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玉珍（1329—1366），生于河南行省随县梅丘村（今湖北随县柳林）。本姓旻，后因崇信白莲教（因鼓吹“明王出世”，又称明教）而改姓明；一说名瑞，字玉珍。家世务农，曾当过巡司弓兵牌子头（实际上是一种差役）。他身高八尺，“为人英武有大志，不嗜声色货利，善骑射”①。 　　元至正十一年（1351）夏秋之际，刘福通等率北方红巾军起义于汝颍，徐寿辉等率南方红巾军起义于蕲黄，于是天下骚动，群雄并起。玉珍家乡也不安定。“玉珍一日谓乡耆老曰：‘元君无道，天下兵起荼毒，吾侪将不免也。为之奈何？’耆老对曰：‘明公平日勇略，人所信畏，集乡兵，屯青山，量力审时，大则进取，小则自卫，盍策之。’玉珍曰：‘善’。”①于是组织乡兵，修栅治城，分屯县南青山等诸要害，结寨自保。其众达千余人，玉珍被推为屯长。 　　徐寿辉已于至正十一年十月据蕲水（今湖北浠水）为都，建国天完，年号治平。十一年正月，天完军攻克汉阳、兴国（今湖北阳新）、武昌、安陆（今湖北钟祥）、沔阳、中兴（今湖北江陵）等地，势力逼近随州。寿辉遣人招降明玉珍，玉珍见大势所趋，遂参加了天完红巾军队伍。寿辉待以殊礼，授玉珍为统军元帅。命其率本部军马，镇守沔阳，隶元帅倪文俊部。 　　至正十三年（1353），天完红巾军所得多不能守，元军加紧围剿。元军将领哈麻秃（或作哈麻都）屡攻沔阳，明玉珍率部英勇抗击，不幸被飞矢击中右目，致使失明，故人称“明眼子”。是年十二月，天完都城蕲水为元军攻破，徐寿辉等遁入黄梅山中和沔阳湖中。在沔阳湖中，玉珍担负起保卫天完政权和领袖的重任。是时，沔阳水涝连天，民采菱、鱼为食，处境相当困难。 　　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倪文俊重整旗鼓，夺取沔阳城，大败元威顺王宽彻普化。为扩大战果，红巾军急需筹粮，于是文俊命玉珍领兵万余驾斗船50 艘至夔州（今四川奉节）筹粮。时夷陵（今湖北宜昌）为天完参政姜珏所辖，故玉珍得以往来巫峡，满载粮食而归，而四川人民亦未受到骚扰。明玉珍去四川筹粮的成功，解决了天完红巾军的军需供应，有力地支援了倪文俊在军事上的胜利，为天完政权的重建立下了战功。 　　至正十七年（1357）春三月，屯兵西平寨的义兵元帅杨汉领兵至重庆，屯于江北。时镇守重庆的元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正招兵买马，欲扩大势力，闻杨汉兵至，遂遣人招纳。杨汉不知是计，应邀谒见完者都，被完者都用计于酒席间杀死。杨汉将士忿而起兵复仇，不克，于是掳夺船只顺江东下。适遇明玉珍于巫峡，杨汉部众诉说被害事，且言重庆城兵备单薄，完者都与另一守将、四川行省左丞哈麻秃不和，若回船，出其不意攻之，取重庆易如反掌，重庆下，则全蜀可图。玉珍犹豫不决。万户戴寿献计说：“鸟困投林，人困投人。且明公修兵沔阳为民也，哨粮于蜀亦为民也。不若分船为二，以其半载粮还沔以济荒，以其半因汉兵攻重庆，事济则据之，不济则归，何损也。且此兵之出，窥陇蜀，据上流，保荆襄，开粮道，一举三得，幸勿他虑。”玉珍从之，遂率兵与杨汉余部合兵至重庆。时蜀中承平日久，忽见大批斗船① 明玉珍墓出土之《玄宫之碑》，见重庆博物馆编：《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① 杨学可：《明氏实录》。本传引文多引自《明氏实录》，下引此书者不另注。云集，远近骚动。完者都见明玉珍军势大，夜遁果州（今四川南充），哈麻秃仓促出战，战败被执。玉珍轻而易举攻占重庆，父老迎玉珍入城，其军纪律严明，城中安然如故，远近降者络绎不绝。玉珍遣使献俘哈麻秃于汉阳徐寿辉，寿辉大喜，是年秋授玉珍陇蜀行省右丞。 　　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逃至果州的元四川行省左丞完者都与行省平章郎革歹、参政赵资，率兵屯嘉定州，妄图夺回重庆。明玉珍命其义弟明三（一作明二，原名万胜，湖北黄陂人）领兵围攻嘉定，屯兵九顶山、大佛寺，相持达半年之久，不克。玉珍则率军由涪江西进。时北方红巾军宋政权西路军李喜喜（李仲贤）部在陕西作战失利后进入四川，占领成都等地，改称“青巾”。六月，玉珍败青巾于普州，李喜喜率青巾退至成都，玉珍班师返重庆。明玉珍西进时曾驻军泸州，其宣使刘泽民曰：“此间元进士刘桢字维国者，有文章，能政事，历仕大名路经历，因青巾李喜喜入蜀大肆杀戮，隐居方山，曷往见焉。”玉珍亲往拜访，与之交谈后大喜曰：“吾得一孔明也。”遂邀至舟中，与论国事，拜为理问。 　　与此同时，天完政权内部先后发生了倪文俊、陈友谅的篡权活动。至正十七年九月，倪文俊阴谋杀害徐寿辉，不果，逃奔黄州其部将陈友谅处，友谅杀文俊，兼并其军。友谅握有军权后，排除异己，不听天完主号令，玉珍上表斥责友谅罪状。友谅遣刺客陈亨等潜入四川，图谋杀害玉珍，因不得近身而未能得逞，遂乘玉珍出兵广安之机，杀员外郎鲍玉等7 人而逃遁。 　　至正十九年（1359）春，青巾军李喜喜、王虎、郭成等被明玉珍军击败，军队四散。其后，部分士兵为明玉珍所收编，部分士兵由李喜喜率领东投陈友谅。是年，玉珍遣使进贡于天完，徐寿辉拜玉珍为骠骑卫上将军、陇蜀省左丞相①。 　　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于采石，自立为帝，建国大汉。遣使赴明玉珍处讣告，玉珍“乃斩使焚书，三军缟素，为宋（天完）主发丧，拊膺哀悼，殆不堪忍”（《玄宫之碑》）。又命其将莫仁寿领兵守夔，不与相通，立徐寿辉庙于城南，春秋奉祀。 　　至正二十一年（1361）春，明玉珍自领兵围嘉定九鼎山，命明三率精锐直趋成都。时在成都的元平章买奴、参政韩叔享被青城农民军所执，城市空虚，由都事薛元理理署行省事。守城士兵皆新募者，闻明玉珍军至，大惊溃散。明三领兵进入省府，掳郎革歹、赵资之妻，顺流而归。郎革歹妻投江自尽，赵资妻至阵前劝降，被赵资射杀。玉珍挥师勇进，元军大溃，遂生擒完者都、郎革歹、赵资至重庆，玉珍劝降不成，杀三人于大十字街，以礼葬之。此后，明玉珍议进讨陈友谅，移檄四方，会兵三峡。至正二十一年十月，明玉珍正式称陇蜀王，不改国号，不改元，谥徐寿辉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下令曰：元朝运去，中国豪杰并起而逐之。予本乡农，因乱为众所推，殆为自保，岂敢图人。迩者义兵一起，群丑底平，湖、湘向化。顾兹蜀地久被青巾之乱，莫有为之剪除者。予奉天诛罪，岂能自安。已经殄灭凶徒，幸而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岂人谋！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诚恐百姓不知，以予为争地杀人之师，非吊民伐罪之举。予取尔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尔辈亦当复见中华文明之化，不可安于元人之陋习也。更宜洗心从治，慎勿取恶招尤。（《明氏实录》） 　　① 此段记载仅见于《玄宫之碑》。 　　明玉珍称蜀王后，以刘桢为王国参谋，朝夕侍讲书史，参与裁决政事。 　　刘桢竭力鼓吹明玉珍割据称帝。“桢一日屏人，从容说珍曰：‘西蜀形胜，虽小，沃野千里。北有剑门可以窥陇西，东有夔塘可以达江左。今民遭青巾之苦，幸获扶养，颇得苏息，人心之归，天命可知，他日大事可举也。此时若不称大号，以系人心，军士俱四方之人，思其乡土而去，明君虽自保全蜀尚难，况欲天下乎！’”刘桢屡劝之，其左右戴寿、张文炳亦力赞之。玉珍终于决定加紧筹划称帝事宜。与此同时，明玉珍派兵四出，以图拓展疆土。至正二十一年九月，遣兵下四川东部诸郡县，元命四川行省左丞李思齐出兵，思齐佯为出兵，旋即退守凤翔。二十二年五月，玉珍分兵攻龙州（今四川江油北）、青川，北犯兴元（今陕西汉中）、巩昌（今甘肃陇西）诸路。 　　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月，明玉珍即帝位，建都重庆，国号大夏，改元天统。夏政权建立后，主要措施和军事活动有：第一，建立朝廷和地方行政机构，巩固政权。 　　玉珍建国诏中称：“元以北人，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销灭”，“昭显茂功，成我文明之大治。”因而在立国规模上颇有复古倾向。其朝廷官制，行周制，设六卿：以戴寿为冢宰，总理百官；明三复姓名万胜，为司马，掌军事；张文斌为司空，掌工程；尚大亨、莫仁寿为司寇，掌司法刑狱；吴友仁、邹兴为司徒，掌土地户籍；刘桢为宗伯，掌礼仪制度。置翰林院，以牟图南为承旨，史天章为学士，太子明升朝夕受学；内设国子监，教公卿子弟；外设提举司、教授所，教养郡县生徒。立进士科，科举取士。夏政权行周制，官制名称皆不合时宜，故于至正二十五年（天统四年，1365）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以戴寿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向大亨、张文炳为知院，邹兴、吴友仁、莫仁寿、邓元帅为平章，江宝英为考政，荆玉、商希孟为宣慰使。 　　在地方政权建设方面，玉珍分蜀地为八道，更置府、州、县官名，府置官刺史、州置官太守，县置官县令。其统治范围最盛时东至夷陵（今湖北宜昌），西到中庆（今云南昆明），南达播州（今贵州遵义），北抵兴元（今陕西汉中）。州县多所改置，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宣慰司、安抚司、军民府、镇边都元帅府等。 　　第二，采取恢复生产等经济措施。 　　夏政权建立后，制定“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役之征”的措施，应该说在当时各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中，赋税是最轻的。北方红巾军宋政权将领毛贵在山东“官民田十止收二分”，也较夏政权为重；陈友谅汉政权加紧搜括民脂民膏，其所收田赋数额，有的地方竟比元制高出一倍。明玉珍实行低赋政策，有助于战乱中恢复农业生产。 　　明玉珍还很重视军队屯田。如天统三年（1364）冬，守夷陵的姜珏，在当地屯种置仓，“以赡军用”。夏政权还发行新的钱币，一种为“天统通宝”，一种为“天统元宝”，均为小平钱，作流通之用。 　　第三，继续奉行弥勒教，与天完政权保持政治上的延续关系。 　　明玉珍建大夏政权后，下令废释、老二教，上奉弥勒。这表明明玉珍在宗教意识上仍然一如既往，以白莲教作为号召群众的宣传武器。同时，这不仅仅表明明玉珍与天完政权在宗教意识上的继承，而且是一种政治关系的延续。 　　第四，继续展开反元武装斗争。 　　夏政权建立后，明玉珍在军事上作了重要部署：置奉天征虏大将军府于汉中，以进取陕右；置奉天征蛮大将军府于夷陵，以进取友谅。这一军事部署，充分表明了夏政权的军事斗争目标，即巩固蜀地，北取陕右，与元军阀李思齐、张良弼争夺陕西；东塞夔门，以对抗背叛天完的陈友谅。这一战略思想，在天统三年（至正二十五年，1365）明玉珍致朱元璋书中也有所表白：“区区人马二十万，北出汉中，东下荆、楚，期靖残虏，以安黎庶。”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首先巩固后方。故天统元年（1363）冬，万胜领兵出汉中，攻剌踏坎，元普颜达失平章逃遁，获其人马，即报捷而还。这是一次试探性进攻，当时主要军事行动还是用在安定后方上。天统二年春，玉珍命万胜领兵11 万攻云南，由界首入；司寇邹兴由建昌入；指挥芝麻李由宁番入。二月，万胜屯兵金马山，等待邹、李兵来会合，两军却迟迟不至。而驻守云南的元梁王勃罗、云南省廉访司官员闻风逃遁，万胜“遣使四方，告谕招安，继日赍宣牌面而纳降，降者不可枚举”。万胜继续深入大理，“初临乌蛮，蛮酋纳款以供输；继次乌隆，敌众望风而奔溃。遂由驿路，直入滇池。士民冒雨以争降，官吏叩头而请罪。一毫不犯，万里皆安”。这支军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四月，元梁王傅官大都领兵来攻城，万胜因孤军深入，约兵又不至，战士多病伤，于是留逯水元帅府千户聂堇等领兵8000 人与大都拒守同马，自引兵而还。不久，玉珍命万胜领兵攻兴元城（今汉中），围城三日，不克而还。此次战争不胜后，夏政权便采取保境自守政策，不再轻易出兵进取。 　　天统三年（1363）春，明玉珍对中央官制作了重大调整，立中书省、枢密院。同时，在军事部署上也作了调整，以达到保境自守的目的。命平章邹兴镇成都，平章吴友仁镇保宁（今阆中），平章莫仁寿镇夔关（今奉节），平章邓元帅镇通江，参政江宝英镇播州（今贵州遵义），宣慰荆玉镇永宁（今四川叙永西南），宣慰商希孟镇黔南，参政姜珏守夷陵。 　　第五，采取与朱元璋修好的政策。 　　明玉珍在蜀称帝之时，正是朱元璋崛起之日。至正二十五年（天统三年，1365），朱元璋已在一年前灭亡汉政权，并自立为吴王。这年秋天，元璋遣其都司孙养浩到重庆与明氏结好，元璋致书于玉珍曰：吴王奉书夏国皇帝。闻者得姜珏诰命，文义妥贴。辛卯岁兵起蔡、颍，有陈友谅恃其土地之广，甲兵之强，一旦区区之境，不得已而应之，三年遂灭。元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特遣使通好，惟足下图之。 　　明玉珍接书后，遣参议江严答聘，其书曰：夏国皇帝奉书吴王足下。迩者元人运衰，中原气盛，天必降生豪杰，驱逐元虏以为生民主，是乃天意之有在也。第以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为彼用，殊为可恶。足下应运而兴，目视赤子之涂炭，想亦不忍也。区区人马二十万，北出汉中，东下荆、楚，期靖残虏，以安黎庶。特遣使奉复通好，不敢后约，唯高明谅之。 　　明玉珍与朱元璋在推翻元朝这一目标上有共同点，因此采取通好政策，这是很正确的。 　　天统四年（至正二十六年，1366）二月六日，明玉珍病卒，享年仅38岁。在他病危时，召臣下遗言曰：“中原未平，元虏未逐，予志不能遂也，此殆天意。今西蜀险塞，予没后，汝等同心协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玉珍葬于重庆江北之睿陵。皇太子明升继位，年仅10 岁，尊母彭氏为皇太后，垂帘听政。改元开熙。 　　明玉珍出身农家，以地方武装保卫乡里，旋即归附徐寿辉天完政权，作为红巾军将领进据四川。陈友谅杀徐寿辉后，割据四川称帝，建立大夏政权。明玉珍始终继承天完政权，反元目标不变，躬行俭约，保境安民，发展生产，为此得到历代史家的好评。明初方孝孺说：“夏主幸致躬行俭约，兴文教，辟异端，禁侵掠，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历年虽不永，民至今感叹焉。”明末查继佐也说：“以义终寿辉，事颇正。顾减税、下贤，留心礼乐，郁然成文，诸偏安之主不及也。”（《罪惟录》） 　　明升即位后，诸大臣互相残杀。万胜与张文炳有隙，密遣人杀文炳；玉珍义子明昭又矫旨缢杀万胜。明升起用刘桢为右丞相。平章吴友仁对杀万胜不服，遣使与元将李思齐、张良弼通好，明升调兵征伐，皆败而还。丞相戴寿被迫杀明昭，始和解。刘桢病卒，大权由戴寿执掌，戴寿屡次拒绝明使要求，竟绝和好。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朱元璋命汤和、廖永忠等率舟师由东路，傅友德等率步骑由北路取蜀。六月，明升降，夏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