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210卷，明宋濂等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乙亥（初四日），夺取元末农民战争胜利果实的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元洪武。同年八月庚午（初二日），明军占领元朝大都（今北京），元亡。朱元璋为把自己取得政权的经过说成是“奉天承运”、“绍百王之正统”①，并为了总结前朝成败得失的经验，作为本朝统治的鉴戒②，乃决意仿唐朝以来新建王朝必组织一定人力，设局纂修前朝历史的做法，于当年十二月，命令宋濂，王祎等人纂修《元史》。 　　洪武二年（1369）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宫东）正式开局编写，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结束，参加的人有总裁宋濂、王祎及纂修汪克宽、胡翰、宋僖等16人，仅用了188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纪37卷，志53卷，表6卷，传63卷，共159卷。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猝，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全书没有完成，于是派欧阳佑等人到全国各地调集顺帝一朝资料，于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开史局，仍命宋濂、王祎为总裁，率领赵埙，朱右、贝琼等15人继续纂修，经过143天，七月初一书成，增编顺帝纪10卷，增补元统以后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货志》各1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传》36卷，共计53卷。然后合前后二书，厘分附丽，共成210卷，也就是现在的卷数。两次纂修，历时仅331天。 　　《元史》正文由《本纪》、《志》、《表》和《列传》等部分组成。 　　早在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原金朝状元王鹗就奏请纂修成吉思汗的实录了①。此后，自成吉思汗到宁宗十三朝，代代都有实录，这是明初纂修《元史》的主要材料之一，《元史》47卷本纪除顺帝一朝之外，主要就是依据十三朝实录编撰而成。十三朝实录早已不存，幸赖《元史》本纪，尚得保存其部分内容，故本纪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58卷志和8卷表的史料来源，除顺帝朝部分之外，大体上是根据元文宗时所修的《皇朝经世①见李善长《进<元史>表》。 　　②《宋濂目录后记》云：“钦惟皇上龙飞江左，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大统既正，亦诏修前代之史，以为世鉴。”可为证。 　　①《元史》卷一六○《王鹗传》。 　　大典》编撰而成，而这部书现已大部分散失，只能从《元史》志表中略知梗概，因此，《元史》的志、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97卷列传大体根据墓志、神道碑、家传、行述之类编写而成；部分列传的史料来源则为《元朝名臣事略》和今已不存的官修后妃功臣列传，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在总体上不及本纪、志和表。 　　当然，《元史》由于其成书仓促等原因，存在不少缺点和弊病，遭致时人的不满和后来学者的讥议。朱元璋本人就曾命解缙进行修改，原编修之一朱右撰有《元史拾遗》，均可为时人不满的证明，不过因《元史》是奉敕纂修的，所以明人不敢推翻重修，只作了些补遗、续编之类的工作。清代部分学者对《元史》的讥议更多，如顾炎武指出《元史》有“一人作两传”的现象；“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等等①。钱大昕也指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等等②。 　　鉴于《元史》的成书草率和它所受到的种种指摘，自明朝以来就不断有人企图增续和重修，先后成书的有：明代胡粹中的《元史续编》，清代邵远平的《元史类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廉的《元书》；民国以后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柯绍忞的《新元史》等。 　　《元史》的版本很多，最早的是洪武刻本，洪武三年秋七月《元史》修成，十月便已“镂版讫功”。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旧版，损坏的版面加以补刊，一般版心有嘉靖八、九、十年补刊字样，是为南监本。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三十四年（1606），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是为北监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又仿北监本重刻《元史》，是为殿本。乾隆四十六年（1781），对辽、金、元三史的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版，重新印刷，通称乾隆四十六年本，这是最坏的版本，毫无可取之处。道光四年（1824），又对《元史》作了进一步的改动，重新刊刻，是为道光本。以后还有各种翻刻重印的版本，通常为治元史者所不取。1935年，商务印书馆以99卷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出版，是为百衲本，此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于洪武本的原貌，为治元史的中外学者沿用了四十余年。1976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元史》，以百衲本为底本，用其他各种版本进行校勘，还吸收了前人对《元史》校勘的成果，并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校正了有关史文，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①《日知录》卷二六《元史》。 　　②《潜研堂文集》卷十三《答问十》。 　　《元典章》本书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60卷，附《新集至治条例》，编者不详。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曾规定各地官府编类中统建元以来的“圣旨、条画及朝廷已行格例，置簿编写检举”，作为官吏遵循的依据。所以沈家本于光绪戊申（1908）为《元典章》撰写的跋文中即认为“此书当日乃奉官刊布，以资遵守，非仅为吏胥之钞记”。但有人以为此书“殆吏胥所钞记，然主其事，似为坊贾也”①。 　　本书是一部元朝法令公牍文书的汇编，上起世祖中统元年（1260），下迄英宗至治二年（1322）。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新集至治条例》分国典、朝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八大类，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有81门、467目、2391条。 　　此书是研究元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书中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书中抄引的圣旨和中书省、御史台的文件，保存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议决政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决定和处理政务的准则、方法和过程。社会经济史料主要集中在户部各卷中，是研究元代经济极为宝贵的资料。有关土地买卖、租佃关系、会种科差、课税制度、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元代币制、高利贷盘剥及农业政策和村社制度等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生动的反映。吏部各卷对元代各类官吏的官职、品级、职责、任免、升转、考核，各种公规，乃至文牍程式都有记载。刑部各卷提供了元代司法制度的详细资料，对研究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极有价值。本书可以补充和印证《元史》和其他史籍中的许多记载。 　　《元典章》文体独特，不仅使用一般书面语，词讼文字中又常用元代口语。此外，还有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使用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其语法特征与汉语大不相同。有时在同一文牍中混用这些不同文体。这就为一般读者和初学元史者带来困难。今可参读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一文①，作为打开《元典章》等史籍之门的一把钥匙。 　　《元典章》过去通行的是光绪戊申（1908）北京法律学堂刊行的由沈家本作跋的刻本，世称沈刻本。惟此刻本错误极多，错字、漏字且不说，其中整段、整页脱漏者亦不在少数；陈垣据元刊本作《沈刻元典章校补》及《元典章校补释例》，勘正“伪、误、衍、脱、颠倒诸处一万二千余条”①，读①昌彼德：《跋元坊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见台湾影印元刊本《元典章》后。①见《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①两书分别于1931年、1934年由国立北平大学研究所刊行。1958年中华书局重印《元典章》沈刻本时，将两书收入，同时重印。 　　沈刻本时，当对照利用此书。1972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已将所藏元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影印出版，为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对该书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分别于1964年和1972年出版了校定本《元典章·刑部》第一册、第二册。 　　《通制条格》本书现存22卷，官修。元仁宗即位之初，允中书所奏，择“耆旧之贤、明练之士，时则若中书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议中书刘正等，由开创以来政制法程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大纲有三：一《制诏》、二《条格》、三《断例》；另将错居于《条格》、《断例》之间的内容亦汇辑成《别类》。书成于延祐三年（1316）夏五月，名为《风宪宏纲》，命监察御史马祖常作序。书成之后，又命“枢密、御史、翰林、国史、集贤之臣相与正是，凡经八年而是事未克果”，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才审定颁行，题名《大元通制》②。全书88卷，凡2539条。此书仅有第二部分《条格》的一部分流传至今，故名《通制条格》，现存的22卷是：卷二至九（户令、学令、选举、军防、仪制、衣服），卷十三至二十二（禄令、仓库、厩牧、田令、赋役、关市、捕亡、赏令、医药、假宁），卷二十七至三十（杂令、僧道、营缮）。 　　本书的性质与《元典章》相似，亦是元朝法令文书的汇编，故其史料价值极高，研究元代历史尤其是各种制度时，必须参考此书。惟其通读的难度，也和《元典章》相仿。本书仅有原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年影印本，凡6册。日本冈本敬二编《通制条格研究译注》3册（国书刊行会刊），将《通制条格》全部加以句读，然后译成日文，并详加注释。1986年3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黄时鉴点校本，用新式标点对全书进行分段点校，为读者通读本书，特别是难度很大的“硬译”公牍，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经世大典》本书全名《皇朝经世大典》，880卷，目录12卷，公牍1卷，纂修通议1卷。此书是元文宗时官修的一部政书。天历二年（1329）冬，元文宗下令“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命赵世延、虞集等主其事。次年（1330）四月十六日开局，至顺二年（1331）五月一日成书。全书分10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4篇为“君事”，由蒙古局担任纂修；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6篇为“臣事”，由虞集等编纂。 　　《经世大典》书成之后，仅有“缮写呈上”的写本，未有刻本，今不传。②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 　　现据《元文类》所收《经世大典序录》可以略见各“典”的子目，而“政典”部分的若干类子目除序录外，还收录了一部分子目的内容，其中以“征伐”、“招捕”两类收录较多，内容涉及元朝的统一、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等方面。根据《元史》各志，可以略知是书的内容梗概。阅读《永乐大典》残卷中保存的《经世大典》残文，尚可窥见其部分内容，其中主要是出自《政典·驿传》类的“站赤”①，出自《赋典·漕运》类的“海运”②，出自《宪典·仓库》类的“仓库”③。翻检《广仓学窘丛书》所收的《大元马政记》、《大元仓库记》、《大元毡罽工物记》、《元代画塑记》、《元高丽纪事》、《大元官制杂记》等6篇，又可知道《经世大典》的部分内容，此6篇都是清朝末年徐松和文廷式由《永乐大典》中钞出的，这些原文除《仓库》一卷尚存外，其余上述各卷如今亦已散失。此外，魏源《海国图志》（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印本）中尚转载有《元经世大典地图》一幅，据魏氏在说明中称该图“得自《永乐大典》，即《元史》地理志末附西北地名二页”。如今刊载原图的《永乐大典》业已不存，幸赖《海国图志》得以保存。 　　《经世大典》是元代官修的政书，其内容大都来自有关机构的档案，故其史料价值极高。惜保存至今的只是极少一部分。尽管如此，它仍然受到史家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台湾苏振申对《经世大典》作了较详细的研究，著有《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1984年5月版。可供参阅。《元朝名臣事略》本书15卷，元苏天爵编。苏天爵本卷另有传。他曾预修《武宗实录》及《文宗实录》，其著作流传至今的，除本书外，还有《元文类》和《滋溪文稿》。另有《松厅章疏》和《春风亭笔记》等，都已散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苏天爵此书“记元代名臣事实，始木华黎，终刘因，凡四十七人。大抵据诸家文集所载墓碑、墓志、行状、家传为多，其杂书可征信者亦采纳焉，一一注其所出，以示有征”，基本概括了本书特点。此书取材极广博，其中有不少碑传早已散佚，全靠此书保存下来，成为研究蒙元史的珍贵资料。清朝末年福建重刊姚燧《牧庵集》时，曾取此书“互相考证，借资审定”；缪荃孙辑元明善、阎复等人的文集，也从此书中搜集了许多资料。明朝初年纂修《元史》，取材于此书的更多，例如木华黎传，差不多全采用此书。又此书47篇事略，都是元朝前期的名臣，前4卷都是蒙①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一九四二三。 　　②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一五九五○。 　　③见《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一。 　　古人、色目人，其余是汉人（其中无南人）；而《元史》列传前32卷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卷三十三以下都是汉人和南人，可见《元史》连列传的编次也是仿照此书的。 　　此书元刊本极少见。1962年，中华书局根据元统乙亥（1335）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重新影印，开头有韩儒林撰《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序文介绍了本书作者简况、史料价值和版本状况。这是目前最好而又容易找到的版本。过去通行的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刊本，是依据《四库全书》于敏中家藏本刊印的，因为校勘不精，差不多没有一篇没有错字和脱文，脱文多的竟达千字以上，甚至因《赵良弼传》和《贾居贞传》中间有缺页，竟把两传并为一传，而且人名、官名、地名都遵照乾隆皇帝的谕旨，一律加以改译，给研究蒙元史的人带来很大的不便，对一般读者而言，更是莫大的障碍。《历代名臣奏议》本书共350卷，明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永乐间，朱棣命翰林编修黄淮、杨士奇等编辑此书，采古名臣奏疏之类，汇集以备观览。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书成进览，命刊印，赐皇太子、皇太孙及诸大臣。是书所录自商、周迄于宋、元，分64门，名目过繁，然搜罗甚富，历代典制的沿革、政事的得失等，均可一一披阅而知。 　　本书搜集元代诸名臣的奏议，对了解和研究元代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搜集的元代两种重要的奏议，一是元世祖末年“东平布衣”赵天麟所上的《太平金镜策》，今虽有元刊本8卷传世，但极罕见，一般读者很难有机会睹其庐山真面目，而本书中已加收录，散见于有关各门；另一种是大德七年（1303）郑介夫所上的《太平策》，未见单刻本传世。单就这两种奏议而言，其涉及元代政治生活和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内容广泛，如投下、驱口、匠户、钞法、盐法、军站、田制等，均有所论述，对了解元代各种制度，有很大的帮助①。本书有明经厂刻本、明崇祯八年张溥删节本和四库全书本，以前者为最佳。张溥删节本非足本，重要内容如赵天麟所上奏文均遭删削，故此本价值甚差。上海古籍出版社已于1989年10月影印出版此书的明永乐内府刻本（即经厂本），为学人利用此善本书提供了极大方便。 　　《国初群雄事略》明末清初，钱谦益编撰。本书共收集元末农民起义及地方割据势力计有韩林儿、郭子兴、徐寿辉、陈有谅、明玉珍、张士诚、方国珍、李思齐、扩①参见陈高华：《中国古代史史科学》页329，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廓帖木儿、纳哈出、陈友定、何真等人的起兵或割据的史料，广征博引，使一些今已散失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为研究元末明初历史的一部重要史籍。全书“采自诸书，抵牾处不改定，参差处不画一，仍是长编之例，实非刊定之书”①。 　　从本书作者的生卒年代及书名用“国初”二字，即可知是书编成于明朝。其具体年代一说“大约编撰于明天启六年（1626）前后”②。本书有钞本多种，各种钞本的分卷也不尽相同，有15卷、14卷、不分卷等。近人张钧衡校订是书，定为12卷本，收入《适园丛书》中。198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张德信、韩志远点校本（14卷）。是本以沈韵斋钞本为底本，参照清钞本和《适园丛书》本加以标点校勘。《出版说明》云：“对书中所引资料，其书尚存者，均取原书校核；所注资料出处不够明确的，予以查补。凡钞本中因讹、舛、衍、脱而有乖文义者，加以改正，并作校勘记附在每卷之末。”“书中所引资料原书今已散失者，用有关史料校勘，不动原文，只在校勘记中说明。”因此，中华书局版为是书最好而又易得的版本。 　　①《国初群雄事略》，《适园丛书》本，张钧衡跋。 　　②1980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