赡思（1277—1351）①，字得之，大食人。祖父鲁坤，随蒙古军东迁，居丰州（治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镇），窝阔台汗时，官至真定、济南等路监榷课税使，又迁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父斡直，拜儒生为师，不乐于仕途，赡思九岁时，能每日记诵儒家经传至千言。弱冠之年，师从名儒王思廉，博览群经，涉猎宽广，“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虽少壮之年，已为乡里推重。 　　延祐初，诏行科举，有人劝他就试，赡思笑而不应。不久侍御史郭思贞、翰林学士承旨刘赓、参知政事王士熙上章推荐。泰定三年（1326），以遗逸名义征至上都，元仁宗于龙虎台召见，甚得宠幸。当时倒剌沙擅权，大批西域人阿附，唯赡思避而不见，倒剌沙屡次派人征召，赡思乃以奉养父祖为由，辞归乡里。 　　天历三年（1330），召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元文宗在奎章阁召见，问赡思有何著述。次日，呈《帝王心法》，元文宗见而称善。又下诏令参预修纂《经世大典》，因与诸儒意见不合，请求离去，元文宗命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挽留，赡思以母亲年迈为由，力辞，乃赐钞放还。至顺四年（1333），又命为国子博士，适遭母丧而未赴任。 　　元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赡思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他针对当时朝政腐败情况，密封上达奏章，提出十条意见：“法祖宗、揽权纲、敦宗室、礼勋旧、惜名器、开言路、复科举、罢卫军、一刑章、宽禁纲”。当时正值权奸伯颜乱政，赡思忠耿之言，震惊朝堂。侍御史赵承庆慨叹：“御史所言，切中时弊，实乃天下百姓之福也。”有赡思亲属为陕西行省执政，为非作歹，赡思罗列其罪状，予以查办，该执政乃弃职夜逃，恰逢朝廷下诏，勿予逮捕问罪，赡思仍杖罚其所宠幸之人。巡察云南时，查办违法省臣，该省臣即挂印而去，远近为之震慑。 　　襄、樊一带有数千户流民，聚居宋绍熙府旧地（今四川荣县），为求生计，冒禁私开盐井，并常常拦劫囚徒，杀官府巡卒。赡思捕其首领，释放其他党羽。并为之上奏：“绍熙之地，土地富饶，利益丰厚，所以流民趋之若鹜，如将这批人发放原籍，又可能酿成边患，应设置官府抚定。”元廷下诏，以其地设置绍熙宣抚司。 　　后至元三年，授佥浙西肃政廉访司事，任间查办都转运盐使、海道运粮都万户、行政院等官贪赃罪行，浙西郡县诸官赃迹有所收敛。浙西诸寺院以所谓道人、道民、行童名义，私自招纳民户，赡思认为这些民户出家，既碍伦常，又逃避官府赋役。后据勘察，嘉兴一路出家者即达二千七百人，乃提议将他们强制送归原籍，供纳官府赋役，借以宽松民力。朝廷认可，并著入律令。后至元四年，改佥浙东肃政廉访司事，因病归还。 　　赡思历官台宪，所到之所，以昭雪冤案、利物利民为己任，先后平反多项大辟之狱，但对有碍伦理纲常的行为，却量罪特严，不予宽贷。例如，他曾与五府官至贵州咸宁判案，当地有一叫宋娥的犯妇，与邻人张子文通奸。① 本文资料主要依据《元史·赡思传》。 　　一日，张对该妇说：我将杀你丈夫。宋娥随后将此语转告其夫。次日，丈夫果然身亡。官府搜捕数日，宋娥才将张子文之事禀告姑母。五府官认为宋娥不属合谋杀夫，并且已有赦免诏令，应予释放。赡思说：张子文杀人，实际已得宋娥首肯，况且，夫死将近一旬，宋娥才吐露实情，情节足以说明，宋娥乃与张合谋，后来自感不能始终相瞒，方予举告，罪在十恶之列，岂可因下达赦免诏书而免罪？枢密判官说：“平反狱案，免人于死，乃阴德所在，御史不必拘泥常法常规。”赡思曰：“你这是故出人罪，并非平反冤屈。况且，如欲以宽释刑犯而积阴德，对死者又如何交待呢？”乃单独赴刑部议罪，宋娥最后以同谋罪服刑。 　　至正四年（1344），授江东肃政廉访副使，至正十年，又召他赴京任秘书少监，讨论治河事宜，均称病不赴任。至正十一年，病故于家，终年七十四。后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谥号文孝。赡思淡于名利，留心著述，才学卓异，对经学颇有研究，尤精于《易》学，它如天文、地理、音乐、算数、水利及外国史地、佛学，也无不研习精到。家贫，有时乃至困于饮食，仍考订经传，自相慰乐。著述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诣》、《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审听要诀》及文集三十卷。在《常山贞石志》中保存赡思的撰文五篇：《加号大成诏书碑阴记》（至治三年五月）、《哈珊神道碑》（至顺三年十二月）、《善众寺创建方丈记》（元统三年二月）、《龙兴寺钞主通照大师碑》（至正六年八月）、《龙兴寺住持佛光弘教大师碑》（至正六年八月）①。 　　① 赡思通晓佛学及《常山贞石志》中发现的赡思撰文，据陈垣先生揭，见陈先生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文学篇》四《西域之中国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