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大体上占有淮河以北地区，南方各国则分别占有长江、珠江流域。长江、淮河、珠江及其支流皆通航运，水上交通发达。但淮河主流在五代时，处于五代中原皇朝与吴或南唐的接壤线上，南宋时又与金朝以淮河主流为界，这两个时期的淮河主流，一般情况下都断航。 　　五代的后唐、后周以及宋代，注意发展人工运河，疏浚、拓宽北方的浅狭河流，与长江、淮河、珠江等自然河流一起，形成十分繁忙的内河航行体系。凡以水上交通为主的地区，沿江、沿河的重要港口城镇，设有“驿站”馆舍，以供过往官员等住宿。 　　五代时南方的吴、南唐、吴越、闽、泉漳等政权，还注意发展海上交通，宋代的海上交通更加发达。 　　河北水运后唐明宗时注意兴修水利，长兴三年（932）五月，“幽州进呈新开东南河路图，自王马口至淤口长一百六十五里，阔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胜漕船千石”②，可以通航60吨左右的船只，在当时内河航运中这是较大的船只。这是五代前期河北北部地区重要漕运河道，自后晋时起本地区属于辽朝。后周显德六年（959）四月，又“自沧州治水道入契丹境，于乾宁军南，补坏防，开游口（泄洪口）三十六，遂通瀛、莫”州①。同月，后周世宗攻辽时，即自乾宁军乘船北上，经独流口（今天津静海北），折而西进至孟津关（今河北霸州），后因水浅而弃船登岸，后周时河北水运航道至此为止。北宋朝廷很关注河北边防的漕运，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宗命令疏浚所有通向边境的河道。又于清苑（今保定）界开掘徐河、鸡距河入白河，“自是关南之漕，悉通济焉”①，解决了边防军需的运输问题。淳化二年（991），又自深州（今深县南）新寨镇开新河，导胡卢河水凡200里至真定府（今正定）以通漕运，解决了河北前方驻军重地的漕运，后因河道变迁而断航，熙宁时，再次开渠引水注入新河，恢复航运。 　　咸平五年（1002），又自静戎军（今徐水）东部的鲍河，开渠入顺安军（今高阳东），引入威虏军（今徐水西北），漕运直达边界地区。景德元年（1004），自嘉山（山名，今曲阳北）东开渠，引唐河水至定州（今属河北），向东到蒲阴（今安国）以东，会合沙河，北上经边吴泊（今高阳西），直通宋、辽界河。还开掘或疏浚了一些河道，也都是为了向河北北部运送边防军需。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建炎三年正月甲午。各府州户数包括属县。①《中州集》丙集第三，刘迎《淮安行》。 　　①《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十斗为一石，也称料、斛，约120市斤；南宋末年一斛改为五斗。后世又改为二斗半，四斛为一石。 　　广济河（五丈河）水运后周显德四年（957）四月，“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显德六年二月，世宗又命“浚五丈渠，东通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②。这是后周时京东地区通向首都开封的重要漕运河道。 　　但是，五丈河水量较小，不利于通航。宋建隆二年（961）三月，又命自荥阳（今属河南）开渠百余里，引京水、索水到首都开封，再架流水槽于汴河之上，注入五丈河，增加水量以便于航运，每年承担京东地区漕运上供米62万石，成为首都开封通往东北地区的重要渠道。开宝六年（973）三月，五丈河改名广济河。以后虽不断疏浚，但每遇久旱不雨就断航。以致在元丰五年（1072）将京东的漕运，改由淮阳军（今江苏邳州南）入清河转入淮河、汴河，运到首都开封，但终因路途遥远，运输费用增多。元丰七年，又改为以黄河水注入广济河以增加水量，漕运再次由广济河运抵开封，它是京东地区漕运的主要渠道。 　　漕运的主渠道：汴河水运汴河是隋、唐运河的黄淮段，隋代称通济渠，唐代改为广济渠，习称汴河。唐末毁于战乱，后周显德二年冬，世宗淮备进攻南唐，依古河堤进行疏导，东至泗州（今江苏盱眙），流入淮河。显德五年三月，又疏浚汴口（在今河南荥阳北黄河南岸）引黄河水入汴河，“由是江淮舟楫果达于京师”③，这是唐末以来首次疏通汴河。 　　北宋时，汴河成为漕运的主渠道，“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半天下财赋并山泽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张方平说：“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惟给太康（今属河南）、咸平（今通许）、尉氏（今属河南）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专运粳米，兼以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①所以北宋一直注意汴河的疏浚，但汴河引用黄河水，浑浊易淤积，每年要关闭汴口，以便清淤，修护堤防，一年只有200多天通漕运。 　　元丰二年（1079）四月，改引洛河水，六月完工，“自任村沙谷（今巩义东北）至河阴（今郑州西北）瓦亭子，并汜水关（今荥阳西北）北通黄河接运河，长五十一里”。“引洛河水入新口斗门通流入汴”①。这是一条改引洛河水，沿途设36陂为“水匮”（蓄水池），水少时放水以助航行；天旱缺水时，则从汜水关运河引黄河水补充水量。新汴河因洛水含沙量少而水清，故称“清汴”，清汴畅通时，“波流平缓”，“江淮扁舟四时上下，昼夜不②《资治通鉴》卷294，显德六年四月庚寅、辛卯。 　　③《宋史》卷95《河渠志》五《河北诸水》。 　　①《资治通鉴》卷293，显德四年四月乙酉；卷294，显德六年二月甲申。①《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 　　绝”，“公私便之”②。到元祐五年（1090），又因原先直接引黄河水入汴河，可分流黄河流量的十分之三，黄河可以安流不决。现在主要用洛水，取黄河的水只是黄河流量的十分之一，导致黄河时常决口为由，同年十月废“清汴”，改引黄河水入汴河，恢复旧汴河的航运。哲宗绍圣四年（1094），再次修复“清汴”通航，直至北宋亡。 　　京城开封另一条漕运河道是惠民河，起自京西北路的闵水、洧水等，许州、郑州诸水皆汇入，经尉氏到开封，合于蔡河，通官私船运，每年漕运60万石。 　　真楚运河（江淮运河） 　　船只经汴河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进入淮河，至楚州（今淮阴）南下，转入真楚运河至扬州、真州，是隋唐运河的江淮段。由于航行于汴河、运河的船舶较小，载重量只有四五百料（约合24至30吨），而淮河水流湍急，尤其是楚州北的山阳湾段，常导致航船翻沉。宋雍熙元年（984）在淮河南岸开沙河，自淮阴县（今淮阴西南）磨盘口至楚州末口长60里，避开了淮河山阳湾急流，再折而南下进入真楚运河。皇祐时，又在淮河南岸自淮阴向西至洪泽镇（在今洪泽镇西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开“新河”49里，使过往船舶自洪泽镇由淮河进入新河，下接沙河，再转入真楚运河。元丰六年（1083），再在淮河南岸开龟山运河，长57里，阔15丈，深1丈5尺，起自泗州盱眙龟山镇（今盱眙东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东至洪泽镇与“新河”相接。从此，将真楚运河延长到龟山镇，西接清汴，在淮河中的航程只有二三十里，增加了航运的安全性。 　　真楚运河（江淮运河）内原有河堰堤坝五处以保持水位，但船只过堰时要卸下重载货物，船只过堰后再装船起运，不仅装卸频繁，而且船只容易损坏。天禧元年（1017），开扬州“古河”经由扬州城南连接运河，又拆毁运河中的堰改为水闸（船闸），并掘深河道，船只从此航行无阻。史称“真州乃外江（指长江）纲运会集要口”③，长江中上流的物资，由江船运到真州，转搬上较小船只，进入长江北岸的真楚运河，至扬州后北上运往京城开封，对隋唐运河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修整改造。南宋时淮河以北属金朝，真楚运河是运军粮至楚州的漕运航道。 　　宋代漕运及其他官方物资，通常每十船组成一纲，如五十船即编为五纲之类，称为纲运，如运送粮食的“粮纲”、运送奇花异石的“花石纲”之类。陆上运输官府物资，也以每若干辆车或若干个挑夫组成一纲，均由官员及兵士押送。 　　浙西运河（江南运河）与浙东水运五代时，隋唐运河的江南段分属于南唐、吴越两国，后周世宗进攻南唐，吴越出兵会攻，占领南唐的镇江、常州（今皆属江苏）。宋以南唐辖区为江南东、西路，以吴越辖区为两浙东、西路。江南运河属两浙西路，称“浙西②《宋史》卷93《河渠志》三《汴河》上。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8，元丰二年六月甲寅。 　　运河”。北宋时，运送两浙路物资北上，经镇江过江至扬州入真楚运河，经汴河直达京城开封。 　　南宋时，“浙西运河，自临安府北郭务至镇江口闸，六百四十一里”，“自大江（今长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浙西）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临安）”，成为南宋时期最重要的内河航道。首都临安的“士庶欲往苏、湖、常、秀、江（指江南路）、淮（指淮南路）等州，多雇■船、舫船、航船、飞篷船等”。“纲船”“运千余石或六七百石”，“诸郡米客船只，多是铁头舟，亦可载五六百石”④，通航能力远大于真楚运河、汴河。 　　南宋初，又疏浚两浙东路的上虞（今浙江上虞东南）梁湖堰（今上虞城南）以东的运河，以及余姚县（今余姚北）境内的运河，东接余姚江通向明州（今宁波）。后又疏浚萧山西兴镇（今萧山西）至大江（今钱塘江）运河，是浙东地区的重要漕运渠道。 　　灵渠灵渠起自广南西路桂州（今广西桂林）兴安（今属广西）的离水（今漓江）与湘水（今湘江）之间，自秦代开凿以来，历代成为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通航要道，唐代设斗门以通漕船，这是原始的“船闸”，有利于船只的通行。宋太平兴国二年（977），边翊任广南转运使重修灵渠，嘉祐四年（1059）大举重修，增设斗门，以提高航运能力。南宋时，广西路灵川（今灵川北）、兴安两县知县衔内带“兼管灵渠”，负责随时疏浚以维持航行畅通。灵渠是连接珠江与长江两大水系的唯一水道，大量漕运物资由此转运。 　　长江等河流的航运长江、黄河、淮河、珠江等河流及其支流，是东西向航运的主要渠道，长江主航道，西起嘉州，东至真州、京口转入真楚运河或浙西运河。南宋陆游曾记他赴任夔州通判时，自真州乘载重2000斛（约合120吨）大船西上时，“发真州，岸下舟相先后发者甚众，烟帆映山，缥缈如画”。陆游到鄂州时，见到税务亭前江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是长江中游的主要河港，反映了长江航运的繁忙景象。陆游在快到石首县（今属湖北）之前，看到两艘载重2500斛（约合150吨）的大船下行。他乘2000斛船航行到沙市（今属湖北），换乘“嘉州赵青船，盖入峡船也”①，说明长江航运至少可到达嘉州，而大船可到沙市。 　　黄河部分河段及渭河下游也通航，自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下行至汴口（今郑州西北黄河南岸），进入沛河至东京开封。自河阳以上经三门峡至潼关进入渭河，通航至渭桥镇（今高陵南）。珠江、淮河中下游也是通航要道。海上交通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7，元丰二年四月庚寅注。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47之3。 　　五代时，由于南汉统治者对来广州贸易的番商船只进行掠夺，导致蕃商不敢来广州，海上交通也因而受阻。但闽及泉、漳辖区内的泉州，吴越辖区内的明州、秀州等处，对外贸易发达，海上交通也很兴盛。宋朝统一后，海外贸易兴盛，海上交通更加发达，“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贸易”，还有今日本、朝鲜半岛，以及埃及、索马里等地，包括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东非地区①，与宋朝之间的海上交通，主要是与宋朝东南沿海的诸海港之间进行，宋朝先后于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设市舶司进行管理。五代的吴越及宋朝与日本、高丽等东北亚地区海上交通，主要通过明州、临安、秀州与北方胶州湾内的板桥镇（改设胶南县，今山东胶州）诸海港进行，宋朝廷也设市舶司进行管理。 　　但是，市舶机构只是宋朝外贸管理与税收机构，而宋朝沿海的水上交通无所不达。中外商人因风或有意逃税而不到指定的港口停靠，如被称为“取私贩海者”的“大商，自苏、杭取海路，顺风至淮、楚间”，甚至“擅乘舶自海道入（宋辽）界河（今天津海河），及往高丽、新罗（今朝鲜半岛），登（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属山东）界”，向北航行于今黄海、渤海沿岸地区。北宋朝廷曾从真州发“漕米三万石，由海路送潍（今潍坊）、密（今诸城）州”。 　　航行于今东海、长江下游的海船的增多，促使南宋朝廷继在明州、临安之外，又在海船往来较多的温州、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设立负责外贸的二级市舶机构“市舶务”，反映了长江口以南海上交通的兴盛状况。 　　南海是宋朝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海上交通的必经海域，今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沿海各地之间的海上交通也很兴盛。南宋时，闽、广、温、台的粮食、钱物运送首都临安时，即由海道运至明州，再转由内河船只运至临安。 　　航海的“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①。五千料船应是出洋的大海船，一二千料船是沿海及长江航行船只，而“钻风”船则应是近海航行船只。1975年福建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经考证是2000料左右的海船①，属于中型海船。各种海船装有指南针盘（罗盘）导航，促进了宋代海上交通的发展。①《宋史》卷97《河渠志》七《浙西运河》；吴自牧：《梦粱录》卷12《河舟》。①陆游：《渭南文集》卷44至47，《入蜀记》第二至第五。 　　①《宋史》卷139《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参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