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邸继统
自从忽必烈建国以后，元朝虽然一直没有放弃“王政”（即宗王出镇制）与“省政”（即行中书省制）并用的制度，但是由于国家行政职能现在主要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来实现的，蒙古诸王对日常行政事务的干预，毕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过当大汗去世，需要选举和拥戴新汗的时候，他们仍然拥有不可忽视的传统权力，特别是在先帝没有按汉制册立皇太子时，就更是如此。仁宗和英宗父子在位十余年，与接近权力中心的蒙古诸王中大部分人的关系都已相当疏远。当铁失与他们秘密串联的时候，他们似乎都同意在英宗之后拥戴真金长子甘麻剌的次子、镇守漠北四大斡耳朵的嗣王也孙铁木儿作为新君。至治四年六七月间，铁失决计以孤注一掷的刺杀行动来中止英宗对他的追究和诛罚，遂遣急使至土剌河行营，将谋逆计划密告晋王和他的亲信倒剌沙，并相约“事成，推大王为皇帝”。也孙铁木儿立即囚禁来使，遣人往上都告变；未至，南坡之变发生。不久，诸王按梯不花、前太师月赤察儿（曾佐甘麻剌镇边）之子淇阳王也先帖木儿奉皇帝玺绶至漠北。九月，也孙铁木儿在“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的情形下，于克鲁伦河畔即大汗位，后人多以泰定帝称之。帝位异常顺利地从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系转到他的长子甘剌麻系，既是因为晋邸具有“宗盟之长”的地位并且重兵在握，而且也因为倾向于蒙古本位文化的“迤南诸王大臣”，对于仁宗和英宗以牺牲他们的既得利益来推行汉法的政策深为不满。除此以外，也孙铁木儿个人历武、仁、英三朝，“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元史·泰定帝一》），所以在蒙古贵族中的口碑应当也比较好。
也孙铁木儿对南坡之变的直接参与者，采取了相当策略的作法。与即位诏一同公布的大赦宣布，十恶中除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不赦外，其余如谋反、大逆、奴婢杀主等罪概赦不问①。被赦的罪行中包括儒家最为不容的谋反、大逆，和最为蒙古人所见恶的奴婢杀主。这些罪名历来与杀祖父母、父母等一样，“自世祖皇帝时分，不拣那个赦里不曾放来”②。泰定帝的诏赦别出心裁，显然意在宽慰铁失等人。因为当时乘舆尚在数千里外，“各贼雄据两都，或握兵权，或操省印，或在宪台，布满要地，号令百姓”，因此“故以宽恩而释其疑，使恶逆之徒，有以自安，不至狂肆”①。最初发表的①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
②《元典章》卷三《圣政·霈恩宥》引至大四年三月十七日中书省奏议。该年正月初五，元廷因武宗不豫实行大赦，曾宣布连十恶罪一起赦宥。仁宗即位之后，中书省以上引奏文入闻，遂下制收回成命，重新宣布十恶不在赦免之列。
①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
中枢官员中，即包括谋害英宗的主犯也先铁木儿（任中书右丞相）、铁失（知枢密院事）等。十月，在行帐诛也先铁木儿、铁失弟锁南、英宗宿卫士秃满等，以原左丞相、晋邸旧臣旭迈杰为右丞相，并遣他先行南下主持政务。这时候，铁失还在大都以执国命的重臣自居，与泰定帝派来的使节一起，以新帝即位告祭太庙。据云，在仪式进行过程中，“阴风北来，殿上灯烛皆灭，良久方息。盖摄祭官铁失、也先帖木儿、赤斤帖木儿等，皆弑君之元恶也”②。旭迈杰等到达大都后，又按泰定帝已颁旨诛杀铁失、赤斤铁木儿等人，并戮其子孙，籍其家产。十一月中，泰定帝由北边抵达大都。这时逆臣中的首恶差不多已都诛杀。对其他案犯，大概原来都有从宽之意。比如铁木迭儿次子锁南，因“亲与谋逆”断杖决。但是制命甫下，“物议喧腾”，最后也被定为死罪，同时处死的还不止他一人③。不过这次事件牵涉到的人太多，泰定帝抱定的宗旨是“逆党胁从者众，何可尽诛”（《元史·张珪传》）。尤其是对于与谋的诸王，最后都以流远处置，一个没有杀。
也孙铁木儿是在元朝最高统治集团刚经历了一次大变故之后的困难形势下君临天下的。仁、英两朝汉法的再推行，打破了世祖制定的汉法、蒙古和回回法兼而用之的平衡格局，由此引起各种政治势力的不满。泰定年间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年代。西北连年雨雹、地震，其影响达于荆湖北部地区，东南从浙东到苏北沿岸不断发生海溢，华北则时而雨雹山崩，时而旱蝗。也孙铁木儿先立年号曰泰定，末年改元致和，表明他的政策重心是要用惟和来求稳定。
为了弥平内部疮痍，在即位之初，他就将英宗朝被流徙远地及遣还原籍的“诸王官属”二十四人调回京师，前朝被冤杀和流远的御史台官，亦多被昭雪，存者召还录用，已死者追加赠封。被远徙的诸王，也都获赦还部。宗王图帖睦尔（即日后的文宗）、阿木哥分别从海南和大同召还京师；同时，他又将自己的外侄女八不沙送往西北作和世■（即日后的明宗）之妃。辽王脱脱在英宗末年矫旨擅杀宗亲不花即里等百余人；台丞奏请治罪，但最终被泰定帝宽宥，受厚赐后放还辽东。这个时期，出镇内地的宗王也比前朝增加，如以买奴为宣静王镇益都，以宽彻不花为威顺王镇湖广，以阔阔不花为靖安王镇陕西等。按时人理解，“王皇子视封建，置行中书省、廉访司视中国”①，宗王出镇被视为一种分封建藩的制度形式，在内地扩大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以损害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为代价而增加诸王的权益。
在财政方面，泰定帝仍用世祖成法，用回回人理财。尽管汉族儒臣对“时相多西域人”颇为反感②，但是他们毕竟在灾变连年的情况下大体维持了经②陶宗仪：《辍耕录》卷二《贼臣摄祭》。按也先铁木儿已在漠北被泰定帝处决，未与大都告庙事。③《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许有壬：《纠锁南状》，《至正集》卷七六。①刘岳申：《云南中庆路儒学新制礼器记》，《申斋集》卷六。
②苏天爵：《孛术鲁翀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八。
济的稳定。这时继续采用南粮北运的办法来平抑京畿物价，稳定民间市场。泰定三年海运粮总数达三百三十七万石，实到三百三十五万石，是为元代抵京海运粮的最高纪录①。
自延祐三年以往，元政府一直通过压低钞币发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延祐六年、七年，大概是因为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突然增加钞币发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这次涨风一直延续到英宗末年。泰定朝继续实行显著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结果物价逐渐跌落到延祐六、七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为增加政府收入，这时还实行入粟拜官的制度。盐引的官定价格，仁宗初年涨到一百五十两钞一引，泰定二年居然又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到四年后的天历年间才恢复旧价。旧史家评定泰定年间是“天下无事”的“治平”时期，从经济方面来说是很允当的。
在竭力平息蒙古、色目人怨情的同时，泰定帝实际上也敏锐地意识到，儒臣和一般汉族民众的感情态度，对于增加或削弱王朝政府的合法性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汉人儒臣对元英宗及其丞相拜住的追思和仰慕，乃是当时一种很普遍的情绪。张养浩这样描写他回忆起英宗“御容”时的心情：“封章曾拜殿廷间，凛凛丰仪肃九关。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②泰定帝作为一个具有更多的蒙古文化个人背景的君主，要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取得朝中汉人的拥护，是很不容易的。尽管他不太听得进汉人儒臣的各种建言，但在表面上对他们仍相当尊重。张珪有病，诏常见免拜跪，并赐小车，得乘至殿门下。英宗留下的旧臣王约等人，泰定间仍以“三老”受到尊礼，奉诏商议中书省事。自世祖以来，太庙岁仅一祀；英宗复古制，一岁四祭。时太常院臣请裁择，泰定帝说：“祭祀盛事也。朕何敢简其礼，命仍四祭。”不过庙祀仪式十分繁琐复杂，尤其是夏、秋两祭，英宗时尚沿用原先为孟冬卜日大祭而设计制作的法服，“被服夹衣，外降拜跪，往往暑气蒸郁，流汗沾濡”。泰定帝不肯学元英宗亲祀，宣称“朕遵世祖旧制，其命大臣摄之”①。科举取士这时也遭到主政大臣的反对，“惴惴几坠”，但泰定帝终于还是保留了被汉人看重为“国家文治，正在于此”的这项制度②。由名儒向皇帝进讲帝王之道的作法，则在泰定元年发展成正式的经筵制度，“始以省、①天历二年运粮352万石，惟至者仅334万石，不及本年度到京粮数。
②张养浩：《赠李秘监至治间画御容》，《归田类稿》卷二○。
①《元史》卷二九、三○《泰定帝纪》一、二。柳贯：《请添造单罗法服状》，《柳待制集》卷七。按柳贯所记为摄礼仪的状况。天子新祀，当亦如此。
②据许有壬：《送冯照磨序》，此事发生在泰定帝即位当年。《元史》卷一七二《曹元用传》提到宰执有停科举庙享、只存冬祭之仪，系于泰定二年记事后。但这段文字似乎也可理解为是对泰定二年前有关史事的追述。
台、翰林通儒之臣知经筵事，而设其属焉”③。以吴澄、邓文原、虞集、王结等名士担任进讲官，执经以从。
然而，虚崇儒臣的措施，即便是表面文章，也仍然是很有限的。“当国得君”的大臣，多是与汉文化隔膜颇深的蒙古、色目人，“日趋禁中，固宠苟安，兼旬不至中堂”。泰定间省台冲突又一次趋于尖锐。中书参政杨廷玉以赃墨败，御史台奉旨收捕之。左丞相倒剌沙诬以“罔上”，欲置台臣于重辟，以泄私憾。张起岩三上奏章抗辩，“事乃得释，犹皆坐罢免还乡里”。中书省甚至以“星悖地震”奏准大赦，宣布要重新擢用“自英庙至今为宪台夺官者”④。这个时期的省台冲突，依然曲折地反映着蒙古回回势力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与他们在仁宗和英宗时期高涨的情绪相比，汉人儒臣在泰定一朝始终怀有难以言状的受挫感，大多数人的政治态度都相当消极。
两都之战真正对泰定帝具有吸引力的一项中原王朝制度，是册立皇太子制。泰定元年三月，泰定帝在册封皇后八不罕氏同时，立年幼的长子阿剌吉八为皇太子，并命朝臣摄祭太庙以告。致和元年（泰定五年二月诏下，改当年为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半个月后，阿剌吉八便以储君名义，与皇太后联名降旨谕安百姓。他的正式登基，似乎只剩下一个时间问题。但到八月初，燕铁木儿抢先在大都发动政变，两都之间争夺帝位的斗争很快演变为遍及北部中国的内战。
燕铁木儿是元武宗漠北旧部中最受宠信的武将床兀儿之子。武宗夺得帝位之后，床兀儿继续在岭北带兵，燕铁木儿则以宿卫身份随驾南下。仁宗朝，燕铁木儿袭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到泰定朝更兼佥枢密院事。这时候，仁、英宗两朝大受削弱的武宗旧人的子女中，渐生用世之志者绝不仅燕铁木儿一人。虞集提到哈剌拔都儿说，其先人在武宗朝当政之日，哈剌拔都儿“兄弟尚幼。及其长也，慨先世之遭逢，伤事变之不易，思愤忠鲠以报国家，未尝一日忘也”①。他们所谓“报国家”，实际上就是抱着“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的观念②，要把帝位夺还海山系。致和元年，泰定帝以染疾罢猎，不久即赴上都度夏。这时，留守大都的燕铁木儿不仅直接掌握着左卫亲军以及由其同族统率的钦察卫侍卫亲军，而且身居“总环卫事”的要职，有权调度拱卫京畿的其他宿卫部队。他与随驾北巡的同党相约，一旦泰定帝去世，就在上都和大都同时行动，用政变方式迎立武宗后人即位。泰定帝死后，上都③许有壬：《赦赐经筵题名碑》，《至正集》卷四四。
④《元史》卷一八二《张起岩传》、《宋本传》。
①虞集：《跋哈剌拔都儿充奎章阁捧案官制》，《道园学古录》卷十。
②语见《元史》卷三一《明宗纪》。
局面迅速被拥立皇太子的倒剌沙控制，燕铁木儿同党在上都发难的计划没有实现①。但在大都，政变行动按原计划顺利实施。
八月四日黎明，燕铁木儿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忽必烈子奥鲁赤后人）集大都百官于兴圣宫，兵皆露刃。燕铁木儿号于众曰：“武皇有圣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归心，大统所在，当迎立之，不从者死。”乃手缚平章乌伯都剌等数人，众皆溃散。于是燕铁木儿与阿剌忒纳失里入守内庭，宣言遣使迎武宗太子入京，封府库，拘百司印，分处腹心，调宿卫军严守皇宫和京畿诸要害；燕铁木儿自居禁中，夜则更迁无定所。未几，又命人分别诈称图帖睦尔及和世■的赴都使臣，扬言两太子已先后启程，“旦夕即至”。大都形势基本被他左右，“中外乃安”②。
泰定帝病死时，武宗长子和世■仍羁留在察合台后王封地。虽然燕铁木儿“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但他是否真心希望和世■入居帝位，实际上很难说。他曾紧急任命过一批宿卫军官以待调遣。“既受命，未知所谢，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众皆愕然，始知有定向矣”③。可见从一开始，燕铁木儿便属意于武宗次子、这时刚移藩江陵的怀王图帖睦尔。政变当日奉命南迎图帖睦儿的明理董阿等人，虽然迟至八月中旬方至江陵，但先行的报讯急使八月六日已驰驿到达图帖睦尔处。十四日，亦即明理董阿等人抵江陵次日，图帖睦儿立刻从藩府北上，经河南汴梁，由伯颜扈从，于二十七日赶到大都。差不多与图帖睦儿抵京同时，上都方面兵分四路，实施对大都的军事行动。梁王王禅、诸王失剌、诸王也速帖木儿分别领军直逼居庸关、古北口和辽东迁民镇（今山海关）；湘宁王八剌失里等则绕道山西，再向东回攻紫荆口，同时可能还带有与拥护上都的陕西军队互相接应的意图；辽王脱脱、左丞相倒剌沙等人仍留守上都。这种对拱卫大都的长城诸关隘实施同时突破、然后从四面包围大都的战略，确实严重地威胁着防守兵力十分有限的大都集团。但是，把兵力分散在长城一线东西千余里的上都军队，如果各自为战，互相间缺少配合和精确呼应，那么也很容易被集中相对优势的大都军各个击破，从而使全线攻势陷于瓦解。
燕铁木儿似乎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除了分出一部分兵力把守长城各关以外，他把最能作战的主力集中在自己的直接指挥之下，采用迅速转移奔袭的方式，往返转战于最需要增援的那些战略要地。九月初，大都主力先出师居庸关，击败关外的王禅，迫使他稍事后退。三日，辽东军破迁民镇后由东向西挺进。燕铁木儿立即从居庸关星夜赶赴三河、蓟州（今北京市蓟县）一线进行拦截。王禅见大都军主力东去，又整军来攻，于十六日破居庸关。燕①上都发难稍晚于大都，事未果行而谋先泄。倒剌沙杀诸王秃满、宗正札鲁忽赤阔阔赤等十八人，制止了一场未遂政变。
②《元史》卷三一《明宗纪》；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③《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铁木儿闻讯，遂留脱脱木儿屯蓟州堵击辽东军，自率主力西返。二十日，他与王禅先头部队遭遇于榆河流域，遂为争夺横跨榆河的红桥发生激烈的交战，王禅部退至榆林河北。二十二至二十六日凌晨，两军在红桥北面的白浮之野（在今河北昌平东北）日夜激战，王禅指挥失当，连续两夜被燕铁木儿用计惊扰，在黑暗中自相攻斗，又遭到燕铁木儿的掩杀，终于全军溃败。居庸关方面的战事平息。
二十六日，上都兵破古北口。燕铁木儿立即乘白浮决胜之威，倍道兼行，在白浮山以东百余里的石槽堵截由古北口西南行的上都军，大获全胜。上都官兵降者万余人，残部北逃，被燕铁木儿前锋逐出古北口。
古北口解危前后，在蓟州阻击辽东军的脱脱木儿以兵力单薄战败。二十八日，上都军进据通州（今北京通县），逼近大都。但这支辽东军在通州逗留不进竟长达两天之久，遂使燕铁木儿得以从古北口率师南救，于十一日黄昏赶到通州。辽东军被燕铁木儿奇袭败绩，放弃通州。十月五日，它在后撤到通州东南的枣林获得后续部队增援，又与追军激战至晚，仍败绩，被迫从古北口退至长城以北。燕铁木儿遣偏师尾追未及。
取道山西迂回包抄大都的西路军，在燕铁木儿赴援通州同时，于十月一日攻破紫荆关，五日，游骑进逼大都南城。燕铁木儿留下部分军队防卫古北口，自己再次领军昼夜兼程，循北山而西。六日，大都方面月初从通州遣往紫荆关增援的四千精兵赶到良乡南，与上都军激战，忽剌台受创。翌日，燕铁木儿又自率主力趋近良乡，西路上都军闻风溃散，紫荆关复安。从山西分兵南攻冀宁（今山西太原）的湘宁王八剌失里这时已克服该城，但是因为围攻大都的四路军队中已有两路完全溃败，退至古北口外的辽东军这时也已丧尽原先的锐气，湘宁王孤军深入，既难以进一步扩大战果，更不可能直接影响千里之外的大都战局，所以攻占冀宁对上都方面来说至多只是一枝无果之花。十月十一日，退出长城的辽东军经过整顿，再次破古北口南进。燕铁木儿遂由大都领军往迎，在檀州（今北京密云）南与上都军会战，再溃之。至是，上都方面出攻大都的四路军队全部瓦解。
随着上都方面的军事行动渐次受挫，驻牧辽东的东道诸王中一部分起先居于观望立场的人，逐渐倒向大都方面。屯防辽东的东路蒙古军元帅府元帅不花帖木儿是燕铁木儿的叔父①，他在策反东道诸王方面应当起了一定的作用。齐王月鲁帖木儿（合撒儿后王）、不花帖木儿聚集的若干左手诸王及其将领，进围上都。这时候上都兵力差不多已完全消耗在分道南攻的战事中，辽王脱脱等勉强整军出城应战，兵败；脱脱被斩杀于阵前，梁王王禅脱遁。倒剌沙被迫奉皇帝宝玺出降（不久即被诛杀），阿剌吉八失踪。
两都之战虽然只是蒙古、色目高级贵族集团之间的一场内争，但是由于①东路蒙古军元帅府于至顺元年（1330）六月改为东路钦察军万户府。据是，则这支驻军或以钦察族人为主干。
他们掌握着中央政府和各行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权，所以还是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内讧的旋涡。当时各行省的倾向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类如河南、江西、湖广等省，被坚决支持大都的官员或诸王所控制。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蔑儿乞氏伯颜，十五岁即入藩邸为武宗侍臣。武宗即位后成为政府中枢的军政要员。但他自仁宗朝起就差不多一直外放，所担任的虽然也是行台长官、方面大员等要职，毕竟失去了在朝官“密近天光”的优越地位。燕铁木儿发难大都后，受命南迎图帖睦尔的特使明理董阿道过河南时，以所谋密告伯颜。伯颜当即表示：“此（指图帖睦尔）吾君之子也。吾夙荷武皇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非觊万一为己富贵计，大义所临，曷敢顾望。”明理董阿遂拘执行省平章曲烈、右丞别铁木儿，伯颜“集行属明告以故。于是会计仓廪、府库、谷粟、金帛之数，乘舆供御、牢饩膳羞、徒旅委积、士马刍■供亿之须，以及赏赉犒劳之用，靡不备至。不足，则檄州县募民折输明年田租，及贷商人货资，约倍息以偿。又不足，则邀东南常赋之经河南者，输止之以给其费”（《元史·伯颜传》）。可见大都方面通过伯颜，不仅调动了河南，甚至还调动了东南地区的经济资源来支持对上都的战争。伯颜本人在图帖睦尔赴大都途经河南时，亲自勒兵扈从北行。在此之前，他已以“权署官摄其事”的方式，将亲信安排到各郡县，牢牢控制了河南局势。到九月底、十月初，河南更成为抵拒响应上都的陕西军队东指京畿的重要屏障。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高昌王铁木儿补化、镇武昌的威顺王宽彻不花可能早与图帖睦尔有密切交往，所以也在燕铁木儿发难之初即拥护大都。江西行省亦因两平章倾向燕铁木儿而成为大都集团的积极支持者。
另一类行省则对两都之争持消极观望的立场。大都传檄各地时，江浙行省平章换住、高昉等态度暧昧，燕铁木儿原拟“锁系行省宰臣”，后来因为担心民心震骇，易生他变，遂改为“给官舸”召省臣五人入京，另任亲信明理董阿为江浙平章；高昉在赴都途中受惊而死①。上都方面也遣人从海上到杭州活动，虽然被行省当局戮于市，但仍不免“人心汹惧”，可见局势并不稳定②。由于明理董阿的监临，江浙行省始终没有公开称兵，而在大都从该地征调军队和物资时，它也还是基本服从的①。这与大都政权采取了尽可能不激发新对抗的正确策略，当有一定的关系。甘肃行省亦因省臣分裂为支持大都、上都的两派，互相僵持而反侧不安。直到两都之战结束，当地局势才渐次明朗。四川和云南的情形可能更特殊。西省宰臣虽然都无疑站立在武宗系一边，但他们都欲拥立武宗长子和世■为帝，而对燕铁木儿集团偏向图帖睦尔的种种迹象极其敏感和警惕。所以两都之战进行过程中，四川和云南对①黄溍：《史惟良神道碑》，《黄金华集》；苏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②释大䜣：《送张子安序》，《蒲室集》卷七。
①据大䜣：《送张子安序》，当时江浙行省因为“北方用兵”而“供给繁剧”。从江浙调军往援潼关，未至而复遣还的记录，见《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
大都集团的观望多于支持。图帖睦尔即位以后，两省先后起兵失败。实际上他们都是站在和世■一边反对图帖睦尔—燕铁木儿集团的。
最后一个类型如陕西、辽东等省，是上都集团的坚决支持者。辽东行省的军队，是围攻大都的主力部队之一，已见前述。陕西行省驻军差不多与上都军同时采取行动。其中路于九月二十五日入潼关，进据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北路于九月末从大庆关渡黄河，破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河东郡县守官多弃城而走。惟是后两路军队进展迟缓。北路在十月十五日方至晋宁（今山西临汾），虽与自北而南的湘宁王八剌失里互为呼应，但这时京畿地区的战事业已结束，陕西军继续东进，其势不过强弩之末而已。十月下旬，北路军以余勇进至潞州（今山西长治），此后军心懈怠，终在十一月初投降。中路军的情况亦相类似。它在十月末破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和巩县之间），十一月上旬进逼汴梁（今河南开封）。这时全国局势已基本稳定。大都政权乃遣使传檄，放散陕西军以示宽宥。屯于汴梁至虎牢关一线的陕西中路军闻诏，“各已骇悟”（《元史·阿礼海牙传》），终而从汴梁撤军返陕。陕西南路军出兵更晚，于十月中旬末取武关，十月下旬至十一月间向南攻占邓州、襄阳。是军亦于十一月中旬末奉大都诏命罢兵撤还。两都之战的余烬至是始告熄灭。
燕铁木儿凭借他出色的政治谋略和卓越的军事才干，将帝位夺归海山系后，海山长子和世■及次子图帖睦尔之间争夺皇位的暗斗便立即突现出来。燕铁木儿既然居功自傲、一心以专任独署的权臣自期，就必定要从巩固自己权势的角度出发竭力干预新君人选。于是与南坡之变同样惊骇朝野的血腥杀戮事件，再一次在元朝宫廷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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