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熙政变及禁“伪学” 　　终生奉行投降求和的太上皇宋高宗在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死去，宋孝宗终于摆脱太上皇的制约，但已是年至花甲的老人，已经损失了进取中原的信心，次年十一月即向丞相表示将传位给太子，退位休养。淳熙十六年二月传位给太子赵惇，是为光宗。光宗初期还注意吏治，但不久即有病，逐渐受制于皇后李凤娘。李后悍妒，不仅离间光宗与孝宗的父子关系，并于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乘光宗郊祀而宿于斋宫之际，杀死光宗宠妃黄贵妃，光宗突闻黄贵妃暴病身亡，受惊病发，朝政遂为李后所制，“自是政治日昏”，“而乾、淳之业衰焉”，南宋终于逐渐衰落。 　　绍熙五年（1194）六月，宋孝宗在南宋日益走向衰落，子、媳不孝的情况下病逝。李后以光宗有病为由，拒绝主持孝宗丧礼，左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请高宗吴后以太皇太后主持。丞相留正主张皇子嘉王赵扩监国，丧礼后光宗再复政或禅位，先请立嘉王为太子，光宗批示“历时岁久，念欲退闲”①，只是表示对他们的请求不满，并将难题推给丞相留正。赵汝愚主张利用光宗御批，以太皇太后诏令嘉王即位，迫使光宗退位，留正认为光宗未下建太子诏而立即以嘉王即位不妥，为逃避责任，留正装病出城。赵汝愚遂即请知閤门事、外戚韩侂胄设法面见太皇太后陈述意见，定策即于嘉王临丧时即位，并秘密制作黄袍作嘉王登位之用，赵汝愚又命殿前都指挥使郭杲部署禁军于宫外。七月初，太皇太后即于孝宗灵前下诏，迫使光宗退位为太上皇，李后为太上皇后，由其子嘉王赵扩于重华宫东庑即帝位，是为宁宗。这是由赵汝愚通过韩侂胄等人制造的一次宫廷政变，事过数月，光宗还不知道已被迫退位，宁宗是在孝宗生前退居的重华宫即帝位，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这里处理政务，称之为“行宫便殿”，这是因为其母李太后以光宗有病，不想让光宗知道已被迫退位而变成太上皇为借口，拒绝宁宗作为皇帝进入皇宫正殿处理政事。以致宁宗曾下诏将原东宫改建为福宁殿，以便作为宁宗居住及处理政务的场所。 　　这次政变的主要参加者韩侂胄，原期望以“定策”功而获得重大的晋升，但被赵汝愚以：“吾宗室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①为名而只微升为枢密都承旨，而作为“宗室”的赵汝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由知枢密院事而兼参知政事，升枢密使再升右丞相，且是独相，掌握政权。而韩侂胄则先受新任右正言黄度弹劾，继又受右丞相赵汝愚所荐引的朱熹奏劾，后又受吏部侍郎彭龟年的弹劾，三人虽均被逐出朝廷，但也迫使宁宗免除韩侂胄的具体职务。韩侂胄遂与赵汝愚势不两立，决心排挤赵汝愚。 　　韩侂胄的祖父是神宗驸马，父亲为立宁宗为帝的太皇太后吴氏的妹夫（韩侂胄生母可能为侧室或继室），自己又是太皇太后的侄女婿，还是宁宗韩皇后的族叔祖，是世代的皇亲国戚，而且在宁宗即帝位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①《宋史》卷36《光宗纪》。 　　①《宋史》卷474《韩侂胄传》。 　　所以宁宗曾说：“（韩）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①因此，韩侂胄在此后的十年中虽由观察使升承宣使，再升节度使，这些都是允许皇亲国戚升迁的官阶，但始终只是提举佑神观的闲职，后虽历少傅、少师、太傅而太师，但都没担任具体职务。然而却通过向宋宁宗荐用亲信、拉拢等而掌握实权。丞相赵汝愚则为宋太宗长子汉王赵元佐的后裔，又侈谈自己曾“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以此说明他扶持宁宗登位是先有梦兆。李沭、胡纮等奏劾赵汝愚以宗室而任丞相，又“唱引伪徒，谋为不规，乘龙授鼎，假（借）梦为符”②，阴谋夺取帝位，引起身为宋太祖后裔的宋宁宗的猜疑，庆元元年（1195）二月罢相，后又贬往永州（今属湖南），死于贬所。 　　赵汝愚及朱熹等人被贬逐，引起朝野的不满，朝臣、太学生等纷纷上书论救并请斥逐有关官员。上书人中大多为理学人士，同年六、七月间，刘德秀、何瞻等遂请考核道学真伪。后称朱熹的道学（理学）为“伪学”，禁止传播。庆元三年十二月，又定以赵汝愚、朱熹为首的朝野文武59人为“伪学”党籍，其重要成员遭贬斥，一般官员“与闲慢差迁”③。至嘉泰二年（1201）初，韩侂胄感到权势已巩固，才解除伪学之禁，列入党籍的人士也逐渐恢复官职。 　　开禧北伐与嘉定和议金章宗即位后不久，蒙古在西北兴起，金从明昌六年（宋庆元元年）起不断出兵进攻蒙古部族，蒙古日益强盛，金朝兵祸连结。金泰和三年（宋嘉泰三年）秋、冬，金朝境内发生小规模起义，金章宗于九月末下诏猛安、谋克要及时应官府公文出兵镇压。恐南宋趁金内乱迭起而攻金，在沿边屯兵聚粮，并关闭襄阳榷场，禁止金宋边贸。南宋朝廷则以为是金朝准备南侵，驻守襄阳的江陵（今属湖北）副都统郑挺害怕抵挡不住金兵，首先要求内调，宋朝廷改任李奕为江陵副都统兼知襄阳府，任前参知政事张岩为淮东安抚使，前知枢密院事程松为淮西安抚使，全面部署防务，任命丘崈为知庆元府（今浙江宁波），以防金军由海道南侵。但不久南宋朝廷即知道金于沿边聚粮屯兵是防南宋乘金内乱、边患迭起而攻金，于是南宋臣僚也想乘此攻金。宋嘉泰四年正月，终生主张抗金的辛弃疾被召，进见宁宗，也主张出兵攻金以恢复中原。南宋朝廷随后为韩世忠在镇江建庙祭祀，又追封岳飞为鄂王，其后又追夺秦桧的王爵，改谥号忠献为谬丑，为攻金制造气氛。 　　开禧元年（1205）七月，韩侂胄出任高于丞相的平章军国事，积极部署攻金。这年冬金使进见宁宗时态度倨慢，引起宁宗及朝臣的不满，次年（金泰和六年）三、四月间，全面部署攻金。四月二十六日，东路宋军不宣而战，宋将毕再遇渡淮一举攻克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宋军又攻克虹县（今安徽泗县）；中路宋军也进占新息（今河南息县）、内乡（今西峡）等地，消息报到临安，韩侂胄认为时机已到，宋宁宗遂于五月初七日下诏“伐金”，史称“开禧北伐”。 　　面对南宋的进攻形势，确实让金朝君臣紧张了一阵，由于金在河南地区①《宋史》卷393《彭龟年传》。 　　②《宋史》卷392《赵汝愚传》。 　　③《两朝纲目备要》卷5。 　　的兵力不强，随即结集兵力驻防要地，金河南统军使纥石烈子仁提出：“不敢无备，乃聚郑、汝、阳翟（今禹州）之兵于昌武（今许昌），以南京（今开封）副留守兼兵马副都总管纥石烈毅统之；聚亳（今属安徽）、陈（今河南淮阳）、襄邑（今睢县）之兵于归德（今商丘南），以河南路副统军徒单铎统之，而自以所部兵驻汴（今开封）”，以抵挡南宋军队的进攻。金朝廷（尚书省）还提出，以“山东东、西路军七千付统军纥石烈执中驻大名（今属河北），河北东、西路军万七千屯河南（今河南洛阳）”，而且必须“皆给以马，有老弱者易其人”。金章宗准许尚书省的意见后，又对河南、陕西军事将领进行调整补充，还命副相（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副元帅设尚书行省于汴州，统一指挥宋金战争的主战场河南战事，并“尽征诸道籍兵”以抗击宋军。 　　金章宗于南宋下诏“代金”之后的第五天，五月十一日下诏“征南”攻宋，但金章宗认为南宋军事强盛，河南地区的金军不一定能抵挡住北进的宋军，必须再作更进一步的防御措施，以预防南宋军队可能在占领河南地区后继续北上进攻金都。随即“以宋兵方炽，东北新调之兵未集，河南之众不足支，命河北、大名、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天山（今四王子旗西）之兵万五千，屯真定（今河北正定）、河间（今属河北）、清（今清县）、献（今献县）等以为应”①。这是一条西起今石家庄北，东至今天津南的几百里长的东西防线，也可以进而支援河南金军。 　　但是，南宋军队远不是金朝君臣想象的那样强大，多数宋军缺乏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战争初期，宋军虽然主动进攻，一遇金军坚守，甚至只有几百名金援军到达，多数宋军一战即溃，甚至不战而溃。五、六月间，北进的宋军纷纷自宿州（今属安徽）、蔡州（今河南汝南）、唐州（今唐河）前线，败退回南宋境内。由于金河南军力单薄，志在守地，因此金军虽胜大多也不追击，宋军西线的四川宣抚副使吴曦暗中降附于金，求封蜀王，企图割据四川，这使金军西线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主力攻击南宋两淮和襄樊地区。同年十月初，金军主力8万分别自清口（今江苏淮阴西北）、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寿州（今凤台）渡淮南下；另以中路金军2.5万出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西路全军4万分驻川陕六地的千里防线。金军围楚州（今江苏淮阴）、襄阳、和州，攻庐州、六合，宋将毕再遇、田琳、周虎等在保卫六合、庐州、和州的战役中，均击败攻城的金军，四川宋将李好义也抗击了进攻七方关（今甘肃康县东北）的金军，尤其是毕再遇的军事才能迅速得到展现，战无不胜。金军虽攻占了淮南、汉水流域及川陕边境的一些州县，许多地方的宋军仍然奋力抗击、坚守城池。 　　但是，金军抵达长江北岸附近的形势，促使宋朝向金求和，自十一月中旬两淮宣抚使丘崈遣使向金左副元帅仆散揆求和以后，东路金军于十二月中旬开始退兵，至下旬初除尚占据淮河南岸的濠州外，全部退回淮北。下旬末，宋军西线主帅吴曦接受金封的蜀王称号，割关外的凤（今陕西凤县东北）、阶（今甘肃武都东）、成（今成县）、西和（今西和南）四州给金。开禧三年（1207）正月下旬，在兴州（今陕西略阳）称蜀国王，割据川蜀。二月末，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与李贵率70多人冲入“王宫”内杀死吴曦，宋军随即收复被割让的四州。此后的宋金战争主要在西线进行，宋金议和也在不断进行①《金史》卷12《章宗纪》四。 　　中。十一月初，礼部侍郎史弥远在与杨皇后密谋下，伪称宁宗密旨伙同参知政事李壁，命殿前司长官夏震秘密杀死韩侂胄，庸君宋宁宗在韩侂胄被杀死后三天，认为韩侂胄还活着。李壁后又以原韩侂胄党羽而被罢官。 　　奸臣史弥远比之秦桧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也杀死金朝要杀的人，而且又传首级给金朝以乞和，还为奸臣秦桧恢复名誉。 　　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1208）三月，宋金达成和议，史称“嘉定和议”。改金宋叔侄关系为伯侄关系，岁币由每年银、绢各20万两、匹增为各30万两、匹，比之“绍兴和议”还各多5万两、匹，是宋金和议中“岁币”最多的一次。还有一次性的犒军费（战争赔款）300万贯钱，这是以前和议所没有的。给南宋人民带来最沉重的经济负担。 　　“开禧北伐”受到辛弃疾、陆游的赞同，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恢复中原，由于奸臣史弥远的乞和窃权，终于断送了北伐事业。辛弃疾在和议达成前赍志以殁，陆游则是在和议之后的次年，带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遗恨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