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吕祖谦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曾祖吕好问,(1064—1131)字舜徒,南宋初年“以恩封东莱郡侯”②,始定居婺州金华(今属浙江)。当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

  家世显赫,家学深厚吕祖谦出身官宦世家。八世祖吕蒙正,字圣功,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第一;七世祖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六世祖吕公弼(1007—1073),字宝臣、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均以荫入仕,分别赐进士出身和登进士第。以上诸吕皆曾入朝为宰相。② 《陆九渊集》卷12《与赵咏道四》。

  ① 《陆九渊集》卷12《与刘伯协》。

  ③ 《陆九渊集》卷1《与曾宅之》。

  ④ 《陆九渊集·附录》。

  ① 《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② 《宋史》卷362《吕好问传》。

  五世祖吕希哲(1039—1116,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父吕弸中、父亲吕大器等,皆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连续不断地在朝为官,在宋以前和以后的历朝中不多见。

  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清人王梓材在校订《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所加按语说:谢山《札记》:“吕正献公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按指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按指尹焞)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荥阳长子好问,与弟切问历从当世贤士大夫游,以启紫微,不能不为之立传也。足见吕氏家学之深厚。全祖望(谢山)的计算尚不准确,吕氏家族当入学案的,七世尚不止17 人。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①少时科试,壮齿隐忧吕祖谦在《除馆职谢政府启》中,对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时既夺移于科试,及乎壮齿,又堙废于隐忧,竟失全功,徒怜初志。”②这是颇合实际情况的。

  吕祖谦儿时,随父亲在福建任所,他先从师于林之奇,后随父至临安,又从师于汪应辰和胡宪。林之奇字少颖,一字拙斋,学者称三山先生,是吕祖谦伯祖吕本中的门弟子。据《宋元学案》称,吕本中“教之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称高弟”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吕祖谦又成了他伯祖吕本中的再传弟子,足见其在学业上,受其伯祖影响最深。汪应辰,本名汪洋,18 岁成进士,因高宗览其应对,颇为赏识,赐名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学者称玉山先生。他受知于赵鼎,也颇得胡安国、吕本中的赏识。据《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②这对吕祖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胡宪字原仲,是著名学者胡安国的侄子,从胡安国学,因居住在籍溪,故自号籍溪先生。“先生质本恬淡,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也。”③这些个人修养,亦对吕祖谦有很大影响。

  吕祖谦早年因祖父吕弸中的致仕恩,补为将仕郎,绍兴二十七年(1157),改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绍兴三十一年(1161),为右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这时,他才25 岁。但吕祖谦并未看重这些官职,他甚至并没有去上任,④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孝宗隆兴元年(1163),吕祖谦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年四月,先考①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② 《东莱吕太史集》卷4。

  ① 《宋元学案》卷36《紫微门人》。

  ② 《宋元学案》卷46《玉山学案》。

  ③ 《宋元学案》卷43《刘胡诸儒学案》。

  ④ 见《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吕祖俭《圹记》:“以祖致仕恩,补将仕郎,监潭州南岳庙、严州桐庐县尉,未上。”

  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又中进士。孝宗特下诏“减二年磨勘,堂除差遣”①。史臣在这里还特别注明:“祖谦既中选,赐同进士出身,相继放进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②吕祖谦由此而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其制词说:“尔两科皆优选,宜有以旌其能,资叙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从政郎,差遣如故。”③看来仕宦的生涯已向吕祖谦展开了坦途,但他的命运不济,实际上,他所谓的“隐忧”也随之到来了。

  就在吕祖谦连中两科的前一年,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他的妻子韩氏去世,所生男亦夭折。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他的母亲去世,归葬婺州。由于为母亲守丧,他只得以教授学子为业。乾道五年(1169),他再娶韩氏(为原配之妹),并到严州任所。乾道六年(1170),他升任太学博士,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次年(1171)五月,第二任妻子韩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在精神上给吕祖谦带来了极大痛苦。接着,乾道八年(1172),父亲因病告归,并以这年二月去世。在守丧的三年中,他仍以教授学子和著述为事。淳熙三年(1176),守丧期满,因李焘的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这一年,正40 岁。这时,他已疾病缠身。淳熙四年(1177),又娶芮氏为妻,淳熙六年(1179)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这一年他42 岁。越二年,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九日他也病故,享年44 岁。

  兼收并蓄,独树一帜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发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①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②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③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① 《宋会要辑稿》选举12 之15。

  ② 《宋会要辑稿》选举12 之15。

  ③ 《东莱吕太史集》附录《年谱》。

  ① 《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

  ② 同上。

  ③ 《象山全集》卷36《年谱》淳熙二年引文。

  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④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①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发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②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 卷(通释3 卷,解题12 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③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④。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 卷,解题12 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①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②。“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③。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 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④。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④ 《东莱太史别集》卷10《尺牍四·与陈同甫》。

  ① 《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② 《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③ 引文见吕祖谦《大事记原序》。

  ④ 《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① 《大事记解题》卷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条。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4。

  ③ 李大存:《大事记后序》。

  ④ 《四库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存目》生课试之作”⑤,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 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①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 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0 卷,所涉诗文集800 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②,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③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①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吕祖谦还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1 卷、《书说》35 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 卷、《春秋左氏传说》20 卷、《春秋左氏续说》12 卷、《东汉精华》14 卷、《丽泽论说集录》10 卷、《历代制度详说》12 卷、《古文关键》2 卷等,皆已收入《四库全书》,另还有《东莱集》40 卷传世。

  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极力主张抗金。他曾上书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先孰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②他对南渡之后50 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③,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其用意显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18 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发挥他的⑤ 《东莱博议·自序》。

  ① 《东莱博议》卷2。

  ② 周必大:《皇朝文鉴序》。

  ③ 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① 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②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③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才干,实在令人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