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历与政绩 　　苏天爵（1294—1352），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父志道，曾任岭北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在和林救荒有惠政。苏天爵由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而入仕途。初任大都路蓟州判官，守丧后调任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1324），改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任应奉翰林文字。至顺元年（1330），预修《武宗实录》。二年十一月，升修撰，又擢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 　　当时，“朝廷虑天下断狱之未审，用中书御史台议，遣官审覆”①。断狱未审，实际上是豪民猾吏枉法害民。至顺三年，苏天爵到湖北考察狱案，遍历各地，不辞劳苦，“事无巨细，必尽心焉”②。结果，所平反者共八事，所揭发豪右与蠹吏勾结枉法者又数事，治绩卓然，声名远播。不久，调入京师为监察御史，道改奎章阁授经郎。 　　元统元年（1333）他复任监察御史，在职四个月中，“所劾五人皆权要，所举百有九人则世臣耆德与一时之名流，而于外官下吏草泽之士，有弗遗也”③。所上章疏达四十五件，“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其关乎大体、系乎得失者，知无不言。”（《元史·苏天爵传》）后来黄溍读到这些奏稿，感慨地说：“始知天下未始乏材。”（《黄金华集·读苏御史奏稿》） 　　元统二年，苏天爵预修《文宗实录》，迁翰林待制，不久任中书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后至元二年（1336），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迁礼部侍郎。五年，出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在淮东，他的作为一如在湖北之时，于是“宪纲大振，一道肃然。”（《元史·苏天爵传》）不久，又调回京师任枢密院判官。六年，改任吏部尚书，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复为吏部尚书，升参议中书省事。他一如既往，恪尽职守。 　　至正二年（1342），苏天爵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迁陕西行台侍御史。 　　四年，召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五年，出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这年十月，元顺帝命奉使宣抚巡行天下，他被召回集贤院，巡视京畿道。顺帝诏书称，“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元史·顺帝纪》）他大力纠察“吏之奸贪”，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但此举得罪了当时的丞相①，竟以不称职而罢归。七年，顺帝察其受诬，再予启用，赴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管理江浙财赋，有条不紊。后又历任大都路都总管、两浙都转运使和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等职。十二年（1352），红巾军起义波及江东，他节制军队进行对抗，“以忧深病积，遂卒于军中”（《元史·苏天爵传》）。 　　① 刘基：《书苏伯修御史断狱记后》，《诚意伯文集》卷六。 　　② 黄溍：《苏御史治狱记》，《黄金华集》卷十五，四部丛刊本。 　　③ 黄溍：《读苏御史奏稿》，《黄金华集》卷二二。 　　① 至正四年五月，右丞相脱脱已辞职，以阿鲁图继任。据《元史》卷113《宰相年表二》，至正五年十月以后，除阿鲁图外，左丞相为别儿怯不花，平章政事为巩卜班、纳麟、伯颜，右丞为搠思监，左丞为董守简，参知政事为朵儿只班、吕思诚。不知时相之中，何人力主罢免苏天爵。才学横溢苏天爵官至从二品，在元末国子学出身的儒士中，可谓仕途畅达。时人赵汸论其宦迹称：“公为御史，知无不言；持宪节，以洗冤泽物为己任；参议政府，屹然不阿；两典大藩，皆勤于庶事。”②其所评论，简约中肯。然而在元代儒臣中，他更是一位学有根柢，并在文献学和历史学方面有特殊贡献的人物。 　　他出身于真定有名的书礼世家。少年时，他是名儒安熙的入室弟子，受刘之学。后因为国子监生员，又先后师从吴澄、虞集和齐履谦。“故其清修笃志，足以潜心大业而不惑于他歧；深识博闻，足以折衷百代而非同于玩物。”①元代末季，秉承静修之学而建功立业者，天爵实为殿军。其学林师友，还有马祖常、袁桷、元明善、王结、张起岩、欧阳玄、成遵、黄溍、王沂、吴师道、许有壬、宋本、陈旅和赵汸等。 　　他有一个滋溪书堂。此书堂因筑于滋水北岸而得名，他又因拥有此书堂而人称滋溪先生。除了家传藏书，他在江南任职时又获万余卷以归，于是在北方庋藏特富。这使他便于广涉博览。 　　“一代文献之寄” 　　“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元史·苏天爵传》）他三度供职史馆，参与了《武宗实录》、《文宗实录》以及《经世大典》的纂修。他个人的传世名作是完成于天历元年（1328）的《元朝名臣事略》。此书凡十五卷，载录四十七人，除刘因外，均是元初勋臣名宦。录入刘因，显为变例，无疑别有心寄，不忍割爱。此书体例，袭于朱熹的《名臣言行录》和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但凡所征引，一律注明来源，使全书的可信性和可考性大增，成为中国史部的别开生面的佳作。全书征引的墓志、碑传、行状、家传、言行录以及其他著述，不下一百二十余篇，其中一些篇章原文已佚，赖以得传。论者以为，后人再修此四十七人之传，包括《元史》有关列传，盖源于此。 　　在编纂《元朝名臣事略》的同时，苏天爵搜辑了《元文类》一书，凡七十卷，完成于元统二年（1334），在至正二年（1342）刊印进呈。此书参照《唐文粹》、《宋文鉴》的先例，精选元人名家诗文原作，“若诗歌、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①。采选的标准，“最以载事为首，文章次之，华习又次之”②；或说，“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③。全帙之采编，历时达二十年。后人欲知元代史事文物，确是非读《元文类》不可。 　　史称“于是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② 赵汸：《治世龟鉴序》，《东山存稿》卷二。 　　① 赵汸：《滋溪文稿序》，《东山存稿》卷二。 　　① 陈旅：《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② 王理：《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③ 陈旅：《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虽老不倦。”（《元史·苏天爵传》）“一代文献之寄”的集中体现便是《元朝名臣事略》和《元文类》这两部作品。此外，他又传有《滋溪文稿》三十卷，赵汸序称：“其文明洁而粹温，谨言而敷畅”；而《四库全书提要》作者则称其文“词华淹雅，根柢深厚”，“其序事之作，详明典核，尤有法度”。今加披览，似可补充说：其碑铭行状，多留史迹；其章疏论及台宪刑狱治事，均出自实际，揭示时弊。 　　除上所述，苏天爵的著作尚有《诗稿》七卷、《松厅章疏》五卷、《春风堂笔记》二卷、《治世龟鉴》一卷、《刘文靖公遗事》一卷和《宋辽金三史目录》，惜已不传；又有《辽金纪年》和《黄河原委》，均未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