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条约。条约规定：一、割让香港给英国；二、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三、赔款2100 万元，其中鸦片费600 万元，商欠300 万元，军费1200 万元，分四年付清，《广州和约》的赎城费600 万元不包括在内；四、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应秉公议定则例”，开了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43 年7 月22 日）、八月十五日（10 月6 日），英国又强迫清廷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通过《虎门条约》，英国又取得了以下重要特权：一、英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即英国人在中国犯罪时，由英国领事按照英国法律处理，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二、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值百抽五，中国不能自由变更；三、英国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即中国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英国人可以“一体均沾”；四、英国军舰可常驻通商口岸港口；五、英国人可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房居住。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接踵而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44 年7 月3 日），在美国武力的胁迫下，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与美国专使顾盛（C.Cushing）签订了《望厦条约》。九月十三日（10月24 日），耆英又跟法国专使拉萼尼（Théodose de Lagrené）签订了《黄埔条约》。美、法两国不仅同样取得了《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中除割地、赔款外的一切特权，而且还获得了新的特权。如《望厦条约》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不仅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刑事或民事案件，而且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诉讼，都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官员不得过问。协定关税则从《南京条约》的“秉公议定”税率确定为“须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美国还取得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特权。《黄埔条约》特别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破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随后，法国又胁迫清廷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他们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基督教也跟着获得同样的权利。从此，西方各国的传教士，随着鸦片和商品一起，纷纷窜入中国。 　　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战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清廷可以行使全部主权，不受外国干涉。战后，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而清廷不仅代表中国地主阶级的利益，还逐步变为外国资产阶级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战前，中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由于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遭到猛烈的冲击而逐渐解体，中国经济也就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战后，英国向中国掀起一个倾销商品的狂潮。尽管在道光年间外国商品在中国还不能获得广泛的销路，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的靠近五口通商的沿海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开始发生分解的现象。由于外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入，使通商口岸附近地区的手工纺织业受到了打击。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江苏松江、太仓一带出现了“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①。福建漳州、同安一带的土布，原畅销台湾、辽宁等地，这时也出现了“壅滞不能出口”的情况。外国棉纱棉布的冲击，使这些地区出现了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从中国掠夺农产，大批丝、茶从上海、广州和福州等通商口岸运出。生丝的贸易差不多全部操纵在英国人手里。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起，生丝的出口量不断上升，这一年超出了1 万担，咸丰八年（1858）达6.9 万担。茶叶的贸易相当大部分也是英国人所独占。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口量即达53 万担，超过战前最高出口量13 万担，此后出口量继续上升。②丝、茶出口量的激增，刺激了如江苏、浙江、福建、湖南等省一些地区大量种桑养蚕、种植茶叶，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经济的分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丝、茶的出口几乎是为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操纵，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战后，西方列强利用《虎门条约》的规定，纷纷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划定租界。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 年11 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Balfour）与上海道宫慕久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一个区域作为英租界。道光二十七年、二十九年（1847、1849），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定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租界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统治制度，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鸦片战争后不久，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料，为了其商品输出和文化、宗教侵略的需要，在通商口岸地区开始设立企业。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二十五年（1845），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修理船舶。同年，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三十年（1850），英人在上海开办字林西报馆，出版《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此后，英、美等国商人又陆续在上海等地开办船舶修造、印刷、食品、制药、打包等企业。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外，又加上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并且后者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既要反对本国封建主义，更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承担了双重的革命任务。① 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卷26。 　　② 据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78—7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