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新政 　　至顺四年（1333），妥欢贴睦尔即帝位。从此，元朝进入元顺帝统治的最后36年衰败时期。 　　年仅13岁的妥欢贴睦尔，面临着年复一年造成的积重难返的政治局面：权臣擅权、吏冶腐败、财政空虚、社会动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深感社会危机的严重，因而力图推行新政，实现中兴，以摆脱危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铲除权臣伯颜是当务之急。 　　文宗图帖穆尔与权臣燕铁木儿相勾结，一手制造了旺忽察都事件，把兄长明宗和世剌毒死。文宗临终前嘱咐道：“昔者晃忽叉（即旺忽察都）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权衡《庚申外史》）。他决意传位给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当时权倾天下的燕铁木儿担心事情败露，决定封锁文宗遗诏，传位给明宗次子懿磷质班，是为宁宗。年仅7岁的宁宗在位53天后得病而死。燕铁木儿千方百计阻扰妥欢贴睦尔继位，直到燕铁木儿病死，妥欢贴睦尔才登基称帝。当年翊戴明宗、文宗夺位的伯颜起而代之，拜中书右丞相，进封秦王，在与燕铁木儿子、左丞相唐其势争夺权势的斗争中取胜。此后，伯颜“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元史·伯颜传》）。他的官衔加起来总共达到246字，“势焰熏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元史·伯颜传》）。 　　伯颜秉政达7年之久。在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元朝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动荡不安。为了在这种不稳定的社会条件下求得个人权利的绝对稳定，伯颜推行了一系列“变乱祖宗成宪”的政策。这些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首先，排斥汉人、南人，加强民族压迫措施。他下令禁止汉人、南人习蒙古、色目文字，以阻止他们参与政权机关的管理活动，并于至元元年（1335）宣布废除科举，以防止汉人、南人通过科举入仕。在中书省内，汉人、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至元二年以来，只有王懋德、许有壬、傅岩起分别担任过左丞和参知政事，其中许有壬为了争论废科举事，丢掉了参知政事的职务。当至元三年先后爆发广东朱光卿、河南棒胡起义后，伯颜竟提出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主张，尽管这一荒谬的建议是无法执行的，但是已暴露出伯颜集团对汉人、南人的仇视和歧视心理。与此同时，对汉人、南人还实行了禁军器、刷马匹等防范措施。 　　第二，对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己者实行排斥、打击。伯颜出身蔑儿乞部，该部曾被铁木真击败，部众大多被俘为奴，故伯颜幼时曾为剡王彻彻秃家奴。剡王彻彻秃为宪宗蒙哥第三子玉龙答失之孙，立有军功，地位显赫。伯颜擅权，剡王自然是他的障碍，但伯颜每见到剡王仍呼之为“使长”。“伯颜至是怒曰：‘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犹有使长耶！’遂奏剡王谋为不轨，杀剡王并王子数人。”（《庚申外史》）妥欢贴睦尔不准杀剡王，伯颜强行传旨行刑。世祖忽必烈第九子脱欢之孙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和威顺王宽彻普化，也被伯颜矫旨贬斥。 　　第三，滥发纸币，大肆敛财。至元三年（1337）发行纸币75万锭，比顺帝即位前一年的至顺三年（1332）增加50％以上。伯颜把大量钱财攫为己有，仅得赐田一项就达1万多顷。所以，时人说：“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庚申外史》）。后来伯颜被贬，有人题诗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①由于伯颜倒行逆施，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湖广、四川、江西、江浙等行省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连绵不断。至元三年（1337）正月，广州增城县民朱光卿发动起义，石昆山、钟大明率众响应，称“大金国”，改元“赤符”；四月，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私造军器，以宗教为号召，拜戴甲为定光佛，并与朱光卿联合，朱光卿虽被镇压，但其余部一直活动了三年之久。与此同时，河南汝宁信阳州爆发棒胡起义。棒胡本名闰儿，因好使棒，人称“棒胡”，与其徒百余，“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焚陈州，屯营于杏岗”（《元史·顺帝纪二》）。他们显然是白莲教徒。以后，又有胡山花、辘轴李、棒张等起兵响应，直到次年四月棒胡等被俘杀，起义才失败。同年，四川合州大足县有韩法师起义。至元四年（1338）六月，福建漳州路南胜县李志甫领导畲民起义；江西袁州（今宜春）爆发彭莹玉及其徒周子旺起义，子旺称周王，改国号，旋被镇压。至元五年十一月还发生了河南省台掾史范孟等假传圣旨、杀行省平章月鲁帖木儿等人、自称河南都元帅的事件，受牵连者以千百计。 　　至元六年二月，伯颜的侄儿脱脱在妥欢贴睦尔支持下发动政变，伯颜被贬至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病死于龙兴路（治今江西南昌）驿舍。清除伯颜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自元朝建立以来，附会“汉法”与抵制“汉法”在蒙古统治集团内部虽然一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推行“汉法”已是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伯颜擅权以来，排斥汉人，废除科举，采取民族压迫政策，是元朝后期一场罕见的抵制“汉法”运动，显然是逆社会潮流而动的不得人心的举动。脱脱的政变是得人心的，人们称此举为“拔去大憝，如剔朽蠹”①。 　　伯颜被逐后，妥欢贴睦尔命脱脱之父马札儿台为太师、中书右丞相，脱①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讥伯颜太师》。 　　①杨维祯：《杨公神道碑》，《东维子文集》卷二四。 　　脱为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马札儿台热衷于经商敛财，半年后下台。至元六年十一月，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当时“天子图治之意甚切”（《元史·苏天爵传》），把大权交给脱脱，脱脱立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②。主要措施有：第一，恢复科举取士制。脱脱任相后仅一个多月，即恢复科举制度。这一措施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消除伯颜排儒带来的民族隔阂心理有一定作用。脱脱又大兴国子监，蒙古、色目、汉人三监生员，达到三千余人。 　　第二，置宣文阁，开经筵，遴选儒臣以进讲。文宗时置奎章阁，一时精英荟萃，文采焕然。文宗卒后，奎章阁无人顾问，文士四散。脱脱上台后，改奎章阁为宣文阁，主要用作宫廷教育，在翻译古籍、编撰史书等方面起了不小作用。脱脱又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黄溍、许有壬四人进讲。至正九年（1349）冬，宣文阁改为端本堂。 　　第三，恢复太庙四时祭及其他礼仪制度。 　　第四，调整蒙古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正式为剡王彻彻秃昭雪；召还宣让王贴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使返回所属领地；功臣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正广平王之位。 　　第五，开马禁、减盐额、蠲逋负，减轻对人民的控制与剥削。如减盐额方面，河间盐场自至正二年（1342）起，免余盐3万引；两浙盐场自至正三年起，额盐量减少10万引；福建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余盐3万引。另外，对地方官提出六条标准，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备者减一资，三事备者平迁，六事俱不备者降一等”（《元史·顺帝纪四》）。 　　第六，修撰辽、金、宋三史。自至正三年四月起修，至四年三月完成《辽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金史》、《宋史》成书时脱脱已辞去相位，但脱脱在决定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年号”的编史方针和筹措资金、组织班子方面其功不可没。 　　自从脱脱在妥欢贴睦尔支持下推行新政以来，元朝统治集团的主要人物作风大有改变。妥欢贴睦尔用心攻读圣贤书，裁减宫女、宦官，节省御膳、御装，关心政治，常在宣文阁与大臣商谈国事。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因受到重用，多“知无不言，言无顾忌”（《元史·苏天爵传》），欢呼“至正宾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①前”②，准备在“至正中兴”中一显身手。脱脱因为推行“更化”政策，朝政为之一新，“中外翕然称为贤相”（《元史·脱脱传》）。至正四年五月，脱脱辞相。由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出任右丞相；七年正月由别儿怯不花任右丞相；当年十二月，朵儿只任右丞相；九年闰七月，脱脱复相。其间共5年多，妥欢贴睦尔仍有励精图治之志，②黄溍：《史公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 　　①指延祐元年，是年首次开科。 　　②欧阳玄：《试院倡唱》，《圭斋集》卷二。 　　也继续推行一些新政，但从整体来说，元朝的政治腐败已不可挽救，加之天灾频仍，人民起义愈益强烈，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段时间内，妥欢贴睦尔起用的三相能力较差，威望远不如脱脱。故新政大多由妥欢贴睦尔亲自过问。这段时期内推行的新政主要有：第一，颁行《至正条格》。自英宗颁布《大元通制》以来，二十余年间一直未曾修订过新的法律，“以致诸人罪状，议拟有轻重之殊。..每罚一辜，或断一事，有司引用，不能偏举。..事至于斯，深为不便”③。故妥欢贴睦尔命平章政事阿吉剌监修新律，于至正五年十一月成，赐名《至正条格》。第二，定荐举守令法。妥欢贴睦尔深知当时官吏素质下降，因而制定新法，凡选转某人为官，他都亲自过问，予以审查，意欲选拔一些无劣迹的清廉之士为地方官。 　　第三，遣奉使巡行天下。至正五年十月下诏曰：“遣官分道奉使宣抚，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元史·顺帝纪四》）。于是调遣大批高级官员分巡全国各道，意图改变贪官污吏状况，开创廉政建设新局面，“然奉使者，类皆脂韦贪浊，多非其人。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即王守诚）、武子春（即武琪），稍振纪纲，余皆鼓吹而已”（《庚申外史》）。 　　第四，举逸隐士，沙汰僧尼。推行新政以来，朝廷颇感人才缺乏。在修撰三史和奉使巡行天下时，注意采访山林遗逸，推荐到京任职。“隐士无求于朝廷，而朝廷有求于隐士”（《庚申外史》），成为当时的名言。 　　自后至元末到至正九年脱脱复相的近9年时间内，妥欢贴睦尔励精图治，大有中兴之意。其中前4年由脱脱主持更化政策，主要是废除伯颜旧政，调整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关系，巩固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加强文治，这一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后5年主要由妥欢贴睦尔亲政，新政的内容主要是完善法制、加强廉政、选拔人才，这一目的基本上没有达到。综观至正新政的内容，基本上没有触及遏制土地兼并、解决财政危机等更尖锐的问题。即使至正新政全部成功地推行了，也改变不了元朝整个政治肌体败坏、大厦将倾的局面，更不可能出现一个“中兴”的奇迹。 　　开河与变钞至正新政没有解决社会危机。妥欢贴睦尔不得不于至正九年（1349）闰九月召回脱脱，命他复为中书右丞相。脱脱重新执政后，面临着一大堆极其棘手的问题。 　　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金堤。沿河郡邑，如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的单州（今山东单县）、③苏天爵：《乞续编通制》，《滋溪文稿》卷二六。 　　虞城（今河南虞城北）、砀山（今属安徽）、金乡（今属山东）、鱼台（今山东鱼台西）、丰（今江苏丰县）、沛（今江苏沛县）、任城（今山东济宁）、嘉祥（今属山东），曹州（今山东菏泽）的定陶（今属山东）、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成武（今属山东），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的东明（今山东东明东南），东平路（治今山东东平）的汶上（今属山东）等州县均遭水患。黄河泛滥如此严重，受害地区如此之广阔，是河患史上所罕见的。更由于政府没有采取果断治河措施，水势不断北侵。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决，先是淹没济宁路，继而北侵安山（今山东东平西），汇入运河，延袤济南、河间，不仅运河有中断之势，而且河间、山东两盐运司所属几十个盐场也有淹没的危险。大都赖以生存的粮食和生活用品，元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盐税，将会急遽减少。 　　更为严重的是，河患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河南、山东等河泛区“所在盗起，盖由岁饥民贫”，大批流民涌入长江下游，“沿河盗起，剽掠无忌，有司莫能禁”。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也是此起彼伏，其中山东私盐贩郭火你赤起义，福建汀州连城县罗天麟、陈积万起义，湖南吴天保领导的瑶民起义，台州黄岩盐贩方国珍起义，辽东女真人锁火奴和兀颜拨鲁欢反元，云南死可伐起义等影响最大。监察御史张祯惊呼：“灾异迭见，盗贼蜂起..若不振举，恐有唐末藩镇噬脐之祸”（《元史·顺帝纪四》）。妥欢贴睦尔曾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和《荐举守令法》，又遣奉使巡行天下，意欲改变官贪吏污的状况。结果收效甚微，贪污、贿赂之风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更加严重。朝廷像哈麻这类奸臣，“自藩王戚里，皆遗赂之”（《元史·哈麻传》）。地方官更是天高皇帝远，其向民征钱，各有名目，有所谓拜见钱、撒花钱、追节钱、生日钱、常例钱、人情钱、赍发钱、公事钱等等①。就是号称清廉的廉访司官员，也是声名狼藉。至元八年十月，御史台承认：“近年以来，江南各道廉访司书史奏差，间有不务守慎，恣尚贪饕，..滋长奸恶，废坏纪纲。若不严为立法，无以效劝将来。”②民间甚至作诗嘲笑廉访司官员：“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扔穗贼不争多。”时人叶子奇说：“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③赋役沉重且不均，这是造成广大人民不满的重要原因。此类情况，江南尤其严重。福州崇安共有50都，纳官粮6000石，“其大家以五十余家而兼五千石，细民以四百余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连跨数郡，而细民之粮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细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贫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元史·邹伯颜传》）。福州也是役法不均，官府常常“聚数百人于庭，鞭笞拷①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 　　②《南台备要》，《永乐大典》卷二六一○。 　　③《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掠，责成于一二日之间，吏巧法与豪猾表里，贫民受抑无诉”①。浙西则以赋税重而闻名。至正间，平江路长洲县（今江苏苏州）“地下水悍，岁赋五十万硕，民避其役，不啻如猛虎”②。广大农民的极度贫困，是促使元末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 　　面对这疮痍满目的社会，其实是没有任何灵丹妙方可以把它治理好的。 　　黄河听其泛滥，钞法任其混乱，社会危机势必加深，人民起义迟早会如同烈火一般燃起；立即开河变钞，解决财政危机，使灾民重返家园，在脱脱看来这是摆脱危机的唯一良策。但脱脱对人民群众对元朝统治的极度不满估计不足，更不会估计到开河变钞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变更钞法的原因，一是国库严重空虚，入不敷出。世祖至元后期以来，财政渐见拮据，因而纸币发行量猛增。大德以来，开始动用纸币准备金；武宗至大时，动用钞本更为严重，又发行至大银钞，使之五倍于至元钞，同时恢复使用铜钱；仁宗即位，加以整顿钞法，罢至大银钞与铜钱，但又大量印钞，曾连续四年每年印数在200万锭以上，官定钞银比值只及中统初的1/20。日积月累印发的纸币到至正年间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二是伪钞横行。元代钞法对造伪钞者一律处死，但冒险者仍为数不少，“坐罪虽曰匪轻，获利自是甚重”③。历年印造的伪钞几乎流通于全国，愈积愈多，对钞法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至正十年（1350）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向脱脱建议变更钞法，吏部尚书契哲笃对他的建议表示支持。他们提出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而钱为子。脱脱原则上同意这一方案。为慎重起见，脱脱会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进一步商议。经过激烈争论，压制了不同意见，决定变更钞法。 　　变钞的具体办法，一是印造“至正文钞”（实际上是用旧日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两贯，两种钞并行通用，而中统交钞的价值比至元宝钞提高一倍。专置宝泉提举司，“每日印造，不可计数。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元史·食货志五》）。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形成钱钞通行局面，并以钱来实钞法。 　　至正十一年（1351）新钞与通宝同时发行，“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每锭50贯）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元史·食货志五》）。到至正十六年时，纸币“绝不用，交易惟用铜钱耳。钱之弊亦甚..且钱之小者，①吴海：《故王将军夫人孙氏墓志铭》，《闻过斋集》卷三。 　　②杨维桢：《长州县重修学宫记》，碑存苏州孔庙。 　　③苏天爵：《灾异建白十事》，《滋溪文稿》卷六六。 　　薄者，易失坏，愈久愈减耳”①。变钞本是以“钞买钞”的办法，即用新钞来压低民间的至元宝钞，达到增加国库收入，摆脱财政危机的目的。结果由于新币发行额过大，广大人民群众加以抵制，因而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变钞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政府的信誉却一落千丈。 　　黄河决溢后，元廷在治河问题上一直犹疑不决，因而延误了五六年之久。运河受阻，盐场被毁，饥民相食，反抗不止，形势十分严峻。脱脱复相后，都漕运使贾鲁再次申述了自己的主张：“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元史·成遵传》）。脱脱决定采取贾鲁的治河方案。但工部尚书成遵等出面抗争，认为黄河故道不可得复，并说：“济宁、曹、郓，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恐日后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元史·成遵传》）。双方争论十分激烈。脱脱治河决心始终没有动摇。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妥欢贴睦尔正式批准治河，下诏中外，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13路民15万人，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军18翼2万人供役。四月二日开土，七月完成疏浚黄河故道工程，开始堵塞黄河故道下游上段各决口、豁口，修筑北岸堤防。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七日，贾鲁用船堤障水法开始堵水工程，至十一月十一日终于使龙口堵合，“决河绝流，故道复通”①。贾鲁在治河工程上取得了成功。 　　然而，农民领袖韩山童、刘福通等果然用开河机会发动了农民起义。时人作诗云：“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②又有《醉太平小令》称：“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③时人把开河变钞看作是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源。其实元朝社会矛盾的激化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开河变钞只是元朝社会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