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文集，大体上可分为别集和总集两类，但具体名目不一，或称集、文集，或称别集、全集，或称稿、文稿、剩稿、类稿、未定稿，或叫文存、文钞，或名遗书、遗集，有的更采用其他书名，如包世臣的《安吴四种》，形式上看不出它的性质，实即文集。清人文集的题名，或用作者的别号、官名、谥号，或以其故里命名，或因特点题写。别集系个人著述汇编，总集系汇辑多人的文章。 　　清人文集数量极大，仅《清史稿》的《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补编》，就著录了总集书目八百五十七部，别集书目五千四百三十二部；因总集中包括了清人编辑的前人文集，扣除之后，清人文集也在五千部以上。但此数很不准确，不少文集未收录入《清史稿》。据近人柯愈春研究获悉，清人文集目前存放于各大图书馆的约有一万三千种。 　　文集之多，即意味着作者众多，而且成员也很广泛，上自天子，以及八旗王公贵族、文武大臣，下及举人秀才一般文人，多有著述。康熙帝玄烨有《御制文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避暑山庄诗》二卷。雍正帝胤禛有《御制文集》三十卷、《悦心集》二卷。以后仁宗、宣宗、文宗、穆宗皆有文集，而以高宗弘历最多。乾隆帝弘历有《御制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四卷、三集十六卷、《御制诗初集》四十八卷、二集一百卷、三集一百一十二卷、四集一百一十二卷、五集一百卷、《御制乐善堂文集》三十卷、《余集》二十卷、《全史诗》二册、《全韵诗》二册、《拟白居易乐府》四册、《圆明园诗》不分卷。 　　八旗王公大臣多有著述。勤郡王蕴端著有《玉池生稿》，安郡王玛尔浑撰《宸萼集》、《敦和堂集》，果亲王允礼有《春和堂集》、《静远斋集》，果郡王弘瞻著《鸣盛集》，和亲王弘昼有《稽古斋全集》，怡亲王允祥撰《明善堂诗集》。大学士、三等伯鄂尔泰有《文蔚堂诗集》八卷、《西林遗稿》六卷，大学士尹继善著《尹文端公诗集》十卷，大学士明珠之子纳兰性德著《通志堂集》十八卷，协办大学士、尚书阿克敦有《德荫堂集》。 　　文集体例各有不同。孙奇逢之十六卷《夏峰集》，卷一、卷二为语录，卷三是记、论、说、辨、议，卷四、五系序、跋，卷六、七为书，卷八、九、十是传、志、行述，卷十一杂著，卷十二赞、铭、杂文，卷十三、十四诗，卷十五、十六为补遗。傅山的四十卷《霜红龛集》，一至十四卷为赋、诗，十五至二十六卷是传、叙、题跋、墓铭、碑、记、书札、家训、杂文，卷二十七至三十系杂著，卷三十一至三十五为读经史子，卷三十六为杂记。魏象枢之十卷《寒松堂集》，前四卷为奏疏，卷五是书序、传记，卷六、七为书简，卷八系碑志、表状、祭文，卷九杂著，卷十庸言。 　　数逾万种的文集，各有偏重，体裁不尽相同，有的奏议为主，有的偏于传记，也有的重在学术研究，但大体上包括了以下十种文体：奏疏、颂赋、论说、序跋、记、书启、传记、诗词、家训、家传、杂著。另外，还有表，谢恩表、朝贺表、策问、策论、拟诏、文告、赞、铭、箴、详谘、批详、示檄，等等。 　　文集因其作者众多，成员广泛，题材多样，数量庞大，包罗万象，故而史料价值甚大。归纳起来，文集之作用大概有三个大方面，一是文集提供了清代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各方面的大量的、详细的、珍贵资料，二系今人可以利用文集作者关于前代前人的研究成果，三为便利今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 　　以乾隆皇帝弘历的御制诗文集为例，虽然不少诗文是逢场作戏或敷衍成篇，但也有许多文章诗词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含义，或论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见，或臧否人物评论史事，或嘉奖贤臣名士，促进臣僚效忠朝廷，争取汉族名流学者，为了解当时社会及乾隆帝本人，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其乾隆五十八年所写《御制喇嘛说》，简述了佛教传入西藏之沿革，论证了活佛转世纯系迷信，阐明了清为安蒙古而承认其转世之旧俗，并非谄敬番僧，讲清了兴黄教以安蒙古之基本政策，姑引一段如下：“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怕克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始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再看其乾隆五十七年《重华宫茶宴联句诗》之自注：“户部总册奏，上年各省实征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余，内俸薪、兵饷、驿站等费出银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余两，余银一千八十一万余两。”这为研究清朝财政，提供了极好的具体数字材料，十分有用。 　　蓝鼎元之《鹿州初集》载其于雍正二年所写的《论边省苗蛮事宜书》，揭露了土司制度的野蛮，要求将西南土司改土归流。其文说：“愚闻黔省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民岁输土徭，较汉民丁粮多加十倍。土司一日为子娶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姻。土民一人犯罪，土司缚而杀之，其被杀者之族，尚当敛银以奉土司，六十两、四十两不等，最下亦二十四两，名曰玷刀银。种种朘削，无可告诉。”土民对土司“无官民之礼，而有万世奴仆之势，子女财帛总非本人所自有”。这为了解雍正帝之决心大规模地在云贵五省改土归流，提供了很好的资料。雍正帝于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谕四川、陕西、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省督抚提镇：“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①此谕与蓝鼎元之书，显然可以互为印证。蓝之《鹿州全集》，收有其任普宁县令、兼摄潮阳县令时判案的文书，名为《鹿州公案》，是了解地① 《上谕内阁》，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谕。 　　方刑政的典型资料。他还在《鹿州初集》卷三《论江南应分州县书》，谈到江南应多分州县之事。他说：苏、松、常、太三府一州，每年赋税正额三百五十五万两，其中一个县的正税额比边疆一个省还多，赋多事繁，州县官忙不过来，民便逋赋，官员因而收不足税，致遭处罚，应把县化小，使官员易办好事。不久，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在江南分置州县，因“额征赋税，款项繁多，狱讼刑名，案牍纷织，为牧令者，即有肆应之才，亦难治理”②。可见《鹿州全集》，为了解江南分设州县，提供了重要材料。蓝鼎元还著有《平台纪略》一卷、《东征集》六卷，详述康熙六十年清军镇压台湾朱一贵起义及当时台湾情形。一部文集就可以反映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 　　历任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的陶澍，对多年以来困扰官民的两淮盐法和漕运之弊政，作了大胆的改革，成效很大。陶澎办理此事的有关奏疏，分别收在其《陶文毅公全集》的《漕务》、《海运》、《盐法》卷中，提供了这一改革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文集中有大量的传记。任至侍郎的方苞，在其《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八《传》、卷十、十一《墓志铭》、卷十二《墓表》集外文卷七和集外文补遗中，为张廷玉、杨名时、汤斌、法海、蔡世远等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为梅文鼎等学者，为一般的文人、中下级官员、命妇、仆妇、贞女、僧道仆役等一百余人写了传。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中更为王掞、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孙嘉淦、岳钟琪等大批文武大臣作传写铭。文集的传记文，书写的人物，官民释道，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从其生平言行，可以了解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形，如文官之施政，武将的军功，学者的著述，地主商人的经营，妇女生活，僧道情趣，名人事迹，等等，很有史料价值。 　　文集中反映经济的史料很多。包世臣之《安吴四种》，详述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问题，还对当时出现的人多地少缺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海珊的《小安乐窝文集》，总结了农业生产的某些经验，如《讲粪》篇讲施肥的作用、粪的种类、蓄粪方法、运粪工具、施粪办法。《积谷会议》、《甲子救荒私议》两篇，讲备荒救荒。他谈到致荒之因时说：“今苏松土狭人稠，一夫耕不能十亩，又大抵分佃豪户之田，一家八口，除纳豪户租，仅得半，他无所资焉，于是下户困。困则不能不抗租，而豪户下以佃户抗租无米之田，上供国家之赋，于是上户亦困。而诸无田不耕之人，又无虑十人而六七。荒形甫见，则徒手待哺之民遍郊野。” 　　总的来看，上万种文集，为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民族等等方面，提供了大量详细、具体、生动、可靠的好材料，必须认真阅读。 　　② 《清世宗实录》卷24，页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