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袄军大起义 　　金朝后期的统治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在金朝内部孕育着新的大分裂。蒙古军南下，金朝内部分裂为抵抗与投降、逃跑两派。金宣宗屈辱求和，蒙古军暂自中都（今北京）撤退，宣宗弃中都迁汴（今河南开封），金朝从此走上灭亡的道路。中都北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失陷，官员、地主纷纷叛金降蒙古或叛金自立。张鲸、耶律留哥、蒲鲜万奴称王，标志着各族以及女真族内部的分裂。蒙古军进入河北、山东，肆意掳掠，与此同时山东、河北等地人民也纷纷举行反抗金朝黑暗统治和残酷剥削的武装起义。《金史·仆散安贞传》称：“自杨安儿、刘二祖败后，河北残破，干戈相寻。其党往往复相团结，所在寇掠，皆衣红纳袄以相识别，号‘红袄贼’。官军虽讨之，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国用安、时青之徒焉。”后来把这次人民起义概称为“红袄军起义”。 　　金末人民起义是一种巨大的群众性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起义的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残酷剥削与压迫所造成的。金朝廷在山东、河北等地长期向汉人搜刮土地，腴田沃壤尽入于权要势家，而剩余的瘠恶土地为汉贫民所有。由于金统治者所造成的土地矛盾和军民间的对立，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的愤怒反抗。据《遗山先生文集》卷28《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贞祐二年（1214），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盗贼充斥，互为支党，众至数十万，攻下郡邑，官军不能制。渠帅岸然以名号自居，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其中“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便是红袄军起义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金朝统治失策之所在。金章宗为适应女真族封建化的完成而解放奴隶，但他仍保留处于农奴地位的驱丁。金时寺院二税户已沦为奴隶，章宗解放二税户允许其为驱丁，金末良民被掠为驱丁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金末人民起义与反对农奴化的斗争不无关系，这也是起义的一个原因。当时河北、山东屡遭战争所扰，加上赋敛益横，连年饥馑，地主对佃户的凌辱，不胜其酷，人民只有起义一途，可以求生。 　　金末红袄军起义，其发展规模与活动地区已相当广大，少者数万人，多者数十万。金末人民起义，可以上溯到金章宗泰和（1201—1208）时期。《大金国志》卷21泰和五年（1205）：“时岁饥，耕猎皆废，河北、河南、山东之民，贫悴饥疲，无力以耕，寇盗蜂起。”当宋对金战争开始，山东人民聚众反金的斗争已拉开序幕。 　　杨安儿起义杨安儿是益都（今山东青州）人，本名杨安国，因以贩卖鞍材为业，市人称他为杨鞍儿，遂自名杨安儿。当南宋韩侂胄“开禧北伐”时，山东人民聚众起义，杨安儿从这时起便开始领导反金斗争的活动。后来由于形势所迫受金招安，累官刺史、防御使。大安三年（1211），命为铁瓦敢战军副都统戍边，行至鸡鸣山（今河北宣化东南），中途赶回山东，与张汝楫等共同举起反抗金朝统治的起义大旗。于是“攻劫州县，杀略官吏，山东大扰”①。贞祐二年（1214），杨安儿领导的起义军日益强大，潍州（今山东潍坊）李全也于这年起义，与其兄李福聚众至数千人，在潍州、安丘、临朐一带与杨安儿配合作战。接着刘二祖、彭义斌等也都起义。由杨安儿、刘二祖、李全领导的起义军成为当时起义斗争的三支主力。 　　蒙古军撤退后，金派最精锐部队“花帽军”，前往山东镇压。杨安儿败于益都城东，转战莱阳，莱州徐汝贤以城降，军势复振。登州（今蓬莱）刺史耿格也开门迎降。杨安儿遂称帝，置官属，改元天顺。起义军乘胜陷宁海（今牟平），攻潍州，以元帅方郭三守密州（今诸城），略取沂（今临沂）、海（今江苏连云港西区）；李全略临朐，据穆陵关（临朐东南），欲取益都。后为仆散安贞等军所败，杨安儿与汲政乘舟渡海，欲走岠嵎山（今栖霞东北），被舟人曲成所击，落水而死。仆散安贞派牙吾塔等破巨蒙等四堌及马耳山（今五莲东北），以集中捕灭刘二祖起义军，刘二祖被擒。杨安儿、刘二祖领导的起义军相继失败后，在兖州泗水（今属山东）人郝定领导的起义已结集至6万人。这支起义军接连攻陷滕（今属山东）、兖、单（今单县）诸州及莱芜、新泰（今皆属山东）等10余县。郝定称大汉皇帝，设百官。后被仆散安贞军队所镇压，郝定被擒，送至汴京被杀。 　　李全、杨妙贞起义军起义军虽先后被镇压而失败，但没有因此而屈服，停止战斗。杨安儿被击败后，其妹杨妙贞（四娘子）勇悍，善骑射，自称“梨花枪天下无敌手”。刘全收集余众，奉妙贞称“姑姑”，至磨旗山（今莒南东北）与李全联合并结成夫妇。刘二祖死后，先后由霍仪、彭义斌率领起义军继续斗争。但红袄军继续作战的条件越来越艰苦，这主要是因为金廷不断加强军事镇压和政治招诱；山东经战火焚毁，皆为赤地，人烟亦绝。起义军面临严重军事进攻和粮荒，致使内部分化，乃至互相火并。 　　当红袄军面临最严重的困难关头，主要是继续坚持抗金和抗蒙古，但南宋对起义军在政治上有相当诱惑力，因此起义军在金、蒙古、宋之间便出现聚结和分化的关系。在金廷的军事镇压与政治的招诱下，有一部分起义军中不坚定分子相继投降金朝。如张汝楫、孙邦佐降金，张汝楫想再次反金，因孙邦佐告变被杀，金以孙邦佐为德州（今陵县）防御使加节度。国用安，淄州（今淄博南）人，是杨安儿、李全的残部。时青，滕阳（今滕州）人，初与其叔父时全俱为红袄军。此二人于杨安儿、刘二祖败后皆降金。后复归宋，不能自立。 　　李全、石珪、夏全、裴渊等在兴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1218）后归宋，但李全归宋之初仍坚持高举反金的旗帜，曾分兵袭密州，擒金将黄掴械至楚州城（今江苏淮安）。次年又曾说服张林以青（今属山东）、莒（今莒县）、密、登、莱、潍、淄、滨（今滨州西北）、棣（今惠民）、宁海、济南（今属山东）等12州、府归宋。同时拒绝金宣宗对他的招降，表示：“宁作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①李全在后来发展为一个地方割据势力，由一个农民①《金史》卷102《仆散安贞传》。 　　①周密：《齐东野语》卷9《李全》。 　　起义的首领堕落为一个扩展个人势力唯利是图的罪恶分子。 　　坚持抗蒙、反金的彭义斌起义军在起义军中也有一部分归宋的人民起义将领，一直坚持抗金的道路，还英勇抗击蒙古，这主要是以彭义斌为代表的起义英雄人物。 　　南宋朝廷对北方金统治下的红袄军起义，和北宋一样采取的是违反民意的反动政策，并没有把起义军争取过来成为抗金抗蒙的力量。一方面想招诱起义军，授以官号，以联合抗金；但是另一方面，又惧怕起义军，甚至惧怕起义人民比惧怕金朝统治者更厉害。南宋朝廷对南渡归宋的人民，并不妥善收容，相反的，封锁淮水不许南渡，甚至目为“盗贼”，明揭榜示，来者即行剿杀。《鹤山先生大全集》卷18《奏议》应诏封事云：“而山东、河北、关陕之人，归疆请吏，无岁无之。其在襄阳、蜀口者，号曰约回，而实杀之。惟山东之民蜂屯蚁聚，势力不可却，于是不得已而纳之。”另外，南宋对归顺的北方起义军，则实行对他们分化、削弱的政策。《宋史·贾涉传》记载：“分（石）珪、（陈）孝忠、夏全为两屯，李全军为五砦；又用陕西义勇法，涅其手，令诸军汰者三万有奇，涅者不满六万人。正军常屯七万余，使主胜客。”所以，当时忠义将校气愤地说：“不若有官者弃官，无官者归山东为百姓。” 　　起义军之间发生利害冲突与斗争，使斗争的性质和关系更加复杂化。兴定三年，李全自涡口（今安徽蚌埠西北）大捷战胜纥石烈牙吾塔之后，便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自己的友军季先。四年，暗杀红袄军领袖之一季先，而贾涉也趁势欲收季先的部队，遭到其部下裴渊、宋德珍、孙武正、王义琛、张山、张友等反对。裴渊等乃迎石珪为统帅，贾涉阴谋未成，又企图分化石珪军为六。而李全在合并石珪部众时迫使石珪等投蒙古，造成起义军与宋之间的裂痕与矛盾。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1223），李全又并贾涉等部忠义军，此后又企图火并彭义斌所部等。在李全火并友军时，彭义斌在继续反金抗蒙的同时，又展开反对李全火并友军的斗争。到金哀宗正大二年（宋宝庆元年，1225）五月，彭义斌致书沿江制置使赵善湘说：“不诛逆全，恢复不成。”彭义斌坚持抗蒙，七月，与蒙古军战于内黄五马山（今河南内黄西），兵败被俘。在蒙古统治者向他诱降时，他厉声说：“我大宋臣，且河北、山东皆宋民，义岂为他臣属耶！”①慷慨就义，誓不降敌。 　　金末农民大起义的特点金末红袄军起义的特点，其主力是北方的佃户和驱丁，此外还有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及少数家奴参加。起义军以各行业、各阶层的劳动者为主体，以红袄为标识，说明起义军有共同的组织行动。起义军一开始即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后来结集，但始终未形成统一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尚保有北方人民山水寨组织的特点，如周密《齐东野语》称杨安儿为“堡主”。起义军前后期发生很大变化，随着起义军斗争的性质也有不同。金末人民起义直接打击金朝廷和地主阶级，致使地主阶级组织自己的武装，即所谓“义军”、①《宋史》卷476《李全传》。 　　“乡兵”，直接参加金朝廷镇压起义的罪恶活动。定兴（今属河北）人张柔，在“金贞祐间，河朔扰攘，土寇蜂起，公聚族党数家，壁西山东流埚，选壮士团结队伍以自卫，远近惮之莫敢近。（金）以功授定兴令，累迁清州（今青县）防御使”①。这些大地主一方面与金朝廷合伙镇压起义军，另一方面又趁势发展和扩大自己的地方势力。当蒙古进入中原后，金朝廷已无力保护他们的权益时，又多降蒙古，充当蒙古灭宋的先锋。由此可见，当时人民起义是在金朝廷和地方地主武装联合镇压下而失败的。 　　在封建社会中，当一个皇朝的各项制度及其统治已经极端腐败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挽救社会生产力由枯萎转向新的发展的作用，它冲击社会那些不符合发展要求的旧东西，为新的调整和改革扫清障碍，金末红袄军大起义正是起了这种在历史上所应起的作用。在金朝末年社会丧乱中，对社会发展恢复和有利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力量，还有朝廷上下主张改革，反对对人民残暴的统治阶级内部的进步势力；有从金朝分裂出的地方性的促进社会局部恢复和发展的积极势力，他们都是新皇朝复兴的基础。但这些力量对皇朝的统治所能起的作用是有限度的。红袄军大起义打击和制止了反动的括地的企图，宣宗在人民反抗斗争的打击下，不得不罢去括地的命令，他说：“朕恐括地扰民，罢其令矣。”起义不仅打击和震动整个金朝的统治者，也打击了地方统治的反动势力，使一些有远见的统治者能在一些地方施行某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局部地有所恢复。完颜仲德在陕西，“招集散亡，得军数万，依山为栅，屯田积谷，人多归焉。一方独得小康，号令明肃，至路不拾遗”①。起义是人民以武力保护被压迫阶级在死中求得生存的一种行动，它一方面能最大可能地保护创造社会财富者自身，另一方面逃避山林水泊，开发生产，或在起义区内冲破封建束缚和限制，得到土地，或把已被官府、地主夺去的财物再夺还，这些都是有利于将来社会有更大发展的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与此同时，起义也削弱了封建生产关系，在金朝后期某些文人所强调的重民思想和不分华夷的平等思想，不能说与当时阶级斗争的推动无关。 　　①《元朝名臣事略》卷6《万户张忠武传》。 　　①《金史》卷119《完颜仲德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