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建设 　　明朝建国之初，以应天府和开封府为南北两京。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确定以南京为国都，次年又命李善长主持营建中都，并有都城北迁之意，以便管理北方，控制中原。中都选建在朱元璋家乡临濠府西南的凤凰山下（今安徽凤阳）。城市总体规划周密严谨，规模宏大，建筑豪奢，全城宫室、殿堂、坛庙、官署、街巷等按中轴线对称分布，共有九门，十八水关，周长五十余里。在长达五年的建设过程中，每年役工百万，先后耗资亿万，劳费过巨，因而，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诏令停止役作。不久，又令改建南京大内宫殿。中都虽未完全建成，但其规划设计对南京和后来北京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378年，明太祖诏改南京为京师，并废当时的北京，复为开封府。 　　南京城的改建工作早在元末明初就已经开始了。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时为吴王的朱元璋“改筑应天城”，对于金陵旧城进行整修、改筑和扩建，拓展城址，加高城垣，并“作新宫钟山之阳”①。洪武六年（1373），南京新城建成，城东部钟山和玄武湖的南面为宫城和皇城，各有六门。皇城外为京城，有十三门（后塞二门），四周城垣长达九十六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砖石城垣。以后，南京城垣、城门、宫阙、坛庙等又屡经重修或新建。洪武二十三年（1390），外郭城建成，有十六门，周一百八十里。至此，南京改建和新筑的部分已完全连成一体，形成一座气势雄伟、规模举世罕见的著名都城。 　　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营建的。洪武元年（1368），徐达率明军攻占元大都，改置北平府。当时城内北部比较荒凉，为防备元朝残余势力的袭扰，于是放弃北部城垣，在原来大都北墙南五里另筑新墙，仍设两个北门，即安定门和德胜门，并将东墙的崇仁门与和义门改称东直门与西直门。永乐元年（1403），北平升为北京，改府为顺天府。四年（1406），明成祖朱棣诏建北京宫殿，修城垣，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②六年，“初建北京宫殿”。十五年（1417），木料漕运抵京，随即由泰宁侯陈珪督建北京宫殿，加紧施工。十七年，又把北京南城墙南移（由承天门算起）二里，形成了北京的内城。南墙仍开三门，沿用旧称丽正门、文①《明史》卷一《太祖纪》。 　　②《明史》卷六《成祖纪》。 　　明门和顺承门。十八年，郊庙宫殿全部竣工，明成祖诏改北京为京师，“圣驾北幸”，率政府机构迁至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又重修九门城楼，四年完工，改称丽正门为正阳门，文明门为崇文门，顺承门为宣武门，同时改称东墙齐化门与西墙平则门为朝阳门与阜成门。嘉靖三十二年（1553），为加强京师防卫，世宗原拟在北京四周修筑郭城，但因财力和物力所限，而仅在都城南面加筑外郭城，此即北京外城，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平面“凸”形城郭。 　　北京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重，按一条南起永定门、北抵钟鼓楼的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对称展开。宫城，亦称紫禁城，居于全城中心地位，周六里一十六步，有六门：正南第一重为承天门（清初改称天安门），第二重为端门，第三重为午门，以及东华门、西华门和玄武门（清乾隆时改称神武门）。宫城之外为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有六门：大明、东安、西安、北安、长安左和长安右。皇城之外为京城（内城），周四十五里，有九门已如前述。重城（外城）包京城之南，转抱东西角楼，长二十八里，有七门：永定、左安、右安、广渠、东便、广宁、西便①。明代城垣和城门屡经修葺，特别是将元大都的土城墙加砖包砌，城门洞改为砖砌筒券，开凿围绕全城的护城河，使北京成为规划严整、重点突出、庄严雄伟、优美和谐的世界名城。 　　宫城（紫禁城）是遵循传统礼法制度仿照中都和南京设计建造的一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整个宫城建在元大内旧址而稍向南移，南北长九百六十米，东西宽七百六十米，占地面积约七十二万平方米。内有房屋近一万间（民间传说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外围有高达十米的红色宫墙。城墙四隅修有结构精巧、造型端丽的角楼。环绕宫城开凿有宽约五十二米的护城河（筒子河）。从总的布局来说，这一建筑群可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部以皇极殿（原称奉天殿）、中极殿和保极殿为中心，这三殿统称外朝三大殿，清初改称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后部有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统称内廷后三殿。外朝三大殿和内廷后三殿坐落在紫禁城也是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其他宫殿门阙均对称分布在中轴线的两侧。现在故宫的太和殿，高约三十五米，殿座纵深约三十七米，东西横宽约六十四米，梁架由七十二根大木柱（称为金柱）支承，是建筑群中最高大的木结构建筑，并且建在高约八米的三层台基上，更显得庄严雄伟，借以体现封建帝王和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明清故宫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它突出地和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木构建筑的杰出成就，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营建北京的宏伟工程中，涌现出许多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蒯祥就是其中非常杰出的一位。蒯祥，苏州府吴县人，出身于木匠家庭，其父蒯福曾为“木工首”。他自幼学习和钻研土木技工，以至“精于其艺”，后在南京①《明史》卷四○《地理志》。 　　继其父为木工首。永乐时营建北京，他随南京匠户一道迁京，参与设计和修建北京城池和宫殿。在永乐至成化年间，特别是“自正统以来，凡百营造，祥无不予”①，“正统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诸司，效劳尤多”②，“凡殿阁楼榭，以至回廊曲宇，随手图之”③，“每宫中有所修缮，..祥略用尺准度，若不经意，既造成，以置原所，不差毫厘”④。蒯祥把他的聪明才智和精湛技艺献给了北京，为营建和维护这座伟大的城市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长城长城始建于战国时期，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则是明代重新修筑的。明代所修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全长约一万三千华里，故世人誉称万里长城。自明初至明中叶万历年间，修筑长城达十八次，前后历经一百多年，这项浩大和艰巨的工程方告完成。 　　明代长城一般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山西以东至山海关为东半部。东半部长城大部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连绵不断，气势雄伟。城墙总高约八米，墙基宽约六米，墙顶宽约五米。城墙里面是夯土，外面用砖砌筑，石灰浆勾缝（八达岭长城及以东的有些部分则是用大石条砌筑的），十分牢固。墙顶外部设垛口，高约二米，内部砌女墙，高约一米。墙身每隔七十米左右修敌台一座。敌台有方形、圆形，内部有空心、实心。空心敌台内部为砖砌拱券结构，可以驻军，上设瞭望口和炮窗。墙身内部每隔二百米左右建石阶磴道，以作上下城墙之用。山西以西为明代长城的西半部。西半部长城用夯土版筑，墙面没有包砖。城墙总高五米多，墙基宽约四米，墙顶宽约二米。墙顶设有敌墙，垛口高约一米。 　　长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城。关城都选建在地势险要的军事要道上。著名的关城有嘉峪关、雁门关、居庸关、山海关等。嘉峪关是明代长城西端的起点，位于甘肃酒泉西约三十五公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关城始建于洪武五年（1372）。居庸关，旧称军都关、蓟门关等，位于北京昌平西北，形势险要，向为交通要冲，现存关城是洪武元年（1368）重建的。山海关位于河北秦皇岛东北，是明代长城东端的起点。关城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平面方形，四面各开一个城门，并建有城楼，上下两层，城高约十三米，周五公里。山海关北依角山，南临渤海，长城蜿蜒起伏自上而下与关城相连，并延伸到关南四公里的老龙头（南海口关）入海处，历来为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地，号称“天下第一关”。一般认为，万里长城的东端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五十一。 　　②黄瑜：《双槐岁钞》卷八。 　　③皇甫录：《皇明纪略》。 　　④民国《吴县志·人物志》。 　　在老龙头，但也有人认为，明代还建有辽东长城，从辽宁绥中铁厂堡吴明口出发，经绥中、兴城、锦州、黑山、铁岭、昌图、抚顺、本溪到丹东的虎山（又称虎耳山），全长约一千公里，因此，虎山才是万里长城的最东端。与长城有关的重要建筑还有烽火台、墩台等。烽火台大多设在长城内侧或附近的山顶上，一般为平面方形，每面约八米，总高约十二米，用夯土筑成，重要的则外部包砖，台上建有雉堞和瞭望室。烽火台约每隔一点五公里设有一座，日间焚烟，夜间举火，以传报敌情。 　　建筑技术的进步明代建筑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砖普遍用于民居砌墙。元代之前，虽有砖塔、砖墓、水道砖拱等，但木架建筑均以土墙为主，砖仅用于铺地、砌筑台基与墙的下部等处。到明代，由于大量应用空斗墙，可节省用砖量，从而推动了砖墙的普及。砖墙的普及又为硬山建筑的应用创造了前提。明代砖的质量和加工技术都有提高。砖面和砖雕加工更加娴熟。各地府、县城和南京、北京的城墙也都用砖砌筑。现存山西、河北境内二千余公里的长城，也是明代砌筑的。这些都说明制砖工业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随着砖的发展，出现了全部用砖拱砌成而不用木结构的建筑物——无梁殿。这大多用作防火建筑，如佛寺的藏经楼、皇室的档案库等，重要实例有明洪武年间所建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原称无量殿）、北京故宫皇史宬及山西太原永祚寺、苏州开元寺等处的无梁殿。 　　2.琉璃砖瓦的质量提高，应用更加广泛。琉璃砖瓦是属于釉陶性质的工艺，至迟在公元前十世纪西周早期就已出现。秦汉时期琉璃制品更为丰富。北魏时则开始在建筑上采用琉璃，说明当时琉璃生产水平有了很大的飞跃。《北史》所记，北魏太武帝建五色琉璃行殿，是现在已知关于建筑用琉璃的最早文献记载。隋唐时期琉璃制品更为盛行，从宋元到明清，则出现了使用琉璃构件的整体建筑，如宋代的琉璃塔等，琉璃制作技术也有了相应的发展，明清时期在全国各地已建立很多琉璃窑厂。早期琉璃用粘土制胎，明代琉璃砖瓦用白泥（或称高岭土）、瓷土制胎，烧成后质地细密坚硬，强度较高，不易吸水。当时，琉璃面砖广泛用于塔、门、照壁等建筑物。如明成祖时建造的南京报恩寺塔，高达八十余米，外表全用琉璃砖镶面，釉色有白色、浅黄色、深黄色、深红色、棕色、绿色、蓝色、黑色等。并制成表面有浮塑的带榫卯的预制构件来镶砌，组成五彩缤纷的各种图案和仿木建筑的构件。此外，还有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飞虹塔，山西大同的九龙壁，北京的琉璃门、坊等，都表现了明代琉璃工艺水平的提高。 　　3.木构建筑，经过元代的简化，到明代形成了新的定型的木构架，木构建筑设计更加规范化和程式化。如斗拱的结构作用减少，梁柱构架的整体性加强，构件卷杀简化等。明代宫殿、庙宇建筑的墙体因用砖砌，因而屋顶出檐就可以减小，斗拱作用也相应减少，并可充分利用梁头向外挑出的作用来承托屋檐重量，将挑檐檩直接搁置在梁头上，这是宋以前的建筑未能做到的。这样，柱头上的斗拱不再起重要的结构作用，原来作为斜梁用的■，也成为纯装饰的构件。但是由于宫殿、庙宇要求豪华、富丽的外观，所以，失去了原来意义的斗拱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繁密。为了简化施工，柱子不再采用宋代那种向四角逐根升高的做法，亦无金元时期大胆减柱法，檐柱向内倾侧的“侧脚”逐步取消，梭柱、月梁等也被直柱、直梁所取代。因此，明代官式建筑形象较为严谨稳重，而不及唐宋的舒展开朗。由于民间建筑的普遍发展，技术水平相应提高，并出现了木工行业的专著《鲁班营造正式》，其中记录了明代民间房舍、家具等的建筑或制造的程式和规范。 　　4.建筑群的布置更为成熟。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是善于利用地形和环境来营造陵墓肃穆气氛的杰出实例。明孝陵和十三陵总体布置的形制是基本相同的，但孝陵结合地形，采用了弯曲的神道，陵墓周围数十里内有松柏包围。而十三陵则用较直的神道，山势环抱，气势更为宏伟。明代建成的天坛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建筑群布置的优秀实例，它在烘托最高封建统治者祭天时的神圣、崇高气氛方面，达到了非常成功的地步。北京故宫的布局也是明代形成的，它的布置严格对称，层层门阙殿宇和庭院空间相连接组成庞大建筑群，把封建“君权”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极端严肃的布局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君主制度的典型产物。各地的佛寺、清真寺也有不少成功的建筑群布置实例。 　　5.官僚地主私家园林发达。尤其是江南一带，由于经济文化水平较高，官僚地主群集，因此园林也特别兴盛。南京、杭州、苏州及太湖周围许多城镇都有不少著名的私家园林。当时的园林风格已经明显地趋向于建筑物增多，用石增多，假山设计则追求奇峰阴洞，使园景更加丰富多姿。计成所著《园冶》一书，从理论上总结了江南一带造园技术的成就，是园林建造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 　　6.官式建筑的装修、彩画、装饰日趋定型化。如门窗格扇等都已基本定型。彩画纹样庄严，构图严谨，配列均衡，如大木梁枋以旋子彩画为主要类型，到了清代，和玺彩画及苏式彩画等才有了大量的运用。砖石雕刻则吸取了宋以来的手法，比较圆和纯熟，花纹趋向于图案化、程式化，如须弥座和阑干的做法，明代二百余年间很少变化。这种定型化有利于成批建造，加速施工进度，但使建筑形象趋于单调。建筑色彩因运用了琉璃瓦、红墙、汉白玉台基、青绿点金彩画等鲜明色调而产生了强烈对比和极为富丽的效果，这正是宫殿、庙宇等建筑所要求的气氛。 　　此外，明代的家具也是闻名于世界的。由于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东南亚地区所产的花梨、紫檀木等不断输入中国。这些热带硬木质地坚实、木纹美观、色泽光润，适于制成各种精致的家具。当时家具产地以苏州最为著名，其制作的家具结构合理、经久耐用，形状秀美简洁，雕饰线脚不多，构件断面细小、多作圆形，榫卯严密坚牢，能与造型和谐统一，油漆能发挥木材本身的纹理和色泽的美丽。直到清代乾隆时广州家具兴起为止，这种明代家具一直是中国家具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