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役法 　　五代徭役可分为三类，即夫役、职役和官户役，大多数是继承唐末的役法，也有部分为五代所创设。 　　夫役也称力役，主要从事修筑城池、官廨，治理河道，维修堤堰、驿路，为军队运送军需物资，等等，普通夫役由民户服役，重大夫役如治河、修城等，则随时征集民户，事毕遣散。如显德四年（957），“诏发近县丁夫城镇淮军（时置于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六年，“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河”②。至于经常性的修缮城池、官舍，维修河堤、道路等，更是不计其数。夫役涉及面广，征役无节制，劳动强度大，服役者主要是中下民户，在三种徭役中最为繁重。 　　职役，也称吏役，轮差民户担任州县吏职，下至州县役使的杂职、乡村的壮丁等。如后汉隐帝时，“于诸州、府百姓内差散从、亲事官”，其中散从官“大府五百人、上州三百人、下州二百人，敕本处团集管系，立节级检校教习，以警备州城”③。亲事官、散从官属州役，由民户轮差。 　　显德五年，后周进行“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①，每三年进行一次。这是轮差乡村大户担任耆长的职役，属乡役。 　　五代职役见于记载的不多，宋初继承五代的职役，有衙前、里正、户长、乡书手、耆长、弓手、壮丁、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县押司、录事以下，州孔目官以下的吏职，各种杂职和虞候、拣子等。 　　官户役，是由专门的民户负担官府特殊需要的徭役，常被称为官课户等，而其他服夫役、职役的民户则被称为“散户”。所以，本书称之为“官户役”②。 　　官户役也和夫役、职役一样，袭自唐制，五代时又有所发展。 　　如“羊、猪、纸、炭等户，并羊毛、红花、紫草及进奉官月料”等户，“官课户，庄户，俸户，柴、炭、纸、笔户等”①。进奉官月料户即是课户，创始于唐贞观十二年（638），“改置胥士七千人，以诸州上户充，准防阁例，输课二年一替，计官员多少分给之”，官员的料钱（官俸外的津贴）由此而出，负担料钱的民户被称为课户。至于官员的俸钱则由俸户负担，唐高宗时“薄敛一岁税，以高户主之，月收息给俸”。后屡经变革，后梁开平三年（909）虽曾规定“其百官俸、料，委左藏库依则例全给”②。但从后唐、后汉及后周末年以前的情况来看，地方官的俸、料由朝廷支付的，只是州府长官及高级属官，而州府的其他属官如判官、司户、司法等以及县令等县官的俸、料，②《文献通考》卷19《征榷考》六之《月桩钱》、《板帐钱》。 　　③《文献通考·征榷考·板帐钱》。 　　①《旧五代史》卷114、117、119，《世宗纪》一、四、六。 　　②《册府元龟》卷160《帝王部·革弊》二；《旧五代史》卷103《隐帝纪》下。①《五代会要》卷25《团貌》。 　　②史学界对此种役法很少涉及，“官户役”名系撰者所定。 　　则由俸户、课户分担。后汉乾祐三年（950）规定：“诸道州府令、录、判官、主簿，宜令等第支与，俸户逐户每月纳钱五百，与除二税外，免放诸杂差遣，不得更种职田。所定俸户，于中等无色役人户内置，不得差令法直及赴衙参。”③同时规定了由俸户负担的县令、主簿，州府的判官、司户等俸禄数，朝廷的一部分低级官员的俸禄也是由俸户负担的。 　　由于俸户、课户，以及负担官府猪、羊、炭、纸、笔等的民户，都可以免除各种夫役、职役，其至可以免除两税。所以实际上“并是影占大户”，因而“凡差役者是贫下户”。后周广顺元年，首先在柴荣任镇宁军（今河南濮阳）节度使时，将“属州帐内”的羊户、猪户、进奉官月料户等，“并放为散户”，和其他农户一样负担各种夫役、职役。显德五年，制定了县令、主簿，州、府属官，及朝廷的京百司、内诸司的低级文官的俸禄，从显德六年三月起，全改由朝廷支付，“其俸户并停废”。还规定“官课户，庄户，俸户，柴、炭、纸、笔户等，望令本州及检田使臣，依前项指挥勒归州县”。“如今后更有人户愿充此等户者，便仰本州勒充军户，配本州牢城执役”④。周世宗这次全国性的改革，很快得到执行，在宋朝继续贯彻的情况下，官户役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乾德四年（966）七月还曾下诏“给州县官俸户”①。 　　宋代的夫役北宋建国之初，沿袭后周末年的役法，主要为夫役和职役。北宋初期，民户所服夫役的种类繁多，一如唐末、五代。五代时，常以兵士从事原先由民户负担的夫役。宋代扩大兵士从事夫役的种类，并形成制度。 　　宋太祖为了巩固皇权，建国之初即改革军制，将各地军队中精壮者选为禁军，而将老弱兵士留作地方军，“初置壮城、牢城，备诸役使，谓之厢军”。以后逐渐扩大厢军的兵种，“或因工作、榷酤、水陆运送、通道、山险、桥梁、邮传、马牧、堤防、堰埭”等，都“因事募人”编为厢军，因而设立新的厢军号。诸路厢军的军号多达200以上，其中大部分军号标明了服役的内容，如维修京城的广固军、制造武器的作院军、治理黄河的河清军、维修淮河的静淮军、维护海堤的捍海军等，各州府普遍设置壮城军维修城池，牢城军则是“皆待有罪配隶之人”，从事各项杂役。以及杂作都、梢工都、桥道军、装卸军、船务军、兴造军、窑务军、司牧军、铁木匠营、酒务营、竹匠营等军号的厢军②，首都的东西八作司、南北作坊等70多个部门，都有作工匠或服杂役的士兵，也是厢军的一部分。仁宗初年，枢密使王曙说：“天下厢军止给诸役，而未尝教以武技。”神宗也曾说：“置厢军五十余万，皆以当直、迎送官人占使。”③其任务即是“擎肩舆、供伎巧、服厮役”。北宋虽曾设教阅厢军，但大部分厢军的性质未变。到南宋时，甚至“今之禁军，送③《册府元龟》卷160《帝王部·革弊》二：《五代会要》卷28《诸色料钱》下。④《唐会要》卷93《诸司诸色本钱》上。参见《资治通鉴》卷294，显德五年十一月丙戌。①《文献通考》卷65《禄秩》；《五代会要》卷27《诸色料钱》上。 　　②《册府元龟·帝王部·革弊》二；《五代会要》卷28《诸色料钱》下。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原注：“准汉乾祐二年敕”，二应作三。 　　迎出入番休寓直，与厢军无异”①，担任攻防战守的是屯驻大军。 　　厢军所从事的杂役，如果发生因役过重或待遇过差，以致厢军“数口之家不能自庇，于是相挺逃匿，化为盗贼者不可胜算，朝廷每有夫役，更籍农民以任其劳”②，说明民户承担的夫役已由厢军担任，在厢军逃亡的情况下，也就只好再征民户服夫役。 　　由于厢军承担了原先由民户所负担的日常夫役，因而“惟诏令有大兴作而后调丁夫”。南宋章如愚说：“古者，凡国之役皆调于民，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营缮，民无与焉。”③虽不无夸张，但大体上反映了宋代的情况。 　　宋代的普通夫役虽基本上已为厢军所代替，但黄河的治理，却并非厢军的河清军等所能全部承担。乾德“五年（967）正月，帝（太祖）以河堤屡决”，于是“分遣使者发畿甸丁夫缮治，自是岁以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毕”，这是宋代“春夫役” 　　的开始①。至和元年（1054）时，早已扩展为“京畿及京东、京西等路，每岁初春差夫，多为民田所兴，逐县差官部押，或支移三五百里外工役，罕有虚岁”，并且制定有“差夫条约”。而“江、淮并不点差夫役，当农隙之际，一向安闲”。因此，淮南路的仙居（今河南光山西）县令田渊向官府提出，各路也实行每年征调春夫役，兴修农田水利，虽有“诏下三司施行”，但效果不大。熙宁三年（1070），李竦说他以前任淮南路的太湖知县时，堤堰“因循不复修葺，臣因乘其农隙，劝募旁近地主，备工料兴筑”②。太湖与仙居同属淮南路西部，时距田渊建议被采纳已十多年，而太湖县情况依然如故，可见春夫役并未能普遍推行，而仍只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春夫役在正常的春季服役期间调发的（通常需要“正身”服役）夫役，称为“正夫”。如遇黄河决口等紧急调发的夫役，称为“急夫”，一般可以折抵次年春季应服的春夫役，有时还可免去部分税钱，服役时每日官给粮食二升为口食。夫役先“以人丁户口科差”，“元祐令：自第一等至第五等（户）皆以丁差”，元祐五年又改为“或用丁口，或用等第，听州县从便”。 　　春夫后又分为河防夫、沟河夫两类，河防夫专为治理黄河而差，沟河夫则是进行普通的兴修水利。元祐八年（1093）起，实行新修订的春夫役法，“除逐路沟河夫外，其诸河防春夫，每年以一十万人为额，河北路四万三千人，京东路三万人，京西路二万人，（开封）府界七千人”。民户由每年出夫役，改为“一年起夫，一年免夫”。“去役所有八百里外更不科差，五百里内即起发正夫，八百里内如不愿充夫愿纳免夫钱（每丁免夫钱七千钱）者听”。如果应出春夫地区受重灾等而影响出夫，需要调发八百里以外的夫役时，须要奏明准许后进行，这次改革对春夫役有所减轻与限制。后开封府地区不问远近，愿纳免夫钱的即可免役，其他地区实行上户可以纳免夫钱免役，免夫钱遂成为官府收入的专业款项。到北宋末，已是“河防免夫钱数目至多”，以致可以在“河防免夫钱内预行置办（河防材料梢草等），并优立价直雇夫①《乐全集》卷24《论国计事》；《宋史》卷189《兵志》三《厢兵》。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二月乙未；卷221，熙宁四年三月辛丑。③《三朝北盟会编》卷174；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41《兵制门·州兵》。①《景文集》卷26《上三冗三费疏》。 　　②《宋史》卷177《食货志》上五《役法》上；《山堂考索·后集·兵制门·州兵》。役使”，直至北宋末，徽宗才废除河防免夫钱③。 　　北宋在黄河中下游以外地区及南宋时，水利等夫役大都随时征发，事毕遣散。宋代除春夫役外，也常“和雇”民夫，参与治理黄河或兴修其他水利等，但“名为和雇，其实于等第人户上配差”，“每人支官钱二百，..除官钱外，民间尚贴百钱，方雇得一夫”①，大体上反映了宋代“和雇”民夫的情况。 　　宋代的职役宋代役法中最受重视的是职役，在《宋史·食货志》中近两卷的《役法志》，几乎全是关于职役的记载，而关于夫役的记载极少。职役由于主要是由乡户按户等差派，所以也称差役法。熙宁三年（1070）实行募役法，以后虽有反复，大体差募兼行；南宋又有义役法。 　　以乡户所服职役的机构区分，可分为州（府）役、县役和乡役。从服役的性质区分，州（府）役、县役还可分为吏役与杂役。 　　一、州（府）县吏役宋代州（府）、县的朝廷命官不多，日常事务主要由吏承担，边远地区有些县甚至没有朝廷任命的官员，县政全由吏负责。朝廷各部门和路（类似后代的省）级机构，也都有大量的吏处理日常事务，基本上属募役及从州（府）吏中抽差。 　　这里介绍的是乡户承担的州、县吏役。吏人，亦称人吏，也称职员，是州（府）、县吏役中高层人员的统称。 　　州（府）的吏人分为职级、前行、后行三等。职级还分为都孔目官、孔目官至粮料押司官，共十阶。都孔目官、孔目官亦称都吏，是吏役中的最高职名。吏人分属州（府）的使院、书表司、刑法司等，办理“狱讼、帐目、遣发”等事务。乾德元年（963），开始招募州（府）的吏人，“募有田产谙公事人充”役。如“不足，则据数均于属县曹司正员内差补”，后曾停止抽差县吏任州（府）吏，允“许以中户以下选差”担任州（府）吏，但由于乡户“不谙书算”，只得重又抽差县吏任州（府）吏。有的州、府因县吏不熟悉州、府公事，而被退回本县，只保留招募的“长名”州吏。元祐时行差役法，绍圣以后又重行募人任州吏。 　　县的吏人分为押司、录事、前行、后行，押司、录事，宋初从各户等中选通晓吏事者充任。由于“县吏差税户，多不省文书”，庆历元年（1041）起按照招募州吏的方法，“召有产业人投名，不足则差”，从而差募并行，南宋时以募为主。 　　贴司，乃吏役中低于“吏人”的职役，最初只是朝廷各部门、开封府及路级机构才设置，各州（府）、县只设“私名书手”。景德二年（1005），依各地所用私名书手人数为定额设贴司，由“吏人”保明后充任，属于募役。“吏人”不足时可以临时代行其职，“吏人”有缺额时以次升补为“吏人”。主要担任州（府）、县各案的书算事务，南宋初定为每案不得超过五人。造帐司人吏，掌造转运司、提举司钱帛帐，属州（府）役。最初系抽调③《宋史》卷91《河渠志》一《黄河》上。因史称服役者为“春夫”，撰者因而称之为“春夫役”，以其不同于一般的夫役。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13—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8，熙宁三年十二月甲子。各县“吏人”充任，治平元年（1064），以县吏不熟悉造帐事务而放回本县，而由州（府）吏造帐。熙宁四年（1071），各州（府）募能造帐人充任，元祐时改为由吏人中抽差。 　　祗候典，亦称知后典，属州（府）役。担任受发文书，原先由属县派吏人中的“后行”到州（府）承领文书，派“解子”送回本县。熙宁十年，创设祗候典，属募役。绍圣时废，改为吏人中的“守缺”担任其职。 　　乡书手，原属乡役，为第四等户差役，负责文书事务，隶属于耆长。熙宁七年，改为募役。次年，废耆长以后乡书手成为县役，基本上以本县乡数设额，地位与县贴司相近而略低，县“吏人”有缺额时也可以补为“吏人”①。州（府）、县吏役以募役为主，只有一部分属差役。除额内吏役（称为正额、正名）之外，还有守缺、习学、私名，如私名贴司之类。州（府）吏的高层“职级”中，年满出职为官或任摄官，其子侄可以替补为吏，成为州（府）吏的重要来源。吏役无俸禄，依靠接受贿赂，不少因之致富。王安石变法时采取支付较丰的吏禄，同时严禁受贿等违法行为。但后来大多不支付吏禄而任其受贿，虽有明文禁受贿赂，形同虚设。南宋陆九渊所说的：“吏人自食而办公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无良心、无公心，亦势使之然也。”反映了宋代吏役的基本情况。 　　州（府）吏、县吏大多掌握地方政权，左右州（府）、县官的意志，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官人视事，则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为吏所欺，为吏所卖，亦其势然”②，正是宋代官吏关系的最好写照。只有少数强干的监司、州、（府）县官，采取有力措施，才能对恶吏的为非作歹有所抑制。然而，“官之贪者不敢问吏，且相与为市；官之庸者不能制吏，皆受成其手”①，则是普遍现象，至于称为“立地官人”、号为“十虎”的恶吏，决不是少数事例。 　　二、衙前役宋初，衙前役一如五代，属州（府）吏役。任诸州（府）的吏职，也有担任一些杂役的则类同“公人”。从入役的形式可分为：招募的衙前，称为长名衙前，也称长入或投名衙前；由县役的押司、录事差派的，称为押录衙前；由乡役的里正差派的，称为里正衙前；以及由乡户直接差派的，称为乡户衙前。服役内容相当广泛，主要是“主官物”，也就是“部送纲运，典领仓库”。此外，经常性的职务，还有“管勾公厨、茶酒、帐设司”，主持馆驿，有些地区还从事管理耕种官庄田地、冶铁、伐木，而边远地区的“州主令佐”，宋初也有“差衙前勾当”的②。 　　衙前在朝廷，属三司的衙司管辖，元丰改官制，衙司归刑部都官司。诸路、府、州、军、监也设衙司，熙宁四年役法改革以后，曾一度废罢，元丰元年（1078）又复役。三司衙司除主管官外，设都押衙及衙佐等，统衙前大将、军将、守缺军将，合称军大将。地方衙司只设衙前军将以及其他衙吏。衙前的“职次，曰客司，曰通引官（承引官），优者曰衙职”，通称衙吏。衙职也称衙职员、职员，有都知兵马使、左·右都押衙、都教练使、左·右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8，元祐五年二月辛丑、甲辰；卷476，元祐七年八月庚申。《宋会要辑稿》方域15之32。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8，元祐五年二月辛丑、甲辰。 　　①《淳熙三山志》卷13；《赤城志》卷17。 　　②《象山集》卷84《与赵推官》。 　　教练使、守缺教练使、押衙，都高于衙前军将。“自都知兵马使至第六名教练使，凡十三阶”①。 　　五代及北宋中叶以前，吏人（职员）及长名衙前还可带“宪衔”，即可以带有散官、检校官、兼官及勋官等官衔，通常带的是所谓“银、酒、监、武”衔，即是一个不入流、没有官品的吏人（职员）或长名衙前，可以带有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文散官）、检校国子祭酒（国子祭酒从三品）、监察御史（属兼官，正八品）、武骑尉（从七品，勋官）四种官衔，这是五代时军官担任吏人（职员）或长名衙前时的制度，北宋中期以前沿袭，因而常常冒充官户以享受特权，元丰五年（1082）官制改革时才废除。 　　衙前役在北宋初期全是募役，其后由县吏役中抽差役满的押司、录事担任，称押录衙前。又以“里正主催税及予县差役之事，号为脂膏，遂令役满更入重难衙前”，称里正衙前。并规定押录、里正，“其不历衙前者，虽得替不许归农”②，在得替押录、里正人少的少数州、军，缺人承担衙前役，就直差乡户担任，称为直勾或直差衙前，且无任期，直至破产才更换，但当时官员们注意的焦点是里正衙前。 　　押录衙前由于押司、录事先已担任县吏役数年，比较熟悉官场。而里正衙前则主要经历的只是乡役里正，有的甚至刚任里正即被送州（府）任衙前，易被官吏欺蒙，以致破家荡产。 　　至和二年（1055）四月，废罢里正衙前，改为只差乡户衙前。乡户衙前实行五则法，将本州（府）内人户统一按财产从多到少排定，分为五则（五等），再将本州的衙前重难差役也分等，每件重役有十户轮流担任，当时称为“民甚便之”。然而这只是将里正负担的灾难直接转嫁给乡户，乡户衙前同样也纷纷破家荡产，不到十年，官员们再次议论改革设法，“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乡户衙前遂成为王安石变法时役法改革的重点，实行免（募）役法，改衙前差役为募役，元丰三年前后，雇役衙前基本上合并入长名衙前，随后又取消了押录衙前。元丰八年，宋神宗死后恢复差役法，对于衙前实行的实际是差募并行，而且是“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元祐三年即重行募役法，而“乡户衙前役满，未有人替者，依募法支雇食钱”③。南宋也行募役法，甚至役法改革长期未触及的边远地区，如广西路海外四州（今海南省），也于淳熙九年（1182）由差役法改为募役法。 　　三、州（府）、县杂役宋时被称为公人的，承担各种杂役，基本上属差役。熙宁时，改为差募兼行，以募为主，其后大多恢复为差役。宋时的州府役，有散从官、斗子等。散从官，属州（府）役。有承符、散从官、步奏官，负责“追催公事”；还有“人力”担任“当直”，并差税户或坊郭有“行止”人担任。元丰时将承符、人力合并入散从官。散从官和弓手、手力，还负担迎送到、离任的官员。 　　院虞候是州府役，一度并入散从官，差乡户担任。任州、府司理院当直听差及所属狱子，役法改革时，因无人投充而差四等户担任。 　　杂职是州（府）、县役。差乡户担任，负担州（府）、县衙杂事，允许长期担任。 　　①《名公书判清明集》卷2《汰去贪庸之官》。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94、98。 　　③《赤城志》卷17；《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97。 　　手力，属县役。宋初以第二、三等户差役，负责追催公事和征收城内的赋税。熙宁时，改为募役，元祐后，其地位已降与“杂职”相近。 　　弓手，属县役。宋初为三等户差役，受县尉统率巡捕盗贼。熙宁时，改为募役，元祐元年（1086）曾以第一等户差充，不足则差次等户，大多数役户雇人代役，其中少数弓手被差充狱子。 　　解子，属县役。为乡户差役，主要为移送公文，有时代替手力的部分职务，熙宁、绍圣行募役。 　　医人，属州（府）、县役。于州、府治所在县的医人中轮差，各县于附近乡村医人中抽充，熙宁时给雇钱。 　　斗子、拣子、库子、秤子、拦头等州（府）、县役。拦头曾招客户担任，后以第五等户差充。其余均以第三、四等户差充，熙宁、元祐时为募役，后以家产五十贯以上人户充。 　　州（府）、县公吏名称众多，此外还有手分、所由、街子、行官等。手分属吏役，高于贴司，所由等属杂役为投充。南宋有承差人、传贴人，属杂役，为差役或自行雇人代差。 　　四、乡役宋代乡役，北宋前期为耆长、里正、户长、乡书手、壮丁，熙宁行保甲法后，以保正、保长、保丁、催税甲头代替耆长、壮丁、户长，其后情况较为复杂。 　　耆长负责治安、承受县司的公事，以及桥梁道路的修治，以第一、二等户差役，间行雇役。熙宁四年（1071）役法改革，以耆长、壮丁为轻役定为差役，七年，改为募役，次年即为保正、保长所代。元丰八年（1085）十月复设耆长，为募役。元祐元年（1086）改为差募兼行，绍圣元年（1094）又以保正、保长代耆长。 　　保正·副、大·小保长，通常由富户担任，原为差役，后亦常支雇钱。 　　南宋时，福建路与耆长长期并设，保正、保长负责治安及桥道修治，承受县司公事则由所募耆长负责。江南、两浙等路，初只设保正、保长，不久亦募耆长、户长，由于税赋量大，耆、户长无力完成，南宋朝廷遂责成保正·副督办。而税赋少的福建地方官府也曾仿效，为南宋朝廷所制止。保正·副原本只需负责重大治安事务，其他事务归耆长，而实际上常是“保内事无巨细，一切（原作如，误）责办”①，因而常导致保正·副破产。 　　里正为第一等户差役，负责税收及担任部分县役，被视为“脂膏”。后以任满里正要差充一任衙前，常导致破产，至和二年罢里正衙前的前后，废里正而增差户长。 　　户长为第二等户差役，后亦间行雇役，负责征税兼机察盗贼，熙宁四年改为募役，次年罢机察盗贼之责而专负责征税。八年，轮差保丁一人为甲头，代户长催租税、常平钱和免役钱，一税一替，称催税甲头。由于甲头多为中、下户，无力催税，元丰元年重又雇募户长催税；无人应募处，轮差四等户以上保丁催税，一税一替，依催税多少支给雇钱。哲宗时的反复变化与耆长相似，北宋末及南宋，主要是雇募户长或大保长催税，有时又轮差甲头催税。壮丁为四、五等户差役。隶属于耆长，担任受送公文、参与治安。设废及差募与耆长同。罢壮丁时，其机察盗贼事为保丁所接替。 　　熙宁八年设承帖人，属募役。隶属于保正，接替壮丁主受公文，而实兼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9，至和二年四月辛亥；《赤城志》卷17。 　　耆长、户长、壮丁之役。元丰八年十月罢，绍圣元年复设，南宋不设。 　　宋代对职役法的改革宋代职役的役法重大改革有三次，首先是至和二年的废里正及里正衙前改差乡户衙前，其次是熙宁募役法，最后是南宋的义役法，其中尤以熙宁募役法影响最大。 　　改差乡户衙前不过几年，家破人亡的惨剧，不仅说明里正衙前改差乡户衙前，只是将灾难由里正转嫁给乡户，而且暴露了整个差役法的弊病，强烈要求改革的呼声，终于使役法改革成为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此外，被称为重役的还有承符、散从官、耆长、户长，也有人把弓手视作仅次于衙前的重役。熙宁四年十月颁布募役法，对役法进行全面改革，规定应服役的乡户，按户等出钱可以免服差役，称为免役钱，因而也称免役法。出钱户的户等各地有所不同，如首都开封府规定乡户（分为五等）四等（含）以下、坊郭户（分为十等）六等（含）以下不出钱。一般地区多数是四等乡户也出钱，有些地方连原先不服职役的五等户也出钱。原先免役的官户、寺观户、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以及坊郭户，则减半出钱，称为助役钱。征收的总数则视各州、县募役所需而定，然后再加十分之二，称为免役宽剩钱，以备灾年时使用。原先作为衙前役酬奖的酒、税坊场，收归官府，其收入也作为募役之用。 　　朝廷用上述收入募三等以上户充役，应募衙前役的要以物品或产业作抵押，应募弓手要考试武艺，应募典、吏则考试书计，同时裁减州（府）、县役的人数。另一方面，除初期还保留少量差役，如被认为是轻役的耆长、壮丁外，又创设了新的差役，如保正·副、大·小保长、保丁、催税甲头等。募役法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虽屡经反复，但仍主要行募役法。南宋时，成为役法改革重点的是保正、保长等乡役。 　　南宋初年，保正·副即因代户长催税，力不胜役，多致破产，改而差催税甲头，又改募户长催税，或由大保长兼户长并给雇钱任催税，等等，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为了应付保正、保长、户长役，民间开始创立“义役”，最早的是绍兴十五（一作十九）年，金华长仙（西山）乡民户汪灌等11户，自动按户等集资，以供应役户，后改为置田百亩，收入作为轮充役户的费用。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吴芾任婺州（今浙江金华）知州时加以肯定，并“劝民义役”，但吴芾次年秋即离任，义役未能推广。义役的实质是由乡民自办的、变相的募役。 　　范成大于乾道五年（1169）任处州（今丽水）知州时，“松阳县（今遂昌东南）有一二都（乡下分都），自相要约各出田谷以助役户，永为义产，总计为田三千三百余亩”，规模比金华大得多，范成大曾要求推广而未果。乾道七年，范任中书舍人时，再次提出推行于诸路，得到朝廷赞同，遂成为南宋义役的创导者，各地纷纷仿效。乾道九年，李舜臣任德兴（今属江西）知县时，“奉诏举行义役事”，“期年役成，民大便利”①，即是一例。各地的义役略有差异，根据户等、或财产、或土亩、或田赋多少，各出土地或各①《宋史》卷177《役法》上；《宋会要辑稿》食货65之57。 　　出钱购置土地作为“义产”，以供服役户补助服役所需的费用。通常只由应役户集资，但也有本不服役的下户被迫出钱集资，这是由于担任役首、役主的都是富户，有些役首将负担转嫁给下户所致，少数役首甚至乘机霸占作为义产的役田。在编排轮充差役时，有的役首以上户轮充保正，而将负责夏秋税收的户长或大保长由中下户轮充，以致中下户役重而上户役轻。 　　义役推行不久即有不同意见，淳熙十一年（1184），在主张推行义役的监察御史谢谔建议下，义役、差役各从“民便”，义役在各地继续实行。刘克庄在淳祐四年（1244）任江东提刑后，曾概括地说，“当职累历郡县，所在义役词讼绝少”，这是他自嘉定二年（1209）入仕后35年来，历任江西、淮东、福建州县地方官后，对义役基本肯定的结论。而对鄱阳（今江西波阳）县的义役，则认为“惟此间义役之讼最多”，接着所说的，“盖义役乃不义之役，而义册乃不义之册，或六文产或三文产不免于差，则役首之罪反甚于乡书手矣”①，则是只就鄱阳县义役而言。所以，他并不是废除鄱阳义役，而是要求处置不公的役首，继续推行义役。 　　南宋末年，文天祥在为家乡吉水县（今属江西）永昌乡义役所写的序文中，也对义役作了肯定。他指出差役之弊，“民无以相友助，相扶持”。轮派差役，更换被差人户等，听命于官吏乡胥，而“是（义）役之权，不在官与吏与乡胥与奸民与适至之天，而在吾乡里和气间”①。文天祥所言虽不无夸大，但义役相对于差役而言，利多弊少应予肯定，这就是直至南宋灭亡前，义役仍不断在各地兴起的原因所在。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66之84。 　　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7《处州义役、德兴义役》；《宋史》卷404《李舜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