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雄主
明成祖朱棣的业绩不仅对明朝,对后代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朱棣本人也常以“圣主”“明君”自许,希望留芳百代。但朱棣为政过猛,步伐太急,给当时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再加上他好大喜功,而财力、精力有限,不免顾此失彼。南征安南,战争持续近二十年,八十万大军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修建北京宫殿,赴四川、云、贵、湖广采木,工程历时十数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兵力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搜尽天下府库以充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造成“财力大窘”,正如仁宗洪熙元年(1425)湖广布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所说:“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土木屡作,劳者弗休”,结果是“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为支付巨大的开支,永乐末年甚至将官吏的俸给都撙节了十之六七,官吏家属已有冻馁之虞,百姓生活可想而知了。“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逋负,盗贼横生”,便是永乐末年的社会生活图景。
永乐十八年(1420),就在朱棣要准备进行第三次北征,郑和准备第六次下西洋,北京的宫殿刚刚修完,交阯的战事正打得火热的时候,山东爆发了著名的唐赛儿起义。
唐赛儿起义是人民群众对永乐太平盛世的断然否定,是对朱棣“以爱民为本”的统治的恰当评价。仅就《明太宗实录》统计,永乐一朝所谓“民乱”、“强贼”就达四十起之多。永乐末年,山西、河北,甚至号称富庶的苏、常、嘉、湖等地都出现了成伙的“强盗”和大批“流民”。
在其他方面,永乐时期也表现出不少问题,如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赂,公行无忌”,官员任用“渐循资格”,办事“循习”成弊;经济上钞法败坏,“物价腾涌”;军队中“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造成“军职日滥”,而其间“多贪暴怠懈,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弛”,由于“调度频繁,营造日久”,致使“虚有屯种之名而田多荒芜”,“兵之力疲而农之业废”。总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后世,而举国上下已经漏洞百出。
然而,朱棣毕竟是个有作为的皇帝,迁都,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等都出现在永乐一朝。虽然这些事就朱棣来说,是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统治,但它们同时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明人王世贞说:“太祖之后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焦竑说:“高皇帝翦除凶残,鸿业未固,必须大圣人继起乃能定之。汉、唐、宋统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他们都指出了朱棣在明史上的地位。
朱元璋建立明朝,其制度可算完备,但分封过侈,皇朝虽未易姓,却引起了内乱。朱棣以藩王即位,削弱诸藩势力,强化皇权,使明祚延至二百余年。朱棣继承了朱元璋开创的制度,同时使它立于更巩固的基础之上,虽无开创之功,但走了关键性的一步。当然,为了巩固统治,这一步朱允炆或其他什么人也必须走,但朱允炆跌倒了,而朱棣成为明朝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从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经过他,完善了中国封建制度,奠定了明清两朝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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