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传”原先由驿站承担，五代时，由乡户担任“递夫”，专职担任“邮传”。以后又设专门的“邮传”机构“递铺”，其职能遂从“驿站”中分出。但也承担某些“驿站”的职能，如宋代凭“走马头子”，可乘“马递铺”的“递马”等。“递铺旧法三等，曰急脚、曰马递、曰步递，并十八里或二十里一铺。今总谓之‘省铺’”。也有25里设一铺，甚至更长，“铺分地里遥远去处，置‘腰铺’”②。 　　急脚递铺急脚递铺也称“急递铺”，实际是“快速”步递，是北宋时三种递铺中最机要的递铺，如规定：“河北两路急脚铺军士，除递送镇（今河北正定）、定（今属河北）总管司及雄州（今雄县）文书外，他处文书不得承受。”文书的内容规定为“事干外界或军机，若朝廷支拨借兑急切备边钱物，或非常盗窃，并入急脚递，日（指一昼夜）行四百里”，最重要的“御前金字牌”，也是由“急脚军士晨夜驰走”传递的③。但是，实际上经常低于规定的速度。急脚递铺只设于少数主要干线。 　　马递铺马递铺也称马铺，设于驿传干线，备有铺马，也称递马、驿马，铺马由官府将不能作战马，而“稍堪乘骑者支（给）马铺”。如“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1069—1072），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宋代驿站不备马，官吏因“差出勾当公事”以及赴任官员，凭枢密院牒“走马头子”，可以逐铺轮换乘骑“递马”，也称为乘驿马、乘传。太平兴国三年（978）至端拱二年（989），曾改为“篆书银牌”，因银牌经常丢失又恢复用“走马头子”。咸平三年（1000），改为“除急程赴任及勾当紧切公事，即得乞乘递马（逐铺更换），余不得更乞置借”①。所以，马递铺实际上承担“邮传”与“递马”（驿马）供乘骑的双重任务。 　　由于宋代马少，马递铺的马匹经常配备不足，而且只是些“稍堪乘骑” 　　的劣马，官员乘骑只是代步，邮传递件时也难于奔驰。所以，虽有“日行”500里、300里的规定，极大多数远低于此数。通常将规定日行400余里（实际上也达不到此数）的急脚递，作为最快速的邮传。 　　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种递铺，即使在同一城镇时，通常也是分别置铺，承担各自递件的传递。由于马递铺除了递送文书外，还提供乘骑，一直受到重视，诸路常设“提举马递铺”官。南宋时，步、马、急脚三种递铺渐合为一铺，因驿传都属于尚书省兵部的驾部司管辖，故称为“省铺”。通常仍同②《五代会要》卷26《馆驿》。 　　③《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14。晏殊于天圣五年至六年九月任应天知府。①《宋会要辑稿》方域11之31，10之24、28。 　　时保有原先的三种铺名，递件则按性质以三种不同的方法分别递送。在铺兵、递马缺乏时，实际上是待递件积存一定数量后，以“步递”进行递送。 　　步递铺与递送物品步递铺普遍设置，不仅要递送官方文书，也是唯一允许递送“私家书简”的递铺，但实际上“私家书简”经常进入各种递铺递送。步递铺与马递铺还承担递送小件物品，有些步递铺甚至还承担“纲运”、粮食的递送。有时急脚递铺兵背负物品奔跑，以致大中祥符元年（1008）下诏：“沿路所置急脚递铺，盖令传送文书，如闻有近上臣僚并往来中使，多令赍持（原作特，误）物色负重奔驰，咸不堪命，自非宣敕，并不得应付。” 　　天禧四年（1020），“遣市小车给凤翔府至绵州递铺”。这是给步递铺兵运送物品之用，因为川路铺兵还承担“纲运”物帛的递送。到北宋末年，“川路诸般（搬）纲运至州、县，缺少铺兵承受”，可以改差其他厢军或雇人运送。 　　元丰五年（1082），自秦州至熙州“置车子铺二十八”，也属于步递铺，可能也是为了“以便运粮、转送文书”②。 　　递卒（铺兵） 　　“先是（五代时）天下邮传，率役平民”。北宋建隆二年（961）五月十七日诏：“诸道州、府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北宋时各地厢军的军号中有以“邮传”为名号，“若此者，事在而名未可废”，就是各地的“递铺”兵士；京西、江南、荆湖、广南诸路厢军中，号为“步驿”的军士，即是“步递”铺兵；以及“马递铺役卒”，都属于侍卫步军司。而“官文书则量其迟速，以附步、马、急递”，则属于尚书省兵部下属驾部司的职责①。 　　斥候铺（战况情报铺） 　　建炎二年（1128）二月，南宋高宗在扬州，因战况不明，在金军兵临城下之际，宋高宗仓皇出城渡江南逃。次年二月，杭州知州康允之在奏章中指出：“维扬（扬州）无斥候，故金人奄至而不知”。于是由“康允之措置本路（两浙路）冲要控扼去处，摆铺斥候。每十里置一铺，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候文字。每铺五人，新、旧弓手内选有心力、无疾病、能行步少壮人充”，“每铺（十里）并限三刻（一昼夜一百刻）承传”，也就是一昼夜递传330多里。以后改为兵士担任铺兵，而且主要干线增为每铺10人。这是新创设的“斥候铺”，专门将前线的军情传送到朝廷，也可以说是一种“战况情报铺”。这里的“摆铺斥候”，虽只是设铺斥候（侦察）之意，但以后有时也称“斥候铺”为“摆铺”，多数记载为“斥候铺”。随后在临近的江南路也设斥候铺，建炎四年，“令江、浙州军日具平安状与探报到事宜，一处入斥候铺飞②《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19，11之9。 　　①《宋会要辑稿》兵24之20，方域10之18；《宋史》卷198《兵志》十二《马政》。申枢密院”①。宋金议和划淮为界后，斥候铺仍保留，只存在于首都（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至江淮之间。 　　绍兴十九年（1149），兵部员外郎黄敏行“往四川诸路措置递角，敏行增铺益兵”。所增即是斥候铺，“自黄敏行建请江、浙、襄之间，旧无斥候（铺）者，一切增创”，实际只是一种新的快速步行递铺。绍兴二十九年，“将有斥候（铺）去处，应干‘省递’并行减罢，其常程文字每日类聚轮差一人传送”①。“省递”即已合并为“省铺”的步、马、急脚递铺，现在再撤并入斥候铺，以减少铺兵及经费。实际上各地只存在“斥候铺”，以及原先没有斥候铺处的“省铺”。 　　摆铺（军队递铺） 　　绍兴三十年（1160），宋金关系因金准备侵宋而再次紧张，南宋又创立一种新的步行递铺，“建炎三年初立‘斥候（铺）’，绍兴三十年又创‘摆铺’。立九里或十里一铺，止许承传军期紧切文字”。与建炎三年设立的，有时也称为“摆铺”的斥候铺不同，这次是由军队设置的军队递铺，常称为“诸军摆铺”。这是“昨缘军兴（指金完颜亮侵宋），斥候铺承传递角滞迟，诸军置立摆铺，专一传送军期”。具体是“止许承传尚书省、枢（密）院、都督府、沿边州军等，所遣发军期钱粮要切文字。余闲缓处不许辄入，并依条入斥候、急（脚）、马、步递”①。 　　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一月（孝宗已即位），摆铺设置的规定是：“自兴州之‘行在’，沿路接连，每十里置铺，选不入队少健轻捷军兵五人，每十铺差巡铺‘使臣’（指正八品至从九品武官）一员，往来机察，季一承代。今欲除金字牌日（指一昼夜）行五百里外，余日行三百里。”由各地驻军统帅派员检查督促，有违犯处亦由统帅向皇帝报告原因后处置。 　　这是西起自今陕甘边境直到东海边的杭州，长达数千公里的军队递铺线，是当时最重要的“军邮”。“隆兴和议”（1163）后，宋金再次和平对峙，摆铺的军事作用削弱，到淳熙十三年（1186）时，“近来摆、斥、省递混而为一，共分食钱，通同递传”。决定依旧分别传递，“择少壮有行止人充摆铺，依元来指挥，内外军期急速文字专入摆铺，常行文字并入斥候（铺）；其元无摆铺处，军期亦入斥候（铺），常行（文字）并入省递（铺）”②。递角各种递铺传送的文书，称为“递角”，通常装入“递筒”封印后发递，装有奏状的递筒封印后“以千字文号记发”，如“侠字号递筒”之类。各类递铺都登记递件的到发时刻，如有稽迟即行追究责任。递筒的“封头”破损，接收铺就应“经官更究”①。但是，如四川等地至临安，路途遥远，所经承传①《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19、20、25、26。 　　①《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18；《宋史》卷189《兵志》三《厢军》，卷163《职官志》三《兵部》。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丁卯；《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43、44、46。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9，绍兴十九年三月甲辰；《宋会要辑稿》方域11之13。①《宋会要辑稿》方域11之31、17、18。关于“摆铺”设立的时间，除绍兴三十年（1160）之说外，还的递铺很多，发生盗折、藏匿，以致只传递空筒而内无递件，又无法追究。在递铺铺兵缺少的情况下，普通递角常常是积存一定数量后才派人背负或挑担送往下一递铺，甚至由铺兵家属妇女递送，因而也就无法追究是否稽迟。金字牌“传信木牌，先朝旧制，合用坚木朱漆为之，长六寸，阔三寸”。各种传信木牌，也称檄牌，实际是“递匣”，内装递件。其中以金字牌（御前金字牌）为最重要。“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一昼夜）行五百余里”。这种“金字牌长尺余，朱漆刻金字，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南宋绍兴元年（1131），已增加“鸣铃”，“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收，不得时刻住滞”，实际上最快也只能日（一昼夜）行400里②。金字牌在北宋时入急脚递铺，有时也入马递铺。南宋建炎时，入创设的斥候铺，绍兴末又改入新创的摆铺，以最快速度递送。 　　白字牌、青字牌、粉字牌、红字牌由于传信牌，包括金字牌都是朱漆的，乾道三年（1167）为了区别于普通的朱漆传信牌，枢密院创制了“黑漆白字（“字”原作“粉”，误）牌”，分发给各屯驻大军及与金接界的沿边州府，专由“摆铺”递传军期紧要文件，日行350里；并制造“雌黄漆青字牌”以备用。淳熙二年（1175），又造“雌黄漆青字牌”，作为尚书省传发紧要文件使用；淳熙八年，尚书省递牌又改为粉字牌。 　　绍熙四年（1193），又因递铺已将雌黄漆青字牌与普通递角同样对待，改用黑漆牌子递匣，上刻“枢密院军期急速文字牌”，填以朱红色的红字牌，日行为300里①。各种传信牌，虽有日行300、350里的规定，实际上大多只日行一二百里。 　　有李心传的建炎三年（1129）二月丁卯（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于是初置摆铺”（实际是斥候铺）说；“绍兴末，丘宗卿为蜀帅，始创摆铺”（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9《金字牌》，下作《杂记·金字牌》）说；以及《宋史·舆服志·符券》“绍熙末，遂置摆铺焉”说。丘宗卿为丘崈字，任蜀帅在光宗绍熙三年至五年（1192—1194）。所以，《杂记》的“绍兴末”应是“绍熙末”之误，史志袭自《杂记》或同源。按“绍兴三十年说”，是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军器监（原作兼）主簿、措置诸递角王厚之奏状所说，最为可信。 　　②《宋会要辑稿》方域11之17、31。 　　①《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5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