露寺塔基(1078)、浙江宁波宋天封塔地宫(1144)等。

  宋代塔基中时代最早的是郑州开元寺塔基①,平面为八角形,用石条砌筑。塔基内再砌方形地宫,顶用石条抹角叠砌7层,内收成八角形藻井,上有刻莲花的顶石。地宫门南向,半圆形门楣上刻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像,门内外刻天王、力士像。地宫后部砌棺床,上置石棺。棺下四角雕出力士扛顶的棺座,棺座四周的壶门内雕出伎乐和狮子。石棺前后刻版门和天王、力士,棺两侧刻佛涅槃后佛的十大弟子痛哭悲伤之状,情态各异,极为传神。棺盖上刻纪年和施主、匠人的姓名,棺座上还刻着施舍物品的名称。与开元寺塔基时代相近的是定州静志寺和净众院塔基②,它们的地宫四壁都画有壁画,又都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定窑白瓷器和玻璃器,是宋代考古的重要发现。静志寺塔基的地宫平面呈方形,砖筑,四壁上都砌出仿木建筑斗栱,并绘彩画,顶部上收为盝顶,其中盖一歇山式石屋顶。地宫四壁绘壁画,南壁门两侧绘天王,东壁绘梵王,西壁绘帝释,北壁中央绘“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灵牌,两旁绘佛的十大弟子。而净众院塔基地宫所绘的壁画,则在北壁画佛涅槃像,并画佛的家人和十大弟子悲泣哭号的情景,东西两壁画伎乐。壁画的画面虽然不同,但主题都是表现佛涅槃后的事。福胜寺塔基地宫则为平面六边形①,六角攒尖顶,顶心嵌一铜镜。这一时期塔基中开始流行放置塔幢和各种佛像。密县法海寺塔基出土的琉璃塔②,金华万佛塔塔基出土的石幢、金涂塔和60余件铜佛像③,都是很重要的佛教遗物。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的浑银地宫殿模型,制作异常精美,屋面、屋脊、柱础等都与当时建筑规定的制度相合,银塔的制作也十分精细,均为研究当时建筑、特别是南方江浙一带建筑制度和样式的重要标本。瑞安仙岩寺塔基出土的泗州大圣木雕像,则反映了宋代民间信仰的情况④。

  在内蒙古和辽宁、北京等都曾发现过辽代塔基,保存最完整的是北京房山辽代塔基(1051)⑤,地宫未经扰乱,各种供养法器齐全。地宫平面方形,砖筑,叠涩顶。中央置石函,函内装石涅槃像,以及拣舍利用的银匙、银筋,还有银幡、银花、银碗、银碟、瓷碟和水晶串珠等。在地宫的石板盖顶上立3.12米高的陀罗尼经石幢一座。宋辽时期的塔内,除塔基中瘗埋舍利外,还往往在各层塔身中也瘗埋着塔幢、佛像、写经和其他财物。

  宗教雕塑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开窟造像之风的衰退,寺庙造像在这时起逐渐替代了以往石窟造像的地位而成为宗教雕塑的主流。其中大量出现的罗汉塑像具有真实生动、神情活现、体格合理,注重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刻画、富①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开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②河北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培基》,《文物》1972年第8期。①河南省古建研究所等:《邓县福胜寺塔地宫出土一批稀世珍宝》,《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②金戈:《密县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1972年第10期。③《金华万佛寺塔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

  ④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文物》1973年第1期。⑤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考古》1980年第2期。有人间生活情感等特点,是佛教艺术世俗化的集中体现。罗汉像除木雕、石雕、夹纻髹漆外,大量属于泥塑。罗汉群像组合有十六、十八、四十、五百不等,他们是佛教徒对过去宣传佛教人物的创造。其他寺庙雕塑在今山西、河北保存较多,河北正定县隆兴寺大悲阁中铜铸四十二臂观音立像,高达24米,为北宋开宝四年(971)建阁时所铸,为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像。像身比例匀称,衣纹流畅。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内中央佛坛上高达16米的十一面观音立像,则是现存最高的古代泥塑立像。山西大同华严寺大殿内的31躯塑像,均为辽代塑制,十分精美。太原晋祠北宋天圣年间所建圣母殿,殿内42尊侍女塑像,形象逼真,各具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