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舰队驶入旅顺湾，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康有为赶回北京，于十一月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提出亡国危险的严重警告说：如果现在再不变法强国，“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还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并请颁行宪法。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理衙门，“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康有为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具体措施。旋又上书统筹全局，说明推行新政，就要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认为明治维新的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设待诏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制度局下分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局，分别推行各项新政。 　　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结合各省旅京人士纷纷倡设学会，“以续强学会之旧”。于是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先后成立。此时需“成一大会，以伸国愤”，遂于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开会，拟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容是：一、“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二、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三、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略具政党规模。共集会三次，意在合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怂恿浙江举人孙灏出面攻击，说康有为是“厚聚党徒”，“辩言乱政”，“形同叛逆”。御史潘庆澜也上疏弹劾，说康有为“聚众不道”。御史黄桂鋆参劾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认为是“乘机煽惑，纠合不第举子，逞其簧鼓之言”，“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要求严禁。这样，保国会虽未封闭，然已形存实散，但它“合群结社”，表达了御侮图存的爱国意愿，促使了各省自保的救亡运动和“诏定国是”的实现。 　　这时，康有为又上《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又代杨深秀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代宋伯鲁拟《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光绪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并于二十八日（16日）召见了他。此后，康有为迭上奏折，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包括拟定宪法、开制度局、禁止妇女缠足、裁冗官、置散卿、废漕运、撤厘金、裁绿营、放旗兵、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书院、废淫祠等，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要求保护工商业，予中国资本主义适当的发展；要求重练海陆军，挽救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要求废科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才。这时，他还和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等积极策划推行新政。 　　“百日维新”期间，新旧斗争异常尖锐，例如废八股疏上，后党即多方阻挠，公开宣称嫉恶康有为如仇敌，说是“摇惑人心，混淆国是”①；还有人严参康有为，说其“聚集匪徒，招诱党羽”，“遍结言官，把持国是”①。康有为和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等予以反击。但是，后党掌握了军政实权，而光绪帝则只有起草上谕权。七月中旬，后党怀塔布、杨崇伊先后到了天津看荣禄，阴谋策划政变，推翻新政。光绪帝先后发出两次“密诏”，担心“今朕位几不保”，并明谕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康有为离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政变发生。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序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92—93页。①许应骙奏，《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4100—4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