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史学《元朝秘史》的修撰





  《元朝秘史》蒙文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qol-unNihuchaTobchiyan,即蒙古秘史)。它是蒙古族的第一部历史、文学巨著。原文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作者佚名。书后说“鼠儿年七月..写毕”,从书中内容看,当成书于十三世纪中期。

  《元朝秘史》根据古代蒙古族的民间世代传说,生动地记载了蒙古族的起源、成吉思汗先世谱系、蒙古社会生活、阶级状况,突出描写了成吉思汗早年的艰难经历和在逆境中的奋斗、蒙古国家的建立及其南侵西征的过程,以及窝阔台汗继位后的事迹。内容涉及到当时蒙古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政治军事制度、部落战争、社会意识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早期蒙古历史、文学最重要的典籍。

  “脱卜察安”(又译“脱卜赤颜”)是藏于宫廷的“秘文”,“非可令外人传者”(《元史·虞集传》)。到元世祖时始立翰林学士院兼国史院,负责修撰各朝实录,而“脱卜察安”的修撰可能更为机密,且窝阔台汗之后仍有续修。文宗时曾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将所谓妥欢贴睦尔非明宗之子事“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元史·虞集传》),至顺三年(1332)五月,又“命朵末续为《蒙古脱卜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元史·文宗纪五》)。现存的《元朝秘史》是明初四夷馆的汉文本,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词傍注汉译,并分段作了节译,题名《元朝秘史》。汉译部分只是《脱卜察安》的一部分。《脱卜察安》原文早已散失。

  辽、金、宋三史的纂修世祖中统二年(1261),王鹗请修辽、金二史,世祖命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后又诏史天泽监修。南宋亡后,又令史臣通修三史。仁宗延祐年间也曾诏修三史。但终因义例未定,一直未能定稿完成。

  顺帝至正三年(1343),命中书右丞相脱脱修三史,任三史都总裁,铁木儿塔识、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辽史》总裁官,铁木儿塔识、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为《金史》、《宋史》总裁官。是年三月三史同时起修,四年三月完成《辽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

  三史是各族史学家共同劳动的结晶。都总裁脱脱虽未亲自写史,但他在组织写作班子、拨江南原南宋学田作修史经费、确定三史各为正统的原则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元朝建立后,辽、金、宋三史谁为“正统”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有的主张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史;有的主张以宋为世纪,辽、金作载记;又有人主张宋、金都不是正统。“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权衡《庚申外史》)这一决定确定了平等对待三史的基本原则,它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统属的历史状况,也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具有进步意义。三史的具体工作,以欧阳玄出力最多,他从选择史官、汇集史料到制立三史凡例,亲撰论、赞、表、奏等,贡献最多。康里人铁木儿塔识,担任三史总裁官,“多所协赞”;修史官中有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汉名刘伯温),哈剌鲁人伯颜,唐兀人斡玉伦徒、余阙,钦察人泰不华等少数民族史家,这是二十四史编撰队伍中所仅见的。

  三史按历代正史体例,但各有自己特色。如《辽史》有《营卫志》为各史所无,其中保存了契丹早期的户籍、兵籍、土地制度、部族组织等史料;《辽史》又有《部族表》,将与辽有关的周边各族按年月把交往情况列入年表中,这是创举;《金史》本纪第一卷《世纪》,记太祖以前先世,第十九卷为《世纪补》,记追尊诸帝,也有其特点。辽、金二史各附有《国语解》一卷,将契丹、女真两族有关的官制、人事、物产、部族、地理、姓氏等名称,加以注释。《国语解》不仅是阅读辽、金二史的重要工具,也是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重要依据。三史在编纂方法、史料取舍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一人两传、纪传不符、译名不一、各史互异、传闻之误等,《宋史》则显得繁芜,其卷帙浩繁为二十四史之冠。

  私家史学著作元代私家史学著作十分丰富,其中以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苏天爵的《国朝名臣事略》最为著名。

  胡三省(1230—1302),字身之,天台(今属浙江)人。南宋亡后,他隐居山中,继续《资治通鉴》的注释工作。

  从南宋宝祐丙辰(1256)开始,胡三省即“大肆其力于是书”,以《资治通鉴音义》、《释文》各本乖异,刊正《广注》97卷,著《论》10卷,临安失陷后,书稿散失。在隐居期间“复购得他本为之诠,始以考异及所诠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迄乙酉(1285)冬,乃克彻编。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而还之,著《辨误》十二卷”(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胡三省的注释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同时又充满了民族感情。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故国的哀痛,隐晦曲折地或借古讽今地抨击元朝的统治。

  马端临(1254—1323),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他是南宋右相马廷鸾之子,宋亡后隐居不仕。由于唐杜佑的《通典》门类分得过宽,且只写到天宝年间。他花了20年功夫著成《文献通考》348卷。《通考》共分二十四门,即: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祀、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门为《通典》所无,其余十九门则在《通典》基础上离析其门类,加以充实而成。凡天宝以前史实作拾遗补缺,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五年(1212)作续编。“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俾宜之纪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名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本当者,研读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马端临《文献通考序》)可见他在史料甄别、取舍上十分严肃,而且对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献通考》是《通典》的进一步丰富和扩大,是研究宋和宋以前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一部巨著。

  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文宗天历间完成《国朝名臣事略》15卷。他根据诸家文集中有关元朝开国功臣、文臣、武将、学者的碑文、墓志、行状、家传及其他材料,编成木华黎、耶律楚材等47人的事略。其编纂方法颇为创新,将上述资料按年按事选辑,分段注明出处,取详去简,删除重复及芜词,使之完整成传。每传前有提要,概述传主氏族、籍贯、简历、年岁等,传主先祖事迹在正文用小字摘注;文中涉及的事件、人物有它书可补充的,也用小字注出。该书取材有据,引文达一百三十余篇,保存了今已不存的若干文集中的名篇,因而具有很高史料价值。苏天爵还编有《元文类》70卷,收录元代名家诗、文八百余篇。

  译著元代是各族人民互相交流十分活跃的时代。在人们日常生活、政府行政、文化交流等方面需要用语言进行交往,因此,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双语教育。一方面要使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不致“断绝”;另一方面又要使少数民族尽量掌握汉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更好地处理日常事务。

  元朝政府于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蒙古新字颁行之后,在诸路置蒙古字学。八年,立京师蒙古国子学,从随朝官员、怯薛台、蒙古汉人官员家,选子弟俊秀者入学。命翰林院译《通鉴节要》为蒙古字习学。至元二十四年(1287),曾任过回回译史的中书省右丞麦术丁提出“亦思替非文字的人少有。这时一二个人好生的理会得存,我则些少理会得。咱每后底这文书莫不则那般断绝了去也么?教学呵,怎生?”①他的要求得到批准。二十六年置①《通制条格》卷五《亦思替非文书》。

  回回国子监学,从百官及富人子弟中选取生员。亦思替非文字即阿拉伯文。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学培养了大量政府部门中的译史,为各族之间沟通语言起了不少作用。元朝统治者也非常重视蒙古、色目人掌握汉语。如蒙古人伯必之子阿八赤曾入蒙古学,真金太子问其读何书,阿八赤以蒙古书对,真金曰:“我命汝学汉人文字耳,其亟入胄监。”(《元史·裕宗传》)顺帝子爱献识理达腊初学畏兀体蒙古字,后入端本堂,由名儒李好文等教授《端本堂经训义》、《大宝龟鉴》等汉文书,他善书法,也善诗。

  为适应各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需要,元代涌现了一批文字学家和翻译家。

  汪古人马祖常将《皇图大训》、《承华事略》翻译为蒙古文(《元史·马祖常传》)。回回人察罕,精通中国历史典故,曾译《贞观政要》、《帝范》为蒙古文,又译蒙古文《脱卜赤颜》为《圣武开天纪》、《太宗平金始末》为汉文(《元史·察罕传》)。汉人鲍信卿是著名的蒙文专家,元贞初曾选编史传中的故事及时务切要者二百五十余条译为《杂目》,又编蒙古、畏兀儿语法为《贯通集》、《联珠集》、《选玉集》等①。

  ①王祎:《鲍信卿传》,《王忠文公集》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