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②，字子长③。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④，生于左冯翊夏阳县的一个农村（今陕西韩城县南芝川镇）。这个地方，东临奔腾怒吼的黄河，北有横跨黄河的龙门山。 　　司马迁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高祖司马昌，当秦始皇时，作主铁官。 　　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祖司马喜，没有作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他的家庭在汉文帝时可能是所谓“中人之家”，以农业、畜牧致富，因而能够出粟买爵。司马迁说自己“耕牧河山之阳”，不一定就是亲自参加耕牧。 　　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前135年）作了太史令，通称太史公。这是史官，汉武帝新恢复的一种古官。官位不高，职权不大，主官天时星历、祭祀礼仪、搜罗并保管典籍文献。这是史官的传统。 　　史官掌握文化知识，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官。从殷周到春秋战国，史官的职权、地位逐渐降低，但他们的政治地位从来没有改变。他们的职掌，历代相传，最重要的是为王家记言记事。在殷周时代，他们记录的是王室的言和事。在春秋战国时代，他们记录的范围扩大到各国统治者及其卿大夫的言和事。但到武帝时，太史令并没有这项职掌，司马谈自觉地按照古代史官传统，准备要为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记言记事。他在大约三十年（公元前140～前111年）的太史令职守上，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下，不仅有论述历史的志愿和计划，而且很可能已开始了部分的撰述工作。司马谈到长安作官以后，司马迁自然地随着父亲到长安，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司马迁自说“年十岁则诵古文”，当是到了长安以后的事情。所谓“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写的典籍。汉初传习的古书，许多是用汉代通俗应用的隶书即所谓“今文”写的，也有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古文写的。司马迁十岁时所诵的“古文”，就是指某些用古文写的书，不是专指某一种书。由此可见，司马迁很早就有古文的修养。 　　司马迁于元光、元朔之际，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公元前129—前128年），曾亲受董仲舒的《春秋》和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和孔安国的《尚书》学说，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影响。 　　还在司马迁童年的时候（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在长安城西北八十里，槐里县的茂乡建造自己的陵园，周围三里，把茂乡改为一个县，叫作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并鼓励人民移往茂陵，每户给钱二十万，田二顷。到司马迁十九岁这一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为了加强统治，听信说客主父偃的献计，把全国地方豪杰及家产在三百万以上的富②此下三节关于司马迁的资料，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者，不另作注。③参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史记》一“迁字子长”条。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六“有子曰迁”条“附案”。 　　④司马迁生年，旧有二说。一为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一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本文从后者。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太史公行年考》、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户迁到茂陵。 　　在汉武帝始而鼓励人民、继而压迫豪强迁徙茂陵的形势下，司马迁的家庭不知在哪一年和什么原因，也搬到茂陵来了。因此茂陵显武里成为司马迁的新籍贯。晚年的董仲舒和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也都移家茂陵。后来到司马迁五十岁的时候（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汉武帝又一次“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今陕西淳化县北）”，这时茂陵“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约占右扶风二十一县户口的三分之一，它已成为一个有名的皇家贵族的游园别墅和公开、集中地管制豪强的很大的城市了。 　　长途旅游和郎官经历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二十岁的司马迁云游祖国各地访问名山大川。他从京师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县）至南郡（今湖北江陵县）渡江。他到了长沙（国）的罗县，访问了县北汨水楚国诗人屈原自沉的地方。而后从长沙溯湘江而上，考察了古代传说帝舜南巡死葬的九疑山（湖南宁远县境），又顺沅江而下。这就是他所说“窥九疑，浮于沅湘”的情况。 　　司马迁在“浮于沅湘”之后，东浮大江，南登庐山。这一带河流密布，“皆东合大江”，他考察了“禹疏九江”的传说。然后顺江而下，东南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县东南），山上有一洞，传说禹王进去过，因而叫禹穴。司马迁到这里来，是为了“探禹穴”的。之后，他回到会稽郡的吴县，登上了姑苏山，眺望了所谓五湖。 　　司马迁在游历了江南之后，渡江北上，首先到达淮阴（今江苏淮阴县东南），这是汉朝名将韩信的故乡和封侯之地。他访问了淮阴父老，从父老们的口中得到了许多生动的淮阴侯的故事。然后，他渡过淮水，沿泗水北上，到达了鲁国的都城（今山东曲阜县）。这是古代文化的一个中心，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生长的地方。他访问了城北泗上的孔子墓和阙里；还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等等遗物，又看见在孔子的遗风影响下儒生们按时习礼的情景。他在这里旅居的时间相当长，观察体会，处处可以看到孔子的遗风。他还特地到齐国的都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去过一趟。 　　司马迁在游历了齐鲁之后，就转向南游。他在邹县逗留下来，游览了秦始皇东巡郡县曾到过的峄山。由此向南，经过齐国孟尝君田文的封邑薛的故城（今山东滕县东南），司马迁和父老们谈话。从薛再向南，就到了有名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这是秦楚、楚汉战争必争之地，也是赫赫一时的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他从彭城向西北，就到了沛郡的沛县（今江苏沛县东）。丞相曹参是这里人。丞相萧何是沛郡的丰县（今江苏丰县）人，和曹参同事。汉高帝刘季当时为沛县泗水亭长，和萧何是同乡。鸿门宴上的壮士樊哙也是沛县人，当日原是卖狗肉的。汝阴侯夏侯婴是沛县人，原以编织养蚕器具为生，还时常为丧家作吹鼓手。司马迁在这里参观了他们的故居，听到他们为平民时的许许多多故事，觉得闻所未闻。还有汾阴侯周昌、周昌堂兄御吏大夫周苛、蒯成侯周緤、安国侯王陵、辟阳侯审食其等等，也都是沛县人。由沛县向西南，经砀县到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颖阳侯灌婴原是这里一个贩卖绸缎的小商人。最后由睢阳而西，就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这是魏国的都城。司马迁在这里访问了所谓“夷门”，原是大梁的东门。当年魏国贵族信陵君无忌谦恭下士，亲身拜访夷门监者侯嬴。父老们还为司马迁讲述秦魏最后一战的故事，据说秦军围大梁、引河水灌城，三日城破，魏王投降。秦人就这样灭了魏国。过大梁而西，司马迁大概没有再到别处去，就一直回长安了。 　　司马迁这一次长途跋涉，游历了祖国的广阔山河，接触了各地人民，考察了历史遗迹，了解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逸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这对于他后来写作《史记》无疑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彭城、沛、丰一带的访问，对于他叙述秦楚、楚汉战争的形势和以刘季为首的汉朝初期统治集团的面貌，必然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司马迁这样一次有目的、有意义的漫游，大概需要一二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司马迁在旅游之后，又过了几年，约在二十五六至三十岁之间（元狩、元鼎间，公元前122～前116年），开始登上仕途的阶梯，作了一名“郎中”。这是汉宫廷内部庞大郎官系统中最低一级的郎官。月俸三百石，实领十七斛。郎官的一般职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皇帝不出巡的时候，他们是宫门武装执戟的卫士；出巡的时候，他们是车驾的侍从。平常在宫廷内部，亲近皇帝，很有光彩，一旦由内廷外调，往往改为“长吏”。所以郎官是富贵子弟追求仕进的目标。司马迁得到小郎官，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史官的儿子，变为武帝左右的亲信，那也算很不容易了。 　　从此以后，司马迁以一个郎官身份，当然和宫廷内各种官吏一样，是要侍从皇帝的。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冬十月（这时历法仍以十月为岁首），武帝开始出巡郡县。先到雍（今陕西风翔县），祭祀五帝。之后，折向东北，从夏阳到河东。在河东郡（今山西夏县北）的汾阴（今山西荥河县北），立后土祠，举行祭礼，一切仪式是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宽舒议定的。礼毕之后，武帝复南渡黄河，取道荥阳（今河南荥泽县西南）西返，到了洛阳。武帝这一次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司马迁父子都是跟着的。第二年冬十月，武帝照例到雍祭祀五帝。之后，西过陇坂（山名，在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县境），登了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县西），又北出萧关（今甘肃固原县东南），和数万骑兵一起打猎于新秦中（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然后回到甘泉（宫名，在今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山）。后来司马迁回忆说：“余尝西至空桐（崆峒）。”就是讲这一次侍从武帝西登崆峒的事。 　　崆峒侍从的明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后，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汉廷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过去二十多年来武帝先后派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等去西南所负通好和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使命看来，司马迁此时已经表现出很有才能，被武帝认为是当朝众多的“辩知闳达，溢于文辞”①的人材之一，取得了武帝的重视和信任，因而才能有这次西南之行的使命。他这次到西南去，条件好得多了，巴蜀人民多年来开辟了通往巴蜀以南的道路。司马迁当时由长安出发，南出汉中（今陕西汉中南），经巴郡（今四川重庆市北）到犍为郡（今四川宜宾县），由犍为郡到牂牁郡（今贵州黄平县西）。然后到蜀郡（今四川成都市），出零关道（今四川芦山县东南），过孙水（今安宁河）桥，到越嶲郡（今四川西昌①《汉书·东方朔传》。 　　县东南），到沈犁郡（今四川汉源县东南）。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西昌）、筰（汉源）、昆明（今云南保山、腾冲、顺宁等地）”的具体路程。司马迁这一次的出使，收获无疑也是很丰富的。从此，司马迁对祖国西南地区的地理、物产、民情、风俗，便有了较亲切的认识。这对他后来的有关写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汉武帝在平定了南越、安抚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便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亲自率领十二部将军，出长城，向多年威胁西北的匈奴大示威。匈奴人这时休养兵马，不敢出头。接着东越人也来投降，武帝把他们迁到江淮间来，以便控制。这样就结束了东南沿海近百年的割据局面，出现了帝国统一的新形势。于是汉武帝便决意及时举行“封禅”典礼。这种典礼，是表明皇帝是真正的受命天子，完全有资格作为天的唯一合法代表，实行其对人间的统治。汉初六七十年，还来不及做这种事。到了武帝时代，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不但巩固而且强大发展了，就不断地有人劝武帝举行封禅。到了东南沿海完全平定，匈奴远遁漠北这个时候，该是庆太平、告成功的时候了，武帝就把封禅典礼提到出巡的日程上来了。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正月，当武帝东行齐鲁、准备封禅的时候，司马迁从西南回来，赶到洛阳，见到了快要死去的父亲。因为他的出使尚未复命，也因为他作郎官的经常职务，他不能多耽搁，必须赶快再去山东，侍从武帝。 　　武帝到了山东，先东巡海上，而后在泰山上下祭祀了天地。复东至海上，沿海北上，至碣石山（在河北昌黎县境）。又巡辽西郡（今河北卢龙县东），历北边，至九原郡（内蒙古五原县）。五月，回到甘泉。司马迁这一次从巡，参观了长城内外，对祖国北方的认识更扩大而充实了。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的春天，武帝东巡，又祭祀了泰山。而后亲临濮阳（今河北濮阳县南）瓠子的塞河工地。这是黄河的一个老缺口，二十多年来常常决开。这次武帝亲临工地，命文武侍从百官，都去背柴草，参加塞河工程。 　　司马迁这时虽新遭父丧，但必须如常地侍从武帝。在此次塞河工程中，他也参加了负薪的行列。他的《河渠书》就是在这件事的直接影响之下产生的。 　　在郎官的职务上，因为不断地侍从武帝和奉命出使的关系，司马迁游历了祖国更多的地方，接触了更广大的土地和人民；同时也见识并结交了宫廷内外的许多人物，获得了更多的见闻；他的实践经验愈来愈丰富了。 　　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谈逝世的第三年，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他的郎官生活到此结束。但他在作太史令的时候，也还有一种无定而经常的职务，这就是和作郎中一样，仍需侍从武帝。武帝这时还是常要出巡，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冬的北巡（自言“北过涿鹿”，就是这一次侍从的事），次年（元封五年）冬的南巡、又次年（元封六年）冬的北巡，司马迁都因太史令的职务不断地侍从武帝。他自己也说过：“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①这对司马迁的著述工作，不是防碍，而是更有益处。随着仕途的升迁和阅历的加深，他对祖国的认识越来越多了。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更因太史令的专门职务，倡议并主①《史记·封禅书》。 　　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这个新历，以正月为岁首，即为有名的《太初历》，是对古历的一次重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