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下领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拥有很多特权，本质上是他们对汗权的某种程度的分享。 　　在政治上享有的特权，表现在投下官的任用不同常选；投下官世袭罔替，可以不迁转，等等。也表现在参预国政方面。蒙古国时期，他们已有参预国政的权力，凡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参决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如昔里钞部曾以大名路达鲁花赤兼充贵由系代表的身份，同署燕京行尚节省事。元朝建立后，这种参政权仍然延续下来。而且职高权重的中书省断事官，多由诸王投下的代表充任，大德十年（1306）多达四十三员。 　　大宗正府是元廷统管投下诸种公事的机构，秩从一品，地位崇高。这里，“以诸王为府长，余悉御位下及诸王之有国封者”（《元史·百官志三》）。上述诸王投下在中书省、大宗正府等最高行政、司法、军事机构中都有代表参议政事的情况表明，蒙古统治者视大蒙古国为皇室公产，反映出诸王投下在元廷有很大的政治权力。 　　投下领主的经济权益大体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岁赐。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五户丝和江南户钞，二是指每年分赐诸王贵族的金银币帛。关于诸王投下的五户丝和江南户钞，上文已述。这里着重叙述每年分赐诸王贵族的金银币帛。忽必烈即位后，中统元年（1260）十二月，赐诸王穆哥及帖古伦皇后等，“自是岁以为常”（《元史·世祖纪一》）。忽必烈时期，基本上按例颁发岁赐。自成宗继位到元朝灭亡（1294—1368），《元史》本纪都没有按例颁发岁赐的记载，这是由于“朝会赏赐”渐次取代了固定岁赐的地位，成为元朝中后期主要的赏赐手段。 　　第二，不定期赏赐。除定期的岁赐外，还有不定期的赏赐，它包括立功有赏、喜庆有赐、朝会赐予及各种名目的赈济等。其中花费最大的是朝会赐予。如成宗元贞二年（1296）规定：“诸王朝会赐与，太祖位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位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余各有差。”（《元史·成宗纪二》）武宗即位，据中书省统计，朝会应赐者为钞总计达三百五十万锭。朝廷以灾害、乏食等为理由对诸王投下赈济大量钱物更是屡见不鲜，数额巨大。 　　第三，一些与皇室关系密切的诸王、驸马在经济上拥有更多的特权。如安西王，“凡河东、河南、山之南与陕西食解池盐地，皆置使督其赋入，悉输王府”①。文宗时，以“淮、浙、山东、河间四转运司盐引六万，为鲁国大长公主汤沐之资”（《元史·文宗纪二》）。 　　第四，赋税收入。元代投下领主的赋税收入，是他们经济特权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朝廷对投下的财政经常予以某些限制，但投下领主拥有自己独①姚燧：《提举太原盐使司徐君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八。 　　立的财政权力，建有专门管理财赋的机构。竹温台任鲁王府钱粮都总管府达鲁花赤时，“十余年，财货无悖，入亦无滥，岁节财用五十余万缗”②。在安西王的财政收入中，“田亩之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②揭傒斯：《竹温台碑》，田村实造编《在乌丹城附近发现的元碑》，《蒙古学》第三册，193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