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原始蒙古人种的形成






  
大约在距今5万年前,地质年代进入晚更新世晚期,人类体质也发展到晚期智人阶段。与此同时,世界上三大人种基本形成。中国境内的人骨化石全都属于原始蒙古人种,而现代中国人基本上都属于蒙古人种,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晚期智人乃是我们的直系祖先。这时的文化也有较大进步,进入了旧石器时代晚期。

  貌似奇特的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化石发现于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顶,紧靠发现北京直立人的第一地点。全部化石包括相当完整的三个头骨及许多头骨残片、下颌骨、牙齿、脊椎骨和肢骨等,至少代表8个人的个体①。三个比较完整的头骨具有不完全一致的形态。根据著名人类学家魏敦瑞(F.Weidenreich)的观察,101号男性头骨在测量上很象某些西欧智人化石,从外形观察却应确定为原始蒙古人种;102号女性头骨很象美拉尼西亚类型:103号女性头骨则象爱斯基摩人类型。由此他得出一个奇怪的推测:这些山顶洞人是由外地迁来的居民,因受到原住当地的蒙古人种的攻击而绝了种,所以后来的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同他们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吴新智重新研究了山顶洞人的三个头骨,认为魏氏过分地强调了三者的差异而对其共同性估计不足。实际上,三者头骨都较粗硕,头很长,额部倾斜,上面部低矮,眼眶较低,梨状孔宽阔等,这些有的是晚期智人所同具的原始特征,有的则与今日蒙古人种相近,他们都应代表原始蒙古人种,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特别相近。因为这些人都属于蒙古人种,而晚更新世晚期的大人种刚刚形成,一些形态细节还在形成之中,难以象现代人那样分出许多明确的支系,所以山顶洞人也可看作是上述几种人的共同祖先,并不是几种人聚集到了一个山洞。

  山顶洞由上洞和下洞组成,上洞接近洞口,较为宽敞,有烧火的灰烬等,当是住宿的地方。下洞比较集中地摆放人骨,人骨旁有许多红色的赤铁矿粉末,还有不少装饰品,看来是有意的埋葬。如果这个推测不至大错,那么山顶洞下洞就是当时的墓地,并且是我国至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墓地。

  柳江人和资阳人柳江人发现于广西柳江通天岩旁的一个洞穴中,包括一个头骨、两段股骨以及髋骨、椎骨、骶骨等。除股骨可能属于女性外,其余都属于一个男性个体,年龄约在40岁以上。柳江人已基本上具有现代人的特征,但也还有若干原始性。如前囟点的位置较现代人靠后,面部短宽,眼眶低扁,鼻部宽阔,门齿为铲形。据体骨和股骨知其身体比较矮小,与现代华南和东南亚人比较接近。其总体特征应属蒙古人种中的一种较早的类型。

  资阳人发现于四川资阳黄鳝溪,主要是一个头骨。颅顶保存完整,颅底大部缺失,另有一块硬腭,属于一位5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个体。资阳人的基本特征已同现代人接近,但也存在若干原始性。如眉嵴显著,前囟点的位置①吴新智:《周口店山顶洞人化石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第3期。较现代人靠后,颞骨鳞部较低矮而平整,弧度较现代人稍小。因而应属晚期智人的蒙古人种。

  晚期智人的基本特征和蒙古人种的形成中国境内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除前举山顶洞人、柳江人和资阳人以外,还有内蒙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岸边发现的河套人,吉林安图明月镇附近洞穴发现的安图人,山东新泰县乌珠台附近发现的新泰人,云南丽江木家桥附近发现的丽江人,安徽泗洪下草湾地方发现的下草湾人,贵州普定发现的穿洞人,以及台湾台南左镇菜寮溪发现的左镇人等,分布地几乎遍及全国。上述晚期智人的共同特点是脑量增加,如柳江人和山顶洞人的脑量为1300—1500毫升,在现代人脑量的变异范围之内。脑内动脉支也同现代人接近,说明其智力发达程度已与现代人接近了,由于这一变化,使颅骨变高,厚度减薄,头骨最大宽度上移,额部丰满,眉弓变矮,吻部后缩,牙齿变小,颏部突出。总之同现代人已经十分接近。与此同时,各地晚期智人又或多或少地存在某些较原始的特征,彼此之间也不尽相同,甚至某些蒙古人种的特征也还没有最后形成,个别特征甚至与欧洲晚期智人相近,但蒙古人种的大多数基本特征都已具备,所以被称为原始蒙古人种,并且应是现代中国人的直系祖先。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较中期文化又有明显的进步。例如在石器制作中普遍修理台面,许多地方出现了细石器,能用间接打击法生产出细长石片,还能用压制法加工石器。石器的种类更加多样化,往往有各种类型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锥或钻等,甚至还有个别的箭头。其中不少应为复合工具。这些石器技术的进步和类型的分化,反映了狩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石器工艺发生明显进步的同时,骨角器也大大发展起来。在辽宁海城小孤山、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四川资阳黄鳝溪、宁夏灵武水洞沟、贵州兴义猫猫洞和普定穿洞都曾或多或少地发现骨器,有时也有一些角器。其种类包括锥、针、鱼叉、刀、铲等,是采用锯、切、削、磨、钻等一系列工艺制作出来的。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骨、角材料的特性,使用了不同于石器制造方法的特殊工艺。同时也说明当时人们使用的工具已更加多样化了。

  旧石器晚期文化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便是多种装饰品的出现,周口店山顶洞和海城小孤山都发现了许多这类物品。山顶洞的装饰品有以下几类:(一)穿孔石珠:将白色小石珠从一边钻孔,再将另一边稍稍磨平;(二)穿孔砾石:将一块黄绿色小砾石从两面对钻穿孔,将一面稍磨井涂朱红彩;(三)穿孔兽牙:有一百几十个,均在齿根两边对挖成孔,(四)穿孔青鱼上眼骨,(五)穿孔海蚶壳:其孔是在砂石上磨穿的;(六)鸟骨管:将鸟骨截断、上刻短纹道;(七)鱼脊椎骨。这些装饰品大多发现在人骨化石旁,应是头颈部的佩饰、项饰、坠饰。由此可知当时人们已有爱美观念,并设法用各种装饰品来打扮自己(图1—10)。

  由于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发自然的能力也大为提高。许多过去没有人去过的地方,这时也已彼广泛占领。至今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远远超过旧石器早期和中期遗址的总和。其分布范围除华北、西南等传统地区外,最北达黑龙江北界的漠河、呼玛十八站,东到江浙、台湾,南达云贵、两广,西抵青藏高图1—10山顶洞人的装饰品和鹿角棒原。在这样广泛的范围内,文化面貌自然更加复杂,地区性的差别也更加明显。

  在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晚期遗址甚多,尤以山西为最密集。其中最重要的有内蒙乌审旗的萨拉乌苏、宁夏灵武的水洞沟、山西朔县峙峪、沁水下川、河南安阳小南海、河北阳原虎头梁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等。这时期的石器有普遍小型化的趋势,这不仅表现在原本较小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所分布的领域,也表现在以大型石器著称的匼河——丁村系所分布的领域,如山西南部下川文化的石器中就有许多很小的细石器。

  华北各地旧石器晚期文化虽有若干共同点,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地方差异。例如萨拉乌苏的石器特别小,多数仅长2—3厘米,宽1厘米,有一件尖状器长仅1.2厘米,宽不及1厘米。峙峪文化的石器类型相当复杂,石制品中有扇形小石核、石锯、斧形小石刀和石链等从前没有的新类型;同时又有一些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等明显是承袭许家窑文化的传统(图1—11)。下川石器不仅有许多小型器,也有一些大型石器,种类相当复杂。石制品中有锥状石核、棱柱状石核、扇形石核、漏斗石核,以及大量小石叶、石镞、石钻等细石器制品(图1—12),虎头梁遗址的石器与下川石器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年代更晚,当是向中石器时代过渡的一种遗存。至于水洞沟文化的石器则具有较大的特色,以中型器为主,种类有刮削器、端刮器、尖状器、砍斫器等。修理痕迹较深,刃缘不平近锯齿状。有些器形具有欧洲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的特征。

  在华北还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制作场,地点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北的大窑村附近。在马兰期黄土和黑护士底部,发现许多石渣、石核、石片和石器半成品,堆积成片成层。已制作完成的石器很少,类型也简单,主要是砍斫器。尖状器和刮削器几种,其中龟背形刮削器是这一石器制作场最富特征的产品。

  东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也发现较多,主要有辽宁凌源西八间房、锦县沈家台、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黑龙江呼玛十八站和哈尔滨阎家岗等处。其总体特征与华北旧石器晚期文化比较接近。一般石器个体较小,以刮削器为主,西八间房的琢背小刀与山西下川的产品基本相同,西八间房和呼玛十八站图1—11峙峪石器1—3.石核;4—8.石片;9.13.14.19.20.刮削器;10.15.16.18.雕刻器;11.12.尖状器;17.石核石器。也都出现了细石器。

  在东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海城小孤山和哈尔滨阎家岗特别值得注意。小孤山是位于辽东半岛北部的一处洞穴遗址,出土大批动物化石和一万多件石制品。除刮削器、尖状图1—12下川石器1.锛形器;2.3.9.10.尖状器;4.5.镞;6.锯;7.雕刻器;8.刃尖两用器:11.12.小刀;13—17.刮削器。

  器和雕刻器外,还有较多的钻具,同时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骨器、蚌器和牙器。骨器中有一件鱼叉,有双排倒刺,为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所仅见。另有一件骨枪头和三件穿孔骨针,骨鼻系两面对钻而成,比山顶洞人骨针的制法更进步。蚌器和牙器均有穿孔,系装饰品,作风与山顶洞人的装饰品相似。

  阎家岗位于松花江右岸第二阶地上,系一处十分难得的猎人宿营地,发现有两处用兽骨垒成的营房遗迹。一处用二百多块骨骼垒成椭圆圈,东西长4米,南北宽3米,所用兽骨至少属于六只野驴、五头野牛、二头披毛犀、一只鹿和一只狼。在其西北约40米的另一处营房系用三百多块兽骨垒成的半圆圈,所用兽骨至少属于五头披毛犀、五只野驴、三头野牛、四只鹿、二只羚羊、一只鬣狗和一只狼。兽骨上多有人工砸击痕,排列有序,圈内还发现有炭屑。说明它是当时的猎人把吃剩下的兽骨作支架搭成窝棚住宿目下的遗迹。

  华中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资料主要发现于湖南北部澧县一带,湖南西部新晃柏树坡也发现过一些较大型的石器。湖北房县樟脑洞为一处洞穴遗址,出土石制品二千多件,以中小型者为主,器形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和钻具等,以边刃刮削器数量最多。发掘者认为它很可能代表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新型文化①。

  东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至今发现甚少,见于报导的仅有江苏东海大贤庄、浙江建德乌龟洞、广东封开垌中岩和台湾台东长滨等处。长滨乡发现的遗存被称为长滨文化,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也有不少骨角器,在更新世晚期后段气候变冷,海平面下降,台湾海峡变为陆地,人和动物都可以从大陆迁移过去。长滨发现的动物化石种属与大陆所见基本相同,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西南地区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较多,其中主要的有四川的汉源富林、铜梁张二塘、资阳鲤鱼桥,贵州的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广西的桂林宝积岩、柳州白莲洞和云南的呈贡龙潭山等处。这些地点的文化特征颇不相同,如富林的石器个体甚小,有些已可称为细石器,其长度很少有超过3厘米者,很可能与华北小石器传统有些联系。张二塘石器多粗大,砍砸器比例较高。猫猫洞石器多用锐棱砸击法加工,并发现有制作较精的骨角器。最特殊的是普定穿洞,有上下两个文化带。下文化带石器少而小,其特征与富林石器接近;上文化带石器多而大,骨器也多,其特征接近于猫猫洞者。这说明当时存在着复杂的文化迁移和相互传播影响的关系。比较而言,西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石器加工较粗糙,类型繁杂而不同定,也没有象华北那样普遍变小的趋势①。

  在西北,除甘肃、宁夏外,最近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发掘了一处湖滨遗址,发现石制品约160件,石器中等偏小,与华北小石器相近。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南缘据说也发现多处旧石器地点②。至于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将在本书第四章谈到。

  总之,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并且出现了明显的地方性差异,有的已可划分出不同的地方性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新石①黄万波等《湖北房县樟脑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6期。①张森水:《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若干问题》,《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3期。②黄慰文等:《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新发现的石器》,《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期。器时代文化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和不平衡的。再者,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若干因素,如复合工具、细石器镶嵌技术、磨制和穿孔技术等都为往后的新石器文化所继承和发展。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这两大阶段文化的承袭演变关系将会越来越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