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王命论》 　　班彪（3—54），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其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祖父况，举孝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即彪之姑）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父伯，颇有儒学修养，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为刘向校秘书。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这样的家世，对班彪的思想、文化以至政治态度都有很大的影响。 　　班彪幼年与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较广。二十多岁时，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失败，群雄割据，当时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班彪避难而从之。隗嚣问以世务，班彪对答：周秦以来，统一代替分裂，势之必然。并说：“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意思是说，刘汉政权，深入人心，外戚窃权，众所反对，百姓思念刘氏复汉。这个说法，虽然含有正统思想，但还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隗嚣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群雄逐鹿，强者称雄，“汉家复兴”之说不可信。 　　为了充分表达己见，班彪乃著《王命论》，他认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动摇，“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百姓起事失败，王莽窃权诛灭。“穷达有命，吉凶由人”，陈婴之母知项氏必亡，王陵之母知刘氏必兴，可谓懂得祸福之机。同时还论说刘邦兴汉，有“帝尧之苗裔”、“体貌多奇异”、“神武有征应”、“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等五大特点。认为天命加人事，才能成帝业。所以识世务者，应当“拒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不可妄图而贻笑天下。 　　因隗嚣固执己见，顽固地割据称雄，班彪只能离去，投奔河西窦融，颇受窦融器重，任为从事。他为窦融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总河西以拒隗嚣。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刘秀闻知其才干，召见了他，举茂材，任为徐县令，后因病免官。又为司徒掾，是司徒的属官。他时有奏言，对时政作出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作《后传》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汉武帝时，司马迁所撰的《太史公书》（后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后事缺而不录。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班彪认为续作者“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继采西汉遗事，又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此书是接续《史记》之作，但“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 　　①本节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已多为《汉书》吸收，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今《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①。《元帝纪赞》称元帝“多材艺”、“少而好儒”，即位后任用儒生，“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为宰相”，而元帝“牵制文字，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这是评论元帝懦而不才，掌权无能，从此汉朝走了下坡路。《成帝纪赞》先称成帝“善修容仪”，“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似乎是予以表扬；但笔锋陡然一转，“然湛（耽）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这是指责成帝荒淫，大权旁落于外戚，终于有王莽篡权的悲剧。此论与其答隗嚣问和《王命论》的含意是一致的。《翟方进传赞》肯定翟义起兵反对王莽是“怀忠愤发”，但又哀叹他“义不量力”而失败，弦外之音是，只有刘秀得天人之助，才能拨乱反正。《元后传赞》总结历来“女宠”的危害，同时指出王莽依恃元后（王政君，王莽之姑）而逐渐窃取大权。所谓“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同“拳拳”）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实乃讽刺元后是一个被王莽欺诳玩弄的非常可怜的愚弱老妇。 　　《元后传》记述：平帝死后，孺子婴尚未立之时，汉朝传国玺藏在长乐宫元后之处。“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尔）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悦），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此写元后握玺投玺的言行情态，可谓生动传神。如果说《元后传》原是班彪所作；那么，也就可以肯定班彪的史传文字是很出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评论前史（指《史记》）得失，为了撰写《后传》有所改进。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对司马迁与汉儒思想分歧之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前史略论》是①《元帝纪赞》“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成帝纪赞》“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其中的“臣”为班彪自称，“外祖”指金敞，“婕妤”即班婕妤。 　　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班彪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对班固和《汉书》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检阅班固在《汉书》中述论西汉盛衰兴亡及撰写儒林、游侠、货殖等传的旨趣，就可了然。 　　班彪于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病死于望都长任上，卒年五十二。所著除《后传》外，还有“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有些文字流传至今，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所收辑。 　　总的来看，班彪其人，在两汉之际的历史形势中，投靠刘秀，撰写《后传》，鼓吹“王命”，促进统一，政治上是识世务者，思想上是个正统论者，史学上有一定成绩，但无多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