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与赋役制度。元代户籍分军、民、匠、站、僧道、儒、医等等种类，台湾学者黄清连发表两篇论文，全面考察了诸色户计的划分及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陈高华《元代户等制略论》论证元代有户等制度，并探讨了户等与赋役和财产的关系。他还对军户、站户分别作了研究。萧启庆《元代的儒户》详细考述其设立经过、数目、权利与义务以及出路问题，指出其地位略同宗教教士，优于军站民匠，所谓“九儒十丐”并非事实。李景林《元代的工匠》讨论了匠户的来源和地位。元代户口资料极不完备，邱树森、王廷合撰的《元代户口问题刍议》推断最高时当达1900万户，近9000万口。还有学者作了更高的估计。关于赋役制度，华山撰有《元代赋役制度考略》，文中对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有关部分提出商榷。陈高华的《元代税粮制度初探》就此项主要赋税的演变作专题深入研究，订正了《元史·食货志》记载的多处疏误，考明北方丁税、地税是以不同户计为征收对象，即民户纳丁税，僧道站匠验亩纳地税，全科户每丁所纳粟应为二石而非三石，并讨论了江南田赋（两税）的一些问题。他还对《食货志》失载的役法与和雇和买分别作了考述。多数学者论述投下五户丝赋制，均以王恽《中堂事记》为依据，认为每五户纳丝额由一斤增为二斤始于中统元年，但郝经的《河东罪言》已讲到每五户纳丝二斤，陈得芝《蒙元史读书札记》指出郝经这篇奏议应作于宪宗五年，五户丝增额当在宪宗时。关于课税，陈高华的《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和高荣盛的《元代的茶叶生产和茶政》分别研究了盐、茶的生产、流通和盐课、茶课征收办法及课额的变化。 　　土地制度与租佃关系。经济史家梁方仲撰有《元代的土地制度》，总论各种土地占有状况，认为官田比前代增加，农民失去土地，对地主阶级的依附加强了。韩国磐《试论金元官田的增多》得出相同结论。高荣盛《元代江南官田刍议》具体分析了江南地区官田的种类、数量和租率，估计三行省共达20万顷以上。孟繁清《元代的学田》论述学田的设置、租佃关系和赋役，以及寺院、地主对学田的争夺。李景林研究了寺院土地占有状况。郭庆昌、马明达、王廷、周继中等先后对屯田作专题研究，讨论了屯田的分布、来源、种类、经营方式、屯户义务等问题。罗贤佑《元朝蒙古贵族的庄田》对此类庄田的来源（赐田、投献与侵夺）、管理（各地“田赋总管府”和庄官）作了论述。施一揆《元代的地契》介绍泉州丁氏族谱中发现的8件土地买卖文书，考释了元代田宅买卖过程。陈高华《元代土地买卖的过程和文契》利用更多文书资料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刘和惠《元代徽州地契》刊布了安徽博物馆的13件藏品并作了分析。 　　农业、手工业生产。多数学者认为蒙元前期农业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世祖时逐渐恢复和发展。师道刚等所撰《从三部农书看元朝的农业生产》论证元代农业确有长足进步，工具的改进尤为显著。史学通、周谦、洪用斌对元代棉花生产与棉纺业地域的扩展和技术的进步都有详细论述。与农业相关的元代水利建设，金曰寿发表过一篇总述文章。邱树森《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专论元末黄河的治理，对贾鲁的治河思想、方法、工程技术作了论析。梁方仲《元代中国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根据对八个手工业部门生产力的考察，认为比宋代有所发展，有力反驳了倒退说。郑天挺《关于徐一夔<织工对>》考定此文所记为元末杭州丝织业雇佣劳动情况，是研究元代民间手工业的重要资料。冯家升《我国纺织家黄道婆对棉纺业的伟大贡献》详细论述了元代棉纺工具与技术的重大进步。刘新园、白彬发表多篇论文，对瓷器生产，特别是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官局经营管理、生产技术和图画风格等作了一系列深入研究。范金民《元代江南丝织业述论》认为元代江南蚕丝生产有了新发展，民间丝绸业已普遍化，设在建康、镇江、杭州、苏州的官营织局规模甚大，产量、质量都很高。 　　商业、都市与交通。元代全国统一，国内贸易有很大发展，但除几部综合性著作外，尚无深入的专题研究。海外贸易的研究，主要成果有陈高华、吴泰合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对市舶制度、官本船贸易、舶商经营方式、输出入商品以及贸易关系的国家，政府的控制等作了全面论述。关于都市的专题研究，主要有陈高华著《元大都》，他与史卫民合著的《元上都》，以及贾洲杰《元上都的经济与居民生活》和叶新民论述上都官署、宗教、交通的系列文章。潘念慈《关于元代的驿传》对驿传制度作了全面概述。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主要考述连结中原与漠北的帖里干、木邻两条站道，并论及和林通往吉利吉思和西域的站道。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对通西域诸驿路有更详细的考述。李逸友据亦集乃古城发现的文书，对另一条通往西北的重要驿路“纳邻道”作了考述。郭毅生研究了辽阳行省驿道，王廷、祝培坤研究了湖广行省驿道，蔡志纯、洛桑群觉等研究了元代吐蕃地区设置的驿道。开通南北大运河和开创江浙至直沽的海运是元代的两大建树，赖家度《元代河漕和海运》对此作了概述，章巽《元海运航路考》和高荣盛《元代海运试析》是两篇较深入的研究论文。高文论述海运兴衰的全过程，对管理机构、海运船与船户有较详细论述。陈得芝《论元代海外交通的发展》从港口增加、交通范围扩大和航海知识进步三方面作了分析，并据《元秘书监志》的记载说明元人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人的航海图说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