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冶、铸造业 　　辽有矿冶、铸造、食盐、纺织、陶瓷、建筑等多种手工业，尤长于车马具的制造。 　　辽朝的矿冶业，起于契丹建国之前，史称太祖之父撒拉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②。阿保机继任可汗的第五年（911），征幽燕回师，得银、铁矿，命置冶采炼。这次所置矿冶，当在汉城（今河北承德南）附近。《新五代史》卷72载：“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这里的农耕、畜牧和盐铁之利为阿保机实力的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所俘汉人及其技艺促进了迭剌部生产力的发展，是阿保机得以建国的坚实基础。 　　辽东是铁的重要产地，这一地区的并入进一步促进了辽朝冶铁业的发展。初期，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语“铁”。曷术石烈在圣宗时改编为部，仍以铁为赋。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手山为今辽宁鞍山市的首山，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 　　此外，东京道的同州（今辽宁开原南），上京道的饶州（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樱桃沟村古城址）长乐县，分别有300户和4000户从事冶炼，皆以铁纳赋。中京柳河（今伊逊河）流域的渤海人，也就河滤沙炼铁。南京道有景州（今河北遵化）龙池冶，营州（今昌黎）有新兴冶，都由官府设官提点，为官营坑场。 　　东京道的银州（今辽宁铁岭），南京道的渔阳（今天津市蓟县），中京道的泽州（今河北平泉西南）、严州（今辽宁兴城东南）等地有银冶。泽州陷河冶，太祖时募民立寨，专事采炼。据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陷河冶地当今河北平泉会州城西南。此地开采时间很长，历金、元、明直至清朝，仍可开采①，储量当很可观。此外，尚有阴山、都峰、大石、宝兴等银冶。前者在阴山山脉大青山一带，圣宗太平七年（1027），西南路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故置冶，后则以山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为统军司名；后三者当在东京和南京道内①。 　　1981年，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契丹古墓中出土了一具契丹女尸。通过对其葬具铜丝网络和出土铁器的分析，得知契丹族的冶炼铜铁等技术已很发达，当时既可冶炼黄铜，又可冶炼纯铜，而且冶炼方式稳定，其铁钉成分已“接近现代08沸钢板或纯铁成分”。③辽的金、银、铁器的制造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辽墓出土的铁器看，铁的应用已相当广泛。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的“打造部落馆，有蕃户百户，编荆篱，锻铁为兵器”③。东京道河州（当在今吉林中西部）有军②《咸淳临安志》卷9《会子府》，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7，绍兴三十年十二月。①《辽史·太祖纪·赞》。 　　①参见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组：《辽泽州、陷河及陷河银冶考》，《辽金史论文集》第二辑。③陆金生：《豪欠营辽代古墓中金属网套上锈蚀物的分析》，载《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器坊、显州（今辽宁北镇西）设甲坊，制造兵器；辽墓出土的一些兵器有的已使用优质低碳钢。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镰等多种，有些已同近代所用工具极为接近，手工业工具种类繁多，仅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凿就有宽刃、圆刃、斜刃等多种，不但可看出铁器制造的水平，同时也反映了木器制造的技术。生活用品有火盆、剪、熨斗、火筷、灯、铜镜和丧葬用的金、铜面罩和银、铜丝网络等。其工艺细致、复杂。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嵌银缠枝花鸟纹铁罐、银鎏金镂花捍腰，赤峰辽驸马墓出土的鎏金龙凤纹鞍桥，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冠、金花银靴、琥珀璎珞、八曲花式金盒、镂雕金荷包、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金镯、金花银枕等，都反映了辽铸造工艺的水平。辽的金银器的加工制作在工艺上继承了唐朝的传统，在造型上具有契丹民族的特征。 　　采盐业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前，安置汉人的炭山东南滦河上游地区产盐，八部曾仰以为食。黑车子室韦所在地区内的鹤剌泊（又名广济湖，大盐泊，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境内的达布苏盐池）储量极丰，“盐生著岸如冰凌，朝聚暮合，年深者坚如巨石”①。契丹人取盐为枕，细碎者食用和贩卖。及灭渤海，得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又增加了海盐。辽的制盐业很发达，不仅满足了境内的消费，而且私贩至宋境。北盐南贩增加了辽朝的收入，也直接影响了北宋河北盐政的制定和实施。①纺织业辽朝建国前，契丹人已掌握了简单的织造技术，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则是在大批汉人迁入之后。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祖州（今巴林左旗西南）有官营的手工业作坊绫锦院，为皇室提供纺织品。中京道的宜州（今辽宁义县）、川州（今北票）、锦州（今属辽宁）、霸州（兴中府，今朝阳）和东京道的显州，地产桑麻，除向绫锦院提供纺织原料外，也以纺织为副业，生产大量精美的丝织品，甚至专以丝织品纳贡赋，供契丹统治者赏赐群臣、赠予外国之用。世宗以定州（今河北正定）俘户所置的弘政县（今辽宁义县），“民工织衽，多技巧”②，带动了中京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南京（今北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③。豪欠营契丹墓的发掘，提供了辽朝丝织品实物。契丹女尸身穿衣、裙8件，皆以罗、绢为原料，它们反映了辽朝丝织业的水平。据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判断，女尸身上的轻罗薄绢，在当时属第一流产品。“罗纹织物生产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的宋代，其最高水平的样品正是在辽。而女尸身上的轻罗蜡光式绢，应是这种最高水平样品的实物之一”。辽朝生产的“蕃罗”，在宋辽贸易中很受宋朝商人的①《契丹国志》卷24《王沂公行程录》。 　　①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 　　②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 　　③《辽史》卷39《地理志》三。 　　欢迎，“辽朝生产的优质罗，到宋地也是奇货”④。 　　宋真宗曾将宋初辽的织物同圣宗时的织物进行比较，前者“朴拙”而后者“工巧”，判断后者为幽州（今北京）所产。辽道宗时下诏禁止南京私造御用彩缎，也反映了南京纺织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之高。南京是辽朝官营纺织业的中心，对辽朝纺织业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的带动作用。辽的纺织品种类齐全，绫、罗、锦、绢、绮、纱、缎、刻丝等应有尽有。与纺织品发展相适应，辽在南京、中京等地都有染院。置使提点院事，管理印染等相关事宜，辽能用“夹缬”，“蜡缬”法印染各种花纹。 　　陶瓷业辽的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制造工艺上继承和学习了唐、宋的技术，在造型方面具有浓厚的游牧生活特点。鸡冠壶、方碟、长颈瓶、牛腿瓶、凤首瓶和辽三彩、仿定白瓷是辽瓷器物和工艺的代表。 　　辽三彩直接继承了唐三彩的风格，色彩为黄、绿、白，器形有长瓶、长盘、方碟、圆碟等。鸡冠壶是辽瓷中的典型器物，从造型上看，应是由盛贮水、酒、乳等的皮囊发展而成的，早期的鸡冠壶器腹较大，造型浑厚，甚至保留着皮绳缝制的印记；中期渐趋扁平，口高，体小；晚期器体细高，多为捏把。仿定窑的白瓷器多为碗、碟、盘等，金银饰器的边缘异常豪华，几与定窑制品一般无二。 　　辽的陶瓷多为早期实用器物，除鸡冠壶外，仓式罐的造型也别具特色，形似蒙古包，开设小门，并刻有子母鹿纹，从罐中贮有骨灰判断，这种仓式罐有被用作骨灰罐的。 　　辽中京松山州（今内蒙古赤峰西南）有一规模很大的窑场。从考古发掘得知这里生产的陶瓷品种齐全，而以粗白瓷为主，器物多为生活用品。除碗、盘、杯、碟、盂、盆、注子、瓮、牛腿瓶外，还有玩具骰子等。色釉有茶、绿、黄、黑、褐和三彩等多种，花纹有卷草、牡丹、荷花、梅花、水波、凤鸟、蝴蝶等。中京附近辽墓出土的瓷器，多是这里烧制的，这一窑场产量当是很高的。 　　皮革与木器加工业长于骑射的契丹人，重视车马具的制造，皮革和木器加工也有较高的水平。契丹贵族所用鞍勒，尤为考究。东丹王耶律倍（后唐赐姓名李赞华）所画契丹贵族“牵黄臂苍”，“鞍勒率皆瑰奇”①，宋人对辽所制马鞍也赞不绝口。他们称“契丹鞍，夏国剑，..皆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①。因此辽馈赠宋、高丽等物品中例有鞍辔，种类不一，皆极工巧。近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多座契丹墓葬，使我们得以见到契丹所制的鞍辔实物。 　　辽也制造车、船和日用木器家具，奚人和属部黑车子室韦人善造车，契④《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南京》。 　　①参见王丹华：《契丹女尸的丝织品》，载《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①佚名：《宣和画谱》卷8。 　　丹人早年曾向他们学习造车技术。沈括说：“奚人业伐山、陆种、斫车，契丹之车，皆资于奚，车工所聚曰打造馆”②。辽上京有车子院，并设监管理，可见当时造车的技术和规模。辽还制造舟船，以及桌、椅、床等生活用具。韩绍孚、刘可度等曾以商税曲铁都监和榷盐使的身份提点、监造舟船。现在已经发现的木器实物有叶茂台辽墓出土的一架木作结构的“小帐”，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叠涩式顶大型木椁等。而从木器加工工具种类之多，也可看出其工艺水平。此外，契丹人的弓箭制造也有特色，“弓以皮为弦，箭削桦为杆，鞯勒轻快，便于驰走”①。 　　②太平老人：《袖中锦》。 　　①杨渭生：《沈括〈熙宁使辽图抄〉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