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清军屡遭挫折。十月，黄遵宪奉新任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由新嘉坡总领事任上回国，协助筹办军务。他到南京（江宁）谒见张之洞时，“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张之洞对他目无权贵的表现颇为不满，于是“置之闲散”，改委其为江宁洋务局总办，办理江南5省未结的教案。黄遵宪对此委任虽“甚不乐”，但他仍然关注着中日战争的形势。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1895年3月23日），他听到日舰侵占澎湖的消息，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肃公祠》诗，缅怀曾坚决反对日本吞并琉球、抵抗日军侵犯台湾的沈葆桢，歌颂正在中日战争前线为国捐躯的将士，谴责“仰求敌国垂哀怜”的官吏。五月，他到湖北办理教案，与友人游览黄鹤楼，“忽闻台湾溃弃之报，遂兴尽而返”②。 　　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黄遵宪痛心地指出，这个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两，不仅把“东南诸省所恃以联络二百余年所收为藩篱者”，“拱手而让之他人”，“而且敲骨吸髓，输此巨款，设机造货，夺我生产”，损失巨款，后患无穷。他叹息“新约既定，天旋地转”，“时势至此，一腔热血，无地可洒”！想想自己“为一卑官，不与闻其事”，不知当道者将“何以善其后”。他“不忍见此净土化为腥羶”，以至于一时产生过“被发入空山”①的消极念头。 　　甲午战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一个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高潮也随之涌起。黄遵宪也在战后从爱国逐步走上变革社会实践的道路。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设立了北京和上海强学会。在当时黄遵宪的心目中，康有为“聪明绝特，其才调足以鼓舞一世”，表示“强学会之设，为平生志事所在，深愿附名其末”②，嘱梁鼎芬“代签名”③，参加上海强学会，成为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强学会被迫解散后，光绪二十二年，他联络梁启超和汪康年等创办上海《时务报》，带头捐款1000元作为经费，继续鼓吹变法图存思想。 　　是年九月，黄遵宪由上海北上京师，受到光绪帝的破格召见，并询问政见。光绪帝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黄遵宪答：“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泰西之强，悉由变法”④。他在京期间还会见了户部尚书翁同龢。翁称赞他诗文皆佳①。 　　黄遵宪到日本后，“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主张中国实行民主国政治。经过驻美三年，所见所闻民主国的弊病甚多，使他“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改变主意，主张采取“渐进主义，以立②《重刻日本杂事诗自序》。 　　①《上黄鹤楼》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64页。 　　②黄遵宪《致建侯书》，转引自麦若鹏：《黄遵宪传》，第67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③《黄遵宪致梁鼎芬书》，首都博物馆藏手稿。 　　④《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2页。 　　①《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38页。 　　宪为归宿”②。他曾向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说出了蓄积胸中多年的观点：“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③光绪二十三年，黄遵宪出京师，赴湖南长宝盐法道任。他抵湘后，与巡抚陈宝箴以及江标、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梁启超、皮锡瑞等人密切合作，积极推行新政，从光绪二十三年八月至二十四年三月间，先后设立了湖南南学会、湖南保卫局、湖南迁善所、湖南课吏馆，开办时务学堂，组织不缠足会等。他亲自为湖南南学会发表讲演，公开鼓吹“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一时湖南成为戊戌变法运动中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省份，对全国变法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黄遵宪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受到光绪帝等人的重视。光绪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光绪帝命翁同龢再索一部《日本国志》。四月，徐致靖上奏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光绪帝谕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无论行抵何处”，“传令攒程迅速来京”④觐见。六月，授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因病，未能立即就道，留沪治疗。戊戌变法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是年闰三月（1898年5月），张之洞幕僚梁鼎芬就攻击康、梁“昌言变教”，“乘机煽动”，黄遵宪与他们“同恶相济”，“名为讲学，实与会匪无异”①。他致电威胁黄遵宪“勿从邪教，勿昌邪说”，“如不改，弟不复言”②。五月二十二日（7月10日），王先谦等湖南绅士函告在京湘籍官吏，指责黄遵宪和陈宝箴等在湖南实行新政，“不守祖宗成法”。湘籍京官便通过徐树铭“据情揭参”黄遵宪等。戊戌政变后，工科给事中张仲炘上奏慈禧太后，说黄遵宪“与康有为、孙文同为日本兴亚会总董，现皆将来京，预备召见，不可不防”③。黄均隆奏称黄遵宪的“奸恶与谭嗣同辈等者”，“请旨饬拿”，“从严惩办”④。还有人谎报康有为藏在上海黄遵宪住处。上海道蔡钧派兵200多人包围黄遵宪寓所，“捧枪鹄立，若临大敌”⑤。由于日本使馆的干预，并且已知康有为逃往香港，蔡钧方才撤围。最后，清廷给黄遵宪罗列了散布“非圣无法之言”，“推崇西教”，“诋毁朝政”，“创为民主民权之说，尊康有为曰‘南海先生’”等罪名，撤销驻日公使的任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1898年10月11日），黄遵宪怀着“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⑥，而壮志未酬的心情，拖着憔悴的病体，被“放归”广东嘉应原籍。 　　②《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③《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④《黄遵宪致梁启超书》，《新民丛报》第13号（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一日）。①《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0页。 　　②《梁节庵太史与王祭酒书》，《翼教丛编》卷6。 　　③《致湖南署臬使黄公度》（闰三月二十四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1页。 　　④《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1页。 　　⑤同上书，第472、473页。 　　⑥《放归》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