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统地理学的进展





  明末清初,正是西方近代地理学产生前的酝酿阶段。中国也有类似的酝酿工作,这就是从徐霞客开始的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研究大自然奥秘的地理学者所做的工作。

  清初,顾炎武(1613—1682)把地理学作为经世的工具,用以探求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方略。他认真考察和研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特别是在军事上可能会起重要作用的地理位置,这也是他为反抗清朝统治所作的一种准备。他的著作《肇域志》100卷,专讲地理沿革、建置、山川、名胜。《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专论地方利病。此外,还著有《昌平山水记》、《营、平二州地名记》和《日知录》等。

  顾祖禹(1631—1692),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写成《读史方舆纪要》130卷。他写书的目的,有说是“为民族光复之用”①,也有说是“有意为反抗清朝统治的军事行动作参考”①。他本人的行动也证明了这点。康熙十三年(1674)乘三藩之乱,他只身入闽参加耿精忠起事,以图反清复明,但失败了,后又拒绝在清朝做官,直到去世。

  刘献廷、孙兰、梁份等人则为“经济天下”而研究地理。刘献廷认为:“学者识古今之成败是非,以开拓其心胸,为他日经济天下之具也。”②他研究《水经注》,完全从当时的民生利病出发来考虑如何加以利用。他说:“西北水道,莫详备于此书。水利之兴,此其粉本也。虽时移世易,迁徙无常,而十犹得其六七..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读而急讲也。”③他对过去的地理著作只讲疆域沿革而不谈天地之故的作法提出批评,并建议在地理著作中增加新的科学内容④。这种思想对促进中国传统地理学的进步和发展是非常宝贵的。

  在孙兰的地理学思想中,极力主张地理著作不仅要志其迹,记其事,而且要“说其所以然,又说其所当然,说其未有天地之始与既有天地之后”⑤。即探求自然现象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发展规律。这与近代地理学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可惜在中国由于封建统治的桎梏而未能实现。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18页,中国书店1987年版。

  ①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75页,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②《广阳杂记》卷4。

  ③《广阳杂记》卷4。

  ④《广阳杂记》卷3。

  ⑤《柳庭舆地隅说》自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