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建国前夕，在李元昊的主持下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由大臣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称“国书”或“蕃书”，后世称西夏文。西夏文字是仿照汉字结构创制的词符文字，文字构成多采用类似汉字构造的“六书”会意字和形声字等，也由偏旁、部首组合而成。但同汉字相比，西夏文字笔画更为繁复，多撇、捺，无竖钩。《宋史·夏国传》记载其“字形体方正，类八分，而画颇重复”。西夏学者骨勒茂才认为：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是“论末则殊，考本则同”①。西夏文创制后，夏广运三年（1036）下令颁行，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字。国中设立“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选派贵族官僚子弟入校学习，翻译汉文典籍。 　　西夏文字的创制，在西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并构成了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从现已发现的西夏文字文献、文物中，有用西夏文记载的历史、法律、文学、医学著作；有用西夏文翻译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类林》、《孙子兵法》、《贞观政要》、《十二国》等；有大量译自汉、藏等文字的佛教经典；还用西夏文镌刻碑文，书写题记，铸造印章、钱币、符牌、铜镜等。 　　文学西夏崇尚汉文化，但用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传世不多。崇宗乾顺特别重视文学，本人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曾作《灵芝歌》与大臣王仁忠酬唱，传为佳话。留传于世的西夏文学作品，以诗歌和谚语为主。诗歌有宫廷诗、宗教劝善诗、启蒙诗、纪事诗与史诗等几类。西夏诗歌有韵律，一般为对称结构，通常是五言或七言体，也杂有多言体。每一诗句的音节数目不同，如夏天盛十四年（1162）佚名作者创作的《大颂诗》②，是颂扬西夏文创制者野利仁荣的颂诗，全诗23行，分别为七、十、十一言。另一首史诗性的作品《夏圣根赞歌》①，内容多为民间传说，遣词造句带有浓重的民谣色彩，全诗45行，每行3—14字不等。开首三句：“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历来被学者引用作解释党项族称与历史源起的根据。另一首《新修太学歌》①，作于仁宗乾祐二十三年（1192），内容是赞美重建太学的，全诗27行，字数不等，词句华美对仗，具有宫廷诗的风格。 　　谚语是西夏文学的宝贵遗产，著名的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②，是由①参见朱子方、包恩梨：《辽朝的石雕艺术》，《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②参见朱子方、包恩梨：《辽朝的石雕艺术》。 　　①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①[俄]克恰诺夫：《献给西夏文字创造者的颂诗》，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②聂鸿音：《西夏文<夏圣根赞歌>考释》，《民族古籍》1990年第1期。学者梁德养、王仁持于夏乾祐年间（1170—1193）收集整理的。西夏谚语对偶工整，结构严谨，字数多少不一，有6字至36字句式，以14字为最多。内容广泛地反映了西夏与党项社会的各个方面，揭露黑暗、鞭鞑丑恶、赞颂美好生活，并涉及社会生产、生活、风尚习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内容。音乐、舞蹈党项羌人是一个富有音乐传统的民族，早期党项羌人的乐器“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③，“横吹”即竹笛，是由羌人发明的。从唐代起党项人接受了中原音乐，宋代李德明时“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西夏建国后，李元昊为改“唐宋之缛节繁音”，乃下令“革乐之五音为一音”①。夏人庆五年（1148），仁宗令乐官李元儒参酌中原乐书，更定音律，赐名《鼎新律》。西夏流行的乐器，据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记载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箫、笙、筚篥、七星、吹笛、击鼓、大鼓、丈鼓、拍板。”西夏设有“蕃汉乐人院”，惠宗时曾“招诱汉界娼妇、乐人”②，已发现的西夏文献藏品中有《刘知远诸宫调》戏曲残本，说明戏曲已传入西夏。 　　西夏时期的舞蹈在碑刻和石窟壁画中留有生动的形象，如建于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的《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额两侧的线刻舞伎，舞姿对称，裸身赤足，执巾佩璎，于豪放中又显出妩媚。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河西走廊地区的石窟寺西夏壁画中，伎乐菩萨的舞姿已接近唐、宋风韵，失去了羌系民族强悍粗放的风格。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中的《乐舞图》，由舞女与乐队组成，舞女上身半裸，披挂绸带，着短裙长裤、赤足，颈部、手臂饰以璎珞、臂钏、手镯，左右相对吸腿舞状，姿态雄健③。在一幅西夏观音图中，有男性舞者形象，伴奏乐人为秃发男性，舞者抬臂舞姿，动作雄健，类似今日蒙古民族舞蹈。 　　绘画、书法西夏的绘画艺术，留传于今的作品主要是佛教绘画。种类有石窟、寺庙壁画，经卷木刻画，木板、绢帛、纸本绘画等。石窟壁画主要保存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石窟寺中。绘画题材主要有本生故事、说法图、经变画、千佛、供养菩萨、供养人像与洞窟装饰图案等。壁画中的乐舞图、飞天、水月观音、唐僧取经图尤为西夏绘画艺术的精品。在壁画题材中，有为阐发佛教经义绘制的反映西夏社会生产和生活内容的农耕图、踏碓图、酿酒图、锻铁图，是反映西夏世俗生活的绘画艺术珍品。榆林窟第29窟的西夏供养人像，无论男女，都身材修长高大。男像圆面高准，两腮肥硕，体魄魁伟，穿戴别具民族特色的服饰，充分表现出党项羌人粗犷、剽悍、豪爽的民族性格。西夏壁画，早期模仿继承北宋，中期学习吸收回鹘佛教壁画艺术的成分，晚③聂鸿音：《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①参见陈炳应译《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②《隋书》卷83《党项传》。 　　③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 　　期又接受了吐蕃佛教（后世称为“藏传佛教”）绘画艺术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构图、人物造型、线条、敷彩等方面都有特色。如线条上以采用铁线与兰叶描为主，辅以折芦、莼菜条；敷彩大量使用石绿打底，使画面呈现冷色调的“绿壁画”等。西夏时期刊印的西夏文和汉文佛经中，卷首多刻有精美的木刻版画，也发现有图解本的西夏文佛经。黑水城出土的大量西夏佛画，有用绢、帛或纸本绘制的，内容有《文殊图》、《普贤图》、《弥勒佛图》、《阿弥陀佛接引图》等。其中还有《十一面观音图》、《上乐金刚图》、《胜三世明王曼荼罗图》及大型坛城（曼荼罗）木版画等密宗绘画，浓抹重彩，色调深沉，画中附绘供养人像与西夏文题款，别具风格，都堪称艺术佳品。除佛画外，甘肃武威西郊西夏墓出土的木板画，内容多为武士与侍者形象，虽构图缺少变化，但用排列整齐的人物形象渲染严肃气氛，笔法飘逸，颇具唐画余韵。黑水城出土的版画《卖肉图》和《魔鬼现世图》，构图新颖，脉络分明，描绘生动、逼真、细腻，刀法娴熟，反映了西夏绘画艺术从写实到写意方面的高超画技。 　　西夏的书法艺术源于汉字，有楷、行、草、篆四体，传世作品中，楷书多见于写经与碑文，篆书见于碑额与官印，文书、契约则多用行、草。出土文物中发现有西夏时期使用的竹笔，用以书写硬笔书法。仁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刘志直，工于书法，他用黄羊尾毫制作之笔，质量很高，为时人所效法。雕塑西夏雕塑艺术品种类多，有铸铜、石雕、砖雕、木雕、竹雕、泥塑、陶瓷等。西夏皇陵出土的鎏金铜牛，长120厘米，重188千克，模制浇铸，通体鎏金，造型生动，比例匀称，是西夏铜铸艺术的代表作。西夏石雕题材丰富，出土的有石马、石狗、石螭首、石雕人头像、栏柱、柱础、人像石座等。动物石雕、栏柱石雕都为通体圆雕，比例均衡，刀法细腻，有的留有彩绘痕迹。西夏皇陵出土的人像石座，呈跪坐负物状，形象有男女之分，皆双眉粗厚，双目凸出，短鼻獠牙，一说为西夏奴隶形象的写照。 　　泥塑艺术以佛寺塑像为代表，夏崇宗时期修建的甘州大佛寺释迦牟尼涅槃像，身长34.5米，肩宽7.5米，木胎泥塑，金装彩绘，虽经后世修补，但西夏泥塑规模与风格于此可见。敦煌莫高窟第491窟西夏供养天女彩塑，高67厘米，头梳垂髻，身着袿衣，面露微笑，典雅俊美，宛然如生。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古庙和宁夏贺兰县宏佛塔中，都出土有佛、菩萨、罗汉、供养人、力士、童子泥塑，这些泥塑佛像多运用写实与艺术夸张手法，刻划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逼真自然，富有生活气息。 　　雕塑陶瓷艺术品，在宁夏灵武窑出土的有人物和动物形象，如秃发的青褐釉供养人头像，卧姿褐釉骆驼，形象生动，釉色精美。西夏还出土有木、竹雕刻品，木雕中有一件菩萨像，冠带罗裙，端坐于龛内，左右置宝瓶和童子，画面富有生气。竹雕，在长7厘米宽不足3厘米的画面上，有庭院、松树、假山、花卉和人物，刻工精细、生动，是西夏存世的竹雕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