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授徒的大半生 　　吴澄（1249—1333），抚州崇仁人，字幼清，晚年又字伯清。友人程钜夫题其居屋为“草庐”，人称草庐先生。 　　吴澄出生在颇为宽裕的普通家庭。祖父吴铎追求举业，且好天文星历之学。吴澄的幼学发蒙，是在祖父指导下起步的，祖孙之间的感情联系甚深。他十六岁时，祖父赴抚州郡城参加乡试，因未能通过，一年后即溘然去世。十六岁那年他随祖父抚州之行，对其一生产生有重大影响。从当时在抚州临汝书院讲学的著名理学家程诏开（若庸）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程朱学说。前十余年里，他孜孜以求的一直是声对词赋、记诵词章之学，“自以为所学止于是矣”，而“不知科举之外他有所谓学也”。此行后他恍然大悟，“先圣先师之所学者，固不止是”（《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谢缪守书》、《谢张教》）。从此较系统地阅读理学家的著述，开始与程若庸的族子程钜夫相交往、切磋学问。 　　至元七年（1270），吴澄赴抚州乡试中选，时年二十一岁。从他后来写给主考官等人的信札来看，他虽也希望能在礼部试中式，“得直言天下事于大庭亲策之晨”，但志向不在仕途。吴澄的理想乃是“退而私居，博考载籍，力学圣贤”。翌年春，他赴省试不利，从此便断绝了角逐之念。下第这一年，他纂次旧作，题曰《私录纲领》，收录他接触理学以来自内心生发的感想杂识等，从而将弃举业之决心表露无遗。此后，他没有再参加南宋皇朝组织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直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吴澄维持读书授徒的家居生活已长达十五年之久。有好几年他曾迁居乐安，与当地的一名南宋贡士同隐居于布水谷。在此期间他校读考释《易》、《诗经》、《尚书》（今文尚书）、《春秋》、《仪礼》大小戴记、《孝经》等经典。 　　至元二十三年冬，奉元世祖忽必烈诏命到江南寻访名士的程钜夫到达抚州。这时吴澄刚从居父丧期满释服。程钜夫命郡县迎吴澄，至则强使出仕。吴澄以母老坚辞。程钜夫乃曰：“诚不肯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南北统一后，北游中原风物成为当时南人很普遍的向往。吴澄于是决定辞家出游。 　　他是享受着应征名贤的待遇乘驿北行的。至元二十四年春，他抵达大都。程钜夫又一次力图劝他入仕，仍以母老辞。他留在大都不过几个月，终于在年底南归。他的态度与当时羁留在大都的许多南宋遗士有殊。北方文人送别他的诗章里慨叹道：“群材方用楚，一士独辞燕。” 　　回到抚州以后，他仍然过着授徒、读书的生活，差不多又是十五年。在此期间，他曾到宜黄义塾教书；后应担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的程钜夫之邀去福州访问；几次游历龙兴（今江西南昌），在当地官学开讲，“听者千百，多所感发”。他在布水谷耕读时所校定的诸经，早由程钜夫之请被元廷誊录，藏国子监崇文阁，以备诸生览阅。 　　大德五年（1301），恰是在他居母丧服除翌年，元廷诏授吴澄应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这时他已不能再以母老为托辞了。在写给力荐他的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董士选的信中，吴澄表示了对当时儒者苟求苟得，“舐痔尝粪，何所不至”的厌恶情绪，并希望董士选理解他“以古之贤人君子自期，则其出处进退必有道矣”（《吴文正公集》卷七《复董中丞书》）。但是，不顾吴澄受诏不赴，次年春天元廷仍督迫邑里具驿舟，“敦遣”他赴京。吴澄被迫在秋季启行，十月至大都。然而在他到达京师之前，吏部已将去年授予他的官职作不赴任阙处理。很可能是这一缘故，吴澄抵京不久即欲归还。无奈河冻不可行，拖到下一年开春才得动身。 　　回到江西家中第二年，又有江西儒学副提举之命，仍不赴。几年之间，他潜心于校定邵雍著述及古《葬书》，订定《老子》、《庄子》、《太元章句》等书，还曾到袁州（今江西宜春）授徒。大德末年，江西行省为催请他赴学职，先后遣人十余次，文移往复凡数十，吴澄仍以疾固辞不就。 　　国子监传道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元廷以国子监丞之职再诏吴澄。翌年春，他在殡葬去世的次子以后，由江西行省遣官礼请，给驿舟赴任，是年60 岁。在这个年纪步入仕宦生涯，无论如何是太晚了。但是，吴澄是以蜚声天下的学者到国家最高学府去指导诸生。这与他以接续道统自任的本衷并不抵牾。他接受官职的主要原因恐怕也在这里。 　　到职以后，国子学的生徒六馆“翕然归向。公清晨举烛堂上，各举所疑以质问；日昃退就寓舍，则执经以从。公因其才质之高下而开导诱掖之。讲论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废。一时观感而兴起者甚众”（危素《吴澄年谱》，《吴文正公集》卷首）。 　　至大二年，元廷立尚书省变更钞法、经理国用。原中书右丞刘楫以阿附脱脱、三宝奴等人，改授尚书右丞。刘楫尝通《尚书·洪范》、《易经》之义，近进者多敷言儒术以迎合之。刘楫殊欲借吴澄之名以自重，但是吴澄执意不愿与之相过从。刘楫的一个门客自谓能致之，两次拜访吴澄。吴澄先以疾为辞，拒绝与刘楫交往；继之则回避不见客。门客逆知终不可致，“归给其人曰：‘老儒未尝骑乘，堕马折臂，不能来矣’。乃止”（《吴澄年谱》）。元仁宗继位后，尚书省臣伏诛，阿附得进者皆斥罢。吴澄升任国子司业。这时新任国子祭酒的刘赓，自渭“朝廷徒以吾旧臣，故自台臣来领学士。主上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岂敢当。司业大儒，吾犹有所质问。时不可失，师不易遇，诸生其勉之”。国子监教学实际上由吴澄所掌，似乎使他感到一展生平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参考程朱诸儒关于课读诸生的奏疏、教法、私议等，斟酌去取，将国子监教学内容分为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门，力主以课读讲习责督诸生，反对季考月试的大学积分法。但是，吴澄这一套主张，与国子监内大多数同列的想法颇不相合。于是有人议论纷纷，称引他问学须以“尊德性”为本的观点，将他划入“陆学”的阵营。自南宋以来，朱、陆两人的门下长期“依草附木”，互相攻讦。元代官学尊尚朱熹学说。指吴澄为“陆氏之学”就是公开声言他不宜居国子监师儒之职。吴澄慨然于自己的意见和合者寡，又不屑于自辩，乃于翌年化冻后决意辞归。国子监诸生及属吏追至通州（今北京通县）河上恳留，不从。朝廷遣特使止之，亦不肯再留。他第一次“窃禄”为官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为时尚不足三年①。元仁宗① 吴澄辞职不久，他的学生和同事、国子博士虞集也由于相同的舆论压力离职而去。国子监内的这场斗争，皇庆元年（1312）冬，吴澄回到江西老家，继续著书授徒。 　　延祐四年（1317），由于江西行省坚请，吴澄被迫同意主持恢复科举以后的第二次乡试。同年，元廷又以集贤直学士聘召他入京。吴澄拜命后久病不愈，遂无行意。经虞集执意敦请，才在翌年五月勉强动身。行至仪真，复因疾作而辞谢任命；乃令使者回京复命，他自己则暂住淮南，后又在建康（今南京）、江州（今江西九江）等地滞留。他的《尚书纂言》完成于羁旅建康时；在江州，寓于濂溪书院，南北学者从之听讲者百余人。延祐七年，回到家中，从学的北方学者皆随之南趋。 　　至治三年（1323），元英宗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之职衔，遣使臣到崇仁特聘吴澄。二月，吴澄自家中启行，正月到达大都。这时，在大都庆寿寺内，用泥金誊录佛经两部的制作工程，已开始将近半年。七月，元英宗在上都传敕，命吴澄为“金书”《佛经》作序；并授意吴澄，此役意图在于“一追荐列圣，一祈天永命，一为民祈福”。这是吴澄就新职后接受的第一道诏令。他却以超生荐拔实乃“蛊惑世人”为由，拒绝接元英宗旨意写序。元英宗可能来不及得到吴澄的答复，就于八月初从上都回銮途中在南坡遇弑。序金书《佛经》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年冬天，晋王也孙铁木儿即皇帝位。翌年初在大都开经筵。吴澄与中书平章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同为讲官。今《吴文正公集》卷四四，存留着一篇阐发通鉴所载汉高祖约法三章的经筵讲义。在这篇讲义里，吴澄开导长年出镇漠北、不谙汉地事务的泰定帝说：“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罚来，不是心衷欢喜做来。孟子道：‘不爱杀人的心厮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来，汉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样广大。比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着世祖皇帝行，可万万年太平也者。” 　　这样的“讲义”，与他和其他学者之间的论学问对相比，自然粗浅得多。但这些言辞出自一位七十多岁高龄、而且体弱多病的老学者之口，在蒙古皇帝听来，分量一定是很重的。据说泰定帝听讲后“大悦”。 　　泰定二年（1325）正月朔日，吴澄因老疾不克朝贺，复有南归之意。到闰正月，翰林国史院设局纂修英宗实录，他仍被指名与役。是年秋，英宗实录修毕，他便坚意离京。冬，吴澄至家，时已七十七岁。次年，朝廷又有诏征澄，不起。乃赐钞币等，遣翰林编修送到家里，以示优礼。吴澄写信给时宰，说自己“虚老而已，无才可称”，乞“收还所赐”。 　　吴澄告老家居的晚年岁月有八年。疾病稍舒，仍著述讲学不止。至顺二年（1331），他的长媳、孙、孙媳、一妹、一弟先后去世，“半载之间凡五丧”（《吴文正公集》卷八）。次年五月，他从崇仁迁到杭州郡城，就养于三子吴京。他的最后一部撰述《礼记纂言》即完成于杭州客寓时。有的学者认为，诸经纂述之中，吴澄对《礼记纂言》“用功最勤”（《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元统元年（1333）盛夏，吴澄盛暑得疾，终老去世。卒年八十五岁。 　　对朱陆末学的匡砭是否具有中原士大夫抵制南儒控制国家最高学府的性质，还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依后代儒学家的观点，“有元一代，以理学后先倡和，为海内师资者，南有吴澄，北有许衡”（蒋超：《吴澄从礼奏疏》，《吴文正公集》卷首）。这一评价是有道理的。在元代理学史上，许衡和吴澄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略有不同。许衡对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具有开创之功，吴澄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许衡兼有政治家和师儒的身份。尤其是中年以后，他的主要志向，毋宁说是通过直接参与政治来促使元政权进一步汉化，并通过朝廷的政治权威来推行理学；只有在从政遭遇挫折时，也才退而为师儒。吴澄则差不多完全以解惑传道自任，即使在为时不长的仕宦期间，他所接受的，也只是学官或者国史词翰之职。就从学术的层面推广和发扬理学内涵而言，则吴澄花费的精力，似乎又远远多于许衡。濂洛关闽之学的侧重点，在于“独标性命之言”（江藩：《汉学师承记》），而不甚强调追究礼乐之源。此种倾向经朱学未流承袭扩大，遂一演而成为徒习成说之风，以至于“专守一艺而不复旁通它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辞；反俾记诵之徒嗤其陋，词章之徒讥其拙”。吴澄对这种“嘉定以后朱门末学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深为感慨（《吴文正公集》卷二二《尊德性道问学斋记》）。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可以说主要是为了针砭此种弊端，并在以下两点形成显著的个人特点。 　　一是按照理学的观点，重新考校并阐释多种古代经典。在他看来，这是在续朱熹的未成之志和未尽之言。经他先后校定和发挥的古代儒家经典有《尚书》、《易经》、《春秋》、《孝经》、三礼、《葬书》等。儒家以外的《老子》、《庄子》、《太元章句》等书，也曾由他订定，意在“使智之过高者不至陷溺于其中，凡下者不至妄加拟度于虚高”（《吴澄年谱》）。虽然他在经学方面的许多断制，并不为后学所赞同。但程朱门人，“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非北溪诸人可及也”。吴澄对元和元以后经学的发展，是起了重要的影响的。例如古文尚书，宋人虽多已疑之。但“专主今文，则自草庐始。是书（接指《尚书纂言》）出世，人始决言古文为伪而欲废之”（《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二是力图发扬“明指本心以教人”的心学观点来纠正朱学末流拘滞于前贤的文义句读以求明道，而不知反求诸身，终使学问支离破碎而不得要领的时弊。吴澄的这个主张，显然受到江西陆学的影响。吴澄承认，“陆象山之学非俗学，然与朱子同时而不能与朱子同道”（《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谒赵判簿书》）。但是他不赞成像朱、陆门徒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各立标榜，互相诋訾。他认为，正像朱学在其末流手里正面临堕落成一种新的“俗学”的危险一样，“今人说陆之学，往往曰‘以本心为学’，而问其所以则莫能知。..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陆子之学非可以言传也，况可以名偏求哉”（《吴文正公集》卷二六《仙城本心楼记》），吴澄强调，明指本心以教人的主张，并不是陆象山所新创，而是本之于孟子，并且可以追溯到被载录在《孟子》中的“操舍存亡，惟心之谓”这段“孔子之言”。因此，“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者也”（同上）。在提倡以本心为学的同时，吴澄对象山后学那种率心由性，流于空疏的偏失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提出所谓不失其本心，“非专离去事物、寂然不动，以固守其心而已”。因此，吴澄阐扬的以尊德性为主的本心说，不是要排斥朱熹的“道问学”的功夫，相反地是要将它贯穿在道问学过程的始终。也就是要求学生从文义句读入手，但又不拘执于语言文字之末，而能从对于外在“事物”的正确思考启发自身内心的感悟，内在地把握“万理之所根”。 　　吴澄最早接触理学，是他在抚州郡城结识并师从程若庸的时候。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朱、陆两家。吴澄调和朱、陆的主张，可能受了程若庸的学术观点的影响。他和程若庸一样，以朱学为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不过是想吸收陆学基本主张中的合理成分，作为传授朱学过程中的方法论补充而已①。元代有些人以吴澄为陆氏之学，似乎不是一种单纯的误解，而更像是在当时学术界人事冲突中用来对他进行排斥的口实。 　　① 《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