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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全集7 冰心全集第七卷

　　　　　　　　　　　　　　　　（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

卓如编目　　录孩子们的真心话——记一位小学教师的谈话（２）
　　寄语台湾同胞（６）
　　漫谈关于儿童散文创作（８）
　　腊八粥（１１）
　　我的故乡（１３）
　　三寄小读者（通讯七）（２２）
　　回忆“五四”（２６）
　　致赵清阁（３月３日）（３１）
　　追念黎锦熙教授（３２）
　　漫谈《小桔灯》的写作经过（３４）
　　给小朋友介绍几本儿童读物（３６）
　　从“五四”到“四五”（３９）
　　写作文要有科学态度——给小朋友们的一封信（４７）
　　追念闻一多先生（４９）
　　人民的力量（５３）
　　纪念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５６）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序（５９）
　《晚晴集》后记（６２）
　　三寄小读者　（通讯八）（６４）
　　创作谈（６７）
　　给下一代提供精神食粮——读复刊后的《儿童文学》（７０）
　　致郭风　（６月５日）（７４）
　　我的童年（７６）
　　等待（８８）
　　儿童文学工作者的任务与儿童文学的特点（９１）
　　谈谈《蚂蚁铺路》和《给鸡打针》（９６）
　　漫谈“学贯中西”（９９）
　　读老舍遗著《正红旗下》（１０３）
　　三寄小读者　（通讯九）（１０７）
　　上海——南下北上的中心（１１０）
　　我的热切的希望（１１３）
　　追念罗莘田先生（１１７）
　　《张洁小说剧本选》序（１２１）
　　给国外侨胞的一封贺年信（１２４）
　　我们的新春献礼——一束散文的鲜花（１２７）
　　近在眼前的地平线（１３０）
　　我是怎样被推进儿童文学作家队伍里去的（１３４）
　　我的祝愿（１３９）
　　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给台湾同胞的一封信（１４１）
　　三寄小读者　（通讯十）（１４４）
　　为的是要记下这几句话（１４７）
　　致台湾同胞（１４９）
　“时代文学丛书”自序（１５１）
　　呵，团城的珍珠（１５２）
　　空巢（１５４）
　　不应该早走的人（１６４）
　　我和小读者（１６６）
　　高歌直下大江东——参谒日本岚山周总理诗碑时作（１７１）
　　光辉灿烂的虹桥（１７２）
　　致巴金　（５月８日）（１７５）
　　一衣带水寄东邻（１７６）
　　自传（１８０）
　　《燃灯者》〔马耳他〕安东·布蒂吉格著（１８３）
　　《关于女人》三版自序（２３４）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２３６）
　　致赵清阁　（１２月２４日）（２３８）
　　《闽中现代作家作品选评》序（２４０）
　　《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序（２４１）
　　致巴金　（１月２９日）（２４２）
　　致赵清阁　（２月８日）（２４４）
　　致葛翠琳　（２月１８日）（２４５）
　　悼念茅公（２４７）
　　致上海文艺出版社同志　（３月３１日）（２４９）
　　致巴金　（４月２日）（２５０）
　　童年杂忆（２５１）
　　《记事珠》自序（２６０）
　　　致谢为楫　（５月１８日）（２６２）
　　献给我们挚爱的宋奶奶——记一个小学生的话（２６３）
　　致巴金　（６月１０日）（２６６）
　　我到了北京（２６８）
　　《吉檀迦利》译者序（２７４）
　　以有生之年努力奋斗
　　——在首都文艺界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２７６）
　　《冰心选集》自序（２７８）
　　骨肉重欢　普天同庆（２８０）
　　寄小读者（２８１）
　　《冰心作品选》序（２８３）
　　《冰心论创作》序（２８４）
　　统一祖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２８５）
　　我和玫瑰花（２８７）
　　漫谈散文（２９０）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冰心》自序（２９１）
　　成功的花——给中国国家女排球队员的一封信（２９２）
　　时刻想到我国未来的主人翁——在全国妇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２９４）
　　《先知》译本新序（２９６）
　　　致葛翠琳　（１２月１６日）（２９７）
　　《葛翠琳童话选》序（２９８）
　　　为《接班人》题词（３０１）
　　《摘颗星星下来》序（３０３）
　　《绘图儿童成语词典》前言（３０５）
　　紫竹林怎么样了？（３０６）
　　《刘淑度金陵治印集》序（３０８）
　　《儿童文学选刊》序（３０９）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３１１）
　　《冰心文集》序（３１３）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３１５）
　　致李玲修　（２月２５日）（３１７）
　　教师是建设精神文明的表率（３１８）
　　致赵清阁　（３月８日）（３２０）
　　《红楼梦话剧集》序（３２１）
　　灯光——为《东方少年》创刊而写（３２３）
　　朝气蓬勃的儿童文学（３２５）
　　新春寄语（３２６）
　　我的父母之乡（３２７）
　　《冰心散文选》自序（３３０）
　　梦的启发（３３２）
　　书给了我快乐和益处（３３４）
　　我的第一篇文章（３３６）
　　致周达宝　（４月１９日）（３３８）
　　《梁容若集子》序（３３９）
　　致谢为楫　（６月１５日）（３４０）
　　致巴金　（６月３０日）（３４１）
　　忆昆明——寄春城的小读者（３４２）
　《垂柳集》序（３４３）
　　祖父和灯火管制（３４５）
　　我喜欢短小精悍的作品——关于《一分钟小说》的一封信（３４７）
　　不要污染日本子孙万代的心灵（３４８）
　　致谢为楫　（８月２４日）（３５２）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３５３）
　　致吴青（９月９日）（３５５）
　　《井上靖西域小说选》序（３５７）
　　为《胶东文学》题词（３６０）
　　致谢为楫　（９月２７日）（３６１）
　　致吴青　（１０月４日）（３６３）
　　致吴青　（１０月８日）（３６５）
　　致吴青　（１０月１４日）（３６７）
　　致吴青　（１０月１８日）（３６９）
　　杨永青和他的儿童画（３７０）
　　致吴青　（１１月２日）（３７３）
　　致吴青　　（１１月１０日）（３７５）
　　情发于中——序《泉水淙淙》（３７７）
　　致吴青　　（１２月８日）（３７９）
　　致吴青　　（１２月１５日）（３８０）
　　致吴青　　（１２月２０日）（３８１）
　　致吴青　　（１２月２７日）（３８３）
　　致谢为楫　　（１２月２８日）（３８５）
　　致吴青　（元月１日）（３８７）
　　致葛翠琳　（１月１０日）（３８９）
　　《老舍儿童文学作品选》序（３９０）
　　致宫玺　（１月１５日）（３９２）
　　献词（３９３）
　　《我的故乡》自序（３９４）
　　《亚洲民间故事》序（３９５）
　　新春寄语（３９６）
　　小白鸽捎来的信（３９８）
　　致吴青　（２月１５日）（３９９）
　　绿的歌（４０１）
　　致吴青　（２月２２日）（４０３）
　　花的云海　友谊的轻舟——我为什么写《樱花赞》（４０５）
　　致谢为楫　（３月６日）（４０７）
　　致吴青　（３月７日）（４０８）
　　致巴金　　（３月９日）（４１０）
　　致周达宝　　（３月９日）（４１１）
　　致吴青　　（３月２１日）（４１２）
　　致巴金　　（３月３０日）（４１４）
　　老舍的散文（４１５）
　　致谢为楫　　（４月４日）（４２１）
　　我的中学时代（４２２）
　　我的祝愿——《牵牛花》儿童文学丛刊代发刊词（４２４）
　　悼念林巧稚大夫（４２６）
　　“六一”节寄小读者（４３０）
　　致谢为楫　　（５月２２日）（４３４）
　　《奶奶，我爱你》读后（４３５）
　　悼念廖公（４３８）
　　致巴金　　（６月２２日）（４４１）
　　致吴青　　（６月２２日）（４４２）
　　致吴青　　（６月２９日）（４４３）
　　我的感谢（４４４）
　　一衣带水两千年（４４６）
　　谈《摇篮丛书》（４４８）
　　他还在不停地写作（４４９）
　　《我的乐园》序（４５３）
　　致谢为楫　（９月１９日）（４５４）
　　致巴金　（９月２２日）（４５５）
　　致宫玺　（９月２９日）（４５６）
　　致臧克家　（１０月２日）（４５７）
　　我也谈谈翻译（４５８）
　　在阿拉伯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４６１）
　　致谢为楫　（１０月２２日）（４６２）
　　回顾与前瞻——纪念《儿童文学》创刊２０年（４６３）
　　记八闽篆刻名家周哲文（４６６）
　　致巴金　（１１月９日）（４６９）
　　致葛翠琳　（１１月１１日）（４７０）
　　《爱的甘泉》序（４７１）
　　《窗外之窗》序（４７３）
　　致宫玺　（１２月８日）（４７６）
　　给《小苗》小读者的贺年信（４７７）
　　集邮爱好者的福音（４７９）
　　八四书愿（４８１）
　　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４８３）
　　致巴金　（１２月３０日）（４８６）
　　致巴金　（１月３日）（４８８）
　　致谢为楫　（１月３日）（４８９）
　　贺叶巴两位（４９１）
　　致巴金　（１月１６日）（４９４）
　　致谢为楫　（１月１７日）（４９５）
　　题目出得好，作文就做得好（４９６）
　　致臧克家　（１月２７日）（４９９）
　　火树银花里的回忆（５００）
　　致巴金　（２月１０日）（５０４）
　　纪念老舍八十五岁诞辰（５０５）
　　《自然·生活·哲理》序（５０７）
　　我家的对联（５０９）
　　致周达宝　　（３月５日）（５１２）
　　我入了贝满中斋（５１３）
　　致宫玺　（３月３０日）（５２２）
　　悼念伯昕同志（５２３）
　　致谢为楫　（４月９日）（５２５）
　　“六一”寄语（５２６）
　　谈《婴幼儿家庭教育》（５２８）
　　为贝满女中１２０周年校庆题词（５２９）
　　寄《小学生报》的小读者（５３０）
　　我的期待（５３２）
　　明子和咪子（５３５）
　　致茹志鹃　（５月２９日）（５４０）
　　致尤廉　（６月１１日）（５４１）
　　致谢为楫　（６月２５日）（５４２）
　　花瓶（５４３）
　　国庆三十五周年感言（５４５）
　　《国庆三十五周年感言》创作经过（５５０）
　　使我感动和鼓舞的女排“三连冠”（５５２）
　　天南地北的花（５５５）
　　今日上海（５５９）
　　致谢为楫　（９月１３日）（５６１）
　　桥（５６２）

　　愿中国妇女实现更多“零的突破”（５６９）
　　《葛翠琳幼儿文学选》序（５７０）
　　致陈恕　（１０月６日）（５７１）
　　欢呼《民进妇女》出刊（５７３）
　　致巴金　（１０月１２日）（５７４）
　　致宫玺　（１０月２１日）（５７５）
　　美的北京街头（５７６）
　　
　　关于男人（之一）

　　　一　我的祖父（５８０）
　　　二　我的父亲（５８２）
　　悼念有吉佐和子（５８６）
　　致陈恕　（１１月９日）（５８９）
　　忆烟台（５９０）
　　致巴金　（１１月１８日）（５９２）
　　寄家乡小读者（５９３）
　　致巴金　（１１月２０日）（５９４）
　　《少年时》序（５９５）
　　致巴金　（１１月２７日）（５９８）
　　致葛翠琳　（１１月３０日）（５９９）
　　致陈恕　（１２月２日）（６００）
　　致宫玺　（１２月４日）（６０１）
　　再给《小苗》小读者的信（６０２）
　　介绍一篇好散文——读叶至诚的《假如我是一个作家》（６０４）
　　我和“开明”的一段因缘（６０６）
　　为《华侨世界》创刊号题词（６０９）
　　致宫玺　（１２月１０日）（６１０）
　　致陈恕　（１２月１２日）（６１１）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６１２）
　　致陈恕　（１２月２４日）（６１４）
　　致臧克家　（１２月２９日）（６１５）
　　致陈恕　（１月１日）（６１７）
　　致巴金　（１月１８日）（６１８）
　　《冰心著译选集》自序（６１９）
　　致陈祖芬　（１月１９日）（６２１）
　　我的祝贺（６２２）
　　意外的收获（６２３）
　　童年的春节（６２６）
　　给故乡青年的春节贺词（６２９）
　　最痛快的两件事（６３０）
　　致谢宗惠、谢宗'U　（２月１６日）（６３２）
　　《伏枥杂记》序（６３４）
　　春节忆春联（６３６）
　　致臧克家　（２月２５日）（６３８）
　　由春联想到联句（６３９）
　　
　　关于男人（之二）

　　三　我的小舅舅（６４２）
　　我的大学生涯（６４６）
　　我为什么翻译《先知》和《吉檀迦利》（６５６）
　　“由岑散文”序（６５８）
　　从联句又想到集句（６６０）
　　致葛翠琳　（４月３日）（６６３）
　　霞（６６４）

　　致宫玺　（５月４日）（６６６）
　　写给民进女会友、女教师的一封信（６６７）　　
　　关于男人（之三）

　　四　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６６９）
　　介绍《今夜月色好》（６７３）
　　致海外朋友和同胞（６７５）
　　梁实秋《忆故知》序（６７７）
　　致王安忆　（６月１９日）（６７９）
　　《陈伯吹传》序（６８０）
　　致李小林　（７月１日）（６８１）
　　致宫玺　（７月６日）（６８２）
　　致王安忆　（７月１３日）（６８３）
　　《应当尊敬的人》序（６８４）
　　致巴金　（７月２２日）（６８５）
　　致王安忆　（７月２２日）（６８６）
　　致李　（７月２３日）（６８７）
　
　　关于男人（之四）

　　五　我的表兄们（６８９）
　　致王安忆　（８月３日）（６９２）
　　喜悦　期待（６９３）
　　致肖凤　（８月８日）（６９５）
　　致巴金　（８月１５日）（６９６）
　　致编委会同志（８月２４日）（６９７）
　　为《语文报》题词（６９８）
　　我注意寻看安忆的作品（６９９）
　　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尊师（７０３）
　　致臧克家　（９月９日）（７０５）
　　致周达宝　（９月１８日）（７０６）
　　喜读袁鹰的《秋水》集（７０８）
　　致巴金　（１０月４日）（７０９）
　　致赵清阁　（１０月７日）（７１０）
　　回忆中的金岳老（７１１）
　　漫谈集句（７１３）
　　衷心的感谢（７１６）
　　致巴金　（１１月８日）（７２０）
　　致宫玺　（１１月１１日）（７２２）
　　为整治西湖题词（７２３）
　　我为什么写《樱花赞》（７２４）
　　喜读萧乾《漫话北京城》（７２５）
　　我与散文（７２７）
　　
　　一股“黄山的人字瀑”

　　——推荐《经济和人》（７２９）
　　读了《北京城杂忆》（７３１）
　　致巴金　（１２月２９日）（７３４）
　　致陈慧瑛　（１２月２９日）（７３５）
　　１９７９年

　　　　　　　　　　　　　　　孩子们的真心

　　　　　　　　　　　　　　　　　　　　 ——记一位小学教师的谈话

　　“×老，新年好！我一早就来，一来是给您拜年，二来是谢谢您替我搞的那本《天安门诗抄》，这本《诗抄》太难买了，您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您说得对，只要是从心底掏出来的真心话，是爱是恨，都能感动人。您看这些‘诗人’，一不为稿费，二不为扬名，更没有想到要当诗人。他们心里有的是对周总理的无比热爱，对‘四人帮’的切齿痛恨。他们眼看着毒雾妖云遮住了四个现代化的道路，他们悲愤的心声就汇成了一阵惊雷，轰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老，其实除了天安门广场上贴出来的诗文之外，也还有许多没有贴出来的小文章，比如说小孩子写的，甚至也不是给人看的，他只是记下了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点感想。但是这小小的一闪的感想，也是亿万人民的愿望和决心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周总理这位人民的愿望、要求、意志和美好的品格的化身，是怎样地引领和鼓舞我们向着光明宽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前进呵！

　　“昨天晚上，有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来看我。一九七六年，他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是他们的语文教师。那时我叫他们每天交一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儿歌，我当然知道那是很难做到的事，但我有什么办法呢？‘上面’是这样命令的呵！可是孩子们也聪明得很，他们知道我是在应付，他们也就会应付。他们从报刊上抄，或是彼此对抄，每天交上卷子来，我们互相会心地一笑，这一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昨晚，他给我拿来了一张纸，笑嘻嘻地说：老师，今天我在清理废纸的时候，发现我在那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儿歌的末一页空白上，记下了一九七六年一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跟妈妈去到天安门广场的一段感想。您看，这是我在一整本的假话、谎话之后，写下来的一段真心话，我就留下来送给您。

　　“这段小文章是这样写的：

　　我好容易从爸爸那里承继了他的那辆旧自行车，而他的那辆新车却又被人偷走了，而这辆新车还是在办公楼外面锁着的！他就又把给我的车，要了回去！

　　我们的宿舍是在四层楼上，妈妈每天下班，就把她的车搬到四层楼上的过道里放着。我要把爸爸的那辆旧车搬上楼来，爸爸丧气地说：算了，谁要那辆破车呢？但是这辆在楼下锁着的破车的铃儿，还是被人偷走了！这是什么世界！我对于周围的人，都不信任了！我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这两天，妈妈每天一下班，就要到天安门广场去，我总是要求跟她一起去，今天，她答应我了。我下课后推着爸爸那辆破车回家，妈妈已经扶着自行车把，站在宿舍楼下等我了。她看见了我，一面跨上车去，一面生着气说：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我也一面跨上车去一面忍着气说：我还不是在学校里写那讨厌的墙报！妈妈大概也没有听见我说的是什么，她只飞快地骑到前面去了。

　　我急忙地紧紧跟上，冰冷的北风，从背后吹来，尖刀似的在割着我的脖子！我把棉猴上的帽子拉上去，这时已到了天安门广场。花圈和人，都多得看不见边，路边上整齐排列着的自行车，也是看不见边。妈妈急急忙忙地把自行车往车的行列头上一放，就急急忙忙地往前走了。我连忙追上去，喊：妈妈，等一会儿，我们的车还没锁上呢？妈妈头也不回，只说了一句：来悼念总理的人，是不会偷车的！

　　我只好跑了上去，紧紧拉着她棉大衣上的腰带，挤到人群里去。在人山人海之中，我觉得暖和多了，但是我的心里总是惦着那两辆没有锁上的车。我抬头看着妈妈的充满了信心的脸，再看我们的周围，也都是充满了信心的脸。他们对妈妈多么好呵，就像亲姐妹、老朋友一样。妈妈抄诗的本子使完了，就有一只手从后面递几张纸来，妈妈只道了一声谢，也没有回头去望她一眼。天色更黑了，一位老奶奶还往妈妈的纸上打着手电。一位解放军叔叔还替妈妈大声念着栏杆上挂着的诗上的小字！真是，在悼念周总理的心情里，大家的心都紧紧地连在一起了，他们相爱相助，他们怎么会偷车呢？他们都是好人，我们这世界是多么美好呵！

　　回来的时候，我们在整整齐齐的自行车行列中，找到了自己的车，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现在妈妈不那么赶忙了，只是慢慢地沉思地蹬着车走。月光下，迎面的北风吹得更加尖厉了，而我的脸上和心里却是热烘烘的！我紧紧地跟在妈妈后面，充满信心地走上周总理引导并鼓舞我们走的光明宽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

　　“×老，您喜欢这篇小文章，就留下来细看吧。又有客人来了，我该走了。我再说一遍新年好，谢谢您，再见！”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

　　　　　　　　　　　　　　　寄语台湾同胞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

　　当我读到今天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告台湾同胞书的时候，一阵兴奋快乐之感，涌上了我的心头！我知道我的许许多多的台湾朋友们的欢乐的心弦，也会和我的一起合拍地颤动。

　　台湾回归祖国，在我们两地广大人民的心里，本已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中美建交这股强劲的东风，又最后驱散了重重的烟雾，使得三十年来隔海相望，望眼欲穿的弟兄姐妹们，终于可以重新携起手来了，我们两地亿万人民的希望终于实现了，以后就只看我们的实际行动了。

　　这些年来，我们不但寄希望于台湾的一千七百万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因为台湾当局和我们人民政府一样，也是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一贯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这个正确的立场，就是我们合作的一个最坚固的基础。有了这个同一的基础，我们亲人骨肉之间，在一切障碍都清除了之后，还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彼此协商和共同讨论的呢？

　　人民政府已经命令我们的海军从今天起，对金门等岛屿停止炮击，从而结束了我们军事对峙的状态。我深切地希望我们台湾同胞和我们一起，努力促进台湾对祖国的通航通邮，使得我们双方可以尽快地互通消息，互相探访，从而增进我们的贸易，以及科技、教育、文化的畅通无阻的交流。在台湾，我有许多的朋友和同学，多年隔绝，想望已深，每逢读到《诗经·蒹葭》文章，就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几句，我往往一唱三叹，不能自已！现在，通往台湾这个在“水中央”的祖国宝岛的道路，已不是道阻且长，而我的“所谓伊人”的朋友们，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相见不远，只在于我们的努力！我有说不尽的离情别绪，以及许许多多关于我们伟大的祖国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想对你们倾吐，我的在台湾的朋友们、同胞们，让我们大家都为这伟大的合作尽上最大的力量吧！话短情长，今天先讲到这里，祝你们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漫谈关于儿童散文创作

　　《少年文艺》编辑部一直让我写《关于儿童散文创作》的文章，我却一直觉得写不出什么。因为我已经写过《关于散文》这个题目（见去年出版的《小桔灯》），我所能说的也就是这些了。至于儿童散文，当然就是写给儿童看的散文，要注意到儿童的特点，这似乎也是大家知道的事情了。我总感到：讲解一件事物，不能光是空洞地、抽象地讲。没有实物做个“例子”（这里我避免用“样板”或“榜样”这样的名词，因为它们都有“典型”的嫌疑），讲的人就讲不出其所以然，听的人也摸不着边际，特别是关于创作，不能不具体地谈些创作经过，至于主题是否挑选得好，素材的剪裁、取舍是否简练，只能有待于读者的评定了。

　　前些日子，我曾为《北京日报》的副刊《广场》写了一篇《孩子们的真心话》。趁着我记忆犹新，我不妨把这篇东西的素材和我的构思经过，对大家谈一谈。

　　首先，我认为给儿童写作，对象虽小，而意义却不小，因为，儿童是大树的幼芽，为儿童服务的作品，必须激发他们高尚美好的情操，而描写的又必须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关心，而能够理解、接受的事情。所以我极其喜欢法国作家都德的那篇《最后一课》，他写得入情入理，看了使人感激奋发，永远不会忘记！

　　“四五”运动是声震天地、气壮山河的一次伟大运动，这伟大运动中的各个侧面，都有许许多多的作者们用各种不同的文学形式来抒写过了。不但现在有许多好作品（《于无声处》这个话剧，就是一例）产生，将来仍然不断地会有许多好作品，由此产生。

　　在周总理逝世后的几天里，我只参加了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仪式和人民大会堂的追悼总理的大会，我并没有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但是家里的年轻人和孩子们，几乎是每天都去。一个孩子回到家来，感动而兴奋地说：“天安门广场上，停着千千万万辆没有锁上的自行车，居然没有人偷，这真是奇迹。总理把人心都变好了！”他这话是有感而言的。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法纪荡然，偷车还算是违法乱纪中的一件小事！但是孩子们对于这种“小”坏事，是常常遇到、听到，而痛心疾首的！因为看到千千万万没有锁上的自行车，居然没有被偷，他由惊讶，而安慰而喜悦，而有了希望，认为有了像总理这样一位顶天立地、正大光明的人物在上面指引，我们的“人心”会“变好”的，我们社会的前途是美好光明的。

　　事过两年了，而这孩子的几句话，总在我的脑子里回旋。

　　新年前，《北京日报》副刊的一位编辑来看我，要我给《广场》写一篇纪念周总理逝世三周年的短文。但是纪念总理的好文章太多了，关于总理的感人事迹也太多了，在我答应她的时候，对于我要写什么，还一点没有把握。只在元旦那一天，和一位朋友谈到《天安门诗抄》，引起我“灵机一动”。我就把一些事实串连起来，写成了这一篇。至于素材方面：元旦那天许多朋友来贺年，这是事实；我替朋友搞一本《天安门诗抄》，也是事实；那个孩子曾写过抄过许多“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儿歌，也是事实，但是他不是写了一本，而是写了三本！同时，丢了新自行车的不是他的爸爸，而是我的一位朋友（虽然他好好的新车上曾丢了一只铃儿）；那一次带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的，不是他的妈妈，而是他的姨妈。我让他爸爸丢了车，妈妈带他去，只为的是使这气氛更“紧凑”，更“亲切”一些。

　　这种以当事人或一个第三者，来叙述一段完整故事的写法，我从前也做过。三十年代，我写过《冬儿姑娘》（见《冰心小说散文集》），七十年代，我写过《益西曲珍的话》（发表在《北京少年》），和《乌兰托娅的话》（发表在《天津文艺》）。

　　古人有诗云，“鸳鸯绣罢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我绣的既不是光采夺目的鸳鸯，我手里的针，更不是一枚“金”针！但我确是把我的针法讲了出来。因为别人的文章，无论多好，我也是只能欣赏，不能替他来讲创作经过的。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

　　　　　　　　　　　　　　　　　　腊八粥

　　从我能记事的日子起，我就记得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母亲给我们煮腊八粥。

　　这腊八粥是用糯米、红糖和十八种干果掺在一起煮成的。

　　干果里大的有红枣、桂圆、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生、葡萄干等等，小的有各种豆子和芝麻之类，吃起来十分香甜可口。母亲每年都是煮一大锅，不但合家大小都吃到了，有多的还分送给邻居和亲友。

　　母亲说：这腊八粥本来是佛教寺煮来供佛的——十八种干果象征着十八罗汉，后来这风俗便在民间通行，因为借此机会，清理厨柜，把这些剩余杂果，煮给孩子吃，也是节约的好办法。最后，她叹一口气说：“我的母亲是腊八这一天逝世的，那时我只有十四岁。我伏在她身上痛哭之后，赶忙到厨房去给父亲和哥哥做早饭，还看见灶上摆着一小锅她昨天煮好的腊八粥，现在我每年还煮这腊八粥，不是为了供佛，而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一九三○年一月七日逝世的，正巧那天也是农历腊八！那时我已有了自己的家，为了纪念我的母亲，我也每年在这一天煮腊八粥。虽然我凑不上十八种干果，但是孩子们也还是爱吃的。抗战后南北迁徙，有时还在国外，尤其是最近的十年，我们几乎连个“家”都没有，也就把“腊八”这个日子淡忘了。

　　今年“腊八”这一天早晨，我偶然看见我的第三代几个孩子，围在桌旁边，在洗红枣，剥花生，看见我来了，都抬起头来说：“姥姥，以后我们每年还煮腊八粥吃吧！妈妈说这腊八粥可好吃啦。您从前是每年都煮的。”我笑了，心想这些孩子们真馋。我说：“那是你妈妈们小时候的事情了。在抗战的时候，难得吃到一点甜食，吃腊八粥就成了大典。现在为什么还找这个麻烦？”

　　他们彼此对看了一下，低下头去，一个孩子轻轻地说：

　　“妈妈和姨妈说，您母亲为了纪念她的母亲，就每年煮腊八粥，您为了纪念您的母亲，也每年煮腊八粥。现在我们为了纪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爷爷，我们也要每年煮腊八粥！这些红枣、花生、栗子和我们能凑来的各种豆子，不是代表十八罗汉，而是象征着我们这一代准备走上各条战线的中国少年，大家紧紧地、融洽地、甜甜蜜蜜地团结在一起　”他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张叠得很平整的小日历纸，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下面，印着“农历乙卯年十二月八日”字样。他把这张小纸送到我眼前说：“您看，这是妈妈保留下来的。周爷爷的忌辰，就是腊八！”

　　我没有说什么，只泫然地低下头去，和他们一同剥起花生来。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凌晨

　　　　　　　　　　　　　　　　　我的故乡

　　我生于一九○○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七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故乡——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到我们的屋里来。

　　我的祖父谢子修（銮恩）老先生，是个教书匠，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他是我们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我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一九一一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的时候，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红印的家谱。第一位祖先是昌武公，以下是顺云公、以达公，然后就是我的祖父。上面仿佛还讲我们谢家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晋朝谢安的后裔。但是在一个清静的冬夜，祖父和我独对的时候，他忽然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说到这里，他就源源本本地讲起了我们贫寒的家世！原来我的曾祖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

　　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人祸所迫，飘洋过海，靠着不用资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业）、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起家的，不过我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

　　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帐。这一年的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帐，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了下来，两人抱头大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拚死拚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好替父亲记帐、要帐。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曾祖母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才来了一个男的，还是难产。这个难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谢子修先生，乳名“大德”的。

　　这段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感触也极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曾祖父的四个女儿，我的祖姑母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当我把这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他却很不高兴地问我是听谁说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祖父亲口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不言语，过了一会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我就不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建闽侯”，而是“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我这一辈子，到今日为止，在福州不过前后呆了两年多，更不用说长乐县的横岭乡了。但是我记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

　　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一九二○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现在这张剪报也找不到了。

　　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苦的。农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劳动，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当我看到那包由一百个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山金钩寨的穷苦农民来，我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难过的滋味！

　　我很爱我的祖父，他也特别的爱我，一来因为我不常在家，二来因为我虽然常去看书，却从来没有翻乱他的书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处。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时候，我是时刻围绕在他的身边转的。那时我们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这个住址，现在我写起来还非常地熟悉、亲切，因为自从我会写字起，我的父母亲就时常督促我给祖父写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写。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

　　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只是在一排或一进屋子的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有一口井，这几乎是福州房子的特点。这所大房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书房。几乎所有的厅堂和客室、书房的柱子上墙壁上都贴着或挂着书画。正房大厅的柱子上有红纸写的很长的对联，我只记得上联的末一句，是“江左风流推谢傅”，这又是对晋朝谢太傅攀龙附凤之作，我就不屑于记它！但这些挂幅中的确有许多很好很值得记忆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东院厅堂的楹联，就是：风光月霁襟怀

　　又如西院客室楼上有祖父自己写的：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这两副对联，对我的思想教育极深。祖父自己写的横幅，更是到处都有。我只记得有在道南祠种花诗中的两句：

　　红紫青蓝白绿黄

　　在西院紫藤书屋的过道里还有我的外叔祖父杨维宝（颂岩）老先生送给我祖父的一副对联是：

　　知君身是后凋松

　　那几个字写得既圆润又有力！我很喜欢这一副对子，因为“不羁马”夸奖了他的侄婿，我的父亲，“后凋松”就称赞了他的老友，我的祖父！

　　从“不羁马”应当说到我的父亲谢葆璋（镜如）了。他是我祖父的第三个儿子。我的两个伯父，都继承了我祖父的职业，做了教书匠。在我父亲十七岁那年，正好祖父的朋友严复（幼陵）老先生，回到福州来招海军学生，他看见了我的父亲，认为这个青年可以“投笔从戎”，就给我父亲出了一道诗题，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还有一道八股的破题。父亲都做出来了。在一个穷教书匠的家里，能够有一个孩子去当“兵”领饷，也还是一件好事，于是我的父亲就穿上一件用伯父们的两件长衫和半斤棉花缝成的棉袍，跟着严老先生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师学堂，去当了一名驾驶生。

　　父亲大概没有在英国留过学，但是作为一名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他到过好几个国家，如英国、日本。我记得他曾气愤地对我们说：“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一首国歌都没有！

　　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典礼仪式时，他们竟奏一首《妈妈好糊涂》的民歌调子，作为中国的国歌，你看！”

　　甲午中日海战之役，父亲是“威远”舰上的枪炮二副，参加了海战。这艘军舰后来在威海卫被击沉了。父亲泅到刘公岛，从那里又回到了福州。

　　我的母亲常常对我谈到那一段忧心如焚的生活。我的母亲杨福慈，十四岁时她的父母就相继去世，跟着她的叔父颂岩先生过活，十九岁嫁到了谢家。她的婚姻是在她九岁时由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诗谈文时说定的。结婚后小夫妻感情极好，因为我父亲长期在海上生活，“会少离多”，因此他们通信很勤，唱和的诗也不少。我只记得父亲写的一首七绝中的三句：此身何事学牵牛，燕山闽海遥相隔，

　　会少离多不自由。

　　甲午海战爆发后，因为海军里福州人很多，阵亡的也不少，因此我们住的这条街上，今天是这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纸门联。母亲感到这副白纸门联，总有一天会糊到我们家的门上！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准备一旦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她就服毒自尽。祖父看到了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让我的两个堂姐姐，日夜守在母亲身旁。家里有人还到庙里去替我母亲求签，签上的话是：堂中寂寞恐难堪，若要重欢，

　　除是一轮月上。

　　母亲半信半疑地把签纸收了起来。过了些日子，果然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听到有人敲门，母亲急忙去开门时，月光下看见了辗转归来的父亲！母亲说：“那时你父亲的脸，才有两个指头那么宽！”

　　从那时起，这一对年轻夫妻，在会少离多的六七年之后，才厮守了几个月。那时母亲和她的三个妯娌，每人十天替大家庭轮流做饭，父亲便帮母亲劈柴、生火、打水，做个下手。

　　不久，海军名宿萨鼎铭（镇冰）将军，就来了一封电报，把我父亲召出去了。

　　一九一二年，我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头几天我还很不惯，偷偷地流过许久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许多要好的同学。至今我还能顺老师上班点名的次序，背诵出十几个同学的名字。福州女师的地址，是在城内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校长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之一的方声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离开女师的时候，还来了一位教体操的日本女教师，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赞侯），又来了一封电报，把父亲召出去了。不久，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

　　我对于故乡的回忆，只能写到这里，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我的回忆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十几年来，睡眠也少了，“晓枕心气清”，这些回忆总是使人欢喜而又惆怅地在我心头反复涌现。这一幕一幕的图画或文字，都是我的弟弟们没有看过或听过的，即使他们看过听过，他们也不会记得懂得的，更不用说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了。我有时想如果不把这些写记下来，将来这些图文就会和我的刻着印象的头脑一起消失。这是否可惜呢？但我同时又想，这些都是关于个人的东西，不留下或被忘却也许更好。这两种想法在我心里矛盾了许多年。

　　一九三六年冬，我在英国的伦敦，应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Ｗｏｏｌｆ）之约，到她家喝茶。我们从伦敦的雾，中国和英国的小说、诗歌，一直谈到当时英国的英王退位和中国的西安事变。她忽然对我说：“你应该写一本自传。”我摇头笑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风习，而且关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写的。”她说：“我倒不是要你写自己，而是要你把自己作为线索，把当地的一些社会现象贯穿起来，即使是关于个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为后人参考的史料。”我当时没有说什么，谈锋又转到别处去了。

　　事情过去四十三年了，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她的话也有些道理。“思想再解放一点”，我就把这些在我脑子里反复呈现的图画和文字，奔放自由地写在纸上。

　　记得在半个世纪之前，在我写《往事》（之一）的时候，曾在上面写过这么几句话：将这些往事移在白纸上罢——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这几句话，现在还是可以应用的。把这些图画和文字，移在白纸上之后，我心里的确轻松多了！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１日

　　　　　　　　　　　　　　　三寄小读者通讯七

　　亲爱的小朋友：

　　去年十二月中旬，我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大学（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Ｃｏｌ－ｌｅｇｅ）的一封信，是一位中文系的助教写来的。她说：她将带领一个访问团来到北京，她们希望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见到一位校友。她还客气地说：为了有助于她们对今日中国的了解，团员们都极其兴奋地企待着这一次会见。

　　小朋友，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就是我早年在美国留学时，上的那所大学。它是只收女生的，二十年代时约有两三千个学生，都住在校园里。我是个研究生，本来可以住在校外，但我是“外国人”，在美国没有家或亲戚，因此也就让我住在校内。我很爱这个校园，回国后，我常常想起它，梦见它，它的旁边有一个波光滟滟的慰冰湖，湖畔的校舍里住着我的好老师、好同学。近几年来它又和美国著名的工科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科班或理科班，联合上课，而且成立了一个中文系。这都是半世纪以前想象不到的！

　　今年一月二十三日的下午，我在北京友谊宾馆和我的美国同学会见了！

　　我怀着企待和兴奋的心情，进入了会客厅。我看见坐成一大圆圈的几十个美国姑娘，她们穿的不是细褶裙子，而是长裤；不同颜色的头发，梳的不是髻儿，而是有的披散着，有的剪得比较短，这不是半个世纪以前我所熟悉的装束，但是那热情的笑脸和兴奋的目光，不是和我以前在校园里所遇见的一模一样吗？

　　我不禁像重逢久别的旧友那样，伸出手去，叫了出来：

　　“好呀！姑娘们，慰冰湖怎么样了？”

　　在这一声招呼下，顿时满屋子活跃起来了，我的矜持和她们的腼腆，一下子都消失了！这些大学生都是二十上下年纪，最大的就是那位中文系的助教，和我到美国那年的岁数一样——二十三岁。其中还有一个学生，是今天在北京过她的十八岁生日的！

　　我们的谈话是热闹而杂乱的。我问起我的老师们，这些学生是已经不认识了或者只听到那些名字。我住过的宿舍，除了闭璧楼还在（一个学生高兴地叫：“我就住在那里！”），而娜安辟迦楼，这所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曾经描写过的那座楼，早已拆了重建了。只有慰冰湖还是波光荡漾地偎倚在校园的旁边。

　　她们争着告诉我：她们已经参观过故宫博物院，游览过颐和园了。她们登上那巍峨的万里长城，还都登上了最高的烽火台。

　　从万里长城，我们谈到了中国四千年的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谈到了今日的中国，中国的九亿人民，谈到了已故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谈到了今日中国的党中央。她们知道得最多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她们又谈到她们大学近几年来才成立的中文系，系里有中国的和美国的教授，读的是茅盾，老舍，巴金和曹禺几位作家的著作。我告诉她们，茅盾、巴金和曹禺都还健在，而且都在继续写作，她们又惊喜地欢呼了起来。

　　最后，我们的谈锋，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中美人民的友谊上，她们都认为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太平洋两岸最古和最新的伟大民族，携起手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一定会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极大的贡献！

　　这正是我心里的话！我说：“我年纪大了，我也要为这伟大的事业，尽上我自己的力量。但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将来的世界是属于你们美国和中国以及世界上的青少年的。你们有责任把这个世界建设得和平而美好。”

　　我知道她们在傍晚还要到友谊商店去买些纪念品，也要去吃一顿北京的烤鸭，在祝愿她们有一个快乐的夜晚之后，我就站起来和她们道别。她们依依不舍地留我和她们合照了几张相片，又把我送到宾馆门口。

　　回家的路上，我向天仰首，感到天空也高旷得多了，广阔的马路两旁排列整齐的看不到头的杨树枝头，虽然还没有叶子，但已在回黄转绿。我闻到了浓郁的春天气息！

　　小朋友，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宝贵的，我们要珍爱它，培育它，促进它。你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主人翁，你们要和美国的青少年，日本的青少年，和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各国的青少年团结起来，把我们老一辈人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所做的努力，继续和发展下去。

　　情长纸短，不尽欲言，祝你们三好！

　　你们的朋友冰心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回忆“五四”

　　五四运动，说起来整整六十年了，光阴过得多快！当“五四”时期，自己还很年轻的时候，幻想六十年之后，自己一定不在了，但中国的前途，一定是想象不到地美好与光明。

　　现在这个幻想的年代，已来到眼前，我这个从小多病之身，居然还健在，我们的祖国也已经从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我们在“五四”时期所梦寐以求的科学与民主，却在建国后的十几年中，被万恶的林彪和“四人帮”搞得漆黑一团！我的悲愤的心情，决不是“感慨系之”这四个字所能表达的　好在这十几年中，我们都经受了考验，增长了见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只有牢牢记住这创巨痛深的教训，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在自己的岗位上，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给科学与民主铺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话说回来吧，当时十九岁的我，一九一九年在北京确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但即使在本校我也不是一个骨干分子。那时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学生自治会的“文书”。在五四运动的前几天，我就已经请了事假住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陪着我的动了耳部手术的二弟，“五四”

　　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给我们送东西，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纸旗在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要进到东交民巷来，被外国警察拦住了，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黄昏时候又有一位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在天安门聚集起浩大的游行队伍，在街上呼口号撒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她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窗外刮着强劲的春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

　　我对于蚕食鲸吞我国的那些帝国主义列强早就切齿痛恨了，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我的父亲在我刚会记事的年纪，就常常愤慨地对我讲过：“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住到烟台来吗？

　　因为它是我国北方的唯一港口了！如今，青岛是德国的，威海卫是英国的，大连是日本的，只有烟台是我们可以训练海军军官和兵士的地方了！”父亲在年轻时曾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提起日本帝国主义时，他尤其愤激。我记得当一九一五年，日本军国政府向正想称帝的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那时我还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我和贝满女子中学的同学们列队到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去交爱国捐，我们的领队中，就有李德全同学，那时她是四年级生，她也上台去对大家演讲。那天，社稷坛四围是人山人海，我是第一次看到那样悲壮伟大的场面），在父亲的书房里，就挂上一幅白纸，是当时印行的以岳武穆（飞）字迹摘排出来的，“五月七日之事”，就是纪念那一年的国耻的。

　　“五四”这一夜，我兴奋得合不上眼，第二天就同二弟从医院回家去了。到学校一看，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大家都不上课了，都站在院子里面红耳赤地大声谈论，同时也紧张地投入了工作。我们的学生会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之一员，我也就参加了联合会的宣传股。出席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都是些高班的同学，我们只做些文字宣传，鼓动罢课罢市，或对市民演讲。为了抵制日货，我们还制造些日用品如文具之类，或绣些手绢去卖。协和女大是个教会学校，一向对于当前政治潮流，不闻不问，而这次波澜壮阔的爱国力量，终于冲进了这个校园，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了。同学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见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劝说他们不要贩卖日货，讲着人民必须一致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的大道理。我们也三三两两地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的长安街，在破敝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人力车，请求大家捐些铜子，帮助援救慰问那些被捕的爱国同学。我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北京法庭对被捕学生的审讯。我们开始用白话文写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

　　那时我的一位表兄刘放园先生，是《北京晨报》的编辑者之一。他的年纪比我大得多，以前他到我们家来，我都以长辈之礼相待，不大敢同他讲话。这时为了找发表宣传文章的地方，我就求了他，他惊奇而又欣然地答应了。此后他不但在《晨报》上发表我们的宣传文字，还鼓励我们多看关于新思潮的文章，多写问题小说。这时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像雨后春笋一般，几乎看不过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如《新青年》，《新潮》，《中国青年》一直到后来的《语丝》。看了这些书报上大学生们写的东西，我写作的胆子又大了一些，觉得反正大家都是试笔，我又何妨把我自己所见所闻的一些小问题，也写出来求教呢？

　　但是作为一个大学里的小学生，我还是有点胆怯，我用“冰心”这个笔名投稿，一切稿子都由刘放园先生转交，我和报刊编辑者从来没有会过面。这时我每写完一篇东西，必请我母亲先看，父亲有时也参加点意见。这里应当提到我的父母比较开明，从不阻止我参加学生运动。我的父亲对于抗日救国尤其热心，有时还帮我修改词句。例如在我写的《斯人独憔悴》里，那个爱国青年和他的顽固派父亲的一段对话，就有好几句是我父亲添上的！我们是一边写，一边笑，因为那个老人嘴里的话，都是我所没听过的，我觉得很传神。

　　这时我写东西，写得手滑了，一直滑到了使我改变了我理想中的职业。

　　在这以前，我是一心一意想学医的。因为我的母亲多病，我的父亲又比较相信西医，而母亲对于西医的看病方法，比如说听听胸部背部吧，总感到很不习惯，那时的女西医还很少，我就立志自己长大了一定要学西医，好为我母亲看病。所以我在中学时代，就对于理科课程，特别用功，升到协和女大时，我报的也是理预科。

　　学理科有许多实验要做，比如说生物解剖，这一类课程，缺了就很难自己补上。我因为常常上街搞宣传、开会，实验的课就缺了许多，在我对写作的兴趣渐渐浓厚了以后，又得到周围人们的帮助和怂恿，我就同意“改行”了，理预科毕业后，我就报升文本科，还跳了一班。从那时起，我就断断续续地写作起来，直到现在。

　　在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已经写过一篇《回忆“五四”》的短文，在那里我曾歉仄地承认过，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和教会学校的教育，以及我自己的软弱本质，使得我没有投身到火热的政治革命中去，使得五四运动对我的影响，仅仅限于文学方面——即以新的文学形式来代替旧的文学形式，等等。但在今天，我又想，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整个潮流在前进，决不容一朵小小的浪花，沉滞在中流，特别是经过了这曲折的六十年，我更认清、看准了，在我们前面高高照耀的科学与民主这两盏明灯。如今，我的岁月和力量是有限的，但我仍当为我们能拿到、举起这两盏照耀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光明前途的明灯，尽上我最大的力量！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

　　　　　　　　　　　　　　　　致赵清阁

　　清阁：

　　收到你一月廿四日的信，无时不在想给你回信，但也想索性等看完你的《粉墨青青》以后再写，现在已经看完了，我觉得很有趣，让京剧学生来演一定会演好，不知什么时候可以见于银幕？

　　我的忙，仍是无法控制，给人写信，总在开会和写稿之间进行。我也知道，人家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是“行将就火”了。

　　趁着人还在，来要第一手材料。比如说你所提的北京语言学院的信，就是一例（我还未复），现在有许多学校（特别是师范学院）和个人，都在搞传记，我觉得现在是“盖棺”还不能“定论”，何必忙些这个！盛意可感，可也真烦！

　　一樵的女儿慰文，曾到我们家来，这孩子很可爱，她要出国深造了，她说一樵四月要回来，大概有一个多月——讲学。

　　我还好，文藻也不错。春天来了，上海该暖了吧，匆匆祝你笔健冰心三月三日追念黎锦熙教授

　　前几天，黎锦熙老教授的女儿黎泽渝同志给我送来了一本她父亲的遗作《国语文法例题详解》（《笑》之图解），是１９２６年北京中华书店出版的，为我在五十多年前写的一篇短文《笑》，做的长达十七页的图解。我对于语言学和汉语文法等，从来没有研究过，对于哪些字是什么词，都讲不清楚，在写文章的时候，对于自己的用字造句，也作不出清楚的解释。

　　没有想到在五十三年前，黎锦熙老教授对于一个青年人的一篇不成熟的短文，竟下了这么大的工夫，这使我感到感激而又惭愧！

　　黎锦熙老教授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数十年，对我国现代汉语文法、文字改革和词典编纂各方面的研究工作都有很大的贡献。我是黎锦熙老教授的后辈，但一直没有拜识的机缘。

　　黎老教授在１９７８年３月２７日逝世了，就在３月２３日的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上，他还有一篇书面发言。发言的最后一段，有这样几句话：“我今年已八十九岁，风烛残年，但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把全部精力贡献给祖国的语文教育事业。”

　　我们都应当向他学习！１９７９年３月８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黎锦熙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文集》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出版。）

　　漫谈《小桔灯》的写作经过《小桔灯》是我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为《中国少年报》写的一篇短文。那时正是春节将届，所以我在这篇短文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到春节，也讲到春节期间常见到的“灯”。

　　文章的中心事实，就是后面从“我的朋友”口中说出的：

　　“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故事就用了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作为背景。抗战期间，我在那里住过四年多。歌乐山下，有一所医学院，我认识这学院里的几位老师和学生。上山不远有一些平地，叫做莲花池，池旁有一个乡公所，楼上有公用电话，门外摆有一块卖水果、花生、杂糖的摊子，来往的大小车子，也常停在那里。

　　这故事里上场的只有三个人，我和那个小姑娘还有“我的朋友”。我把“我的朋友”的住处，安放在乡公所的楼上，因为我去拜访这位朋友，而她又不在，由此我才有和那个小姑娘谈话的机会，知道了她父亲的名字和她的住处。

　　这个小姑娘是故事中的中心人物，她的父亲是位地下党员，因为党组织受到破坏而离开了家，她的母亲受到追踪的特务的殴打而吐了血。在这场事变里，这个小姑娘是镇定、勇敢、乐观的。这一场，我描写了她的行动：比如上山打电话、请大夫、做小桔灯，写了她对我的谈话：“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这“一定”两个字表示了她的坚强的信念，然后她用手臂挥舞出一个大圆圈，最后握住我的手，说那时“我们大家也都好了！”也就是说：不久，全国一定会得到解放。

　　“我的朋友”是个虚构的人物，因为我只取了这故事的中间一小段，所以我只“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去看了这位朋友，而在“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我可以“不闻不问”这故事的前因后果，而只用最简朴的、便于儿童接受的文字，来描述在这一个和当时重庆政治环境、气候，同样黑暗阴沉的下午到黑夜的一件偶然遇到的事，而一切的黑暗阴沉只为了烘托那一盏小小的“朦胧的桔红的光”，怎样冲破了阴沉和黑暗，使我感到“眼前有无限光明”。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的春节前夕，是我写这篇短文十二年前的事了，所以我又用“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好’了！”来收尾，说明这小姑娘的乐观和信念，在十二年之后，早已得到了证实。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晨给小朋友介绍几本儿童读物在小朋友们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我愿以满腔的热情给他们介绍几本很好的儿童读物，作为节日的献礼。

　　林彪和“四人帮”打倒了的一、两年内，我看到小朋友们不但学习得很积极，阅读课外读物的兴趣也浓厚了起来。他们常在图书室和大人的书架旁边，或是书店的橱窗外徘徊巡视，不能决定要借哪一本或是买哪一本书。看到他们热情而急切的眼光，我感到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祖国，为了提高建设者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有替他们选择和介绍儿童读物的必要和责任。

　　现在我的手边就有几本我所爱读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读物：如《宝葫芦的秘密》，讲一个名叫王葆的，总想不劳而获的小朋友，得到了一个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的宝葫芦。结果呢，他得到的不是幸福和快乐，而是无聊和苦恼。作者张天翼同志是位有名的老作家，他把这故事讲得十分引人入胜，文字既生动又幽默。还有徐光耀同志写的《小兵张嘎》，讲的是解放前一个热爱八路军的孩子张嘎，怀着为他的被鬼子杀害的老祖母和一位八路军叔叔报仇的决心，找到了游击队，在游击队的教育和战火的锻炼下，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以上这两个故事都已经编成了电影，小朋友们可能都已经看到，而且有了很深的印象了。

　　此外还有两本名作家写的书，一本是胡奇同志的《五彩路》，写的是西藏的三个小朋友离开家乡，到一条解放军修的五彩放光的大路上，去寻找幸福；一本是贺宜同志的《咆哮的石油河》，写的是著名大庆铁人王进喜青少年时期的故事，这两本书都是能激发儿童爱国的情感，鼓舞儿童斗争的勇气的。

　　在这里，我要着重地介绍以下的三本书。第一本是叶君健同志写的《小仆人》。这是一本反映外国少年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前三篇讲的是殖民地儿童在殖民者压迫下的惨痛屈辱的情境，和他们为夺取自由而斗争的故事；后三篇是讲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他们之间的友谊。看了这些，会帮助小朋友们对于世界各国家、各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社会制度有个了解和认识，对于促进第三世界各国儿童之间的同情和支持，也是有很大好处的。第二本是孙幼军同志写的《小布头奇遇记》，是讲一个小布娃娃“小布头”，因为浪费粮食，受到他的朋友苹苹的责备，他就逃了出去，到了农村人民公社，中间经历了许多艰险，同时也懂得了爱惜粮食的道理，最后又回到了苹苹的身边。这本故事文字很浅显也很有趣。第三本是顾骏翘同志写的《丰丰在明天》，这是一本新作家写的新书，是给要走上四个现代化长征道路的小朋友看的。书中的主人翁丰丰对于“明天”的事情非常向往，非常入迷，但他对于“今天”的事都认为是太麻烦太伤脑筋；他把美好的希望都寄托在明天，但也把今天必须做的事情推到明天。有一天，他居然到了“明天”的世界，遇到了许许多多希奇古怪的事，他都应付不了，这时他才懂得应该怎样去迎接明天。

　　这是一本很懂得儿童心理的书，里面关于科学方面的描写，也都是有科学根据的，可以增长孩子们的科学知识。

　　现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儿童读物和刊物，已经很多了，小朋友们看到的书刊，可能比我还多，这里，我只举出我认为很好的几种。至于怎样才能从阅读中得到益处，比如说这些故事给我们以怎样的感动和教训，以及怎样看出作者对于故事情节的结构和文词的选择和洗炼，都必须由读者自己去细细地琢磨体会。我愿小朋友们珍惜课余时间，不放过一本好书！一九七九年四月七日清晨从“五四”到“四五”

　　五四运动到今年整整的六十年了。今天，坐下来回忆这六十年的光阴，真像一闪的电光一样，迅疾地划过去了。但是这道电光后的一声惊雷，却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

　　我从小就爱读文学的书，但这种爱好是我的海天相接、寂寞无伴的环境造成的。我和一般的孩子一样，由喜欢听故事，而开始自己找故事书看。那时给儿童准备的读物很少，我在大人的书架所能够翻到的，也不过是《聊斋》，《三国》，《水浒》，《红楼梦》和一些传奇之类，以后也只是《林译说部》等外国小说的译本，以及《饮冰室文集》和《天讨》等，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在我们那种家庭里，所能看到的书。

　　六七岁以后，我就到家塾去附学。我说“附学”，因为家塾里的学生，都是比我大好几岁的堂哥哥和表哥哥们，作为一个附学生，我不过是去凑一凑热闹。老师附带着给我讲一点书，用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国文教科书，做的是短小的句子。十一岁以前，曾读完一部《论语》，半部《孟子》，和《左传》、《古文观止》中的几段短篇。但是我的注意力却放在老师对哥哥们的讲书方面，他们写长文章，学做诗，我在旁边滋滋有味地听着，觉得比自己的功课有意思得多。至于我自己读起唐诗、宋词来，那已是十二岁以后的事情了。

　　我的这些经历，和我那个时代有书可读的孩子差不多少，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以写作为业。“职业”这两个字，这是很早就想到的，我的父亲和母亲都认为女孩子长大了也应该就业，尤其是我的母亲。她常常痛心地对我讲：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在她哥哥结婚的前夕，家里的长辈们在布置新房，我母亲在旁边高兴地插上一句，说是小桌上是不是可以放一瓶花？她的一位堂伯母就看着她说，“这里用不着女孩子插嘴，女孩子的手指头，又当不了门闩！”这句话给她的刺激很大。

　　女孩子的手指头，为什么就当不了门闩呢？所以她常常提醒我，“现在你有机会和男孩子一样地上学，你就一定要争气，将来要出去工作，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你的手指头就和男孩子一样，能当门闩使了！”那时知识女子就业的道路很窄，除了当教师，就是当医生，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定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于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父亲很赞成我的意见，说：“古人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东亚病夫的中国，是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

　　因此，我在学校里，对于理科的功课，特别用功，如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质，我都争取学好考好，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

　　五四运动时期，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的一年生，在学生自治会里当个文书。运动起来后，我们的学生自治会也加入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我也成了联合会宣传股之一员，跟着当代表的大姐姐们去大会旁听，写宣传文章等等。从写宣传文章，发表宣传文章开始，这奔腾澎湃的划时代的中国青年爱国运动，文化革新运动，这个强烈的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几乎处处都有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凌辱和呻吟，有压迫和呼喊　静夜听来，连凄清悠远的“赛梨的萝卜咧”的叫卖声，以及敲震心弦的算命的锣声，都会引起我的许多感喟。

　　这时，我抱着满腔的热情，白天上街宣传，募捐，开会，夜里就笔不停挥地写“问题小说”。但是我所写的社会问题，还不是我所从未接触过的工人农民中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周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比如《斯人独憔悴》就写的是被顽固的父亲所禁锢，而不能参加学生运动的青年的苦恼；《秋雨秋风愁煞人》写的是一个有志于服务社会的女青年，中学一毕业，就被迫和一个富家子弟结了婚，过了“少奶奶”的生活，从而断送了她的一生；《庄鸿的姐姐》，写的是一个女孩子，因为当公务员的家长，每月只能从“穷困”的政府那里拿到半薪，又因为这个家庭重男轻女，她就被迫停学，抑郁致死。在这些小说里，给予他们的就只是灰色的阴暗的结局，问题中的主人翁，个个是消沉了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我没有给他们以一线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当其境的人，就还不会去焦思苦想出死中求生的办法，而在我自己还没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工农大众，而坚决和他们结合之前，这一线光明我是指不出来的！

　　那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一些，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这时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来的刊物，北京和各省的，像雨后春笋一般，几乎看不过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还彼此传阅。看了这些刊物上大、中学生写的东西，我觉得反正大家都在试笔，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试作，拿出去发表呢。但我终究是大学里的小学生，思想和文字方面都不成熟，我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就用了“冰心”这个笔名，而在《晨报副刊》上登出来的时候，在“冰心”之下，却多了“女士”二字！据说是编辑先生添上的，我打电话去问时，却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了。

　　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写作占用了我的大部时间，我的理科的功课就落后了一大截。因为白天出去作宣传，实验室的实验功课又欠了不少，那是无法补上的。在我左顾右盼之顷，在我周围的人们劝说之下，一九二一年，在理预科毕业之后，我就改入了文本科，还跳了一班。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写《繁星》和《春水》。关于这两本小集子，我在一九五九年写的一篇《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文章里，已经提到了，大意是：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送到《晨报》的《新文艺》栏内去发表。我之所以不称它们为诗，因为我总觉得诗是应该有格律的，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的。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在我重翻这两本集子时，觉得里面还是有几首有韵的，诗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点——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正如周扬同志所说的，“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的结合。”也就是说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身边琐事，个人的经历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人民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式，等等。

　　我重新摘抄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从“五四”时期，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以后，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以前，我无论是写小说，写诗，写散文，都因为我那时没有也不可能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生活圈子狭小，创作的泉源很快就干涸了，这也是我在“五四”后的作品，日益稀少的原因。

　　但是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三十年代，中国已经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外有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内有腐败软弱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欺凌剥削，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自己的、哪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倾向和选择。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我在欧美游历了一年，使我对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了不满和失望。回国来正赶上了“七七事变”！

　　我又到了我国的大西南——云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庆，尤其是在重庆，我看到了蒋介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动而且奸险凶残，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战的中国工农大众身上的。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初冬，我到日本去了，在那里，我通过在香港的朋友给我秘密地寄来几本毛主席著作，自己研读，我也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一九四九年十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一九五一年，我们终于辗转曲折地回到了朝气蓬勃的祖国！

　　一踏上了我挚爱的国土，我所看到的就都是新人新事：广大的工农大众，以洋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疮痍初复的大地上，欢欣辛勤地劳动，知识分子们的旧友重逢，也都说：

　　“好容易盼到了自由独立的今天，我们要好好地改造，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地为新社会服务！”

　　感谢党的关怀和教育，使我有了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有了和工农接触、向工农学习的机会，这中间我还访问了好几个友好的国家和人民　这时我感到了从“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写作热情，和“五四”时代还没有感到的自由和幸福。

　　我引吭高歌，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歌颂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歌颂创造我们幸福生活的英雄人民，我描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幸福地生活的新生一代　这些作品多半是用散文的文学形式写下来的。我在一九五九年写的一篇《关于散文》的文章里，曾这样地说过：我们中国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作者最众多的国家　不管他写的是“铭”，是“传”，是“记”，是“书”，是“文”，是“言”，都可以归入散文一类　散文又是短小自由，拈得起放得下的最方便最锋利的文学形式，最适宜于我们这个光彩辉煌的跃进时代。排山倒海而来的建设事业和生龙活虎般的人物形象，像一声巨雷、一闪明电在你耳边眼前炫耀地隆隆地过去了，若不在情感涌溢之下，迅速地把它抓回、按在纸上，它就永远消逝到无处追寻。　要捉住“灵感”，写散文比诗容易多了　散文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雄壮得像军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尖利活泼得像戏剧的对话，而且当作者“神来”之顷，不但他笔下所挥写的形象会光华四射，作者自己风格也跃然纸上了。

　　以上写出了我对于散文这个文学形式的偏爱，和怎样适宜反映我们的沸腾多彩的时代。同时，我有自知之明！我为生活和文学修养所限，使我写不出好诗、好小说、好剧本　

　　我写散文也可以说是逼上了梁山。但是我还是爱上了这个小小的梁山水泊。

　　“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也搁笔了十年之久。一九七六年九月，从写悼念毛主席的文章起，我才重新拿起笔来。也就是这一年，震撼世界的“四五”运动，在掀起过五四运动的天安门广场上掀起了！这是一场声势更大威力更猛的、光明同黑暗的决定中国前途的殊死搏斗。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新生一代，以汹涌的人潮，巍峨的花山，浩瀚的诗海，来悼念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中流砥柱——敬爱的周总理，来捍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要求民主与科学，来反对“四人帮”，来杀出一条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月，在党中央领导下，浩浩荡荡的革命人民，把万恶的“四人帮”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惊喜交集之中，我感到了第二次解放！

　　六十年来，参加过“五四”的文艺界朋友，有的已随着时光一同流逝。最近的十几年，经过“四人帮”的雨打风吹，更是所余无几了。但是我想，第二次解放的胜利，来之不易。

　　我们躬逢其盛，就应该有“志在千里”的精神，借“四五”运动的强劲东风，做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四人帮”粉碎了，日月重光，在党所指引的四个现代化的长征路上，也还需要我们这些老兵。我一直是喜爱儿童的，年纪越大，越觉得有许多话要对孩子们说说，因为这次的新的长征，远之，受着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的严重影响；近之，受着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的征途决不是平坦而容易的！作为他们忠诚的朋友，我想用书信的散文形式，把我自己的经验教训，和现在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想法看法，对二十一世纪四个现代化的执行者谈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引起他们的注意和讨论，这就是我所能想到的最近将来的写作的计划和方向。

　　从“五四”到今天，正好是一个“甲子”。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四五”运动的汹涌怒涛又把我“推”向了新的长征！生命不息，挥笔不已！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集》。）

　　写作文要有科学态度——给小朋友们的一封信亲爱的小朋友：

　　近来，常常得到你们的来信，问我怎样才能把作文写好。

　　我想借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这个机会，和小朋友们谈谈五四运动中的一个要求——科学。我要说的是写作文也要有科学的态度，也就是认真诚实、实事求是，没有科学的态度，一定写不出真挚感人的文章。

　　就我自己看过的古今中外的文章来说，凡是感情诚挚，写景真实的作品，总使我感到写得入情入理，如见其景，如闻其声。否则，给读者的印象就适得其反。

　　例如，有一篇描写夜景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我走出门来，抬头一看，呵，月圆如镜，繁星满天，这光明灿烂的夜景，使我发生了无穷的喜悦　”

　　“月圆如镜”、“繁星满天”，这两句话分开来说，都是很好的形容夜景的句子，但是一连起来写，就成了“荒唐言”。

　　我怎么敢这样说呢？因为我从前也写过这样荒唐的句子，后来我因病到医院疗养，躺在床上看了许许多多夜晚的月亮和星星，我才体会到曹操的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写景是多么真实！因为“月”一“明”了，“星”自然就“稀”了，甚至看不到了。我从前写的什么“星月交辉”，是一句荒唐无知的话。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篇描写国庆节游园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国庆节的公园，是多么丰富多彩呵，迎面的花坛上的菊花和牡丹，争妍斗艳，我的心花也随之而怒放　”这几句话，如果描写的是春节广州的花市，也还有可能，但是在国庆节的北京，菊花和牡丹是不可能在花坛上争妍斗艳的，因为牡丹不是在北方十月开放的花朵。

　　文章写景不真实，就使得读者对作者的“无穷的喜悦”和“心花怒放”的感情的真实性，也起了怀疑。

　　小朋友，写文章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很容易，古今中外，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都是经过千千万万读者评定的，群众是不会忘掉一篇写情诚挚、写景真实的好文章的。对小朋友来说，说老实话不是最容易的事吗？写真情实景不是比扶头苦想、拼凑抄袭容易得多吗？

　　关于怎样才能写好作文的经验和教训，我能说的只是这些。祝你们快乐、进步！

　　你们忠实的朋友冰心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追念闻一多先生

　　闻一多先生是我所敬佩的诗人，他的诗从《红烛》到《死水》，差不多每首我都读过。他学贯中西，对于中国的古诗和西洋诗都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中西的诗的格律他都能融会贯通，用起来流畅自如，得心应手。因此他的诗读起来总是那么顺口，那么有力，那么自然，那么铿锵。他自己曾经说过：“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他的诗大都做到了这几点，只是后写的《死水》比《红烛》更为凝练谨严一些。

　　我不是诗人，我说不出评诗的内行话，作为一个诗的爱好者，联系到闻一多先生的一生，与其说是诗如其人，还不如说他自己就是一首诗——一首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诗，一首伟大的爱国诗篇！

　　我和一多先生的晤面谈话，往多里说，也只有七八次。我记得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五年春天，我们在美国波士顿的留学生演古典剧《琵琶记》，一多先生从纽约来波士顿过春假，因为他是学美术的，大家便请他替演员化装。剧后的第二天，一多先生又同几位同学来看我。那天人多话杂，也忘了都说些什么了。第二次我记得很清楚的见面，是一九三○的夏天，他同梁实秋先生到我们的燕京大学的新居来看我们（那时我和吴文藻结婚刚满一年）。他们一进门来，挥着扇子，满口嚷热。

　　我赶紧给他们倒上两玻璃杯的凉水，他们没有坐下，先在每间屋子里看了一遍，又在客室中间站了一会，一多先生忽然笑说：“我们出去一会就来。”我以为他们是到附近看别的朋友去了，也没有在意。可是不多一会，他们就回来了，一多先生拿出一包烟来，往茶几上一扔，笑说：“你们新居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茶烟待客，以后可记着点！”说得我又笑又窘！

　　那时我们还不惯于喝茶，家里更没有准备待客的烟。一多先生给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小家庭，建立了一条烟茶待客“风俗”。

　　我虽然和一多先生见面的次数不多，但他在我的脑中是个很熟的熟人。吴文藻和他是清华同学，一多先生的同学和朋友，差不多我都认识。从他的和我的朋友的口中，我不断地听到他的名字，和他的名字一同提到的，往往是他的诗，更多的是他这个人！他正直，他热情，他豪放，他热爱他的祖国，热爱他的亲朋，热爱一切值得他爱的人和物。他是一团白热的火焰，他是一束敏感的神经！他自己说过：“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自己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响，什么时候不响。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所以他的诗就是他的语言，就是发自他内心的欢呼和呐喊，不过他的呼喊，是以有艺术修养的、有节奏的“跨在幻想的狂恣的翅膀上遨游，然后大着胆引嗓高歌”出来的。

　　他在留美时期，怀念乡土，怀念着朋友和亲人，他提早回国来了，他发现在他“尺方的墙内”并没有和平，中国有的是“战壕的痉挛，疯人咬着病榻，和各种惨剧在生活的磨子下”。他没有方法禁止自己的心跳。抗战时期，他兴奋地随着他教学的清华大学，辗转到了昆明，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他的兴奋情绪又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下去。但是越到后来，更加冷酷的事实，使他更是站在进步的年轻人一边，使他觉悟到“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们应该把自己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这个时期他没有写诗，但他说：“诗是负责的宣传。”他重视诗的社会价值。他把自己的诗人的力量，投入到人民力量的大海怒涛之中，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他终于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

　　作为一个诗人，一多先生写的诗并不比别人多，但是他的死是一首最伟大的诗！早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他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那篇文章里，他说：“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　”

　　一多先生死去快三十三年了，今天我写这篇追念我所敬佩的闻一多先生的文章，回顾过去的三十三年，真是想后思前，感慨无尽！毛主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曾经是民主个人主义者，而首先是个爱国者的闻一多先生，一旦找到了和广大人民相结合才能救国的真理，他就昂首挺胸凛然不屈地迎着“黑暗的淫威”走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他的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

　　我们这些不是诗人，但还是中国人的人，骨气还是要有的！在祖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也还会遇见各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的淫威”。让我们永远记住毛主席的这句话，永远以闻一多先生为榜样，无论在哪一种的黑暗淫威之下，都努力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九日人民的力量

　　五四运动距离今天，已经整整六十个年头。六十年来，“雨打风吹潮卷去”，当年参加过“五四”的人，现在所余无几了；即使像我这样与“五四”略微沾了一点边的人，健在的也不多了。既然与这场运动发生过一点关系，那么责无旁贷，在纪念“五四”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给我们的年轻一代写下点什么。这里，我就以六十年前的那股劲儿，写一点我在“五四”六十年后的感想吧。

　　“五四”时代，我还是个“小”大学生，没有参加过什么重大的集会，也没有做过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犹如站在海边的人会感受到海的气魄和海的力量一样，处在这场伟大运动中间，我也感受到了它那磅礴的气势和雄浑的力量。那时，马列主义已经传到了中国，在十月革命炮声的震动下，奔突在人民心中的爱国热情和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像岩浆一样喷涌了出来。学生走上了街头，工人、农民走上了街头，各界爱国人士也走上了街头。汹涌的人流，像裂岸的惊涛，冲击着军阀的残暴统治；“要科学，要民主，要自由”的呼声，划破令人窒息的黑暗，给中国带来了新生的曙光。人民，人民的力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回想“五四”那个时代，对比今天社会主义的新生活，真有两个天地之感。六十年来，我们祖国发生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但是，社会主义好，能不能说今天的一切都好了呢？

　　还不能这么说。我永远忘不了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是的，前进需要砍倒拦路的荆棘，胜利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怎样排除障碍，战胜困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得更快一些呢？我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就是这么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又是这么一股力量，一股声势更大、威力更猛的力量，这股力量再次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今后，我们还要依靠这股力能排山、势能倒海的力量，去夺取“四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外国朋友和我们的年轻一代，都有请人在纪念本上留言的习惯。近年来我常常给他们写下两句名言，这是我在几十年中所逐渐认识到的千真万确的真理。这两句话是：

　　毛主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周总理：“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一切由人民决定。”

　　是的，我们有创造世界历史的能力，我们是回答问题的历史的主人。我们的先辈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要做到每个人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以大局为重，在各自的岗位上，想四化，学四化，干四化，把整个身心都扑在四化上，为实现这个近百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宏伟理想而拿出一股子拚命精神来。一个人的成绩也许看不大出来，但是九亿人民的努力合并在一起，对国家甚至于对世界的贡献，就不会很小了！纪念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Ｒａｂｉｎｄｒａｎａｔｈ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是印度文化的杰出的代表，也是中国人民的热情诚挚的朋友。在他诞生的一一八周年之际，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民，作为他的敬慕的读者，和他的部分诗文的翻译者，我向他献上我的最诚敬的怀念！

　　泰戈尔的艺术天才是多方面的，他一生写有诗集五十本以上，长篇和中篇小说十二部，短篇小说一百余篇，剧本二十余种，此外还有文学、哲学、政治论文、回忆录、游记、书简等著作，为数极多，同时他还是一位作曲家和画家。

　　我接触泰戈尔的著作，是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我从中文和英文的译本中，看到了这位作家的伟大的心灵，缜密的文思和流丽的词句，这些都把我年轻的心抓住了。

　　我在一九二一年以后写的所谓“短诗”的《繁星》和《春水》，就是受着他的《离群之鸟》（ＴｈｅＳｔｒａｙＢｉｒｄ）这本短诗集的启发。

　　从他的著作中（虽然我没有全部读过），我深深地认识到他是印度人民最崇拜最热爱的诗人。他参加领导了印度文艺复兴运动，他排除了他周围的纷乱窒息的、多少含有殖民地奴化的、从英国传来的文化，而深入研究印度自己的悠久优秀的文化。他进到乡村，从农夫、村妇、瓦匠、石工那里，听取他们的疾苦，听取神话、歌谣和民间故事，然后用孟加拉文字写出（有时也自己用英文译出）最素朴最美丽的散文和诗歌。

　　从他的散文、小说和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伟大的印度作家是怎样热爱着自己的、有着悠久的优美文化的国家；热爱着这个国家里的爱和平爱民主的劳动人民；热爱着这个国家的雄伟美丽的山川。从这些诗文的行间字里，我们看见了提灯顶罐、巾帔飘扬、神情抑郁的印度妇女，田间路上流汗辛苦的印度工人和农民，园中渡口弹琴吹笛的印度音乐家，海边岸上和波涛一同跳跃喧笑的印度孩子，以及热带地方的郁雷急雨，丛树繁花　我们似乎听得到那繁密的雨点，闻得到那浓郁的花香。

　　新中国成立后，我作为中印友协的理事，曾三次访问过印度，我还到过泰戈尔的故居，寂乡（Ｓａｎｔｉｎｅｉｋｅｔａｎ）的国际大学。瞻仰之余，我更深深地觉得泰戈尔是属于印度人民的，印度人民的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他如鱼得水地生活在热爱韵律和诗歌的人民中间。他用人民自己生动素朴的语言，精炼成最清新最流丽的诗歌，来唱出印度广大人民的悲哀与快乐，失意与希望，怀疑与信仰。因此他的诗在印度是“家弦户诵”，他永远生活在广大人民的口中！

　　中国人民对他是感谢和怀念的。一八八一年他写过一篇《死亡的贸易》，谴责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一九一六年他在日本曾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山东的行动。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他又屡次发表公开信、谈话、诗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并支持和同情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一九六一年）的时候，为了纪念他对于发扬印度文化和争取民族独立，对于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保卫世界和平所作的卓越贡献，曾编译出版过十卷《泰戈尔作品集》。我曾根据英文译本，翻译了他的诗集《吉檀迦利》（Ｇｉｔａｎｊａｌｉ）和《园丁集》（ＴｈｅＧａｒｄｅｎｅｒ），剧本《齐德拉》（Ｃｈｉｔｒａ）；以及几十首的诗，和几篇短篇小说。我参加这项工作，不但是为了表示我对他的敬慕，也为了要更深入地从他的作品中学到写作的艺术。

　　我没有会见过泰戈尔，一九二四年他访华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学习。回国后，听陪伴过他的中国朋友说，“在泰戈尔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很留恋。在车子离开旅馆之前，我的朋友问他：‘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没有？’（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ｌｅｆｔ？）他惆怅地说：‘除了我的心之外，我没有忘了带的东西！’（Ｎｏｔｈｉｎｇｂｕｔｍｙｈｅａｒｔ！）”

　　多么深情而有诗意的一句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民，我也在这里献上我们对他的一颗敬慕的心！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序这部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是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少数民族文学编选组》的几位教师，为了向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诞生三十周年献礼而编选的，他们翻阅了《人民文学》，《新港》，《内蒙文艺》，《新疆文艺》，《边疆文艺》，《广西文艺》，《贵州文艺》等刊物，以及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专集，从中精选出包括二十个民族的三十七位作家的三十九篇作品。这部小说选是三十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一朵新花！观赏之余，我对于编者的辛勤努力，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里，少数民族文学体裁，如诗歌、戏剧、神话故事等是早已形成了，至于短篇小说的形式，却是解放以后才涌现的；就这部选集来说，除个别作家外，几乎都是解放后三十年中才拿起笔来写作的新人。他们是把从事文学创作和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同义语来理解的。他们一经拿起这个武器，就尽上自己最大的力量来发挥这武器的作用！

　　当我们展开这幅绚丽多采的生活画卷时，我们看到了充满时代精神的、我国各族人民所走过的光辉道路。在这道路上前进着的人物，个个都具有生动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气派。这些人物的背景更是奇伟壮丽；这里有青绿无际的草原，有万年积雪的高山，有连绵葱郁的原始森林，有秀雅玲珑的竹楼茅屋　在使人激动的人物和引人赞赏的背景之后，我们还听到了马啸、鹃啼、泉流、松响　而高出一切之上的，却是那对党和毛主席的颂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赞歌，和各族人民在集体劳动中的欢歌。

　　这三十多篇的作品，篇篇都充满了突出的民族性格，浓郁的本地风光。看完了这些作品就像到我国天南海北的民族地区作了一番巡礼，又像披阅了这些地区和人民怎样地从奴隶或农奴的痛苦生活，在党的指引领导下，奋起斗争而进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这对于我们广大人民在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上，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研究、观赏文学作品，必须读者自己去阅读，分析，别的人是很难代庖的。在这里我只提出几篇，如玛拉沁夫（蒙族）的《花的草原》，杨苏（白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普飞（彝族）的《辣椒》，乌热尔图（鄂温克族）的《森林里的歌声》，陆地（壮族）的《一对夫妻》，谭良洲（苗族）的《拦路歌》，张承志（回族）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关庚寅（满族）的《“不称心”的姐夫》，李陀（达斡尔族）的《愿你听到这支歌》等等，都是很引人入胜的作品，其余的就不一一列举了。

　　历史在前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斗争的人民，也在不断地前进。游泳在生活的激流中的作者必然会在激流的浪尖上欢呼前进。我深信在伟大的中华民族走向四个现代化的今天，我们的少数民族的一代新作者，在二十世纪之末，必将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初版。）《晚晴集》后记

　　这本散文集的绝大部分，都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之后的作品。

　　散文是我所喜爱的文学形式，因为它短小自由，可以随时随地挥写自己的感想；但是在“四人帮”横行的十年之中，我连这种短小的文章也写不出来了，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在毛主席逝世的日子里，才第一次迸出了我的哀痛的心声！这年的十月，粉碎了“四人帮”，一声霹雳，雨过天晴，山川又明丽了，空气又清新了，多年不见的朋友又相逢了，我心里积压的情感又涌到了笔尖。我写了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还有在十年中死去的朋友如老舍先生等的文章。这本集子里忆悼的作品多了一些，恐怕也是自然规律，自己年纪大了，朋辈自然也多“老成凋谢”，再加上“四人帮”文艺专政的十年，雨打风吹，就更显得零落了。但是就在发现了在暴风雨中凋落的花朵之后，也发现了在润湿的泥土里萌茁的幼苗！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给我们带来了文艺的春天。我们都要向前看，我愿和我的健在的老友和新生的力量在一起，在文艺园地上继往开来，开出一个柳暗花明的局面！因为我们热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在走向四个现代化的路上，是需要几代的文艺工作者，来为它贡献出最大的力量的。一九七九年五月八日（《晚晴集》，散文、小说合集，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９月初版。）三寄小读者通讯八

　　亲爱的小朋友：

　　节日好！好久没有给你们写信了，但是在这一春天里，我一刻也没有把你们忘掉，特别是看到春草绿了，春花开了，想到在春天里生气勃勃地锻炼着、学习着、工作着的我国的两亿小朋友，我对我国的四个现代化的未来，总是充满着希望和喜悦。现在借着向你们祝贺节日的机会，告诉你们我最近遇到的很难忘记的一件事。

　　有一天早晨，我出去开会，因为是雨后初晴，这大院里的地上还是很滑的，我只顾低头看路，忽然听见前面有清脆的声音叫：“老爷爷，慢点走，等我来扶您！”抬头看时，原来是一个背着书包、戴着红领巾、梳着双辫的小姑娘，正在追上一位老爷爷，扶着他的胳臂，慢慢地走过一段泥泞的路。

　　等到走上了柏油大路，老爷爷向她点了点头，她才放了手，笑着跳着向前走了。这时马路边有几个小孩子，正在围住一棵新栽上的小杨树使劲地摇晃。这个小姑娘走过去，不知道对那些孩子说些什么，孩子们都放了手，抬头看着她不好意思地笑着。她笑着拍了拍每个孩子的头，正要往前走，又看见马路上散落着一些纸片，那是走在她前面的那个男孩子边走边撒的。她就停下来，把那些碎纸一片一片地捡了起来，三步两步地追上前去，把这些纸塞在那个男孩子的手里。他们站在路边说了几句话，我也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只看见那个男孩子先是低下头，后来又点了头，最后他们两人又说又笑地向前走去。

　　我想再跟她走下去，但是我开会地点和她要去的学校不在一条路上，我们必须分开走了。而我还是站在路口望着他们并肩走去的背影，久久舍不得离开。

　　多么好的一个孩子！只在短短的几分钟里，短短的一段路上，她已经做了这几件好事，那么，在一天、一年、一生中，她该为人民为国家做多少好事呢？

　　亲爱的小朋友，我们都知道而且坚信，只有现在的“三好”学生，才能胜任地负起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光荣任务。

　　关于怎样能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小朋友们一定都听得很多，在此我就不多说了。因着那位小姑娘的启发，对于怎样做到工作好，我倒有点想法。小朋友们不但在家庭里和学校里有许多工作可做，而且在社会上也可以做许多工作。就像我看到的那个小姑娘，她在上学路上，就扶着一位老大爷走过一段难走的泥路；还说服了几个小孩子，要他们爱护绿化城市的树木；还帮助她的同学，要他爱护公共卫生和整洁的市容。

　　她不知道我跟在她后面，她不是做给我看。她的这些良好的表现是从她所受过的良好的家庭、学校、社会教育里逐渐养成的。习惯成自然，她的良好的一言一行是多么自然，多么可爱。

　　小朋友，让我们都向她学习，一个小朋友每天做几件好事，那么两亿小朋友会做出多少好事呢？我们祖国面貌的日日更新，还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

　　小朋友们一定会看到更多的像我所看到的这样闪光的儿童形象，不妨也写出来让我们互相学习吧！

　　再一次祝你们节日快乐！

　　你们的朋友冰心１９７９年５月１２日创作谈

　　我从小就喜爱文学，但也一心一意地想学医，从来没有想到要走上写作的道路。

　　我是从“五四”时期开始写作的，先是作为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之一员，写些宣传文字，发表宣传文字，这时奔腾澎湃的中国青年爱国运动，文化革新运动这个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学校的门槛。使我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处处都有使人窒息的社会问题。我开始写了一些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之类，用“冰心”的笔名发表了。后来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作下去，理科的功课拉下了许多，我就索性转了系，改学了文科。

　　这以后不久，我又开始写《繁星》和《春水》，那是受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收集起我自己的“零碎的思想”，严格说来，那是不能算为“诗”的。

　　我在大学毕业后，一九二三年到美国留学以前的几天，开始写了《寄小读者》，那本是准备给我的弟弟们和他们的朋友们看的。北京《晨报》的编辑先生建议把它在“儿童世界”栏内，陆续发表。我比较喜爱散文这个文学形式，书信尤其是散文中最活泼自由之一种。我也喜欢小孩子。这就是我从一九二三年开始写《寄小读者》，从一九五八年又写《再寄小读者》和一九七八年又写《三寄小读者》的原因。

　　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以后，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以前，都因为那时我没有也不可能和工农大众相结合，对于自己周围的内忧外患，既感到悲愤和不满，又看不到前途的希望与光明，这造成了我的作品日渐稀少的原因。

　　一九五一年我回到了解放了的祖国，我看到了党领导下的朝气蓬勃的国家，层出不穷的新人新事，我感到了“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写作热情，和“五四”以后还未感到的自由和幸福。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下，我有了走马看花的和工农接触、向工农学习的机会，这中间我还访问好几个友好国家和人民，关于这时期的见闻和感想，我都用散文写了下来。

　　“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也搁笔了十年之久。一九七六年九月，从写悼念毛主席文章开始，我又拿起笔来。粉碎了“四人帮”，给文艺工作者以第二次的解放。丙辰年清明的“四五”运动，又给我这个文艺老兵，以极大的鼓舞力量。我从来认为创作来源于生活，是时代生活的反映，同时创作必须从真挚的情感出发，抒真情，写实境，才能得到读者的同感与共鸣。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们必须和前进中发展中的广大人民紧紧结合在一起成为人民的一部分，广大人民之爱憎，成了自己的爱憎，这样才能不断地扩大创作的视野，提高创作的境界，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我愿以此自勉，来赶上比我年轻的先进者们！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族文学》１９８１年８月２５日第４期。）

　　给下一代提供精神食粮——读复刊后的《儿童文学》近年来我的脑子里总在萦回着儿童读物的问题。似乎年纪越大，就越珍爱我们一生中所居住、工作、旅行过的地方——我们的社会、国家，甚至于世界。在我回忆着自己从儿童时代起，这几十年是怎样成长起来的？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在这漫长的道路上有什么东西在支持鼓励着我们不断地前进？这时，我就不能不想到维持我们身心健康的精美的精神食粮问题，我更不能不想到我们将来的国家主人——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应该给他们准备什么样的精神食粮，使他们得以健康地茁壮成长，来承担起我们所未做过的伟大的事业，来完成我们所要达到的四个现代化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现在，让我来介绍我们为儿童准备的精神食粮中的一种——《儿童文学》，请老师、家长和儿童们来品尝一下，给我们提出改进的意见。

　　《儿童文学》创刊于一九六三年，它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诞生的，由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是一个面向全国的儿童刊物。它通过儿童喜爱的各种题材和样式的文学作品，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革命后代，同时也团结了儿童文学工作者。培养了许多新人。老作家茅盾同志，曾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读〈儿童文学〉》的文章，他满怀热情地以家长的身份，对儿童文学的作者们表示了感谢，也提出了要求。他衷心盼望为儿童写作的新人将不断出现，愈出愈多，为祖国的两亿儿童提供更多更精美的精神食粮。他的这篇文章，使儿童文学工作者们受到了很大的鼓励。

　　但是，刚刚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儿童文学》才出了十期，就被林彪和“四人帮”扼杀了。他们抡起“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斧，在文艺的百花园中劈头砍去，连《儿童文学》这棵柔嫩的幼苗，也未能幸免！刊物被诬陷为大毒草，许多作者遭到了打击迫害，培养青年作者的活动，被责为阴谋放毒。刊物被迫停刊了十年之久！直到粉碎了“四人帮”，《儿童文学》才得以和对精神食粮如饥似渴的两亿儿童重新见面。今年下半年起，它将正式改为月刊，实现我们多年来的愿望。这真是小朋友们的一件喜事。

　　最近，我以爱惜欣慰的心情，把在十年之后重新发行的几期《儿童文学》细细地读了一遍。我的春潮般涌起的感想，是说不完的！我看到有十年前为儿童写作的作者，现在以更大的热情和更深的体会，继续为儿童创作。更可喜的是涌现了创作儿童文学的一批新人，这些新作家在这十年之中，在痛苦，在思考，在发现。这些在“四害”横行时期锻炼出的新人的作品，是我们在十年之前所想望不到的。让他们来为两亿儿童烹调精神食粮，在我，是满意和放心的！

　　这几期的《儿童文学》，总有几百篇作品，我不能详细地介绍了。如今我只提一些在我读完掩卷之后，脑中仍留有很深的印象的，来同大家谈一谈。

　　早已成名的作者，十年之后越写越深刻，越写越精炼了！

　　像王愿坚的《伟大战士的足迹》（第一期）和白桦的《小溪奔向大海》（第七期），是反映老一辈革命家伟大事迹的作品中最为突出的。主题鲜明，人物写得也好，好处在深刻、曲折而又流畅，读了使人敬仰低徊，不能自已！胡奇的《老玉米》也写得很好。老玉米这个孩子是个极其逗人喜爱的形象，他仿佛就是我身边的孩子中的一个。这篇故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很短。现在的孩子们都忙得很，短文章可以使他们见缝插针，拿得起，放得下。同时，我认为短文比长文更不好写，剪裁洗炼，要用上不少的“匠心”。柯岩的诗《陈景润叔叔的来信》（第五期）我也很喜欢。看起来合理，读起来顺口，结尾也很有力。柯岩的诗，我一直就很爱读，尤其是她的儿童诗，活泼，带劲。

　　新作家的作品，有刘心武的《玻璃亮晶晶》（第一期）值得一读，作品写粉碎“四人帮”前后，同学之间感情的变化。

　　隔着玻璃，孩子的心灵是亮晶晶的，望到了二十三年后光明的未来。韩静霆的《捕蛇将军的后代》（第二期）给我们以新的知识。知识童话应该写得这样地有趣动人。李凤杰也是一位新作者，他的《诚实》（第七期）讲的也是“四人帮”横行时期的故事，一个诚实的孩子怎样勇敢地保卫着他们的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老师。故事和文笔都很动人。再就是谷应的《阿灼的小刀》（第五期），这个故事里套着一个故事，显得造局很新颖。一个受过“四人帮”毒害做了坏事亟想改过而又不敢承认的孩子，听到了他所偷到的小刀的原主、藏族儿童阿灼，因为掩护红军而被敌人杀害的故事，终于感动得承认了错误。故事的发展是用孩子的几封信来叙述的，效果也不错。

　　最后，我还要提到几位老作家，像叶君健，金近，贺宜，刘厚明　也都为《儿童文学》写了童话、小说，他们是不需要我来介绍的。他们为儿童写作，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

　　谈到童话，在第五期里共有十篇，儿童们的反应很好。在第四期还有七篇外国儿童文学。这些短篇十分适合儿童的需要，他们从故事里知道了关于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生活习惯。从阿根廷故事《一本字典》这段故事里，他们会为一个穷孩子做了好事而不敢让父亲知道，这个奇怪的情节而感到难过。还有英国作家写的《机器人福里戴》是篇科学幻想小说。儿童们对这种故事是最感兴趣的。第六期里有三篇散文和游记：张鸣的《漫游西沙》、开华的《草原猎狼》和杨明渊的《擒野牛记》。这些作品也会引起小读者们的兴趣和激动。

　　孩子们爱看的东西，大人们往往也会爱看，会谈论出他们对于这本书的评价和希望。我们热诚地希望大人们也来看《儿童文学》，同小朋友们讨论讨论，给我们提出意见。我们复刊不久，该做而未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读者们对我们的评论，就是把《儿童文学》推向前进的巨大动力！致郭风①

　　郭风同志：

　　散文专号五册早已收到了，而且都被人拿去了！感谢你！

　　你的好几封信，我也都收到了，人事劳劳，光阴草草，一直未得复你。现在正在开政协常委会，不久就开人大，同时又有许多外事活动，因为头晕，今天请了半天假，给你先写回信（中新社还未把“公报”送来，也不亟亟）。这里已有许多朋友看到《我的故乡》，一般反响还可以，已有许多朋友写信来，讲些鼓励的话，这都是你这位大编辑督促之功！你还到过杨桥巷和花巷去替我“寻梦”，我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有机会自己去一趟！你的一些文章，散见在报刊上的，我都看到了，好得很，还要写下去，人的岁数大了，文章往往由绚烂渐归平淡，这是炼冶的结果，是个进步是否？文代会总得在人大以后开，那时等着你来。先寄上再版的《小桔灯》，附有插图，①郭风，作家。福建莆田人。１９３８年开始主编文艺刊物《铁鸟之群》。１９４１年到永安华安通讯社任编辑。１９４５年到福州改进出版社任《现代儿童》主编。１９４９年后，主要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１９５９年任福建文联常委，秘书长，《福建文艺》副主编。１９６０年起任作协福建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相继出版了《叶笛集》、《山溪和海岛》《红菇的旅行》等十多个集子。

　　后面又加上四篇《再寄小读者》，出版社给的书不多，因此我送的也不普遍。《榕树》丛刊的稿子，以后再说。我欠的债太多了，债主盈门，奈何？乡亲总会原谅吧！匆匆。祝笔健冰心六、五

　　文章的第６页第２行还有错字，是我自己记错了，我的外叔祖父大名是维宝，不是廷宝，有机会更正一下吧。我的童年

　　我生下来七个月，也就是一九○一年的五月，就离开我的故乡福州，到了上海。

　　那时我的父亲是“海圻”巡洋舰的副舰长，舰长是萨镇冰先生。巡洋舰“海”字号的共有四艘，就是“海圻”、“海筹”、“海琛”、“海容”，这几艘军舰我都跟着父亲上去过。听说还有一艘叫做“海天”的，因为舰长驾驶失误，触礁沉没了。

　　上海是个大港口，巡洋舰无论开到哪里，都要经过这里停泊几天，因此我们这一家便搬到上海来，住在上海的昌寿里。这昌寿里是在上海的哪一区，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母亲所讲的关于我很小时候的故事，例如我写在《寄小读者》通讯（十）里面的一些，就都是以昌寿里为背景的。我关于上海的记忆，只有两张相片作为根据，一张是父亲自己照的：年轻的母亲穿着沿着阔边的衣裤，坐在一张有床架和帐楣的床边上，脚下还摆着一个脚炉，我就站在她的身旁，头上是一顶青绒的帽子，身上是一件深色的棉袍。父亲很喜欢玩些新鲜的东西，例如照相，我记得他的那个照相机，就有现在卫生员背的药箱那么大！他还有许多冲洗相片的器具，至今我还保存有一个玻璃的漏斗，就是洗相片用的器具之一。另一张相片是在照相馆照的，我的祖父和老姨太坐在茶几的两边，茶几上摆着花盆、盖碗茶杯和水烟筒，祖父穿着夏天的衣衫，手里拿着扇子；老姨太穿着沿着阔边的上衣，下面是青纱裙子。我自己坐在他们中间茶几前面的一张小椅子上，头上梳着两个丫角，身上穿的是浅色衣裤，两手按在膝头，手腕和脚踝上都戴有银镯子，看样子不过有两三岁，至少是会走了吧。

　　父亲四岁丧母，祖父一直没有再续弦，这位老姨太大概是祖父老了以后才娶的。我在一九一一年回到福州时，也没有听见家里人谈到她的事，可见她在我们家里的时间是很短暂的，记得我们住在山东烟台的时期内，祖父来信中提到老姨太病故了。当我们后来拿起这张相片谈起她时，母亲就夸她的活计好，她说上海夏天很热，可是老姨太总不让我光着膀子，说我背上的那块蓝“记”是我的前生父母给涂上的，让他们看见了就来讨人了。她又知道我母亲不喜欢红红绿绿的，就给我做白洋纱的衣裤或背心，沿着黑色烤绸的边，看去既凉爽又醒目，母亲说她太费心了，她说费事倒没有什么，就是太素淡了。的确，我母亲不喜欢浓艳的颜色，我又因为从小男装，所以我从来没有扎过红头绳。现在，这两张相片也找不到了。

　　在上海那两三年中，父亲隔几个月就可以回来一次。母亲谈到夏天夜里，父亲有时和她坐马车到黄浦滩上去兜风，她认为那是她在福州时所想望不到的。但是父亲回到家来，很少在白天出去探亲访友，因为舰长萨镇冰先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水手来叫他。萨镇冰先生是父亲在海军中最敬仰的上级，总是亲昵地称他为“萨统”。（“统”就是“统领”的意思，我想这也和现在人称的“朱总”、“彭总”、“贺总”差不多。）我对萨统的印象也极深。记得有一次，我拉着一个来召唤我父亲的水手，不让他走，他笑说：“不行，不走要打屁股的！”我问：“谁叫打？用什么打？”他说：“军官叫打就打，用绳子打，打起来就是‘一打’，‘一打”就是十二下。”我说：

　　“绳子打不疼吧？”他用手指比划着说：“喝！你试试看，我们船上用的绳索粗着呢，浸透了水，打起来比棒子还疼呢！”我着急地问：“我父亲若不回去，萨统会打他吧？”他摇头笑说：

　　“不会的，当官的顶多也就记一个过。萨统很少打人，你父亲也不打人，打起来也只打‘半打’，还叫用干索子。”我问：

　　“那就不疼了吧？”他说：“那就好多了　”这时父亲已换好军装出来，他就笑着跟在后面走了。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母亲生了一个妹妹，不几天就夭折了。头几天我还搬过一张凳子，爬上床上去亲她的小脸，后来床上就没有她了。我问妹妹哪里去了，祖父说妹妹逛大马路去了，但她始终就没有回来！

　　一九○三——九○四年之间，父亲奉命到山东烟台去创办海军军官学校。我们搬到烟台，祖父和老姨太又回到福州去了。

　　我们到了烟台，先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厅，所长叶茂蕃先生让出一间北屋给我们住。南屋是一排三间的客厅，就成了父亲会客和办公的地方。我记得这客厅里有一副长联是：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我提到这一副对联，因为这是我开始识字的一本课文！父亲那时正忙于拟定筹建海军学校的方案，而我却时刻缠在他的身边，说这问那，他就停下笔指着那副墙上的对联说：“你也学着认认字好不好？你看那对子上的山、竹、三、五、八、九这几个字不都很容易认吗？”于是我就也拿起一支笔，坐在父亲的身旁一边学认一边学写，就这样，我把对联上的二十二个字都会念会写了，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究竟是哪几本古书。

　　不久，我们又搬到烟台东山北坡上的一所海军医院去寄居。这时来帮我父亲做文书工作的，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也把家从福州搬来了，我们两家就住在这所医院的三间正房里。

　　这所医院是在陡坡上坐南朝北盖的，正房比较阴冷，但是从廊上东望就看见了大海！从这一天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里想着它，嘴里谈着它，笔下写着它；尤其是三年前的十几年里，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语的时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一九二四年我在美国养病的时候，曾写信到国内请人写一副“集龚”的对联，是：

　　胸中海岳梦中飞

　　谢天谢地，因为这副很短小的对联，当时是卷起压在一只大书箱的箱底的，“四人帮”横行，我家被抄的时候，它竟没有和我其他珍藏的字画一起被抄走！

　　现在再回来说这所海军医院。它的东厢房是病房，西厢房是诊室，有一位姓李的老大夫，病人不多。门房里还住着一位修理枪支的师傅，大概是退伍军人吧！我常常去蹲在他的炭炉旁边，和他攀谈。西厢房的后面有个大院子，有许多花果树，还种着满地的花，还养着好几箱的蜜蜂，花放时热闹得很。我就因为常去摘花，被蜜蜂螫了好几次，每次都是那位老大夫给我上的药，他还告诫我：花是蜜蜂的粮食，好孩子是不抢人的粮食的。

　　这时，认字读书已成了我的日课，母亲和舅舅都是我的老师，母亲教我认“字片”，舅舅教我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从“天地日月”学起。有了海和山作我的活动场地，我对于认字，就没有了兴趣，我在一九三二年写的《冰心全集》自序中，曾有过这一段，就是以海军医院为背景的：

　　着要出去。父亲便在外面，用马鞭子重重地敲着堂屋的桌子，吓唬我，可是从未打到我的头上的马鞭子，也从未把我爱跑的癖气吓唬回去　

　　不久，我们又翻过山坡，搬到东山东边的海军练营旁边新盖好的房子里。这座房子盖在山坡挖出来的一块平地上，是个四合院，住着筹备海军学校的职员们。这座练营里已住进了一批新招来的海军学生，但也住有一营（？）的练勇（大概那时父亲也兼任练营的营长）。我常常跑到营口门去和站岗的练勇谈话。他们不像兵舰上的水兵那样穿白色军装。他们的军装是蓝布包头，身上穿的也是蓝色衣裤，胸前有白线绣的“海军练勇”字样。当我跟着父亲走到营门口，他们举枪立正之后，父亲进去了就挥手叫我回来。我等父亲走远了，却拉那位练勇蹲了下来，一面摸他的枪，一面问：“你也打过海战吧？”他摇头说：“没有。”我说：“我父亲就打过，可是他打输了！”他站了起来，扛起枪，用手拍着枪托子，说：“我知道，你父亲打仗的时候，我还没当兵呢。你等着，总有一天你的父亲还会带我们去打仗，我们一定要打个胜仗，你信不信？”这几句带着很浓厚山东口音的誓言，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着！

　　回想起来，住在海军练营旁边的时候，是我在烟台八年之中，离海最近的一段。这房子北面的山坡上，有一座旗台，是和海上军舰通旗语的地方。旗台的西边有一条山坡路通到海边的炮台，炮台上装有三门大炮，炮台下面的地下室里还有几个鱼雷，说是“海天”舰沉后捞上来的。这里还驻有一支穿白衣军装的军乐队，我常常跟父亲去听他们演习，我非常尊敬而且羡慕那位乐队指挥！炮台的西边有一个小码头。父亲的舰长朋友们来接送他的小汽艇，就是停泊在这码头边上的。

　　写到这里，我觉得我渐渐地进入了角色！这营房、旗台、炮台、码头，和周围的海边山上，是我童年初期活动的舞台。

　　我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夜曾写过一篇叫做《海恋》的散文，里面有：

　　晨我看见金盆似的朝日，从深黑色、浅灰色、鱼肚白色的云层里，忽然涌了上来，这时太空轰鸣，浓金泼满了海面，染透了诸天　在黄昏我看见银盘似的月亮颤巍巍地捧出了水平，海面变成一层层一道道的由浓黑而银灰渐渐地漾成光明闪烁的一片　这个舞台，绝顶静寂，无边辽阔，我既是演员，又是剧作者。我虽然单身独自，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

　　就在这个期间，一九○六年，我的大弟谢为涵出世了。他比我小得多，在家塾里的表哥哥和堂哥哥们又比我大得多；他们和我玩不到一块儿，这就造成了我在山巅水涯独往独来的性格。这时我和父亲同在的时间特别多。白天我开始在家塾里附学，念一点书，学作一些短句子，放了学父亲也从营里回来，他就教我打枪、骑马、划船，夜里就指点我看星星。逢年过节，他也带我到烟台市上去，参加天后宫里海军军人的聚会演戏，或到玉皇顶去看梨花，到张裕酿酒公司的葡萄园里去吃葡萄，更多的时候，就是带我到进港的军舰上去看朋友。

　　一九○八年，我的二弟谢为杰出世了，我们又搬到海军学校后面的新房子里来。

　　这所房子有东西两个院子，西院一排五间是我们和舅舅一家合住的。我们住的一边，父亲又在尽东头面海的一间屋子上添盖了一间楼房，上楼就望见大海。我在《海恋》中有过这么一段描写，就是在这楼上所望见的一切：

　　围抱过来的丘陵，土坡上是一层一层的麦地，前面是平坦无际的淡黄的沙滩。在沙滩与我之间，有一簇依山上下高低不齐的农舍，亲热地偎倚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在广阔的沙滩前面，就是那片大海！这大海横亘南北，布满东方的天边，天边有几笔淡墨画成的海岛，那就是芝罘岛，岛上有一座灯塔　

　　在这时期，我上学的时间长了，看书的时间也多了，主要的还是因为离海远些了，父亲也忙些了，我好些日子才到海滩上去一次，我记得这海滩上有一座小小的龙王庙，庙门上的对联是：

　　四海安澜

　　因为少到海滩上去，那间望海的楼房就成了我常去的地方。这房间算是客房，但是客人很少来住，父亲和母亲想要习静的时候就到那里去。我最喜欢在风雨之夜，倚栏凝望那灯塔上的一停一射的强光，它永远给我以无限的温暖快慰的感觉！

　　这时，我们家塾里来了一位女同学，也是我的第一个女伴，她是父亲同事李毓丞先生的女儿名叫李梅修的，她比我只大两岁，母亲说她比我稳静得多。她的书桌和我的摆在一起，我们十分要好。这时，我开始学会了“过家家”，我们轮流在自己“家”里“做饭”，互相邀请，吃些小糖小饼之类。

　　一九一一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父亲得到李伯伯从上海的来信，说是李梅修病故了，我们都很难过，我还写了一篇“祭亡友李梅修文”寄到上海去。

　　我和李梅修谈话或做游戏的地方，就在楼房的廊上，一来可以免受表哥哥和堂哥哥们的干扰，二来可以赏玩海景和园景。从楼廊上往前看是大海，往下看就是东院那个客厅和书斋的五彩缤纷的大院子。父亲公余喜欢栽树种花，这院子里种有许多果树和各种的花。花畦是父亲自己画的种种几何形的图案，花径是从海滩上挑来的大卵石铺成的，我们清晨起来，常常在这里活动。我记得我的小舅舅杨子玉先生，他是我的外叔祖父杨颂岩老先生的儿子，那时正在唐山路矿学堂肄业，夏天就到我们这里来度假。他从烟台回校后，曾寄来一首长诗，头几句我忘了，后几句是：　　忆昔夏日来芝罘照眼繁花簇小楼清晨微步惬情赏向晚琼筵勤劝酬欢娱苦短不逾月别来倏忽惊残秋花自凋零吾不见共怜福分几生修

　　小舅舅是我们这一代最欢迎的人，他最会讲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他有时讲吊死鬼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是他讲得更多的是民族意识很浓厚的故事，什么洪承畴卖国啦，林则徐烧鸦片啦等等，都讲得慷慨淋漓，我们听过了往往兴奋得睡不着觉！他还拉我的父亲和父亲的同事们组织赛诗会，就是：在开会时大家议定了题目，限了韵，各人分头做诗，传观后评定等次，也预备了一些奖品，如扇子、笺纸之类。赛诗会总是晚上在我们书斋里举行，我们都坐在一边旁听。现在我只记得父亲做的《咏蟋蟀》一首，还不完全：床下高吟际小阳笑尔专寻同种斗争来名誉亦何香

　　还有《咏茅屋》一首，也只记得两句：　　久处不须忧瓦解雨余还得草根香

　　我记住了这些句子，还是因为小舅舅和我父亲开玩笑，说他做诗也解脱不了军人的本色。父亲也笑说：“诗言志嘛，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当然用词赶不上你们那么文雅了。”但是我体会到小舅舅的确很喜欢父亲的“军人本色”，我的舅舅们和父亲以及父亲的同事们在赛诗会后，往往还谈到深夜。那时我们都睡觉去了，也不知道他们都谈些什么。

　　小舅舅每次来过暑假，都带来一些书，有些书是不让我们看的，越是不让看，我们就越想看，哥哥们就怂恿我去偷，偷来看时，原来都是“天讨”之类的“同盟会”的宣传册子。

　　我们偷偷地看了之后，又偷偷地赶紧送回原处。

　　一九一○年我的三弟谢为楫出世了。就在这后不久，海军学校发生了风潮！

　　大概在这一年之前，那时的海军大臣载洵，到烟台海军学校视察过一次，回到北京，便从北京贵胄学堂派来了二十名满族学生，到海军学校学习。在一九一一年的春季运动会上，为着争夺一项锦标，一两年中蕴积的满汉学生之间的矛盾表面化了！这一场风潮闹得很凶，北京就派来了一个调查员郑汝成，来查办这个案件。他也是父亲的同学。他背地里告诉父亲，说是这几年来一直有人在北京告我父亲是“乱党”，并举海校学生中有许多同盟会员——其中就有萨镇冰老先生的侄子（？）萨福昌　而且学校图书室订阅的，都是《民呼报》之类，替同盟会宣传的报纸为证等等，他劝我父亲立即辞职，免得落个“撤职查办”。父亲同意了，他的几位同事也和他一起递了辞呈。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父亲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他所创办的海军学校，和来送他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我也告别了我的耳鬓厮磨的大海，离开烟台，回到我的故乡福州去了！

　　这里，应该写上一段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心潮澎湃的插曲。振奋人心的辛亥革命在这年的十月十日发生了！我们在回到福州的中途，在上海虹口住了一个多月。我们每天都在抢着等着看报。报上以黎元洪将军（他也是父亲的同班同学，不过父亲学的是驾驶，他学的是管轮）署名从湖北武昌拍出的起义的电报（据说是饶汉祥先生的手笔），写得慷慨激昂，篇末都是以“黎元洪泣血叩”收尾。这时大家都纷纷捐款劳军，我记得我也把攒下的十块压岁钱，送到申报馆去捐献，收条的上款还写有“幼女谢婉莹君”字样。我把这张小小的收条，珍藏了好多年，现在，它当然也和如水的年光一同消逝了！１９７９年７月４日清晨年１月出版。）等待

　　我拿起话筒，问：“×楼吗？请你找××来听电话——我是她母亲。”

　　听到最后一句话，对方不再犹疑了。这位从未识面的同志，意味深长地带着笑声说：“她走了。她留话说，她还是和往日那样，回家去吃晚饭，她还会给您带‘好菜’来呢！”

　　我问：“她是一个人去的吗？”

　　“不！她和她姐姐，还有她们的孩子，都去了，还带了照相机。”

　　我放下话筒，怔怔地站着，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我不放心　我又放心，说到底，我放心！

　　昨天晚上，我们最好的朋友老赵来了，说：他的一个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的亲戚，得到上头的密令，叫他们准备几十根大木棍，随时听命出动　他问我的女儿：“你们还是天天去吧？”我的女儿们点了点头。他紧紧地握了握她们的手说：“你们小心点！”就匆匆地走了。

　　我们都坐了下来，没有说话。我的小女儿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扶着我的肩膀说：“娘，您放心，他们不敢怎么样，就是敢怎么样，我们那么多的人，还怕吗？”她又笑着摇着我的手臂说：“我知道，您也不怕，您还爱听我们的祷告呢。”

　　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没有等到我说什么，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已经纷纷地拿起挎包和书包，说：“爷爷，姥姥，再见了，明天晚上我们还给您带些‘好菜’来！”

　　老伴走过来问：“她们又走了？”我点点头。他坐了下去，说：“我们就等着吧。”

　　我最怕等待的时光！这时光多么难熬呵！

　　我说：“咱们也出去走走。”老伴看着我，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

　　我们信步走出了院门，穿过村子的小路，一直向南，到了高粱河边站住了。老伴说：“过河吧，到紫竹院公园坐坐去！”

　　我挽起他的左臂，在狭仄的小桥上慢慢地走着。

　　我忽然地抬头看他，他也正看着我，我们都微笑了，似乎都感觉到多少年来我们没有这样地挽臂徐行了！四十七年前，在黄昏的未名湖畔我们曾这样地散步过，但那时我们想的只是我们自己最近的将来；而今天，我们想的却是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遥远的将来了！

　　进了公园，看不到几个游人！春冰已泮，而丛树枝头，除了几棵松柏之外，还看不到一丝绿意！一阵寒冷寂寞之感骤然袭来，我们在水边站了一会，就在长椅上坐下了。谁也没有开口，但是我知道他也和我一样，一颗心已经飞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那里不但有我们的孩子，还有许许多多天下人的孩子，就是这些孩子，给我们画出了一幅幅壮丽庄严的场面，唱出了一首首高亢入云的战歌　

　　这时忽然听到了沉重的铁锤敲在木头上的声音，我吃惊地抬头看时，原来是几个工人，正在水边修理着一排放着的翻过来的游船的底板。春天在望了，游船又将下水了，我安慰地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老伴站了起来说：“天晚了，我们从前门出去吧，也许可以看见她们回来。”我又挽起他的左臂，慢慢地走到公园门口。

　　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正如飞地从广阔的马路上走过，眼花缭乱之中，一个清脆的童音回头向着我们叫：“爷爷，姥姥，回家去吧，我们又给您带了‘好菜’来了！”

　　“万家墨面”之时，“动地歌吟”之后，必然是一声震天撼地的惊雷。这“好菜”我们等到了！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大雨之晨。儿童文学工作者的任务与儿童文学的特点

　　我早年是想学医的，并没有想到要写作，更没有想到要搞儿童文学。我是一心一意地想学医，数理化成绩也不错。另外，我对汉文也并不十分喜欢。因为中学里的汉文课，并不能满足我的需要。

　　后来爆发了五四运动。那年我十九岁，在女学界联合会任宣传工作，参加了这个伟大运动，因而，理科的功课，特别是实验室的功课旷了许多。同时我开始对写作发生了兴趣，就把五四运动经历的所看到、听到的一些社会问题，写成了几个短篇小说，在北京的《晨报》上发表。

　　一九二三年我大学毕业后去美国求学，当时北京《晨报》开辟了“儿童世界”一栏，他们叫我在留美期间给孩子们写稿，这就是我写《寄小读者》的经过。

　　我在家时整天在孩子中间，家里我是大姐姐，我有三个弟弟，他们的朋友也很多，一群一群的到我家玩耍，多的时候达一二十个，我很喜欢他们，我为“儿童世界”写的《寄小读者》就是给他们看的。

　　我远渡重洋到美国后，又生病住了医院。在我孤寂清闲时，就很想家，想祖国，想亲人，也想少年朋友们，就更想给孩子们写东西。这个医院有一所儿童分院，我也有机会去接触他们，了解他们，并写了他们。出院后，几乎与孩子们隔绝，没有生活，只好写点自己抒怀的东西，写到后来，觉得不成功，也就没有继续下去。

　　《再寄小读者》写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当时在作协开了一个会。作家们互相挑战，有的说要在一年里写出几个剧本，有的说要写几本小说，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就来一个《再寄小读者》吧！”我满口答应了。

　　一九五八年前后，我出国的任务比较多，就觉得我应该给广大的孩子们写些国外的见闻，来增加他们的知识和对于外国的了解。因此，《再寄小读者》的内容，大都是反映与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以及外国的山川人物，其中也有反映我们祖国社会新风貌，和我自己的新感受。

　　《三寄小读者》是写于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为儿童写作的意义，也愈来愈明确了。“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不能写，也不敢写，更没有兴趣写。现在不同了，在拨乱反正、人心思治的形势下，我们九亿人民正在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挺进，而我国今日的两亿儿童，正是二○○○年的生力军和主人翁。

　　这些孩子是刚从“四人帮”一手造成的黑暗、邪恶、愚昧的监牢里释放出来，来接触清新的、耀眼生花的民主与科学的光明、善美、聪慧的空气和阳光！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来珍惜和培育这些蓓蕾，一面扫清余毒，一面加强滋养，这无比艰巨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上，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我们必须抓住这千钧一发的时机，勇敢而愉快地担负起这无比光荣的责任。我的能力和岁月都很有限，但是瞻望将来，我觉得我必须为创作儿童文学献上我的全部力量！

　　搞儿童文学要不怕别人讥笑、议论。有人把儿童文学当作“小儿科”、“下脚料”来对待，这是不对的。其实，“小儿科”在医院里是最难的一科，因为病人不会对你说他的感觉。

　　因此儿童文学也是最难写的。有些作家把儿童文学当作敲门砖，写成功了一些，就跳到大人文学那儿去。我是替这些人惋惜！我一直觉得给孩子们写东西很快乐。有些中年、青年人对我说：“我小时候就看过你写的东西。”有的人还对我背诵我写的文章中的一些词句。我听后总感到很高兴。因为我虽然没有写好，而他们并没有把我没有写好的东西忘掉！

　　为儿童创作，就要和孩子们交往，要热爱他们、尊重他们，同他们平起平坐。你要是不喜欢孩子，而勉强去写，你就不会写出能使孩子们感动的东西来。儿童文学工作者的担子真是不轻呵！

　　有人开玩笑地问我：“您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有一颗童心？”有人还称我是“母爱专家”。就此，我还联想到有人把“童心”、“母爱”、“人性”当作儿童文学的禁区。什么叫“童心”，什么叫“母爱”、“人性”，我也说不清。但我认为，搞儿童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慈母的心，要有人的感情，要写出人的性格。这根本不应该是禁区。“母爱”，写你自己的母亲对你的爱。当然可以写，现在写这样文章的人不多了，很可惜。我们不要回避“母爱”，不过不要像我以前那样拿它当作人生哲学。我过去错误地认为天下的母亲都会爱天下的孩子，其实不然，爱是有阶级性的。有一次，我曾看见过爱自己孩子的母亲，毒打一个小丫环，我才明白了，爱是有阶级性的。

　　要描写孩子，必须要了解孩子，接近孩子，尊重孩子。小孩子的特点，既有共同的，也有个别的。即使同一个父母所生，也不一定有同样的个性。比如在家庭里，爷爷奶奶爱最大的孩子，而父母则爱最小的。中间的往往很乖，要是不乖，就不容易适应环境。所以说，要了解儿童心理，你一定要接触儿童，熟悉儿童，要尊重他们，了解他们的自尊心，把他们当作一个人来对待，而不是玩具，也不要随便和孩子们开无意义的玩笑。只有这样，他们才愿意接近你，做你的朋友，向你交心，向你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的同志叫我谈谈如何提炼主题，组织情节，我随便地谈一谈。解放以来，我写作中碰到的最费劲的一篇文章就是《我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前》，我改了七八次稿，我和毛主席没有个人接触，连握手也没有过，只有在会议厅里见过他，听过他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我都读了，他对于中国人民所作的丰功伟绩，太大太多了。我不知从何写起！于是我只好从远距离来看，想想毛主席哪句话最感人。我深深感到，在中国，只有毛主席第一次把人民当作人。我给外国朋友题词，常常引用毛主席这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时，全国并没有乱，因为有广大人民作党中央的坚强后盾！这证明了毛主席对于人民的评价，是一条千古不灭的真理。

　　谈到想克服短篇小说一般化问题，我认为还是必须深入生活。只有深入了生活，从生活中寻找你所描写的人物和主题。一句话，一切从生活出发，就不会一般化。同样两个孩子，由于家庭环境、条件不同，由于作家性格不一样，所写的作品也不会一样。为什么出现一般化，一句话：还是没有生活。

　　创作儿童文学作品，还要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儿童最富于幻想，所以我们写东西要写出儿童心中美好的幻想来。只有这样，儿童们才喜欢看。做到这点也并不难，关键还是要接触儿童，理解儿童，热爱儿童。我不会做报告，以上都是回答大家提出的几个问题。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正。

　　初版。）

　　谈谈《蚂蚁铺路》和《给鸡打针》看了几十篇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少年作文比赛的文章，觉得每篇都有它的好处，若是每篇都介绍一下呢，精力和时间都不允许我那样做。现在只能挑出我看过之后印象较深的一两篇，来谈谈我的读后感，这两篇就是北京四中初一王强同学写的《蚂蚁铺路》，和昌平县大面SB屯小学五年级吴英剑同学写的《给鸡打针》。

　　这两篇文章都不太长，而它们的题材很新颖，思路很流畅，结构很谨严，写情写境也很真实，使人极感兴趣地一口气地读了下去。

　　《蚂蚁铺路》是从一群小朋友在月光下看见蚂蚁爬树而注意到蚂蚁的活动引起的。小朋友们对于昆虫的活动，尤其是集体的活动，最感兴趣。我自己小的时候，看蚂蚁搬家或打仗，就会在地上蹲一两个钟头，而引出种种感想。这篇文章里是讲小朋友们看见蚂蚁成群结队地爬树，有人就想法堵住它们的去路，于是用胶水在树腰涂了一圈，蚂蚁在上面的下不来，在下面的也上不去，就乱做一团。一只比较小的蚂蚁闯了上去就粘上了，而拼命地挣扎着，亏得有小妹妹小梅把它捏起放在地上　其他的蚂蚁却有秩序地都往回走。第二天早晨小朋友们看到昨晚树上涂过胶水的地方，却有一条沙子铺成的路。原来在下面的蚂蚁运来了沙子，铺成了使伙伴们能够脱出困境重返家园的一条路！作者被它们百折不挠团结一致的战斗精神感动了，他“忽然觉得树干上这条窄窄的沙子铺成的小路，好像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下面他又联想到“　美好的共产主义的建成需要铺路人，在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是平坦的”，也会遇到许多险阻，“但是，只要我们有蚂蚁铺路的精神，一定能够铺出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通篇一口呵成，紧紧抓住蚂蚁铺路这段事情，全神贯注地写下去，从一件很小的事，得到很大的教育，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写法！

　　《给鸡打针》里的这个“我”，是很关心集体的，他听见前院鸡舍里嘈杂的声音，就赶忙去察看。当兽医和饲养员招呼他帮忙逮鸡来打针的时候，他也欣然接受了，但鸡舍里的臭气使他感到恶心，而逮起鸡来，也更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一段描写得很好、很真实，“当我接近鸡群下手要逮时，鸡群‘轰’地一下子炸了营，乱飞乱撞。鸡毛、尘土全被卷了起来　鸡屎、尘土弄了我一脸，呛得我喘不过气来。飞起的母鸡在我头上乱碰乱撞，有一只母鸡竟在我头上落了下来，蹬了几下，又飞走了，在这纷乱的情况下，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一段在昏暗狭小鸡舍里逮鸡的困难情景写得十分逼真。下面还写他突然一滑，坐在地上，裤子上和双手上都沾满了鸡屎，“我的脸上流淌着汗水，用手擦擦汗水，汗水和鸡屎混在一起，更加腥臭难闻。”这对于一个没有当过饲养员又爱干净的孩子，的确是一种考验，但是他听了饲养员的一席话，想到这群鸡是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如果不给鸡打预防针，染上了病，就是很大的损失时，他就不管这些了，他终于把几百只鸡都送到兽医的手里，完成了给鸡打针的任务。最后他写“当我走出鸡舍时，满天的星斗显得格外明亮，它们不住地眨着眼睛，好像在对我微笑，又像在跟我说什么，我心情愉快地朝家走去。”我认为这个结尾也写得恰到好处。

　　我常常得到小朋友们的来信，问我作好文章的方法，我一直认为只有写真实的事物和感情的文章，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也只有写真情实境的文章，才能活泼生动；因此作文既不能模仿抄袭，也不可矫揉造作，把真情实境自自然然地叙述下去，又能以小见大，像以上的这两篇作文那样，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漫谈“学贯中西”

　　在今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的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茅盾同志对受奖的作家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讲话中，曾鼓励他们要学鲁迅和郭沫若那样，“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说：“我们现在要反映四个现代化，不懂些科学知识，恐怕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向鲁迅、郭沫若学习，也就要像他们那样，掌握多一些科学知识。”因为他是对那些“我们文学事业将来的接班人”讲话，所以他特别提到了“科学知识”，下面他又强调，如毛主席所说的，“我们决不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等等，也提到“我们还没有把该翻译的外国名著都翻译过来。”这些话很引起了我的深思。

　　也就是在去年，我和几位对外友协的同志，同英国出版界代表团座谈，谈到早年我国翻译出版的工作时，曾提到我对于西方文化的初步了解，都是从当时看到外籍的译文开始的。那时我只有十岁左右吧，在我祖父的书架上，看到林纾（琴南）老先生译的法国名作家仲马写的《茶花女遗事》，以后我自己又去寻来了他翻译的英国名作家狄更斯写的《块肉余生述》和其他。在我父亲的书桌上，我看到了严复（幼陵）老先生译的英国名作家斯宾塞写的《群学肄言》，和穆勒写的《群己权界论》等等。严老先生译的都是社会科学的书籍，那时我当然看不懂，大了以后也没有再去翻它，但是我的研究社会科学的朋友们对那几本书还是评价很高。至于林译小说，我就看得多了，我是很喜欢他的文笔的。林老先生自己不懂外文，他可翻译英法名著，都是别人口述，他来笔译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译笔很“传神”，到我自己能够阅读原著的时候，例如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就感到林老先生能够把原著中十分鲜明生动的人物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出来，那就是得力于他对于中国的语文有很深的修养和造诣！

　　严老先生的译文，也几乎等于意译，他在译文之后，都加以注释。因为我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我也没有去看原著。

　　两位老先生使用的都是文言文，现在的青年人看了，不一定看得懂，而且这些西方社会科学的名著，现在差不多都有了今译，不必都去翻阅了。我所要讲的，就是在六七十年以前，当中国人民感到国家危急的时候，像毛主席所说的“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严老先生是到英国学习海军军事科学的，他却自己研读了哲学和社会科学。林老先生为了介绍西方的文学和文化，他不懂外文，只得请人口述，而自己执笔。这两位老先生，在当时，都起了启蒙和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

　　以后，我们这些年青人，对于这两位老先生的晚节，也不无“微词”。严老先生在晚年成了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六君子之一。林老先生在“五四”时代，曾致书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大骂过白话文。但也正如茅盾同志讲话中谈到某些译者时所说的，“但是，对翻译作品来说，不应以人废言。”

　　我提到严、林两位老先生，不但因为要做翻译工夫，必须像他们那样“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外文固然要学好，本国的语文也更要学好，否则就起不了沟通中外科学文化的作用。我们的四个现代化需要借鉴许多工业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我们又有九亿多人口，要每一个人都看懂外文书刊，是不可能的，这时候，起着桥梁作用的翻译工作，就是极其需要的了。

　　我提到严、林两位老先生，不但因为他们的关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的译文，是我在青少年时代所最初接触到的，也因为他们恰巧都是福建人（严、林老先生都是我祖父的朋友，严老先生还是我父亲的老师）。我很小就离开乡井，已经是东西南北之人，没有太深的乡土观念了，但是当六十年代初期听到福建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很好，北京的教育界也提出向福建学习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自豪与高兴。我希望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风气和传统，能够继续下去。

　　我希望福建的青年人，也能够“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做好现代的沟通中西文化的工作。“信”、“达”、“雅”的翻译方法，就是严老先生提出的，但要达到这三条标准，就非得把中外语文都学深学透不可。

　　我还要提醒青年人，“博览群书”决不等于“闭门读书”，我们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不把我们的学习和国家大事联系起来，和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联系起来，我们的学习和努力就没有了目标，我们自己就成了空头的学问家。还有，身体健康也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健康的心身，就不能健康地学习。德、智、体三者本来应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对立的，相防相克的。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读老舍遗著《正红旗下》

　　当我收到今年的《人民文学》第三期，翻起书来看文章目录，赫然地发现有黑体字的《正红旗下》老舍的长篇连载字样，顿时使我仿佛看见老舍先生复活了，又在案前奋笔疾书　。我连忙翻到了页数，一口气读了下去。

　　编者告诉我们说，老舍这篇自传体的遗著共十一章，八万多字，看来仅仅是开头部分。林彪和“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不但夺去了老舍先生的生命，而且使这部有特殊价值的作品也遭到了夭折　

　　我兴奋而又感慨地、断断续续地看了《人民文学》的三、四、五期，还没有看到他把开头部分写完，因为他还没有写

　　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没有写到他的贫穷的家也惨遭洗劫，不满周岁的作者，幸而被扣在一只空箱子底下，没有丧失了小小的生命！现在老舍先生死去了，这故事如何发展，我们永远也读不到了，这真是千古遗恨呵！

　　这篇《正红旗下》和老舍笔下的解放前中国的故事一样，充满了愤激，充满了哀愁，而这愤激和哀愁又都用他惯用的尖刻和诙谐的笔法描述了出来，使人读了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感觉。这个长篇最动人之处也就在这里！

　　他说：“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他从这“来历不小”的“小子”的降生写起，描述了围绕这一个穷旗兵家庭的一切，连带着描画出当时的“旗人”上至贵族下至平民，对于“生活艺术”，——“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对于衣、食、住、行的想法、看法、做法，写得入木三分。他们都“关着钱粮”，都有“铁杆庄稼”，都会吃喝玩乐，还都爱面子。他引他大姐夫的话：

　　“咱们旗人，别的不行，要讲吃喝玩乐，你记住吧，天下第一！”

　　他们逢年过节，做寿、办满月、玩鸟、养蝈蝈儿，都舍得花钱，“办婚丧大事的人，往往倾家荡产。”还有风俗习惯上的如“都尊敬姑奶奶”，“儿媳的身份就和女仆差不多”等等，绘声绘色，栩栩如生。

　　老舍不但会写人，而且会写景，他笔下的当时北京的春天和秋天，不是身历其境的人，写不出它的可爱和可厌之处。

　　凡此种种，我也不能多引了。总之，读者一定要自己去找这篇巨著来看看，才能尝到作者挥毫时的辛酸意味！

　　我在这里所要讲的是：老舍先生用他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以活泼动人的情节写出了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一条真理，就是：“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我自己小的时候，辛亥革命以前，因为痛恨清皇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作为汉族一分子，又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旗人”，因此我对于旗人，不论是贵族是平民，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是一律怀有反感的；这种认识，直到后来在参加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接触到一些旗人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

　　而老舍自己，由于出身在清皇朝“残灯末庙”时期的“穷旗兵”的家庭，对于同受剥削压迫的汉族人王掌柜，回族人金四叔，都有着休戚与共、甘苦相关的深厚阶级感情。他写王掌柜的体会时，是这样说的：

　　看他，给他送来清瘟解毒丸，连女人们也派孩子来慰问。

　　他不再是“小山东儿”，而且是王掌柜、王大哥、王叔叔。

　　他渐渐忘了他们是旗人，变成了他们的朋友　他们似乎觉得：清朝皇上对汉人如何是另一回事，大家伙儿既谁也离不开谁，便无妨做朋友。

　　他还用他二姐的口气说：“像王老掌柜与羊肉床上的金四把叔叔，虽然是汉族与回族人，可是在感情上已然都不分彼此，给他们洗洗做做，并不见得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大伙儿都是一家人，谁都可以给谁干点活儿，不必问谁是旗人，谁是汉人或回族人　”老舍先生说：“到后来，我懂了点事的时候，我觉得二姐的想法十分合于逻辑。”这逻辑就是：“一般卖苦力吃饭的汉人，都和我们穷旗兵们谁也离不开谁，穿堂过户。某些有钱有势的满人也还看不起汉人与回民，因而对我们这样与汉人、回民来来往往也不大以为然。不管怎样吧，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谁也挡不住人民互相友好。”

　　因此，在老舍的满月那一天，卖苦力吃饭的汉族的王掌柜，送来了一对猪蹄，使他“一辈子忘不了那件事　因为呀，他是汉人”。还有回族的金四叔送来了两吊钱，祝他长命百岁，使他“至今还觉得怪得意的：我的满月吉日是受过回族朋友的庆祝的”。多么深厚的民族之间的阶级感情呵！同受剥削、同受压迫的人民之间“互相友好”，是“谁也挡不住”

　　的，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所说的“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主要因素！一九七九年八月十日。三寄小读者通讯九

　　亲爱的小朋友：

　　当我拿起笔来的时候，正是北京晴空万里的秋天。窗外灿烂的阳光穿过杨柳的浓荫，射来一层层淡烟般的光雾！多么好的天气呵！我怀着无限欢悦和爽朗的心情，来给我的久违的小朋友们写这一封信。

　　这一夏天，我没有给你们写过一个字，但是我知道全国有许多小朋友，在祖国的山巅海隅过着夏令营的生活，既锻炼了身体，也丰富了知识。其他的小朋友也在此长期的休假中，做了些有益的户外活动或游戏，看了些长篇的小说或读物。我所看到和听到的关于小朋友假期生活中的一切，都使我满意、欢喜。

　　“四人帮”打倒了之后，在小朋友们的学习生活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你们不但努力学习，还养成了爱看课外书籍的习惯，这是一个极好的现象。但同时我也觉察到有的小朋友比较重视读书而忽视体育，个别的还把文化学习和体育运动对立了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你的身体柔弱，无论你书读得多好，学问多深，将来工作起来也没有精力。处顺境时既会感到力不从心，处逆境时更会感到消沉颓丧，这对于现在我国万众一心，励精图治的大好形势，是极不相宜的。

　　我不妨把我自己少年时代关于看书和室外活动的经验和教训，说给小朋友们听听。

　　我从小是在山边海隅长大的，在山路上骑马或在浅海上划船，都给我以最大的快乐。就感到和大自然接触，在清新的空气中、灿烂的阳光下，总使人心胸开朗，精神振奋，学习起来头脑也加倍清醒，学得快也记得牢。但在风晨雨夕，我出不去的时候，就关起门来找书看。那时候社会上并没有多少儿童读物，我在大人书架上所能找到的小说，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英国作家迭更斯写林琴南翻译的《块肉余生述》，等等。我一口气看了下去，坐久了，眼力用多了，就觉得精神恍惚、天地异色！特别是看到书中人物受折磨、受苦难的时候，如《水浒》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块肉余生述》中，孤儿大卫受到后父凌虐的一段等等，我就伤感抑郁，不能自已。这时候，我就赶紧放下书本，跑到户外去，让天上的雨丝风片，来洗掉吹散我的愁绪，来恢复我的精神。

　　小朋友比我小时幸福多了，你们现在不但有许许多多的儿童读物，可供你们翻阅，而且也不像我小时没有过学校生活以前，只能单独地在户外活动。你们在学校里的体育课是集体活动，可以训练整齐严肃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班际、校际比赛中还可以培养出团结合作，勤学苦练的良好作风。这巨大的效果，在二十年后，你们做了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主力军时，就会充分地显示出来。那时你们就会满意地说：亏得我们小时候，积极参加了健康有益的活动，使得我们胜利地对抗了资产阶级的东西，锻炼了意志，坚持了学习，才有这么多的精力，来为人民作出应有贡献！

　　话就讲到这里吧，祝小朋友们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身体健康，学习进步！

　　你们的朋友冰心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上海——南下北上的中心

　　我这一生中，没有在上海呆过多久，但是上海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的，因为它的一切都和我心幕上的亲爱的人的面庞，联系在一起！

　　在我两三岁的时候（那是清朝光绪年间）曾跟着我的祖父和父母亲住过上海的昌寿里。这昌寿里我不知道是在上海的什么地区，但那两楼两底的上海式弄堂房子，很小的天井，很高的大门，我却记得十分清楚。

　　解放以前，上海是租界区，是冒险家的乐园，街市旅馆，喧闹不堪。我记得一九三六年我再次赴美，从上海上船，这时我住在新亚饭店，因为这间饭店，曾划出一层楼来，专给不打牌，不摆酒的客人居住，这在当时的上海，是难能可贵的！我给这饭店题签名本时，曾写着说，“因为有了新亚饭店，使我不怕再经过上海”。

　　也就是这时候，我的朋友郑振铎先生，在他家里做了极好的福建菜，给我饯行，就在这次的席上，我会见了我所尊重而未见过的茅盾先生，胡愈之先生等。

　　话说回来吧，一九二七年，我父亲在上海海道测量局工作，测量局在华界，我们的家就住在徐家汇，和父亲工作的地方，只一河之隔。那时我在北京燕京大学任教，只在年假暑假，才回到上海去。这时期，也因为我不喜欢上海的殖民地气氛，除了到南京路的百货公司买些东西之外，从不外出，只记得在一九二八年，在徐家汇家里，会见了我的小弟弟的朋友，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这是我和他们结交的开始。

　　一九三○年的一月，我的母亲在上海逝世了。我们议定不把她的遗骨运回福州，而把她葬在上海的虹桥公墓（抗战期间，我的父亲在北平逝世，解放后他的遗骨也和母亲安葬在一起），因为：“上海是中途，无论我们南下北上，或是到外国去，都是必经之路，可以随时参拜。”现在听说虹桥公墓已经迁徙，父母亲的遗骨也不知道迁到哪里，但是我的心却仍旧是依偎在那一片土地上的。

　　解放后，上海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里，正如一位印度作家朋友惊叹地对我说的：“在上海，已看不到一点帝国主义的痕迹！”它是整齐，宁静，表现出中国人民的自信与庄严！我在一九五六—五七年之间，回到福州故乡的时候，和六十年代的初期，陪日本女作家松岗洋子和三宅艳子两次南下参观的时候，都住过上海的上海大厦（前百老汇大厦），和平饭店（前华懋饭店），和锦江饭店等，这些饭店现在都是很安静而又整洁。我陪日本朋友参观了上海的少年宫，参拜了鲁迅墓　这其间，我的朋友靳以和巴金还陪我去逛了豫园，参观了园内的点春堂，那本是小刀会的驻扎地。我们在九曲桥上徐步，他们给我介绍了上海解放前后的许多奇险而壮丽的人民革命的场面和事迹。他们还请我到城隍庙吃酒酿圆子和面筋百叶，据说这些都是上海著名的小吃——这些都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此外，我还短期地经过上海，看见了许多我所爱敬的亲朋，这蜻蜓点水般的波纹，常常在我的脑海中荡漾。上海，的确是一个值得我回忆的地方。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日我的热切的希望

　　我没有能够自己参加这个“儿童文学创作座谈”的盛会，但是我翘望南天，能够想象有五十多位儿童文学作家济济一堂，热烈地讨论如何为新时代儿童写作的盛况。我从心底为祖国二十一世纪的主人翁们——我国两亿多的儿童们欢呼，高兴！

　　我十分同意上海师大附小倪谷音老师的建议。倪老师要求作家同志们多写一些描写有新时期特点的少年儿童形象的作品，为我们小读者提供学习的榜样。她说，我们现在找来找去只找到铁木儿、张嘎、海娃、刘文学　虽然这些是少年儿童可以学习的榜样，但毕竟是以前时代的，我们常常为找不到合适的“教育工具”而苦恼，请多写这个时代的少年儿童吧。

　　作为小读者的家长，我愿在倪老师的建议书上签上我的名字！

　　现在写这个时代少年儿童的短篇小说，还是不少的，例如我最近看到的，在这次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短篇小说征文中，就有几篇时代气息很浓，孩子大人看了都会感动的作品，如杭州市张微同志写的《他保护了什么》，北京夏有志同志写的《买山里红的孩子》，和北京罗辰北同志写的《一张电影票》等等。我觉得以有新时代特点的儿童形象，作为题材，不但可以写短篇，也可以写中长篇，因为儿童文学的中长篇，总要比写给大人看的短小简练一些。

　　孩子们真的太需要中长篇小说了，我发现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孩子，在认识了一两千个汉字以后，就开始在大人的书架上，寻找长篇小说看了。他们的求知欲是那样地旺盛，一旦掌握了文字这个工具，他们就感到短篇的东西，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了——我们自己十一二岁，甚至比这年纪还小的时候，不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吗？

　　我们的确更加欣赏和我们的生活更吻合的作品，从我们熟悉亲切的生活中来的正反面人物，我们对他们的爱憎就更强烈一些，对人物周围的环境也更了解一些。但在我自己的儿童时代，的确没有这样的作品，我所寻找到的短篇的只有《聊斋志异》，长篇的只有《西游记》。

　　但是在一九五三年，一位初中一年级的小朋友，曾给我以启发，他对我说他最爱看《西游记》。我问他是否每一段故事，包括章回首尾的诗词，和中间的比较艰深繁缛的战斗描写，他都看得懂？他笑着说，“遇到这些地方，我就跳过去不看了。我看的只是他们师徒四人一路走去，每天都会遇见不同的惊险或有趣的事情，这就总引着我继续看下去　而且孙行者和猪八戒这两个‘人’写得多活，简直就像我们有些同学那样！”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我写了《陶奇的暑期日记》，以陶奇为线索，写了她的周围在这一暑期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写实际生活，还有作者的世界观来引导，有了正确的歌颂和批判的标准，这作品才能收到像倪老师所说的“为小读者提供学习的榜样”的效果。

　　在这里，我不谈什么“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和“必须热爱孩子”等等儿童文学作家尽人皆知的起码的常识，但从现在的儿童中长篇小说中，以学校生活为题材的仍是少数这个事实看来，没有“深”入生活，和不探求儿童的兴趣所在的作者，还是有的，抄袭模仿的东西，孩子们是不爱看的。

　　七十年代的书中人物，讲着四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话，干着四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事，孩子们的批语是：“假的，没劲！”

　　学校是新时代儿童聚集的地方，他们的生活特征像万花筒一样，千般万种，色彩鲜明，他们的家庭环境不同，个性特点不同，在目前这一段时期里，他们身上有的还带着林彪、“四人帮”时期的余毒，又有了大大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迫促，各人的家庭、学校、社会的环境，都给他们以种种不同的反应和感受。这里面，可写的东西就多了，生活在招手，作家们怎么样呢？

　　我对于我们的中青年作家抱着满腔热情的希望，他们是最多产的一代（中年的如刘宾雁同志这一代，青年的如刘心武同志这一代——虽然拿五四时代在二十岁左右就大胆提起笔来的人看来，他们就是老年和中年人了），过去二十年，十年的压抑、混乱的生活环境，把他们锻炼得更成熟更智慧了。

　　他们痛切地回顾过去，就不能不热烈地瞻望未来，他们一定能为现代新儿童写出我们所看不到和想不到的、有深度和广度的有益于现代祖国儿童健康成长的中长篇作品来！

　　那么，我这个老人，是否就撒手不管了呢？也不是，我们也有自己可以写给儿童看的东西。儿童的食物有多种多样，他们吃着富有营养的三餐，他们也爱吃些点心和零食，有时还需要吃点“药”！不论是点心，是零食，还是药，我愿贡献上我微薄的一切。追念罗莘田先生

　　北京语言学会议决定出罗常培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文集，并约他的生前友好，写纪念文章。在被约之列的我，既感到光荣，也感到无限的哀戚。

　　罗常培莘田先生逝世也将二十一周年了。这二十年之中，中国人民经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考验，在一阵动荡漂摇之后，像莘田先生和我这样的“世纪同龄人”，已所余无几了。而在我“晚晴”的年月，我所能得到的慰藉，使我对于祖国有着最大的希望的话，还是从和我一般大年龄的人那里听到的。因此，我想到，假如莘田先生今天还健在，这棵雪后挺立的青松，将对我说出什么样的安慰和鼓励的话呢？

　　莘田先生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逝世的，那正是多事之秋。这个时期的事情，比如说：在他病中我们去探望了没有？他的追悼会我们参加了没有？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四十余年前我们同在的情景，在我的心幕上却是十分清楚的。

　　我的老伴吴文藻，他先认识了莘田先生。我记得三十年代初期，有一次他从青岛开会回来，告诉我说：“我在青岛认识了一位北大语言学教授罗莘田，我们在海边谈了半天的话　”我知道他们一定谈了些社会科学上的问题，因为文藻这个人若不是谈到专业，而且谈得很投机的话，他和人的谈话，是不会谈到“半天”的！

　　我自己和莘田先生熟悉起来，还是抗战军兴，北京各大学南迁以后。一九三八年，文藻在云大任教，莘田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我们家住在云南昆明的螺峰街以后又搬到维新街，那时有几位昆明没有家的联大教授，常到我们家里来作客，尤其是自称为“三剑客”的郑天挺（毅生）先生、杨振声（今甫）先生和罗莘田先生。罗先生是北京人，对于我们家的北方饭食，比如饺子、烙饼、炸酱面等，很感兴趣。我总觉得他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回忆回味他的故乡的一切！

　　第二年，我们家搬到昆明附近的呈贡去的时候，他更是我们的周末常客。呈贡是一座依山上下的小城，只有西、南、东三个城门，从我们住的那个北边城墙内的山顶房子里，可以一直走上西门的城楼。在每个星期六的黄昏，估摸着从昆明开来的火车已经到达，再加上从火车站骑马进城的时间，孩子们和我就都走到城楼上去等候文藻和他带来的客人。只要听到山路上的得得马蹄声，孩子们就齐声地喊：“来将通名！”

　　一听到“吾乃北平罗常培是也”，孩子就都拍手欢呼起来。

　　莘田先生和我们家里大大小小的人，都能说到一起，玩到一起。我们家孩子们的保姆——富奶奶，也是满族——那时还兼做厨娘，每逢她在厨下手忙脚乱、孩子们还缠她不放的时候，莘田先生就拉起孩子的手说：“来，来，罗奶奶带你们到山上玩去！”直到现在，已经成为大人的我们的孩子们，一提起罗伯伯，还亲昵地称他做罗奶奶。

　　莘田先生的学术造诣，在学术界早有定评，我是不能多置一词了。而他对于他的学生们在治学和生活上的那种无微不至的诱掖和关怀，是我所亲眼看到又是文藻所最为敬佩和赞赏的。当我们住在昆明城里的时候，我们也常到“三剑客”住所的柿花巷去走走。在那里，书桌上总摆有笔墨，他们就教给我写字。这时常有“罗门弟子”如当时的助教吴晓玲先生、研究生马学良先生等（现在他们也都是我们的好友）来找莘田先生谈话，在他们的认真严肃而又亲热体贴的言谈之中，我看出了他们师生间最可贵的志同道合的情谊。吴晓玲先生曾对我讲过：在四十年代后期，莘田先生在美讲学时，曾给他的学生们办的刊物写过一篇《舍己耘人》的文章，就是讲做老师的应当有“舍己之田耘人之田”的精神，来帮助学生们做好学术研究的工作。

　　莘田先生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那样爱护自己的学生，尽管他自己对学生们的要求十分严格，却听不得别人对于他学生们的一句贬词。我曾当着莘田先生的面对文藻说：“我知道怎样来招莘田生气。他是最‘护犊’的，只要你说他的学生们一句不好，他就会和你争辩不休　”莘田先生听了并没有生气，反而不好意思似地笑了起来。他是多么可敬可爱的一个老师呵！

　　四十年代初期，我们住在四川重庆郊外的歌乐山，莘田先生每到重庆，必来小住。我记得我曾替他写的一本游记《蜀道难》做过一篇序。如今这本书也找不到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从日本归来，莘田先生是最早来看望我们的一个。他和我们的许多老友一样，给我们带来了在新中国生活和工作的舒畅和快乐的气氛，给我们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话再说回来，像莘田先生那样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工作、热爱给中国带来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经过了二十年的考验之后，在拨乱反正、大地回春的今天，一定会有一番充满了智慧而又乐观的话，对我们说的。我们从他在我们心幕上留下的一个坚定地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不朽的形象里，已经得到了保证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张洁小说剧本选》序

　　北京出版社的编辑约我为张洁同志的第一本集子作序，我欣然答应了。

　　我对“张洁”这个名字发生了兴趣，是从看到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的《北京文艺》里她写的《有一个青年》开始的。我觉得她笔下的这个青年，似乎是我所熟悉的“野蛮”而又可爱的大孩子之一。这个大孩子因为得到了“一双沉静而温柔的眼睛”的关注和指引而奋发上进的故事，看了使我安慰、喜悦。同时，这个青年之所以得到这个姑娘的关注，还是因为她看出了他在那“粗鄙的没有教养的行为后面，还有一颗追求向上的心”。

　　张洁以满怀的对这个时代青年的爱护和同情，写出了下面的十分沉痛的话：

　　在十几年前就应该给我们的机会，但我们仍然珍惜它，不放过它！当我们不得不和咿咿呀呀的小孩子一同向前迈步的时候，这种智力上的畸形发育，带给了我们许多的变态心理。而在我们粗鄙的、没有教养的、玩世不恭的行为下所掩盖着的痛苦，是许多人都不容易理解和原谅的！

　　但是她看到了，也谅解了！这就是为什么和她在一起，我总是感到温暖的原因！

　　这一段话使我感动！一个作家能够写出有益于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提高人们的道德和审美水准的作品，他或她必然是充分意识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负有重大的鼓舞和教育的责任的！

　　当我从《北京文艺》的编辑那里，探知这位张洁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而且是一位业余作者的时候，我就总在文艺刊物的目录上，寻找这个名字。

　　这本集子里的小说、剧本，都是我所看过的。从这些作品中，我看到她的社会接触面和知识面都很广，描写得也很细腻、很深刻。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她在《忏悔》中写的另一个因为父亲犯了“错误”，而被甩出正常的、充满生机的单纯而友爱的生活轨道，终于抑郁而死的青年；而这个青年的父亲，在儿子有了一丝“期望和热情”的重要关头，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鼓励支持他的儿子，只因为他惧怕那“比死还可怕得多”的生活！

　　天安门去！”

　　他头一次在儿子的眼睛里看到了那种可以称之为期望和热情的东西。他知道，哪怕他给那可怜巴巴的、谨慎胆小的儿子一点点同情或是支持的暗示，都会给儿子以极大的鼓励和勇气，也许从此会使儿子丢掉那可怜巴巴的东西。但是他没有，他紧张得像要憋过气去：“干什么去？”

　　儿子犹犹豫豫，拿不准主意地说：“我写了一首诗　”

　　他像被蝎子蜇了一样，立刻神经质地叫道：“不行，不能去！”

　　他那如同大祸临头的神气，使儿子立刻失去了勇气：

　　“会死人吗？”

　　“不，可怕的不是死　”

　　儿子眼睛里刚刚燃起的那点火花熄灭了。重又回到他惯常喜爱的那个角落里去！不，是他把儿子重又推进了那个角落，而也许儿子不是没有可能从那个角落里走出来的！

　　　

　　他忏悔！他无穷地忏悔！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不曾做过什么！

　　这对于那些没有勇气的父母，该是多么严厉的鞭挞！

　　在这本集子里的其他几篇作品，在取材和抒写上，也各有其特色，还是留给读者们自己去欣赏、体会吧。张洁同志还年轻，她还会写出许多更好、更成熟的有益于人民的作品。

　　这第一本集子，不过是个很好的开始！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给国外侨胞的一封贺年信

　　亲爱的侨胞们：

　　在祖国九亿同胞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声中健步跨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际，我这个“世纪同龄人”满怀着新的希望和喜悦，向遍布全球的侨胞们说一声“恭贺新喜”！

　　有多少年我没有向国外的侨胞贺年了。侨胞们也知道，我们亲爱的祖国经过了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经济上文化上都濒于崩溃的边缘，不但国内的九亿人民遭受了一场浩劫，我们国外侨胞和归国的侨胞，也经受了许多痛苦和委屈。但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压不倒打不垮的！我们这些老一代的人，即使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对我们国家的前途，仍是抱着极大的希望信心的。我们祖国这棵数千年来挺立于世界之上的青松，它的坚强的、四伸的根，是深深地扎在我们善良、诚实、勤劳、勇敢的亿万人民的泥土之中的。

　　毛主席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周总理说过：“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一切由人民决定。”华国锋同志说过：“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回答了问题。”叶剑英委员长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强调地说：“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亲爱的侨胞们，国家的领导人，在我们身上寄托了多大的希望呵！九亿的国内同胞和遍布全球的国外侨胞，休戚与共，十指连心，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每一次的难关渡过，都少不了国外侨胞的声援和支持！从我能记事的日子起，在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之下，瓜分豆剖的重大危机之中，哪一次的祖国革命和建设没有你们的一份巨大力量呢？

　　“四人帮”打倒后的三年中，我们祖国这艘满载着九亿人民的大船，正像我自己所坚信而希望的，在舵手、水手们同心协力采取了紧急而稳妥的措施之下，修复了累累的伤痕，又开始在风浪中前进了。当然，十年的破坏之后，我们前进的路上还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还得做出很大的努力，繁重的任务还在前面。但是，中国人民牢牢记住我们的一句古训：“殷忧启圣，多难兴邦。”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善良、诚实、勤劳、勇敢的人民，对于自己的团结一心，战胜困难的力量是有充分的信心的。你们自己在国外起家立业的艰苦经验，不就证实了这一点吗？

　　亲爱的侨胞们，在“四人帮”粉碎的三年中，我们政府拨乱反正的种种措施，在举国一心的努力下，已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比如说：八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科技人员、知识分子得到了重视；大、中、小学生的学习和身心健康，得到了关心等等　。各条战线上捷报频传，在祖国的报刊上和广播中，同胞们特别关心国事，看的听的一定比我还多，还仔细，在此，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我只想讲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每个中国人民，不但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也在关注自己周围的人们的努力和进步，连小孩子也不例外！前天下午，我的八岁的读小学二年的外孙，兴奋地从门外跑了进来，他双颊通红，还来不及褪下肩上的书包、脱下身上的外衣，就气喘吁吁地笑着抱着我的臂儿说：“这次咱们中国的男子篮球队和女子排球队都赢得了冠军了，明年就到奥运会上去和世界上的选手比赛了。他们多么替中国争气啊！您知道吗，姥姥？”其实这消息我早已从前一天晚上的广播中听到了，但我还是高兴地说：“好啊，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是有志气的，你呢？”他笑了说：“那还用说，您放心，我也是一个中国人啊！”

　　亲爱的侨胞们，让我们在国内外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把个人的利益、前途和祖国的利益、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同为我们共同的伟大目标，为统一祖国，为走向四个现代化，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尽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

　　再一次祝侨胞们新年快乐！

　　谢冰心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于北京。

　　我们的新春献礼——一束散文的鲜花雨后初晴，在百花园中巡礼，我听见有人期望地说：“诗歌、小说、剧本的花朵，都已经怒放了，散文的花为什么姗姗来迟呢？”

　　我要说：爱花人，你错了，散文这个文学形式范围很宽，在诗歌，小说，剧本以外的，特别是那些短小精悍的抒情作品，几乎都可以归入散文一类。照此说来，在这百花园里，散文的花不是迟迟未开，而是已经满目春光了！

　　我们中国自古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散文作者最众多的国家。按照古代的文学形式而言，除了骈文以外，什么“赋”、“铭”、“传”、“记”、“表”、“文”、“言”　都是属于散文一类。我们的前辈作家，拿散文来抒情叙事、寄哀志喜、感事怀人，在短小的篇幅之中，挥洒自如，淋漓尽致，这个丰富多彩而又独树一帜的传统，几千年来，我们不是没有继承下来的。

　　远的不必说了，解放后的三十年中（除了“四人帮”横行时期之外），我们的散文创作是有很好的成绩的。新中国遍地的新人新事，影响鼓舞了许多作者，排山倒海而来的建设事业和生龙活虎的人物形象，像惊雷闪电一般，敲击着作者的耳鼓和眼帘，这时节，他们迅速捕捉住这刹时的灵感，以短小自由的散文形式，亲切流畅地写在纸上。

　　就是这些有感情，有风格的散文作品，在作者神来之顷，写得铿锵得像诗句，雄壮得像军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活泼锋利得像戏剧的对话　这样，散文就以它特具的魅力，鼓舞着它的读者，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前进。

　　如今，在我们健步跨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散文的工作是无比繁忙的。生活是那么丰富，时间是那么短迫，而在这紧张的工作与生活之中，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求调剂和鼓舞。这时节，优美短小、动人心弦的散文，如一盏醇酒，如一曲清歌，良久地使人感到余香满口、余音绕梁！

　　在这里，我们恭谨地献上一束散文的鲜花，它是我们最近在百花园中采撷的。值得提倡的是，这些散文篇篇都以精短新鲜而见长。《蓦然回首》的作者袁鹰、《怀念中的聚会》的作者徐开垒、《樟树和水磨坊》的作者郭风等人，都是功力很深的散文家，他们的文章风格都是读者所熟悉所欣赏的。丁宁写的《仙女花开》、宗璞写的《废墟的召唤》、王雁军写的《云天忆》、张清写的《梦》、杨星火写的《热田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位作者都是女同志，她们以那种特有的体察入微的目光，把祖国壮丽的山川，日常生活的见闻同细腻的情感、丰富的资源、奋斗的人民结合起来写，充满了一股清新的乐观而勇敢的新时代气息！屠岸的《海岛之夜》以短小见长。青年工人周文海写的《南国少女》，寥寥笔墨刻划一个人物，很亲切，很动人，使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反映农村生活的散文作品。

　　当我们这束散文的鲜花，送到读者的案头时，正是“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新春佳节，我们热切地希望亲爱的读者，在接受和品评这份献礼之余，能够在繁忙的工作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不放过一闪灵感，写出更多更好的散文，为着激励九亿人民欢欣鼓舞地前进；为着我们新生活的开始；为着“四个现代化”的未来！　近在眼前的地平线

　　西藏，对于幼小时代的我，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地方。

　　小时读本国地理，知道在祖国的极西边疆，有一个西藏高原，它不但是中国最高的地区，而且还是世界的屋脊，那地方是终年积雪，银光射眼。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五色国旗（红、黄、蓝、白、黑）代表着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竟然拿黑色代表西藏呢？我不明白！

　　抗战时期，有一位朋友从重庆到西藏去，他告诉我他要取道印度。为什么到本国地方，要取道外国呢？我也不明白。

　　在五十年代的初期，我看到一本英文小说，叫做《失去的地平线》。作者的名字和书里的故事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书中所说的那个神秘而美丽的乐园，就是我们中国的西藏。总之，解放前的西藏，对于中外人士——除了西藏人民和环伺眈眈的外国侵略者之外——始终是遥远而神秘的地方。

　　解放后，我们的报刊上关于西藏的报道，愈来愈多了。我们在广播中不断地听到西藏的歌曲，在舞台上不断地看到了西藏的舞蹈，在电影和画刊上也不断地看到了西藏的风景和人物，而我自己和藏族同胞的结识，却是从一九五五年我住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教职员的宿舍里开始的。

　　我自己没有在中央民院教课，但是出来进去的总会在校园里遇到一些穿着藏族服装的学生和干部。尤其是那些女同志的盘在头上的扎着彩线的辫子，长长的衣袖，围在腰上的彩色邦典（围裙），黑色或红色的毡靴，在绿树丛中显得分外鲜明，我总是“目逆而送”，忘不了这美丽的印象。

　　此后，我有机会接触了几位同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格桑卓嘎。她在干训班学习，三十多岁了。她的父母都是农奴，她是他们的生在羊圈里的唯一活下来的孩子。但是生命对于她不是幸福而是一场灾难。她从六七岁起“伺候”农奴主的孩子们，受尽了虐待侮辱。比她大好几岁的小主人们常常把她按下当马骑，揪她的头发，用鞭子抽她。有一次，在忍无可忍之下，她脱下破烂的松巴（毡靴），把攒下的霉烂的糌粑，塞在里面，光着脚带着干粮逃出几十里地，却被农奴主追了回去。他把她拴在马尾上，拖了回去。在冰雪嶙峋的山路上，她滚得遍体鳞伤，手指甲和脚趾甲也都磨掉了　她说到这里，就用她的粗糙的、长满老茧的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若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们百万农奴哪里会有今天？”

　　今天，除了格桑卓嘎以外，我又结识了许多的藏族朋友，比如说：从民院毕业出去的人大代表措姆，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潘多，歌唱家才旦卓玛，此外还有阿沛·阿旺晋美的夫人阿沛·才旦卓嘎，现在我的日记本里还夹着她和我在韶山毛主席故居前的合影。

　　我的年纪和体力，都不允许我到西藏去了，但是这些年来，我的许多的中外的中、青年朋友，都曾去过西藏，他们回来向我夸说这个世界屋脊上的高耸的雪山，纵横的江河，茂密的森林，星罗棋布的湖泊　这些总使我向往。当我在电视和画刊上看到什么布达拉宫、林卡、公主柳等等，尤其是读到种种关于西藏近况的报道，使我高兴地知道我们勤劳勇敢的藏族同胞，正和入藏的各族同胞在一起，在这块宝地的山、林、湖、海上，开发着它的无尽的宝藏。

　　最近在《人民文学》编辑部，读到杨星火同志写的《热田赋》，讲的是西藏人民正以热泉般喷发的热力，开发这个离拉萨不远的热田　

　　从我的朋友们的谈话里，从书报刊物上，从电视广播里，大半世纪以前在我脑中还很模糊的西藏，已经从“远在千里”，而“近在眼前”，它的山川愈来愈真切而美丽，它的人物愈来愈生动而鲜明。

　　我希望《西藏文艺》的同志们，多多搜集和发表西藏本地的民间故事、剧本、歌曲；同时也鼓励本地的青年人，多多抒写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感受和希望，让我们这些登不上这块宝地的人们，也能享受到在西藏生活和旅行的人们所得到的一切。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１９８０年我是怎样被推进儿童文学作家队伍里去的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为《我和儿童文学》写一篇文章，为了要弄清“儿童文学”这个名词的概念，我有了一九四七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上面说：“以儿童为本位而组织之文学也　儿歌、民歌、神话、童话、动植物故事、寓言、谜语皆属之。”我又查了一九七九年九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上面说：“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包括童话、诗歌、戏剧、小说、故事等　”

　　对照这两段的儿童文学定义，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写过可以严格地称为儿童文学的作品，即使勉强说是有的话，也是极少！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地挤入或是被推进儿童文学作家的队伍里的！

　　半个世纪以前，我曾写过描写儿童的作品，如《离家的一年》、《寂寞》，但那是写儿童的事情给大人看的，不是为儿童而写的。只有《寄小读者》，是写给儿童看的，那是在一九二三年我赴美留学之前，答应我的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我会和他们常常通讯，当时的《晨报》副刊正开辟“儿童世界”一栏，编辑先生要我把给孩子们写的信，在“儿童世界”内发表，我答应了。《寄小读者》虽然写了二十多篇，但是后来因为离孩子们渐渐远了，写信的对象模糊了，变成了自己抒情的东西，此后也没有继续下去。

　　《再寄小读者》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期开始写的，那时作家们彼此挑战，说自己要在一年中写多少个剧本，写多少篇小说，我说我写不出什么东西，有同志便向我建议，说我可以写《再寄小读者》。那些年我常常出国或在国内参观访问，我就把在国内外的见闻，记下一些给小读者们看，这里面多半也是些抒情写景之作。

　　《三寄小读者》是在“四人帮”打倒，《儿童时代》复刊之后开始写的，在拨乱反正时期，我又拿起笔来，把我自己所看到想到的、有益于小读者们身心健康的事情，讲给他们听听。

　　检查起来，我并没有写过童话、儿童剧、儿童诗　只不过凭着几十封写给儿童的信，就挤进了儿童文学作家的队伍，这真是使我惭愧！我必须把这事实“说清楚”，来减轻我的“内疚”！

　　但是，以一个热爱儿童、关心儿童、爱听儿童故事、爱读儿童文学作品的人的身份，来谈“我和儿童文学”，我的兴致就高起来了。在我识字以前，我听过许多儿童故事，如“老虎姨”、“蛇郎”、“狼外婆”等等，不论是南方人或是北方人对我讲的，故事情节都大同小异，也都很有趣。那个可怕的“姨”或者“外婆”，在北方人口中就是“狼”，在南方人口中就是“老虎”。这些可怕的动物，最后也总是被打死了，或是夹着尾巴逃跑了，故事就胜利地结束。

　　至于儿歌或民歌，我听过的就更多了。用福建话唱的，多半是写不出来的，因为福建省方言多半是有音无字的，译意写下来，就不能合辙应韵了。比如：

　　或：

　　真鸟仔啄波波

　　我至今还会唱，但是我写不出来。

　　用北方话唱的就不然，如：姥姥家唱大戏

　　　金轱轳棒银轱轳棒爷爷打板奶奶唱一唱唱到大天亮

　　　

　　生活趣味很浓，音韵又好，我们都极其爱听，但也有听了使人难过的，如：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七八岁呀没有娘呀

　　　

　　唱的声音是凄凉的，到这时候，我就捂起耳朵，央求她不要再唱下去。

　　到了能够看书以后，我看了不少写给大人看的书，其中只有《西游记》和《聊斋志异》中的某些故事，我认为是加工了以后，还是可以给儿童看的。我接触到当时为儿童写的文学作品，是在我十岁左右。我的舅舅从上海买到的几本小书，如《无猫国》、《大拇指》等，其中我尤其喜欢《大拇指》，我觉得那个小人儿，十分灵巧可爱，我还讲给弟弟们和小朋友们听，他们都很喜爱这个故事。

　　至于儿童剧，是我在一九二○年左右才接触到的。那年华北水灾，我们大学的学生会为要筹款救灾，演了一出比利时作家梅德林克写的《青鸟》，剧本是从英文译出的，我参加了翻译和演出的工作，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剧本，观众也很欣赏这出儿童剧。

　　此后的几十年中，我读了一些外国人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如：丹麦作家安徒生写的童话，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写给儿童看的小说　但是使我感到兴奋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作家写的作品，如叶圣陶老写的《稻草人》，张天翼同志写的《宝葫芦的秘密》。在天翼同志的作品中，我特别喜欢它，因为它紧紧地扣住当时儿童的学校生活，又充满了幻想和幽默的色彩。

　　这以后又读到了柯岩同志的儿童诗，那的确是从儿童嘴里唱出来的自己的感情和理想。还有高士其同志以残疾之身，孜孜不倦地为儿童写了几十年的精彩的科学诗文，他的精神使我感佩！

　　写到这里，笔下有点收不住了！许许多多我们自己的儿童小说、儿童剧、儿童诗的作者的面庞和名字，一齐涌到了我的笔端！这些名字都是我们和小读者们所熟悉的，我不一一列举了。作为一个读者，在这里，我谨祝愿他们在跨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际，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祝愿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促使我们儿童文学蓬勃繁荣、争奇斗艳的新阶段，尽快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一九八○年一月三日我的祝愿

　　我没有写过童话，但我很喜欢读童话，因为我有时需要给幼儿们讲童话。

　　据我的经验，为现代儿童、特别是幼儿所能接受而且喜爱的童话，其中的“人”和“物”往往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而亲切的。“人”呢，就是他们的父母、老师、医生、民警叔叔和解放军叔叔等，而不是《皇帝的新衣》中的“皇帝”；“物”呢，动物方面就是小猫、小兔、小马，植物方面就是向日葵、喇叭花，而不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圣诞树”。因为儿童，特别是幼儿的脑中没有“皇帝”和“圣诞树”这种概念，要引起他们的联想，就要费很大的功夫来解释。

　　因此，要为我们中国现代的儿童写童话，除了文字必须浅显易懂之外，还必须熟悉儿童和他们周围生活中的一切，比方说他们有时会从拖拉机、起重机、收音机甚至电视机里，引起很神奇而美丽的想象和幻想。童话的作家们就可以通过这些“人”和“物”写出生动、曲折而又合乎逻辑的故事，来培养他们爱祖国、爱人民、讲卫生、懂礼貌等等的美德，给他们打好成为一个优秀公民的基础。

　　这只是一个读童话和讲童话的人的想法和希望，我谨祝童话作家们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一九八○年一月十日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给台湾同胞的一封信亲爱的台湾同胞们：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快到了，为了庆祝我们的传统节日，这里的各机关各学校的假期都比较长，好让我们九亿人民有从容的时间探亲访友，畅叙衷怀。这时我不能不想起和我们只相隔盈盈一水的台湾同胞。何时何日我们和你们才能互通音讯或握手言欢呢？

　　亲爱的同胞们，去年的一月一日，我们在大陆的九亿人民曾委托我们的人大常委会，发表了一封告台湾同胞书。这封信把祖国应当早日实现统一的道理，说得十分透彻，把大陆同胞对于早日通商、通航、通邮的愿望，也讲得非常热切，代表了我们真诚一致的心意，不知你们看到听到了没有？我们是如何地悬念呵！

　　这封信发出了之后，我们大陆九亿人民就在自己工作的岗位上，作出了行动。外贸部、民航总局、邮电部，都准备好条件，积极地期待着台湾方面作出响应。我们的全国工商联、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青年联合会以及全国体育总会等等，纷纷对台湾同胞发出了邀请，中国旅行社还为要来大陆探亲访友、参观访问的台湾同胞，做好了一切安排。总之，在海峡的这一边，有九亿双热情之手，向台湾伸出去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的力量！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因为三十年的长期隔绝，真相不明，同胞们对于大陆方面种种的不安和疑虑，我们是深深理解的。

　　但是要“真知”只有“灼见”，“百闻不如一见”，是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最明智的语言，这就是我们热切地建议并要求通邮、通商、通航的原因。我们遍布全球的侨胞们都回来探过亲、访过友、游览过祖国的美丽山川，交流过有益于祖国建设的工作经验。这其中就有许多是侨居外国的台湾同胞。

　　你们想必也间接地听到了一些消息。我们想，如果在海外国外的同胞们都能够万里归来，那么只隔盈盈一水的台湾同胞为什么就不能排除一切障碍，尽快地回来看看呢？

　　而且，我们在大陆的同胞也热切地希望能去到台湾，看望我们的旧友，拜访我们的新知。我自己从未到过台湾，我渴望在我有生之年，能亲自会见台湾的兄弟姊妹，请教台湾的历史，瞻仰台湾的古迹，游览台湾的阿里山和日月潭，我希望台湾同胞们能帮助我早日实现我的梦寐以求的心愿。

　　在这里，为了帮助大陆人民尤其是年青人对于台湾的历史和近况的了解，我们出版了台湾作家的小说集、散文集等。

　　我们不但在北京、上海等全国性的文艺刊物上发表了台湾近代作家的作品，而且在地方性或大学生办的刊物上，也介绍了台湾青年作者的诗文，这些都是大陆人民“台湾热”的一种具体的表现。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我们和你们合起来的十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我们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我们的勤劳勇敢的人民，现在正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贡献出自己一切的力量。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我们的肩上！

　　让我们尽快地把我们的力量汇合在一起为我们的共同的伟大事业努力奋斗吧！

　　祝你们新春快乐！谢冰心三寄小读者通讯十

　　亲爱的小朋友：

　　八十年代又过了三个星期了，日子过得多快！前些时候我忙于许多事务，不愿在烦杂的心情之中，给你们写信。昨天，偶然在一位朋友家里，见到一位海外归来探亲的老人，谈了一个下午，他的谈话使我欢喜而又兴奋，我趁今天早起神清气爽的时光，来向你们报道我所听到的一切。

　　这位老人和我同岁，也是“世纪同龄人”了，他高兴而又慨叹地说：“从我离开祖国三十五年，我已经回来三次了。

　　第一次是一九五九年秋天，我首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环顾四周，天安门楼披上了庄丽的新装，两旁的高大建筑，是那样地端严肃穆，路上来往如织的行人，都是那样地健壮愉快，我高兴得落下了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又到海外去，我觉得我胸背也挺直了，说话的声音也洪亮了！第二次回来，是一九七六年的春天，那正是‘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周总理又逝世了，到处看到的都是伤心惨目的景象，我的心凉了下去，觉得似乎中国一下子又垮下来了。但是，这一年的清明节，我又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那花山，那诗海，那愤激奋发的人潮，我的心血又沸腾了起来，我流着泪握着一个正在抄诗的少年的手说：‘好好干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但我还是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海外去的。这次回来，是第三次了，我所看到的比我在海外所想象的或听到的好多了。

　　只有您和我这么大岁数的人，才能体会到把‘四人帮’留下的烂摊子，收拾到现在这个样子，是多么不容易！当然我也看到了许多缺点，比方说，都市的大街上有一些青年人，穿着五颜六色的奇装异服，留着长发和胡子，嚼着口香糖，哼着海外六十年代流行的、有教养的外国人也不唱的小曲！但是，在我的亲戚和朋友家里，却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精华，他们的第二代，也就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吧，这些人在他们工作的单位里，多半都是骨干。他们在吃和穿上都十分俭朴，最使我感动的是在他们居住的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小小的一张书桌上，他们还在认真地辅导他们孩子们的学习，直到孩子们睡了以后，他们才开始摊开图纸或拿出书本，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工作！而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第三代吧，大都是健康活泼的、大方有礼的。单就这些孩子们对我这个海外归来的陌生老人，那样的恭敬和温暖来说，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良好亲密关系，并没有丢失。这使得我习惯于‘金钱第一’的社会空气的人，忽然闻到了一种健康清新的气息！

　　“我承认我们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是远远地落后于西方的，但是我们有这么多年轻有为的青年人少年人，只要大家万众一心，艰苦奋斗，迎头赶上，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大有可能的。但一定要‘万众一心’，一定要‘艰苦奋斗’，不然的话就难说了，您说是不？

　　“至于我们海外华人呢，我们也有我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也都是热爱祖国的。他们都愿意在科学技术上，尽上自己的所知所能，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大厦添砖添瓦　”

　　他的红光满面的笑脸，和恳挚洪亮的笑声，一直在我面前耳中荡漾。亲爱的小朋友，记得我小的时候，总喜欢坐在老人旁边，听他们谈着对过去的回忆，和对将来的憧憬。他们的话对我往往有很大的启发和鼓励。现在我把这位老人的这段谈话，珍重地告诉你们，希望你们知道了也记住：有多少我们海外的亲人们，把对祖国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呵！

　　此信到时，你们已经考完了学期考试，在欢度春假了，祝你们健康快乐！

　　你们的朋友冰心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２日为的是要记下这几句话

　　前几天有几位《北京晚报》的编辑来看我。二十年不见了，光阴逝水，人事沧桑，在一阵兴奋而杂乱的谈话之后，他们就言归正传，要我为他们的报纸继续写点短文。

　　我笑说：“二十年之后，要我再弯下腰去‘拾穗’也就不太容易了。”

　　一位“老”编辑笑着说：“我记得二十年前的一天，我来取稿的时候，您曾同我说过，周总理很鼓励您写《拾穗小札》。就是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里，总理对您说过：‘冰心同志，你又在写文章了，好嘛，继续写下去。’”

　　我呆了一呆，说：“我怎么一点都记不得了？”

　　另一位“老”编辑笑说：“是的，一点不错，那时期大约是在我们报纸发表您的短文《走进人民大会堂》之后，广州会议之前。他一回来就告诉我，我们还告诉了我们的一位领导同志，她也记得。”

　　我想了一会，说，“你们把这几句话再说一遍。”

　　一位年轻的编辑连忙从小本上撕下一张纸来递给了我，我又向他借了一枝笔，把这几句话记了下来。

　　他们走后，我就陷入了沉思。在细细的回想之中，我的心潮一浪高过一浪！它不断地冲击着我的记忆的岩石，喷溅出一朵朵璀璨的浪花！

　　那几年，我们常有机会在人民大会堂里见到总理。他在百忙之中，回头看见你，总会同你热情而爽朗地招呼，也总会同你说几句关切而鼓励的话。这些话像春天的细雨，不论是参天的万木或是一针的新碧，都得到了滋润　

　　电话的铃声响了，是那位年轻的编辑来催稿了。

　　我提起笔来，写下这段短文，只为的是要记下这几句话！一九八○年二月十一日致台湾同胞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

　　北京中央广播电台，挑选了我的三篇小说，向台湾同胞们广播，我感到高兴而又惭愧！我没有深入群众的生活，写作的视野不宽，深度和广度都很不够，这三篇东西都是当时当地我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有感而发的，第一篇《两个家庭》是１９１９年写的，也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创作。那时的中国政府腐败无能，使得学成归国的有志的年轻人，爱国有心，救亡无力，小说中的陈先生就是顶不住环境的压迫，而抑郁致死。第二篇小说《分》，是写１９３１年我自己在医院里耳闻目见的，因为社会上的贫富悬殊，使儿童们一出生就走上不同的道路，不甘受悲惨命运的支配的，就要勇敢地起来反抗。第三篇是１９４３年我在四川重庆所目睹的、许多家人在沦陷的北平，而身居敌后的重庆，妻离子散，生活不安，当时的重庆中国政府又无心抗战，因而在敌后的许多单身人中，发生了种种不应发生的悲剧性的社会问题。这使我想起自从台湾和祖国分离以后，一定也会有许多类似的情况，何年何月我们才能驱散这重重的云雾呢？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台湾，更因为在台湾还有我的亲戚朋友，以及我神交已久的作家们，使得我对于这座离开母体三十年的台湾宝岛，常是念念不忘。我常想我们只相隔盈盈一水，为什么在世界各地侨居的同胞都可以万里迢迢，归来欢聚，而我们却不能享受这种快乐呢？我在北京曾会见过从美国或其他地方回到祖国探亲访友的作家，并从国内的许多文艺刊物上，看到许多台湾作家的作品，我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还要出版一些台湾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里都洋溢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怀念，以及台湾的历史事迹和台湾现在的社会情况，使我对于台湾和台湾的作家有更深的向往！是什么人为的阻力，使得我们不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呢？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台湾和祖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的潮流是不会倒退的，也从来没有倒退过！顺应潮流，推进潮流，是我们十亿同胞的共同责任，尤其是作家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让我们都用我们的一支笔，满腔的爱国热情，共同来完成这神圣的事业吧！

　　冰心一九八○年二月十六日春节“时代文学丛书”自序

　　这本集子里的小说、散文和诗歌，都是从１９７９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桔灯》和《冰心选集》里选出来的。

　　这两本集子以外的旧作，数十年来，几经离乱，大都散失了。

　　至于１９７６年以后写的一些散文：《晚晴集》，已交给天津人民出版社，尚未能选出编入。

　　重新看了这些篇目，半个世纪以来的一桩桩往事，一幕幕情景，过电影般真切地掠过了我的眼前，引起了我的一些怅惘和一些喜悦　

　　香港时代图书公司，要把我的这些零碎的生命中的短小记录，编入“时代文学丛书”，列入当代作者的鸿篇巨著之后，虽然大海不择细流，但我仍是十分惭愧的！一九八○年二月廿九日呵，团城的珍珠

　　我是在听过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的广播以后，满怀着乐观兴奋心情，登上北海团城的。

　　这座我所见过的世界上最小的、我最喜爱的城堡，珍珠般地镶嵌在我们的首都北京城的中心。西望是远在数十里外连绵围抱的西山，东望是近在眼前亭台掩映的景山，在北海和中南海这两片“海”水上，春冰未泮，“海”面上还笼罩着一层光雾，而今天，在北京人们的脑海中，已经是春水涟漪，春光荡漾了！

　　中国妇女轻工产品展销会，就是在万众欢腾的时刻，妇女自己的节日之前，在北海团城举办的。

　　我缓步登上弯曲的层阶，上到城头，在璀璨的阳光和清新空气之中，穿过苍松翠柏，拜访了举办这个展销会的负责人。她热情地接待了我，告诉我这个展销会是轻工业部、全国妇联和北京市妇联联合举办的。在团城的一殿、三室、两亭里，展出的虽然是一部分小型产品，但却可以看到我国广大妇女工人在新长征路上，从事轻工业生产的劳动成绩。她还郑重地告诉我：在轻纺工业中，女工人数占工人总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而在美术工艺系统，女工人数则占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这是多么庞大而又显示了巨大力量的比例数字！

　　“中国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在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轻工业建设是仅次于农业建设的当务之急。我们的妇女工人们除了以中国人民的聪明、勇敢之外，还以她们细心、耐性的特长，飞针走线，精雕细刻，制作出种类繁多的轻工业品，来丰富和美化人民的生活，扩大国际文化交流和对外贸易。这个展销会上的每一件轻工产品，都凝聚了姐妹们对自己的节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一片深情！

　　因为我今天还要赴另外一个会，只好走马看花地把琳琅满目、万紫千红的产品，匆匆地看了一遍。每一个展览室里的玻璃橱旁，都层层迭迭地站满了笑语纷纭的参观的人们，我在人群外围站了一会深深地领略了这赞叹欣赏的气氛。

　　我缓步走下团城的层阶。作为一个中国妇女，我感到自豪和喜悦。我望着宛若张开的蚌壳似的中南海和北海，心想，团城多像珍珠啊！那团城上展出的中国女工制作的精巧的产品，不也是一颗颗闪光的珍珠吗？空巢

　　老梁左手叉在腰上，右手扶着书架，正佝偻着在看架上排列的书呢。我默默地望着他的肩部隆起的背影，慨叹地想：

　　他老了，我们都老了，一晃就是三十多年啊！

　　他是我在大学时代的同屋同级生，他学的是历史，我学的是文学。我们很合得来，又都喜欢交朋友，因此我们这个屋子是这座宿舍楼中最热闹的一间。毕业后，我们又都得到了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虽然我在中部，他在西部，我们却是书信不断，假期里也总要跑到一起去。得了博士学位以后，我们又同时回国，不过他的成绩比我好——带回了一位在美国生长、很能干很漂亮的夫人美博。我是回国以后才和一个那时正当着中学教师的同学华平结了婚。我和老梁又同在一个大学里教课，住处又很近，两位夫人也很合得来，因此，我们两家同年生的儿女，就是两位夫人以自己的名字替彼此的孩子起的。我的女儿叫陈美，他的儿子就叫梁平。

　　解放前夕，有一位老教授，半夜里来把我们叫到一起，动员我们乘明天“抢救教授”的飞机离开这危险的故都。本来已是惊惶失措的美博，就怂恿老梁接受这个邀请，匆匆忙忙地连夜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带着儿子走了。华平却很镇静地说，“怕什么？我们到底是中国人，共产党到底比国民党强，我死也要死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留了下来，从此，我们和老梁一家就分手了。

　　甬道那一边的厨房里，不时送来一阵炒菜的声音和扑鼻的香味，妻和女儿正在厨房里忙着呢。老梁抽出一本《白香山诗集》来，放在桌上，回头笑对我说：“好香！在美国的我家里，就永远闻不到这种香味。”

　　他在对面的椅上坐下了。我看他不但背驼得厉害，眼泡也有点浮肿了。

　　我说：“你难道就不做中国饭吃？”

　　他说：“美博死后，我自己很少做饭，麻烦得很，一个人吃也没有意思。”

　　我说：“那么，梁平和他媳妇就不回来了吗？”

　　他笑了笑：“咳，他媳妇是美籍意大利人，不像咱们中国人那样，来了就炒菜做饭——这，你也知道——我还得做给他们吃呢！”

　　这时我的外孙女小文放学回来了，她跑了进来，看见屋里有客人，就轻轻地放下书包，很腼腆地走到我身边。我把她推到老梁跟前，让她叫“梁爷爷”，她用很低的声音叫了一声，就又要回到我这边来。老梁却把她拉了过去，从头到脚看了看，笑说：“你长的真像你妈！我走的时候，你妈也就像你这么大。你爸爸呢？”小文说：“我爸爸今晚上在机关里值班　”老梁仿佛没有听见，却站起来说，“我差点忘了，这里有一点点我送给你们的东西　”说着就打开他带来的一只鼓鼓的黑提包，掏出一罐浓缩咖啡，一条骆驼牌烟和一个手掌大的计算机。他一面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一面对我说：“这罐咖啡是送给你们一家的；这条烟是送给你的，还是你爱抽的老牌子；这个计算机是送给小美子的　”他把计算机递给了小文说，“我不知道有你，没给你带礼物来，下次再说吧。这计算机你也可以玩，可别带到数学班上去，听见没有？”小文高兴地说了声谢谢，拿着计算机就跑到厨房里去了。

　　女儿从厨房里出来，一面撩起围裙擦着手，一面笑说：

　　“谢谢您，梁伯伯，这计算机我正用得着。您又送给爸爸烟了？

　　我们好容易才逼着他把烟戒掉了。他那几年在干校抽得厉害，下面屋里没火，他又常犯气管炎　”

　　妻在厨房里叫：“小美子，你又跑了，看看饭锅里要不要加水！”

　　女儿笑说：“来了，来了，”回头要走。

　　老梁吸了一口气，说，“提起干校来，你那几年日子不好过吧？六六年夏天，我不是回国来了吗？那天正在你们传达室里打听你的住处，正巧遇见你们一帮教授从‘四清’回来，刚到校门口，就有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学生，围上前来，把你们拉下卡车来，戴上高帽，涂上黑脸，架着往广场上走，吓得我赶紧跑了。那一年回来，什么人我都没见着，就回到美国去，把你的情况对美博讲了，她难受得哭了一夜　”

　　这时，还站在门口的女儿，又笑着进来说，“梁伯伯，您不是很会做菜吗？快来给我们当个参谋吧。”老梁也笑着起来，跟在她后面走了。　

　　老梁看到我涂黑脸的那一天，只是十年浩劫的开始！从那以后就是抄家、搜书、住牛棚、写检查　

　　我慢慢地站了起来，下意识地拆开了桌上那条长方形的纸包，拿出一包骆驼烟来，抽出一根烟，找出一盒火柴，划了一下——我的眼前忽然冒出一阵火光，火焰下是一大堆烧着了的卡片　那是我二三十年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了几十万个小时搜集起来的资料呵　

　　我点燃了烟，猛吸了几口，我又下意识地用手挥拂着眼前的浓烟，似乎要赶掉眼前的幻象。

　　小文忽然跑了进来，把我手里的烟夺了过去，在烟碟上按灭了，撅着嘴说，“你又偷偷抽烟了！妈妈和姥姥在厨房里都闻见烟味了，叫我来管你！”我笑着拧着她的嘴巴说，“这倒好，你们回来，倒多了几个管我的人了。”她拍地一下把我的手打下去，也笑着说，“本来嘛，妈妈说组织上把我们从西南调回来，就是要我们照顾你，不，就是要管你的！”

　　老梁进来了，问，“你们闹什么呢？来，小文，你给我念念这首诗。”说着他把翻开的《白香山诗集》递到小文手里。

　　小文羞怯地看了我们一眼，一字一字地念下去：翩翩雄与雌衔泥两椽间一巢生四儿

　　念到这里，她抬起头问老梁：“这个‘梁’字，就是您姓的那个‘梁’吧？”

　　老梁拍着小文的肩膀，大声地夸奖说，“你真是了不起，认得这么多字，念得还真够味儿！”

　　我笑了，“人家都上小学三年级了，该认得好几千字了。”

　　这时小文已念到：引上庭树枝举翅不回顾随风四散飞雌雄空中鸣声尽呼不归却入空巢里啁啾终夜悲

　　老梁忽然两手抱着头，自己低声地念：“却入空巢里，啁啾终夜悲　却入空巢里　”

　　小文把这首诗念完了，看见老梁还没有抬起头来，就悄悄地放下书，回头望我。我向她点了点头，她就悄悄地走了出去。

　　我大声喊道：“老梁，你这一次来还要呆多久？”

　　他惊醒过来，坐直了，仿佛忘了刚才让小文读诗那一段事似的。他叹了一口长气说，“明天就走，我的情况不容我久呆呵。”

　　我没有说话，只望着他。

　　他低头看着自己互握的手，说，“说来话长了，可是还得从头说起！我们到美国的头十年，美博也出去工作了，我们攒钱买汽车、置房子和一切必需的家庭用具　这都是在美国成立一个家庭的必要条件，而最要紧的还是为梁平储蓄下读大学的费用　可是到了梁平读完了大学，找到了工作，又结了婚，我也到了退休年龄，而　而美博也逝世了。”

　　我像安慰他似地，说，“你退休了，正可以得闲著书了。”

　　他苦笑一声，“著书？我是非著书不可，退休金不多，我要交的所得税可不少！我把我们家楼上的几间空屋子租给几个大学生住，不包饭，我自己每顿只吃一点简单的饭。就是做一点饭，我的锅勺盘碗，也是隔几天才洗一次！幸亏有一个朝鲜的学生，研究明史的，常来问我些问题，他来了就替我做饭，并替我洗碗，这算他给我的报酬，但是他也和我一块吃饭，这又是我给他的报酬　”

　　我打断他，“你不是提到著书吗？”

　　他又凄然地笑了：“对，为了生活下去，我必须弄点版税。

　　你不知道现在美国出一本书多么困难，我又不会写小说，就是一本小说，能畅销，也极不容易，请名家写一篇书评比登天还难。我挑了一个新奇而又不容易‘露馅’的题目，就是《中国的宦官制度》。这次回国就是为搜集材料而来的，没想到北京的许多图书馆还没有整理好，有的没有介绍信还进不去　我想明天到上海看看，我的北京侄子家里也不能久住，他们两口子带两个孩子只有一间半屋子，让出半间给我，当然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不便，虽然他们坚持说住家里比住旅馆节省得多　好了，不说了，老陈，你们现在怎么样呢？”

　　我笑了一笑，又想伸手去拿烟，立刻自己控制住了，说：

　　“华平不错，她一直在中学教书，当然也有几年不大顺心的日子，现在好了，她也已经退休了，可是她还得常到学校里去。

　　本来我从五七年以后，就不能教书了　调到图书馆里工作，也好，我搜集了不少的资料卡片。六六年以后，我的那些卡片，连同以前的，也都被烧掉了！这以后的情况，也和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但我还是活下来了，我始终没有失去信念！我总是远望着玫瑰色的天边！　我闲了二十年，如今，政策落实了，我也到了退休年龄，反倒忙起来了！我说我上不了大课，但学校里一定要我带研究生，还好，这几个研究生，都很扎实，很用功，只是外文根柢差一些，看不懂外文的参考书，本来嘛，他们整整耽误了十几年，他们中间年纪最轻的也有三十多岁了　”

　　老梁用回忆的眼光看着我说，“我们像他们这样年龄，已经当上教授、系主任了。”

　　我说，“正是这话——他们正努力地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我也是这样，恨不得把我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们，好把‘青黄’接了上去，可是这二十年来我自己也落后了，外国寄来的新书，有许多名词我都看不懂，更不用说外国的作家和流派了。明年春天，我还要跟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去，我真不知道如何对付！同时，我还有写不完的赶任务的文章，看不完的报纸刊物，回不完的信件，整天忙得晕头转向！”

　　老梁猛地一下站了起来，说，“能忙就好，总比我整天一个人在‘空巢’里呆着强　”

　　女儿端了一个摆满餐具的盘子进来，我也站了起来，同老梁把靠墙放的一张方桌抬到屋子的中间。女儿安放好杯箸，便和妻进进出出地摆好一桌热腾腾的菜。女儿安排老梁、我和她妈妈各据一方，她自己和小文并排坐在老梁的对面，又拿起茅台酒瓶来，笑着说，“三十年不见了，今晚妈妈陪梁伯伯喝一杯，爸爸喝多了不好，少来一点吧。”妻忙说，“梁伯伯是不会喝酒的，茅台酒又厉害，这瓶酒是我让他带回去当礼物送人的，大家都少来一点，意思意思吧！”老梁却一把把酒瓶夺了过去，满满地斟了一杯，一仰脖就干了，又满满地给自己斟了一杯，还替我和妻斟了半杯。他一边用手背抹了抹嘴唇，一面大声念：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念完，他哈哈大笑了起来，一仰脖又把第二杯酒喝干了，这时他满脸通红，额上的汗都流到了耳边。妻连忙从他紧握的手里，夺过酒瓶来，说，“吃菜吧，空肚子喝多了酒要伤人的！”女儿连忙又把妻手里的酒瓶，放到窗台上。老梁颓然地坐了下去，拿起筷子，睁着浮肿的眼皮望着妻和女儿，说，“你们不但管老陈，还要管我！我是多少年没人管的了　可是我要是有人管，那有多好！”

　　这一顿饭一点不像好友久别后的聚餐，老梁是一语不发，好像要拿饭菜去堵回他心里的许多话，我们也更不敢说什么。

　　小文惊奇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赶紧扒拉完一碗饭，就溜回她们屋子里去了。

　　妻和女儿撤下饭菜去，把果盘和果刀摆上的时候，老梁已完全清醒了，他接过小手巾来，擦了一下他的煞白的脸，正要说话，门外一连响了几声汽车的喇叭。老梁抬头望着窗外说，“对了，是我侄子替我叫的出租汽车，说是夜里坐公共汽车进城怕不方便　”女儿赶紧站了起来，说：“梁伯伯，您别忙，我出去和司机说请他等一会儿，您吃完水果再走。”说着就跑了出去。

　　老梁三口两口地把妻给他削好的几片梨，都吃了下去，一面站了起来。提起皮包，伸手便到窗台上去取那瓶酒，妻按住他的手，笑说：“这瓶不满了，等老陈明春到美国时再给你带一整瓶去。”他没有说什么，我帮他被上大衣，我们去到门口，正碰见女儿回来，老梁忽然问，“小文呢？”女儿说，“她大概睡了。”老梁说，“我去看看她。”

　　女儿把老梁带进她们的屋里，打开床侧的灯，在书架后面一张双人床旁边，一张小帆布床上，小文把被子裹得紧紧地，睡得正甜呢。老梁低下头去，轻轻地吻了她一下。妻笑说，“你还是那样地爱小孩。梁平有孩子吧？”

　　老梁冷冷地笑说：“没有，他的媳妇儿嫌麻烦，不要，可她还养了两只波斯猫！”

　　女儿笑着打岔说：“您看我们这屋里多挤！这本是爸爸和妈妈的书房，让我们给占了。”

　　老梁把灯关了，一面走出来，一面回头对我们说，“你们这个‘巢’多‘满’呵！”

　　司机从里面把后座的车门推开了。老梁拱着背上了车，却摇下车窗来，对女儿说：“小美子，外面风冷得很，你快陪爸爸妈妈进去吧。”

　　车尾的红灯，一拐弯就不见了，女儿扶着我们的肩，推着我们往回走，我们都没有说话，眼前却仿佛看见老梁像一只衰老的燕，扇着无力的翅膀，慢慢地向着遥远的空巢飞去。不应该早走的人

　　三月九日早晨，我给李季同志打电话，来讲话的却是丁宁同志。我说：“我找李季说话。”她说：“李季不在了。”我问：“他在哪里？”她哽咽着不知回答些什么。我一下子全明白了——但也一下子全糊涂了！我的脑子里好像塞进了一团泥土。

　　只在几天以前，我还见过他，我们坐得很近，但没有说上几句话。那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的一次讨论会，我有事来晚了，想在门边找个地方坐下，李季正在主持这个会，他笑着站起来招手说：“佘太君来了，这边坐吧。”说着就把我拉坐在他的旁边。这个会继续开了下去，在几位同志讲过话之后，李季回头对我说：“你有事早走，就先讲几句吧。”我把我的意见谈了几句，因为是提前退席，我悄悄地低着头走出来，也没有回望他一眼！

　　李季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高兴，谈话也很幽默，这佘太君的外号，就是他给我起的。但是我们谈起公事来，他又是很诚恳，很严肃，我总觉得他真是像我们的一位同志说的，“是个金不换的干部。”但是“命运”究竟用了多少比万两黄金还贵重的珍宝把我们这个仅仅五十八岁的大有作为的生命换走了呢？！

　　十九日下午，我去参加了李季的追悼会，进入礼堂，抬头看见了他的满面含笑的遗像！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我从来不到朋友的追悼会！”是否怕自己太伤感太激动了呢？他没有说明。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料到我会在一个追悼会上，看到高高挂在礼堂墙上的李季的遗容！

　　人到老年，对于生、老、病、死这个自然规律，看得平静多了，透彻多了，横竖是早晚的事。不过就年龄而言，就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而言，他的确走的太早了，他是一个不应该早走的人！

　　他匆匆地走了，他走前还安排了许多工作，我只有把他安排给我的一部分工作做好，以此来纪念他！１９８０年３月３０日清晨我和小读者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我和小读者》。刚才，桑原武夫先生希望我以作家的身份来讲话，可是，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过以作家的名义来讲话。因为我从小就想当医生，一直致力于医学的学习，对于写文章却没有什么兴趣。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了，当时我十九岁，正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学习。当时我担任学生会宣传股的股长，因为每天要外出进行巡回的宣传活动，所以理科方面的课程都不能按时参加。例如讲解剖学，每人都拿一只猫，解剖猫的神经，但是，等我回到试验室时，猫的气味已经变了，已经不能解剖了。同时，我为了搞宣传，也需要写一点东西，也接触一些反映社会问题方面的文章，感到写小说是有必要的。

　　因为理工科的课程拉了很多，同时对于文学又有了兴趣，有很多同学劝我说：“如果能转到文学系不是更好吗？”所以，我就从理科转入文科学习。文科比较轻松，时间很多，用不着什么准备。所以今天我以作家的身份来到这里讲话。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怎样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并开始写文章的。

　　第二点，我想谈一下我是怎样成为儿童文学作家的。去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我和儿童文学》这本书，书中谈到各个作家与各种儿童文学的关系。我对自己在过去是如何从事儿童文学的写作已没有印象了。那么，我又是怎样步入儿童文学家的行列之中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因为我曾经给孩子们写过信。

　　一九二三年，我大学毕业时，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的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那时有很多小孩要求我给他们写信。

　　我在家中的地位也很特别，我是长女，还有三个弟弟，最大的弟弟比我小六岁。所以，在我家从早晨到晚上有很多兄弟们的小朋友来玩。我给他们讲故事，也帮助他们学习。有时，对于特别淘气的小弟弟也要打一打。我去美国之前，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说：“你到美国去，要常常给我们写信。”当时我曾在北京《晨报》上刊载过一些小说、散文。在他们开设了“儿童世界”专栏之后，《晨报》的编辑在访问时对我说：

　　“你给小孩们写的信，能否先给我们发表？”那些已经发表的信就是现在的那本《寄小读者》。

　　一九四六年我来日本。当时，我会见仓石武四郎先生，他对我说：“你那本书我已经译成日文。”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惭愧，同时也感到很高兴。《寄小读者》这本书汇集了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间写的信。最初的几年写得比较多，后来学校的课程渐渐地忙了，数量就减少了。那些信所写的主要是美国的风土人情以及我的学习情况。

　　后来，我又写了这样的一些书信，就是《再寄小读者》，那些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写的信。到这时，最初的《寄小读者》已经有三十年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参加各种友好团体，去过印度，日本，亚洲各国，非洲各国，并把在各地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人们热爱和平的心情，以书信的形式写给小读者。我还写了《三寄小读者》，这是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写的，现在还在继续写。

　　我们中国的文艺界以及全国人民在十年间遭受了很大的灾难，但也受到了很好的考验。这次运动对我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我们能够活到现在的作家，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为什么要写《三寄小读者》呢？因为经过十年的浩劫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四人帮”搞乱了。中国在科学文化方面落后了，把许多古老的优秀传统忘记了。中国的两亿儿童，需要人们来培养教育。

　　我过去学过医学，所以懂得小儿科医生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医生的对象是孩子们，孩子们关于自己的病情常常不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因此，医生必须特别注意接近孩子们，仔细观察他们的情绪。同样，儿童文学的作者和小儿科的医生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八十年代或本世纪末可以说是很不平凡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教育孩子的事情是重要的工作。孩子的心好像一张白纸，最初刻在心灵上的东西会给孩子以很大的影响。我直到今天还清楚地记得母亲教我认字的时候，最初教我的是“天下太平”四个字。“天下太平”这句话，是旧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世界和平”。我生于一九○○年，从那一天起，中国就处在苦难之中。但我觉得，道路虽然曲折，而前途是光明的。

　　中国如此，日本也不例外。

　　一九四六年秋，我来到了日本。那时候，从横滨到东京，没看到一座完整的房子。我遇到的一些日本朋友，穿得很褴褛，吃的也不好，脸色也很枯槁。他们告诉我房子被炸弹烧毁时的情景。我有很多研究汉学的朋友，其中的一位流着眼泪对我说，他的“房子被烧的时候，洋装书的灰是黑色的，线装书的灰是白色的”。那时我才明白，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痛苦。

　　我们东方人为世界和平、为人类的进步应该做些什么呢？

　　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东方人，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理想、目的，对于世界和平和进步应该有我们的贡献。这时，我想到了我们的儿童们，想到了亚洲以及全世界的儿童们。他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主人公，是人类的希望。对于他们需要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互相鼓励。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世界儿童走这样道路。中国有这样一句话，“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我看这不仅仅限于作家，老师、父母、哥哥、姐姐，都要这样做。

　　中国有句古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思就是说，天下的兴盛和灭亡，每一个人都是有责任的。有些西方青年，他们的物质生活很丰富，但是在精神生活方面却感到很空虚。因为他们不能够清楚地预测明天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命运。我们中国人和他们是不同的，我想日本人大概也和他们不同。今天，我们中国人民要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本来是非常好的，但是科学技术掌握在谁手里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科学技术如果掌握在侵略者和好战的人手里，人类就要遭到浩劫。但要掌握在爱好和平的人手里，世界就会变成乐园，不但我们能得到幸福，子孙万代也能得到幸福。我想向诸位提出这样的希望，希望大家满腔热情地去教育我们的儿童。希望作家、父母、哥哥、姐姐，都要爱护、关心我们的儿童，把未来和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要像园丁那样培育出美丽的花朵。这样的愿望大家都有的，我自己承认我有这样的责任。对于世界和平、人类的进步我们都有责任，并且能够尽到我们的责任。

　　中国和日本都是东方国家，也都是有文化讲文明的国家。

　　我们两国具有深厚的数千年的友谊。所以我同大家讲话，就像在家里讲话一样。最后，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我们最大的目标努力，为未来服务。谢谢。

　　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于日本京都（刘平译）

　　高歌直下大江东——参谒日本岚山周总理诗碑时作

　　高歌直下大江东，

　　力挽狂澜济世穷。

　　仰首默吟低首拜，

　　岚山一石一英雄。光辉灿烂的虹桥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是一千几百年前，日本长屋王子送给中国僧人的千乘袈裟上绣着的四句话。一千二百年前，鉴真和尚就是以日本为“有缘之国”，而“不惜身命”，六次渡海，终以双目失明之身，到了日本，完成了他的胜业，成为一千二百年来日本人民所深深敬爱的中国人。

　　鉴真和尚也和玄奘法师一样，是一个“引慈云于西极，法雨于东陲”的大师。他和他的中日弟子们所倾注的“法雨”之中，不但有佛法和律学，还有中国唐代的文学、艺术、医药、建筑、雕塑等等，这些中国文化的传播，使得中日两国人民在文化上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互相了解，互相学习的基础。

　　这是我们两国从事文化交流、人民友好工作的人们，所深深地感激赞叹的！

　　中国作家访日代表团，在四月十二日的下午来到了奈良的唐招提寺。这是我十七年前参谒过的地方。走进这座素净庄严的伟大建筑，我们的心不由的肃穆了下来。我们先到前面的金堂，正有许多日本信徒，在焚香膜拜。又看过了经堂，带领我们参观的主人，特地开了门，把我们让进供养鉴真和尚塑像的佛堂，座上已经空了，鉴真和尚已经离开奈良，走上迢迢的探亲道路，但在他座后周围的板壁上，将都画上扬州的山川风物，使远离故乡的鉴真和尚，能以永远含笑合目倾听他故乡的海涛和天风。

　　最后，我们来到鉴真和尚的骨塔前，敬了礼，献上了一束雪白的鲜花。十七年前，我曾从骨塔旁边的树上，摘下一片红叶，夹在小小的日记本里，这片红叶，现在当然也找不到了——

　　四月十三日近午，我们从奈良到德岛去，在大阪机场的候机室里，穿着黄色袈裟的，轻健清癯的森本孝顺长老走进来对我们合十问讯，原来他是护送鉴真和尚的法像，从这里乘飞机去上海的，我们热情地互祝“一路平安”。当那天晚上，我们和德岛的作家们座谈并观看当地的阿波舞的时候，我就想：此时鉴真和尚早已踏上了他在一千二百年前离开的国土！

　　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使得从事中日友好的人们，只用几百分钟，来飞越盈盈一水，而我们的奠基人鉴真和尚，却用了十二年的时间，中间还经历了千灾百难。我们应该怎样地以他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热忱毅力和忠贞形象，来鼓舞和鞭策我们自己呢？

　　我们是刚从鉴真和尚安身立命的第二故乡——日本奈良回国来的。日本朋友恳切地对我们说：希望鉴真和尚在中国的故乡故都，接见过他的乡人国人之后，尽快地回到日本奈良来。他是横跨中日两国国土上的一座最光辉灿烂的虹桥，在文化交流，往来如织的今天，“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中日人民，都离不开他的“灵感”。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致巴金

　　老巴：

　　你的那封转来的黄裳同志的信和《先知》都收到了！我回来后不知为什么觉的累得不行，睡眠也不好。得你信后总想写回信，也常回忆日本之行，我们这次的出国是愉快的！尤其是我们的第二代，小林和吴青，那样地一见如故，通信寄东西的频繁，使我感到，我们所常讲的“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八股，不是空话！一笑！

　　附上一纸，是给黄裳同志的，你给了我他的地址，但我仍寄到你那里，为的是让你看看我给他写的字——亏得有那支日本笔，否则，我也懒去泡笔磨墨的。吴青谢谢你的书！

　　（你不要听她的，这孩子善于敲诈善心的老人！）昨天她又得小林一信，仿佛又很激动。文藻问你好，你回来后写东西没有？这次，我的脑子里是空的，对于故人的回忆，把新一点的都挤出去了！问小林夫妇好！亲亲端端。

　　冰心五、八、一九八○年一衣带水寄东邻

　　日本和我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四月，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对这一点体会特别深刻。当我们访问结束离开日本的那一天，坐飞机从长崎到上海，只用了一百分钟！当我的心仍然萦绕在日本的时候，我的身体却已经回到了中国的国土。我坐在从上海机场到宾馆的汽车上，看到马路两旁，挂着中国的机关和商店的标志的时候，才蓦然感到已经从日本回到祖国了。“一衣带水”，真是名副其实。中国和日本，我们这两个友好国家是多么“亲”又是多么“近”呵！

　　早在一九二三年，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就曾经到过日本。回想起来，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去过日本十次。因此，我结交了许多日本朋友，不但有学者、作家、大学生，而且认识了许多工人、农民、渔民和从中国回去的日本士兵以及其他群众。这些年来，我在中国接待过的日本朋友，更是不计其数。我们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始终绵延不绝，而且不断地发展扩大。

　　这次访问日本，虽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但是在我的耳边仍然不时地回响着中日友好的声音。首先是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的千载一时的盛举。在扬州和北京先后举办了鉴真大师像的展出。我回到北京以后，正好参加了这一盛大的活动。这使我欢喜而又兴奋。

　　谈起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我们不能不回忆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一句话，就是“饮水不忘掘井人”。鉴真和尚就是最坚定的重要掘井人之一。他以忠贞不移的信念，使得他在千辛万苦的十二年之中，六次行程之旅，以双目失明之身，到达了“有缘之国”的日本，完成了他的伟大的事业。鉴真和他的中日弟子们，在中日两国的文学、艺术、医药、建筑、雕刻等多方面奠立了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合力创造、共同提高的基础。这个优秀的友好互助的传统，一直传到现代。十九到二十世纪之初，中国有志的青年学生纷纷到日本去留学，中国文艺界的巨星，如鲁迅、郭沫若和许多知名人士，都是在日本求学或者居住过的。他们和日本人民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中日友好事业最重要的掘井人之一。这次在日本访问期间，我们到京都岚山的龟山公园，参谒了“周恩来总理诗碑”。这座诗碑用的是京都东郊的坚硬的鞍马山石，上面刻着周总理青年时期写的“雨中岚山”那首诗。我们献上花、敬过礼以后，仰望这座巨大的石碑，默吟着这感人的诗句。我们真是感谢日本朋友，在这值得纪念的山头，建立起这座丰碑，使得中日两国的朋友们，都能把崇敬周总理的心情，呈现在这座能够代表乱流中的一根砥柱、模糊中的一点光明的诗碑上。

　　当时，我的思潮从这里飞卷下去：日本朋友们一直希望周总理能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再到日本去看樱花的，遗憾的是这个希望落空了。但是，在一九七八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我们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日本；一九七九年，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副委员长又访问了日本，都得到日本朝野一致的盛大欢迎。日本人民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这种盛情厚意，中国人民不但从心底里欢喜、感谢，而且是深深理解的。

　　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有着两千年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当然，历史有主流，有逆流，有斗争，有反复。一九七二年中日两国建交之后不久，周总理曾经指出：“我们和日本是二千年的历史，半个世纪的对立，二十多年的工作。”简短的三句话，把整个中日关系史作了极好的概括。

　　“二十多年的工作”，每念及此，就会情不自禁地望见周总理留在中日关系史上巨大而坚定的身影和足迹。二十多年来，中日关系在两国人民长期共同努力下，虽然屡经波折，仍然向前发展，并且导致了中日建交，揭开了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

　　中日建交，特别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广阔的领域里顺利地发展着。从官方到民间，从政治、经济到科技、文化、体育，两国交流更加丰富多彩，更富有实质内容。比如，两国很多城市已经结成了友好城市。这说明两国的友好合作已经从中央发展到地方，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在日本访问期间，我深深感受到：日本朋友都很关心中国正在进行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的壮丽事业。他们普遍表示愿意对此提供合作。有的还非常热心地提出许多具体建议。

　　这次，华国锋总理到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必将是一次新的动力，把中日友好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使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更加蓬勃发展。自传

　　我原名谢婉莹，一九○○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生于福建省的福州（我的原籍是福建长乐）。一九○一年移居上海。当时父亲是清政府的海军军官，担任副舰长。

　　一九○四年，父亲任海军学校校长，我们移居烟台。我的童年是在海边度过的，我特别喜欢大海，所以在我早期的作品中经常有关于海的描写。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前，我父亲辞去海军学校校长的职务，全家便又回到了福州。我在山东时没有进过小学，只在家塾里做一个附读生，回到福州后，进过女子师范学校预科。

　　中华民国成立，父亲到北京就任海军部军学司司长，一九一三年，我又随家到了北京。

　　一九一四年我进入教会学校北京贝满女子中学，一九一八年毕业，进了协和女子大学，学的是理预科，因为母亲体弱多病，就一心一意想学医。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当时我在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会当文书，写些宣传的文章。在“五四”革命浪潮的激荡下，我开始写一点东西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由于过多的宣传活动，使我的理科实验课受到影响，这时我只好转到文学系学习。这时协和女大已并入燕京大学。

　　一九二三年我从燕京大学文科毕业，得了文学士学位，并得金钥匙奖，又得到美国威尔斯利（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Ｃｏｌｌｅｇｅ．）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到美国学习英国文学。血疾复发，在医院里休养了七个月。

　　一九二六年夏读完研究院，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一九二一年后，文学研究会出版了我的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一九二六年后，北新书局出版了诗集《春水》和散文集《寄小读者》；一九三二年，北新书局出版《冰心全集》，分集出版的有《往事》、《冬儿姑娘》等。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八年我先到了昆明，一九四○年又到重庆，曾用“男士”的笔名写了《关于女人》，先由天地出版社，后由开明书店出版。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我到了日本。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在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教“中国新文学”课程。

　　记得这时也有一些小文章，登在日本的报刊和东京大学校刊上。

　　一九五一年，我回到祖国后，写了《归来以后》等作品，我的创作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人民出版社、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散文集《冰心小说散文选》、《归来以后》、《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小桔灯》、《晚晴集》等。

　　一九五八年又开始写《再寄小读者》。

　　一九五四年以来，我曾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七八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上被选为作协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同年被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

　　粉碎“四人帮”后，我开始在《儿童时代》发表《三寄小读者》。

　　除了创作以外，我还先后翻译过泰戈尔的《园丁集》、《吉檀迦利》、《泰戈尔诗集》和他的短篇小说，穆·拉·安纳德的《印度童话集》，叙利亚作家凯罗·纪伯伦的《先知》，尼泊尔国王的《马亨德拉诗抄》，马尔他总统安东·布蒂吉格的《燃灯者》。

　　我的作品曾由外国翻译家译成日、英、德、法、意、捷、黎、罗、俄等国文字出版。１９８０年６月《燃灯者》①

　　〔马耳他〕安东·布蒂吉格著燃灯者当白昼的力气

　　和黄昏一同衰竭、消逝的时候，马依西扛着小梯来了；他替我在窗下点燃了那消除夜晚黑暗的

　　小小的路灯。我的力气也每天在衰竭；

　　①《燃灯者》的作者是马耳他共和国总统。生于１９１２年，１９４０年以法学博士学位毕业于马耳他大学。１９７４年马耳他共和国宣布成立，１９７６年当选为第二任总统。１９７８年７月，耿飙同志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马耳他，布蒂吉格总统以诗集《燃灯者》的英译本（原诗是马耳他文，由马耳他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佛朗西斯·埃贝赤尔译成英文）相赠留念。耿飙同志带回国后，请冰心将这本诗集译成中文。但是温柔的缪斯每晚攀上她的小梯在我心里点燃了

　　那盏减轻我的悲伤的小灯。那将是悲伤的一天如果马依西不在那里拨亮那微弱的灯光，

　　如果缪斯不和马依西在一起也会使我悲伤。黎明

　　天光破晓。

　　大海开放着浪花。一道晨光照亮了

　　一朵红云。一朵玫瑰

　　在我的园中怒放。

　　黎明采集了大海和云彩的蓓蕾。

　　给我留下了园中的玫瑰。特权诗人，享有特权的人，上帝创造了我；我比别人更加感到

　　蔚蓝和欢乐的天空的辽阔；我也更加感到

　　痛苦的深重。眼睛的项链

　　在河岸沙滩上的柽柳树下，一双双眼睛懒洋洋地躲闪着烈日的强光，色彩缤纷

　　像一串宝石的项链。我的约翰有一双蓝眼睛像天空的斑点；一只黑猫有一双绿眼睛像海湾里的绿松石；

　　一只白兔有一双粉红色的眼睛像最纯美的石英；一朵又红又白的天竺葵有一双桑葚般的黑眼睛；还有一朵雏菊

　　有一双黄色镶白边的眼睛。在一片宁静之中我们惺忪地互相望着；小约翰和我谈着会说话的草和树的神仙故事；

　　在那河岸沙滩上的柽柳树下我们一直谈到再也分辨不出哪些是寓言

　　哪些是我们六个。在夜里世界死去了；群山只剩下几堆影子和熄灭了的光；人们也因为战争高昂的物价和新的疾病，阶级仇恨和冷战而死去了，祈祷和信仰都死去了，

　　文明也是这样　

　　黑色的死亡的寿衣　月亮从它的天空的窗口脸面苍白目光呆滞地

　　俯视着尸体　

　　悲哀像幽灵一般在大街上傲然阔步！在海滩上大海和天都望不到了；冬天的乌云把一切

　　都笼罩在虚无的黑暗之中。创世主似地我在看着光明诞生之前的虚无的黑暗；我在听着那实实在在的千万层海浪的一声长叹

　　就像这时在黑暗中的亿万人们呻吟呻吟呻吟　

　　黑暗黑暗黑暗　哭泣哭泣哭泣虚无的丑恶

　　生存的叹息　一闪强烈的电光

　　照出了点点绿色和黄色的天空还有朵朵红云和一艘驶过的

　　充满着希望的探路的航船　致泉水呵！泉水从高耸的岩石涌出的，你的命运和我的心一样

　　就是要不断地歌唱！有时一群羊走到你身边，饮了水又走开，就像我的心那样，你在孤寂里又唱起

　　你的寂寞的歌。你有一个慰安

　　你和我的这颗心：诸天和你同在

　　永远用歌泉来淋注你。萤火虫萤火虫，有一个小虫在爬

　　找它的家，希望有人给它指路；照顾点它吧在黑暗的草丛里给它照亮

　　好让它找到它的家。在橄榄园里在圣保罗海湾的缄默的橄榄树，

　　我多么高兴躲开城市的喧嚣在你的林里徘徊，在宁静里去默想

　　去沉思！呵，你这橄榄树献出了增加面包香味的油，灯盏的油，你多么美丽，

　　你多么友好！就是在你的林中上帝的儿子曾来休息，默想，

　　沉思　现在我仿佛看见他

　　最后一次来到你的林中　我的心和他的一样，在我们岛国的这一黑暗的时刻，被深深的悲伤和恐惧沉重地压伏了；我的脸

　　满是汗水　主呵，如若可能不让我母亲，

　　马耳他，沾那只苦杯的边；给马耳他人带来团结；

　　让我们远远地躲开那些犹大们他们为了三十块银元把冷酷和麻木注进了我们的灵魂；

　　把我们从背叛的亲吻中拯救出来吧！主呵，请听我的祈祷，启发所有的马耳他人拾起绿色的橄榄枝，命令我们大家欢乐地向自由致敬和散拿！①

　　和散拿！

　　和散拿！主呵，如有必要为人民去死，我在这里，我的主，

　　准备好了！维纳斯的神殿维纳斯住在一座神殿里，一座绿色的神殿

　　①希伯来语，赞颂上帝之意。——译者用树干、树杈和垂枝建成的在圣安东，来朝拜的是那些神殿的穹顶是辽阔无边的灿烂天空；廊柱是四棵修剪整齐的月桂树；厚厚的四壁挂满了

　　香豆花图案的五彩缤纷的毡毯。喷泉的水，像大挂灯里的

　　圣油，滋润着水莲黄色的菡萏如同圆大的绿叶托起的星星的火焰。向阳花向阳花！你唇上的微笑是圣洁的，你的脸地平线般发亮

　　你向太阳献上你的虔诚！你的心装不下渴望和热烈的激情

　　你想望飞离大地　

　　告诉我，你想到哪里去呢？得奖的花充满了芬芳筛子般大是那朵得头奖的

　　最美的花！而那些可怜的蓓蕾，还是绿色的长在同一根花枝上呵，它们被摘去了好让那一朵花独放，可以开得筛子般大

　　放出清香去赢得美花的头奖！梦

　　朋友，你一定知道上帝创造了美丽的世界之前，他做了一个梦梦见田野、溪谷、山峦、河流，正像一个艺术家在他创作以前那样。当你在郊野散步，记住你是在上帝的梦中行走；

　　崇敬地静默地踏着轻轻的脚步，就像你跟着那位钢琴家

　　他用乐器甜柔地把你带进肖邦的梦乡。

　　贝尔旺（蒂罗尔）绿色的贝尔旺，绿色的枞树林

　　高挺、坚强，耸立在群山上；绿色的草坪；绿色的街道长着嫩叶的新草；绿色的住宅，家家地上放着一盆盆的绣球；绿色的农夫衣衫，绿色的丝绒背心，

　　绿色的帽子和帽上的羽毛，绿色的大蝴蝶花般的眼睛。秋叶不，远远不够，呵，秋叶，你渐渐憔悴，枯黄

　　而萎谢　还有那秋风把你吹落，旋卷而鄙夷地把你抛弃

　　让人们来把你践踏！珍珠叶子在露珠中醒来；

　　寂静的夜晚创造出粒粒的珍珠；太阳用无限的柔情把它们捧起，穿成一串串的项链，罗马之夜我记得一个罗马的冬天你被那不治之症折磨得卧床不起；黑夜的雨点敲打着树叶；

　　黑夜的泪水敲打着我的心。清晨，树叶更绿了，

　　清晨，我的心更枯了。在荷兰风车前主呵，愿你像一位善良的磨坊主人

　　让我永远乘你的恩风旋转，去磨麦去供养穷人以及挨饿的人们；主呵，赐予我以风车的形状；

　　一个立在天地之间的十字架。在战场上两军对垒

　　在战壕里：曾是美丽的乡郊农场、村舍、树木、花圃都不见了

　　只剩下一棵老杏树。杏树忽然披上缟素衣裳，

　　在充满痛苦的荒废的地平线上代替早就飞走的鸟儿，

　　它唱：“弟兄们，春天来到了！”马耳他１７８０年

　　一道高高筑起的坚固的城墙。豪华的宫殿和宾馆令人目眩神扬，在那里

　　住着互相猜忌的骑士们。金吊灯和金烛台，还有

　　艳丽的挂毯装饰着雄伟的教堂。在城市的贫民窟里住着

　　骑士们的私生子，一贫如洗。装备严整的军舰驶进港口满载着偷来的贼赃；又有军舰开了出去

　　继续着勇悍的掠夺。

　　地牢里挤满了铁链锁着的奴隶受苦，挨饿，窒息　

　　主呵，保佑这个岛国，使它成为信仰和文化的坚强堡垒吧。叹息主呵，比花岗石还硬，比青铜还坚的

　　是人的心肠。我攀上了绳梯去点燃你圣堂前的那排油灯；但是一阵冷风一盏盏地把灯吹灭——

　　我点燃了灯，风又把灯吹灭，无功的劳动呵，

　　黑暗统治了一切！主呵，你为人的心灵创造的太阳也以失败告终和你圣堂的前面一样

　　黑暗在统治着一切！主呵，为了人的心灵你必须创造一个射出更大的光辉发出更多的温暖永远不会熄灭的太阳；

　　你创造过的那个太阳仿佛已经衰老，而且失去了力量！

　　不要让毒药取代了你的太阳！主呵，

　　你似乎讽刺地对我说：

　　“我能做些什么呢？

　　我能使人类违心为善吗？”主呵，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你；但是那饥饿病痛的人，被囚禁受压迫的人，在残酷的战争中无故牺牲的人们的叹息，逼着我的心不断地在你面前叹息，像那大海在暴风雨之夜

　　祈求宁静。普鲁文兹普鲁文兹千百次①带来了阴暗和闪电撕裂又毁坏，泛滥又淹没，但每一次最后却在灰暗的天空升起一道彩虹用颜色的语言说出在他心中带来的

　　只是美的消息！他毁掉了病叶

　　让新的叶子萌生！狼

　　狼是个专制的君主，独自统治着一座小小的树林，他十分严酷；谁要是不尊敬他

　　①普鲁文兹是由于吹向马耳他群岛的西北风形成的一种气象，特点是阵雨过后就出太阳。——译者或是表示有不同意见

　　他就处以严厉的死刑。

　　但自从狮子来到，可怜的狼就不再是暴君，他沦为少数党。于是他全心全意地鼓吹

　　思想自由和宽容。我记得我记得那阵阵欢乐的钟声舒伯特的福哉玛利亚那鲜花的芳馨

　　我的臂膀紧紧地挽住你的臂膀，你的玫瑰色的脸上发出光辉灿白的披肩拖过教堂的甬道；马车的灯光闪亮马蹄的声音走过热情等待的人们在我们门前望着我们的美我们的爱；撒来的如雨的米粒无声地落在我们身上；然后是香槟酒尽情地喷涌出白色的泡沫蛋糕像一座白塔，喝得半醉的朋友和邻人

　　跳着狐步、探戈和华尔兹；然后，渐渐地他们向门外走去只有我们在我们的家里在圣母像的灯光前单独在一起我和你

　　你和我！我完全是你的你也完全是我的，就像亚当和夏娃那样；一个心，一个呼吸你睡，我也睡，做一个没有止境的幸福的欢乐和喜悦的发光和闪亮的

　　幸运和安宁的梦！我记得那阵阵悲哀的钟声花圈上花朵的香气，那烛台和两行排列的孤儿们念诵着吾主和圣母的名字吟唱着安魂的歌曲；那黑色的长袍焦急等待的人们在我们门前注视着你的青春你的美

　　那么迅速地了结在棺木里；马蹄声慢慢地走过石碑拉出的声音坟墓、白骨、蛆虫，

　　绳索在棺木的重量下吱吱作响墓地上铲泥的声音墓上堆满了鲜花；然后，回家去一直是祈祷和念珠等到朋友和邻人渐渐地走向门外只有我们在我们的家里在圣母像的灯光前单独在一起我和空虚

　　空虚和我！我哭着空虚哭着在白白地准备好的

　　双人床旁边　致欢乐呵，欢乐，我点上灯，铺开床毯，在瓶里插上鲜花，又开了门，然后站在台阶上

　　要在你路过时欢迎你。

　　你走过了，我用眼睛盯着你，我给你唱一首歌，但是你漠然地走过了，不是一两次了而是每一次你瞪着我，把唾沫吐在我的心上，

　　好像我的心是最坏的娼妓。

　　没有你，我独自生活下去；在我的空寂的房子里在我的艰难的生活里，我尝到了忍耐

　　工作，和牺牲的欢乐！康斯坦茨湖康斯坦茨湖在格登堡的中心，如果从前的统治者曾以贪婪和野心

　　百年来两次迫使我们的父辈流下了满湖的人民的鲜血，现在你用你的甘甜的湖水使我们忘却仇恨给我们施洗让我们重新结成兄弟，一同游泳，一同在你岸边小径上散步一同享用你美好的食物一同在你的田野中游戏，白鹅的兄弟们，鸭子的兄弟们，

　　青蛙的弟兄们在求偶的陶醉中在沼泽里叫着，

　　你的数不尽的树木弟兄们，你的禽鸟弟兄们

　　——那些偷吃你的樱桃的贼——但是，高于一切的是在文明中生活的弟兄们，在民主中生活的弟兄们，在自由中生活的弟兄们，

　　在爱与和平中生活的弟兄们，想望进步的弟兄们，欧洲的弟兄们，人类的弟兄们，围绕着太阳在空中旋转的

　　世界上的弟兄们。我心中的火光

　　主呵，你扑灭了我生命的火光；你用死亡，用疾病，用征募，用我邻人的残酷，扑灭了我的婚姻幸福的火光，我的家庭生活的火光，我的工作的火光，我的健康的火光，

　　把我遗弃在黑暗里。

　　主呵，不要扑灭我心中的火光，忍耐的火光，希望的火光，宽恕的火光，爱的火光；让我的火光像萤火虫那样

　　独自在黑暗里放光。两个歌手一个面带菜色的歌手穿着褴褛的衣衫带着他的吉他琴夜晚在酒吧间巡回；在每个酒吧间里他唱上一两支歌然后他围着一张张桌子转

　　手里托着一只盘子　

　　我认得一个和他一样的歌手！我认得那只知了穿着没有颜色的衣衫晒着炎夏的骄阳，从这棵树飞掠过那棵结满果实的树，

　　他唱着一两支歌。呵，我多么希望看到

　　那几棵树往他盘子里扔点什么！

　　他们中的哪一个？一个疲乏的老人衣衫褴褛苦役压弯了他的脊背扶着一张犁

　　跟在一头瘦骨嶙峋的驴子后面　主呵，体现了你的形象的是他们中的哪一个？①播种星辰的人

　　秋天收集起乱云的镑镑尘雾，把星辰埋在天空的坟墓里像发芽的种子

　　①写于施特拉斯堡辩论“第二个十年发展计划”之时。——译者。

　　埋在大地里一样。美好的天气回来了，繁星开出花来像荒原上的

　　野甘菊花那样。在一片荆棘地前在一大片长满青草的地上

　　牛把草全部吃光，一片叶子也不剩，根也不留

　　看不出这地方曾经长过草木！只留下你，凶猛的荆棘，因为对着贪婪的唇儿你从叶子里拔剑出鞘

　　像从坚堡里抽出的剑儿那样！

　　让他们嘲弄你吧，呵，多刺的荆棘，让他们把你叫做上帝的诅咒；让他们憎恨你直到

　　你的恐怖降临到他们身上！

　　效法那多刺的荆棘吧，马耳他人民，不要像那好心的稻草，善良，谦让只够填了外国佬的

　　永不餍足的肚皮！马耳他的海在马耳他，每次我举目四望到处我都看到大海用他的蔚蓝的双眼

　　在望着我。当爷爷进老人院的时候亲爱的爷爷，我还记得你到老人院去那一天，尽管是很久以前四十多年了，

　　我觉得还像是今天！

　　你的钱花光了，你儿女的工资又不足以赡养你。你壮年时期曾卖劲地干活在陆上和海上，有上百次

　　你几乎淹死在海里！但你的血汗的工资都落到了雇主的腰包，而你总仍是贫穷

　　仅仅能够糊口。如果你真正愿意，你满可以卖房子过活再过它几年，但你不愿看到我们

　　被赶出你用汗水盖起的房子；因此你宁愿住进老人院，住在那又湿又冷充满了种种难闻气味的大收容所里，

　　离开了你所喜爱的人。这一天来到了；你起得很早穿上凉鞋和最好的衣服提起包袱

　　你走下楼去　寂静和沉默笼罩了下来

　　像死一般　每一句说出的话都会刺穿那痛苦的心，

　　你只说了一句：“我走了。”

　　我的母亲，为了安慰她自己也为了安慰你，她说：

　　“这星期天我一定去看你。”你离开了家；

　　尽管你不愿意，我还是追着你跑　

　　我记得　

　　你离家的时刻，只走了五步你站住了，你回过头来，望着你所爱的家

　　你的妻子是死在这里边的，在这里你把儿女抚养成人，在这里你和我们孩子们一起游戏给我们讲我们的马耳他的故事，你向它望了最后的一眼，

　　你向它作了最后的告别。有时候人的心是多么坚强竟能继续着生活和跳动，

　　永不停止，只管逼着他吞咽下生活里的一切苦痛！我们一同向前走着

　　直到我们走到公共汽车旁边你对我说：

　　“走吧，我的孩子，上帝保佑你。”

　　我失声哭了，我的小小的哭泣撕碎了你的心，你双眼里流下了

　　两滴很大的泪珠。你攥着手绢慢慢地踏上了公共汽车我站在那里看着汽车驶去越走越小，越走越远直到

　　它完全消失！生活和新婚的人们生活把所有的微笑

　　围绕在新婚的人们身旁。生活对他们只有欢乐，音乐，舞蹈和歌曲，撒来的米粒，美好的祝愿

　　祝愿他们长寿，幸福。围绕他们有许多人

　　痛饮着满斟的美酒。生活决不透露

　　他们将来的一切。

　　生活要的只是跳舞，在空中跳跃　

　　伪君子！两面派！美丽美丽，美丽得像个天使，

　　她照亮了一条街。人们不得不承认天堂也必须有她

　　才算得完美　她和她的丈夫一同走着但当他们走过人们就窃窃地

　　议论着他们。美丽的花朵呵，美丽的花朵我们从园里把你采来，用绳子把你扎起又把你插进瓶里，于是，你就像奴隶一样，代替我们显示我们家里有着幸福

　　但这里却是一点也找不到。他带来的那个人流言在乐园里传布着说

　　这天的三点钟，上帝的儿子将从人间归来；好奇心在天使中间展开

　　到底他会把什么样的人带来。天使们准备下一席盛筵，

　　就是颂歌和歌曲和幸福快乐的曲调；都在等候那个时辰来到，人人都在猜想他会带来什么样的人。

　　最后大门开了；上帝的儿子进来了，浑身是伤，浑身是血　

　　在上帝的怀抱里，在天使们的注视下，那个人是一个贼。瑞典群岛乘着游艇，我在瑞典群岛中穿行，在群岛的魔幻之中林深树密

　　享受了一席蔚蓝和碧绿的盛筵！如果欢乐有一双翅膀我要飞起，和游艇一同，飞上天空飞到云彩的岛屿中间

　　——一席蔚蓝和雪白的享受，寻求

　　我的心所渴望的东西。

　　不，不，不要梦想，我的心呵，让大海的魔幻把你迷住，让飞溅到你脸上的浪花

　　来使你神清气爽。

　　让自己在数不清的船上摇荡，就像和海鸥相随那样，和片片白帆在一起，回到港湾里停泊，休息

　　也在寂静和安宁中睡眠。当我疲倦的时候有的时候，疲倦使我对一切对花木，对禽鸟，对波浪和云彩，对任何行善的愿望，都感到厌烦；我只渴求

　　任何一种的自由！但是，温柔的缪斯，在这样黑暗的日子里你来到我这里把我举上你的翅膀穿过层云

　　飞上你的清澈灿烂的天空；我神清气爽我被你送回到那给我唱起耐心和爱的温柔的歌的

　　母亲的身旁。莎士比亚和但丁

　　莎士比亚和但丁死后在酒店中相逢，我不知道这酒店在什么地方；他们说，他俩和缪斯们在一起真是愉快，但他俩和女人们在一起却是那么糟糕！灯

　　太阳说：“我将要下沉，消失了；呵，我走了有谁来照亮这世界呢？有谁呢？”

　　谁都没有开口；只有灯说了话：

　　“太阳，不要害怕，我会替你发光！”狗在一家农舍的屋顶上一只狗，红着眼睛不停地对着月亮狂吠；最后，黑暗来临，狗睡着了它很高兴地想着是它把月亮从天上吓跑了

　　跑得远远的。两姊妹两个姊妹从大街上走来，

　　一个戴着一顶高大的黑头巾穿着一条黑长裙显示出教会的标记；那一个是个妓女

　　一条短裙裹住她苗条的大腿。这两个走下大街都抛出了甜柔的微笑，

　　她们的脸上都表示着企待，一个望着圣母像的慈颜，

　　那一个却望着美国的水兵。俳句巨蟒的巢穴筑在岩石下面——

　　充满暖和爱。花儿，莫告我你和我友的姓氏

　　我会全忘却。

　　A随着头阵雨蜗牛出来到处游

　　像儿童过节。

　　A微风抚摸我使我忆起慈母手

　　当我童稚时。

　　A如果那爱情像美那般能看见

　　谁会厌看它？

　　A吾主，你看到

　　阿姆斯特朗①月中游？

　　是在电视上？

　　A马耳他街道全以圣贤来命名——

　　魔鬼此中住。

　　A我爱听雨声我多希望能听到

　　露水的声音！

　　①美国宇宙航行员。——译者死的睡眠他们鞭打他，打伤了他又把他钉上十字架，

　　他们把铁钉钉进他的双臂和双脚，他们把一顶刺冠压上他的头颅，

　　他们用长矛刺穿了他的心　但是现在他死了；他睡的是一种永远死亡的睡眠，他的身躯挂在那里；

　　他已感觉不到自己的重量。残酷必须停止，它对他不能再有作为；他在睡着

　　一个永远死亡的睡眠！没有一滴眼泪忽然有一天死亡把你抓走，我独在异乡得不到援助，得不到同情，

　　我没有哭泣　我离开你的坟墓眼里没有一滴眼泪，唇上没有一声呜咽，没有一曲挽歌，

　　好像血水已经枯竭　我的亲爱的康尼生活的悲剧榨干了我眼中的泪管，我唇上的歌声，

　　我总是像一个断了弦的吉他。我总是发愣地瞠目凝视，好像凋零的蓟花睁着大而紫的眼睛向着光秃的草原凝望

　　这草原曾被美丽的春天染得碧绿而现在却被炎夏的烈火烧尽！气球和郁金香

　　——看莫尼卡·斯特拉斯那瑞作画有感我看到了你的画

　　在画里，你把气球而不把花朵画上枝头。在郁金香的位置上那五彩缤纷的气球

　　看去是多么美好！

　　和你一样我也想过：谁知道那热爱孩子的上帝不也就是一个孩子

　　而郁金香就是他的气球！在慕尼黑的王宫里赫尔玛，她是最美的姑娘之一，贫苦的女儿；她做娃娃在街角上出卖，她被给孩子们买娃娃的

　　王后看见了。她被国王看见了在十七岁的时候她成了他的娃娃，在宫殿里她是浓装艳抹的

　　三十六个娃娃之一。人们买票进宫观看又赞叹

　　也叙说着这段故事。献给我的父亲

　　你在临终，希望得到我的安慰，你向围在你床边的人问：

　　“东尼，他在哪里？”

　　为了公务的召唤我正在远出；你没有得到我的安慰就死去了；你呼唤出：

　　“东尼，他在哪里？”在我的心上留下了伤痕，一个巨大的伤痕，

　　就是你临终时没有见到我；你绝望地呼唤：

　　“东尼，他在哪里？”

　　我试用“国事”这剂药来医治我的创伤；但是没有用处，我耳边总听到那声呼唤：

　　“东尼，他在哪里？”没有哭过的人那从未经历过悲伤的人

　　不能算是一个人！他怎能成为一个人假如他从来没有哭过，假如他从来没有为世界上的残酷，为那么多活着的而在罪恶中死去或在折磨中死去的人

　　掉下一滴眼泪？

　　有时要环顾你的周围而感到悲伤！只有从你失望的心中

　　才能伸出你的充满怜悯的手，使你在人类之中成为一个人。死了的灵魂老太婆，我看见过你，在你的棺材里；你的女儿在你身旁哭泣，

　　她的灵魂比你的尸体还要死硬；一个被淫秽的言语溃烂了的灵魂，而更加淫秽的行为

　　使人充满了比死亡还要可怕的恐怖。乞丐为了你马耳他，我的母亲，我走遍欧洲

　　和世界各地去行乞。我敲过所有的门，有些人开了门给饭给水甚至也

　　给你一些援助。

　　有的人只对我说：“上帝帮助你。”

　　有的人赶紧把门砰地关上。沿着茫茫无尽的公路我忍受着疲劳，和幻想的破灭，

　　最难过的是体会到羞怯的痛苦；但我也体会到每一个乞丐都感到的当他累得要死终于把一袋面包扛到了他的

　　挨饿的母亲门前时的快乐和幸福。献给我的姑姑你生来漂亮

　　却没有理智和感觉　你是一个负担，没有人爱你他们对待你就像对待一块门口擦鞋的棕垫，

　　他们只给你能维持身心的饮食　

　　最后你被送进了“英其雷”，①衰老，痴呆　你孤单地死去他们把你当作叫花子

　　你棺材里连一块遮体的布也没有　没有人来陪伴你除了我之外；我只是一个穷学生

　　①马耳他政府所办的老人院。——译者。

　　但是我并不因为你的贫穷感到羞愧　世上只有我

　　只有我的心，爱着你　

　　还有我的眼泪。从墓地的小山上十字架的旁边阴沉，静寂，

　　他的眼睛凝视着他的伤痕，我问生活和存在的一切人：

　　“为什么？为什么？”牧羊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我故乡的村子里我曾看到在休耕的田野上有一个慈祥的老牧人

　　在夕阳中放牧。现在我长大了在我故乡的村子里我再走到休耕的田野上；我没有看到那牧羊人

　　也没有看到羊群。也许在来生中有一天我会看见那牧羊人和他的羊群

　　围绕着木槽在顶礼膜拜。我像一个玩偶一个小玩偶在一个孩子的手里有时候她吻它，珍爱它，有时候她又虐待它；当她玩腻了的时候

　　就把它扔在一边。我也像一个玩偶在人们的手里

　　有时候他们喜欢我，珍爱我；有时候虐待我；当他们厌倦了

　　他们就要把我扔在一边。但我是一个有感觉能体会疼痛，能哭泣

　　受虐待时会感到痛苦的玩偶；但也像一个玩偶当我死了不会再感到疼痛的时候，我为什么还在乎

　　人们怎样对待我！弗雷·迭戈广场三十棵树，

　　三十个贫民窟围绕着广场，那里，在夜晚，一天劳累之后，困倦的鸟儿睡着了，树上的枝条，树下的人们

　　都那么肮脏。十二条绿色的长凳上坐着在一天辛劳之后的附近贫民窟居住的人们，

　　那些从窗里晾出洗过的衣裳把窗下的人淋湿了的人们　那些老人院的老人们呻吟出对修女的怨言，

　　或是乞讨一两分钱去买雪茄。弗雷·迭戈在广场的当中永远和穷人生活在一起；麻雀，贫民窟的穷人，被遗弃的老人，这些都挤在广场里唠叨，抱怨，

　　还有一堆榛子壳的垃圾。卖桑葚的人玛莉，这个农家姑娘，顶着陶罐卖着桑葚走过了；但是最美丽的桑葚，却是她的蝴蝶花般的

　　在她褐色脸上的乌黑闪亮的眼睛！采桑葚的人身上沾满了甜汁的红渍，俗话说就像桑葚画在外面一样里面也画上了颜色；

　　每一笔都添上一滴血。

　　多么甜柔！玛莉，玛莉，你那蝴蝶花般的黑眼睛和桑葚一样的颜色的

　　是从桑葚那里得来的吗？那渗透了你窈窕的身躯的

　　那折磨着注视你的人的心的美妙，它不是从那欢畅地流穿桑树的

　　主干和枝条的黑色的甜柔里来的吗？每天黎明早早起来，起来就替我们从你家高过屋顶的树上采来了一罐桑葚；带来了你的双睛，带来了你的头发，带来了你的双颊，这一切都是从那和你的屋一般高的桑树里来的穿过肮脏的市街，给我们带来了

　　顶在你头发上的一罐桑葚，还有从你屋里生长出来的

　　健康和愉快！

　　假如你只剩六分钱　朋友，

　　如果你口袋里只剩下六分钱，就用三分钱给你自己买一块面包；用其余的钱买一把芬芳的

　　会使你充满了新的希望的水仙花。《关于女人》三版自序

　　《关于女人》的初版后记和再版自序，说的都是实话，不过那都是用“男士”的口吻和身份写的，如今这“三版自序”，我就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宁夏人民出版社托人来向我索稿，我无以应命，只好以久已绝版的《关于女人》送给他们——一九六六年九月初，我写的几本书都让红卫兵拿去“审查”，至今没有下落！我手里的这本《关于女人》还是巴金同志替我在上海的旧书摊上寻来的——我对这本书有点偏爱，没事就翻来看看，不但是要和书中的我所喜爱的人物晤面，而且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来由，很有意思：一来我那时——一九四○——一九四三年——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我们就是拿《关于女人》的第一篇稿酬，在重庆市上“三六九”点心店吃的一九四○年的年夜饭的）。二来，这几篇东西不是用“冰心”的笔名来写，我可以“不负责任”，开点玩笑时也可以自由一些。

　　《关于女人》的再版，是巴金同志拿去交给开明书店的。

　　如今这本书的三版，又是交给巴金的弟弟采臣同志的。这就好像一个孩子，背着大人做了一件利己而不损人的淘气事儿，自己虽然很高兴，很痛快，但也只能对最知心的好朋友，悄悄地说说！一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关于女人》，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出版。）生命从八十岁开始①

　　亲爱的小朋友：

　　我每天在病榻上躺着，面对一幅极好看的画。这是一个满面笑容，穿着红兜肚，背上扛着一对大红桃的孩子，旁边写着“敬祝冰心同志八十大寿”，底下落款是“一九八○年十月《儿童文学》敬祝”。

　　每天早晨醒来，在灿烂的阳光下看着它，使我快乐，使我鼓舞，但是“八十”这两个字，总不能使我相信我竟然已经八十岁了！

　　我病后有许多老朋友来信，又是安慰又是责难，说：“你以后千万不能再不服老了！”所以，我在复一位朋友的信里说：

　　“孔子说他常觉得‘不知老之将至’，我是‘无知’到了不知老之已至的地步！”

　　这无知要感谢我的千千万万的小读者！自从我二十三岁起写《寄小读者》以来，断断续续地写了将近六十年。正是许多小读者们读《寄小读者》后的来信，这热情的回响，使我永远觉得年轻！

　　①这篇文章是《三寄小读者》一书的序。

　　我在病中不但得到《中国少年报》编辑部的赠花，并给我拍了照，也得到许多慰问的信，因为这些信的祝福都使我相信我会很快康复起来。我的病是在得了“脑血栓”之后，又把右胯骨摔折。因此行动、写字都很困难。写这几百字几乎用了半个小时，但我希望在一九八一年我完全康复之后，再努力给小朋友们写些东西。西谚云“生命从四十岁开始”。我想从一九八一年起，病好后再好好练习写字，练习走路。“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努力和小朋友们一同前进！祝你们健康快乐

　　你们的热情的朋友冰心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于北京医院。致赵清阁

　　清阁：

　　病中得你来信，还看到你给文藻的信，感谢你的惦念！我先是脑血栓，后是右胯骨骨折，前后住了将近半年的医院，现在定后天（星期五）出院了，怕回家后太乱，先给你写信。

　　阳翰老也在此住院，常常在一起闲谈，颇不寂寞。他是气管炎，还有其他的病，如疝气等，但他明年三月有去日本的任务，我看也够呛。

　　和翰老闲谈的时候，常常谈起你，据说你身体也不太好，这我是知道的，尤其是冬天，希望你多保重，少出去！

　　我脑血栓病可以说是恢复了，只是因为加上骨折，手脚不太灵便，希望慢慢可以康复起来。

　　病后写字不用眼镜了，字迹歪斜不可免，因为怕你惦记，同时我也惦记你，匆书数行，祝你新年百福。

　　冰心１２、２４、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

　　《闽中现代作家作品选评》序卓如同志让我给《闽中现代作家作品选评》作序，并给我看了作家们的姓名，这给我以很大的惊奇和喜悦。惊奇的是：我不知道现代作家中竟有这许多福建人（因为我们见面时都说普通话，谁也没有问起籍贯）；喜悦的是：我们福建文风不堕，现在还有这许多作家。

　　在这十九位作家中，有我在二十年代就认识的，如郑振铎、许地山、庐隐；有此后几十年中相识而又相熟的，如林林、林庚、郭风；有的是相识而不相熟；有的只见过几面；有的甚至“缘悭一面”。但是他们的作品我却是都拜读过的。他们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风格不同，各别地都带着有福建人特色的、浓郁的南国风光和归侨情味。读了这些作品，如同进入了一座百花齐放的亚热带花园，万紫千红，目不暇给！

　　我觉得这本书会引起它的读者们——尤其是我的乡亲们——对于祖国（故乡）和生活的热爱。在新长征路上，心里怀着这种热爱，就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个慰安和企望。

　　承蒙赵朴初同志为本书题签，在此一并致谢。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序高士其同志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以诗人的情怀和笔墨，为少年儿童写出许多流畅动人的科学诗文，这在儿童文学作者中是难能可贵的。

　　使我尤其敬佩的是他以伤残之手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为少年儿童写作！这不是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和惊人的毅力，是办不到的。我希望亲爱的小读者们，在读到这本书时能够体会并且记住这一点。

　　李京浩同志让我为《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作序，病后腕弱，只能写到这里，不敢说是作序，只是向高士其同志表示我的由衷的同情和钦佩。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致巴金

　　老巴：

　　我又在医院里给你写信！

　　说起也真烦人，不过是在两星期之前，有一次三十分钟的昏迷，北京医院又把我接来了，做了两星期的点滴，照了两张Ｘ片，明天再取一次血，化验一番，大概就可被释放了！

　　我现在对自己真没有信心，这脑病随时都可以来侵犯我，稍为多写一点，在我还很高兴的时候，它就来了，可恶！

　　你的一月九日的信，总在手边，吴青和我常常谈到你和小林，我们都觉得何时再有一次“同游”才好。我的好友不多，有了又不易在一起！

　　你争取写，好！更要争取多活，活得健康，这是写的本钱！

　　你的“空调器”加热不多，而费电不少，据行家说，不应用电，而应用瓦斯。

　　吴青收到你许多书，让她自己来谢你，这半年为我的病，真难为她了，荒废了许多学业。

　　别的不多说了，祝你健康，好好劳逸结合，替我亲小林一口。冰心１月２９日致赵清阁

　　清阁：

　　谢谢你的信，和托方殷带来的巧克力糖一包，我们在旧年除夕一家人吃了，都感谢你！

　　我又因为一次三十分钟的昏迷，住了二十天的医院，看来以后也免不了要多住院，现在“一切需人”，家里只靠我小女儿吴青夫妇来维持。我除了还能写字外，一切都困难，只盼春来可以好一些。

　　以后不能多写信了，只要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你自己也要保重！

　　我在医院，天天见阳翰老，他也常谈起你。不写了，祝新春如意冰心２、８致葛翠琳①

　　翠琳同志：

　　感谢你的来信，《野葡萄》也收到，我就是等收到书后才写信的。

　　惊悉你的母亲和婆母先后病逝，失母之痛，我是深知的，但在老、病之后，知道这也是自然规律，如今“死者已登仙界”，精神物质上都解除了痛苦，只是生者太难过，还望你节哀！

　　我在半年中，三进三出于北京医院，二月三日最后回，现有吴青一家搬来同住，以便照顾，家里更挤了，一时还没有办法。

　　脑血栓给我的后遗症是字写不好了！骨折使我行动不便，但头脑还可用。

　　①葛翠琳，儿童文学女作家。河北乐亭人。北京崇慈女子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北京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文化局编审科、北京市文联创作委员会工作和创作。１９５３年发表第一篇童话，相继出版了童话集《野葡萄》、《翻跟头的小木偶》，长篇小说《蓝翅鸟》等。

　　我们一家人问你好！冰心２月１８日悼念茅公

　　早晨在床上听到茅公逝世的广播，“这个消息终于传来了”，我这样想，眼泪落到了我的枕上。

　　大约是半个月以前吧，我和在北京医院住着的阳翰笙同志通电话，他对我说：“茅公住院了，在一楼，靠氧气维持，情况不太好。”我想起茅公比我大五岁，也有八十五岁的高龄了，心中就觉着不好，我只说“你去看望他时，替我问候问候吧，我自己一时去不了。”

　　我认识茅公，是通过振铎同志的，先是一九二一年我的那篇《超人》在《小说月报》发表以后，振铎说，“你猜那位写按语的冬芬女士是谁？就是我们的沈雁冰啊！”一九三六年我第二次出国，路过上海，在振铎给我饯行的席上，我和茅公首次见面。一九三八年底，茅公到新疆去，路经昆明，在我们家吃了一顿饭。再以后，恐怕就是解放后了，在种种文艺的集会上，我们总能见面。我记得在五十年代，我有一次陪金近同志到茅公家里，请他为儿童文学写写文章，他欣然答应了。

　　以后就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我们一同参加一个代表团到开罗去，回来在广东从化休息。郭老，茅公，夏衍同志要打“百分”，拉我去凑数，茅公幽默地称我为“该老太太”。在这中间，我们还为一件事打赌，我忘了是什么事，他输给我一张亲笔写的条幅，字迹十分秀劲，我还没有来得及去裱，十年浩劫中被抄走了，一直没有下落！

　　从茅公，我就想到许多朋友，如郭老，如老舍，如振铎　他们都是当时文坛上朵朵怒放的奇花，花褪残红后，结了硕大深红的果子，果熟蒂落，他们一个个地把自己贡献出来，他们的果核又埋在祖国的大地上，重新萌芽，开花，结果，代代不绝！

　　这是我现在的感想，我心里非常平静，茅公遗留给我们的深红的果实，是无比地硕大芬香的，茅公这八十五年的光阴并没有白过！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８日晨１０时致上海文艺出版社同志

　　上海文艺出版社同志：

　　信悉，卓如同志手里现有我的一切手稿，她为人朴实可靠（她在文研所工作），而且常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以为可以托她编选。你们有什么意见，不妨对她提，我想她是乐于接受的。祝笔健冰心三月三十一日致巴金

　　巴金老弟：

　　我记得我还欠你一封信，昨天又得你的信，我感到十分喜悦，谢谢你！

　　《空巢》得的奖，出乎我意外，因为是我这一生中因写作而得奖的第一次，因而也很高兴，昨天几位同时得奖的女作家，叶文玲，益希卓玛，张抗抗来看我，我们谈了一会，医生限制我见客，此外我并没有接待人。

　　我羡慕你在这美好的春天，能到西湖上去！我因行动不便，那里都不愿去，想起去年东京之游，恍如隔世！

　　老巴，不要太累了吧！你四月来是否同小林一起来呢？我十分想你们，很想同你们见面、谈话，人生几何！我除了脑子还管用之外，其他的都不太听话，我每天看书多，想的也多，可惜医生连我家里人都不让我写，尤其是吴青，她为侍候我的病，瘦了不少，人说她也老了！文藻同我们一家都问你好。替我亲小林和端端各一口！冰心４、２童年杂忆

　　童年呵！

　　是梦中的真，

　　是真中的梦，

　　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繁星》

　　一九八○年的后半年，几乎全在医院中度过，静独时居多。这时，身体休息，思想反而繁忙，回忆的潮水，一层一层地卷来，又一层一层地退去，在退去的时候，平坦而光滑的沙滩上，就留下了许多海藻和贝壳和海潮的痕迹！

　　这些痕迹里，最深刻而清晰的就是童年时代的往事。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该得的爱，我都得到了，该爱的人，我也都爱了。我的母亲，父亲，祖父，舅舅，老师以及我周围的人都帮助我的思想、感情往正常、健康里成长。二十岁以后的我，不能说是没有经过风吹雨打，但是我比较是没有受过感情上摧残的人，我就能够禁受身外的一切。有了健康的感情，使我相信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虽然在螺旋形上升的路上，是峰回路转的，但我们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判断，来克制外来的侵袭。

　　八十年里我过着和三代人相处（虽然不是同居）的生活，感谢天，我们的健康空气，并没有被污染。我希望这爱和健康的气息，不但在我们一家中间，还在每一个家庭中延续下去。

　　话说远了，收回来吧。读书

　　我常想，假如我不识得字，这病中一百八十天的光阴，如何消磨得下去？

　　感谢我的母亲，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把文字这把钥匙，勉强地塞在我手里。到了我七岁的时候，独游无伴的环境，迫着我带着这把钥匙，打开了书库的大门。

　　门内是多么使我眼花缭乱的画面呵！我一跨进这个门槛，我就出不来了！我的文字工具，并不锐利，而我所看到的书，又多半是很难攻破的。但即使我读到的对我是些不熟习的东西，而“熟能生巧”，一个字形的反复呈现，这个字的意义，也会让我猜到一半。

　　我记得我首先得到手的，是《三国演义》和《聊斋志异》，这里我只谈《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真是一本好书，每一段故事，多的几千字，少的只有几百字。其中的人物，是人、是鬼、是狐，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每个“人”都从字上站起来了！看得我有时欢笑，有时流泪，母亲说我看书看得疯了。不幸的《聊斋志异》，有一次因为我在澡房里偷看，把洗澡水都凉透了，她气得把书抢过去，撕去了一角，从此后我就反复看着这残缺不完的故事，直到十几年后我自己买到一部新书时，才把故事的情节拼全了。

　　此后是无论是什么书，我得到就翻开看。即或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张纸，哪怕是一张极小的纸，只要上面有字，我就都要看看。我记得当我八岁或九岁的时候，我要求我的老师教给我做诗。他说做诗要先学对对子，我说我要试试看。他笑着给我写了三个字，是“鸡唱晓”，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对上个“鸟鸣春”，他大为喜悦诧异，以为我自己已经看过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其实“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这四句话，我是在一张香烟画的后面看到的！

　　再大一点，我又看了两部“传奇”，如《再生缘》、《天雨花》等，都是女作家写的，七字一句的有韵的故事，中间也夹些说白，书中的主要角色，又都是很有才干的女孩子。如《再生缘》中的孟丽君，《天雨花》中的左仪贞。故事都很曲折，最后还是大团圆。以后我还看一些类似的书，如《凤双飞》，看过就没有印象了。

　　与此同时，我还看了许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其中就有英国名作家迭更斯的《块肉余生述》，也就是《大卫·考伯菲尔》，我很喜欢这本书！译者林琴南老先生，也说他译书的时候，被原作的情文所感动，而“笑啼间作”。我记得当我反复地读这本书的时候，当可怜的大卫，从虐待他的店主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饥寒交迫的时候，我一边流泪，一边掰我手里母亲给我当点心吃的小面包，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以证明并体会我自己是幸福的！有时被母亲看见了，就说，“你这孩子真奇怪，有书看，有东西吃，你还哭！”事情过去几十年了，这一段奇怪的心理，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我的另一个名字

　　我的另一个名字，是和我该爱而不能爱的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我的姑母。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姑母，只从父亲口里听到关于她的一切。她是父亲的姐姐，父亲四岁丧母，一切全由姐姐照料。

　　我记得父亲说过姑母出嫁的那一天，父亲在地上打着滚哭，看来她似乎比我的父亲大得多。

　　姑母嫁给冯家，我在一九一一年回福州去的时候，曾跟我的父亲到三官堂冯家去看我的姑夫。姑姑生了三男二女，我的二表姐，乳名叫“阿三”的，长得非常的美。坐在镜前梳头，发长委地，一张笑脸红扑扑地！父亲替她做媒，同一位姓陈的海军青年军官——也是父亲的学生——结了婚，她回娘家的时候，就来看我们。我们一大家的孩子都围着她看，舍不得走开。

　　冯家也是一个大家庭，我记得他们堂兄弟姐妹很多，个个都会吹弹歌唱，墙上挂的都是些箫，笙，月琴，琵琶之类。

　　父亲常说他们家可以成立一个民乐团！

　　我生下来多病。姑母很爱我的父母，因此也极爱我。据说她出了许多求神许愿的主意，比如说让我拜在吕洞宾名下，作为寄女，并在他神座前替我抽了一个名字，叫“珠瑛”，我们还买了一条牛，在吕祖庙放生——其实也就是为道士耕田！

　　每年在我生日那一天，还请道士到家来念经，叫做“过关”。

　　这“关”一直要过到我十六岁，都是在我老家福州过的，我只有在回福州那个时期才得“恭逢其盛”！一个或两个道士一早就来，在厅堂用八仙桌搭起祭坛，围上红缎“桌裙”，点蜡，烧香，念经，上供，一直闹到下午。然后立起一面纸糊的城门似的“关”，让我拉着我们这一大家的孩子，从“关门”里走过，道士口里就唱着“××关过啦”“××关过啦”，我们哄笑着穿走了好几次，然后把这纸门烧了，道士也就领了酒饭钱，收拾起道具，回去了。

　　吕祖庙在福州城内乌石山上——福州是山的城市，城内有三座山，乌石山，越王山（屏山），于山。一九三六年冬我到欧洲七山之城的罗马的时候，就想到福州！

　　吕祖庙是什么样子，我已忘得干干净净，但是乌石山上有两大块很光滑的大石头，突兀地倚立在山上，十分奇特。福州人管这两块大石头叫“桃瓣李片”，说出来就是一片桃子和一片李子倚立在一起，这两块石头给我的印象很深。

　　和我的这个名字（珠瑛）有联系的东西，我想起了许多，都是些迷信的事，像把我寄在吕祖名下和“过关”等等，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不相信的，只因不忍过拂我姑母的意见，反正这一切都在老家进行，并不麻烦他们自己，也就算了，“珠瑛”这个名字，我从来没有用过，家里人也从不这样称呼我。

　　在我开始写短篇小说的时候，一时兴起，曾想以此为笔名，后来终竟因为不喜欢这迷信的联想，又觉得“珠瑛”这两字太女孩子气了，就没有用它。

　　这名字给了我八十年了，我若是不想起，提起，时至今日就没有人知道了。父亲的“野”孩子

　　当我连蹦带跳地从屋外跑进来的时候，母亲总是笑骂着说，“看你的脸都晒‘熟’了！一个女孩子这么‘野’，大了怎么办？”跟在我后面的父亲就会笑着回答，“你的孩子，大了还会野吗？”这时，母亲脸上的笑，是无可奈何的笑，而父亲脸上的笑，却是得意的笑。

　　的确，我的“野”，是父亲一手“惯”出来的，一手训练出来的。因为我从小男装，连穿耳都没有穿过。记得我回福州的那一年，脱下男装后，我的伯母，叔母都说“四妹（我在大家庭姐妹中排行第四）该扎耳朵眼，戴耳环了。”父亲还是不同意，借口说“你们看她左耳唇后面，有一颗聪明痣。把这颗痣扎穿了，孩子就笨了。”我自己看不见我左耳唇后面的小黑痣，但是我至终没有扎上耳朵眼！

　　不但此也，连紧鞋父亲也不让穿，有时我穿的鞋稍为紧了一点，我就故意在父亲面前一瘸瘸地走，父亲就埋怨母亲说，“你又给她小鞋穿了！”母亲也气了，就把剪刀和纸裁的鞋样推到父亲面前说“你会做，就给她做，将来长出一对金刚脚，我也不管！”父亲真的拿起剪刀和纸就要铰个鞋样，母亲反而笑了，把剪刀夺了过去。

　　那时候，除了父亲上军营或军校的办公室以外，他一下班，我一放学，他就带我出去，骑马或是打枪。海军学校有两匹马，一匹是白的老马，一匹黄的小马，是轮流下山上市去取文件或书信的。我们总在黄昏，把这两匹马牵来，骑着在海边山上玩。父亲总让我骑那匹老实的白马，自己骑那匹调皮的小黄马，跟在后面。记得有一次，我们骑马穿过金钩寨，走在寨里的小街上时，忽然从一家门里蹒跚地走出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娃娃，他一直闯到白马的肚子底下，跟在后面的父亲，吓得赶忙跳下马来拖他。不料我座下的那匹白马却从从容容地横着走向一边，给孩子让出路来。当父亲把这孩子抱起交给他的惊惶追出的母亲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父亲还过来抱着白马的长脸，轻轻地拍了几下。

　　在我们离开烟台以前，白马死了。我们把它埋在东山脚下。我有时还在它墓上献些鲜花，反正我们花园里有的是花。

　　从此我们再也不骑马了。

　　父亲还教我打枪，但我背的是一杆鸟枪。枪弹只有绿豆那么大。母亲不让我向动物瞄准，只许我打树叶或树上的红果，可我很少能打下一片绿叶或一颗红果来！

　　烟台是我们的！

　　夏天的黄昏，父亲下了班就带我到山下海边散步，他不换便服，只把白色制服上的黑地金线的肩章取了下来，这样，免得走在路上的学生们老远看见了就向他立正行礼。

　　我们最后就在沙滩上面海坐下，夕阳在我们背后慢慢地落下西山，红霞满天。对面好像海上的一抹浓云，那是芝罘岛。岛上的灯塔，已经一会儿一闪地发出强光。

　　有一天，父亲只管抱膝沉默地坐着，半天没有言语。我就挨过去用头顶着他的手臂，说，“爹，你说这小岛上的灯塔不是很好看么？烟台海边就是美，不是吗？”这些都是父亲平时常说的话，我想以此来引出他的谈锋。

　　父亲却摇头慨叹地说，“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何止一个烟台？你没有去过就是了。”

　　我瞪着眼等他说下去。

　　他用手拂弄着身旁的沙子，接着说，“比如威海卫，大连湾，青岛，都是很好很美的　”

　　我说，“爹，你哪时也带我去看一看。”父亲拣起一块卵石，狠狠地向海浪上扔去，一面说，“现在我不愿意去！你知道，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卫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只有，只有烟台是我们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不冻港！”

　　我从来没有看见父亲愤激到这个样子。他似乎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一个平等的对象，在这海天辽阔、四顾无人的地方，倾吐出他心里郁积的话。

　　他说，“为什么我们把海军学校建设在这海边偏僻的山窝里？我们是被挤到这里来的呵。这里僻静，海滩好，学生们可以练习游泳，划船，打靶等等。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大连，青岛，非有强大的海军不可。现在大家争的是海上霸权呵！”

　　从这里他又谈到他参加过的中日甲午海战：他是在威远战舰上的枪炮副。开战的那一天，站在他身旁的战友就被敌人的炮弹打穿了腹部，把肠子都打溅在烟囱上！炮火停歇以后，父亲把在烟囱上烤焦的肠子撕下来，放进这位战友的遗体的腔子里。

　　“这些事，都像今天的事情一样，永远挂在我的眼前，这仇不报是不行的！我们受着外来强敌的欺凌，死的人，赔的款，割的地还少吗？

　　“这以后，我在巡洋舰上的时候，还常常到外国去访问。

　　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　我觉得到哪里我都抬不起头来！你不到外国，不知道中国的可爱，离中国越远，就对她越亲。但是我们中国多么可怜呵，不振兴起来，就会被人家瓜分了去。可是我们现在难关多得很，上头腐败得　”

　　他忽然停住了，注视着我，仿佛要在他眼里把我缩小了似的。他站起身来，拉起我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一般父亲带我出去，活动的时候多，像那天这么长的谈话，还是第一次！在这长长的谈话中，我记得最牢，印象最深的，就是“烟台是我们的”这一句。

　　许多年以后，除了威海卫之外，青岛，大连，我都去过。

　　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　的港口，我也到过，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并没有觉得抬不起头来。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是光荣的！

　　但是，“烟台是我们的”，这“我们”二字，除了十亿我们的人民之外，还特别包括我和我的父亲！一九八一年四月《记事珠》自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系列作家谈创作的书，也向我索稿。我这几十年来，随着时光的推移、环境的改变，心有所感，兴之所至，断断续续地随意写些短文、小诗、书信和短篇小说，尽是零敲碎打，随写随交了出去，从来没有写过大块文章，也从来没有写作计划，根本谈不上创作道路！而且几十年来东迁西移，即使有些著作、手稿，也遗失殆尽，要追溯追踪这条零碎断续的痕迹、线索，也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今天的我，是办不到的了。

　　在这里，我要感谢卓如同志——我很喜欢佩服这位耐心认真的年轻人——她从不同时代、不同刊物里搜寻出许许多多我零敲碎打的、散落在各个角落的竹头木屑，而且搜集得十分齐全！当她把这本书目拿来给我看的时候，使我感到意外的喜悦。比如说，我在一九四二年也曾写过《我的童年》这篇短文，我的脑海中就没有一点印迹！

　　书名为《记事珠》，也是我临时想起的。美其名曰“珠”，并不是说这些短文有什么“珠光宝气”。其实就是说明每一段文字都像一串珠中的一颗，互不相干，只是用“我”这一根细线，把它们穿在一起而已。是为序。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１年第３期，《记事珠》，人民文学

　　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月初版。）致谢为楫①

　　亲爱的楫弟：

　　得来信，知你还好，教学也能努力干下去，很好。我现在到底老了，生活不能自理，走路也得人扶，真是风烛残年，不说也罢。

　　知道大小弟都来看过你（叫他们给我来信吧），那就很好。

　　听说大弟就在兰州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就近有事还可以联系。现在只有靠他们了，跟他们要搞好关系。

　　二哥常出差，每次出去回来，必给我打电话，他还好。不说了，自己保重吧。姐姐五、十八

　　①谢为楫，冰心的三弟，１９１０年生于山东烟台。１９２９年以“冰季”为笔名发表小说，相继出版了《温柔》、《幻醉及其他》。后到英国利物浦海上学校学习航海。１９３４年回国后在海关缉私船上工作。５０年代末到甘肃武威中学教书。７０年代末到兰州大学教英语。

　　献给我们挚爱的宋奶奶——记一个小学生的话现在，马蹄表上的长短针笔直地正是“六一”早晨的六点钟。

　　窗外的天空还是灰白色的，和我心里的天空一样，

　　还没有现出灿烂的阳光！这本是自有“六一”以来我们的党中央

　　号召社会、学校和家庭，

　　从四面八方，尽上一切的力量来鼓励我们健康成长。我们天天快乐地

　　我们更是天天忧虑地注意着公报上您的病情的消息。

　　宋奶奶！今天，我们自己的节日，我们只听得见您的伟大的心，在人民大会堂里

　　在党的红旗下

　　和我们一起轻轻地跳动。宋奶奶，我不止一次地我不止一次站得

　　和您很近、很近，但是我不敢越众上前，向伟大慈祥的您说出

　　我自己渺小平凡的名字。

　　更不敢拉过您柔软温暖的手按在我狂跳的心上。

　　我只是三亿儿童中的一个，

　　我从来又是一个腼腆的姑娘。

　　宋奶奶，您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您的伟大的心永远和我一起跳动。

　　我决不会忘记您的关怀和热爱，我也决不会忘记您殷切的希望。

　　您伟大的业绩我都铭记在心，我心里永远竖立着您光辉的形象。

　　到了二○○○年我就会长成一个大人，那时，您看我用实际的行动，在为祖国四化的成绩表上

　　把您颂扬！一九八一年六一国际儿童节致巴金

　　巴金老弟：

　　今天早晨有两个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带着你的侄子李致同志的信来看我（信上称我为“阿姨”，才看时不知道这称呼是从哪里来的！）吴青同那两位四川人大讲起四川话，谈得非常起劲。送客回来就收到你寄来的书《探索集》，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你还是真能写！而且写得痛快。我不知道你近体如何？杂事能够推掉一点否？我现在行动不便，索性哪儿也不去了，本来也可以写点小玩意儿，只是安不下心来。每天都收到一两本文艺刊物，再加上四份报纸，看看一天就过去了。你告诉小林，我写回忆之三《我到了北京》，已有几千字，已写了好几天了，还没有写到上中学，怕她嫌短，但又总续不下去，天天有人来。现在吴青一家搬回来住，我们更挤了。我和文藻和小学生一样，一男一女，共用一张两屉桌！希望早点能多分一个单元，让吴青他们也舒坦一点。我每次写信，都让你代我亲小林和端端，但小林抱怨说，你从来不亲他们，那么就请你打他们各一下吧！打也是“疼”。一笑。

　　这信写得够长了，请转小林一阅，并问她一家好。祝笔健。冰心六、十我到了北京

　　大概是在一九一三年初秋，我到了北京。

　　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打电报把我父亲召到北京，来担任海军部军学司长。父亲自己先去到任，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个，几个月后才由舅舅护送着，来到北京。

　　实话说，我对北京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年月而增加的。

　　我从海阔天空的烟台，山清水秀的福州，到了我从小从舅舅那里听到的腐朽破烂的清政府所在地——北京，我是没有企望和兴奋的心情的。当轮船缓慢地驶进大沽口十八湾的时候，那浑黄的河水和浅浅的河滩，都给我以一种抑郁烦躁的感觉。

　　从天津到北京，一路上青少黄多的田亩，一望无际，也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到了北京东车站，父亲来接，我们坐上马车，我眼前掠过的，就是高而厚的灰色的城墙，尘沙飞扬的黄土铺成的大道，匆忙而又迂缓的行人和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在我茫然漠然的心情之中，马车已把我送到了一住十六年的“新居”，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十四号。

　　这是一个不大的门面，就像天津出版社印的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的封面画，是典型的北京中等人家的住宅。大门左边的门框上，挂着黑底金字的“齐宅”牌子。进门右边的两扇门内，是房东齐家的住处。往左走过一个小小的长方形外院，从朝南的四扇门进去，是个不大的三合院，便是我们的“家”了。

　　这个三合院，北房三间，外面有廊子，里面有带砖炕的东西两个套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都是两明一暗，东厢房作了客厅和父亲的书房，西厢房成了舅舅的居室和弟弟们读书的地方。从北房廊前的东边过去，还有个很小的院子，这里有厨房和厨师父的屋子，后面有一个蹲坑的厕所。北屋后面西边靠墙有一座极小的两层“楼”，上面供的是财神，下面供的是狐仙！

　　我们住的北房，除东西套间外，那两明一暗的正房，有玻璃后窗，还有雕花的“隔扇”，这隔扇上的小木框里，都嵌着一幅画或一首诗。这是我在烟台或福州的房子里所没有的装饰，我很喜欢这个装饰！框里的画，是水墨或彩色的花卉山水，诗就多半是我看过的《唐诗三百首》中的句子，也有的是我以后在前人诗集中找到的。其中只有一首，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那是一首七律：风急天高（？）忽断闻难解乱丝唯勿理善存余焰不教焚事当路口三叉误人便江头九派分今日始知吾左计枉亲书剑负耕耘

　　我觉得这首诗很有哲理意味。

　　我们在这院子里住了十六年！这里面堆积了许多我对于我们家和北京的最初的回忆。

　　我最初接触的北京人，是我们的房东齐家。我们到的第二天，齐老太太就带着她的四姑娘，过来拜访。她称我的父母亲为“大叔”、“大婶”，称我们为姑娘和学生。（现在我会用“您”字，就是从她们学来的。）齐老太太常来请我母亲到她家打牌，或出去听戏。母亲体弱，又不惯于这种应酬，婉言辞谢了几次之后，她来的便少了。我倒是和她们去东安市场的吉祥园，听了几次戏，我还赶上了听杨小楼先生演黄天霸的戏，戏名我忘了。我又从《汾河湾》那出戏里，第一次看到了梅兰芳先生。

　　我常被领到齐家去，她们院里也有三间北屋和东西各一间的厢房。屋里生的是大的铜的煤球炉子，很暖。她家的客人很多，客人来了就打麻雀牌，抽纸烟。四姑娘也和他们一起打牌吸烟，她只不过比我大两三岁！

　　齐家是旗人，他本来姓“祈”（后来我听到一位给母亲看病的满族中医讲到，旗人有八个姓，就是童、关、马、索、祈、富、安、郎。），到了民国，旗人多改汉姓，他们就姓了“齐”，他们家是老太太当权，齐老先生和他们的小脚儿媳，低头出入，忙着干活，很少说话。后来听人说，这位齐老太太从前是一个王府的“奶子”，她攒下钱盖的这所房子。我总觉得她和我们家门口大院西边那所大宅的主人有关系。这所大宅子的前门开在铁狮子胡同，后门就在我们门口大院的西边。

　　常常有穿着鲜艳的旗袍和坎肩，梳着“两把头”，髻后有很长的“燕尾儿”，脚登高底鞋的贵妇人出来进去的。她们彼此见面，就不住地请安问好，寒暄半天，我远远看着觉得十分有趣。但这些贵妇人，从来没有到齐家来过。

　　就这样，我所接触的只是我家院内外的一切，我的天地比从前的狭仄冷清多了，幸而我的父亲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在小院里砌上花台，下了“衙门”（北京人称上班为上衙门！）

　　便卷起袖子来种花。我们在外头那个长方形的院子里，还搭起一个葡萄架子，把从烟台寄来的葡萄秧子栽上。后来父亲的花园渐渐扩大到大门以外，他在门口种了些野茉莉、蜀葵之类容易生长的花朵，还立起了一个秋千架。周围的孩子就常来看花，打秋千，他们把这大院称作“谢家大院”。

　　“谢家大院”是周围的孩子们集会的地方，放风筝的、抖空竹的、跳绳踢毽子的、练自行车的　热闹得很。因此也常有“打糖锣的”的担子歇在那里，锣声一响，弟弟们就都往外跑，我便也跟了出去。这担子里包罗万象，有糖球、面具、风筝、刀枪等等，价钱也很便宜。这糖锣担子给我的印象很深！前几年我认识一位面人张，他捏了一尊寿星送我，我把这尊寿星送给一位英国朋友——一位人类学者，我又特烦面人张给我捏一副“打糖锣的”的担子，把它摆在我玻璃书架里面，来锁住我少年时代的一幅画境。

　　总起来说，我初到北京的那一段生活，是陌生而乏味的。

　　“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固然没有了，而“辇下风光”我也没有领略到多少！那时故宫、景山和北海等处，还都没有开放，其他的名胜地区，我记得也没有去过。只有一次和弟弟们由舅舅带着逛了隆福寺市场，这对我也是一件新鲜事物！市场里熙来攘往，万头攒动。栉比鳞次的摊子上，卖什么的都有，古董、衣服、吃的、用的五光十色；除了做买卖的，还有练武的、变戏法的、说书的　我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玩具摊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棕人铜盘戏出。这是一种纸糊的戏装小人，最精彩的是武将，头上插着翎毛，背后扎着四面小旗，全副盔甲，衣袍底下却是一圈棕子。这些戏装小人都放在一个大铜盘上。耍的人一敲那铜盘子，个个棕人都旋转起来，刀来枪往，煞是好看。

　　父亲到了北京以后，似乎消沉多了，他当然不会带我上“衙门”，其他的地方，他也不爱去，因此我也很少出门。这一年里我似乎长大了许多！因为这时围绕着我的，不是那些堂的或表的姐妹弟兄，而只是三个比我小得多的弟弟，岁时节序，就显得冷清许多。二来因为我追随父亲的机会少了，我自然而然地成了母亲的女儿。我不但学会了替母亲梳头（母亲那时已经感到臂腕酸痛），而且也分担了一些家务，我才知道“过日子”是一件很操心、很不容易对付的事！这时我也常看母亲订阅的各种杂志，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等，我就是从《妇女杂志》的文苑栏内，首先接触到“词”这种诗歌形式的。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做了弟弟们的塾师，他并没有叫我参加学习，我白天帮母亲做些家务，学些针黹，晚上就在堂屋的方桌边，和三个弟弟各据一方，帮他们温习功课。他们倦了就给他们讲些故事，也领他们做些游戏，如“老鹰抓小鸡”之类，自己觉得俨然是个小先生了。

　　弟弟们睡觉以后，我自己孤单地坐着，听到的不是高亢的军号，而是墙外的悠长而凄清的叫卖“羊头肉”或是“赛梨的萝卜”的声音，再不就是一声声算命瞎子敲的小锣，敲得人心头打颤，使我彷徨而烦闷！

　　写到这里，我微微起了感喟。我的生命的列车，一直是沿着海岸飞驰，虽然山回路转，离开了空阔的海天，我还看到了柳暗花明的村落。而走到北京的最初一段，却如同列车进入隧道，窗外黑糊糊的，车窗关上了，车厢里电灯亮了，我的眼光收了回来，在一圈黄黄的灯影下，我仔细端详了车厢里的人和物，也端详了自己　

　　北京头一年的时光，是我生命路上第一段短短的隧道，这种黑糊糊的隧道，以后当然也还有，而且更长，不过我已经长大成人了！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吉檀迦利》译者序

　　泰戈尔是我青年时代所最爱慕的外国诗人。他是一个爱国者、哲人和诗人。他的诗中喷溢着他对于祖国的热恋，对于妇女的同情和对于儿童的喜爱。有了强烈的爱就会有强烈的恨，当他所爱的一切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会发出强烈的怒吼。他的爱和恨像海波一样，荡漾开来，遍及了全世界。

　　印度人说他是诞生在歌鸟之巢中的孩子，他的戏剧、小说、散文　都散发着浓郁的诗歌的气味。他的人民热爱他所写的自然而真挚的诗歌。当农夫、渔民以及一切劳动者，在田间、海上或其他劳动的地方，和着自己的劳动节奏，唱着泰戈尔的诗歌，来抒发心中的欢乐和忧愁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唱出自己情感的歌词是哪一位诗人写的。

　　我最初选择他的《吉檀迦利》，只因为它是泰戈尔诗集中我最喜爱的一本。后来我才知道《吉檀迦利》也是他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从这本诗里，我游历了他的美丽富饶的国土，认识了他的坚韧温柔的妇女，接触了他的天真活泼的儿童。一九五三年以后，我多次到印度去，有机会看到了他所描写的一切，我彻底地承认泰戈尔是属于印度人民的。

　　泰戈尔的诗名远远超越了他的国界。我深感遗憾的是我没有学过富于音乐性的孟加拉语。我翻译的《吉檀迦利》和《园丁集》，都是从英文翻过来的——虽然这两本诗的英文，也是泰戈尔的手笔——我纵然尽上最大的努力，也只能传达出这些诗中的一点诗情和哲理，至于原文的音乐性就根本无从得到了。

　　我是那样地喜爱泰戈尔，我也到过孟加拉他的家，在他坐过的七叶树下站了许久，我还参观过他所创立的国际学校。

　　但是，“室迩人远”，我从来没有拜见他本人。一九二四年泰戈尔来到中国的时候，我还在美国求学。后来我听到一位招待他的人说，当他离开北京，走出寓所的时候，有人问他：

　　“落下什么东西没有（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ｌｅｆｔ）？”他愀然地摇摇头说：

　　“除了我的一颗心之外，我没有落下什么东西了（Ｎｏｔｈｉｎｇｂｕｔｍｙｈｅａｒｔ）。”这是我间接听到的很动我心的话。多么多情的一位老人呵！

　　现在是清晨八点钟，我案边窗台上花瓶里的玫瑰花，正不时地以沁人的香气来萦绕我的笔端。我相信，在这个时刻，这种环境为我译的泰戈尔诗作序，是最相宜的。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以有生之年努力奋斗——在首都文艺界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我感到欢欣鼓舞。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它不仅全面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而且进一步指明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正确道路前进，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

　　我是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走过来的。在沉沉长夜中度过了前半生，我经历了前清、袁世凯、北洋军阀、蒋介石独裁统治等几个不同的年代，我亲眼看到了祖国的锦绣河山，被帝国主义分割强占；波光潋滟的港湾，泊满了列强的商船和军舰；我们的同胞任人欺压蹂躏，在剥削者的鞭挞之下，当牛做马。广阔丰饶的大地，疮痍满目，中华儿女，谁能不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忧心忡忡！可是，谁能挽救危亡的祖国？历史的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经过百折不挠的长期艰苦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才恢复了她的青春活力，我们的祖国像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从历史的比较中，深刻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确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亲切关怀下，我从海外奔回社会主义祖国。三十年来，我又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尽管我们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有过曲折，十年内乱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损失，但是社会主义事业毕竟是在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总结出来的根本经验。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国家一定会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一定会以自己的光辉业绩，挺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我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我渴望她早日富强。今年我已经八十一岁了，去年我曾说过“生命从八十岁开始”，我将以有生之年，努力奋斗，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因为住在医院里，不能亲自来参加会议，只能简短地写这几句话，请同志们原谅。《冰心选集》自序

　　卓如同志把她编好的《冰心选集》①的目录给我看了，我翻阅之后，感到愕然而又怃然。真没想到我从做学生能作文的时候起，六七十年来零零碎碎地居然写了这么许多！我看着自己从前写过而现在不记得的那些短文，就如同翻看一本旧的相片簿，虽然这些年来，相片上的我，有面庞的改变、服饰的更换，而每张相片上都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心情、环境以及周围的一切。

　　四川人民出版社要出我的选集，我很惭愧，比起当代的作家来，我没有什么鸿篇巨著，作品的内容，也很狭小，谈不到有什么贡献。我只愿读者们看到这本书后，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生在中国的二十世纪，直到八十年代，她把自己当时当地的感想和希望，随时写了出来，“言为心声”，的确真实地代表她一生所走过的曲折漫长的路程。就像那本相簿一样，认识她的人，会说这些相片照得很像；不认识她的人，从这些相片上，也能以想见这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我也就①《冰心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３月初版。

　　满足了。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二日清晨。骨肉重欢普天同庆

　　昨天中午听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使我感到十分激动，十分兴奋！我觉得这九条方针政策，句句都是出自祖国十亿各族人民的心底，真是披肝沥胆、骨肉情深！遥想和我们隔海相望的台湾同胞，凡是热爱故乡、热爱祖国的，一定会欢欣鼓舞，群起响应。从此我黄帝子孙得以家族团圆，同心协力，振兴中华。在我有生之年，得闻此美好的消息，数十年馨香以祝的夙愿，一旦有完成的希望，不禁喜不成寐。现在已是十月一日凌晨六时，东方已红，碧空如洗。在此，我翘盼早日得到海峡对岸的弟兄姊妹们送来的福音！

　　冰心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１日晨６时寄小读者

　　最亲爱的小朋友：

　　感谢《中国少年报》的编辑同志们匀出了篇幅，在《中国少年报》创刊三十周年前夕，让我可以对我所喜爱的小朋友，说几句积在心里的话。

　　今天是一九八一年十月五日，算来我生活在这世界上已经整整八十一年了！光阴过得真比闪电还快！回顾我这毫无成绩的一生，我只有惭愧。但是我有一件最难忘最感到骄傲的事，就是我得到了许许多多小朋友的爱和同情。自从我给你们写信的那一天起，几十年来，我就不断地从天南、从海北，从祖国的许多我所不知道的角落，收到你们给我写的一封封充满了热情、充满了信任的信。当我看到这些整齐认真的字迹，就仿佛看到一张张天真诚挚的笑脸，在抬着头对我讲话。这几十年中若没有经过离乱的日月，我不知道会攒到多少你们的来信？望着这堆积起来的信，我感到最深的感谢和最大的幸福！《中国少年报》是全国性的儿童报纸，我今天要通过它，来向小朋友们道谢。特别是最近一年来，小朋友们都十分关怀我的健康，祝我长寿；还有几位小朋友立志长大了要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将来要给我治病，对于小朋友们这美好的祝愿，我只有以感谢的热泪来报答了。

　　我这一生中认识接触过许多医生和护士，得到过他们精心的治疗和无微不至的照料和调理。尤其在最近的大半年，我都是在医院中度过的。我静静地躺着望着这些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的白衣战士们，感到他们真是我们劳动人民中最辛苦、最紧张的队伍。没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是很难通过这层层的考验的。他们学习的时期是较长的，课程是繁难的，而工作的对象，又都是病、残、老、弱的人，这就需要有很大的热心和毅力，来担任起这沉重的负担；而在我们十亿人民奔赴四化的长征路上，哪一条战线里不需要一些整齐严肃的白衣战士的队伍，走在我们的眼前身后，来救死扶伤，卫生保健呢？中国有句古话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翻译成近代的语言，就是说：“若是不能够做一个好总理，就一定要做一个好医生。”把良相和良医相提并论，这意义何等重大！

　　我对你们还有许多说不尽的思想和感情，今天只能写到这里，恕我停笔了。我以最诚挚的心情祝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永远爱你们的朋友冰心一九八一年十月五日《冰心作品选》序

　　这本选集里的短篇小说、短文和诗，大多是写儿童的。在我提笔的时候，都有一幕一幕的关于孩子的故事，掠过我的眼帘。每段故事里的小人物的表情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有自己的欢乐和希望，也有自己的惆怅与悲哀。他们对于自己周围的一切，都有天真而纯挚的看法。忠实地叙述孩子们的思想与感情，这对于我是个享受！下笔时我觉得自然而流畅地进入了他们的思想境界，因而我也回到自己的童年。

　　这些短诗、小文的写作时间，横跨了半个世纪，其中也许有些是今天的孩子们所不熟悉的东西。但因为这究竟是我在这半个世纪中为孩子们写的，我愿意收集起来给今天的孩子们看看。一九八一年十月九日《冰心论创作》序

　　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的三位老师：吴重阳、萧汉栋和鲍秀芬，花了将近两年的工夫，编了一本《冰心论创作》。他们把目录给我看了，并要我作序，我感到荣幸而又惭愧。

　　这本集里的短文，都是我从一九一九年起给自己的作品写的自序，和散见于各报刊杂志的谈诗、谈文和评论当代作家作品的文章，有的短文的题目我自己看着都觉得眼生。这几十年中几经离乱，我自己文章的文稿和文集大多丢失了，难为这几位年轻人，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一一地收集了起来，而且收得还相当齐全。

　　这些短文，多属杂感随笔之类，就像小学生写的“作文的心得”或“读后感”，没有什么精辟的言论。希望读者们不要让“论创作”三个字吓住了，至多是一家之言而已，是为序。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五日统一祖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金色的十月，喜讯频传。叶剑英委员长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方针政策和胡耀邦主席的一席讲话，道出了台湾海峡两岸十亿同胞的心里话。一石激起千层浪，现在和平统一祖国这件大事，已成为全世界的舆论中心，引起了五湖四海人们的瞩目。我虽然在病中，但这几天心情一直处在兴奋之中。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家都在缅怀孙中山先生。他一生主张统一中国。今天，大陆上各民族大团结、各地区大统一的局面早已实现。但是，金瓯虽好，一隅犹缺，终究美中不足。中山先生一直关怀台湾，曾经三次去台湾进行革命活动。我想，台湾当局和各界同胞，同样在缅怀中山先生。三十多年的隔绝，给海峡两岸同胞带来多少的不幸和灾难。真是“梦断故国山川”，“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万千心事难寄”。现在该是咱们共同来彻底实现中山先生遗愿，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的时候了。

　　胡耀邦主席说：“让过去的一切都成为过去吧！”这话说得多么好啊！海峡两岸皆属华夏疆土，骨肉十亿同是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不能捐弃前嫌，再度合作呢？何况溪口蒋墓正待蒋经国先生祭扫，庐山美庐欢迎宋美龄女士下榻，共产党的广阔胸襟，实在感人至深。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难道台湾国民党诸公真能无动于衷吗？

　　以不变应万变，终究是不行的。大势所趋，不想变也得变；把分裂变成统一，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我衷心希望在台湾的爱国作家和大陆的爱国作家以及一切爱国的知识界朋友，亲密地携起手来，进一步开展文化交流，共同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写出光辉灿烂的新篇章。我和玫瑰花

　　我和玫瑰花接触，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

　　记得在童年时代，在烟台父亲的花园里，只看到有江西腊梅、秋海棠和菊花等等。在福州祖父的花园里，看到的尽是莲花和兰花。兰花有一种清香，但很娇贵，剪花时要用竹剪子。还很怕蚂蚁，花盆架子的四条腿子，还得垫上四只水杯，阻止蚂蚁爬上去。用的肥料，是浸过黑豆的臭水。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就开始看《红楼梦》，看到小厮兴儿对尤三姐形容探春，形容得很传神的句子，他说：“三姑娘的混名儿叫‘玫瑰花儿’，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只是有刺扎手　”我就对这种既浓艳又有风骨的花，十分向往，但我那时还没有具体领略到她的色香，和那尖锐的刺。

　　直到一九一八年的秋季，我进了大学，那时协和女大的校址，是在北京灯市口佟府夹道（后改同福夹道）。这本是清朝佟王的府邸，女大的大礼堂就是这王府的大厅堂三间打通改成的。厅前的台阶很高，走廊也很长，廊前台阶两旁就种着一行猩红的玫瑰。这玫瑰真是“又红又香，无人不爱”，而且花朵也大到像一只碟子！我们同学们都爱摘下一朵含苞的花蕊，插在髻上。当然我们在攀摘时也很小心花枝上的尖刺。

　　记得我还写了一首诗，叫做《玫瑰的荫下》。因为那一行玫瑰的确又高又大，枝叶浓密，我们总喜欢坐在花下草地上，在香气氤氲中读书。

　　等到我出国后，在美国或欧洲，到处都可以看到品种繁多的玫瑰，而且玫瑰的声价，也可与我们的梅、兰、竹、菊相比！玫瑰园之多，到处都是，在印度的秦姬陵，我就惊喜地参观了陵畔五色缤纷、香气四溢的玫瑰园。

　　一九二九年以后，我自己有了家，便在我家廊前，种了两行德国种的白玫瑰，花也开得很大，而且不断地开花，从阴历的三月三，一直开到九月九，使得我家的花瓶里，繁花不断。我不但自己享受，也把它送给朋友，或是在校医院里养病的学生。

　　抗战军兴，我离开了北京。从此东迁西移，没有一定的住址，也更没有栽花的心绪。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之间，我在重庆歌乐山下，倒是买了一幢土房，没有围墙，四周有点空地。但那时蔬菜紧张，我只在山坡上种些瓜菜之类，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光吃南瓜下饭，就吃了三个月！

　　解放后回国来，有了自己的宿舍了，但是我们住的单元，是在楼上，没有土地，而我的幸运也因之而来！在我们楼下，有两家年轻人，都是业余的玫瑰花爱好者，花圃里栽满了各种各色的玫瑰。这几位年轻人，知道我也喜欢，就在他们清晨整理花圃的时候，给俄送上来一把一把的鲜艳的带着朝露的玫瑰——他们几乎是轮流地给我送花，我在医院时也不例外，从春天开的第一朵直到秋后开的末一朵——每天早起，我还在梳洗的时候，只要听到轻轻的叩门声，我的喜悦就像泉水似地涌溢了出来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五日（本篇最初发表于《八小时以外》１９８２年第１期。）漫谈散文

　　关于散文的话，我已经讲过许多了。吴泰昌同志一定要我再写一点，他说：“哪怕是二百字也好。”好吧，我就再说一点。散文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形式，它短小自由，最能迅速而流畅地表达作者一时兴起的思想和情感。我自己不善于写长文章，而往往又有些随感，不吐不快，这时拿起笔来，把涌溢的情思，自由地挥洒倾泻在纸上，就往往写成一篇不拘于格律声韵的短小散文。这些散文可以写得痛快淋漓，也可以写得缠绵宛转，意到笔到，一挥而就。

　　我国古代作家，都是散文能手，《古文观止》里的二百多篇文章，就几乎都是散文。至于我们近代作家，写散文的也不少。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和叶圣陶先生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就是在我学生时代给我印象最深的极好的散文！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日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冰心》自序香港三联书店要出我的选集，卓如同志把她选好的目录给我看了，过去写作生涯中六十年来的往事，一幕一幕突兀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我的这些短文或诗，自己看来，都觉得写得很幼稚、肤浅，生活圈子也太狭隘。但都是我这些年来心有所感，兴之所至，真实地反映了、抒写了我当时当地的思想和感情。通过这些文字，读者不但可以看到作者六十年中“心泉流过的痕迹”，而且也可以看到这六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三联书店的丛书是行销于港澳和海外的。倘若我这本选集，能够使海外的读者读到我六十年来的遭遇和心情，而感到亲切，得到慰安，那么，我的愿望也就达到了。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成功的花——给中国国家女排球队员的一封信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这首诗是我在六十年前写的，诗内指的当然不是说球赛的成功，但是将这首诗来描写你们千锤百炼，千辛万苦的成功道路，却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是你们的热情忠实的观众。你们的名字和笑言，形态，我在每次球赛的电视中，都十分熟悉了。看你们七场连捷，在球场上纵横驰骋、所向无敌的雄姿，我深深地知道在攀登高峰之前，你们和训练并支持你们的人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你们之所以得到今日的成功，最大的核心力量，还是因为你们心中充满了祖国，充满了人民。你们的一片爱国心，终于让我们鲜红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世界杯大球赛场中徐徐上升，升到最高的地位！这时十亿中国人民，哪一个眼里不闪着骄傲感谢的泪花？在全国哪一条战线上的战士，不感激奋发，立誓向你们学习，在自己本职工作上，力争上游，为国争光呢！

　　祝贺你们，爱国的中国女排球队员们，我因为身体不好，失去了亲自向你们握手道贺的机会，但是请你们相信，我的心将在未来的球赛中永远和你们拥抱在一起！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时刻想到我国未来的主人翁——在全国妇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从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可以看到过去一年中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使我喜悦而又鼓舞！

　　从乐观的现在想到本世纪之末，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三亿儿童少年——我国将来的主人翁。要使他们在德、智、体、美四方面都能够健康幸福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尤其是妇女，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同心协力，来共同促成这神圣的事业。

　　先从我们儿童文学和文艺工作者来说，多少年来，我们都在鼓吹多为儿童写作，为儿童演戏，为儿童演电影，以及大量发行儿童报刊等等，但我们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还不算太多，质量还不算太高，我们的儿童刊物发行得还不算太普遍，远僻的边区的儿童还不能普遍看到自己的报刊，各族儿童也看不到用他们本民族的文字编成的刊物等等。在这方面需要儿童文学和儿童文艺工作者作出巨大的努力。

　　说到学校教育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不但中学生发出“在羊肠小道上的竞争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呼声，连小学生也因争上重点中学，而有“小学就定终身”的痛苦，在这种紧张的竞争、沉重的负担和精神压力之下，我们向他们宣传“五讲四美”怎能不流于空谈，怎么能叫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地发展呢？

　　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呼吁，不断地宣传，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重，强调“自学成才”。这就使我想到我们的儿童和少年基金委员会，这本是为接受社会上单位或个人为培育下一代而热心捐赠的团体。它接受的基金可以用于儿童和少年的各种设施和活动，比如说，孩子们所切望建立的儿童剧场，儿童电影制片厂，科学活动中心等等。有一位小朋友曾对我说，“你们要为这些场所募捐，我愿意献上我的全部积蓄——一块一毛钱。”又有一位小朋友说，“你们要盖儿童剧场，别看我小，我也可以来搬一块砖、挖一方土。”说这些话时，他们的神情是严肃的！我们总不应该让他们久等或者失望吧！《先知》译本新序

　　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来谈重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和《园丁集》的事，我把纪伯伦的《先知》也交给他们，希望可以重印。

　　我很喜欢这本《先知》，它和《吉檀迦利》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我觉得泰戈尔在《吉檀迦利》里所表现的，似乎更天真、更欢畅一些，也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先知》却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些处世为人的哲理，在平静中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书中所谈的许多事，用的是诗一般的比喻反复的词句，却都讲了很平易入情的道理。

　　尤其是谈婚姻、谈孩子等篇，境界高超，眼光远大，很值得年轻的读者仔细寻味的。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八日致葛翠琳

　　翠琳：

　　你的电话好难打！我打了一早晨。

　　你的书和信都收到了，我愿意为你书写序，而且你给我的那些书，也都看了。不过我要知道一些事实，比如我们何时初次见面等等。请你给我打电话，最好是早晨８时以后或晚８时以后，其实别的时候也可以，反正，我都在家。冰心十二、十六《葛翠琳童话选》序

　　翠琳同志让我为她的童话集作序，我欣然答应了。

　　正如作者在《翻跟头的小木偶》的后记中所说的，“五十年代，童话有过遍地开花的旺季，不仅内容丰富多彩，在语言风格，表现手法上也各具特色。”翠琳同志也就是在那时候开始写童话的。

　　我和翠琳同志见面，是在一九五二年，她那时正在北京市文联工作，是老舍的秘书。有一天，老舍带她来看我，谈起一九四八年她曾在燕京大学肄业，于是我们认了个“同学”。此后在作协儿童文学座谈会上，我们常在一起学习。每次散会，都由她送我回家。说起来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我从来没有写过童话，因为这是特别为儿童阅读的一种文学形式，作者不但要热爱儿童，熟悉儿童，还要富于幻想，会说儿童的语言，才能写得合情合理（也就是“合”儿童之“情”，“合”儿童之“理”），才能受到儿童的欢迎。

　　翠琳同志写的童话，人物很鲜明，故事很生动，语言很优美，具有她自己的细腻活泼的风格。这些年来，她写了有几十万字很好的童话，其中有《野葡萄》，写一个勇敢无私的小姑娘的故事，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九五四——一九七九）曾得过一等奖，有英文译本，深受国内外小读者的欢迎。此外有《金花路》，是写一个刻苦学艺的木匠，为后来的接班人洒出一条金花路的故事，也被选入《童话选》（收“五四”以来各家童话作品）。

　　她写的七个儿童剧本收在《小淘气的决心》的集子里的：

　　有的是从外国童话改编的，如《小淘气的决心》和《野天鹅》；有的是歌颂少先队先进事迹的，如《美妙的日记》、《小姐妹的冰靴子》等；还有创作的童话剧。这七个剧本都有很好的插曲，很适合儿童表演。

　　十年动乱之中，翠琳同志也因童话形式被“四人帮”否定了，而停下笔来。“四人帮”被粉碎后，童话获得了新生，翠琳同志又写出了收集在《翻跟头的小木偶》里的四篇童话，实现了她的“童话如何反映现实”和“具有时代精神”的愿望。

　　翠琳同志在一九五七年以后曾为中国木偶剧团编过剧本，她对于木偶的构造和表演的动作是熟悉的，因此她写《翻跟头的小木偶》时，会那样地真实，生动。至于《飞翔的花孩儿》，却是用更有诗意的语言，来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

　　我为女作家中有像翠琳同志这样的童话作者而高兴！她的作品，永远是鼓励儿童前进、向上。她在《雪娘和神娘》里珍重地对儿童说：“你是我的未来和希望，去为人们创造幸福吧！让所有勤劳勇敢的人都生活得快乐。”

　　翠琳同志还年轻，在童话获得新生的大好形势下，我深信这位孜孜不倦的园丁，一定能“和许多新老童话作者一起努力，倾注心血，浇灌童话这美丽的花儿”。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葛翠琳童话选》，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初版。）为《接班人》题词

　　小朋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革命烈士们洒出的鲜血，就染不出我们今天飘扬高举的五星红旗。祖国的勤劳勇敢的亿万人民，若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英明的领导，是闯不出这个灿烂光明的世界的。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件事实，我们的心，永远要像人民大会堂的屋顶上的那朵向日葵，满怀热爱地倾向那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芒四射的红星！１９８２年《摘颗星星下来》①序

　　陈伯吹同志在中国儿童文学这块园地上辛勤耕作了五十余年，这集子里的几十篇散文，不过是他的收获的一部分。

　　早在一九二四年，当他是一位小学教师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以学生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模范同学》。他自己说他写这本书时“感到真实，感到兴趣”，这本小说于一九二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易名为《学校生活记》。

　　作者在自传中说：“这小小成就，标志着我一生工作的新起点，从此直到一九五六年底止的教师生涯中，没有停止过业余写作，而且一年比一年抓得紧。”

　　事实也是如此，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给儿童写了许多诗，小说，和散文。他不但翻译了许多外国童话，而且自己也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写了童话。

　　这本集子分为幼儿、儿童、少年三部分，都是短篇散文，短的不过几百字，长的也只有三千多字，讲的都是小人小事。

　　因为作者热爱儿童，了解儿童，他不但做了几十年的教师，又经常参加少年儿童的种种课外活动，因此他写的作品都是内①《摘颗星星下来》，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出版。

　　容丰富，故事有趣，文字清新。如幼儿篇中的《这条街长大起来了》，儿童篇中的《一辆机车拖了四十八节车皮》等，如实写来，稚气如画而意境却很深远！

　　这一本集子是作者的许多儿童文学集中最新的一本，但决不是末一本，因为我们高兴地知道作者还正“在这一块园地上锲而不舍地勤勉地继续前进”。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

　　《绘图儿童成语词典》①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约请杨荫深先生主编的一部《绘图儿童成语词典》由该出版社出版了。

　　我们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三千年来的古典文学中有许多言简意赅的成语，援用得当的时候，会使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加倍地精简有力和形象化。有了成语知识，对于儿童的读、写都是很有益处的。为了帮助儿童了解成语，提高学习兴趣，这部创新的《绘图儿童成语词典》产生了。

　　这本词典从小学课本和儿童读物中收集了成语一千三百多条，每条都有释文，注释了成语的难字，然后译成语体，文字浅显易懂，并有插图四百多幅，是张乐平、阿达等儿童所欢迎的画家绘图的，图文并茂，是一本适合儿童使用的工具书和课外读物。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

　　①《绘图儿童成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５月初版。

　　紫竹林怎么样了？

　　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编辑部的同志来约我写文章，还说最好能谈谈天津。她刚走，我就从晚邮中接到一封信，是询问甲午海战中在威远舰上牺牲的、我父亲的战友的名字和职务等等。我忽然想起天津有个紫竹林，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的一个地名，虽然以后我从未去过。那里从前有个北洋水师学堂，是我父亲学习过的地方。他曾对我说，“从福建乍一到北方，觉得天津真冷！我穿的是夹裤和很薄的棉袍，幸而那时还年轻。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因为我在宿舍里看《三国演义》，让我的老师、总教习严又陵先生看见了，罚我在院子里站在一张桌子上，整整地站了一夜，手脚都冻麻木了，可是也一样地过去了。”那时我听了很替父亲鸣不平，我觉得除夕应该算是假期，《三国演义》应该不算坏书，他的先生不应该罚他。

　　关于紫竹林，不记得父亲还说过什么，但天津到底是他到过的第一个北方城市，住的时间也不会太短。四十年代初，我在四川歌乐山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老先生同朋友上山遇见我，常常拍着我的肩膀，用很重的天津口音对他的朋友说，“她的父亲和我同班。”这使我猛然忆起，我父亲说“官话”的口音，也是天津味儿的，和张老伯一模一样！

　　天津这座城市，我不知去过多少次。五十年代初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在那里住过几个月。我还到过南开大学，逛过水上公园、参观过三条石，吃过狗不理包子　我对于天津的印象，是很好的。它也有过租界，街道是弯弯曲曲的，在这一点上有些像上海，但人民却是北方的。在天津我也有些同学朋友，因为离北京近，他们常来，但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总想不起向他们打听紫竹林在天津的什么地方？现在是否还有个海军学校？

　　七十几年前的一件小事，到底像旅行手提箱上，最先贴上的那一条旅馆标签，它往往被后来重重叠叠贴上的许许多多的标签，遮盖得看不见了！《刘淑度金陵治印集》序

　　王庆淑同志来，给我看了一本《淑度印草》，前面有齐白石老人写的一段话，盛赞刘淑度先生刻印：“篆法刀工无儿女气　取古人之长，舍师法之短，殊为闺阁特出也。”这篇文字，是我从未见过的！五十年前我所见到的谦逊恬淡的刘淑度先生的印象，又涌现到了我的眼前。

　　我是在三十年代初期，在郑振铎先生家里，见到刘淑度先生的。振铎夫妇把她介绍给我，还说她很会刻印。过几天刘先生就送给我一方刀工秀劲的篆字的“冰心”图章。我十分珍爱它，而且经常用它。但刘先生从来没有对我自夸为白石老人的弟子，更不用说自己是老人的得意门生了。

　　白石老人名扬中外，人人皆以和他有过瓜葛，为莫大的荣幸，而刘淑度先生从不特别提到她和白石老人的这一段因缘，我认为这是她的过人之处！

　　王庆淑同志还带来了淑度先生的一封信，说：“江宁一别，三十年不见。”还说她“一病卧床”。我也因行动不便，几乎两年没有出门了。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还都健在，促膝谈心的机会还是会有的。让我们互祝健康吧！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儿童文学选刊》序

　　我衷心欢迎《儿童文学选刊》的出版！

　　十年浩劫过去，文艺园地回黄转绿，儿童文学也像萋萋芳草，在大地上繁茂了起来。不但老、中、青作家欢欣鼓舞地重新拿起笔来，还涌现了许多青壮年儿童文学作家，以及平日为成人写作的作家，也写些给儿童看的种种体裁的儿童文学。同时，儿童的报纸和刊物也雨后春笋似地遍地萌茁，这都使我在“目不暇给”之余，既有无限的欣慰，也有相当的困扰。

　　不能否认，我近来精神不如从前了，看过的东西也容易忘掉。那么多的报纸刊物都不能看得太详细，尤其是儿童刊物，总希望有人给筛过一遍，使我能从有限的精神和时间，得到无限的收获，这就是我欣赏《儿童文学选刊》的原因。

　　《儿童文学选刊》选得很好，不但老、中、青儿童文学作家的好作品都选上了，还有把那些为成人写的而适合于儿童看的好作品也选上了，这是我特别感到满意的地方。

　　我曾读过任大霖同志的一篇《深沉的倾诉》（见《东海》１９８０年某期），讲的是一位校长和一个红卫兵学生重逢的故事，故事气氛十分健康。还有温小钰同志的一篇《宝贝》（见《草原》１９８１年第１０期），是能引起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关心和注意的少年儿童的问题。这几篇作品，我都过目不忘。

　　我认为像这种的作品都是健康的、有益的、值得推荐的。２、８、１９８２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

　　叶圣陶老先生是我在同时代的文艺界中，所最钦佩的一位前辈。

　　我第一次读到叶老的作品，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我母亲订阅的《东方杂志》上的《地动》和《小蚬的回家》，都是描写儿童的短篇小说。他写得那样地自然活泼，对于儿童心理体会得那样细致入微，使我很受感动。此后，凡在报刊杂志上有“圣陶”署名的文章，我都尽先阅读。我觉得这位作者，是个热爱儿童，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人”！

　　二十年代后期，我又从顾颉刚先生那里借到了一本《倪焕之》。这是一本热情澎湃的书，说的是一位从事教育的有理想的青年，但在那大变动的年代里，他的努力失败了，希望破灭了，终于寄希望于未来的同自己全然两样的人。这本书引起我很大的同情和共鸣。顾颉刚先生因而对我说到：圣陶这些年来，又当教师，又当编辑，还从事给小学生编写教材的工作，他为教育和文学事业，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郑振铎先生也对我讲：圣陶也是我们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他在当编辑时还不倦地奖掖青年，丁玲和巴金的处女作，都是经他的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关于这件事，丁玲和巴金自己也对我说过。但是，在解放前，我一直住在北京，对这位心仪已久的前辈，始终没有得到见面的机会。

　　我有幸见到叶老，是在解放后我从日本回到北京，在文艺界的集会上，常常会见到他。虽然因为人多没有长谈，但是他给我的印象，是谦和慈蔼，淳朴热情，读了他的作品后，我觉得真可以说是文如其人，他恰恰就是我想象中的叶圣陶先生。

　　此后，又因为叶老和我都是民主促进会的会员，会面谈话的时候就比较多了。在民进代表大会上，我还常听到叶老给我们讲教育或语文教学等等问题，他须眉皓白，声音洪亮，一股纯正诚恳之气，扑人而来。这里，使我想到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叶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我呼吁》，读之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他为着我们千家万户所面临的“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造成的不良影响”，他呼吁我们要赶快解救在高考重压之下的中学生。他提醒我们，“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

　　叶老在教育和文学事业上的巨大贡献，他的老朋友们能谈得比我更多更深。我和叶老相见较晚，但只就这短短的几年中，他给我树立了榜样。他的几十年如一日地爱护孩子、爱护祖国未来的精神，我要努力向他学习！一九八二年二月九日《冰心文集》序

　　卓如同志替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了一部《冰心文集》，给我看了这多卷本的目录，看得我愕然而又赧然，从心里觉得不好意思！原来我在这几十年里，还写过这许多肤浅、无知、不值得发表的东西。

　　这文集里收集了我六十多年来写的文字，包括我学生时代为校刊或学生会刊物写的短文，有的会引起我印象很深的往事，有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从文章的题目上看来，里面有些不免是“赶任务”的东西，有的却还是发自内心的咏叹，肤浅也罢，无知也罢，总的说来，这些文字，还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我当时当地的思想和感情。

　　回溯我八十多年的生活，经过了几个“朝代”。我的生命的道路，如同一道小溪，从浅浅的山谷中，缓缓地、曲折地流入“不择细流”的大海。它有时经过荒芜的平野，也有时经过青绿的丘陵，于是这水流的声音，有时凝涩，也有时通畅，但它还是不停地向前流着。

　　让这一个集子，坦白地摊开在读者的面前吧。只要大家能从这些文字里，看到有一个在二十世纪出生的中国人，在她自己大半生的生活环境里，所发出的心声。只要这心声是真实的，使读者能够清晰地辨认出这个人的形象，那么，这个集子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出版第二卷；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出版第三卷；１９８６年８月出版第四卷；１９９０年２月出版第五卷；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出版第六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我最喜欢诸葛亮说过的两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淡泊，我理解就是一个人对于物质生活不要过分奢求，安于过得清简、素朴一些；宁静则是心里尽可能排除掉个人的杂念，少些私心。这样，人生在世，不为个人私利操劳所累，把自己的志向同革命的事业融合在一起，他的心胸就会宏大起来，精神就会充实起来，心情自然就可以乐观，情绪自然就会昂奋。一个性格爽朗，心境总是愉快的人，是不会因伤神而伤身的，再加上适合自己情况的经常性的锻炼，起居饮食养成一定的规律，他（她）终会健康长寿。

　　我今年已经八十二岁，年事也可谓高矣。虽然近来身体也不太好，但我雄心尚在，还要抓紧时间，争取为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多做点事。近来，不少来京参加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和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国内外朋友来看我，从他们那里我听到不少很令我鼓舞的事情，促使我拿起笔来。今后，我首先打算写好我的自传，我想用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把资本主义制度，旧社会和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来比一比，也许会对年轻的朋友们和我们的下一代有所教益。

　　成立老年医学学会是个很好的事情，这项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把老年医学直到整个老年学做为一项科学来研究在我国还是较新的，从历史上看，我们国家有着丰富的健身增寿的经验，所以我感到这项研究工作应体现我们民族自己的特点。希望学会经常总结、介绍、交流老年长寿的经验，不断把这项研究工作推向前进，取得新的成就。

　　（孙雁行整理）致李玲修①

　　玲修同志：

　　《明天就要决赛》一书，和《文汇》月刊都收到，谢谢。

　　那本书已看完了，你对乒乓球观察得很细。我还好。纶复并祝笔健冰心二、廿五、一九八二

　　①李玲修，女作家。１９４４年生，山东牟平人。主要作品有儿童小说《明天就要决赛》、长篇小说《姑娘跑向罗马》、体育报告文学集《足球教练的婚姻》、《笼鹰志》、电影文学剧本《花园街五号》、《赤橙黄绿青蓝紫》等。

　　教师是建设精神文明的表率“老师说的！”这句话是孩子们口里心中的金科玉律，这几十年里我从许许多多的孩子口中听过无数遍了。

　　这一句话充分表明了孩子对于老师是怎样的尊敬和服从，同时我也可以从孩子们的话里，看出他或她是什么样的一位老师。

　　我们都有做小学生的经验：当我们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几十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们老师的时候、老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甚至于衣着、发型，都深深地印到我们的心幕上。

　　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也有最公正的评论和判断。那几位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老师，直到几十年后，我们老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还会感激地谈到他或她，说：“我们今天若是还有一点成就，那是和某某老师的教导和影响分不开的。”

　　因为老师的表率对于孩子们有这么大的教育意义，我就十分赞同教育工会向广大中小学教师发出的开展“五讲四美”为人师表活动的倡议。

　　十年动乱，把我们历史上和建国以来的美好道德传统都摧毁了。拨乱反正，移风易俗是全国全民的责任，但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责任。为人师表的教师们，在向建设精神文明进军方面，是站在最有利地位的主力军。因为教师在课堂上，不但教书——传授了科学知识，也是教人——做出了“五讲四美”的模范。身教重于言教，孩子们在春风化雨之中，潜移默化，翕然成风，首先把这一代人的精神文明建设起来，这难道不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吗？现在我们有两亿以上的中小学生，这两亿多人就是二三十年后我们中国当家做主的一代，我们的一千万位教师将有多深的责任感和光荣感呢？

　　我祝愿教师们精神愉快，工作顺利！３、６、１９８２致赵清阁

　　清阁：

　　得你长一点的信，很高兴。上海今冬特别冷，上海亲友来信，都说长了冻疮，炉火又不好用，我已经想到你了，好在现在已经转暖，以后你还是到北京过冬好。

　　你让我给《红楼梦话剧本》作序，我一定写，但恐怕长不了！不知这序什么时候要？真是忽忽四十年了！

　　你今年还想旅游？兴致不浅！我是行动不便，连楼下都少走了。我欢迎你来北京！翰老出院后只由吴青打过电话，不是他接的，身体大概还是不太健。匆匆祝好！冰心三、八、八二

　　一樵也有贺年信给我们，也是有诗，是文藻复的。《红楼梦话剧集》①序

　　清阁来信，要我给她的《红楼梦话剧集》作序。想起在一九四三年，重庆的一个阴冷之夜，我们谈起《红楼梦》，那时她正想写历史剧本，我劝她把红楼梦人物搬上话剧舞台——忽忽已是四十年了！

　　清阁五岁丧母，从小就过着孤单飘泊的生活，这形成了她的孤僻伤感的性格，也更激起了她对社会上受漠视受压迫的人的同情。她把社会上不公平不合理的黑暗生活，和多难的国家命运，以及自己的坎坷道路联系起来，以文艺为武器，不断地写出了揭露人民疾苦和激发爱国思想的作品。几十年来，她写了许多小说、戏剧和电影剧本，《红楼梦》话剧本不过是她的创作的一部分。

　　这些剧本，通过贾府人物，如宝、黛，如三春，如二尤，如晴雯　成为黑暗的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的遭遇，鞭挞了封建罪恶。把这些悲剧表现出来，这在当时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几十年过去了，清阁以多病之身，仍然坚持写作。我请①《红楼梦话剧集》，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６月初版。

　　她保重，但也愿她能写时再写一点，因为她是有她的风格的。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三日

　　灯光——为《东方少年》创刊而写初冬黎明时的灯光，总给人一种温暖，一种慰藉，一种希望。因为从家家窗户射出来的光明，是这片大地上人们醒起的信号，是灿烂阳光的前奏！

　　我的卧室是朝南的。我的床紧挨着北墙，从枕上总能看见前面那一座五层楼的宿舍，黑暗中就像一堵大灰墙似的。

　　近来睡眠少了，往往在黎明四五点钟醒来，这时天空沉黑，万籁无声，而我的心潮却挟着百感，汹涌而来　长夜漫漫，我充分地体会到古人诗中所说的“秋宵不肯明”的无聊滋味。

　　这时对面那座楼上忽然有一扇窗户亮了！这一块长方形的桔红色的灯光，告诉我，我不是一个独醒的人！我忽然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快乐。

　　白天，我在楼下散步的时候，在我们楼前奔走踢球的男孩子，和在我窗外的松树和梨树之间拴上绳子跳猴皮筋的女孩子，他们和我招呼时，常常往前面一指说：“我们的家就在那座楼上，你看那不是我们的窗户！”

　　从这扇发光的窗户位置上看去，我认出了那是央金家的盥洗室。这个用功的小姑娘，一早就起来读书了。

　　渐渐地一扇又一扇的窗户，错错落落地都亮了起来。强强，阿卜都拉他们也都起来了，他们在一夜充分地休息之后，正在穿衣、漱洗，精神抖擞地准备每天清晨的长跑。

　　这时天空已从深灰色变成了浅灰色，前面的大楼已现了轮廓，灯光又一盏一盏地放心地灭了。天光中已出现了鱼肚白色，灿烂的朝阳，不久就要照到窗前的书案上了。

　　灯光已经完成了它的“阳光的先行者”的使命，我也开始了我的宁静愉悦的一天。朝气蓬勃的儿童文学

　　近几年来中国的儿童文学，朝气蓬勃地发展丁，无论是出版方面、创作方面，都比从前几十倍地增加了。全国各省市都有了种种刊物，而儿童文学作者更是人才倍出。不但老作家们继续写作，更有不少的中青年作家，也为儿童写出许多富有时代感和儿童生活气息，鼓励儿童走向健康成长的道路的作品，这是我在晚年所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关心中国的两亿儿童的儿童文学，能这样地向前发展下去，中国的光明前途，就更有保证了。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初版。）新春寄语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同志来看我，要我为《解放军文艺》的女作者专辑讲几句话。

　　作为一个女文艺工作者，我当然欢迎文艺队伍里多几个女兵。《解放军文艺》的这期专辑，当然会给部队里从事创作的女同志们以很大的鼓舞。

　　目前文艺工作的重点，已转移到反映“四化”建设，向“四化”进军的新人新事。在这一点上，尤其是在国防现代化上，生活在部队中的女文艺工作者，是有“左右逢源”的便利的。我深信她们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好的振奋人心、振奋军心的作品来。我的父母之乡

　　清晓的江头

　　白雾茫茫；

　　是江南天气，

　　雨儿来了——

　　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

　　却原来还有碧绿的江，

　　这是我父母之乡！

　　——《繁星》１５６

　　福建福州永远是我的故乡，虽然我不在那里生长，但它是我的父母之乡！

　　到今日为止，我这一生中只回去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一一年，是在冬季。从严冷枯黄的北方归来，看到展现在我眼前的青山碧水，红花绿叶，使我惊讶而欢喜！我觉得我的生命的风帆，已从蔚蓝的海，驶进了碧绿的江。这天我们在闽江口从大船下到小船，驶到大桥头，来接我们的伯父堂兄们把我们包围了起来，他们用乡音和我的父母热烈地交谈。我的五岁的大弟弟悄悄地用山东话问我说：“他们怎么都会说福州话？”因为从来在我们姐弟心里，福州话是最难懂难说的！

　　这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就过起了福州城市的生活。新年、元宵、端午、中秋　岁时节日，吃的玩的都是十分丰富而有趣。特别是灯节，那时我们家住在南后街，那里是灯市的街，元宵前后，“花市灯如昼”，灯影下人流潮涌，那光明绚丽的情景就说不尽了。

　　第二次回去，是在一九五六年，也是在冬季。那时还没有鹰厦铁路，我们人大代表团是从江西坐汽车进去的。一路上红土公路，道滑如拭，我还没有看见过土铺的公路，维修得这样平整的！这次我不但到了福州，还到了漳州、泉州、厦门、鼓浪屿　那是祖国的南疆了。在厦门前线，我还从望远镜里看见了金门岛上的行人和牛，看得很清楚　

　　回忆中的情景很多，在此就不一一描写了。总之，我很喜欢我的父母之乡。那边是南国风光，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小溪流更是清可见底！院里四季都有花开。水果是从枇杷、荔枝、龙眼，一直吃到福桔！对一个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惬意的呢？

　　我在故乡走的地方不多，但古迹、侨乡，到处可见，福建华侨，遍于天下。我所到过的亚、非、欧、美各国都见到辛苦创业的福建侨民，握手之余，情溢言表。在他们家里、店里，吃着福州菜，喝着茉莉花茶，使我觉得作为一个福建人是四海都有家的。

　　我的父母之乡是可爱的。有人从故乡来，或是有朋友新近到福建去过，我都向他们问起福建的近况。他们说：福建比起二十多年前来，进步得不可辨认了。最近呢，农业科学化了，又在植树造林，山岭田地更加郁郁葱葱了。他们都动员我回去看看，我何尝不想呢？不但我想，在全世界的天涯海角，更不知有多少人在想！我愿和故乡的人，以及普天下的福建侨民，一同在精神和物质文明方面，把故乡建设得更美好！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９日《冰心散文选》自序

　　卓如同志把她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冰心散文选》的目录，让我看了，并叫我写序。她说：“这不是一般地谈散文，只谈谈您自己的散文吧。”我答应了。

　　我从头看了目录。有的题目，我一看就记得起写作的背景，甚至连文章里的句子，还背得出来。如《南归》，我是在极端悲痛的回忆中写的，几乎不经过思索，更没有炼字造句的工夫，思绪潮涌，一泻千里！又如《寄小读者》，执笔时总像有一个或几个小孩子站在我面前，在笑、在招手。虽然我写这些通讯是多少经过一些思索的；我想：他们要听的是什么？我能写的是什么？我要对他们说的是什么？等等，但笔下还是极其流畅和自由的。又如《往事》，那都是我心版上深印的雪泥鸿爪，值得纪念，不记下可惜，这又是一种。还有的是一人、一地、一事，触动了我的感情，久久不释，如《尼罗河上的春天》，《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一只木屐》，写来也很自然而迅速。此外为追悼朋友之作，如追悼靳以、振铎、老舍　也不需要打什么稿子，顺着自己的哀思，就写成一篇文章。最平淡的是游记或是记采访的人和事，平平说来，像缓流的溪水，难得起一点涟漪。还有些顺时应节的文章，如《每逢佳节》，《新年寄语》，也像端阳的粽子、中秋的月饼，没有什么特别风味，看了题目，还记不起里面说的是什么。最差劲的是应了当编辑的朋友之约，限期索稿；写吧，没有材料，不写吧，对不起朋友，于是乱拉题目，仓猝塞责，我想这本集子里，也可能有些这类的文章。

　　总之，我这几十年来，写的散文比小说和诗都多，主要是因为我认为散文是一种最方便最自由的文学形式，“灵感”

　　或“任务”来时，都可以拿起笔来就写。写得好不好就另是一回事了。北京有两句很有意思的谚语说：“会唱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我写的这些，还是留给会看的人来评论吧！一九八二年四月七日梦的启发

　　我从一场好梦中醒来。

　　我梦见似乎是一位导游的年轻人，把我带到一处楼上，一边说话一边拉开好几扇日本式的、很轻的糊着纸的门，屋里忽然亮了。楼栏外是一些无际的闪烁荡漾的湖光！那位年轻人说：“这前面是太湖，风景多美。你要是能回到这里来，有多少文章写不了？看你的东西还不是都在这里？”我随着他的手指望去，果然榻榻米上还摊着我的雪白的枕头、薄薄的被子；矮几上还有我的纸笔和一把小小的画尺，当我拿起那一把小尺子的时候，我忽然醒了。

　　在开朗喜悦的心情里，我按亮了枕边的小电筒，看我枕边的小马蹄钟，时间是清晨四点十分。我又闭上眼睛，微笑地回想梦中去过的地方：那里有纸门、有榻榻米，像是我在日本的寓所，但那座楼前只有小巷，没有湖光。我在云南呈贡三台山上的默庐，书桌对面是几里以外的昆明湖。我在重庆歌乐山的潜庐，可以看到的是山下十几里外蜿蜒如带的嘉陵江。这个梦是把这几张画面重叠地放映了出来，给我布置了一个面对太湖，可以写文章的地方！

　　梦里的近在楼前的太湖，是我白天偶然注意到的墙上月历的一幅画面，而那把小尺子，是我昨天在一张书桌上的笔筒中抽出来的，不知道让哪个小孩子弄折了。这张书桌本来是我老伴的，如今是我女儿的了，因为现在她住进了这间屋子。

　　老伴被挤到我住的九平方米的小屋子来，和我合用一张书桌。我们像小学生一样，并排坐着，一男一女，一人一个抽屉。我看书时他也看书，我写字时他也写字，我们总是互相干扰。我现在出不去了，只有盼望他出去开个会什么的，好让我有个独在的时间　是否在我的下意识里，曾希望眼前突兀着一张面湖的自己的书桌呢？真也难说！

　　据说一个人年纪大了，总是在回忆中过日子，想的、说的、写的，甚至做的梦也都是过去的事。我愿意往另一个极端想，就是一个人在小的时候，总在是想望中过日子，想的、说的、写的，甚至于做的梦也都是未来的事。理想原也是一个梦，一个青少年应该有自己的梦想。梦想自己和国家和人类的未来，把自己认为是美好的许多光景，重叠地构成一幅最新最美的画图，然后用你和你的小伙伴们一辈子的努力，来把它实现、完成。那么，这种开朗喜悦的心情，也不会小于我做的这一个好梦！书给了我快乐和益处

　　我看到一九八二年“红领巾读书奖章”活动的消息，从心底为小读者们感到幸福，你们真是生在好时代啊！

　　我小的时候（那是七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没有进过小学。

　　而且那时的小学里也没有少先队的组织，更谈不上什么“读书奖章”了，但是我的确从读书上得到极大的快乐和益处，从书上得到的思想教育影响了我一生。

　　我从小是个独游无伴的孩子，我又住在山边海角，白天还可以出去跑跑，晚上或刮风下雨的日子，我就只好呆在家里了。感谢我的母亲，她从我三岁起，就教我识字，她将这把打开“知识之宫”的钥匙交给我，我的生活就变得无比丰富。

　　那时候还没有专为儿童写的书，我所能得到的，只是大人书架上的那些小说。我看到的第一部书是《三国演义》。这部书引起了我对于中国历史的兴趣和对于古代英雄人物的向往。我接着又看《水浒传》、《精忠说岳》和大人枕头底下藏着的“禁书”。那时正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我读到邹容写的《革命军》和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同盟会的刊物，如《天讨》之类，都是抨击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和警惕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危险等等。读了使我悲愤激昂，使我从小就认为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大好河山，必须牢牢保住，而且要使它富强起来。

　　从书中给我的这一点爱祖国的热情，又从几十年的生活经验里，使我深深体会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两句话里所包含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使我为自己能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并愿尽我所能，为社会主义祖国做出应有的贡献。我的第一篇文章

　　问：能不能请您回忆一下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是怎样在报刊上发表的？

　　答：现在想起来，天下真有极其偶然的一件事，就左右了你的一生！我在“五四”以前，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以写作为业。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来，我由一个学生自治会的文书，被派去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组，在当时北洋政府的法庭公审被捕的“火烧赵家楼”的学生的时候，我们组被派去旁听并作记录。那天是大律师刘崇佑替学生作辩护，法庭上是座无隙地。刘律师讲得慷慨激昂，我的前后左右，掌声四起。从法庭回来，宣传组长让我们把听审的感想写下来，自己找个报纸发表，以扩大宣传。

　　那时我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的走读生，每天只往返于家庭和学校之间，同时一向只专心攻读数、理、化学科，其他一切不闻不问，我更不认识什么新闻界人物。想来想去，我想起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他是北京《晨报》的编辑。他是我母亲的表侄，比我几乎大二十岁，我们都把他当作长辈。每逢我父母亲的生日，他必来祝寿，但对于我们姐弟，他都不大答理。那时我们家看的报纸中有一份《晨报》，就是他赠阅的。我看《晨报》上的言论，对于学生运动还是很支持的，我就给他打一个电话去试一试。从电话里就听出了他惊讶的声音，仿佛觉得这个平常只在一边默默地递茶敬烟的小表妹，忽然打电话到报社来找他要登文章，是个意外。他只说：“好吧，寄来我看看。”

　　我那篇像中学生作文一样的《听审记》，几天后在《晨报》上登出来了，那当然是借五四运动的东风。但从那时起，放园表兄就常常寄刊物来给我看，如《解放与改造》、《中国少年》等等。那时我自己的兴趣也广些了，看的书报也多了，我自己订阅的有《新青年》、《新潮》等等。放园表兄劝我多写，我也想：许多刊物上写文章的都是学生，我又何妨试试呢？再过些日子，我的以冰心署名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便出世了。这篇小说我拿到了八元的稿费，弟弟们敲我竹杠，要我请他们逛“中央公园”，吃些茶点，还剩下一些钱，我便买了纸笔。

　　从那时起我就断断续续地一直写到现在。我没有写出什么惊人之作，也没有什么鸿篇巨著，我只用这支笔，写我的随时随地的思想和感情，不过现在是越写越短小、越随便、越平淡了。恐怕这也是自然规律。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致周达宝①

　　达宝同志：

　　得你信，给我带来一阵海风，十分感谢！我一切还好，只是行动不便，从得病起便没出过门，在家除了看书，还是看书。请代问社友们好冰心四、十九

　　①周达宝，女，１９２８年生，湖北罗田人。１９５１年毕业于湖北省教育学院中文系。１９５３年到《新观察》杂志社工作。１９６０年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副编审、编审。《梁容若集子》序

　　梁容若先生将他的旧作编成一本集子，嘱我作序，我和梁先生是新交，只知道他新从海外回来定居，是一位平易恬淡的学者。我读了他给我看的《蓝天白云集》和《容若散文集》，我看出他的闻见很多，兴趣很广，随笔写来，都自然有致，尤其在《故乡》一文中，他再三强调乡土爱和国家爱，我觉得他首先是一位爱国者。他住过台湾，住过美国，仿佛都能随遇而安，但他还是觉得“祖国怀抱最温存”，于是以八十之年，翩然回到社会主义的祖国。他不但自己回来，还招请国外的许多老友，让他们回来共度快乐的晚年，我认为这是梁先生很大的贡献。致谢为楫

　　亲爱的楫弟：

　　昨得来信，知书已收到，正好宗慈出差（一星期）到京，住在我这里。她知道你很好，也很高兴，小弟也来过，可惜他们相左了。

　　我自知保重，希望你也保重，我们到底都老了。附上全家相片一张，今年夏天朋友替照的，祝你好！

　　姐姐六、十五、一九八二致巴金

　　老巴：

　　得到你送我的书，既高兴又感谢。昨天看见小林给吴青的信，知道你也收到《记事珠》了。我的东西太不像话了，除了几个知友之外，我一概不送。

　　听说你背上的疽好了，·夏·天·来·仍·要·小·心，千万！我还好，就是整天晕晕呼呼的，什么也写不下去。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

　　保重！冰心六，三十

　　忆昆明——寄春城的小读者四十年前，我在昆明住过两个春秋。对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我的回忆永远是绚烂芬芳的！这里：天是蔚蓝的，山是碧青的，湖是湛绿的，花是绯红的。空气里永远充满着活跃的青春气息。今日，我遥望南天，祝愿住在祖国春城的小朋友们，不辜负你们周围灵秀的湖山，给与你们的美感和熏陶。努力把自己培育成为一个德，智，体，美四育兼优的少年，准备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伟大而美好。一九八二年七月八日《垂柳集》序

　　刘心武同志把他的散文集《垂柳集》给我看了，让我作序，我倒想借这机会说几句我对于现在有些散文的看法。

　　我一直认为：散文是一个能用文字来表达或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人，可用的最方便最自由的一种工具。在他感情涌溢之顷，心中有什么，笔下就写什么；话怎么说，字就怎么写；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思想感情发泄完了，文章也就写完了。这样，他写出来的不论是书信，是评论，是抒情，是叙事　的文章，应该都是最单纯，最素朴的发自内心的欢呼或感叹，是一朵从清水里升起来的“天然去雕饰”的芙蓉。

　　这些年来，我看到不少的散文，似乎都“雕饰”起来了，特别是抒情或写景的，喜欢用华丽的词藻堆砌起来。虽然满纸粉装玉琢，珠围翠绕，却使人读了“看”不到景，也“感”不到情。只觉得如同看到一朵如西洋人所说的“镀了金的莲花”，华灿而僵冷，没有一点自然的生趣，只配作佛桌上的供品！

　　我自己也曾“努力出棱，有心作态”地写过这种镀金莲花似地、华而不实的东西，现在重新看来，都使我愧汗交下。

　　我恳切地希望我的年轻有为的朋友，要珍惜自己的真实情感和写作的时间，不要走我曾走过的这条卖力不讨好的道路。

　　《垂柳集》中的散文，不论是回忆，是游记，是随笔，是评论还都没有以上的毛病，这是难能可贵的！作者虽然谦虚地说：自己飞得较早，进步很慢，但是我觉得像他这样地年轻，又有了一双能飞的翅膀，趁着春光正好，春风正劲，努力地飞吧，飞到最空阔最自由的境界里去！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祖父和灯火管制

　　一九一一年秋，我们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老家去。在还乡的路上，母亲和父亲一再地嘱咐我，“回到福州住在大家庭里，不能再像野孩子似的了，一切都要小心。对长辈们不能没大没小的。祖父是一家之主，尤其要尊敬　”

　　到了福州，在大家庭里住了下来，我觉得我在归途中的担心是多余的。祖父、伯父母、叔父母和堂姐妹兄弟，都没有把我当作野孩子，大家也都很亲昵平等，并没有什么“规矩”。我还觉得我们这个大家庭是几个小家庭的很松散的组合。每个小家庭都是各住各的，各吃各的，各自有自己的亲戚和朋友，比如说，我们就各自有自己的“外婆家”！

　　就在这一年，也许是第二年吧，福州有了电灯公司。我们这所大房子里也安上电灯，这在福州也是一件新鲜事，我们这班孩子跟着安装的工人们满房子跑，非常地兴奋欢喜！我记得这电灯是从房顶上吊下来的，每间屋子都有一盏，厅堂上和客室里的是五十支光，卧房里的光小一些，厨房里的就更小了。我们这所大房子里至少也有五六十盏灯，第一夜亮起来时，真是灯火辉煌，我们孩子们都拍手欢呼！

　　但是总电门是安在祖父的屋里的。祖父起得很早也睡得很早，每晚九点钟就上床了。他上床之前，就把电闸关上，于是整个大家庭就是黑沉沉的一片！

　　我们刚回老家，父母亲和他们的兄弟妯娌都有许多别情要叙，我们一班弟兄姐妹，也在一起玩得正起劲，都很少在晚九点以前睡的。为了防备这骤然的黑暗，于是每晚在九点以前，每个小家庭都在一两间屋里，点上一盏捻得很暗的煤油灯。一到九点，电灯一下子都灭了，这几盏煤油灯便都捻亮了，大家相视而笑，又都在灯下谈笑玩耍。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是一个整体，而祖父是一家之主！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喜欢短小精悍的作品——关于《一分钟小说》的一封信看了晚报编辑送来的《一分钟小说》，真不愧为从三万多篇中选出来的杰作，篇篇都不错。我姑定出头三篇，还有几篇也很不错。

　　我从来认为短篇小说是应该短的，因为短，布局必须精练，文字必须简洁。我们年轻时所奉为模范的是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项链》和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后来也不知为什么，短篇小说却越写越长了，长得使人必须有整段时间才敢翻阅。我病后精神不好，尤其有此感觉。总起来说，我喜欢看短小精悍的作品，我也希望年轻人多写些短些的好的小说。当然写短小的东西，更不容易，一粒沙中能见到一世界，是要花些剪裁筛选的工夫的。

　　这只是一家之言，也许是为我自己不会写长篇文章“护短”，请一笑置之。一九八二年八月五日不要污染日本子孙万代的心灵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创作和上映，是适时的。

　　自从我听到日本文部省在审定历史教科书中，把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行动篡改为“进入”这一消息起，我的心一直在怒涛翻滚之中！教科书是担负着教育培养子孙万代的责任的，日本文部省怎能“一手掩尽天下目”，美化那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驱使千千万万日本人民，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行动，把这关系到半个地球亿万人民国破家亡的血淋淋的事实，鬼鬼祟祟地改成轻描淡写的“进入”二字！难怪普天下人民，尤其是中日两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群起忿怒地质问：“世界上有这样的‘进入’吗？”

　　姑且不提到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在日本帝国主义横行时期，亿万人民都有他们自身的惨痛经历，单单说到我自己，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出生的中国人，就是一个这段历史的最好的见证者！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我说：

　　那时，围绕着我的是：连天的帝国主义的烽火，遍地的封建主义的妖魔；白骨堆成山，血泪淌成河，

　　国耻纪念比节日还多！

　　这就是我年轻时候的中国！

　　是的，我年轻时候就是这样含垢忍辱地生活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土地上！而这些国耻纪念，绝大多数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造成的。“五七”、“二十一条”、“济南惨案”、“九一八”、“七七事变”、“八一三”　哪一个国耻纪念，不在我的脑海中掀起一张我目睹耳闻的血淋淋的画片？在二十年代我在美国求学期间，有了几个日本同学以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日本人民是善良的，是爱好和平的。特别是在一九四六年冬天我到了战后的日本，我才知道日本人民也和中国人民一样，被日本军国主义者伤害得家破人亡！我在一篇《日本归来》的文章中写过：

　　过轰炸后的废墟，两旁没有一星灯火，路旁没有一个行人　白天我出去看看，战前最繁华的银座，大百货公司中几乎空无所有　我出去想看看除夕有什么景象，我所看到的是一条条黑暗死寂的街市，只有缩着头的警察顶着寒风，提着昏暗的灯笼，在空荡荡的大道上彳亍地走着。这夜听不见辞岁的钟声，寺庙里的铜钟都被迫捐献出来做了武器了！　这一夜我没有睡着！

　　此后，我见到了我的日本同学和她们的家属，大都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他们的房子被炸平了，书籍被烧毁了，我们还没有深谈到别的。以后，我还和东京大学的同学们，在课堂的火炉旁边（取暖的暖气管也被拆下捐献作了武器了）畅谈我们两国两千年来的交往，从这时起我深切地体会到中日两国人民必须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这是关系到东南亚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头等大事，我必须以对日本广大人民的同情来代替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憎恨，我誓同我的日本朋友们全心全意地为这伟大高尚的目标而终身奋斗！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涌现了许许多多我的日本朋友的诚挚的面颜：已故的松本治一郎先生，中岛健藏先生，松冈洋子女士　以及其他当前健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作家井上靖先生、宫川寅雄先生、藤山爱一郎先生、古井喜实先生、宇都宫德马先生、土光敏夫先生、茅诚司先生　他们都仍在为中日友好的伟大事业，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十年前我在《樱花和友谊》一文中，曾写道：

　　里、冰里、雪里，并肩携手一砖一石地铺出了这条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道路。这道路，过去并不是平坦的，将来也还是有曲折的，随时还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障碍。

　　真是不幸而言中！十年之后，果然出了这件要污染日本子孙后代的篡改教科书的事件！但我接着又写：

　　信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正在创造着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历史，我们中国人民将在这条道路的两旁，把日本人民送来的山樱苗本，整齐地栽起，我们将以园丁般的万般珍爱的心情，仔细地培育，辛勤地浇灌，让它们在中国土地上，和我们的坚持中日人民友好的接班人，一起茁壮地成长起来，繁盛下去，使一年一年灿烂盛开的樱花，以它们的颜色和清香，来鼓舞我们世世代代的接班人，永远和我们的日本朋友，同心协力地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这个伟大的事业不断地做出出色的贡献！

　　我有限的岁月不会增添，而我支持“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并没有丝毫的减退。我信赖我们两国坚持人民友好的接班人！

　　我再重复一句：请不要污染日本子孙万代的心灵！正在努力创造世界和平历史的中日两国人民是决不允许的。一九八二年八月八日致谢为楫

　　亲爱的楫弟：

　　前天晚上吴茜来了，谈到你的近况，说你身体很好，有吴大兰大夫照应，又是同乡，我很放心。她还说你自招待所搬出后，屋子小些，但更像一个家，我想大弟调在兰州，就近也可照应。我们这里一切还好，文藻因血压太低，大夫让他去阜外住院十天，现已回家。据说心脏还可以，只是肺部不展，常觉郁塞，但此无药可医，只能靠运动。我行动不便，已两年没有出门了。小妹定九月八日赴美，进修一年，到Ｍ．Ｉ．Ｔ．学社会城市计划。二哥，出外（大连）休养，化工部安排的，半月后回来。望你保重！姐姐八月廿四日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我虽然因为行动不便，失去了参加列席十二大的机会，但我学习了十二大的报告文件，同时白天看报纸，晚上看电视，使得我整天包围在兴奋欢乐的气氛之中。我感到我所热爱的祖国，是空前地生气蓬勃的，前途是空前地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不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即”了！

　　我的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我把这三篇内容丰富的报告，详细地来加以述说，我只能说这几篇报告仿佛都是在详尽地答复了我的愿望和要求，使我感激，使我奋发。例如胡耀邦同志谈到：“我们努力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全党和全社会认识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并且决心尽可能创造条件，使广大知识分子能够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地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还有陈云同志讲话中谈到要提拔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问题，他说：“一句话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而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这些话都使我读了忍不住喊出我发自内心的欢呼。等到我读了叶剑英同志的讲话，里面提到：“要用实际行动写好自己晚年的历史，时时处处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又从兴奋转入了沉思：我自己应该如何努力用实际行动来写我自己晚年的历史呢？

　　我愿以党外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坚持和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全国人民一起在空前的蓬勃朝气中，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一九八二年九月七日致吴青①

　　亲爱的小老二：

　　姐姐送你回来，在门口叫了一声ｍａｍｉ，声音和你的一样，吓了我一跳，以为你没走成，后来陈恕也回来了，都不过十点半。听说你还坐了头等舱，运气真不错！

　　想我写信的时候，你该到了美国了（九月九日下午三点十分）。从今起过了一天，就意味着你离家又近了一天，我就是这样想的，今天我又给黄迪回了一封信，说你已经走了，这时恐怕你已和她联系上了。

　　家里和往常一样，一切你可以想象出来，不过电话少了，因为你不在家。我和Ｄａｄｄｉｅ自己会保重，姐姐和陈恕又常在身边，大姐尤其细心，你都不必惦念。

　　我看你若方便，先把冬天大衣准备好。因为Ｂｏｓｔｏｎ说冷就冷，同时也不要忙着同太多的人联系，费去许多时间。到黄迪家可过Ｗｅｅｋｅｎｄ，可以吃中国饭也可以休息，还给他们①吴青，冰心的二女儿。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３年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访问。１９８４年以来，被选为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１９８８年以来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现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

　　添些快乐。（我告诉他们你不会和他们客气的，同时希望他们不要给你特别照顾，宛如家人一样爹。）①此外昨天我得浦丽琳信，她还寄我书，我也想给她写信，告诉她你已经走了，亲亲你！娘九、九、八二

　　①括号内的文字是冰心的老伴吴文藻教授写的。《井上靖西域小说选》序

　　中央民族学院的几位教师翻译了井上靖先生的《西域小说选》，请我作序。我感到荣幸而又惭愧。我既不懂日文，又没有去过祖国的西北，对于原著中的景物和翻译的甘苦，我都无从充分领略；但是井上靖先生是我很知心的日本朋友，又正因为我没有去过西域，我要从井上靖先生这本历史小说中来认识了解我自己国家西北地区当年的、美梦般的风景和人物。这是我欣然执笔作序，并衷心欢迎这个译本出版的原因。

　　我和井上先生的初次会见，我已不记得是哪年哪月的事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六十年代初期，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曾到井上先生家里作客。我看到井上先生满屋满架的书。会见了热情好客的井上夫人；还有井上先生的小女儿——佳子姑娘。她活泼聪明，十分可爱，尤其是她脑后垂着两条又黑又粗的发辫，和中国的女孩子一模一样，见过后很难忘掉。那天井上先生送了我好几本他的大作。他知道我不懂日文，还送我一本英译的《猎枪》。

　　此后，我们的相见就频繁了，二十余年的往事，画面重叠地闪过我的心幕。有的在北京，有的在东京，背景有中国的山色，有日本的湖光，无不情景交融，依依如画！最后的一张画面是一九八一年我病后家居，井上先生和夫人，还有中岛健藏夫人，一定要亲来慰问。我的客屋又小，我们和翻译人员一同团团坐下，真是“促膝谈心”了！那次的聚会，在我的记忆中，是永不会磨灭的。

　　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的时候，《井上靖西域小说选》的译本付印了。井上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对中国汉唐文化和中国西域地区，有了极深的爱慕和向往。正如山本健吉先生为原著所写的序中所说的：“总而言之，井上先生有关西域的作品里，寄托着他从青年时代就孕育的梦。那个梦是浪漫主义的憧憬　我确实感觉到了撰写这种小说的作者的热情。”但井上先生在写这本小说集的时候，他还没有到过西域，正如他在这译本的序中所说的，他写作的资料“有的是仰仗于历史材料体现的，有的是依赖于稗史材料表达的，都是没有到实地考察游览过，而提笔一挥而就的”。

　　他又说：“由于迎来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光辉时代，承蒙中国方面的盛情关照”，他两次到了河西走廊，三次到了塔克拉玛干周围地区，游历了他自己小说中的舞台。虽然西域古代历史已湮没在流沙之下，使得他感慨万千，但他在旅途辛苦之中，还是悠然入梦！他还是觉得：“月光、沙尘、干涸的河道、流沙，从古至今，依然如故　这只有在倾注了青年时期心血的小说的舞台上，我才能睡得如此香甜、安稳。”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每次井上先生从西北回到北京和我们相见时，就热情洋溢地和我们谈着他旅游见闻的一切，亲切熟悉，如数家珍。静聆之下，使我敬慕而又感动。

　　我感谢井上先生，他使我更加体会我们的国土之辽阔，我国历史之悠久，我国文化之优美。

　　他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

　　他在中日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我向他致敬！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６月初版。）为《胶东文学》题词

　　祝愿

　　胶东的作者们，永远从生活在胶东壮丽的海上山中的人民中间汲取创作的源泉！

　　冰心九，廿五，一九八二。致谢为楫

　　亲爱的楫弟：

　　感谢你给我们写的贺生日的信。在初九那天（廿五号），大妹买了一个蛋糕，二哥也买了些月饼什么的来我家（二嫂伤风未来）。孩子们也只有大妹、陈恕、钢钢，我们六人。陈恕还给我们照了相（我和二哥和文藻），等洗出就寄给你。二哥下午三点来，五点走了，那天还下小雨！

　　《红楼梦》昨天已让大妹寄出（内有我们的相片夹在《冰心作品欣赏》里，还有一本《先知》），这部书是她的，我买不到，她说三舅舅看过后，不用了再还她。其实第三册还是别人写的，上两册中也没有什么，只是有关芳官名字等，稍有不同而已，你自己看吧！

　　“家用负离子发生器”，我没听说过。我想我也不需要，你如感觉对你的健康有用，那也更好。

　　大弟有信，说小弟要去矿校学习，极好！姐姐九、廿七、

　　小妹已于九月八日赴美Ｍ．Ｉ．Ｔ学社会学，为期一年，到纽约有信，还未到波士顿。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致吴青

　　亲爱的小老二：

　　国庆节和中秋节是一天的“十·一”，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放了三天假。正好常华夫妇是这一天到的，一号那天一家团聚了一天，午晚两顿饭都是十几个人，以后常华夫妇就天天出去，早出晚归，我们两人就整天在家，但也有人来。今天我刚得到Ｓｔａｔｉａ的信，她说十月五号（就是明天了）他们要到波士顿去看你，请你吃饭，还说以后要请你到他们家住。她十分热情，她父母在中国住过，所以有些感情。我想国庆日黄迪夫妇也许会叫你去过周末。今天我生日，小林也寄了一张贺片来，我共吃了四块蛋糕，一块是自己买的，一块是二舅舅买的，一块是宗钧送的，一块是卓如送的。我现在身体很好，Ｄａｄｄｉｅ也不错。今年天气是逐渐凉下来的，还没有寒流。我们会保重，大姐也很照应我们，新的宋阿姨年轻麻利，一切都很省心。我现在心里舒服多了，只惦记你，不知找到近学校的房子没有？一天走５０分钟也很累。姐姐一家都好，哥哥一家过节在此一天，陵霞也来了。山山入了中专，学制革的。钢钢、丹丹每天也打球，我看他们也用功。我想明年考大学是个关键，不会不着急的。常华夫妇很可爱，我们给他们买了月票，我另外送他们贺礼５０元，他们大概要住到十号以后。（浦大祥联络上没有，住房事能否有所帮助？关于首都一些社会问题剪报，尚未发现，待出现后再寄你备查考。上次来信说有四门课，哈佛的听来怎么样？）①文瀚家的牛牛，和姐姐家常有来往，也到你们那里去和钢钢玩，别的等你再来信再说。总之，一家人都平安如意，你不必挂念，只自己保重好了。亲亲你！娘十、四、一九八二

　　①括号内是吴文藻教授写的。致吴青

　　最亲爱的小老二：

　　前两天就得到了你给陈恕和钢钢的贺生日片子，昨天（十月七日）又得你２７日写的信，算来在路上走了十天，今天已是十月八号，你整整离我一个月了。我真是想你，尤其是我夜里醒来或是我心中不痛快的时候，不过“别离是重逢的开始”，你现在是一天一天地离我近了。我实话说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不痛快的地方，姐姐和陈恕还有大姐都在很好的照顾我们。北京天气是一天低一度地慢慢冷下去，冷了我们自然能生炉子。孩子们也还乖，丹丹钢钢仍是那样子。我将你信给他们看了，勉励他们，他们都说“我们知道”。哥哥他们仍是每星期天来，陈凌霞多半不来，孩子也不定全来。我在家有时也有外宾来访，多半是外籍华人。我和Ｄａｄｄｉｅ十分惦记的，一是你的住处，希望你能早些找到近的地方，而又便宜的，安定下去；二是你冬天的外衣买到就可以御寒，希望在十月一日国庆会上你可以遇到更多认识的人，可以帮一点忙。黄大嫂十分需要慰安，她又十分热情，你到她处Ｗｅｅｄ－ｅｎｄ我也放心，在美国什么都是钱（中国也是如此，不过我们还有点人情味！）所以一定要有足够的钱。严三姐波士顿的地址你有没有？你需要时，可以向我要。我们现在都平安。我写这信是早晨九时多，Ｄａｄｄｉｅ早上休息未起，还在打呼，陈恕他们生日，我们一定吃面。常华夫妇还在此，他们已逛了一切地方，今早去买车票，打算十号走。常华还给钢钢做了的卡上衣，别的没有什么了。·家·里·你·一·定·放·心，·我·们·会·互·相是我的家，这滋味你也尝到了。亲亲你！娘十月八日致吴青

　　亲爱的小老二：

　　又得到你的第三封信，知道浦家的人已经和你联系上了，又知道黄大嫂对你十分照顾，还替你买了大衣，我当另函去感谢。只是你的住处一直没有定妥，我还是很惦念，只希望在多方设法之下，可以早日定夺，反正你也只去一年，不日就可以回来，重享家人同在之福。在此期间不要太辛苦，不要吃得太省，上课也不要太多。我们两边都大家保重，准备明年重逢的快乐。浦丽琳有信来，说浦干爹到东方去看你，她也请你假期中去她和大邦的加州家作客，她们都很热情，我想你年假中，大概先到东方，如纽约等处吧？

　　家里一切安好，今年天气是逐渐凉下来的，所以比较适应，今天Ｄａｄｄｙ，由民院朱大夫陪同到积水潭医院去看牙，不是大毛病，只是假牙掉了一个，去安而已。·反·正·我·们·一·切·都道了”，但愿他们能有些自觉就好。冰冰很想你，但小孩子的“想”，和做父母的大人的又有不同。宗慈到山东出差，在此过了一夜，十天后又将回来住一星期。她给你们和姐姐带了几个重庆花盆，还有柚子，怪味胡豆等，真难为她带！

　　陈恕和钢钢伤风早已好了，反正有什么小病，等到你接信时，都已经好了，不必太挂念！我当年去美，信是从船上走的，更慢了，有此经验，而且现在医疗条件更好、更方便，你说是不是？娘十，十四致吴青

　　亲爱的小老二：

　　昨天哥哥来了，他在这里写了一封信，说是你要过生日了，我也早就想起这件事。我想，你自己在外面也不好声张，只有悄悄地过了，等你明年回来，我们再好好地过吧。陈恕和钢钢生日，我照例给他们钱，让他们自己买东西，同时也吃了面。昨天小惠对我说：“二娘在吃上也不要太省了。”她说潘家老四在美国，因为鸡腿比较便宜，她就买来熬汤，也吃肉，这是个办法。费哥也常打听你，他和费嫂要到吴江去一个月。我们一切照常，天气一天一天地凉下来，我们都加了衣服，不久就要生上炉子。宗慈昨天又来了，她可以在这里住一星期，她很好。钢钢还不错，今天写一篇作文《校内见闻》让我改，字也写得不错，比你整齐！内容说现在有些青年人不讲精神文明等等，我看我们孩子，在学校表现也许比家里好。三姐、陆平、二舅舅都常有电话。陈恕大姐也不错，她现在也照顾Ｄａｄｄｉｅ穿衣脱衣（近来手脚开始不灵，自己扣扣子就感到困难），老人动作迟缓，有她帮忙，就好多了。娘十，十八杨永青和他的儿童画

　　世界上没有一朵不美的花，也没有一个不可爱的孩子。

　　我一生喜爱小孩子，无论是母亲怀抱里的，老师领着在路上走的，银幕上的，图画里的，我都爱！

　　１９８０年夏我因病住院，同年１０月《儿童文学》同人送给我一幅贺寿的画。画上是一个挽着丫角，系着大红兜肚，背着两个带着绿叶的大红桃子的胖娃娃。这娃娃画得十分传神可爱。那微微张开的笑口，那因用力而凸出的胸腹，和那两只稍稍分开而挺立的胖腿，都充分地表现出他乐于背负的两个大桃子，是太大太重了！这只有对于小孩子的负重动作，有很细腻深入的观察的画家，才画得出来！这娃娃在我医院病榻旁陪了我半年，给我以很大的安慰和快乐。

　　《儿童文学》同人第二次来看望我时，我就详细地问起这位画家的名字和身世。从他们热情而诚挚的谈话里，从他们让我看的这位画家的作品里，我看到了一位认真、纯朴、正直，一心扑在儿童画上的艺术家的形象。

　　杨永青同志是上海市川沙县人，家境贫寒，自幼丧母，父亲在上海替人做些杂工。他和祖母相依为命，艰辛地读完了五年的小学，就到上海一间木行里当了学徒。这时他已经酷爱画画，得到一管笔一张纸，就专心致志地画了起来，无论环境多么嘈杂，他也能够从从容容地画画。他尤其喜爱儿童的形象，善于捕捉一瞬间突出的美的画面，他就这样“无师自通”地画下去，直到他十五六岁的时候，才遇到一位工笔画的老师，受到一些绘画的训练。

　　解放前夕，杨永青同志二十二三岁了，他开始以画画为业，在家乡的学校里，当了美术教员。解放后，在乡政府和团县委参加美术宣传工作，直到他在上海华东团委的《青年报》上发表了几幅作品之后，社会上才开始注意杨永青这个名字。

　　１９５３年，他从华东青年出版社调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主要是替少年儿童读物画插图。他的作品有《大灰狼》《马兰花》《小燕子万里飞行记》等，得到了广大小读者的赞赏。

　　三十年来，这位孜孜不倦一心扑在画上的艺术家，也免不了生活道路上的坎坷！可他即便在逆境里，也依然执著地坚守着生活的信念和对艺术的追求。他任劳任怨，忍辱负重，表现了一个艺术家应有的品格。在这期间，他的坚贞不渝的爱人蔡纯美（一位无线电修理部的先进生产者）劝慰他、鼓励他，独力挑起了一家的生活重担，支持他度过了漫长的艰难岁月。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随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杨永青终于得到了又一次的解放。雨过天晴，万物复苏，他重新握起了为儿童作画的画笔。他来到《儿童文学》编辑部担任编辑，心情舒畅了，专业上又有了很大的进步。几年之中，他又为儿童画了好几本画。

　　杨永青同志也画过山水人物。六十年代初期，他到福建，下连队体验解放军生活，又收集了许多民间版画资料；也到过云南、四川、华山、黄山等地，他把爱美的心灵沉浸在祖国南疆浓郁的风光里。但他最喜欢画的是祖国农村的儿童生活。在我看过的他的儿童画里，有喂猪的女孩、牧羊的男孩，还有高举着饭碗坐在小鸡群里的，有肩上挂着冰鞋迎着朔风赶路的　都生动、活泼，充满了生命力！而且神情各不相同，有爱抚，有喜悦，有防备，有急遽，都表现出画家和他的绘画对象有心灵上的同情和交流，因而在风格上形成了极其自然的现实主义。我不会画画，欣赏绘画时只凭直觉。我觉得杨永青同志对他的工作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自己也说过：他为儿童读物作画，感到这任务是神圣的。他不但在作画时注意培养儿童严肃的审美观，还十分注意印刷效果，常常下到车间同工人师傅一起商量，关心印刷情况。

　　直到现在，我还没会见过这位以画儿童画为神圣事业的画家。他病了，动了手术，还在疗养期间。我衷心祝愿他放心休养。他比我年轻得多，他有足够的时间来享受他说过的“能使我放心大胆地追求”的美好环境。据我知道，现在画儿童画的艺术家不多，画得好的尤其难能可贵。喜爱儿童的人们，要一齐来关怀和爱护像杨永青同志这样的人才。致吴青

　　亲爱的小老二：

　　收到你托人带回的十月廿七日的信，里面有两张相片，还有给别人的信，我想陈恕都已代转了。我知道你已习惯于日常生活，并且和朋友相处得很好，锻炼得也好，我也高兴。你已去过我的母校，但你把ＬａｋｅＷａｂａｎ误成Ｗａｄａｎ，我把它译成“慰冰”就是译音。我的《寄小读者》就大都是在湖边写的，风景写得很多，但你一般不看我写的东西，自然也不知道了！你的那两张照片，都比在家时胖，我们看了也放心、高兴。严二姐已见到你，很好，她给你钱，你就收下好了，你到处演讲，有报酬没有？我们当初去学校讲话，一般都有报酬。我以为你可以给威校中文系学生讲语言教学，戴老师是系主任，是黄迪的弟妇。你到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没有照相，可惜，可以等到在黄大嫂家时，再去一次。我住过的ＢｅｅｂｅＨａｕ，姐姐曾在那里照过相，还有的是ＮｏｒａｎｂｅｇａＣｏｔｔａｇｅ已经拆了。我们是研究生，我记得没有种树，不过湖边有石墩子和木头的椅子都可以坐着照。当初我和哈佛的学生（如陈岱孙、浦薛凤），Ｍ．Ｉ．Ｔ学生（如朱世明、顾一樵等），有个“湖社”，半月在湖上开一次会，各人讲自己的专业，ｔａｌｋｓｈｏｐ，很有意味，都是在湖上划船对讲的，有时也带野餐。有一件事问你，Ｓｔａｔｉａ和她丈夫不是十月五日来看你吗？为什么你来信没有报道？她就是我在威校最好的同学，我和Ｄａｄｄｙ在１９３６年都到她家去过，她的丈夫也是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的毕业生。我们家早已生上小炉子，但暖气还没有来。我和Ｄａｄｄｙ都穿得很暖和，我们也互相照应。手推椅已付钱了，下星期可取，你放心。（我很好，一定能看到你回来。有时感到力不从心，还得挣扎一番，你听课怎样，下次来信可以稍谈几句。）①十一月二日

　　①括号内是吴文藻教授写的。致吴青

　　亲爱的小老二：

　　昨天是你生日，我特别想你，想到那年你生下来的情况，国事家事天下事都很乱。现在好了，我又高兴起来。十一月八号是“立冬”，来了寒流（还未刮风寒气就来了），但是一到下午，我们的暖气就来了，暖和得很！据说今年北京市有通令不死按十一月十五日以后才生火的老规矩了（据说民院今年通过内蒙买了六千吨煤），一冷就生，我觉得很好。十四楼一号，那边也不太冷。我让他们尽量在这边读书作事，他们说不冷。大概年轻人感觉不到。其实，我也不大觉得冷。寒流过后，阳光又好，坐在窗前写信很适意。Ｄａｄｄｉｅ很好，我们十分注意他，他在节骨眼上，并没有伤风，姐姐一家也好。

　　冰冰依旧很活泼，很想你；丹丹、钢钢还知道用功，大概他们自己心里也会着急。昨天得吴泰昌电话说，巴金摔了一交，也骨折了，住华东医院。我今早已去航空，给小林和巴金，说骨折是硬伤，要听医生话治疗，正好长期休息，也免去许多干扰，反正巴金自萧珊死后，一定很孤单寂寞，别人也替不了。我们家现在都很安好，哥哥和凌霞每星期天来，孩子们多半在家念书。你的衣服够暖不？

　　屋里暖，出去要小心。亲亲你！娘十一月十日

　　情发于中——序《泉水淙淙》《泉水淙淙》是本有特色的散文集，它的特点是从实际生活中来，既有具体的内容，又有丰富的思想感情，文字也流利可诵。

　　作者周明同志是我在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时的同事，他工作热情，勤于接触实际，曾几次陪同我去做些采访的工作。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其活泼热情的年轻人。在十年动乱期间，当一个人的尊严已经被践踏殆尽的时候，我绝不敢想望能从一个人，特别是从一个年轻人得到一点同情和温暖，正在这时，周明就是一个我最需要的小朋友！后来我知道，他不但对我是如此，对我的许多朋友也是如此。

　　正如他在这本集子的后记中所说的，他长期以来做的是文学刊物的散文和报告文学的编辑工作，他热爱这种工作，也热爱散文和报告文学这一文学形式。因着工作关系，他熟悉了许多作家、艺术家，接触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他情发于中，便忙里偷闲写出了有关这些人物的散文特写，并记述了他游览过的祖国山水风物。

　　收在他这一本集子里的作品，有不少我已经在报刊上看过的。我觉得这些散文是从他热爱工作的诚挚的心里发出的声音，所以就没有“为写作而写作”的弊病。这是我乐于为这本集子作序的原因。致吴青

　　最亲爱的小老二：

　　这封信是从北京医院写的。我因摔坏了一点背脊骨，十一月十七日又进院住了三个星期，是大姐陪我来的，这次辛苦她了，因为我根本坐不起来。作了Ｘ光，并没有骨折，不过磨损一些，躺了十几天，照了太阳光（理疗）打了针。刚进来时因为肚子也不好，常痛，有低烧，现在已好了，前天起就试坐起来。今天头一次写字，怕你不放心，赶紧给你写信。病房里是骆大夫管，王福权、吴蔚然大夫等常来，小咪和徐世荣更不用说（当天进院，是陈恕和大姐送我来的，徐世荣就在院内接）。这三星期中很想你，尤其在夜里。大姐要起来四五次给我小便，我很过意不去。现定本星期六（十一日）或星期天回去，我赶这信希望你可以放心度假。此后我一定更小心，老了到底骨头脆了。你看见亲友都替我问好。我尤其希望你和Ｓｔａｔｉａ或ｍａｒｎｉｃＳｐｅｅｒ在一起过圣诞节，亲你！

　　Ｗｉｓｈｉｎｇｙｏｕａｖｅｒｙｈａｐｐｙｈｏｌｉｄａｙ娘十二月八日致吴青

　　亲爱的老二：

　　今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我仍在医院里，小咪等都不赞成我早回家，因许多病情仍未察好。现在关于胆囊、胰腺方面，都已作了超声波，心室早跳问题也改了药，逐渐平稳起来，我想不久也就可以出院。我现在一坐起来就腰酸，走路更不行，右脚前半部着地就疼，恐怕要慢慢地练习，回去也一样地要麻烦人。总之，岁数大了，也是自然规律。骆大夫又调到南楼去了，接任的杨大夫，是继黄公怡之后去日本的，对我也不错。在此就是大姐累一些，闲的时候她又闷。姐姐哥哥和陈恕都常来看我，其他的人如宗钧、小四等也都来过。在此住院的有曹禺，阳翰老等。不过我从来不出去，这次本来就躺的时候多，坐起很少，更没有推车出去的兴趣。你现在正在圣诞节访问中，美国一定很热闹，我想你一定会写信报告。

　　怕你悬望，就又写此信。据说Ｄａｄｄｉｅ由罗哥儿给换了一种心疼药，觉得好多了，我看他还可以。今天（礼拜三）下午陈恕来，别的再说吧，十分十分地想你！亲亲你！娘十二月十五日致吴青

　　最亲爱的小老二：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日，我已回家了，是哥哥去接的，因为陈恕和姐姐都有课。大夫们都来送我，回来后看见你十二月十一日的信，知道你因许久不得我信而不安，哭了好几次，我在医院里也因想你而哭了好几次。我们都是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毫无办法！但我·此·后·一·定·特·别·小·心，不要再摔交，以免不能写信。因为我写信快，即使Ｄａｄｄｙ有病，我也会写信的。回来后大家都来了，姐姐饭后来，钢钢尤其殷勤，他扶我坐转椅，这椅子比医院的好多了，灵便之极。家里人都好，Ｄａｄｄｙ总是那样子，丹丹和冰冰、李志昌要今晚才能看见。我回来后，至少大姐可以睡得好些，我夜里不必叫她了。回来后桌上堆满了信件，一一拆阅，真如我母亲说过：“生命和事情一样长。”昨天夏衍到医院看我，沈宁给我们照了相，好了就寄给你。（这次娘病，使你万分焦急，从此可得一教训，无论家里出何意外事故，你要沉着。我俩都已年逾八旬，难免有病，尤其冬天难过，对我来说，尤其如此。所以在短时期内无信，也不必焦急，至要。）①同日

　　①括号内是吴文藻教授写的。致吴青

　　亲爱的老二：

　　连得你十二月廿一、廿二两信（内附有给钢钢信和山山的贺生日片）并有相片，欣慰之极，我去的三封信，想都已收到了。回来后躺的时候多，坐起不太久，腿也渐渐地好了，我想会一天一天好起来，等你明年回来，就差不多了。家里都好，丹丹、钢钢似乎在学习上都自觉多了。丹丹上了文科，钢钢上的理科，但看明年考的怎样。姐姐、哥哥两家都好，山山上中专后，有了进步，对校刊很热心；江江也不错，做了课代表；冰冰近来也常得优。近来北京牛奶减少了，哥哥姐姐他们都没有奶吃。我们因为一来年纪过了７５岁，二来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每人每天有一磅，因此陈恕和钢钢每天都有一碗奶喝。你寄回的照片，比在家时胖多了，还有你穿的浅颜色大衣，大概是黄大嫂送的吧？今天是十二月廿七，大概你今天搬家，以后就到纽约等地去了，我等着你见许多人的报告。我们这里定一月二日团聚，也是山山生日。我们得的贺年片很多（年历也不少），也有许多人来看。有一天叶圣老也来了，我真过意不去。夏衍是到医院看我的。今年北京不冷，家里尤其暖和。（下学期你要选新课，想来Ｌｉｓａ会帮忙的。你听课，每课要不要做总结，写心得？“一外”对你们出国进修，有没有提出要求？我问你姐姐，她说那时没有。不过你最好趁热打铁，写下一些，以防万一，并且对自己写总结有好处。还有一件事，你参加的系是“都市研究和计（规）划系”，有没有书面通告，简单介绍，请索带一份，我想了解对首都城市总体规划，是否有参考价值？明春香港之行，我已决定不去，因为我去后紧张受不了。）①十二、廿七

　　①括号内是吴文藻教授写的。致谢为楫

　　亲爱的楫弟：

　　得你十二月七日的信，我是从医院回来才看的。我又摔了一交（摔伤了脊骨），从十一月十七日住进医院到十二月二十日才出来，所以没有给你写信。今天又得你十二月廿六日的信，知道表坠已收到了，我的“推椅”已买到了，花了五百元，很灵，因为我现在生活不能自理，行动都要人扶着，真是自己都觉得讨厌。不过屋子小，在屋里转来转去不大方便，将来天气暖些可以下楼就好了。这里大家都好，宗生和大妹两家人也不错，小妹在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学习，也还好，她明年就回来了。文藻还好，但也老了，只是行动很慢，没有办法。你说你一天忙到晚，因为你还走得动，我在医院时二哥来看我，就气喘得厉害。今年北京不太冷，我们家暖气也很好。我的书出来就寄给你。小弟处有困难，我前寄去三百元，余不二。姐姐十二月廿八１９８３年致吴青

　　亲爱的小老二：

　　得到你的来信，你说你们那里街上有一尺多厚的雪。北京今年很暖，昨今两天说是有雪，至今还没有下来。我很好，也很忙，总有些少年儿童的事，到家里来。昨天就是少年报社来照相，搞了半天；后来作协又来人春节慰问等等。现在北京春节的味道已经很浓，家家买东西。冰冰已放假，丹丹、钢钢在补课，下星期也要放假了。姐姐和陈恕已考完学生，也放了。昨天陈恕去王进仁（？）处取回了你寄回的东西，你这次信中寄回的在Ｗ、ｎ照的相片太模糊了，不知是谁照的。

　　Ｄａｄｄｉｅ很好，每天上下午下楼散步。我因为穿大衣麻烦，冬天就没有下去，只在楼上走走，最近也写点小东西。小林有信来，说巴金舅舅已好多了，腿不再吊着了。她说她也有信给你。哥哥一家星期日来了，正好你信来，他也看了，要给你回信。现在算来，你离家已将五个月了，一半日子已经过去，我会健康地等着你回来。

　　（我每天照常下楼散步，维持两腿能动起来，最近一阵什么活动都不参加，在家看研究生写的论文及中年人要我看他写的稿子，够忙的。近来视力越来越糊，不能超过两小时。上次问你Ｌｉｓａ的系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设置，我要了解学文法科的该学自然科学方面哪些东西？娘和我都知道保持健康，勿瞎想。）①

　　（Ｄａｄｄｉｅ）元月一日①括号内是吴文藻教授写的。致葛翠琳

　　翠琳：

　　感谢你的贺年片！文藻和我都向你拜晚年！

　　我因不慎又跌伤了脊骨，从去年十一月十七——十二月二十日，又住了几十天的医院。回来从堆积如山的信件中，看到了你和少儿司宗介华同志的信，嘱为四川儿童刊物题字，现在时间已过，不胜抱歉！盼你能为我转告宗同志和四川儿童出版社，我刚起坐不久，不能多写字，麻烦你了！

　　你忙吗？千万不要来看我，我还可以，只是躺的时候多，腰酸，写墨笔字，暂时不可能了，问你全家好！冰心一月十日

　　《老舍儿童文学作品选》①序《老舍儿童文学作品选》的编辑，要我为这本集子作序。

　　我虽然病后精神不好，还是毫不犹疑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老舍先生是一个热爱孩子的作家，他永远保持一颗澄澈的童心。在我们的朋友中，他是最能和孩子们说到一起的一个。无论是说笑话也好，谈正经的也好，他总是和孩子们平起平坐，说出自己最真实，最发自内心的话。看了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就像我从旁听到他和我们的孩子们谈笑一样，那样地利索、生动、幽默中带着很深的道理。

　　十年浩劫，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打击，就是老舍先生的死！他若是今天还在，一定会在“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伟大号召下，写出比这本集子更新更好的东西。

　　但这本集子的出版，至少能让现在的儿童看到在儿童文学的园地里，有这么一丛光彩夺目的花朵，让他们从看这本集子的兴趣开始，进而阅读老舍先生的许许多多其它的小说、散文、剧本，同时也了解他的生平和他的死。他是在解放后以“狂喜”的心情，写出许许多多歌颂新社会、新风气的文①《老舍儿童文学作品选》，新蕾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初版。

　　章的，正在他意气风发的创作道路上，却横遭迫害。我希望我们九十年代的未来中国的主人翁们，保证这类“自绝于人民”的事，在我们欣欣向荣的祖国国土上不再发生！致宫玺①

　　宫玺同志：

　　承寄《蒋光慈文集》一本，今天又取到《冰心文集》二本，感谢之至！我的文集，越看越惭愧，您还嫌纸张不好，太重视了。特此鸣谢

　　并祝笔健！冰心一、十五

　　①宫玺，诗人。１９３２年生，山东崂山人。１９５１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１９５５年开始发表反映部队生活的诗作。１９６０年相继出版诗集《蓝蓝的天空》、《花漫长征路》等。１９７８年由空军转业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献词

　　抬头展望着祖国的未来。“是哪位元帅下的命令，

　　把十个兵种的三十万大军，从八面四方

　　“呵，社会主义祖国是我们的元帅，我们三十万人的胸怀里《我的故乡》自序

　　我从生后七个月离开故乡起，这八十多年中只回过两次：

　　第一次是一九一一年的冬天，第二次是一九五六年的冬天。只因为都是在冬天，故乡在我的回忆中，就永远是明丽温暖的！

　　从寒冷枯黄的北方，回到柳暗花明山青水秀的福建，眼前一亮，“举头已觉千山绿”，它在我的心版上，登时深深地刻下了一幅极其绚丽鲜明的图画！何况在故乡还住着我童年记忆中的我的最敬爱的人。

　　遗憾的是，关于我的祖国南疆的故乡，我对它的认识，实在太少了。就希望我的乡亲们和从我的故乡来的朋友，能给我多多地述说一些关于故乡的山水人物的消息。我祝愿故乡的山，因推行绿化而更绿；故乡的水，因排除污染而更清；而故乡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在祖国“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号召声中迅猛地前进！

　　《我的故乡》，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５月初版。《亚洲民间故事》①序

　　这本《亚洲民间故事》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发起收集的，里面有一切亚洲国家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都是由各个国家的作家们从本国的民间传说里选取而述写下来的，插图也是由本国的画家画的，因此文字和图画都十分真实而生动。小读者们通过这些故事，可以了解和我们邻近的这些国家的风俗习惯、山水人物；可以看到他们白雪盖顶的高山、汹涌奔流的河海；茂密的森林和宽阔的平原上的飞禽走兽；可以接触到他们淳朴的人民以及国王和王后。这种故事在世界广大儿童的心中，都会引起兴趣的，同时我们更会发现，有些故事和我们的民间故事有些相似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和他们同是亚洲的人民，即使中间有一山一水之隔，也隔不断千百年来的文化交流。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儿童也要和亚洲各国的儿童通过现代的文化交流而携起手来，一同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自己的应有的努力。一九八三年二月三日

　　①《亚洲民间故事》，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６月出版。新春寄语青年是属于未来的，

　　青年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都热爱我们可爱的祖国，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第一件大事。

　　我希望青年们多多好好地读书，深入学习研究关于我们祖国历史的一切。

　　我们祖国的几千年岁月，并不都是在霁月光风中度过的，它也经过外忧内患、风雨如晦的困难艰苦的日子。

　　但是，几千年来，在它的一片辽阔大地上，有过千千万万聪明勇敢勤劳的英雄儿女，坚贞不渝地同心戮力地在开拓它、建造它、捍卫它、修整它、装饰它、歌颂它，把它建设成为今天这样的崭露头角、欣欣向荣的东方大国。

　　我希望青年们在读到我们前辈伟大的爱国事迹以后，会感激奋发，觉悟到自己这一代人的使命的重大，而珍重地把这神圣的职责从他们手中接受下来，勤勤恳恳、励精图治地投身到改革的潮流中来，肩负起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光荣职责！一九八三年立春之日（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青年报》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２日。）小白鸽捎来的信

　　泰戈尔爷爷到过你们的首都北京，

　　他说在那里他留下了他的心。

　　这里也来过许多热情的中国朋友，谈的也都是团结、友爱，与和平。

　　我多么想去中国看望你呵，我知道你也想来印度看我。

　　但妈妈说我们还都是小孩子，小孩子不能自己远出、旅行。现在我请小白鸽请你也让它

　　给我带来一条红领巾。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相见握手谈心，但这两件火红的礼物

　　会替我们说出了我们的厚意和深情！１９８３年２月５日致吴青

　　亲爱的小老二：

　　昨天刚得你一月卅一的信，十分高兴。这两天是春节放假的日子，我们这里热闹极了。今年春节，大家情绪特别好。

　　我们家天天从早到晚都有人来，也很累。晚上电视节目也很好，刚才夏伯伯（这笔就是他送我的）和沈宁带孩子来拜年，我已代你问好。他二月底要去日本治眼睛。这两天路平、宗钧、向前全家都来吃过饭，明天小咪他们来，今晚妞妞她们来。前天李树江和树民都来了。明思的父亲死了，她的负担也轻了。姐姐他们一家也都好，哥哥也不错，丹丹和钢钢学习如常，我看他们也不特别用心，但愿能考得好。大姐很好，我请她儿子夫妇来北京玩，我出路费等，他们都很高兴，但日子还未定。我这些日子腰已全好了，坐着也不累，又开始写着东西。反正人家也不让我闲着！刘心武等青年作家也常来。有一天叶圣陶老人忽然来看我，我真是很感谢他老人家。

　　Ｄａｄｄｉｅ也不错，他每天上下午休息时都能睡着，但我们都很容易累，尤其是人多谈话多的时候。我很想你，在客人多的时候，你如在家就好了。陈恕很好，他眼里有活，很照顾我们，路平和三姐要到香港去了，他任一个公司副总裁，在那里又买房又买车，当然是我们国家的一方。等他们定规了，万一你回来，若能走香港，可以住他那里。（这几天客人多，很疲倦，但精神还好。这几天的活动，娘多说了，我不重复。梁士纯还在美国，不知遇到过否？为心树留学事，我正想同他取得联系，你假期不到系看看，有信没有，就瞎急一阵。）①Ｄａｄｄｉｅ二月十五日

　　①括号内是吴文藻教授写的。绿的歌

　　我的童年是在大海之滨度过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湛蓝湛蓝的大海，身后是一抹浅黄的田地。

　　那时，我的大半个世界是蓝色的，蓝色对于我，永远象征着阔大，深远，庄严　

　　我很少注意到或想到其他的颜色。

　　离开海边，进入城市，说是“目迷五色”也好，但我看到的只是杂色的黯淡的一切。

　　我开始向往看到一大片的红色，来振奋我的精神。

　　我到西山去寻找枫林的红叶。但眼前这一闪光艳，是秋天的“临去秋波”，很快的便被朔风吹落了。

　　在怅惘迷茫之中，我凝视着这满山满谷的吹落的红叶，而“向前看”的思路，却把我的心情渐渐引得欢畅了起来！

　　“落红不是无情物”，它将在春泥中融化，来滋润培养它的新一代。

　　这时，在我眼前突兀地出现了一幅绿意迎人的图画！那是有一年的冬天，我回到我的故乡去，坐汽车从公路进入祖国的南疆。小车在层峦叠嶂中穿行，两旁是密密层层的参天绿树：苍绿的是松柏，翠绿的是竹子，中间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色调深浅不同的绿树，衬以遍地的萋萋的芳草。

　　“绿”把我包围起来了。我从惊喜而沉入恬静，静默地、欢悦地陶醉在这铺天盖地的绿色之中。

　　我深深地体会到“绿”是象征着：浓郁的春光，蓬勃的青春，崇高的理想，热切的希望　

　　绿，是人生中的青年时代。

　　个人、社会、国家、民族、人类都有其生命中的青年时代。

　　我愿以这支“绿的歌”献给生活在青年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青年们！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七日致吴青

　　亲爱的老二：

　　今天又得你二月七日的信，内附姐姐照的相片，十分欣慰。正好中午又得严家大姐来的电话，说叫哥哥去友谊医院取你托人带回来的东西，要等到他取回来才知道，那时再给你写信。我近来越来越好了，坐久了腰也不酸。这几天天气转冷，大概是春寒，现在已是快“八九”了，不会太冷了。等到再暖时，我就下去走走。这次从医院回来后，因为天冷，而且外面两边盖房子（在李文景家那边，要盖一所十四层的宿舍楼）。卡车来来往往，尘土很大，所以没有下去。家里都好，春节已过，大家都将上班上学。钢钢、丹丹，似乎知道用功，不过也不大显。冰冰很活泼，也能干，最近跟闻伯伯的孩子（从四川来过年假的，和冰冰同岁）学捏面人，捏得很像。他也想你。昨天星期天，哥哥和江江来了，他们写给你一封信，交给陈恕了。大姐的儿子和媳妇还没有来信说什么时候来。黄大嫂常打电话给你，可见她关心，你也要替我们问他们好。三月中民院有王锺翰同志去美国，我们托他带去维他命Ｅ和茯苓饼，大概会要黄哥哥转给你。（上次托你要一份城市研究和计划系的课程表，我要了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前者对后者的要求及具体内容。限于纸长，就此为止。）①二月二十二日４０４冰心全集

　　①括号内是吴文藻教授写的。

　　花的云海友谊的轻舟——我为什么写《樱花赞》作为一个从小就耳闻目睹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残暴行为的中国人，我对日本的一切，日本旗、日本人、日本货　都恨得咬牙切齿。一九四六年十月，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就有机会到日本去。看到我在一九三六年到欧美游历前路过的日本，如从横滨到东京的繁华大路上，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到处是轰炸过的痕迹。我在美国留学时的日本朋友，从报纸上看到我到东京的消息就都来看我。他们个个都是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我才恍然惊觉，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的受害者，不但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从那年起我在东京住了五年，还在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教了一年多的书。我对于日本人民的爱好和斗争，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同情。一九五一年回国后，每次参加出国的友好访问团，到印度，到埃及、到欧洲等地，特别是在亚非作家会议的场合，我都会见到日本的进步人士，我们都有共同的语言，就是：人民友好，反对战争。在写《樱花赞》的那一年，也就是一九六一年，我刚从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回国。文中记的就是在访问日本期间发生的事，这篇文章的最后几句：“金泽的樱花，并不比别处的更加美丽。汽车司机的一句深切动人的、表达日本劳动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的话，使得我眼中的金泽的漫山遍野的樱花，幻成一片中日人民友谊的花的云海，将友谊的轻舟，激箭似地，向着灿烂的朝阳前进！”这便是这篇文章的重点！１９８３年２月２７日致谢为楫

　　亲爱的楫弟：

　　信收入，感谢你的关怀。我现在还好，但因行动不便，生活又不能自理，和病前大不一样了！（已有四年不出门了）。但是一想，我居然也活到八十三岁，是自己从前想不到的事。今冬，我和文藻各患重伤风一次，别的都好，勿念。你介绍维他命Ｅ，文藻已经服用，是医生给他开的，我一天服的药已经够多，就不必吃了。你会自己保养，我十分放心。大弟又在兰州，也可就近照应。这里大家都好，二哥常有电话，小妹也有信，她今年八月回来。余不赘。姐姐三、六

　　学校没有给你安排工作，还算是照顾，你就安静养老好了！又及。致吴青

　　亲爱的小老二：

　　上星期又收到你的一封托人带回的只贴四分邮票的信，里面说你准备去加拿大，还有要凉鞋等等。因为前一天刚发了一封信，所以没有即复。现在一时还没有人去美国，凉鞋也不能带去。北京这两天很暖，有十五度，暖气也微下去了。

　　我们东边的大楼建造得很快，据说五月就可以交工。也不知何时可以搬迁，等到时候再说。

　　家里的人都好，姐姐和陈恕又忙上课，大姐的儿子和儿媳还没定什么时候来，但我已将路费交给大姐，随时可以寄去，孩子们都还好。冰冰活动，乒乓足球等都来，丹丹和钢钢一面也在准备，不过他们还不肯放过什么电视节目。我想这种东西，只能靠自觉，别人强加于他，是没有用处的。小咪就说小青准备考高中，用功极了，电视都不看，小咪还劝她休息，她也不听，哥哥他们也好，也准备买冰箱，为的夏天好留菜。姐姐家是“四化”俱全了，她也买了冰箱，洗衣机，本来又有电视和录音机，都是她攒下的美金从香港买来的。我因为行动不便，还没有去她家。二舅舅常有电话，三舅舅也有信来，宗慈等也有信。她们大概也都升了级。

　　国内形势很好，各种行业实行责任制以来，大家都加劲干了，工资也加多了。我现在可以写短文章了，正在写老舍散文集的序，只是还没有下去散步，因为房子两边都盖房，大车来往很频繁，土也较大。此信到日，大概你也只有四五个月就可以回来了。你浦干爹已从台湾回来了吧？你归途中到他家住时，千万问你干爹、干姐姐、干哥哥好，黄大哥大嫂也问好，谢谢他们对你的照顾。亲亲你！娘三、七致巴金

　　老巴：

　　你近来如何？能下地走走吗？能走多久？吴青来信总是问“巴金舅舅怎样了？”许久不得小林信，想她也忙，不过这次请她给我写·几·个·字，报告你的近况。我知道曹禺去了，而且在夜间陪伴你，他真能聊，希望没有把你累坏了。问他好，小林夫妇好。大姐三、九致周达宝

　　周达宝同志：

　　谢谢你的来信！我又摔倒，是去年十一月的事，现在已全愈了，总是自己太“轻举妄动”，以后小心些，累你惦记着！

　　有空请来，我很愿意和你谈谈。

　　有一件事拜托，我很喜欢韦君宜同志的小说，又不好意思向她要，请你代买（所有的）她的创作，寄给我，并请她签个字，该款若干，即邮寄。问好！冰心三、九致吴青

　　亲爱的小老二：

　　得到你五月三日和九日的信，知道你华盛顿之行和回来后暑假之前的情况，你不知道得了多少学问，但倒是到了不少地方，见了不少的人，你的见闻广了，但不知你能写出多少？昨天同姐姐对了半天她的翻译，觉得她的汉文还是可以的，但是词汇还是太少了。都是中国书看得太少的缘故，我看你们将来还应该多读点中国书，否则没有太大的用处，除了教外语之外。我最近还好，写了几篇文章，每天看许多书。

　　姐姐、哥哥也好。至于第三代，就得看他们自己，无论有多好的外因，内因是最重要的。现在的社会，如学校里也会使他们受影响，哥哥什么时候去科威特还没定。二舅舅去医院检查了，还未回来，他是气管炎，心脏也不太好，年老了，都会这样。（你说张光直要来看我，现在访问日期已经过了，没有打电话来。我精神不怎么好，没有去打听。最近我忙着写一篇民族学中的新进化论，看了不少书，正在写评介。目前，心有余力，宁可读些书，少开会，在知识更新的前提下，写些学术文章，供中年人阅。你近来多看些书，有益身心，要慎思、明辨、笃行，才能得实惠。回国以后，忙忙碌碌，要想静心看书，就不易得，所以我再三提醒你，要珍惜时间，安排好生活。）①三月廿一日①括号内是吴文藻教授写的。致巴金

　　巴金老弟：

　　谢谢你的《全集》，真是太好了，又为我的书架添许多光彩。不日我也将给你寄去《冰心文集》第一卷。将来将陆续寄奉。我的东西比起你的来，真是如小巫之见大巫！一般我不好意思送人的。这只是对你的回报。你何时回家？近状怎样？请小林给我写几个字。快快康复大姐三月三十日老舍的散文

　　老舍先生是一位中外闻名，多产而又多能的作家。在他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写过许多长篇和短篇的小说；歌剧、曲剧和话剧的剧本。这五十多篇、几十万字的散文，只是他的一些“小块文章”！但是从这些短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性格、他的爱好、他一生的际遇、他接触过的人物、他居住过或游历过的地方　看了这些短文，就如同听到他的茶余酒后的谈话那样地亲切而隽永。

　　我们从第一篇《我的母亲》看起，就知道老舍幼年和少年生活是十分困苦清寒的。他说：“事实上，我在幼年遇到的那些事多半是既不甜又不美的。”使他在回忆中总觉得童年生活又甜又美，只为他有一位“勤劳诚实”，会默默地“吃亏吃苦”的母亲。他的“生命的教育”都是母亲传给他的：如好客、爱花、爱清洁、守秩序等等。这一切就画出了老舍这个人物的轮廓。

　　这些短文里有不少忆念朋友之作。他的朋友中有的也是我的朋友，如罗常培先生，许地山先生　他和罗常培：

　　他夸许地山：

　　“他有学问而没有架子。他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

　　有　天真可爱。”

　　他称赞白涤洲：

　　他自己，在幽默的轻视中去努力。”

　　提到何容时，他说：

　　如铁。当他硬的时候，不要说巴结人，就是泛泛的敷衍一下也不肯。当他柔顺的时候，他的感情完全受着理智的调动。”

　　我们常说：“什么人交什么朋友”，从老舍所喜欢的朋友的性格中，我们可以完全看到他的性格。

　　这本集子里有好几篇关于北京的文章。他热爱北京。他说：

　　是这古城所赐给的。”

　　“我爱它像爱我的母亲。”

　　“北京解放了，人的心和人的眼一齐见到光明。”

　　这就是为什么在解放后，老舍的文章中常有“狂喜”这两个字！

　　老舍喜爱山水。在描写济南和青岛的山光水色的几篇短文里，尤其突出了“绿”的色调。

　　他在《更大一些的想象》里说：

　　藻，一年四季是那么绿　似乎是暗示出上帝心中的‘绿’，便是这样的绿。”

　　他又在《非正式的公园》中写：

　　浮着绿的山峰，成功以绿为主色的一景。”

　　他在《五月的青岛》中写：

　　明白了什么叫做‘春深似海’。绿，鲜绿，浅绿，深绿，黄绿，灰绿，各种的绿色联接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渔帆的外边去。”

　　以上几段文字，把老舍对于绿色的偏爱，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但知道“上帝心中的绿色”是什么样子，他还能从我所熟悉的蔚蓝的“海”上，看到“各种的绿色”。

　　他在济南和青岛度过了几年的教读生涯以后，“七七事变”就来临了！在《轰炸》一文中所说的“空前的浩劫，空前的奋斗”的那几年里，他离家出走，从徐州而武汉而重庆，从事抗战文艺工作。就是四十年代初朝，他在重庆的那几年，我们和他晤面的机会才比较多起来。我们那时住在歌乐山，他也经常往返于重庆近郊之间，路过时常来坐坐。他当时忙于写宣传文艺，一面却是贫病交加。我身体也不好，时常吐血。

　　我们见面总不多谈时事，他就和我们的孩子交上朋友，有时空袭的警报响起，老舍就和孩子们带些花生或葵花籽下防空洞去，虽然歌乐山从来没有被炸过。记得老舍那时写过一首七律送我们：挥汗频频索好茶且共儿童争饼饵暂忘兵火贵桑麻酒多即醉临窗卧诗短偏邀逐句夸欲去还留伤小别阶前指点月钧斜

　　这张诗稿在十年动乱中也被抄走了。现在挂在我墙上的这幅横轴，还是胡藉青大姐从老舍的遗稿中找出写来送我的。

　　这本集子里有几篇游记，是解放后的老舍带着一股“狂喜”的心情写的。如《南游杂感》中说：

　　在《内蒙风光》中，他唱：

　　“三面红旗光万丈长城南北一条心”

　　总之，解放以后，老舍以无限的热情，投入到歌颂新中国、新中国的主人，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创作活动之中。同时他也有繁忙的社会活动，但辛勤的创作活动和繁忙的社会活动，都没有干扰了他爱养花、爱养小动物的习惯。这集子里的最后几篇，就是些谈鸽说猫之作。我们读他的一九六五年的两首遗作，就可以看出他在半生冻饿酸辛之后，“幸逢盛世”。他欣慰，他感激，他乐观，一心只想以垂老挟病之身，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力争上游”地写：

　　我昔生忧患，愁长记忆新：

　　童年习冻饿，壮岁饱酸辛。

　　滚滚横流水，茫茫末世人，倘无共产党，荒野鬼为邻！

　　今日

　　晚年逢盛世，日夕百无忧，儿女竞劳动，工农共戚休。

　　诗吟新事物，笔扫旧风流。

　　莫笑行扶杖，昂昂争上游！

　　谁能料到就在他写这两首诗的第二年，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他从养病的医院里出来迎接的“文化大革命”，竟给他以意外的心灵和躯壳上的打击，他震惊，他迷惘，他彷徨，他从“狂喜”的云端，猝然坠入到“极痛”的渊底。就这样，一位“文艺界的劳动模范”、“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竟于在一天的苦想默思之后，在碧绿的湖上，寻了“短见”！

　　痛定思痛，十年浩劫之中，在中国大地上，对国家对人民有贡献的，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折磨打击的牺牲品的，又何止老舍一人？正因为有了这许多牺牲，才使得中国人民永远记住这十年的惨痛教训，而举国上下戮力同心地拨乱反正、排除万难，来建设起今天这样的一个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中国！

　　我没有想到这篇《老舍散文选》序，会在这种情绪中结束！只因这些短文一鳞一爪地反映了老舍的一生，从他的“生”就会想到他的“死”。老舍这一班对人民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们的“死”，使得我们这些老人，在“晚年”又逢“盛世”，老舍有知，也应当快慰吧！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致谢为楫

　　楫弟：

　　信和剪报收到，你能在兰大“闲住”，总算有一栖身之处，生活自理，也好对付一天的光阴，又有大弟在兰州，有个照应，我就放心了。今年北京冬寒，我们都加倍小心，勿挂。我们三代人问你好！姐姐四、四我的中学时代

　　因为整理信件，忽然翻出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在七十年代给我写的末一封信。她写：

　　小谢：

　　记忆力真是一件奇妙的东西！你的声音笑貌和我们中学时代的一切，在我病榻上的回忆中，都是那样出奇地活跃而清晰　

　　这几句话又使我十分激动，思潮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的确的，在我十几年海内外的学校生活中，也就是中学时代，给我的印象最深，对我的性格影响也最大。

　　我的中学生涯是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度过的（那时的中学是四年制）。十四岁的年纪，正是感情最丰富，思想最活泼，好奇心最强，模仿力和可塑性也最强的时候，我以一个山边海角独学无友的野孩子，一下子投入到大城市集体学习的生活中来，就如同穿上一件既好看又紧仄的新衣一样，觉得高兴也感到束缚。我用好奇而谨慎的目光，盯着陌生环境中的一切：高大的校舍，新鲜的课程，如音乐、体操，和不同的男女教师　

　　但是我最注意的还是和我同班的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她们都是梳髻穿裙，很拘谨，守纪律，学习尤其刻苦。一同上了几天课，她们就渐渐地和我熟悉起来。因为我从小听的说的都是山东话，在课堂上听讲和答问都有困难。她们就争着教我说北京话。（那个头一个叫我“小谢”的同学，是满族人，语音尤其纯正。）我们也开始互相谈着自己的家庭和过去的一切。她们大多数是天津、通县、保定等处的小学升上来的（她们都是寄宿生），数学基础比我好，在国文上我又比她们多读了一些，就这样我们开始互帮互学，我觉得我有了学习和竞赛的对象。那时我是走读生，放学到家打开书包，就埋头做功课，一切“闲书”都顾不得看了。

　　就这样紧张而规律地过了四年中学时代。我体会到了“切磋琢磨”的好处，也得到了集体生活的温暖。四年之末，我们毕业的同学才有十八个人。毕业后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加了工作，我们约定大家都努力学习，好好工作，还尽量保持联系。此后的年月里，我们风流云散，也都有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但无论在天涯在海角我们惊喜地遇见，共同回忆起中学时代这一段生活时，我们总会互相询问：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完成了中学时代的志愿，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人？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六日我的祝愿——《牵牛花》①儿童文学丛刊代发刊词福建人民出版社为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决定创办儿童文学丛刊《牵牛花》，欣喜之余，我想说一点我的祝愿。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出版了许多儿童刊物。儿童文学的园地里，真是百花齐放。

　　《牵牛花》若没有它自己的特色，它就没有了在百花园中开放的意义。

　　我希望为《牵牛花》写稿的人，不管他（她）用的是什么文学形式，在他（她）构思动笔之顷，必须认定你的对象首先是九百万的福建小读者。你是为着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而写作的。

　　比如说，无论什么人，对福建的一山、一水、一人、一事，有了深刻的印象和浓厚的感情；或者一个福建的作者对省外的大地上的一山、一水、一人、一事，有了深刻的印象和浓厚的感情，他们都可以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抒写下来。只要情感是真实的，这文章就有独特的风格，它就是从福建的泥土里开出来的一朵鲜花，就是一朵福建的小读者和一切小①《牵牛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５月出版。

　　读者所熟识所喜爱的鲜花！

　　我很小就离开福建，并没有在家乡长大，我一生中住过海内外的许多地方，可说是东西南北之人了，但我对于我的父母之乡的福建的一切，还是特别地关心——这也是很自然的人情物理。

　　在此，我祝愿《牵牛花》在为福建小读者提供精神营养的、东西南北的作家的扶持爱护之下，不断地灿烂地开放！悼念林巧稚大夫

　　４月２３日早晨，我正用着早餐，突然从广播里听到了林巧稚大夫逝世的消息，我忍不住放下匕箸，迸出了悲痛的热泪！

　　我知道这时在国内在海外听到这惊人的消息，而叹息、而流泪、而呜咽的，不知有多少不同肤色、不同年纪、不同性别的人。敬爱她的病人、朋友、同事、学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她是一团火焰，一块磁石。她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极其丰满充实地度过的。她从来不想到自己，她把自己所有的技术和感情，都贡献倾注给了她周围一切的人。

　　关于她的医术、医德、她的嘉言懿行，受过她的医治、她的爱护、她的培养的人都会写出一篇很全面很动人的文章。我呢，只是她的一个“病人”、一个朋友，只能说出我和她的多年接触中的一些往事。就是这些往事，使得这个不平凡的形象永远在我的心中闪光！

　　我和林大夫认识得很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我在燕京大学肄业，那时协和医学院也刚刚成立。在协和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里都有我的同学。我到协和医院去看同学时常常会看见她。我更是不断地从我的同学口中听到这可敬可爱的名字。

　　我和她相熟，还是因为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她接生的（她常笑说“你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在产前的检查和产后的调理中，她给我的印象是敏捷、认真、细心而又果断。她对病人永远是那样亲人一般地热情体贴，虽然她常说，“产妇不是病人”。她对她的助手和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我记得在１９３５年我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那时她已是主治大夫，她的助手实习医生是我的一个学生。在我阵痛难忍、低声求她多给我一点瓦斯的时候，林大夫听见了就立刻阻止她，还对我说，“你怎能这样地指使她！她年轻，没有经验，瓦斯多用了是有危险的。”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当我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她已是主任大夫了。那时北京已经沦陷，我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抑郁，林大夫坐在产床边和我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年的夏末我就离开北京到后方去了。我常常惦念着留在故都的亲人和朋友，尤其是林巧稚大夫。１９４３年我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关于女人》里面的《我的同班》，就是以林大夫为模特儿的，虽然我没有和她同过班，抗战时期她也没有到过后方。抗战胜利后，在我去日本之前，还到北京来看过她。我知道在沦陷的北京城里，那几年她仍在努力做她的医务工作。

　　她出身于基督教的家庭，一直奉着“爱人如己”的教义。对于劳动人民，她不但医治他们的疾苦，还周济他们的贫困。她埋头工作，对于政治一向是不大关心的。珍珠港事变以后，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也被日军侵占了，林大夫还是自开诊所，继续做她的治病救人的事业。我看她的时候，她已回到了胜利后的协和医院，但我觉得她心情不是太好，对时局也很悲观，我们只谈了不到半天的话，便匆匆分别了。

　　１９５１年我回到了解放后的祖国，再去看林大夫时，她仿佛年轻了许多，容光焕发，她举止更加活泼，谈话更加爽朗而充满了政治热情。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医务工作者，她觉得在社会主义祖国里，如同在涸辙的枯鱼忽然被投进到阔大而自由的大海。她兴奋，她快乐，她感激，她的“得心应手”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是周总理的器重。

　　她的服务范围扩大了，她更常常下去调查研究。那几年我们都很忙，虽说是“隔行如隔山”，但我们在外事活动或社会活动的种种场合，还是时时见面。此外，我还常常有事求她：如介绍病人或请她代我的朋友认领婴儿。对我的请求，她无不欣然应诺。我介绍去的病人和领到健美的婴儿的父母，还都为林大夫的热情负责而来感谢我！

　　十年动乱期间，我没有机会见到她，只听说因为她桌上摆着总理的照片，她的家也被抄过。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又相见了，我们又都逐渐繁忙了起来。她常笑对我说：“你有空真应该到我们产科里来看看。我们这里有了五洲四海的婴儿。

　　有白胖白胖的欧洲孩子，也有黑胖黑胖的非洲孩子，真是可爱极了！”这时我觉得她的尽心的工作已经给她以充分的快乐。

　　１９７８年她得了脑血栓病住院，我去看她时，她总是坐在椅子上，仍像一位值班的大夫那样，不等我说完问讯她的话，她就问起“我们的孩子”，我的工作，我的健康。我看她精神很好，每次都很欣慰地回来。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开会期内，我们又常见面，她的步履仍是十分轻健，谈话仍是十分流利，除了常看见她用右手摩抚她弯曲的左手指之外，简直看不出她是得过脑血栓的人。一九八○年夏，我也得了脑血栓住进医院。我的医生、她的学生告诉我，林大夫的脑病重犯了，这次比较严重，卧床不起。一九八○年底她的朋友们替她过八十大寿的时候，她的脑力已经衰退，人们在她床头耳边向她祝寿，她已经不大认得人了。那时我也躺在病床上，我就常想：像她那么一个干脆利落，一辈子是眼到手到，做事又快又好的人，一旦瘫痪了不能动弹，她的喷涌的精力和洋溢的热情，都被拘困在委顿松软的躯体之中，这种“力不从心”的状态，日久天长，她受得了吗？昏睡时还好，当她暂时清醒过来，举目四顾，也许看到窗帘拉得不够平整，瓶花插得不够妥贴。叫人吧，这些事太繁琐、太细小了，不值得也不应当麻烦人，自己能动一动多好！更不用说想到她一生做惯了的医疗和科研的大事了。如今她能从这种“力不从心”的永远矛盾之中解脱了出来，我似乎反为她感到释然　

　　林大夫比我小一岁，二十世纪初，我们的祖国，正处在水深火热的内忧外患之中，我们都是“生于忧患”的人。现在呢，我们热爱的祖国，正在“振兴中华”的鼓角声中，朝气蓬勃地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途上迈进。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时期离开人世，可算是“死于安乐”了。我想林大夫是会同意我的话的。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１日“六一”节寄小读者

　　亲爱的小朋友：

　　感谢《中国教育报》的编辑，承蒙他们允许我占用教育报的篇幅，来偿还这两年来我对小朋友们欠下的信债。

　　自从１９８０年夏我生病以来，不论是在医院里或是在家中，几乎每天都得到你们的慰问信函。你们首先关心我病后的日常生活，并祝我健康长寿；以后就报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最后希望我给你们写几句赠言。这些热情洋溢的信，都给予我最大的慰安，使我感到幸福！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我一一作复。现在让我满怀感激的心情，乘着向你们祝贺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机会，给你们写一封总的回信。

　　我的病情是有反复的，两年来进了四次医院。病后腿弱，在室内要拄杖而行。下楼散步，就要有人扶掖了。我是个好动的人，常常因为“力不从心”而感到抑郁烦躁，但我还没有感到寂寞。我还能动脑动手，看书写字也还可以对付。我每天的时间还是填得满满的。我睡眠不多，早晨也醒得早，早饭和午饭后都要躺下休息一会儿。这时我就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听些音乐、新闻、歌曲和文学节目。上下午我都看书看报。

　　每天两次邮递员到来，都送给我五种报纸，两三种刊物——大多数是文艺刊物，当然也有少儿报刊，至于我收到的信就更多了，有从国内来的，也有从海外来的，其中当然也有小朋友的来信。就是通过广播、电视、书报、信函，使我和外界有了紧密的联系和接触。我夜夜看到熟识的面庞，天天听到熟悉的声音，我知道了国内和世界的大事，也不断地看到许多新的风景，得到许多新的知识。总的说来，我的日常生活是宁静而丰富的。我也自知保重，决不会过于劳累，请小朋友们放心。

　　你们的信都写得很好，字迹很工整，文字也很流畅，尤其是你们的纯洁真挚的友情，跃然纸上，读了常常使我忍不住流下感激的热泪。感谢之余，我还想提醒小朋友们两件事：

　　一是你们的信里还不免有些错别字，最好是写好信自己再细看一遍，觉得有哪一个字记不准，就去查一查字典，我自己在提笔忘字时，就常常这样做；二是有极个别的小朋友，写信时用的是公家的信封信纸，如某企业、某机关的公用信笺，这是很不好的。希望小朋友们从小养成“公私有别”的习惯，不滥用一点公家的东西！

　　你们的信里还常常问到怎样才能写好作文。要写好作文，就要学好语文，多读多写。这些话，我在《三寄小读者》的“通讯四”和“通讯六”中早已说过了。这里，正好联系到你们要我赠言的那件事。我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我的祖父给我写了八个字的座右铭，这八个字是：

　　“为善”就是做好事，意思说做好事是最快乐的事情，人活着就为的是要别人生活得更美好，别人生活得美好了、快乐了，自己也会更加快乐。现在这个时代，做好事有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具体内容，而且学有榜样，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号召我们学习雷锋，现在党中央又号召我们学习张海迪。关于这一点，我想你们的家长、老师、辅导员讲的都会比我想说的更为详细和透彻。让我们一同向雷锋和张海迪学习吧！

　　“读书便佳”，意思说能读书肯读书就好。说起读书来，现在的少儿读物，比我小时候多多了！如今全国少儿读物的专业出版社，已有七家。近两年来共出版少儿读物三千六百九十余种。党和全社会都在关心你们的健康成长，都在尽力满足你们的求知欲。有了这么多的书可读，你们是何等的幸福呵！

　　小朋友，二十年后，你们就都是我们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从事建设工作的人，必须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全面的文化修养，这一切都可以从读书中得到。你一旦通过读书敲开了知识的宫门，从宫里的每一座殿里都会发现有不同的奇珍异宝：历史的、地理的、天文的、地质的以及许多别的科门的知识。你得到的知识愈多，工作的能力就愈强。二十年积累下来，到时候你就能成为一个称职胜任的建设者！

　　这些年来，我还收到你们寄来的许多礼物，如你们自己画的画，自己写的故事以及红领巾和各种的海内外的风景画片。这些，我都已珍藏起来了。现在我就把我所喜爱的八个字的座右铭，作为我回赠你们的礼品，请你们收下吧。

　　一夜的春雨，把我楼前的红花绿叶，浇洗得分外鲜明。太阳出来，就该是春光满眼了！在此，我祝愿你们有一个你们自己的、快乐酣畅的节日！

　　永远爱你们的朋友冰心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８日清晨致谢为楫

　　亲爱的楫弟：

　　正要给你写信（上次得你寄来的大众医学，上面说到维他命Ｅ的功用，和剪报小孩相片，“研究”等，均已收到），今天又收到你五月二十日的信。我们还好，二哥于两星期前住进积水潭医院去检查身体，因为他胃、肺和心脏都不太好。我们孩子们都去看了他，我也常给他家打电话，他自己也从医院中来电话，还未检查完，大概一切还可以。反正我们大家都老了，你一定要自己保重。有大弟在兰州，我也放心一些。

　　你每天出去走走，极好。我现在是不能散步了，在屋里也是扶杖而行。文藻还可以，孩子们也都好，钢钢、丹丹今年将考大学，不知前途如何？小妹还要去一趟英国，十月才能回来。别的没有什么了，祝你健康！姐姐五月廿二日《奶奶，我爱你》读后

　　我看了黄世衡同志写的这一篇《奶奶，我爱你》，当时就觉得这篇小说写得很生动、也很深刻。这个小家庭里的人物，都在我面前站了起来！

　　审视之下，我觉得这里最不可爱、最不懂得做人的道理的，是宝珠的妈妈。她“在上学时候是好学生”、“是国家干部”、“局里上上下下都说好”。对丈夫和孩子都很关心，她“督促”孩子们的“学习”、她“做丈夫的所有衣服”。性格也很开朗，“见了谁都是有说有笑”的。但是，她的女儿、最爱奶奶的宝珠说：“可她一吩咐奶奶做什么事”，脸上就阴沉沉的了。她对她的婆婆“从来没有好脸色、好声气”。当她和丈夫儿女一起出去游园的时候，她却吩咐老太太说“今天我们带孩子出去一整天，你把这一堆衣服和床单洗了吧。中午还有剩饭菜足够你一人吃”等等。她这样对待丈夫的母亲，称“你”又“吩咐”，这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了！难怪她的女儿会说她“不孝敬”、“刻薄”、“忘恩负义”。可惜这故事里没有宝珠的姥姥，不知她对自己的母亲是不是也这个样子？

　　宝珠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可爱的人。他若是像宝珠爱奶奶那样，爱他自己的母亲，他的妻子就不会“顽固”、“刻薄”到如此地步。他对他妻子对自己的母亲那样“没结没完的叨叨”从来也不敢吭声。他的妻子“说一不二”地叫他母亲住在冬天不生火炉的屋里，他也没有过问。难怪宝珠说：“妈妈也太狠心了，爸爸也太忍让了。”

　　故事里的宝珠，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她爱妈妈，不但因为她和弟弟都是奶奶从小带大的，她看着奶奶“一天忙到晚照顾全家”，“没完没了的做活”，她感到不公平、不服气。可她又不敢直说出来，就和弟弟——妈妈眼里的小祖宗、小天神——共同想方设法让奶奶“住北屋”，“吃鸡脚”。当妈妈要带她出去游园的时候，她却宁愿留下，陪奶奶洗衣服，还给奶奶煮鸡蛋等等。都活画出她是个又正直、又灵活，又是个最懂得“感谢”的小女孩。

　　最可爱可敬的还是这位老奶奶了！她对于一切都是“逆来顺受”，让她住冷屋子，她没有言语。不让她吃鸡腿她就吃别的。她还劝说爱她的孙女宝珠，“你妈上着班，还要操心你们，够她忙活的了”；“你爸你妈都是好人，就养育你们两个，该着你们孝敬的。”当宝珠不平地说，“我妈对您这样，我以后对她也这样”时，她就急了，说“你要这样，我明天就回乡下。”可见她乡下还有个家。她住在城里，只为的是照顾他儿子一家。她说：“我没啥，看见全家大小和和美美，我就起心里高兴。”多么宽厚、无私、伟大的母性呵！那个躲在迎春花后、围着淡紫头巾偷听她们谈话的宝珠的妈妈，听到她婆母从“一颗金子般的心”里说出来的话时，不知会有什么感想？！

　　我每天从窗户里都可以看见有些老太太们：提着菜篮的、抱着孩子的、晾着衣服尿布的，从周围的大楼里进进出出，忙碌得很。这就是些做奶奶的、做姥姥的、现在双职工的家庭里很重要的人物。当然一位老人能跟儿女们住在一起，可以互相依赖，互相照顾，老的小的都很快乐舒服，这是我们中国很好的传统和习惯，这在外国就不常见。但是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谚语，就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奶奶，我爱你》的作者，就使我们看到宝珠这一家的难念的经。他通过一个小孩子的公正善良的看法，提醒我们，只有有了讲文明、有教养的、承上启下的、做父母的一代，才能使一个三代同居的家庭，生活得和美而健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能过着尊老爱幼的“全家大小和和美美”的生活，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健康起来，我们的国家也会强盛起来！一九八三年六月八日悼念廖公

　　六月十日晚在电视的屏幕上，忽然出现了满面笑容的廖公的大幅相片，接着就广播廖公逝世的不幸消息。这消息真如同天外飞来的一大块黑红黑红的流星陨石，在国内海外千万人的心地上，炸出了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虚”！

　　廖公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了。他的闻名的革命家庭、他自己一生在国内、在日本、在欧洲的革命工作。他的知友遍天下。我在解放后所到过的海外各地：亚洲、非洲、欧洲、美洲，许多中国侨民和外国朋友，在对我提起廖公的时候，都是赞不绝口。日本朋友尊他为“最大的知日派”，欧美朋友称他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海外各地的侨胞们则把他当作通向祖国的“最宽广的渠道”和“最坚固的桥梁”。我以为像他这么一位学贯中西、名闻内外的巨人，见了一定会使人有“望之俨然”的感觉。而在中日邦交恢复后的七十年代初期，在外事活动中我和他接触时，我惊喜地发现他是一位豪爽、诚恳、热情的人。他的言谈举止，又是十分地洒脱而风趣。他对外宾除了正式的致词之外，是对哪国人就说哪国话，说得流利而自然，总给人以一种淳真亲切的感觉。这就使我忆起在一九七三年，在日本樱花时节，廖公率领一个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去到日本，我也是团员之一。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个到日本的大型友好访问团，我们到处都受到了日本朝野一致的热烈招待和盛大欢迎。廖公在这些场合，如同回到故乡一样，表现出自然而活泼，他遇见早稻田大学的同学，就拥抱起来，唱着大学的校歌。在日本田中首相接见全体团员的茶话会上，他把在北京萌芽的日本山樱的三片叶子，送到田中首相的手里，说：“象征中日友好的山樱花树，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茁壮成长了！”这时在首相官邸的大厅里，响起了一片欢腾的掌声。当时我就感到这小小三片的山樱嫩叶，在日本朋友心中的份量，决不在正式礼品如大幅名画或大型牙雕之下！也许就是这一次的访问吧，我记得在一个旅日侨胞的欢迎会上，廖公正用地道的广东话，同主人们畅谈，大概他发现侨胞里还有一些福建人，他忽然很风趣地笑对大家说：

　　“我们团里有一位谢冰心女士，她是福建人，请她用乡音来替我们说几句感谢的话吧。”在大家的鼓掌之下，我只得站起来勉强用我的不地道不娴熟的福建话，说了几句，赶紧又坐下了。我那时虽然觉得很窘，而看到我的同乡侨胞们相视而笑的欢容，我从心底佩服了廖公这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的活动艺术！

　　也就是在这一次访问途中吧，我发现廖公的健康情况并不是太好。在旅馆中朝夕相处，虽然时时可以看到他可掬的笑容，听到他爽朗的笑声，而在用餐时候常常看见廖公夫人经普椿女士在餐后给他吃药，或是把他面前的酒杯拿走，这时他也只抬头一笑。一九八○年以后的两三年中，我住了四次医院，每次几乎都听说廖公也住院了，不是心脏病犯了，就是骨折，可是他不是一个很听话的病人，常常看见他换了衣服出去开会，或是接见外宾和侨胞。他骨折了坐着转椅，还是南下北上地转！他的活动范围实在太广泛了，他的工作也实在太繁重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能把他的工作完全顶了下来。

　　他就这样地坚毅乐观地为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事业，无休止地鞠躬尽瘁，终于在党和人民最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和我们不辞而别了　

　　我们追了出去，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稍稍减轻我们的悲痛呢？像我这样的，千百个人合在一起，也做不好他一个人的工作！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大陆上的人民，再加上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遍布天涯海角的侨胞，戮力同心，从各方面聚集起来，来促进、完成廖公的遗愿，这排山倒海的力量，应该是“无攻不克”的吧，愿与国人共勉之！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１日致巴金

　　巴金老弟：

　　寄上《散文选》，作为纪念。

　　这些日子常常想到你，也正在披阅你的散文，感想很多。

　　小林怎样也不给我写信了？

　　望千万珍重。大姐六、二，一九八三致吴青

　　亲爱的小老二：

　　已经接到你的三封信，头两封是在东岸写的，并附有相片；最后一封是你在丽琳家写的，还有她的一封，并附有相片，可惜没有她的女儿，一定很可爱。我很高兴你有机会和丽琳会见。因为她是一个中国女儿，中国人的好处她都有！这次你和你干爹呆了几天？他身体一定比我们好，他会到处旅行，我们现在没人陪伴就不行了。Ｄａｄｄｉｅ这半个月在开政协的会（不是每天都去），今天是闭幕，他开会也累。我这些时候要写些东西，如悼念廖公的文章，紧逼着要。我自己也想写，写完了又很累，感觉和从前不同了！这些日子，常有年轻作家来看我，如邓友梅、林斤澜、冯骥才等，张洁、吴泰昌等也来，倒是不寂寞。

　　新房子要好了，澡房有瓷砖，听说有太阳能，洗澡就方便了。搬家是一件大事，希望你早些回来。丹丹、钢钢正准备考试，看来他们并不紧张，是否心中有数，也不知道。大姐很好，什么事都亏她做，我行动不便，简直成了废人。六月二十二日致吴青

　　亲爱的老二：

　　同时得你干爹和你干姐姐和你的信，并附有两张相片。知道你现在已在干爹处住了，你要多陪伴他，替他解闷，他身体很好，这是他比我们强的地方。你干姐姐要在七八月之间回国来走走，极好，请她来我们家玩玩，我们可畅谈一番，不知那时我们已能搬到新家否？据说新房子七月十五可以交工（两边早已打通了，不能再改，费哥的一套，也是打通的）。现在那边正忙得很，机器轰鸣，天气也热。

　　廖公逝去，国内很悲痛（我在华声报写了文章，这报是国务院为华侨办的），你可以找《人民日报》六月二十七日看他女儿廖蒹的文章，她写她爸爸写得很好！你干爹信上说凌丹得了法学博士，真是了不起！中国现在正提倡民主与法制，她若回来看看，大有用武之地。匆匆写此，赶付早邮！娘六、廿九我的感谢

　　前些日子，有一位很年轻很有才华的女作家来看我。临走的时候，她让我在她的小本子上写几句话。我就写上：愿她有工夫时，多读一点本国古典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这样对她的写作会有益处。（其实也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意思。）她走了以后，我忽然想起，为什么不介绍她常阅读《世界文学》呢！

　　我自己只懂一门外文——英文，还不精通。看书或翻译，总离不开字典。要是再通过英文阅读世界其他各国的文学作品，岂不更是旷时费日的事情了？我常为此而苦恼。在此，我要对《世界文学》的编者们献上我最深的感谢。

　　我是《世界文学》的老读者了。三十年来，我通过它，认识了许多国家的作家，了解了许多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通过它的文学评论，我知道了许多国家的社会变迁和文学流派等。它的编者和译者都很努力，很负责，总是挑选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并从原著原文，用很好的汉文翻译出来。

　　我愿把这位帮我学习和了解外国文学的良师益友——《世界文学》，介绍给和我有同样爱好的年轻的作者和读者们。１９８３年７月５日（本篇最初发表于１９８３年８月２５日《世界文学》１９８３年第４期。）一衣带水两千年

　　在历史上是悠长的两千年，在地理上是邻近的一衣带水，中日两国淳厚聪明、勤劳勇敢的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是源远流长的。

　　虽然中间曾有短暂的几十年是在刀兵中度过的，但是唐诗人李白有句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中日两国在文化历史上的共同语言，如同一江浩荡奔腾的春水，是无论如何抽刀，也割不断的！

　　因此在正常邦交暂时中断的二十几年中，中日两国的满怀友爱的人民，依然努力坚持在一衣带水之间，穿梭般来往，频繁地接触。妇女青年团体、文艺宗教团体、教育贸易团体　友好访问也罢、美术科技展览也罢、音乐舞蹈表演也罢、体育竞赛也罢，双方人士都在为促进中日邦交的早日正常化，而欢欣鼓舞、朝气蓬勃地工作着。

　　这时在我眼前涌现了许多双方人士的面庞，这面庞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是那么诚挚、那么亲切，他们都是我多年同工的战友。在这二十几年中，我们在中日两国的山山水水之间，欢然道故，我们说着友好的过去，盼着复交的未来。我们的信心是坚定的，语言是兴奋的。我们行动起来，排除了种种的困难和障碍，风里、雨里、冰里、雪里，并肩携手、一砖一石地铺出了一条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道路。这道路，过去不是平坦的，将来还是曲折的，但是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有勇气也有信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正在创造着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历史！

　　在踌躇满志的回顾中，我不禁有些伤感。我的中日两方的为中日友好而努力的战友，许多都已离开了人世。他们已经完满地尽到了他们的神圣职责！同时，使我欣慰的是我们的接班人——中日两国的青年，正在高举中日友好的旗帜，在一衣带水之间，往来更加频繁，意志更加坚定，情绪更加高昂，他们正在同心协力地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这个伟大事业，不断地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日两国的青年人，坚持努力下去吧，未来的幸福和平的世界，是属于我们子孙万代的！谈《摇篮丛书》

　　《摇篮丛书》是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从民间传说和童话故事改编的小册子，解说简明，图画生动，装潢精美，内容都是有益于促进幼儿德、智、体、美四育发展的小故事，是赠送小朋友最好的恩物。１９８３年９月１日他还在不停地写作

　　我把这本选集从三十年代的短篇小说《亡命者》看起，一直看到八十年代的散文《一封回信》，仿佛把巴金这几十年的个人和写作历史，从头理了一遍，我的感触是很深的。

　　我认识巴金是在三十年代初期，记得是在一个初夏的早晨，他同靳以一起来看我。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又比他们大几岁，便把他们当做小弟弟看待，谈起话来都很随便而自然。靳以很健谈，热情而活泼。巴金就比较沉默，腼腆而稍带些忧郁，那时我已经读到他的早期一些作品了，我深深地了解他。我记得他说过常爱背诵一位前辈的名言：

　　他又说过：

　　“我似乎生来就带来了忧郁性，我的忧郁性几乎毁

　　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的努力，我没有一刻停止过。”

　　我知道他在正在崩溃的、陈腐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了十几年，他的“充实”的心里有着太多的留恋与愤怒。他要甩掉这十几年可怕的梦魇。他离开了这个封建家庭，同时痛苦地拿起笔来，写出他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控诉。他心里有一团愤怒的火，不写不行，他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作的。

　　四十年代初期，我住在重庆的歌乐山。他到重庆时，必来山上看我，也谈到自己的写作。他走后，我在深夜深黑的深山深林里，听到一声声不停的杜鹃叫唤，我就会联想起这个“在暗夜里呼号的人”！

　　他说过：

　　界的真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我的无助而哭，为了人类的受苦而哭，也为了自己的痛苦而哭　我的心里燃烧着一种永远不能熄灭的热情，因此我的心就痛得更加厉害了。”

　　他爱祖国，爱人民，爱全人类，为他们的痛苦而呼号，但“光明”却是他在暗夜里呼号的目标。他说过：

　　我一生中追求光明的呼声　我对祖国对人民有多么深的爱　我的火是烧不尽的，我的感情是倾吐不完的，我的爱是永不消灭的。”

　　他终于见到了光明。中国解放了，旧制度和人民的敌人灭亡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他感到了莫大的喜悦。为了这个伟大时代的来临，他贡献出了他的心，他的笔和他的全部力量。１９５１年我从日本回来以后，在北京，在上海就常会看到快乐的他，和他的美满的家庭。他的爱人萧珊也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们在人民外交的国际活动中，曾一同参加过好几次“世界和平大会”和友好团体的出国访问。此外我每到上海，他和靳以一定来接我，我们一同逛城隍庙，吃小吃。１９５９年靳以逝世以后，他仍是自己来接我。他每次到北京自然也到我家来，除了在公共社交场合之外。在这些接触中，我觉得他一直精神饱满，作品也多，他到过抗美援朝的前线，还到过抗美援越的前线，他是个新中国的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而奋斗的勇士。

　　十年浩劫中，他所受的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是严重的，最使他伤心的，是在他身边，多了一个他的爱妻萧珊的骨灰盒！

　　噩梦过去以后，我们又相见了，我们庆幸日月的重光，祖国的再造。１９８０年夏我们还一同参加一次赴日本的友好访问。同年秋天我得了脑血栓又摔坏了右腿。行动不便，有三年“足不出户”。巴金每到北京仍来看我。去年他也摔了腿，行动也不方便，但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而我还能拿笔，还可以写我的随想录。”

　　他这封信是今年７月写的，朋友从南方来都告诉我，巴金近况还好，他还在不停地写作。

　　是的，巴金不会停笔，他将不断地偿还他对后代读者的欠债！

　　巴金是一个多产的作家，这本选集不过是他浩如烟海的作品中的一点一滴。但读者可以“管中窥豹”，从一斑中看到斑烂飞动的全身。

　　巴金自己也说过：“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我是照西方小说的形式，写我的处女作，以后也就顺着这条道路走去。”这是他的作品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不同之处。而他的思想感情和他的笔下的人物，却完全是中国的。这也是读者们都能看到的。１９８３年９月６日集”丛书《巴金》序，最初发表于《文艺报》１９８３年第１０期。）《我的乐园》序

　　力群同志把他写的《我的乐园》稿子寄来，要我为这本儿童读物写一篇简短的序。

　　我一口气把这本稿子看完了，觉得他写的很好，感情真挚而浓郁。他又是一位版画家，能够把童年时代印象深刻的山水人物，同时用“文”和“画”鲜明生动地记了下来，使得我们似乎看得见那些活泼飞动的鸟兽虫鱼，闻得见那些艳丽芬香的奇花异草，这一切都是少年儿童所喜闻乐见的。我愿把这本读物介绍给八十年代的小朋友。

　　同时我认为：小朋友们不但要读它，而且要向这位作家学习。你们在这样年纪、这个时代，也都有自己的“乐园”，应当在自己记忆力最强，对周围一切事物接受和反应最灵敏的时候，抓住一切感受，及时在日记或作文中写了下来，这也是练习写作最好的办法。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４日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初版。）致谢为楫

　　亲爱的楫弟：

　　信收到，阴历八月十一那天，二哥二嫂带了一个蛋糕来，我们一同庆祝了一下。孩子们都不在家，文藻也出去开会，只有陈恕和大妹，请假来了一会，他们呆一个钟头就走。你身体不好，就不要常出去，好好休息。我们新房子还未完工，你怎么想到有空调？现在除了大机关招待外宾之处才有，我们怎会有呢？小妹要十月下旬才回来，余不赘。姐姐九、十九致巴金

　　巴金老弟：

　　昨天早上李枫同志送来了一盒极其精致的月饼，说是你托他带给我的，我们全家人都吃了，十分感谢你！上海月饼就是好，不像北京的，人说是刀也砍不动！李枫同志还说你九月可能到杭州去，那就太好了。听说杭州到阴历九月，一下车就闻见满城的桂花香气。我十分惦记你的身体，小林这孩子近来也不给我来信报告了。只有吴泰昌有时还可告诉我一点消息，也不详细。希望你自己保重，不必多见人，能早出去休养最好。年底到北京来开文代会吗？借此可以来看看我，我是不会去上海了。吴青下月可从英国回来。冰心九、廿二日致宫玺

　　宫玺同志：

　　九月二十日信收入，文集第二卷平装本早收到了，忘了告诉您，甚歉！

　　新居尚未交工，等搬进去，一定给您写信，不过一般寄到民院的信，都可收到。北京已凉，上海如何？顺颂节禧！冰心九、廿九致臧克家

　　克家同志：

　　过节好！谢谢你的信，再过几天就是你的７９岁大寿了。

　　先祝贺你健康长寿！我还好，有三年足不出户了，也没能拜望你，但从报刊上常见你的文章，如见故人。文藻问好。冰心十、二我也谈谈翻译

　　《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的编辑同志，早就要我写翻译的文章了，季羡林同志也常常提醒我。但是我总不敢动笔。理由很简单，我没有翻译过多少东西，不能算是一个翻译家。我又只懂得一种语言——英语，还不精通（为要通过硕士考试，必须有两种外国语。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学过一个暑期的法语，考试过后，也就忘得差不多了！）在翻译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我还有过痛苦的经验：我在美国大学的硕士论文，是李清照漱玉词的英译。题目是我的导师替我选的，这对我真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我硬着头皮，把漱玉词译成一段一段的散文，然后每星期一次到导师家里，一边吃着茶点，一边商量着把它译成“诗”。就这样，每星期译一首，半年的工夫，勉强把论文写成了。至今想起来还在难过，幸而没有一个中国人看见过我那篇论文！因此，我不敢再做翻译的工作。

　　１９２７年的冬天，我从美国同事那里，看到几本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自己用英文写的散文诗，我尤其十分喜爱其中的一本，《先知》，我喜爱它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正好第二年我在燕京大学讲一门“习作”课，我就请习作班的同学们分段翻译了出来，然后我再个别地和他们讨论商量，但修改后的译稿竟没有收集起来。１９３０年，我母亲逝世后，我病了一场，病榻无聊，重看这本《先知》，觉得实在有移译出来公诸同好的必要，就在１９３１年把它译完，正好新月书店向我索稿，我就交给他们了。

　　这以后，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吧！我又翻译了印度哲人泰戈尔自己用英文写的散文诗《吉檀伽利》和《园丁集》，还有几篇短篇小说。泰戈尔是我心仪已久的诗人，（特别我自五十年代初以后，去过印度三次，对于他的作品的背景，比较有些认识。）他的诗和纪伯伦的一样，也有充满了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但他们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泰戈尔的诗显得更天真，更欢畅，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处世为人的道理，平静里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总之，我翻译这两位作家的散文诗的时候，都没有感到辛苦，只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后来我又应印度作家安那德之约，译了一本他自己用英文写的童话《石榴公主》，也因为我到过印度，作品中的故事背景，我还可以领会一些。此后，又译过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的诗集，那是“上头”给我的任务，原诗的英译本是有韵的，我也只好译成一些合辙押韵的句子，就显得吃力了。大概是１９７８年吧，有关方面又交给我一本马耳他总统布蒂吉格的英译散文诗《燃灯者》。这本诗集在我手里耽误了很久，直到１９８０年五月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才匆忙地赶译了出来。我没有到过马耳他，对那里的风土人情，都没有感性知识，也只好照着字面直译下去。等到六月中旬译完抄好，我就病了，连序文也没有译出，就交卷了。

　　一般说来，我翻译的文学作品很少。一是我只喜欢翻译我喜爱的作品，而且必须是作家自己用英文写的，我总担心重译出来的东西，不能忠实于原作。

　　第二，我只敢翻译散文诗或小说，而不敢译诗。我总觉得诗是一种音乐性很强的文学形式。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听过好几门诗歌的课。有许多英美诗人的作品，都是我所喜爱的。如莎士比亚，雪莱，拜伦等。当老师在台上朗诵的时候，那抑扬顿挫的铿锵音节，总使我低回神往，但是这些诗句要我用汉文译了出来，即使是不失原意，那音乐性就都没有了。

　　我一直认为译诗是一种卖力不讨好的工作，若不是为了辞不掉的“任务”，我是不敢尝试的。

　　第三，我觉得要译好外国文学作品，必须比较丰富地掌握一些本国的文学词汇。在遇到好句的时候，词汇多了才有斟酌选择的余地。在选择到一个适当的字眼，来移译某一个好句的时候，往往使我欢欣累日。这快乐比自己写出一篇满意的作品还大，可惜的是这种快乐的享受并不常有！

　　关于文学翻译，我所能谈的就是这些了。“浅”人无“深”语，这篇漫谈能厕入“百家谈”之列，我深深感到荣幸而又惭愧。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月初版。）

　　在阿拉伯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获悉阿拉伯文学讨论会将于十月十八日在香山别墅开幕的消息，我十分高兴。但我自己却因行动不便，不能躬与其盛，我又十分歉仄。

　　我不懂阿拉伯文，阿拉伯世界我也只到过埃及，所以知道的很少。我曾翻译过黎巴嫩哲人纪伯伦自己用英文写的《先知》，因为我从英文中读到那本充满了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辞的散文诗时，就引起了我的喜爱，感到有移译出来公诸同好的必要，虽然我还不知道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受到那么热烈的欢迎！

　　我希望懂得阿拉伯文的学者，多多翻译一些阿拉伯的文学名著，因为我感到我们东方人更能欣赏东方人的作品。同时我也感到译者除了必须比较精通外国文字外，还必须刻苦学习本国的文学作品。这样才能用比较适宜的文字来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正因为我自己没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更希望年轻的译者同志们多多努力！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７日致谢为楫

　　亲爱的楫弟：

　　后天就是你生日了，因为曾给你寄过钱，现在寄上相片一张，祝你健康！你的九月廿七日信和一张介绍负离子发生器的报纸也看到了，我们托春义从上海买一个来，合５９元多，很小，放在床边，我并没有感觉什么，也许有好处。小妹已于本月十四号夜回来，胖了一点，休息几天就上课了。因为算来她又去了几天英国，假期已过了。新房子还未完工，也不知何日可以搬去。我也没有精力，一切听孩子安排。文藻和我都问你好，祝你长寿。姐姐十月廿二日

　　回顾与前瞻——纪念《儿童文学》创刊二十年《儿童文学》是在１９６３年１０月创刊的，到现在已有二十年了。除了在“文化大革命”那十年之中，被迫停刊以外，它一直都在做着：给孩子们提供良好的课外读物，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促成他们健康成长的工作。在这一点上，仅仅从我看了《儿童文学二十年优秀作品选》之后，觉得《儿童文学》在出刊的十年中，的确发表了很多很好的作品，其成绩并不在同时期的成人的文学刊物之下！当然其中有许多篇都是我从前看到的，并且知道《儿童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在这些作品上面凝结了多少心血。

　　《儿童文学》编辑同志们更有可以自慰和自豪的一面，就是他们一直把团结壮大儿童文学的创作队伍的工作，作为自己首要的任务。在创刊的第二年，编辑部就专门把全国各地的青年作者请到北京来，举办了学习会。１９７８年复刊后，又举办了第二期有五十多位青年作者的学习会。此后几乎每年都召开儿童文学作家招待会、座谈会、纪念会等。在我的回忆里，这些会都开得十分热烈而亲切，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耳中常常响起许多老作家的谈话，眼前常常涌现许多新作家的面庞。我知道《儿童文学》的编辑同志们是深深地懂得为了繁荣花圃，必先培养园丁，为了做好食品，必先训练厨师的道理。如今这些年轻作家们的名字，不但像明朗的春星似的闪耀在《儿童文学》和同类的兄弟刊物上面，也闪耀在许多成人的文学刊物上面！我为《儿童文学》编辑们对发现、鼓励、培育新作者的巨大努力和丰硕成果而欢欣鼓舞并献上我最深的敬意！

　　向前看呢，在现在的大好形势下，我知道《儿童文学》要和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祖国一同健康地生长发展下去，一直刊行到共产主义。它还要为亿万的中国少年提供美好的精神食粮，还要培育亿万个烹调这美好精神食粮的名厨高手。

　　我曾为《儿童文学》题字说：希望作家们为中国少年提供精神食粮的时候，多加上一些“爱国主义”的味精。

　　其实不必说每期的《儿童文学》，只看《儿童文学二十年优秀作品选》的那些作品，无论是小说、童话、散文、诗歌，有哪一篇不是宣传爱国主义的呢？这些作品里有着极其广泛而丰富的内容。它们描写了少年儿童们对家人骨肉、师长同学的爱，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爱，对祖国悠久文化的爱，对历史上著名人物的爱，对祖国建设成就的爱，对海内外同胞的爱　总之，只要是从一颗热爱儿童、热爱祖国的心里写出来的真情实感，笔下流涌的无论是喜、怒、哀、乐，就都是爱国主义的了。宣扬爱国主义的作品里，也不会没有“怒”和“哀”的，有爱就有憎，对祖国不利的事物，不是也会引起我们的悲哀和憎恶吗？

　　愿我们世世代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永远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爱憎分明地挥写下去。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１９８３年第１１期。）记八闽篆刻名家周哲文

　　我的朋友赵朴初曾戏称我的小女儿吴青是“谢公最小偏怜女”，我忽然觉得这句诗可以刻成图章送给我的女儿。正好我的朋友卓如要回到故乡福州去，我就托她请人用故乡的寿山石替我刻这块图章。她回来时给我带来了福州治印名人周哲文的创作。卓如还介绍说：周哲文是福州画院画师，中国美协福建分会会员，福州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会长，杭州西泠印社理事，而且还是福建省政协委员。后来我又看到许多关于他的文章，上面都提到他家境清寒，自幼刻苦，童年就酷好篆刻，用本乡的寿山石，四十年来已刻印数万颗。他未受师承，但博采各家章法，自辟蹊径，名重艺坛。我不懂篆刻，但也能看出那刀法功力之精深，我和我的小女儿都感到惊喜。

　　以后从他的来信中，知道他还是我二伯父谢葆（穆如）老人的弟子，我的堂兄谢为枢也曾教过他英文。他对我的福州故居，门庭户牖，都很熟悉，这又引起了我的许多回忆。

　　在这里我所要特别提到的，是我认为他不但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他还是一位热诚的爱国者。他在六十五岁的高龄，还曾到过日本和美国，参加民间艺术家代表团，作篆刻表演。

　　他通过自己精深的艺术，交了许多外国朋友，也替许多名人学者刻了图章。他到哪里都不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的艺术家，他要外国人了解欣赏中国的篆刻艺术，并通过这艺术搭起两国友好的桥梁。一九八○年他在美国献技时，在《华文日报》上看到一个政治家在竞选总统时，竟以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为号召。他十分愤慨，就在中国展馆的表演台上，万目攒视之下，刻出一颗“信义千秋”的印章，边款刻上“中美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当纽约的记者们问他为什么刻这印章时，他毅然地站起来说：“中国有句古话‘坚守信义，千秋不渝’，一九七二年中美建交，发表了‘上海公报’，从此两国人民恢复和发展了友谊。如今有人竞选总统，却发表了要同台湾重建官方关系的言论，这是中美人民都不会接受的。我刻这颗图章，就是为了劝告这些人要遵守‘上海公报’精神，在政治上要讲信义！”这些话博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第二天在纽约的报纸上就全文登了出来，引起了美国朝野人士的注意。代表团回国后，谷牧副总理听到了汇报，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一个民间艺人敢于向美国首脑人物提出批评，很有胆识，很有爱国热诚呵！”

　　周哲文在国外时，总是十分关怀居留外国的侨胞，敦劝他们回国看看。他在美国时，有一个从台湾来的人，请他刻“张爰之印”和“大千居士”两颗印章，要带回台湾送给大千老人。他沉吟片晌，在两颗印边，刻上了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和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那位台湾的客人看后很受感动，说大千先生是四川人，半生客居在外，现寓台北，但未尝一日忘却故园，今有此两方图章，放在案头，怎能不勾起他思乡怀旧之情？而周哲文也正是要通过这两颗印章，能使大千老人回到大陆看看他阔别多年的巴山蜀水，可惜的是印章到日，大千先生已经重病不起了！

　　周哲文在日美两国时，还替我国侨胞刻了几百颗印章，他总爱在印边刻上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周哲文热爱人民的好总理，他用铁笔将人民怀念歌颂总理的许多诗词，刻在冰坚玉洁的寿山石上，永志不忘，这部印谱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我还得到一本《福建书画家》画册，上面有他怀念台湾同胞和美术界故旧的篆刻十余方，文有：“月是故乡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等等，厚意深情，溢于言表。这一切都使我为我的故乡出了一位杰出的、爱国的金石篆刻艺术家，而感到无尚的欢喜和骄傲！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日月初版。）致巴金

　　巴金老弟：

　　听吴青说你是十一月八日生日，我信写晚了。祝你健康长寿！

　　陈喜儒从上海来，给我打了电话，说你有一本书给吴青，但还未送来，并说你住院了，到底治疗得如何？一定要安心调理，病了就不要急躁，我这人一辈子性急，就是病把我磨练得耐心了。人生几何，老来总是力不从心，我也常为此苦恼，但“留得青山在”，还可以看点书，写点东西，也可以看看老朋友，是不是？告诉小林，我非常地想她，总盼她来北京，但又想她留在你身边好。人生总是矛盾，请多保重。大姐十一月九日致葛翠琳

　　翠琳同志：

　　封面写好，字太差了，将就选用吧。

　　《司徒雷登传》未看过，如有，可以借我。

　　入冬以来，常觉骨头疼，别的没有什么。

　　祝好！冰心十一、十一《爱的甘泉》①序

　　《爱的甘泉》集的编者，要我为这本集子作序，我感到荣幸而欣然地接受了。

　　这本集子里收集了几十篇今年四月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联合召开的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活动先进集体和优秀教师代表大会表彰的优秀教师的动人事迹。我只抽看了几篇，每一篇都使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多么可敬可爱的人民教师呵！

　　我一生敬爱教师，我深深体会到他们是特殊的材料做成的！他们在一般人认为最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最不平凡的事业。他们以崇高的献身精神，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他们说：“爱是教育的灵魂”。他们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他们甘作“人梯”和“蜡烛”。他们教书育人，以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为人师表的实际行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们有的刻苦钻研业务，探索教学规律，改进教学方法，数十年孜孜不倦，总结并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有的因热爱祖国和自己的学生，毅然谢绝出国继承巨产。有的爱生如子，为了救护学生而身受重伤。有①《爱的甘泉》，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月出版。

　　的对差生特别爱护，把失足少年从公安机关领回家中，做好教育转化工作。有的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深山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有的身处特别环境而洁身不染，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把学校变成反腐蚀的堡垒　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能经受这些考验吗？

　　我要珍重地向广大读者介绍这些感人的事迹。这本集子是青少年学生、中小学教师学习诵读的好课本，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在我们可爱的祖国的辽阔国土上，有这许多为我们的孩子——也就是为祖国繁荣昌盛的未来而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的教师们。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窗外之窗》①序

　　这本《窗外之窗》散文集，是我的朋友李素女士从一九七二——八二这十年中间、在香港《工商日报》和《星岛日报》的副刊上发表过的：《微明集》、《未名集》和《复燃集》三个集子、一百八十多篇短文中精选出来、要在香港山边社出版的。李素从美国写信来要我为这本集子作序，我欣然地答应了。

　　我和李素是五十多年前在北京的燕京大学相识的。当时我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她曾上过我的课。从她的作文里我惊佩了她的旧文学的造诣，她的文章里永远满含着浓郁的诗情和画意。因此我同她课外的接触就比较多。我知道了她对于旧诗词不但爱好，而且会写。我又感到她是一个纯真、沉静又勇敢，很有主见而又富于同情心的人。对于她的身世，我们谈的不多，但从这次阅读她的《忆童年》一段，我知道她的生命道路，并不是没有坎坷的，但在她自己“满怀希望和理想”的精神世界中，她生活得很勇敢而乐观。正如她自己说过的：

　　①《窗外之窗》，香港山边社１９８４年３月初版。

　　既然享有宇宙华彩缤纷的无限天趣，又拥有蓬勃的生趣，当然是津津有味的生趣。”

　　她还说过：

　　够挺起瘦骨，泰然而又怡然地俯仰于天地之间。”

　　“生命就是战争，是连续不停的奋斗　生命是痛苦而贵在能化痛苦为快乐，享受五味的和谐。”

　　我认为她的“津津有味的生趣”和“泰然而又怡然”的心理状态，都是从她的湛深的文学修养和勇敢奋斗的人生观中得来的；而这本集子里的每一篇短文，无论是“谈天说地，怀古伤今，吟风弄月”或是“嬉笑怒骂”，都看得出是李素写的；因为这里面有她的见地、她的爱好、她的人生观。她有独特的风格！

　　李素现在正和她的儿女一同侨居在美国，但我知道她虽生活在异国的风光之中，她一定还能从汉字书本中，吸取祖国悠久灿烂文化的精神营养，来怡悦她随遇而安的晚年。去年她回国来一次，曾带两个女儿来看我。她的两个可爱的女儿，言谈举止一点不像在国外长大的孩子，而是和她们的母亲一样，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她曾说过：

　　“生命似乎是闪闪的浪花，但儿女是涓涓的支流。”

　　我深信这股中国的、可爱的支流，会在世界上任何一处的土地上，“源远流长”地奔腾下去的！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九日致宫玺

　　宫玺同志：

　　前得来书并精装文集（２）三本，想等到精本全部到后再复。现在我们将在一二日内迁到隔壁新盖好的大楼内，新居比旧居宽敞明亮一些，有小女儿吴青一家和我们同住，可以照应，如来北京，请枉过！

　　常在报刊上看到大作，看来诗兴不浅！祝笔健！冰心十二月八日

　　给《小苗》小读者的贺年信亲爱的小朋友：

　　感谢《小苗》编辑部同志允许我占用《小苗》一百期的篇幅，来给小朋友们写一封贺年的信。

　　我几乎每天都能得到几封来自天南海北的小朋友们的信，你们或是报告自己学习、工作和课外活动的一切，或是问我应该怎样写日记、作文等等，有时信里还附来一条红领巾和自己得来的奖状或其它书画，这都使我感到无限的亲切和温暖。但我有限的精力和时间，都不允许我来分别作复，只能在此一并感谢和道歉了！

　　我想你们总是写信给“冰心奶奶”却从来没有告诉我关于你们自己的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和你们同在的情况。我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一定都忙于工作，你们一定有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和你们同住。他们一定十分喜爱你们。他们会帮你们温习功课，他们会给你们讲许多有趣的故事，他们还会帮你们的爸爸妈妈做些家务。他们和你们在一起一定很快乐。但他们到底老了，也可能相当地辛苦。你们一定要孝敬他们，好好地照应他们。自己能做的事，千万不要去麻烦他们。

　　最近我搬了家，我在新居的墙上挂上了我的爷爷写的十首种花诗的横幅。我每天看着它，我童年时代和我爷爷同住的甜蜜光阴，就都涌现在我的眼前！我和爷爷同住的时间至多不过两三年，但遗留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又有很好的劳动和生活的习惯。他很爱我，我也很爱他。追随在他的身边，我学到了许多良好的习惯：爱看书、爱劳动、早睡早起、清洁整齐等等。他工作或读书累了，就侍弄花卉，他教给我许多种花的知识。他是一位老师，他常把他的学生比做花朵，而他自己是个勤勉的种花人——园丁。他的十首种花诗中就有一首是：

　　一年容易又来春，过眼春光旧复新；只恐及时花事误，年年勉作课花人。

　　意思是一年一年春天过得很快，为了恐怕耽误了学生的青春，年年都勉励自己做一个好的种花人——园丁。

　　我想你们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一定都做过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工作，也一定都有很好的经历和经验。你们要从和他们的接触和谈话里学到许多很好的东西。珍惜和老人们同在的时间吧，学问就是这样地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正是“一年容易又来春”，祝愿你们新春快乐，并和时间一起健康前进！

　　热爱你们的朋友冰心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２日集邮爱好者的福音

　　集邮是一种高尚而富有趣味的爱好。集邮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往往通过集邮而取得和增加了对本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艺术、文物以及其他种种的学识。

　　我的老伴和我自己年轻的时候，都有集邮的爱好，后来在国家多事之秋，流离迁徙，集邮本子丢失殆尽，也没有了集邮的兴致。这些年来我的儿孙们都到了爱好集邮的年龄，过的又是太平年月，因此我很留意我每天收到的海内外的信件，有新颖美观的邮票，就都剪下收集起来，随时分给他们和我的小朋友们。

　　现在我国邮电部将要发行一种《儿童》附捐邮票。这种《儿童》邮票有两种图样，一个是抱着皮球的女孩，一个是抱着熊猫的男孩，神情都极其活泼可爱。面值是八分加二分，八分是邮资，二分是买邮票者支援儿童福利事业的捐款。这是我国发行的第一套福利邮票，按发行量计算预计可为孩子筹集福利基金六十万元。我们党和政府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国家的两亿儿童，这真是天大的好事！

　　我十分赞赏这个创举，并高兴地向集邮爱好者宣告这个福音。在新春佳节之际，多买这种《儿童》邮票，贴在给国内海外朋友们的贺年信片上，不但新颖可喜，给他们的集邮本上添一分色彩，而且还支援了我们所喜爱的接班人的福利事业！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７日八四书愿

　　１９８４年的新春快到了！这是我的第八十四个春天。我有什么新的志愿呢？

　　我想到占我们全人口一半的青少年——我们的下一代。

　　成亿青少年如何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健康茁壮地成长，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可是，我们现在的青少年的小学时期，是在十年动乱中度过的，那时纪律废弛，尊师爱校的精神荡然无存。他们整天“闹革命”、“搞运动”，根本不大上课，本国的历史、地理更都没有读过；因此他们对祖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国土、壮丽的山河、灿烂的文化，都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我们今天和平团结、蒸蒸日上的日子是来得多么不易。他们更不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万劫不磨的真理。有些青少年，不太知道祖国的可爱，也就不会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民有多么值得自豪的地方。丧失了自爱、自信、自尊的人，当然就自卑自贱、心灵空虚，外来的侵蚀自然就乘虚而入了。自从我们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和外国有了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这本来是促进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好事；但是通过这些交流，也不免会带进一些资产阶级精神和物质方面不健康的东西。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即使在外国，也早为有识之士所深恶痛绝，而我们有一些先天不足，心灵空虚的青少年，一旦忽然看到目迷五色的“西方文明”，就觉得外国的一切都比本国的好，毫无选择地一一捡拾了起来，以外国的生活方式为时髦风尚，竭力仿效，亦步亦趋。可是，看着这些对世界、对生活所知甚少的青少年，我们能一味责怪他们吗？

　　我希望我们文艺工作者，我们社会主义思想战线上的战士，多想着点青少年，大家奋然拿起笔来。首先是以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武装自己，针对青少年的对精神食粮如饥似渴的需要，用我们自己的切身感受，向他们介绍本国悠久历史上的优美文化和著名人物以及其他的种种关于本国和外国的知识，为他们创作一些健康高尚的、能激发他们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作品。一篇好的文章，一首好的歌曲、一场好的舞蹈、一幅好的画图，都能引导他们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鼓励他们奋发努力、积极向上，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接班人。

　　我的岁月是有限了，但我仍愿追随文艺界同人之后，为帮助青少年增添精神食粮、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尽我最大的努力！

　　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的座谈会上，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首先忆起的是在四十年代末期，我在日本收到香港的朋友寄来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如获至宝，不但自己细细研读，还在深夜和几位朋友一同诵读讨论，因为那时没有经过有领导的学习，体会得很不深刻，但我还是牢牢地记住了毛主席指示的：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毛主席又说：

　　发。”

　　那么，我们的实际生活，现在是怎样的呢？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里说：

　　“毛泽东同志早在开国的时候就指出：‘随着经济建

　　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邓小平同志又说：

　　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

　　我们幸福地生活在经济建设到来的高潮时期，我们必须做好文化建设这个‘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提高自己，改造自己。毛主席说：

　　邓小平同志说：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永远从她的怀里吸取营养丰富的乳汁，溶化出各种各样有益于人民的作品，帮助他们推动历史前进。致巴金

　　巴金老弟：

　　得你信非常高兴！不但是因为得到你的亲笔信，而且还写得非常工整，足见你的手不怎么抖了，“止”字的工夫到了家，可喜可贺！只要这样继续忍耐下去，服药一定更见效果，“退两步”是为了“进一步。”我一辈子为了吐血，养了无数次的病，最难过的是２３岁在美国的七个月，我得的本来是奖学金，那有养病的钱？又远在异国，又怕国内家人着急，先不敢说，亏得我的美国老师们把奖学金取出来，作为养病费，又有许多朋友帮忙，病后出院休息，都是在朋友家。以后的养病，如在歌乐山，你也看见过，不过那时的吐血，使我免去许多麻烦。到了１９５８年，忽然停止了，连医生都认为是奇迹（最后一次是在访问伦敦期间）。所以你大可不必急躁，“功到自然成”，你不知我年轻时是多么火爆的性子！我相信你服药成效一定可达百分之百！

　　祝你健康问小林夫妇和端端好。冰心十二月三十１９８４年致巴金

　　巴金老弟：

　　过年只得小林一张贺年片，实在不过瘾！我希望得到你养病的消息。昨天夏衍带着沈宁来了，使我尤其想起你们。陈恕给我们照了相，洗好一定给你看。我们都好，尤其搬家后，和吴青更近了。但是他们也还是很忙，上课时多，当然早晚还是在一起。这两天照例有些朋友来拜年，你虽住医院，恐怕去看的也不少，你进步得快吗？到了百分之几十？我真希望你何时能到北京来。我们的新居宽敞一些，阳光也好。时间如能自己支配，可以多写一些，可惜并不是如此！小林夫妇怎样？端端今年几年级了？我也极想他们。小林会到北京组稿吗？我虽希望见她，但宁可她在你身边。今年北京很暖，昆明都下大雪，北京偏偏不下，也不正常。这信写了两天，不断有人来，就到这里吧。告诉小林，贺年片拜领了，但我还盼她写几个字，祝你飞速进步。大姐一月三日致谢为楫

　　亲爱的楫弟：

　　昨天得到大弟的信，知道你得了感冒，心中十分不安，已经给二哥打了电话，叫他也给你写信，好在有大弟在你身边，他很细心，你自己也应保养，现在一定要好好休息，切切！我们搬家后一切都好，小妹一家就在一单元内，照应得方便多了。我只是行动不便，上身的衣服，自己还会穿，文藻似乎更衰老一些，冬天衣服又厚，所以他穿衣裤都要人帮忙，将来春天来了，衣服渐薄，可以好一点。大妹一家每晚回来，宗生一家星期天午饭在家吃，宗生儿子山山已参军，现在西安；大妹儿子丹丹已考人民大学外经系，走读，在广渠门外，很远；钢钢在“立新高中”念三年级；宗生女儿江江、大妹小儿子冰冰都在初中和高小，明年对他们也是一关。最近因为搬家给宗慈、宗恩都写了信，她们都已回信，据说都忙，但还都好。不知你常给她们去信否？我给你的那本香港印的《冰心》集，他们只给十本，所以除了两个编辑和我自己以外，我只给你和二哥和三个儿女和文藻。香港是从来不给稿费，但印刷得不错，尤其是相片——这信陆陆续续写了两天，因为总有人来打断，多半是文藻和小妹他们的学生来拜年。这信写的长一些，给你消遣，也给大弟看。他信写很好，我愿他好好地照顾，你也不要自己总是自顾自，因为人老了，还是子女最可靠。祝你好好养病，不要着急。兰州比北京冷（今年北京太暖了，不正常，病人很多），千万珍摄！爱你的姐姐一月三晨贺叶巴两位

　　有同志提醒我，今年是叶圣陶先生九十大寿，巴金同志八十诞辰，我想我应该乘这时候，写几句向他们祝寿的话。

　　我记得叶老看了我在一九八二年春写的《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时，他笑了，说：“我们第一次见面，不是在解放后的北京，而是在解放前的重庆。”原来四十年代初期，我在重庆的嘉庐小住的时候，叶老为了开明书店要出版我的选集的事，曾来看过我。他老人家的记忆力是比我强多了！

　　叶老是一个十分关怀后辈的人。我和叶老认识以后，还没到他家去拜谒过，因为：一来在公共场合常常会看到他，二来我怕登门拜访，会影响他的休息。但在前年春天，我因病住院时，叶老跑到医院看我，正巧我已出院回家，叶老又同至善同志到西郊我家里来看我。当我躺在床上，意外地看到须发如银的叶老，走进我的卧室，坐到我的床边，对我亲切地慰问时，我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激和惭愧！

　　叶老又是一位十分谦和的老人，每逢我赠送他一本书或写一封信的时候，他必定亲自作复。近来他眼力不好，字越写越大，我知道老人家一定相当吃力，我不得不告诉至善同志，说：叶老以后不必回信了，由至善同志从电话里通知我说书和信收到就可以了。

　　我和巴金——恕我不称他为“巴老”，因为他比我还小几岁，我一直拿他当弟弟看待——认识是从三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几十年来，相知愈深。解放后，我们还一同参加过出国的访问团。我们去过苏联、日本、埃及　飞机上和国外旅馆中的谈话就更多了。在我的回忆中，有许多场面是值得描写的。最后一次一同出国的机缘，就是一九八○年春到日本的访问——那次出国，我的女儿吴青和他的女儿小林都参加了，小林叫我“姑姑”，吴青叫他“舅舅”，仿佛我们就是亲姐弟似的——但从日本回来不久，我就病得“足不出户”了。

　　最近巴金也因病住进了医院。前天他来了一封“长”信，写满了一张三百字的稿纸——他的女儿信里说：“爸爸给您写了长长的一封信，在他来说，已很久没写过这么长的信了”，——他信里说：“信收到，我仍在医院治疗，可以说是一天天地好起来　在病房里，常常想起您和调皮的吴青，想起你们我就高兴　我还很乐观。我仍然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我感到自豪，一年中井上靖来医院三次，要我参加东京的大会，我推辞不掉　现在病房中就为这个目标奋斗，您可以放心了，我还有雄心壮志啊！”

　　叶老的字是越写越大，巴金的字是越写越小，我得到大字、小字的信，都一样地高兴。前几天《文艺报》一位编辑同志来说：叶老说，不久春天来到，他们院里海棠花开的时候，要请我去赏花。我一定要破“足不出户”的例子，去我从未去过的叶老家里，拜见叶老、并观赏他所种的海棠花。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六日致巴金

　　巴金老弟：

　　得你和小林信，十分欣慰！你比我强多了，还有雄心壮志到日本去一趟，好好休养吧！好一点先到北京来，我们好好谈谈。我们新居很适意，阳光较好，北京又总是大晴天，总使人兴奋。

　　你若是写信太吃力，就让小林不时报告一些你进步的情况，我只愿你快快痊愈。吴青天天念道你们，可是她这人太好管闲事，一天忙得不亦乐乎，在家里一会儿找她又不见了。

　　我一定叫她给小林写一封长长的信。别的不说了，我们全家老小都问你们一家春节好。冰心一月十六日致谢为楫

　　亲爱的楫弟：

　　得你信，知道已经好了一点，十分喜慰。最近北京也冷了，零下七八度。我觉得太暖了倒不好。昨天，大妹说她已托朋友给素梅转到兰州事，但愿能成功。你身边是得有人，平时也不要太不要人了，你一病就知道儿女还是有用的！匆匆，我们都好，你好好养病吧。姐姐一月十七

　　题目出得好，作文就做得好我常常得到小朋友们的来信，难过地说自己做不好“作文”，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进步。他们的信一般都写得很通顺，说到他们写不好作文的苦恼时，描写得也很生动。

　　我在答复他们的公开信里，只劝他们多读多写，但根据我自己在中学里作文的经验，作文写得好不好和老师出的题目大有关系。

　　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的作文老师是一位前清的秀才。

　　他自己做惯了八股文章，给我们出的作文题目，大都是：“思而不学则殆论”，“惟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要不就是：“教育救国论”或“富国强兵论”，这都是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女孩子，脑子里没有想过的东西！

　　那么，怎么办呢？回想起我们中学时期的作文活动，还是很有趣很可笑的。

　　我们的作文时间，是安排在每星期六上午。在一间大课室里，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四班学生都坐在一起，老师在黑板上写出四个班的作文题目，就坐在讲台上自己看书，我们乱哄哄地低声议论，他也不管。正因为我们不知从何说起，我们就可以乱做，我们可以抄书，也可以互相抄袭，一般是以“呜呼，人生于世　”起头。我在家塾里做过小论文，于是在上午三个小时内不但自己写好一篇，还可以替高班或低班的同学写一两篇，来换取糖葫芦或炒栗子的报酬。这些事老师似乎也不是不知道，但只要每一个学生每星期交一篇作文，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心里根本没有想到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和思考能力的问题！

　　这位老师还教我们古文，他讲的《李陵答苏武书》，和“前后赤壁赋”等，我们都很爱听。我们想假如老师出：“与友人书”或“游记”一类的题目叫我们写，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说的话，而且会说得很生动，很有趣，可惜老师就没有想到这些。

　　我在《三寄小读者》的“通讯四”中曾对小朋友们说过：

　　来的东西就不鲜明，不生动；没有生活中真正感人的情境，写出来的东西，就不能感人。古人说‘情之相生’，也就是说真挚的感情，产生了真挚的文字。那么，从真实的生活中，把使你喜欢或使你难过的事情，形象地反映了出来，自然就会写成一篇比较好的文章。”

　　我只看了《中学生日记选评》中的三篇日记，篇篇都好！

　　有的描写一家三代人快乐地在一起猜春节联欢会上的谜语，而体会到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实质。有的从参加学校的秋季运动会，而体会到：学习也必须拼搏和因为体育健儿心中有个伟大的祖国，所以“他们的微笑就像扬子江上初升的太阳，”等等。有的就描述几家孩子都抢着请五保户王奶奶到自己家去吃年夜饭的热闹情景。这些文章自然流露出作者对于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对于自己未来的向往和努力　

　　这本集子中所选的日记，大都是“学作文报”举办的“日记、书信、作文一得”三项征文比赛中的获奖作品。我不必把所选的日记全部看完，因为我知道像“日记”这类的文章，每人一定都有自己要说要记的真情实事；一定不会雷同，而且一定都会写得鲜明、生动而真挚。

　　我认为中学生所以能够写出这些让人爱看的日记，是因为《学作文报》这次征文的·题·目·出·对·了！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４日致臧克家

　　克家同志：

　　你的雅兴不浅，文藻和我都感谢你用宣纸毛笔写的贺年信，可惜日子早了些，现在还不到“甲子元月”！祝贺春节！谢冰心拜一月廿七火树银花里的回忆

　　窗外是声声繁密而响亮的爆竹，中间还有孩子们放的二踢脚，是地下一声、曳着残声又在天上发出一声巨响。薄纱的窗帘上还不时地映出火树银花般的粲然一亮，那是孩子们在放着各种各样的烟火呢。多么热闹欢畅的北京除夕之夜啊，我的心中为什么有一点惆怅呢？

　　我想起古人的两句诗，是“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现在北京就是我的家，我没有客了思家的怅惘，我苦忆的是我的万里外的许多朋友！

　　我的好友不多，这不多之中，海外的朋友几乎占了一半；这“一半”之中，日本朋友又占去大半。

　　我开始结识日本朋友，还是在万里外的美国。二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国留学，在同学中，和日本女学生更容易亲近。

　　大家拿起毛笔写汉字，拿起筷子吃米饭，一下子就“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那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当权，中日关系相当紧张，但我们谈起国事来都有很坚定的信念，认为我们两个东方国家应该而且必须永远和平友好下去，来维持东亚和世界的繁荣和进步，只要我们年轻一代不断地为此奋斗，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的崇高理想一定会实现。

　　在这些日本同学中，我特别要提到濑尾澄江，她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娜安碧珈楼。她是一个地道的东方女孩子，敏而好学，沉静而温柔，我们虽不同班，下了课却常在一起。我们吃西餐吃腻了，就从附近村里买点大米，肉末和青菜，在电炉上做饭吃。一般总是我烹调，她洗碗，吃得十分高兴。这几十年来，除了抗战那几年外，我们通信不断。我每次到日本去都见得着她；她也到过中国，北京。前几天我还得到她的贺年信。

　　一九四六年冬，我到了战后的东京，结识了松冈洋子。她是一位评论家，又是一位热心从事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工作的人。她也在美国留过学，我们用英语交谈，越说越兴奋。此后我们不断地在北京或东京，或国际和平会议上见面。不幸她在七十年代末期逝世了。一九八○年，我们作家代表团访日时，巴金和我曾到她家吊唁；见到她的女儿——曾在中国上过学的松冈征子。前几天我得到她给我的一封贺年信，她说：“我要在今年为日中友好做出更多的贡献。”多么可爱的接班人啊！

　　这里应当提到女作家三宅艳子，她也是和松冈洋子一起搞和平友好运动的。我在六十年代初期写了篇《尼罗河上的春天》，那里面的两位日本妇女，就是以她们为模特儿的。她们都曾分别单独访问过中国，我也曾分别陪着她们乘京广火车南下，一路参观游览，并一直送到深圳。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在车中舟上，山光水色中的深谈，真有许多是值得好好地追记的。

　　谈到女作家，我还接待过有吉佐和子。她对中国很有感情，我只在北京陪她游览，日子不多，但我每次到日本都见到她。

　　还有漱户内晴美，也是一位女作家，在六十年代的一次访问中，我同诗人李季曾到过她家。一九八○年春，我再到日本时，她已削发为尼，但谈锋之健，不减当年。

　　一路写来，提到的尽是些女性朋友！其实我的日本男姓朋友的数目，不在我的女朋友之下。现在索性把他们放过一边，谈谈他们的夫人吧。

　　中岛健藏自称为我的哥哥，中岛夫人就是我最敬爱的嫂嫂。每次我到东京中岛先生的府上，在四壁图书、茶香酒冽之中，总有中岛夫人慈柔的笑脸和亲切的谈话。一九八○年我生病以后，中岛夫人每次来华，必到医院或家中来看我。还有井上靖先生的夫人，也是多次在井上先生的书室里以最精美的茶点来招待我，也曾在我病中到医院或我蜗居来探问我。

　　她们两位的盛情厚意，都使我感激，也使我奋发，我愿自己早早康复起来，好和她们一起多做些有益于中日友好的工作。

　　我的回忆潮水般涌来，我的笔也跑开了野马。在我勒住缰绳之先，我还必须提到一位在友谊桥上奔走招呼的人，佐藤纯子女士。我和日本朋友相见的场合，常常有她在座。仅仅一个多月以前，陪着井上靖先生到我新居来看我的，就是她！

　　窗外的爆竹声音更加脆亮，更多的烟火照得我的窗帘上一时浓红，一时碧绿。孩子们大声欢呼拍手跳跃，甲子之旦来到了！我这篇短文竟然写了两年，也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欢庆声中我祝愿我的日本朋友们（不论是女士，先生，夫人）健康长寿。我将永远和他们一起为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努力到底！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子夜致巴金

　　巴金老弟：

　　徐谦（？）同志来了，给我以很大的安慰和喜悦！他说你好多了，生活也安排得很好，还想出国之前到杭州去玩，这都是好消息，我听说你拉出去的队伍还不少。那很好，但是笔会中熟人一定也不少，你千万不要太累了，小林跟你走，希望她可以“控制”你！你送的点心，十分好吃，我没有什么回报的，只托吴泰昌给你带上两盒北京的茯苓饼，不知你喜欢否？祝康安大姐上二月十日纪念老舍八十五岁诞辰

　　老舍若是还在，今年该八十五岁了。

　　我想象：我们几个老朋友，给他开个不大也不小的庆祝会，地点也就在作协的会客室吧。老舍拄着手杖从外面进来了，一进门，笑容满面地向周围看了一看，把手杖挂在臂上，抱拳拱手，说：“不敢当，不敢当”，至于这位“语言大师”底下还会说些什么欢喜，感谢，幽默的话，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就不会替他说了！

　　我们中间怎能缺少他这么一位朋友？

　　他是一个有情有趣的朋友，一个勤奋多产的作家，一个热诚爱国的公民。

　　我和他过往较密是在四十年代初期的四川重庆。那时他是“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他在贫病交加之中，支撑起抗战期内文艺界的团结工作。他常到我们居住的歌乐山上来，他面色青白，身体显然不好，但他从来没有发过牢骚，一切艰难困苦的情况，他都以诙谐轻松的语气出之。喝过几杯大曲，坐在廊上看嘉陵江的时候，他还常告诉我有某某年轻有为的作家，如果我能见到他或她时，要好好地予以鼓励和支持。

　　抗战胜利后，他去了美国，我们去了日本，我们还时常通信。他给我们的孩子写信，常以最形象而幽默的话，流露出他忧国思乡的抑郁情绪。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回到北京，他是第一批来看我们的朋友之一。那时他真是神采飞扬，容光焕发，新中国的成立，人民的解放，给他以“狂喜”。他手舞足蹈地、滔滔不绝地告诉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尤其是在北京发生的许多新人新事。

　　这以后，他心满意足地生活着、工作着。他种花，他养猫，他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一篇一篇的充满了地方色彩、民族风格的散文，诗歌，戏剧，从他笔下不断地倾泻了出来。

　　十年动乱的初期，一阵狂暴的阴风，就把老舍从“狂喜”中卷走了。

　　就是这么一位可敬可爱的朋友，假如他今天还在，在雨过天晴的七八年之中，不知他还会写出多少比《茶馆》还深刻，比《骆驼祥子》还动人的小说，可惜他走了！

　　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声音笑貌永远涌现萦绕在我们耳边眼前，他没有走！只要我们还在，年年此日，我们将永远会纪念他的诞辰。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０日清晨《自然·生活·哲理》序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了《自然·生活·哲理》一书，来让我作序。我从头看了这集子里的３６篇散文，觉得这些散文文字优美，思想健康，可以作为一本很好的青年读物，便欣然答应了。

　　古今中外写景咏物的诗文，都是作者从自己主观的眼光和心情中，赋予了他所接触的景或物，以特殊的性格和生命。

　　唐代诗圣杜甫在他《春望》一诗中所写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也只是因为作者生活在唐代颠沛流离的乱世，他自己“感时”、“恨别”，从他眼里看去，花也会“溅泪”，从他耳中听来，鸟也会“惊心”，这都是很自然的。

　　这本集子里三十几篇散文的作者，都是生活在八十年代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他们有坚定的信心、远大的理想、美好的希望，因此这些篇文章的情调是优美的、健康的、引人向上的。作者从自己的生活中接触到的景物，大之如山岭园林，小之如花草树木、虫鱼鸟兽，触景生情，借物言志，情高意真，读了使人欢欣、奋发。我在每篇读后都摘录了文中的警句——

　　秦似的《榕树的风度》：

　　“榕树，它显得魁伟、庄严、恬静、安详　我敬仰青松，但我却更喜欢榕树　”

　　戴永夏的《落花吟》：

　　“她不消沉，不悲观，‘得意淡然，失意夷然’，总是专注地倾心于自己的事业，全心全意地作着‘护花’的工作。”

　　金马的《蝼蚁壮歌》：

　　“万众一心，不畏庞然大物，不自菲弱小，却能叱咤森林，云游四方，所向无敌。”

　　余家富的《昆仑情思》：

　　“她的高大磨练我的意志，她的坦荡舒展我的胸怀，她的严寒启迪我的神智，她的神秘激发我的求知欲。”

　　韩少华的《雨的精魂》：“是雪　圣洁的雪不就是天地间雄风正气所凝聚成的不死的精魂么！”

　　项目桦的《桥》：

　　“让我们在新长征途中，为早日实现‘四化’，争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先行官’。”

　　不必再多引了！从岑献青、陈贵贤、赵丽宏和韩静霆等人的《九死还魂草》、《垂柳赋》、《冰霜花》和《绣球花》中都看出“美”来！可以说，这本集子里每一篇文章里，都有“自然”、“生活”和“哲理”，我愿青年人都能读到它。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１９８４年４月２日。）我家的对联

　　我对人家墙壁上挂的字画都有兴趣，尤其是对联，这兴趣是从小就养成的。我在一九七九年写的那篇《我的童年》里曾经提到，我的第一本课文就是一副对联：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但从这一副对联里还看不出屋主人的身世和襟怀，爱好和性格。在我十一岁那年回到老家福州去，看见在后厅墙上我的曾祖父画像的两旁，有我的祖父写的一副对联：

　　每逢佳节倍思亲

　　原来我的曾祖父是在农历五月五日端阳节那天逝世的。

　　我国习俗在端阳节那天都给小孩子的手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叫做续命丝，祝他长命百岁。所以每到端阳节我的祖父看到孩子们手腕上的五色丝，就会想到他的父亲，而对“五丝”能否“续命”，起了悲哀的疑问。

　　此后，我就注意我们老家的厅堂客室里的每一副对联，其中有许多是我的祖父自己写的，如：

　　有为有弗为

　　这是一对自勉的句子，就充分地描绘出我的祖父的恬淡而清高的性格。

　　再大一点，在北京剪子巷父亲的客室里，看到一副前清御史江春霖老先生送给父亲的对联：

　　楼船犹见汉将军

　　在上联旁边还有小字，说他“自京南下，阻雪难行”，在芝罘会见了我的父亲，很喜欢他的“裘带歌壶，翩翩儒将”的风度，就写这一联相赠。父亲对我解释这对联的时候，也说他和江春霖只是初交，当时江春霖因为弹劾了庆亲王而被罢官，他也很佩服江春霖不畏权贵的风骨，因此才把这位“交浅言深”的朋友的赠品，张挂起来的。

　　三十年代初期，父亲的客室里又添上一副萨镇冰老先生送的对联：

　　升沉不改故人情

　　说的是他们两位老人家几十年金坚玉洁的友情。四十年代初父亲逝世时，我不在北京，这些可贵的遗物，都不知哪里去了！

　　长大以后，到了美国和欧洲，在外国朋友家里当然看不见对联，有的只是画框和祖先的相片。在日本，旧式的屋子，周围几乎都是纸门，只有“床之间”那一扇墙上可挂字画，但也不是对联，而是一幅很雅淡的字或画，再供上一瓶一枝花朵，倒也雅洁可喜。日本的亭园，和中国的相似，有山有水，也许还更古雅一些，但是楹上柱上都没有对联。欧美的林园更不必说了！

　　我这一辈子，在师友家里或在国内的风景区，到处都可看到很好的对联。文好，字也好，看了是个享受。我以为我们中国人应该把我们特有的美好传统继续下去，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起耳濡目染，给他们一个优美的艺术的气氛！致周达宝

　　达宝同志：

　　请代问出版社各位我认识的同志们好！

　　你的信和《画魂》都收到了，感谢之至。

　　我还好，只是老伴吴文藻生病，自二月十三日起住进医院，未免忙碌一些，现他高烧已退，正在调理心、肺、脑部的病。孩子们每天去看，并请有“特护”，请放心。

　　我已搬家两个月，在和平楼隔壁新楼上。有空请来玩，祝好！冰心三月五日我入了贝满中斋

　　我在北京闲居了半年，家里的大人们都没有提起我入学的事，似乎大家都在努力适应这陌生而古老的环境。我忍耐不住了，就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向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提出我要上学。那时他除了在家里教我的弟弟们读书以外，也十分无聊，在生疏的北京，又不知道有什么正当的娱乐场所，他就常到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去看书报、打球，和青年会干事们交上朋友（他还让我的大弟谢为涵和他自己的儿子杨建辰到青年会夜校去读英文）。当我舅舅向他的青年会干事朋友打听有什么好的女子中学的时候，他们就介绍了离我们家最近的东城灯市口公理会的贝满女子中学。

　　我的父母并不反对我入教会学校，因为我的二伯父谢葆（穆如）先生，就在福州仓前山的英华书院教中文，那也是一所教会学校，二伯父的儿子，我的堂兄谢为枢，就在那里读书。仿佛除了教学和上学之外，并没有勉强他们入教。英华书院的男女教师，都是传教士，也到我们福州家里来过。还因为在我上面有两个哥哥，都是接生婆接的，她的接生器具没有经过消毒，他们都得了脐带疯而夭折了。于是在我和三个弟弟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去请教会医院的女医生来接生。我还记得给我弟弟们接生的美国女医生，身上穿的都是中国式的上衣和裙子，不过头上戴着帽子，脚下穿着皮鞋。在弟弟们满月以前，她们还自动来看望过，都是从山下走上来的。因此父母亲对她们的印象很好。父亲说：教会学校的教学是认真的，英文的口语也纯正，你去上学也好。

　　于是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舅舅就带我到贝满女子中学去报名。

　　那时的贝满女中是在灯市口公理会大院内西北角的一组曲尺形的楼房里。在曲尺的转折处，东南面的楼壁上，有横写的四个金字“贝满中斋”——那时教会学校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名称：中学称中斋，大学称书院，小学称蒙学。公理会就有培元蒙学（六年）、贝满中斋（四年）、协和女子书院（四年），因为在通县还有一所男子协和书院，女子书院才加上“女子”二字。这所贝满中斋是美国人姓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的捐款建立的，“贝满”是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的译音——走上十级左右的台阶，便进到楼道左边的一间办公室。有位中年的美国女教士，就是校长吧，把我领到一间课室里，递给我一道中文老师出的论说题目，是“学然后知不足”。这题目是我在家塾中做过的，于是我不费思索，一挥而就。校长斐教士十分惊奇叹赏，对我舅舅说：“她可以插入一年级，明天就交费上学吧。”

　　考试和入学的手续是那样地简单，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是又高兴而又不安。

　　第二天我就带着一学期的学费（十六元）去上学了。到校后检查书包，那十六元钱不见了，在校长室里我窘得几乎落下泪来。斐教士安慰我说：“不要紧的，丢了就不必交了。”

　　我说：“那不好，我明天一定来补交。”这时斐教士按了电铃，对进来的一位老太太说：“叫陶玲来。”不久门外便进来一个二年级的同学——一个能说会道、大大咧咧的满族女孩子，也就是这个陶玲，一直叫我“小谢”，叫到了我八十二岁——她把我带进楼上的大课堂，这大堂上面有讲台，下面有好几排两人同桌的座位，是全校学生自修和开会的地方。我被引到一年级的座位上坐下。这大堂里坐着许多这时不上课的同学，都在低首用功，静默得没有一点声息。上了一两堂课，到了午饭时间，我仍是羞怯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同学们都走了，我也不敢自动跟了去。下午放了学，就赶紧抱起书包回家。上学的第一天就不顺利，既丢了学费，又没有吃到午饭，心里十分抑郁，回到家里就哭了一场！

　　第二天我补交了学费。特意来送我上学的、我的二弟的奶娘，还找到学校传达室那位老太太说了昨天我没吃到午饭的事。她笑了，于是到了午饭时间，仍是那个爱说爱笑的斋二同学陶玲，带我到楼下一个大餐厅的内间，那是走读生们用饭的地方。伙食不错，米饭，四菜一汤，算是“小灶”吧。

　　这时外面大餐厅里响起了“谢饭”的歌声，住校的同学们几乎都在那里用饭。她们站着唱歌，唱完才坐下吃。吃的是馒头、窝头，饭菜也很简单。

　　同学们慢慢地和我熟了，我发现她们几乎都是基督教徒，从保定、通县和北京或外省的公理会女子小学升上来的，也几乎都是住校。她们都很拘谨、严肃，衣着都是蓝衣青裙，十分朴素。刚上学的一个月，我感到很拘束，很郁闷。圣经课对我本来是陌生的，那时候读的又是《列王纪》，是犹太国古王朝的历史，枯燥无味。算术学的又是代数，我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只学到加减乘除，中间缺了一大段。第一次月考，我只得６２分，不及格！这“不及格”是从我读书以来未曾有过的，给我的刺激很大！我曾把它写在《关于女人》中《我的教师》一段里。这位教师是丁淑静，她教过我历史、地理、地质等课。但她不是我的代数教师，也没有给我补过课，其他的描写，还都是事实。以后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里，由培元蒙学的一位数学教师，给我补了这一段空白。但是其他课目，连圣经、英文我的分数几乎都不在９５分以下，作文老师还给过我１００加２０的分数。

　　慢慢地高班的同学们也和我熟了，女孩子究竟是女孩子，她们也很淘气，很爱开玩笑。她们叫我“小碗儿”，因为学名是谢婉莹；叫我“侉子”，因为我开始在班里回答问题的时候，用的是道地的烟台话，教师听不懂，就叫我在黑板上写出答案。同学中间到了能开玩笑的地步，就表示出我们之间已经亲密无间。我不但喜爱她们，也更学习她们的刻苦用功。我们用的课本，都是教会学校系统自己编的，大半是从英文课本翻译过来的，比如在代数的习题里就有“四开银角”的名词，我们都算不出来。直到一九二三年我到美国留学，用过ｑｕａｒｔｅｒ，那是两角五分的银币，一元钱的四分之一，中国没有这种币制。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从《资治通鉴》摘编的“鉴史辑要”。只有英文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课本，也是从ＡＢｏｙＡＰｅａｃｈ开始，教师是美国人芬教士，她很年轻，刚

　　从美国来，汉语不太娴熟，常用简单的英语和我们谈笑，因此我们的英文进步得比较快。

　　我们每天上午除上课外，最后半小时还有一个聚会，多半是本校的中美教师或公理会的牧师来给我“讲道”。此外就是星期天的“查经班”，把校里的非基督徒学生，不分班次地编在一起，在到公理会教堂做礼拜以前，由协和女子书院的校长麦教士，给我们讲半小时的圣经故事。查经班和做大礼拜对我都是负担，因为只有星期天我才能和父母亲和弟弟们整天在一起，或帮母亲做些家务，我就常常托故不去。但在查经班里有许多我喜欢的同学，如斋二的陶玲、斋三的陈克俊等，我尤其喜欢陈克俊。在贝满中斋和以后在协和女子大学同学时期，我们常常一起参加表演，我在《关于女人》里写的《我的同学》，就是陈克俊。

　　在贝满还有一个集体活动，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文学会”，是同学们练习演讲辩论的集会。这会是在大课堂里开的。

　　讲台上有主席，主持并宣告节目；还有书记，记录开会过程；台下有记时员，她的桌上放一只记时钟，讲话的人过了时间，她就叩钟催她下台。节目有读报、演说、辩论等。辩论是四个人来辩论一个题目，正反面各有两人，交替着上台辩论。大会结束后，主席就请坐在台傍旁听的教师讲几句评论的话。我开始非常害怕这个集会。第一次是让我读报，我走上台去，看见台下有上百对的眼睛盯着我看，我窘得急急忙忙地把那一段报读完，就跑回位上去，用双手把通红的脸捂了起来，同学们都看着我笑。一年下来，我逐渐磨练出来了，而且还喜欢有这个发表意见的机会。我觉得这训练很好，使我以后在群众的场合，敢于从容地作即席发言。

　　我入学不久，就遇到贝满中斋建校五十年的纪念，我是个小班学生，又是走读，别的庆祝活动，我都没有印象了。只记得那一天有许多来宾和校友来观看我们班的体操表演。体育教师是一个美国人，她叫我们做下肢运动的口令是“左脚往左撇，回来！右脚往右撇，回来！”我们大家使劲忍着笑，把嘴唇都咬破了！

　　第一学年的下半季，一九一五年的一月日本军国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五月七日又提出了“最后通牒”，那时袁世凯正密谋称帝，想换取日帝对他的支持，在五月九日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这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讨袁抗日爱国运动。我们也是群情愤激，和全北京的学生在一起，冲出校门，由我们学生会的主席、斋四同学李德全带领着，排队游行到了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在万人如海的讲台上，李德全同学慷慨陈词，我记得她愤怒地说：“别轻看我们中国人！我们四万万人一人一口唾沫，还会把日本兵淹死呢！”我们纷纷交上了爱国捐，还宣誓不买日货。我满怀悲愤地回到家来，正看见父亲沉默地在书房墙上贴上一张白纸，是用岳飞笔迹横写的“五月七日之事”六个大字。父亲和我都含着泪，久久地站在这幅横披的下面，我们互相勉励永远不忘这个国耻纪念日！

　　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那是我在斋二这年的上半季，袁世凯公然称帝了，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他还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把他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里。黎元洪和我父亲是紫竹林水师学堂的同级生，不过我父亲学的是驾驶，他学的是管轮，许多年来，没有什么来往。民国成立后，他当了副总统，住东厂胡同，他曾请我父亲去玩，父亲都没有去。这时他住进了瀛台，父亲倒有时去看他，说是同他在木炕上下棋——我从来不知道父亲会下棋——每次去看他以前，父亲都在制服呢裤下面多穿一条绒布裤子，说是那里房内很冷。

　　这时全国又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八十三天就破灭了。校园内暂时恢复了平静。我们的圣经课已从《旧约》读到了《新约》，我从《福音》书里了解了耶稣基督这个“人”。我看到一个穷苦木匠家庭的私生子，竟然能有那么多信从他的人，而且因为宣传“爱人如己”，而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形象是可敬的。但我对于“三位一体”、“复活”等这类宣讲，都不相信，也没有入教做个信徒。

　　贝满中斋的课外活动，本来很少，在我斋三那一年，一九一七年的暑假，我和一些同学参加了女青年会在西山卧佛寺举办的夏令会。我们坐洋车到了西直门，改骑小驴去西山。

　　这是我到北京以后的第一次郊游，我感到十分兴奋。忆起童年骑马的快事，便把小驴当成大马，在土路上扬鞭驰骋，同学当中我是第一个到达卧佛寺的！在会上我们除开会之外还游了山景，结识了许多其他女校的同学，如天津的中西女校的学生。她们的衣着比我们讲究。我记得当女青年会干事们让陈克俊和我在一个节目里表演“天使”的时候，白绸子衣裙就是向中西女校的同学借的。

　　开完会回家，北京市面已是乱哄哄的了。谣言很多，说是南北军阀之间正在酝酿什么大事，张勋的辫子军要进京调停。辫子军纪律极坏，来了就会到人家骚扰。父亲考虑后就让母亲带我们姐弟，到烟台去暂避一时。

　　我最喜欢海行，可是这次从塘沽到烟台的船上，竟拥挤得使我们只买到货舱的票。下到沉黑的货舱，里面摆的是满舱的大木桶。我们只好在凸凹不平的桶面上铺上席子。母亲一边挥汗，一边还替我们打扇。过了黑暗、炎热、窒息、饥渴的几十小时，好容易船停了，钻出舱来，呼吸着迎面的海风，举目四望，童年的海山，又罗列在我面前，心里真不知是悲是喜！

　　父亲的朋友、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曾恭甫伯伯，来接我们。

　　让我们住在从前房子的西半边。在烟台这一段短短时间里，我还带弟弟们到海边去玩了几次，在《往事（一）》中也描写过我当时的心境。人大了些，海似乎也小些了，但对面芝罘岛上灯塔的灯光，却和以前一样，一闪一闪地在我心上跳跃！

　　复辟的丑剧，从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起，只演了十二天，我们很快就回到北京，准备上学。

　　贝满中斋扎扎实实的四个年头过去了，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我们毕业时全班只有十八个人。我以最高的分数，按照学校的传统，编写了“辞师别友”的歌词，在毕业会上做了“辞师别友”的演说。我的同班从各教会中学升上来的，从此多半都回到母校去教书，风流云散了！只有我和吴搂梅、邝淑贞和她的妹妹，我们这些没有教学的义务的，升入了协和女子大学预科。

　　我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来写这四年认真严肃的生活。这训练的确约束了我的“野性”，使我在进入大学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前，准备好一个比较稳静的起步。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４日（本篇最初发表于《收获》１９８４年第４期。）致宫玺

　　宫玺同志：

　　得您信，很高兴。最近因为老伴病了，住院四十天才回来，忙一些。他人仍虚弱，需要调理。文集第三卷，六月能出，就好。贵社《艺术世界》吴承基同志，您见得着否？他要我写的《漫谈对联》，改名为《我家的对联》，也好。如不改，我还有关于对联的短文章给他，我不另写信了。匆匆祝好！冰心三、卅悼念伯昕同志

　　总在悬心而又不愿听到的消息，终于听到了！民进中央给我送来了徐伯昕副主席不幸于三月二十七日病逝的信，也许是因为春寒吧，我只觉得双手冰冷。我的小女儿说：“徐伯伯逝世的那一天，葛志成伯伯就有电话通知了，因为爸爸刚刚出院，所以也没敢告诉你们，怕你们伤心。”

　　但是我们怎能不伤心呢？

　　我们和徐伯昕同志相识，还是在一九五六年我们加入了民主促进会以后；虽然在这以前我们已经知道他在解放前就是出版界的闻人，邹韬奋老先生的亲密战友。他们办进步刊物，屡次被封，屡次再办。他们在国民党的残酷包围中，艰苦奋斗的事迹，当时知识界人士是一致颂扬的。

　　在我们和徐伯昕同志将近三十年的交往接触中，深深地感觉到他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是个最好的党的助手。

　　他工作得十分认真，极端负责，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同志们又是十分恳挚，亲切。在三十年不平静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十年动乱的年月，他总给我们以最大的关怀。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我参加过的民进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伯昕同志主持会议时的认真严肃的态度。每当会议结束之前，他还总是恭谨地问周建人主席、叶圣陶副主席有什么指示没有？这种勤慎的工作态度，我们都应当向他学习！

　　我记得伯昕同志有一个时期颈部有病，常常直不起头来。

　　一九七二年我们从干校回来，他还扶病来看我们，愉快地告诉我们：在他东城家的院子里，种了好多花，要我们去看。我知道在他没有工作可谈的时候，也要把轻松愉悦的气氛来感染鼓舞我们。

　　在他卧病住院的日子里，我每月到北京医院检查，总想法到楼上病房去看望他。病魔已在残酷地折磨着他，我看他一次比一次瘦弱，但他还是同我谈工作，最后一次，也就是今年二月间吧，他问我对于民进领导班子的安排，有什么意见没有？我笑着对他说：“新来的领导我都见过了，真是好得没说的！”他也满意地笑了。那时在他的病床边，还有一位大夫正在为他按摩他那已经失去知觉的双腿。他似乎是特意和我说起，将来他好了出院之后要如何如何，他也许在安慰我，也许在安慰自己！我听着他那气力不足的谈话，我就已经想到不知道我还能看望他几次！

　　伯昕同志再也不能同我们谈工作了。我们悼念他，要永远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和工作上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三十年来在他的领导培养之下，民进有了一班像他那样勤谨、认真、苦干的中青年干部，这是民进的骨干力量！我是做不了多大工作了，但我仍愿同民进的老、中、青的同志们在一起，和我们亲爱的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永远做党的好助手。一九八四年四月二日致谢为楫

　　亲爱的楫弟：

　　信收到多日，你给文藻的信，我也念给他听了。他已于三月底出院，人仍虚弱，连看报看信都不行，人老了也没办法。二哥二嫂来过看他，买了鸡和牛肉，二哥也总是咳嗽。我们这些老人，只好乐天知命，互相安慰，自己保重。大弟来过，他很好，调素梅的信，我已写给兰州统战部了，不知有效否？保重自己吧！姐姐四月九日

　　兰大方面有秭佩是大妹好友，有事和他商量。“六一”寄语

　　亲爱的小朋友：

　　我因为行动不便，冬天更没有出门。这几天听说外面不但粉红色的山桃花和嫩黄色的迎春花都已开过，连雪白的大玉兰花也在开着！小朋友，春天来了，你们课余之暇，都忙着什么呢？

　　我认为我们中国两亿的小朋友，应该响应党和政府“绿化祖国，造福子孙”的号召，而紧张劳动起来。

　　我深信你们中间有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你们在校园或在自己的庭院里栽花种树——住在农村或祖国边疆的小朋友们的活动园地，一定更大——至少也为自己家的阳台或窗台上的盆花，松土、施肥、除虫，浇水。在温暖的阳光下，清新的空气中，作这种户外的有效劳动，是使人心旷神怡的。当你们看到你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花木，一天一天地萌茁生长、开花结果的时候，你的心将怎样地喜悦满足呢？

　　你们会想到“绿化祖国”，立竿见影的实践，我想你们也许不会体会到“造福子孙”这桩似乎还很遥远的事业。你们会因为自己当了小园丁，而感到喜悦满足，你们可曾通过自己的辛勤实践，把自己当作地上的一棵幼苗，枝上的一朵蓓蕾，而体会到培育你们的园丁——老师的辛苦呢？

　　老师们为使你们在德、智、体、美四个方面的健康生长，而细致深入地工作着。他们时刻守护调理着使你们都能受到“三热爱”教育的阳光和雨露，不受精神污染的虫害的侵袭。

　　他们为着祖国和人类的光明未来，为着把你们造就成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合格接班人，而呕尽了他们的心血。

　　我希望你们不辜负园丁们的培育，为祖国、为人民而激励奋发，努力生长为一棵成材的树、一朵丰满的花！

　　古人诗中有“恐雨太寒晴太暖，为花连日作春阴”。这两天正是“春阴”天气。这和老师们对你们严格要求和循循善诱之间，尽量平衡的方法和心情，有什么两样呢？

　　联想得太多了，信就写到这里吧，愿你们都自觉地爱你们的老师，尊敬他们正在做的伟大神圣的教育事业！

　　你们忠诚的朋友冰心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２日谈《婴幼儿家庭教育》

　　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婴幼儿家庭教育》（电视讲座）

　　是我近年来所读到的关于婴幼儿家庭教育方法讲的最细致、详尽、深入的一本书（尤其是对目前独生子女的婴幼教育，针对地提出了很正确及时的建议）。这在康克清同志给本书写的序文和“编者的话”中都叙述得很透彻清楚了。近年来我们重点抓了对学生进行的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和“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教育。大学老师们就希望抓好中学教育，中学老师们也希望抓好小学教育。归根到底，最重要的还是要抓好婴幼儿家庭教育。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教师。

　　会种庄稼的一定要选种、育苗，就这个道理。

　　最近我们的教育方针，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我感到这本《婴幼儿家庭教育》有向社会推荐奖励的价值。

　　为贝满女中１２０周年校庆题词发扬爱国、爱校、团结友爱的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最大的努力！

　　贝满女中建校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冰心一九八四年四月

　　１６６中学党支部合编的《建校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册》。）寄《小学生报》的小读者

　　亲爱的小读者：

　　辽宁《小学生报》的一位编辑来和我说：他们这次发起的小学生书信比赛，参加比赛的书信有一万四千多封，其中有三百多封是写给我的。他挑出一封江苏无锡胜利门小学华青小朋友的信给我看，要我写几个字。

　　这些年来，我几乎每天都收到小朋友们从各地的来信，内容都差不多，我不能一一回答，正好借此机会，一并作复。

　　小朋友们的信，总是先祝愿我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然后说他们是怎样地爱读我的《寄小读者》，对这一点我是十分感谢而又惭愧。他们接着就问我怎样才能写好作文，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三寄小读者》（通讯四）中已经讲过了。华青小朋友的老师朱先生教导她的“多读、多看、多思、多写”，就是很好的方法。

　　华青小朋友信上最后说：“我们少年一代决不会辜负老一辈的殷切希望，要赶上老一辈，超过老一辈，让祖国文艺宝库增添更多艺术珍品。”这正是我的希望！

　　我祝愿你们进步、成功！

　　你们热诚的朋友冰心一九八四年五月九日（本篇最初发表于《小学生报》１９８４年６月１日。）我的期待

　　“六一”节快到了，人人都应该为儿童做一件好事。那么，我向许多中青年作家（这里面不包括儿童文学作家）问一句话：你们想做件不大也不小的好事吗？

　　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同志，要我“号召”中青年作家、尤其是已成名的中青年作家都来为儿童写作，至少拿出一个作品。这使我想起三十年前，人民日报曾为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工作，专门发表过社论。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也曾作过号召和部署，并且确实有许多作家为少年儿童献出一大批好作品来。今天要我来“号召”，我有自知之明，我哪有“号召”的资格！叫我“呼吁”，也很没劲，因为你们有的已是成名的作家，一定门庭若市，不知有多少报纸刊物向你们呼吁索稿，听得太多了，也就不放在心上。我真想以“我的挑战”为题，但是“水来土掩，兵到将迎”，我又有什么挑战的本领呢？

　　我记得从前有位名人说过：“你要听黄莺叫，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逗着它叫，一个是等着它叫。”我想，对于这些黄莺似的中青年作家们，我不会逗，但也还有等待之一法。

　　对于许多中青年作家，不论是男的、女的、熟悉的、没见过面的，我都是从心里拜服。你们写的许多作品，都是那么真实，那么生动，那么感人。你们写的改革家、新型的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　个个都从纸上站了起来，给我留下极其独特的深刻印象。在这里恕我就不一一写出篇名和人名了。然而，使我十分觉得缺憾的是，你们作品的中心人物，很少是一个儿童，一个八十年代的少年，这是为什么？

　　你们是没有生活吗？你们的周围没有少年儿童吗？你们没有和孩子接触过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你们即或是还没有做妈妈爸爸，至少也做过姑姑、舅舅、叔叔、阿姨吧。

　　你们所以不写儿童，是不是感到儿童的生活太平凡了呢？

　　既没有矛盾，又没有斗争，也很少曲折动人的情节。也许有的同志认为，一个已经用自己的力作获得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家，拿牛刀去割鸡，未免有点不值得了。

　　我说，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深入他们的生活，你们和儿童的接触，可能还比较浅泛。有的同志也许以为，拉过一个孩子拍拍他的脑袋，摸摸她的肩膀，问一声“叫什么名字？”

　　“几岁了？”“上学了没有？”　再送给他一把小枪，给她一个小娃娃，或几本小人书，几块巧克力，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了！倘若他们接过这些礼物，说一声“谢谢”，回头就走，那你就吃了他们的闭门羹！倘若他接过小枪来，要你和他一同瞄准；她接过娃娃来，要你和她一同替它洗澡；接过小人书来，就坐在你的怀里，要你和他一同翻看；接过巧克力来，先拿一块放在你嘴里，你就算跨进了他们生活的门槛。

　　他们的天地宽阔得很！他们有他们的宏观世界，当他指点你看一颗流星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微观世界，当他蹲着看蚂蚁打架的时候。他们对周围一切的人（父、母、师、友）和物（花、鸟、虫、鱼）都有极其缜密的观察，极其细腻的感情。他们有极大的自尊心，也有极深的自卑感。他们心里也有矛盾，也有斗争。他们有希望也有幻想，他们会狂喜，也会失眠；尤其是他们对未来，对二○○○年，有着极其丰富、极其新奇的向往和追求。　总之，一旦你和他们心投意合，平起平坐，从他们眼中来看周围一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比大人的丰富得多，高大得多，而且充满了诗意和戏剧性。

　　我们的中青年作家们，你们何妨弯下腰来，拉着孩子的手，一同进入他们的世界。你们何妨小试机锋，把你们特长的幽默、尖刻、细致、雄浑的如椽大笔，来描写你身边的一个儿童。我不要求鸿篇巨著，只要你们写一两千字，甚至只几百字，让人们看了，觉得有活生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八十年代的新一代，站在我们的面前，我就和上亿儿童一起，感激不尽了。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２日明子和咪子

　　明子的真名不叫明子，他姓徐，叫徐明。咪子的真名也不叫咪子，它是一只猫，叫咪咪，明子和咪子是奶奶给他们的爱称。

　　咪子是明子给奶奶抱来的。奶奶退休后，闲多了，不但要明子和爸爸每天来吃晚饭——因明子的妈妈得到“交换学者”的奖学金，到加拿大进修一年——还要找些别的事做，像在阳台上种些花草什么的，因此明子就想劝奶奶养猫。

　　明子最爱猫了，但是妈妈不爱猫，说：猫不像狗，它到处爬，到处跳。一会上桌，一会上床，太脏了。无论明子怎样央告，妈妈总是不肯。如今妈妈出国了，楼上的陈伯伯——爸爸的同事——他家又有了三只小猫，长毛的，个个像毛茸茸的小花毛团似的，可爱极了。大家都说陈伯伯太爱猫了，送走一只猫，就像嫁出去一个女儿似的，一定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家，他才肯给。明子想，说是我奶奶要，他不会不答应吧，我去试试看。

　　第二天一放学，明子就上楼对陈伯伯赔笑说：“我奶奶您认识吧？她最爱猫了，她退休了闲得慌，想要您一只小猫作伴，行不行？”陈伯伯看着他笑说：“你奶奶要，可以抱一只去　”明子又赔笑说：“我把三只都抱去给奶奶看，即刻就送回来。”陈伯伯只好让他把三只小猫都放进书包里，他挎上书包，骑上车飞快地到了奶奶家。

　　奶奶家住得不远，骑车三分钟就到了，奶奶还给明子一大把门的钥匙，可以一直进去。明子兴冲冲地进去时，奶奶正在给妈妈写信呢。明子从书包里把小猫一只一只放在书桌上，它们一边低头闻着，一边柔软轻巧地在笔筒、茶杯和台灯中间穿走。其中有一只是全白的，只有尾巴是黑的，背上还有一块小黑点。就是它最活泼了。一上来就爬到奶奶手边，伸出前爪去挠那支正在摆动着的笔。奶奶一面挥手说：“去！

　　去！”抬起头来一看，却笑了说：“这只猫有名堂。这黑尾巴是条鞭子，那一块黑点是个绣球。这叫‘鞭打绣球’　”明子高兴得拍手笑了说：“好，好，‘鞭打绣球’，就留下它吧。”

　　奶奶笑着说：“要留下它，也得先送回去。我们要先给它准备吃、喝、拉、撒、睡的地方。”

　　明子连忙又把小猫送回给陈伯伯，说：“我奶奶谢谢您啦，她想要那只有黑尾巴的。”——他不敢把“鞭打绣球”这好听的名字说出来，怕陈伯伯不舍得——陈伯伯一边把小猫放回母猫筐里，一边说：“好吧。你一定也常去玩了？可你不能折磨它。”明子满脸是笑，说：“哪能呢！我们准备好就来抱。”

　　一回头就跑。

　　明子帮着奶奶找出一只大的深沿的塑料盘子，铺上炉灰，给咪咪做厕所；两只红花的搪瓷碟子，大的做咪咪的饭碗，小的做咪咪的水杯；还有一只大竹篮子，铺上一层棉絮，做咪咪的卧床。奶奶说：“咪咪可以睡在我的屋里，但是‘吃’和‘拉’只能在厨房桌子底下，夏天还得放到凉台上去，不然，臊死了。”这一切，明子都慨然地同意了。

　　咪子抱来了，真是活跃得了不得！就像妈妈说的那样，整天到处跑，到处跳，一会儿上桌，一会儿上床，什么也要拨拨弄弄。于是奶奶就常给它洗澡，洗完了用大毛巾裹起来，还用吹风机把湿毛吹干了。早饭后在洗牛奶锅的时候，还用一勺稀粥先在锅里涮一遍，又把自己不吃的蛋黄，拌在牛奶粥里给咪子吃。奶奶把咪子调理得又“白”又“胖”，就像一大团绒球似的！咪子平常很闹，挣扎着不让明子抱它，但是吃饱之后就又贪睡。奶奶常在晚饭前喂它，什么鱼头啦、鸡爪啦，剁碎了给它拌饭。咪子一直在旁边叫着，等奶奶一放下它的饭碗，它就翘着尾巴过去；吃完了，用前爪不住地“洗脸”，洗完脸就懒洋洋弓起身来，打着呵欠。这时明子就过去把它抱在怀里，咪子一动不动地闭上眼，蜷成一团。明子轻轻抚摸着它，它还会轻轻地打着“呼噜”。每天晚饭后，奶奶和爸爸一边看着电视，一边闲谈。明子只坐在一旁，静静地抱着睡着的咪子，轻轻地顺着它的雪白的长毛摸着，不时地低下头去用脸偎着它，电视荧幕上花花绿绿地人来人往，他一点也没看进去。等到“新闻联播”节目映完，爸爸就会站起来说：“徐明，咱们走吧。你的作业还没做完呢！和奶奶说再见。”这时明子只好把柔软温暖的咪子放在奶奶的膝上，恋恋不舍地走了。

　　这个星期天中午，奶奶答应明子的请求，让爸爸带陈伯伯来吃午饭，说是请他来看咪咪长得好不好，并谢谢他。陈伯伯来了，和奶奶寒暄几句。明子把咪子举到他面前，他也只看了一眼。他一边吃饭，一边和爸爸大讲起什么电子计算机，怎样用编成的语言，把资料储存进去啦，用的时候一按那键子，那资料就出来了什么的。明子悄悄地问奶奶：“电子计算机是什么样子？对养猫有没有用处？”奶奶笑着说：“我也说不清。我想要把咪子的资料装进去，要用的时候，一按键子也会出来吧。”吃过饭，陈伯伯谢过奶奶，说：“下午还要去摆弄计算机，先走了。”爸爸也说：“徐明还是跟我回去午睡吧，起来还要给妈妈写信呢。”明子只好把咪子抱起，在脸上偎了一下，跟着他们走了。

　　明子回到家一上床就睡着了。他忽然做了个梦，梦里听见咪子一声一声叫得很急，仿佛有人在折磨它。四周一看，只见眼前放着一个大黑箱子，似乎就是那个电子计算机了，咪子在里面关着呢。它睁着两只大圆眼，从箱子缝里望着明子不住地叫。明子急得嗒嗒地拍着那大黑箱子，要找那键子，就是找不着！

　　他急得满头大汗，耳边还听见嗒嗒的声音，睁眼看时，原来还睡在床上，爸爸正用打字机打着给妈妈的信呢。明子翻身下床，摘下挂在墙上的奶奶家大门的钥匙就走，爸爸在后面叫他“别去吵奶奶了　”他也顾不上答应。

　　奶奶家的大门轻轻地开了，奶奶的房间也让他推开一条缝。奶奶脸向里睡着呢，咪子趴在奶奶的枕头边，听见推门的声音，立刻警觉地睁着大眼，一看见是明子来了，它又趴了下去，头伏在前爪上，后腿蜷了起来，这是它兴奋前扑的预备姿势。

　　明子侧身挤进门来，只一伸手，这一团毛茸茸的大白绒球，就软软地扑到他的胸前。明子紧紧地抱住它，不知道为什么，双眼忽然模糊了起来　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８日晨致茹志鹃

　　志鹃同志：

　　你四月九日的信早已收到了，光年从上海回来，也给我来过电话。你们同游之乐，我真羡慕，我何尝不喜欢江南风物？而且各地邀我出去玩的人也不少，你知道我是好动的人，可天偏让我瘸了一只腿！只好梦游了。巴金我常有信去，他写字很慢（帕金森病弄的），但给我的信还相当长，说实话，萧珊去后，巴金是差多了！人生总不免有死，你应该珍惜目前的生活，问安忆好，有空来信。冰心五、廿九致尤廉①

　　尤廉同志：

　　昨天，从陈于化同志送来东方玫瑰花公司的花篮一个，十分艳雅，感谢之至！因病不多书。祝

　　好！冰心六，十一

　　①尤廉，现为福建科技出版社副编审。致谢为楫

　　亲爱的楫弟：

　　得你信，十分高兴。（五月廿五日，怎么走了一个月？）二哥常有电话，常问到你们，我已将你信，转给他看了。文藻还是很弱，晚上自己都不能起来小便，所以晚上还要人帮忙，着急也没有办法。我跟大弟说过，白天的保姆能否延长一些，能不能找一个人陪陪你，给你洗澡等等。每月钱归我付，你斟酌看。北京有时很热，小妹选上海淀区人大，宗生选上西城区人大，孩子们都忙，大妹也选上外语学院英文系领导班子，她也忙。我们反正哪都不去，也不能去，在家养着就是有福，我想你能有地方住，暂时也不要工作，只要安心静养就好，我这里有书就给你寄去。宗慈、宗恩、小弟他们有信否？闲了也多和孩子们联系，不要光等他们写信。二哥处你也可写信。我还可以，比文藻强，反正行动不便，不参加社会活动更好。兰州一直比北京凉快，你自己保重！姐姐六月廿五日花瓶

　　从前妇女最忌讳人家说她是一只花瓶，其实花瓶有什么不好？它是养花的器具，是家庭或公共场所最需要而又最美观的装饰品。现在的家庭或公共场所——尤其是医院和旅馆里的花瓶，不是太少，而且简直是没有！

　　近年来因病住院的时间多了，去看望病友的时间也多了，总感到病人需要的不是水果，不是糕点，而是花朵。看望你的朋友走了，他们留下的花朵，放在床头，它的光色和清香，总会使你想起你和你的朋友之间、或其他的美好的往事。

　　我忆起许多年前，在国外旅行或生病的时候，无论我收到多少花束，医院或旅馆都有大大小小的花瓶来供养它。欧美和日本，经常以花为礼物，而且都是切花，不论是花店里买来的，或是自己庭院里花树上剪下来的。

　　现在我们的医院和旅馆里，就很少有花瓶的设备——有的医院的高级房间里，甚至有彩色电视，却唯独没有花瓶——使得看望病友或欢迎远方来客的人，纵然送了鲜花，也无处可插，这对于赠受两方，都是最扫兴的事！

　　我觉得在医院和旅馆里的设备里，花瓶应该是比较必需的一项。在一间素雅幽静的房间里，床头或书案上，放上一只和房间色调配合的花瓶，再插上几朵鲜花，会使这房间生色不少。

　　现在祖国正在欣欣向荣，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大大地提高了。为着保健工作的需要和旅游事业的发达，医院和旅馆也一天一天地多起来，这都是病患者和旅游者的福音。我希望这两种建筑的设计者们，在室内装饰方面，除了窗帘、桌灯等等之外，还加上花瓶一项，那么，我们制造陶瓷、玻璃、景泰蓝　之类的企业，也可以在花瓶设计上大显身手，为生产百千万只美观而适用的花瓶忙碌一番了。国庆三十五周年感言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我八十多年漫长的生命道路上，只有最后这三十五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过的才是扬眉吐气的痛快日子！

　　１９００年１０月，我呱呱坠地，就坠在中国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被帝国主义者蹂躏所造成的伤痕斑驳的大地上！这一年是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的一年，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到了空前浩劫——以后我在国外留学和旅行的时候，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室里，往往看到被劫掠去的中国的宝贵文物！

　　当我幼小无知的时候，我在山东烟台的山陬海隅，过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在我刚懂事的年龄，大约是八九岁吧，有一天傍晚，我和作为海军学校校长的父亲，坐在海滩的柔沙上，欣赏晚霞的时候，半天沉默的父亲，忽然十分愤慨地对我说：“你以为烟台的海边是最美的，我们中国北方海岸的港湾好看的多得很，威海卫、大连湾、青岛等许多地方，都不在烟台以下，但现在这些海口都不在我们手里，威海卫被英国占领，大连湾被日本占领，青岛被德国占领。为什么我们把海军学校建设在这荒凉偏僻的烟台窝里？我们是被逼、被挤来的啊！”

　　接着他又悲愤地谈到他参加过的中日甲午海战。那时他是威远战舰上的枪炮二副。开战的那一天，站在他身旁的战友，就被敌人的炮弹打穿了腹部，把肠子打溅在烟囱上。炮火停歇后，他才把在烟囱上烤焦了的肠子撕下来，卷起放进他战友的腹腔里。他说：“这些情景，都像是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永远悬挂在我的眼前，这仇不报是不行的！我们受着外来强敌的欺凌，死的人，割的地，赔的款还少吗？这以后我在巡洋舰上的时候，还常到外国去访问，如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　我觉得我们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我们中国多么可怜啊，不振兴起来，就会被人家瓜分去了！”

　　父亲在那一个美丽的黄昏所讲的一席话，突然在我幼小的澄净的心灵天空里，卷起一阵浓黑的乱云，在我稚弱的心房上，压上一块巨大的岩石，我的天真无邪的双眼，从此忽然注意到许多使我也抬不起头来的事物！我站在海滩上，看到每天从海面的水平线上都有挂着形形色色外国旗帜的军舰和商轮出出进进。每年夏天还总有几艘美国军舰到此度夏，也几乎每天都有酗酒和凶杀的事情发生。不大的烟台市，也有许多日本的酒馆、商店和妓院。当我十一岁那年，全家坐英国怡和洋行的商船从烟台到上海去，船上有许多欧洲人趾高气扬地倚在“大餐间”的船栏上，向客舱里扔着果核，那“大餐间”是即使能付出票价的中国人，也不能乘坐的。船一驶进黄浦江口，江面上停满了外国的商轮兵舰。码头上有我们的同胞，汗流浃背地在外国监工的鞭挞之下，替帝国主义者扛运着他们从中国榨走的宝贵的财富。在上海，有各国的租界，满街上都是外国的商行、工厂、银行、俱乐部　还有跑马厅和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牌子的公园！街道的名字，也根本不是中国的，什么“霞飞路”、“慕尔鸣路”　纵横交错。马路上坐车的几乎都是外国人，开车拉车的却是我们的同胞。两年以后，我们全家又经上海到天津去，天津也和上海一样，割裂成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租界！租界里的警察，对待中国人民，简直是犬马不如。我们从天津到达北京，一出火车站，首先经过东交民巷，又是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使馆区”！在使馆区的东边，就是现在的东单公园，那时是各使馆驻兵的操场，穿着各种各色军服的外国兵士，耀武扬威地在目眦欲裂的中国人面前眼下，做着兵操　，十二岁的我，觉得还没走出国门，在自己的广大国土上，已经是到处抬不起头来了！以后的１９１５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向正想称帝的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那时我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我们贝满中学的同学们列队到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去交爱国捐。那天，公园里社稷坛周围真是人山人海，我是第一次看到那样悲壮伟大的场面。

　　回到家去，正看见父亲在书房的墙上，挂上一张用岳飞的字排印出来的“五月七日之事”的白纸，我们在这张纪念国耻的白纸下，紧紧地握着手，忍住悲愤的眼泪。以后就是１９１９年的５月４日，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把青岛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再以后又是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和１９３７年的“七七事变”　。

　　那些年，中国人民受压迫欺凌的日子，真是说也说不完。几亿的中国人民，都有他们自己惨痛的经历，我在过去曾写过一首《因为我们还年轻》的诗中，有一节说：

　　我年轻时候就没有年轻过！

　　那时，围绕着我的是：连天的帝国主义的烽火，遍地的封建主义的妖魔，

　　白骨堆成山，血泪洒成河；国耻纪念比节日还多，

　　这就是我年轻时候的中国！

　　就描写了我在那时代的抑郁心境。大学毕业以后，我到美国留学。回国执教十年以后，我又出国游历。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游客”，我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如人的地方，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坐在头等船舱或头等车厢里，一个陌生的欧美人或日本人，走过来欠身地问：“您从日本的什么地方来？”的时候，我虽然也很客气地回答：“对不起，我是一个中国人。”这时候，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坐头等船舱或头等车厢呢？

　　中国人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欺凌压迫，作了几十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几亿人民百十年来的冤愤，化成一股翻山倒海的力量，我们终于端起了这座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把它狠狠地摔在地上，发出了震天的巨响！这巨响，在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三十五年前在北京天安门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中传达出来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从百十年来的血泪斗争的沉痛经验中，说出了这句充满真理和智慧的话。我们从心底知道只有劳动人民自己的党，才能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根本地、彻底地、全面地把帝国主义在中国远伸深入的吸血管连根拔掉，把帝国主义在我们大地上造成的创痕，洗涤得毫无痕迹！

　　中国解放了，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中国人，我扬眉吐气了。

　　我自豪，但没有骄傲，我知道这“人以平等待我”的待遇，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新中国替我争来的，我由扬眉吐气，渐转为心平气和，我要坚定积极地和“以平等待我”的各国人民，在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这一伟大事业上，尽我最大的努力。我从五十年代初期，参加了学习和工作以后，曾以作家的身份、和平工作者的身份和母亲的身份，出国访问过十几次。我多次到过父亲从前去过的国家：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　我并不曾感到抬不起头来！我要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包括现在还没有抬起头来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到底！１９８４年８月１日《国庆三十五周年感言》创作经过

　　约我写国庆感言。

　　当时，涌上我心头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最感痛快的是，压在中国几亿人民头上最大的一座大山——帝国主义彻底崩塌了！

　　我是本世纪的同龄人，走过了８０多年漫长的生命道路，跨过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我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的一年。刚刚懂事的时候，我又听到作为海军学校校长的父亲给我讲祖国美丽的港湾被侵略者占领，讲他亲自参加过的中日甲午海战，讲割地赔款，讲中国人到外国抬不起头来的境遇　

　　我从十几岁起，就在海上、在港口、在上海和天津等地，亲眼看到耀武扬威的外国人和犬马不如的同胞，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啊！以后，我又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经历了“五四”运动，经历了“九一八”和“七七”事变　

　　大学毕业后，我曾到美国留学；以后又出国游历，所到之处，我这个中国人老是受人歧视。那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铲除了帝国主义这座大山。中国人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想到这些，我一口气写下了那篇感言。

　　１１月初版。）

　　使我感动和鼓舞的女排“三连冠”

　　我是含着激动欢喜的眼泪，在周围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离开电视机前走到书桌旁边，奋笔来写这篇短文的！

　　中国女子排球队，荣获了奥运会金牌，赢得了连获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的世界冠军。这个“三连冠”是艰苦卓绝的团结奋斗的成果。

　　记得在中国女排首次赢得世界杯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祝贺的短文，里面引用了我写过的一首诗：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繁星”五五一

　　我忘记了在一九二一年是为哪一个成功的人或哪一件成功的事，而写这首诗的，然而无论是哪个人或哪件事的成功的明艳程度，都不如今天中国女排的“三连冠”那样地光彩照人，不可逼视！

　　我想起也就是和写这首诗差不多的年代吧，我在协和女子大学学习时参加了女校的篮球队。有一次，我们的体育教员——美国人——带我们到通县去，和美国学校的女篮球队比赛。在火车上，那位美国女教员，还在闭目默祷，为我们祈求胜利，但是上帝也帮不了这个忙！那天我们穿的是制服——竹布上衣、青裙子；在球场上的美国对手穿的都是紧身上衣和短裤，而且在身高、球艺和身体素质上都远远地超过我们。那次输了多少球，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败北”之恨却很久地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中国解放了，包括妇女在内的中国人民都翻了身。毛主席说：“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又说：“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十五年过程中，中国的女青年们在体育训练上也得到了真正的平等。中国女排就是被发掘的伟大资源中的一支无坚不摧的方面军！是她们首先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成功地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不止。

　　八月四日中午，我在电视机前心摇目夺地看了中国女排以一比三负于美国队，当时我并没有失望。因为我深知我们的钢铁长城般的女排，在指挥若定的袁伟民教练的指导之下，必定会总结经验，出奇制胜，团结一心，勇敢进击。果然在八月六日下午，中国女排以三比零胜了日本队。今天又以三比零胜了美国队，而荣获了“三连冠”。

　　爆竹的繁密声响仍在继续，不但近处有，远处也有。我知道这声响不但充满了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而且遍及世界上、一切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守在电视机前为这胜利而流下激动欢喜的热泪的，也不止我国疆土上的十亿人民，而且有五洲四海的炎黄子孙。他们必将和祖国的、在各条战线上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同胞们一起，以女排荣获“三连冠”的勇敢进击的精神来鼓舞自己，同心协力，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不止！一九八四年八月八日爆竹声中天南地北的花

　　我从小爱花，因为院里、屋里、案头经常有花，但是我从来没有侍弄过花！对于花的美的享受，我从来就是一个“不劳而获”者。

　　我的父亲，业余只喜欢种花，无论住到哪里，庭院里一定要开辟一个花畦。我刚懂事时，记得父亲在烟台海军学校职工宿舍院里，就开辟几个花坛，花坛中间种的是果木树，有桃、李、杏、梨、苹果、花红等。春天来了，这些果树就一批一批地开起灿若云锦的花。在果树周围还种有江西腊，秋天就有各种颜色的菊花。到了冬天，就什么花也没有了。辛亥革命那年，全家回到福州去，季节已是初冬，却是绿意迎人，祖父的花园里，还开着海棠花！春天来到，我第一次看到了莲花和兰花。莲花是种在一口一口的大缸里，莲叶田田，莲花都是红色的，不但有并蒂的，还有三蒂和四蒂的，也不知道祖父是怎样侍弄出来的？兰花还最娇贵，一盆一盆地摆在一条长凳上，凳子的四条腿下各垫着一个盛满水的小盘子，为的是防止蚂蚁爬上去吃花露。兰花的肥料，是很臭的黑豆水，剪兰花必须用竹剪子，对于这些，祖父都不怕臭也很耐烦！祖父一辈子爱花，我看他一进花园，就卷起袖子，撩起长衫，拿起花铲或花锄，蹲下去松土、除虫、施肥，又站起拿起喷壶，来回浇灌。那动作神情，和父亲一模一样，应该说父亲的动作神情和祖父一模一样！我曾看见过他的老友送给他的一首回文诗，是：独羡君家爱种花；家爱种花都似画，

　　花都似画最高华。

　　画出来便是这样的：

　　画华

　　似独

　　都羡

　　花君

　　种家

　　爱

　　我记得为了祖父汲水方便，父亲还请了打井师傅在花园里掘了一口井。打井时我们都在旁边看着。掘到深处，那位老师傅只和父亲坐在井边吸着水烟袋，一边闲谈。那个小伙子徒弟在井下一锄一锄地掘着，那口井不浅，井里面一定很凉，他却很高兴地不停唱着民间小调。我记得他唱“腊梅姐呵腊梅姐！落井凄凉呵，腊梅姐。”——“落井”是福州方言“下井”的意思——那位老师傅似怜似惜地笑着摇头，对父亲说：“到底是后生仔，年轻呵！”

　　一年后到了北京，父亲又在很小的寓所院子里，挖了花坛，种了美人蕉、江西腊之类很一般的花。后来这个花的园地，一直延伸到大门外去。他在门外的大院里、我们的家门口种着蜀葵、野茉莉等等更是平凡的花，还立起一个秋千架。

　　虽然也有一道篱笆，而到这大院里来放风筝、抖空竹、练自行车的小孩子们，还都来看花、打秋千，和我的弟弟们一块儿玩耍。

　　二十年代初，我入了协和女子大学，一进校门，便看见大礼堂门前两廊下开满了大红的玫瑰花，这是玫瑰花第一次打进了我的眼帘！我很奇怪我的祖父和父亲为什么都没有种过玫瑰？从那时起我觉得在百花之中，我最喜欢的是玫瑰花，她不但有清淡的香气，明艳的颜色，而且还有自卫的尖硬的刺！

　　三十年代初，我有自己的家了。我在院子里种上丁香、迎春和珍珠梅，搭了一个藤萝花架，又在廊前种上两行白玫瑰花。但是我还是没有去侍弄她们！因为文藻的母亲——我的婆母，她也十分爱花，又闲着没事，便把整天的光阴都消磨在这小院里，她还体谅我怕s盃人*幕ㄏ悖缃鹨ā⒍∠慊ā⒁估聪恪子窭贾啵谑窃诩艋ú寤ǖ氖焙颍仓惶粜┫闫宓幕蛴猩尴愕幕ǎ缑倒寤ā⒂夯ㄖ唷Ｕ饩褪刮蚁肫鸫忧拔业母盖字辉谖业奈堇锓派弦慌韫鸹ɑ蛩桑鸹ń剿蛱嫠上锤故撬墓ぷ鳌劣诶蓟ǎ抢肟Ｖ葜螅揖臀薷Ｏ硎苷狻巴跽咧恪绷恕*

　　四十年代初，我住在四川的歌乐山。我的那座土房子，既没有围墙，周围也没有一块平地，那时只能在山坡上种上些佐餐的瓜菜。然而山上却有各种颜色的野杜鹃花，在山中散步时，随手折了些来，我的案头仍旧是五彩缤纷。这是大自然的赐予，这是天公侍弄的花！

　　五十年代直到现在，我住的都是学校宿舍，又在楼上，没有属于我的园地；但幸运也因之而来！这座大楼里有几位年轻的朋友，都在自己屋前篱内种上我最喜爱的玫瑰花。他们看到我总在他们篱外流连忘返，便心领神会地在每天清早浇花之后，给我送几朵凝香带露的玫瑰花来，使得我的窗台和书桌上，经常有香花供养着。

　　八十年代初，我四次住进了医院，这些年轻人还把花送到医院里。如今呢，他们大展鸿图，创办了“东方玫瑰花公司”，每星期一定给我送两次花来，虽然我要求他们公事公办，他们还只让我付出极少的象征性的买花钱。我看我这不劳而获的剥削者的帽子，是永远也摘不掉的了！今日上海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在《上海——南下北上的中心》这篇短文里，已经评述过：在解放前我是如何地怕到这座殖民地的、藏污纳垢的城市——上海！在那里，中国人是三等公民，连印度巡捕都要高出一头！解放后，我在南下北上之间，经过多少次人民的、安静、整洁、庄严的上海。正如一位外国朋友惊叹地对我说的：在上海，已看不到一点帝国主义的痕迹。

　　一九八○年初夏，我到日本访问归来，中途在上海停留了一两天，只见了几位朋友，并没有游览市容。当年秋天，我就病倒了，不用说到上海去，就是家门，也轻易不出了；但即使我自己不到上海，只从我在家里接待的从上海来的亲友口里，我已深深地体会到：今日的上海，已经从三十五年前的“冒险家的乐园”，转变成“人民的乐园”了！

　　今年夏天，有一位当中学教师的年轻亲戚从上海来北京观光，住在我们家里。她在北京玩了十天，临走前我问：“北京名胜都看到了吧？王府井去过没有？要不要带点东西回去？”

　　她笑说：“名胜古迹都瞻仰过了，真伟大，真美，王府井我不准备去了，我们上海什么都有。”我感到她提到“我们上海”

　　的时候，有一种满足之情，有一种自豪感。

　　过不几天，又有一位年轻的亲戚来北京作新婚旅行，离京前一天，同她的小女婿来探望我。这位从未谋面的、在上海长大的福建姑娘对我说：“我们应该给您带些上海的精致糕点来，只因不知道几时才能见到您。所以只能送您一点北京的葡萄和桃子。”正好在我客厅桌子上有一朋友刚送来的“宫廷糕点”，我把盒子递给她，也笑着说：“这盒糕点回敬你们了，你也尝一尝北京粗糙的糕点的滋味！”她的小爱人笑着飞了她一眼，她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都是家庭生活中很琐小的趣事，但是“从小见大”，说明上海人对于他们居住生长的地方是十分满意的，至少在吃的、用的方面，什么都有，都好，都方便。他们由“安居”而“乐业”，也加倍起劲地做自己岗位上的工作。

　　这“什么都有”，要归功于上海的工人阶级，当然也包括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上海，工厂企业里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不但方便了上海的人民，而且还远销到中国其他城市和外国的地区、城市　这些成绩我是说不清的，还是让上海人民自己来说吧！致谢为楫

　　楫弟：

　　你给我们祝寿的信前已转给二哥。二哥在我生日那天，又带一个大糕来，切糕时曾照一相，因是陈恕照的，他要到“爱尔兰”去进修，为期一年，后天就走，相盒他带走，恐怕要等在那边洗后才寄来。朱铁臻有电话，说调素梅事已在办，成功后请告我，我们都如恒。祝好！姐姐九、十三桥

　　飞机渐渐地飞进了云层，往下看时，连祖国的整齐葱绿的田野，和蜿蜒闪烁的细细的河流都看不见了，琳达忽然感到此时的她，又像是自己在许多年前写过的短诗里所说的：恨就在手摸不着天脚也不常踩着地

　　刚刚过去的三个星期，在姑妈家里过的生活，使她活泼了许多，舒畅了许多，闲适了许多，总的说来，就像关在鱼缸里的小鱼，忽然又回到了清澈的溪水里似的！

　　她离开祖国四十年了，那时她才十岁，先跟父母到了台湾，后来又到了美国。她在美国受的高等教育，和一个在菲律宾生长的华人——刘大伟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安娜。

　　大伟是一所大学里的经济学教授，女儿也受着很好的教育。她在家里尽量说“国语”，也教女儿一些中国的古典诗文，可以说是一个很美满的美籍华人的家庭。但是自从七年前母亲逝世以后，她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在大海上飘荡的孤舟，着不到边际。正是温柔娴静、爱好文学的母亲，使她深深地沉浸在祖国的优美文学的心灵环境里。三十六年前，她的父母和她的姑妈、姑爹一道都在台湾教书，他们同时得到美国大学的聘函，姑妈和姑爹毅然回到了祖国，她的父亲最后选择了到美国的道路！不会英语的母亲在异国异乡，常常感到无限的寂寞，又不惯和那些居留在美国的中国太太们打桥牌和麻将，也不会和她们无尽无休地议论着家长里短，她在家务劳动之余，就是拿起中国的诗词小说来吟哦诵读。这时琳达就紧紧地挨在母亲身边，听她吟诵，听她述说着对祖国故都和江南风物的描写和怀念。她觉得母亲在她心里，就是一个抽象的祖国！母亲还鼓励她写诗，并把她写的小诗，工整地抄在小本上。母亲死了，父亲从台湾得来的关于祖国的消息，都说的是在中共虐政淫威之下，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琳达一想到母亲所热爱的、怀念的祖国，总会忆起旧诗词里的：昨夜东风里忍回首月明故国凄凉到此

　　或是：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

　　她忧伤，她抑郁，还感到在她的人格的某一方面，除了不会英语的母亲之外，都没有人和她有心底的共同的语言。她也只有把积压在心底的话写成一首一首的短诗，来纪念逝去的人，逝去的岁月，逝去的梦。

　　八十年代初期，大伟和安娜在暑期里参加了一个到中国去的旅行团，琳达不敢和他们同去，她怕看到凋敝的故国。大伟父女回来时，她又急不可待地问着他们的观感。大伟说大陆并不像台湾说的那样可怕可怜。他去到他从未去过的父母的故乡——广东梅县，农民富裕得很，许多家还盖起了三层楼房。大陆到处都看不到讨饭的人，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都是衣着整齐，匆忙而喜悦地工作着。安娜也说大陆很美，北京的宫殿真雄伟，桂林的山水真奇秀，这些都是美国所没有的。但是琳达却觉得他们谈起中国来，口口声声是“大陆，大陆”，缺少一种亲切之感。在安娜眼里，大陆的万里长城和罗马的斗兽场，同样地古老雄伟，北京的天坛也和巴黎的铁塔一样的庄严挺拔，没有“亲、疏”之别，不像她母亲谈起这些古迹时那样地低回，那样地依恋，那样“我自己的国家”的神情，琳达觉得有些怅惘。

　　但是大伟和安娜却带来了姑妈用毛笔在仿古信笺上给她写的一张短简：

　　亲爱的琳达：

　　见到了大伟和安娜，真是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安娜长得真像你，不过比小时的你更活泼一些。这次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来呢？明年你一定来探亲，就住在我这里，我和你姑爹都十分想念你。爱你的姑妈即日

　　原来大伟和安娜在参观一所大学校园的时候，无意中问起两位老教授的名字——本来他们以为两位教授在十年动乱中，已经不在人世了——意外地听说这两位老人都还健在，虽然已经退休了，却仍住在校园里，安娜说他们去拜访时，两位老人十分高兴，招待他们吃了北京的糕点，因为夜里大伟父女俩还要去听京戏，没能留下吃晚饭。看着老人都很健康，住得也很舒适，满屋的书架，满院子的花！

　　于是，在今年夏天琳达就回国来过了三个星期的快乐的探亲假。

　　姑妈没有孩子，可是家里十分热闹，总是有人来访，不是他们的学生，就是他们学生的学生。客人称姑妈为陆老，称姑爹为耿老。对着客人，姑妈总是搂着她的肩膀，亲昵地向她的学生介绍说：“这是陆琳达，我的侄女，从美国回来探望我们的。”于是，这些中、青年人就十分热情地过来同她谈话，还夸她的普通话说得地道，不像是一个久居在外国的人。姑妈还请她的学生们带她去看一些新鲜的事物，说：“你一定会常回来的，名胜古迹是常存不变的，不过每年会修缮得更完整美好一些，还是去看看一些新的工厂、农村、个体专业户吧，可以对照出祖国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情况。”于是琳达在同他们一同参观访问的时候，总仔细写下一些笔记，同时她也小心地问了一些她认为不能问的话，比如：十年动乱中，她姑妈姑爹到底受了折磨没有，“文化大革命”还会不会重来？

　　她惊奇地发现这些答话的人都十分自然、乐观而坦率。他们说，她姑妈和姑爹也和其他的老知识分子一样，挨了批斗，住了牛棚，下了干校，但他们一直都很稳静，很乐观，认为这一切违背了正常的人情物理的事，党和人民不会容忍的，必然很快就会消灭，他们也就这样地挺过来了。至于“文化大革命”，他们认为决不会再重复了，因为中国人民受的“文化大革命”的苦太重太深了，他们正在展翅起飞，决不会让这个妖魔再绑住翅膀。这些谈话和同年轻人一起的游览，都使她对祖国更加了解和喜爱。但是她以为最惬意的还是同姑妈姑爹在家里闲谈的时光。姑妈常常提到母亲同父亲的结合，正是她给牵的线。因为她同母亲是最知心的同学。谈起她母亲在美国时的寂寞和抑郁，姑妈就有些激动，说：“当初你们要和我们一同回国就好了，你父亲也太　”这时姑爹就轻轻地拍着姑妈的手背，微笑着说：“过去的事了，还说它做什么？

　　琳琳，你今天打算到哪里去玩？”谈这些旧话的时候，大半在早晨，大家吃着早饭：面包、鸡蛋和稀粥、酱菜，一吃就是大半个钟头，比起琳达自己在美国家里，匆忙地喝过一杯咖啡，就开车走上高速公路，去赶上图书馆的早班，要悠闲得多了。晚上呢，姑妈家的老阿姨会给她做出种种在国外永远也吃不到的好菜。没有客人的时候，姑妈又和她谈着许许多多她小时候的故事，然后把她送上床，盖上毛巾被，在她脸上亲一下，轻轻地掩上门出去。这时她总想起母亲，想起：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又想起自己曾写过的短诗“等望”的末一节我饮尽青天和夕阳的光彩和草儿一样不复感到孤单

　　飞机上的回想仍在继续，一只扶上她的肩膀的手，把她从沉思默忆中惊醒过来，睁眼看时，原来是一个黄发蓝睛的中年妇女，她笑着说：“刘太太，您也到中国旅行来了！”这个很眼熟的女人，大概是常到图书馆来找中国资料的，但是记不起姓名了，琳达就也笑着说：“我是来探亲的，您在中国玩得好吗？”这时，这个“什么太太”又已经回头去和别人说话了。

　　飞机不知何时又钻出了云层，往下看时，是碧波粼粼的大海，是把中国和美国间隔开来的太平洋吧？刚才一声“刘太太”，把她又唤回到太平洋的另一边，她居住了三十年的“家”！

　　琳达捏着手里微温的、浸透了两个小时以前离开姑妈时流下的热泪的手绢，坚强的姑妈居然也哭了，没有说出一句话。倒是姑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你不是一个两头够不着的边缘人，你是一座桥，两头的桥脚都踏在很坚实的土地上，你要让桥两边的人们，不断地往来在这座桥上，交流着两国的文化和感情　”这几句话在琳达耳边鸣钟般地震响着！

　　琳达忽然不再难过了，她抻了抻衣服，挺起胸来坐直了，“我是一座桥！”她低低地对自己说。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６日愿中国妇女实现更多“零的突破”

　　我在最近写的一首词《浣溪沙·今日北京》中写道：“卅五年前忆北京，独夫为重万民轻，乱鸦斜日又荒烟。今日北京春色满，百花齐放鸟争鸣，诗人兴会更无前。”今天不但在北京，在全国的文艺百花园中，开出了多少鲜艳的奇葩；在文艺工作者的队伍中，涌现出多少新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批茁壮成长起来的女作家，她们中年纪最轻的只有十几岁。

　　我在开始写作的时候，也只有十几岁，但是今天的青年女作家们是比我们成熟多了。不但是女作家，还有社会上其他方面的妇女，比如，在体育界，中国女排就首先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充分显示了中国妇女是建设四化的一支无坚不摧的方面军。我祝愿着，期待着，有更多的女作家、女诗人、女翻译家　以女排的勇敢进击精神，为祖国去实现更多的“零的突破”。

　　《葛翠琳幼儿文学选》①序葛翠琳同志把她这些年来为各报刊写的儿童故事集成一百篇，让我做序。我很高兴而又惭愧。

　　我觉得女作家里面只有葛翠琳同志是一直为儿童写作的，我相信她会写一辈子！这一点我就没有做到。

　　为什么她能够这样坚持？因为她除了热爱儿童之外，还深入儿童生活，参加他们的种种活动，熟悉他们的思想和语言。她写给儿童看的东西，都是充满了乐观、向上、健康的情绪，使人读了有一种暖烘烘、喜盈盈、红彤彤的感觉；得到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那样的教育。

　　可惜的我现在身边没有幼儿，近年来我又行动不便，又不能出去找幼儿向他们诵读。我愿我国的母亲们和幼儿园的老师们都能得到这一本书。我认为这本书是会使你们和幼儿们同在的光阴，丰富而又甜蜜！一九八四年国庆节

　　①《葛翠琳幼儿文学选》，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致陈恕①

　　亲爱的陈恕：

　　你走后不但吴青想你，我们大家也都想你，尤其是ＤａｄBｄｉｅ，他昨天已进北京医*杭觳椋胰梦馇嗨退サ摹Ｗ蛞故歉绺缯业哪歉鲋苁Ω溉ヅ闼故窍不缎≌拧Ｎ医裨缫研葱耪倚≌帕耍≌耪诓瓜埃急缚颊泄ぃū驹率搴胖梗恢芾捶瘢糠凑皆海蠹揖头帕诵模弧⑷⑽迦沾蠹衣至魅タ矗榭鏊媸北ǜ妗＜依锒己茫憬愕铰逖艉臀靼渤霾睿呕乩矗绺缢且捕己谩４蠼愫芎茫蠼惴蛴行爬匆埠芎茫抑幸磺心惚昭鄱寄芟氲健Ｄ愦耸毕胍焉涎В卧跹柯饴穑烤幼∫骋严肮叻瘢糠凑啻粢惶欤爰揖徒惶臁Ｄ阕呤痹趺赐舜枰叮罱钟腥怂屠础＿溥湎衷诰驮谖遗员撸恢阆胨挥校克衷谠嚼丛浇苛恕Ｎ馇嗳允敲刻煜挛缛ホ壦１本┨炱蚜梗媲缢*

　　我最不喜欢英国那种阴雨天气，但草木是绿的。时时去北京医院，看见国庆后，北京街道绿化得真好看！

　　①陈恕，冰心的二女婿。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５年作为访问学者赴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

　　匆此，赶赴早邮，望多保重！娘十、六晨欢呼《民进妇女》出刊

　　民进中央妇女委员会，出刊《民进妇女》，要我为刊头题字。虽然我的字很难看，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我也欣然答应了。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绝大多数是教育工作者，也有一部分是文艺、科技、医卫工作者，而妇女会员约占会员全数的五分之二。妇女会员们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热爱自己的岗位工作和民进会务的工作。《民进妇女》的刊行，可以使全国的妇女会员有个增进团结、加强学习、交流经验、互通消息的广大园地。希望全体妇女会员都充分地来利用它！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９日致巴金

　　老弟：

　　得你亲笔信，非常欣慰！香港大学有我的小朋友（马先生之子）马蒙、马临（大学校长）等；中文大学有我的学生郑德坤（研究教授）、黄文宗夫妇等，·请·小·林·都·替·我·问·好，呢？小林信写的还详细，我也饶恕她了，并且亲她一口，她的确是个好孩子，希望棠棠的小女儿大了也像她。希望此信在你离沪之前收到。祝好一路平安！大姐十、十二致宫玺

　　宫玺同志：

　　信拜读，《周立波文集》不日定可到，不另复。“三集”迟迟未出，许多朋友都来信问到。我知道出版社一定有问题，作者编者都无可奈何！不是您的过错，请不要难过！近体如常，不参加社会活动后，休养得好些，不过仍有“不速之客”，一点正经事都作不了，奈何？祝安好冰心十、廿一美的北京街头

　　窗外是金灿灿的秋天。天空是湛蓝湛蓝的。射进窗内的秋阳暖烘烘地笼盖在书桌上，在写字的手上。案头瓶里的红的和白的玫瑰花，新换过水，送出一阵一阵的幽香！而不堪放眼的却是我窗外楼前的一大片建筑工地：地上堆着煤屑，铺满了煤渣，煤渣上面横放着许许多多的生锈的钢条。丛生的青草顽强地从一行行的钢条中间，探出头来，在微风中摇曳着开始发黄的、自豪的长长的叶子。在那两座高楼完工之前，我窗前这片大地是不会绿化的。我不如这些顽强的小草，在这枯燥的天地里自力更生！

　　我病后有四年足不出户了，这对于本来好动的我，是个极大的痛苦。我唯一出门的机会，就是每月一次到医院去的“检查”，这时，我就以十分兴奋的心情观察着车窗外的一切。

　　十月五日，是我照例到医院“检查”的日子。

　　我的车子一开出校门，就看见大门两侧堆起了两个花坛，几百盆盛开的鲜花，黄的、白的、红的，一圈一圈地整齐排列着，外围是一圈的“一串红”。这片明艳的花团锦簇，猝然地扑入了我的眼帘，使我惊奇而喜悦。

　　车走过紫竹院公园，公园门口排列的盆花，也比往常的更多、更美，范围也更大了。马路两旁的整齐高大的钻天杨，在繁花衬托之下，似乎也更翠绿、滋润了。车子顺着迎宾馆路直驶下去，在绿树和松墙夹起的草地上，点缀着鲜红的玫瑰和美人蕉，迎宾馆大门两侧的花坛，不用说，更是别致而光彩！

　　到长安街西头的转折处，矗立着一只松枝修剪成的大花篮，上面插满了很大很美的花。顺着长安街一路往东走，我喜悦的心潮渐渐上涨，不但各个大厦、各个公园、各个机关、各个旅馆的门口都争妍斗奇地、排有两个新颖别致的花坛，而且马路两旁的每一棵树下，都有一簇簇的鲜花围绕着。北京城成了花的世界！我在北京，除了解放前在内地和海外的日子以外，也还住了六十年，这是第一次看到了这般光艳明丽的北京街头！

　　回想起七十年前，我初到北京时节，看到的是“尘土飞扬的街道，灰色的城墙，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我在美国，抑郁地慨叹说，“我的故乡，我的北京，是一无所有！”今天，这一切都恶梦般地消失了。

　　美的北京街头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明国家和人民都富裕起来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满足，对于美的、艺术的要求就喷溢而出。人民的心情舒畅了，他们不会满足于自己案头的花朵，院中的花木，他们还要关心到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他们发挥出人类本身对于美的事物、美的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他们的愿望是纯洁、真挚、善良的。他们要借着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机会，把自己的城市装饰打扮起来。他们把北京街头打扮得多么美好！

　　北京街头的“美”的巡礼，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我所永不忘记的，一位美学家的话：“美和真、善是分不开的。”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３日关于男人（之一）

　　四十年前我在重庆郊外歌乐山隐居的时候，曾用“男士”的笔名写了一本《关于女人》。我写文章从来只用“冰心”这个名字，而那时却真是出于无奈！一来因为我当时急需稿费；二来是我不愿在那时那地用“冰心”的名字来写文章。当友人向我索稿的时候，我问，“我用假名可不可以？”编辑先生说：“陌生的名字，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我说：“那么，我挑一个引人注意的题目吧。”于是我写了《关于女人》。

　　我本想写一系列的游戏文章，但心情抑郁的我，还是“游戏”不起来，好歹凑成了一本书，就再也写不下去了。

　　在《关于女人》的后记里，我曾说“我只愁活不过六十岁”。那的确是实话。不料晚年欣逢盛世，居然让我活到八十以上！我是应当以有限的光明，来写一本《关于男人》。

　　病后行动不便，过的又是闭居不出的日子，接触的世事少了，回忆的光阴却又长了起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接触过的可敬可爱的男人，远在可敬可爱的女人们之上。对于这些人物的回忆，往往引起我含泪的微笑。这里记下的都是真人真事，也许都是凡人小事。（也许会有些伟人大事！）但这些小事、轶事，总使我永志不忘，我愿意把这些轶事自由酣畅地写了出来，只为怡悦自己。但从我作为读者的经验来说，当作者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来的怡悦自己的文字，也往往会怡悦读者的。一我的祖父

　　关于我的祖父，我在许多短文里，已经写过不少了。但还有许多小事，趣事，是常常挂在我的心上。我和他真正熟悉起来，还是在我十一岁那年回到故乡福州那时起，我差不多整天在他身边转悠！我记得他闲时常到城外南台去访友，这条路要过一座大桥，一定很远，但他从来不坐轿子。他还说他一路走着，常常遇见坐轿子的晚辈，他们总是赶紧下轿，向他致敬。因此他远远看见迎面走来的轿子，总是转过头去，装作看街旁店里的东西，免得人家下轿。他说这些年来，他只坐过两次轿子：一次是他手里捧着一部曲阜圣迹图（他是福州尊孔兴文会的会长），他觉得把圣书夹在腋下太不恭敬了，就坐了轿子捧着回来；还有一次是他的老友送给他一只小狗，他不能抱着它走那么长的路，只好坐了轿子。祖父给这只小狗起名叫“金狮”。我看到它时，已是一只大狗了。我握着它的前爪让它立起来时，它已和我一般高了，周身是金灿灿的发亮的黄毛。它是一只看家的好狗，熟人来了，它过去闻闻就摇起尾来，有时还用后腿站起，抬起前爪扑到人家胸前。生人来了，它就狂吠不止，让一家人都警惕起来。祖父身体极好，但有时会头痛，头痛起来就静静地躺着，这时全家人都静悄起来了，连金狮都被关到后花园里。我记得母亲静悄悄地给祖父下了一碗挂面，放在厨房桌上，四叔母又静悄悄地端起来，放在祖父床前的小桌上，旁边还放着一小碟子“苏苏”薰鸭。这“苏苏”是人名，也是福州鼓楼一间很有名的薰鸭店名。这薰鸭一定很贵，因为我们平时很少买过。

　　祖父对待孙女们一般比孙子们宽厚，我们犯了错误，他常常“视而不见”地让它过去。我最记得我和我的三姐，（她是四叔母的女儿，和我同岁）常常给祖父“装烟”，我们都觉得从他嘴里喷出来的水烟，非常好闻。于是在一次他去南台访友，走了以后（他总是扣上前房的门，从后房走的），我们仍在他房里折叠他换下的衣衫。料想这时断不会有人来，我们就从容地拿起水烟袋，吹起纸煤，轮流吸起烟来，正在我们呛得咳嗽的时候，祖父忽然又从后房进来了，吓得我们赶紧放下水烟袋，拿起他的衣衫来乱抖乱拂，想抖去屋里的烟雾。祖父却没有说话，也没有笑，拿起书桌上的眼镜盒子，又走了出去。我们的心怦怦地跳着，对面苦笑了半天，把祖父的衣衫叠好，把后房门带上出来。这事我们当然不敢对任何人说，而祖父也始终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们这件越轨的举动。

　　祖父最恨赌博，即使是岁时节庆，我们家也从来听不见搓麻将、掷骰子的声音。他自己的生日，是我们一家最热闹的日子了，客人来了，拜过寿后，只吃碗寿面。至亲好友，就又坐着谈话，等着晚上的寿席，但是有麻将癖的客人，往往吃过寿面就走了，他们不愿意坐谈半天的很拘束的客气话。

　　在我们大家庭里，并不是没有麻将牌的。四叔母屋里就有一副很讲究的象牙麻将牌。我记得在我回福州的第二年，我父亲奉召离家的时候，我因为要读完女子师范的第二个学期，便暂留了下来，母亲怕我们家里的人会娇惯我，便把我寄居在外婆家。但是祖父常常会让我的奶娘（那时她在祖父那里做短工）去叫我。她说，“莹官，你爷爷让你回去吃龙眼。他留给你吃的那一把龙眼，挂在电灯下面的，都烂掉得差不多了！”那时正好我的三堂兄良官，从小在我家长大的，从兵舰上回家探亲，我就和他还有二伯母屋里的四堂兄枢官，以及三姐，在夜里九点祖父睡下之后，由我出面向四叔母要出那副麻将牌来，在西院的后厅打了起来。打着打着，我忽然拚够了好几副对子，和了一副“对对和”！我高兴得拍案叫了起来。这时四叔母从她的后房急急地走了出来，低声的喝道：

　　“你们胆子比天还大！四妹，别以为爷爷宠你，让他听见了，不但从此不疼你了，连我也有了不是，快快收起来吧！”我们吓得喏喏连声，赶紧把牌收到盒子里送了回去。这些事，现在一想起来就很内疚，我不是祖父想象里的那个乖孩子，离了他的眼，我就是一个既淘气又不守法的“小家伙”。二我的父亲

　　关于我的父亲，零零碎碎地我也写了不少了。我曾多次提到，他是在“威远”舰上，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但是许多朋友和读者都来信告诉我，说是他们读了近代史，“威远”

　　舰并没有参加过海战。那时“威”字排行的战舰很多，一定是我听错了，我后悔当时我没有问到那艘战舰舰长的名字，否则也可以对得出来。但是父亲的确在某一艘以“威”字命名的兵舰上参加过甲午海战，有诗为证！

　　记得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之间，我在北京中剪子巷家里客厅的墙上，看到一张父亲的挚友张心如伯伯（父亲珍藏着一张“岁寒三友”的相片，这三友是父亲和一位张心如伯伯，一位萨幼洲伯伯。他们都是父亲的同学和同事。我不知道他们的大名，“心如”和“幼洲”都是他们的别号）贺父亲五十寿辰的七律二首，第一首的头两句我忘了：×××××××东沟决战甘前敌威海逃生岂惜身人到穷时方见节岁当寒后始回春而今乐得英才育坐护皋比士气伸

　　第二首说的都是谢家的典故，没什么意思，但是最后两句，点出了父亲的年龄：想见阶前玉树芳希逸有才工月赋惠连入梦忆池塘出为霖雨东山望坐对棋枰别墅光莫道假年方学易平时诗礼已闻亢

　　从第一首诗里看来，父亲所在的那艘兵舰是在大东沟“决战”的，而父亲是在威海卫泅水“逃生”的。

　　提到张心如伯伯，我还看到他给父亲的一封信，大概是父亲在烟台当海军学校校长的时期（父亲书房里有一个书橱，中间有两个抽屉，右边那个，珍藏着许多朋友的书信诗词，父亲从来不禁止我去翻看。）信中大意说父亲如今安下家来，生活安定了，母亲不会再有：“会少离多”的怨言了，等等。中间有几句说：“秋分白露，佳话十年，会心不远，当笑存之。”

　　我就去问父亲：“这佳话十年，是什么佳话？”父亲和母亲都笑了，说：那时心如伯伯和父亲在同一艘兵舰上服役。海上生活是寂寞而单调，因此每逢有人接到家信，就大家去抢来看。当时的军官家属，会亲笔写信的不多，母亲的信总会引起父亲同伴的特别注意。有一次母亲信中提到“天气”的时候，引用了民间谚语：“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大家看了就哄笑着逗着父亲说：“你的夫人想你了，这分明是‘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的意思！”父亲也只好红着脸把信抢了回去。从张伯伯的这封信里也可以想见当年长期在海上服务的青年军官们互相嘲谑的活泼气氛。

　　就是从父亲的这个书橱的抽屉里，我还翻出萨镇冰老先生的一首七绝，题目仿佛是《黄河夜渡》：

　　夜过荥泽觉衣单

　　黄河桥上轻车渡

　　月照中流好共看

　　父亲盛赞这首诗的末一句，说是“有大臣风度”，这首诗大概是作于清末民初，萨老先生当海军副大臣的时候，正大臣是载洵贝勒。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清晨悼念有吉佐和子

　　我案头的日历，左边已翻过了一大摞，右边只剩薄薄的几张纸。窗外朔风呼啸，又是“急景凋年”时节。去年年终，我在写的怀念日本朋友的短文中，还曾提到有吉佐和子。怎能料到今年此日，她已成了古人了！

　　我和她的初次会面，是在一九六一年的春天。我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到了东京。日本朋友在椿山庄设宴招待我们。致欢迎词的就是有吉佐和子。那时她风华正茂，穿着一身淡素的衣裳，更显得她双颊红润，身材丰硕。她会英语，我们可以直接交谈。她知道我到过广岛，特地在风雨交加之日，到我们住的镰仓旅馆来看我。我们谈得很深。当我谈到我和年轻的原子弹受害者的谈话时，她忍不住哭了，我也很激动，当时就做了一首词送她，调寄“卖花声”：椿树山庄欢迎会上互飞觞淡素衣裳灯彩里玉润珠光何事最难忘热血柔肠纵谈广岛泪双行者是论交开始地春雨镰仓

　　当年秋天，她来华访问，就带来一把泥金摺扇，让我把这首词写了上去。

　　我和她相熟，是在一九六四年，那时她带了女儿和一个保姆，来华休养，住在城内和平宾馆的中国式小院子里，廖公吩咐我好好地照应她。因此我常从西郊进城，有时陪她到医院看病。她年轻，住不惯清静的病室，往往在我和医生说好安顿她住院之后，过不了三天，当我从城外带了花束去看她时，她却已经出院，回到宾馆去了！

　　有吉佐和子是个才华横溢，而又多产的作家。她曾告诉我，她能同时为三种报刊写三种长篇连载！她又极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她从不吟风弄月。她在留美期间，看到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她十分愤怒，写了《非色》。她同情老年妇女的悲惨的遭遇，写了《恍惚的人》。她对于因工业现代化而引起的污染问题，尤为愤慨，写了《复合污染》。她写了许多这类的小说和文章。虽然我看不懂日文，每出一本书，她必定送我一本。

　　她来华不止一次，这其间我也多次访问日本，我们不断地会面，每次会面，都有说不完的话。我最后的一次访日，是在一九八○年春夏之交，我和她又晤谈了多次。我访问了她的新居和摆满书籍的书房，会见了她的母亲和长大了的女儿。

　　当我在今年九月初，得到她突然逝世的消息时，我惊诧而又悲痛，我万万没有想到像她这样年轻、前途无量的作家，会比我这个老人，先走了一步！

　　有吉佐和子是廖公发现的一位人物，他珍重地把她介绍给我。如今廖公也不在我们中间了！一衣带水的两岸，少了这么两位热情、爽朗、才气纵横的人物，叫人怎能不感到寂寞呢？甲子立冬致陈恕

　　亲爱的陈恕：

　　前读到你的末封来信和附来相片，十分高兴。你在青岛照的，陈钢已寄到青岛去了。你近来想已渐渐习惯，但饮食仍不要太省。我认为你不必给吴青他们买衣服，他们的衣服有的是，你宁可自己多吃一点，养养身体。Ｄａｄｄｙ在医院，现在白天黑夜都有人看护，他也日有进步，在院住着，正好度过家里没有暖气的日子（医院里早已有了）。今天吴青生日，午餐吃面，晚上再吃蛋糕。哥哥到深圳，去了十来天，昨晚才回来，我们还未见面。姐姐一家都好。我还可以，就是忙于对付文债，你千万自己保重！娘十一、九忆烟台

　　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方八面涌来　

　　但是，关于烟台，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童年时代的烟台，七十年前荒凉寂寞的烟台，已经从现代人们的眼中消逝了。今日的烟台是渤海东岸的一个四通八达的大港口，它朝气蓬勃、容光焕发地正忙着迎送五洲四海的客人。它不会记得七十年前有个孤独的孩子，在它的一角海滩上，徘徊踯躅，度过了潮涨潮落的八个年头。

　　从烟台来的朋友告诉我，东山海军学校的旧址上已经盖上了很豪华的宾馆，她还邀请我回去小住。我的想象力太差了，竟不敢在我的、荒凉的海滩上，建起七宝庄严的楼阁！

　　我是一九一一年离开烟台东山的，一九一七年曾回去一次，这中间变化不大。等到我一九三五年再去时，东山的海军学校里已驻了军队，我只能从墙外看到那间高出墙头的、黯旧的小楼。这时我还注意到从山上卡子门到东山海校的路上，这一片土地，是属于金钩寨的。两旁田地中丛冢的墓碑上，刻有许多“贞女”“节妇”的字样。我猛忆起我小时书斋墙外就有田地中的丛冢，往往听到墓边有妇女哭“老爷”的悲切的声音，那都是受了委屈的寡妇来发泄她满腔的凄楚悲凉的！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童年的我还不能体会到。

　　村北的海军练营、村南的海军学校，都已不复存在了，但是中间的金钩寨这个村落，一定还在山陬海隅安息着。这个我所熟悉的、一想起就感到亲切的、百十来幢偎倚着的村舍，里面生活着、劳动着我的淳朴勇敢的乡亲。他们如今一定和全国的农民一样，进步而富裕起来了。请你们接受我从千里外送去的祝福！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致巴金

　　巴金老弟：

　　前几天得你亲笔信和两张照片，那张单人的，真神气！西装笔挺地，那张同小林和小棠的也好，是个幸福的父亲。小棠，我第一次——不论是相片是真人——看见，我觉得他很像萧珊。昨夜吴泰昌打电话来，说你有东西送我，他星期四拎来，到那时再告诉你吧。北京今天下雪，我心里高兴，前几天连阴，闹得我什么事都不想做！我最怕连阴天，仿佛连气都喘不过来。知道天公是在酿雪，我也就原谅他了。小林这孩子如今也不给我写信了。你手抖写不了长信，有话就应该让她说！我还可以，文藻仍在医院，吴青整天瞎忙，余不一一。请保重！大姐十一，十八寄家乡小读者

　　家乡的小朋友：

　　《小学生周报》发刊了，这对于小朋友们是个极好的消息。

　　我们的家乡——福州，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大港口，它每天都在接待着五洲四海的人物，都在传送着五洲四海的信息。我愿福州的小公民们，不放过你们在家庭、学校、社会上所接触的一切新鲜事物，以及这些事物在你们生活中所引起的新的变化，同时利用《小学生周报》这块发表创作的园地，把你们的感情抒写下来，把你们的理想发挥出来，以供同学们切磋观摩和老师们评论改正。这样，对于你们的写作练习，是会有很大的好处的。我很忙，不能多写，祝你们不断进步。

　　你们热情的朋友冰心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２０日晨致巴金

　　巴金老弟：

　　今年是你八十大寿，没有什么好东西送你，记得吴青曾替你买过人参，兹送上吉林名产一合，请小林每天给你蒸上几片，可以吃好些日子。

　　祝你

　　长寿！

　　吴青拜寿。大姐十一月二十晨《少年时》序

　　老舍的女儿舒济给我打个电话，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要出一本新凤霞同志少儿时代事迹的集子《少年时》，凤霞同志想让我写序。当晚凤霞同志自己也从电话里和我谈了，第二天就把她的两本书《艺术生涯》和《新凤霞回忆录》给我送来了。这两本集子里，就有她少儿时代的经历。

　　这两本书都比较厚，拿起来沉甸甸的！可我越看越觉得有意思，只用一天半的工夫，就把它看完了。其中有几篇是在报刊上已经读过的，还有叶圣陶老人为《艺术生涯》写的序，我已经从《叶圣陶序跋集》里读过了。读完了这两本书，新凤霞这个人就从纸上劲秀挺拔地，出水芙蓉般站在我的面前！

　　我见过新凤霞，但她不是在台上，我也不在台下，因为我很少听戏。我记得那是一次招待外宾的场合，在一圈椅子当中，她给我们清唱了一段。对于戏剧我是外行，我只觉得这位演员没有化装，却自然而俊俏，声音也很圆润。

　　关于她的艺术方面，国内外已有盛誉，我是说不上话了。

　　我要赞美的，是她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出水白莲般的独立自强的人格，这是我们少年儿童学习的好榜样。

　　新凤霞的这些回忆与随想的短文，写得很好很好！为什么好？因为她写的都是从旧社会来的艺人社会底层的苦大仇深的生活经历。都是真情实感，有血有泪，有唱有笑。她是为抒写而抒写，就像叶老说的，“畅达”而“深刻”，点缀着一些错别字的字句里，涌溢着她心中甜酸苦辣的感情！

　　新凤霞是个有主意的女性。她“在旧社会亲眼看到很多女演员嫁人以后的悲惨经过”，所以她很“谨慎”。她说：“对于生活，我有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一定要选择一个有学问的，在事业上能对我有帮助的人，而且还得是一个善良、忠厚的好人，做我的终身伴侣。”她说到也做到了。对于在挑选终身伴侣上的这个“谨慎”，我看有些女知识分子似乎还没有做到。

　　凤霞同志还有几句对现在青少年讲的，披肝沥胆、字字沉痛的话：

　　“我最羡慕的是今天的年轻人，你们多幸福呀！不幸的道路走过来了，惨痛的经验教训由你们的前一代承担了，国家有了希望，前途无限美好，你们今后可能就是在平坦的大路上前进了，只有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祖国称职的建设者——青年时代非常短、非常短，可是它是一生的基础，所以千万要抓住它，不要浪费一分钟　老年人常爱讲‘家贫出孝子’，现在的孩子们不大容易体会这句话了，因为家贫的程度，比起当年有了很大的变化，孩子们懂事就上学，毕业就分配，生活有了保障，没有吃不饱饭的威胁，和旧社会比起来大大不同了。可是我常看到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在街上无聊的打闹　‘四人帮’提倡的那些翻脸不认人，不知道疼人，不懂感情，刻薄残忍、粗暴、无礼、损人利己，什么都是伸手要，没有自己努力创业的精神，甚至赶不上像我们在旧社会，从小就知道一切全要靠自己去挣到手，要靠自己去学，去奋发努力　。

　　“亲爱的年轻人，你们是幸福的人，不要浪费时间，抓紧学文化、学科学，担起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为民族争光的重担，创造文明，创造财富。”

　　我把凤霞同志讲的话抄了下来，因为她讲的比我想讲的话透彻多了。我愿读《少年时》这本集子的青少年们，读过后要好好地记住这些话，这对于你们的现在和将来，都会有极大的帮助的。致巴金

　　老巴：

　　听说王蒙去接你，我正在等着，昨天听说小林有电话，说你感冒不来了，为之怅然！寄去文集三卷和人参一合（托人带去的）想已收到？请小林复我。冬至前后北京很冷，我也感冒发烧，现已全愈，文藻仍在医院，他进院治疗已两月有余，情况还好。小林忙得怎样？你手抖，她也不写信，真不乖！谢谢你的《病中集》。祝

　　好！大姐十一、廿七致葛翠琳

　　翠琳同志：

　　得电话，才知道你已从外面回来了。你那本《幼儿故事一百篇》，我已在上月给你写好了序。但打电话有时不通，有时你又不在家。文藻上月５日因“帕金森”症，已进北京医院治疗，进展得比较慢，但不要紧，勿挂。我很好，有人来了。匆祝全家安吉冰心１１．３０

　　序寄上，如可用，电话示知，我再把你的文章挂号寄去。致陈恕

　　亲爱的陈恕：

　　从老二那里得到你的消息，说是你已渐惯了，并且认识了一个大夫，我觉得很好。我看你不必太省，主要要吃得好，不必为家里多买东西，西方东西日新月异，可买的东西多得很，但是你钱紧不必买。我还好，老二很忙，一天还不如你在家的时候多！姐姐也忙，哥哥新近调了工作，搞室内装饰，上班很远（十里铺），但他觉得顺心。他刚从北戴河回来，为了业务。Ｄａｄｄｙ还在医院，一方面进展得慢，一方面他同时又常感冒，气短等等。在医院里看病方便，可以也不急回来，反正日夜我们都请人看护，一、三、五、七都有家里人去看，送东西。

　　北京还不太冷，暖气阳光都好。咪咪最近又长了，七斤半，沉甸甸的，又馋。你已经去了三个月，归期又近了。

　　大姐很好，这次不写了。娘十二、二、一九八四致宫玺

　　宫玺同志：

　　听卓如同志说您的爱人病了，动了手术，现在怎么样？好些吗？甚念！第三卷①平装二十多本，精装五十本，都已收到，请再给我寄平装三十本，该款从稿费中扣，或再寄去，因为要的人太多了。匆上，即颂撰安！冰心十二、四日、

　　①指《冰心文集》第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出版。再给《小苗》小读者的信

　　亲爱的《小苗》小读者们：

　　记得去年年终时节，曾给你们写过一封信。光阴过得多快，又是一年了！这一年中，你们的进步当然比我快多了，而且也应该是这样。

　　难得你们常常想到我（我想这里面也有你们老师的引导！）我几乎每天都得到小朋友的信——不但有北京的，也有全国各地的：信中除了慰问我以外，还向我报告你们的学习成绩和课外做什么活动等等。这些都使我十分高兴。我虽然不能一一作复，但每封信我都仔细地看过而且珍重地收起。

　　《小苗》的编辑同志，特别要我向大家说几句勉励的话。

　　我还是真有话想对你们说！积八十多年的经验，我深深感到八十年代的儿童，比像我这样的二十世纪初期的儿童，不知大大地前进了多少步！你们看得多——比如说通过电视机；你们听得多——比如说通过广播机；你们读得多——比如说有许多书报刊物。你们的知识不知比我们当年多多少倍。知识就是力量。你们是不是应该把你们的从知识得到的全部力量，用在学习、工作和课外的种种研习上，和我们的欣欣向荣的社会、国家，同步地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呢？我愿你们在和旧岁告辞的时候，好好想想这个问题。我以无限兴奋喜悦的心情祝你们

　　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你们的热情的朋友冰心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介绍一篇好散文——读叶至诚的《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文汇月刊》的编辑来了，和我在阳光满室的客厅里谈了半天。我们先谈到散文，关于写和读散文，我们谈了很多。最后他说到了主题，要我在“我喜爱的散文”栏里介绍一篇好散文。这件事说起来仿佛很容易。这些年来我看的散文很多，好的也不少。但要我介绍一篇好散文，又似乎很困难，因为欣赏一篇作品，和欣赏者当时当地的心情，有很大的关系。读者的年龄、经历、情绪不同，则对作品的共鸣程度也有深浅之分。同时我近年来因行动不便，又从不外出，看书的时间很多，每天送来的书报刊物又不少，常常过眼云烟一般，留不下太深的印象。我又丧失了剪报的习惯，因为我往年存留的东西，经过几次劫数，又给我留下了几道很深的伤痕！

　　不过，今天我正在阅读一本《未必佳集》，是叶至善同志兄妹三人自谦之为“习作选集”的。里面好的文章不少，但是在“至诚之页”中有一篇特别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我在六十年前写过一首诗，用的也是这一个题目，可是我的意境就比他的狭仄多了！我只是要“我的作品”，能够使人“想起这光景在谁的文章里描写过”，“听得见‘同情’在他们心中鼓荡”，“当我积压的思想发落在纸上时”，“我就要落下快乐的眼泪了”。至诚同志却要努力于做一件今天并不容易做到的事，那就是“在作品中有我自己”，他说“我　你　他的作品”，都以“你的灵魂你的外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然后，就真正的有了百花”。他以为“有我”

　　就是“文如其人”，就是“必须严格地说自己真实的话”，“必须披肝沥胆地去爱、去恨、去歌唱　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真实地一无保留地交给读者；把我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献给读者。”这一着真是谈何容易！只有“人到无求”才能这样地勇敢。如今说假话、空话、大话的作家也还不是没有。至诚同志这篇散文得到我心弦上最震响的共鸣！《文汇月刊》的编辑客气地要我为“我喜爱的散文”这个新栏目“剪彩”，我一辈子没剪过彩，从来也不梦想我敢剪彩，但有了至诚同志——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他——这篇文章，我就毅然地把这“彩”剪了，我从心里愿意给广大青年作家和读者介绍这篇好散文。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５日我和“开明”的一段因缘

　　我从什么时候和开明书店发生了关系，我自己都不记得了。我只好翻看从前的作品。在北新书局印行的《冰心全集》的序里，有一段说：当时北平坊间出了种种《冰心女士全集》，集选芜杂，序言颠倒，题目变换，封面丑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里面还加入了许多“冒名”之作　下面有几句话说：

　　明等，来和我商量，要我控诉禁止。

　　这个序是在一九三二年写的，足见在一九三二年之前，我已有什么集子交给开明印行了。但是我不记得。

　　在巴金的《冰心著作集》后记里，他说：

　　内地重印。她说：“这事就托给你去办吧。”我答道：“好，让我给你重编一下。”就这样接受下来她的委托。我得到作者的同意，把编好的三册书交开明书店刊行。

　　这重编的工作其实是十分简单的。原先已有了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全集》。

　　在抗战以前，北新是按月给我寄《冰心全集》的稿费的，抗战以后，就没有了。巴金对我那时的经济情况，是十分关怀的。

　　我自己记得的，是一九四四年，又是通过巴金，把我的《关于女人》交给了开明书店。我在《关于女人》再版自序里说的很清楚：

　　个月，便准备再版。我就赶紧将改正本交给他们，此后却杳无消息！虽然在重庆、桂林、昆明　甚至于曲江、西安　的坊间，都有《关于女人》出售，而却仍是“初版”　我写信到天地社去问，回信却说“初版”五千册，除了雨渍鼠咬之外，还有一二百本没有售出，最后他们引咎自己“推销不力”，向我道歉。我觉得很惭愧，没有话说。虽然国内各报的“文坛消息”上都在鼓吹着“《关于女人》销路极畅”，而在美国的女朋友，向我索书的时候，还摘录美国的文艺杂志，称誉《关于女人》为“ＴｈｅＢｅｓｔ—ＳｅｌｌｅｒｉｎＣｈｕｎｇＫｉｎｇ”（重庆最畅销的书）。

　　因此，我便把这本小书改正了交给开明书店　

　　从那时起，即使我远在日本期间，开明书店也照期不误地给在北平的谢家寄去稿费！

　　在这里，还有一件事：前几年我写过一篇关于叶圣陶前辈的文章，说我们初次见面是在解放后的北京，叶老看了文章后，纠正我说：我们初次见面，不是在解放后的北京，而是在解放前的重庆、嘉庐。我昨天从电话中问叶至善同志，他说，那次见面也是为了《关于女人》在开明书店出版的事。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的叶老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事，多么好的老编辑，多么严谨的老学者呵。像我这么一个散漫的人，在叶老面前，只有拜服惭愧。

　　我早就知道开明书店一直刊行了许许多多很有影响的图书杂志。至于他们严谨的编辑作风和与作者的密切关系，我都亲身体验过了！在纪念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的活动里，我愿写上通过叶老和巴金、和开明书店的这一段因缘，并致最深的敬意和谢意！

　　为《华侨世界》创刊号题词千百年来散居在五洲四海的广大爱国侨胞，对于祖国的进步和建设，是有过巨大的成绩的。现在因《华侨世界》刊行之便，我祝愿千百万海外侨胞，特别是闽籍华侨和祖国人民一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通过这个刊物以各种文学形式，来互通信息，交换意见，同心协力，为祖国和我省的四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冰心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９日致宫玺

　　宫玺同志：

　　信拜读，您的夫人开刀及时，经过良好，至为喜慰！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癌疾，因早发现动手术后，十几年过去了，都未再发。您的爱人年轻，就更好了！

　　稿费通知单收到多日，北京银行来的只有号码，我因为没见过汇票，不知是上海来的（昨天我儿子进城才取了来），所以我请您代买“平装”时，说是从稿费中扣。兹由邮局寄上三十元，请查收，谢谢！第一、二集不必补了（精装送人的我有底子），我忘了都给了谁，要的人多，未记。匆书并颂撰安！冰心十二、十致陈恕

　　亲爱的陈恕：

　　接到你的第二封来信，心里非常不安，你住得不安静，吃饭又用电炉，太费时费事了！我在美国留学时，也用电炉作过饭，但是不用自己花钱，而且有两个电炉，几个同学一同说说笑笑，一面做的，不着急，也不赶用。我认为你·不·要·省时晚上也不在家。北京已凉，不过阳光还好，Ｄａｄｄｙ住院，夜里有周师父看，Ｄａｄｄｙ说他很警醒，比小张强。他白天不要人，今天已开始治疗帕金森病。我们前天去看他，他还满意。大姐很好。我仍是一样，瞎忙，身体还可以。家里一切你放心吧，只顾照顾你自己，哥哥也好！

　　娘十二、十二。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我因为行动不便，不能参加这次盛大的作家代表大会，这不但失去了和许多老友重逢的机会，而且见不到许许多多年轻的文坛新星。我感到万分遗憾，这是我的无从弥补的巨大损失！

　　光年同志在会前让我读了他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的报告，这篇极其精彩而又充满了惊喜的激情的报告，把我们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全局的问题，讲得十分精辟而详尽。我自己最喜欢的是他提到“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刚刚在奔腾澎湃的生活激流中绰约闪耀”的上面，用了“它的健美的姿容”字样。这“健美”两字，我认为就是新时期新人作品的特点。四年来，我闭门不出，整天除了看书，就是看书！因此我也深深体会到光年同志所说的：“我在阅读那些堆满案头的优秀作品的时候，常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突出了一个“新”字。我自己阅读的体会是：“健、美、新”这三个字，代表了、突出了新时期新人作品的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

　　光年同志在提到巴金同志曾为自己能看到新生力量而感到光荣自豪的时候，引用了巴金同志的话说：“我感到我们现在的作家作品，已超过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看到这里曾笑着对光年同志说：“假如这些年轻作家——特别是女作家，出现在二十年代，那我就无论如何，不敢提笔作文了！”

　　真的，作为一个妇女，我特别兴奋的是：文学新人中，女作家人才辈出。真如光年同志所说的“文坛女秀，群星灿烂，群凤朝阳”。我每次打开书刊，首先阅读的就是女作家们从她们“敏锐的头脑、细致的笔触”，写出的种种文学形式的作品——特别是报告文学。我相信女作家大量涌现的潮流，还是正在开始，还在奔腾澎湃地开始！

　　最后，作为一个文坛老卒，虽然老、弱、病、残，步履迟缓，我仍决心追随新时期社会主义的文艺大军之后，把自己的文艺工作，“同实际生活的深刻变革相印证，同文学战线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凡是做对了的，就坚持下来。不对的，就坚决改正。”特别是“凡是有利于文艺界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我“一定拚命干，不利的，不干，坚决不干！”

　　不敢多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我的话就说到这里吧。预祝大会圆满成功，一定成功！

　　谢谢大家！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报》１９８５年１月３日。）致陈恕

　　亲爱的陈恕：

　　今天已是圣诞节前夜了。正好李素英给我寄来美金廿元，我就给你贺礼吧，省得你几个Ｐ的、几个Ｐ的舍不得用。家里都好，你不在家，大家都想你！老二更累了，大姐最忙，她总管一切。Ｄａｄｄｉｅ还可以，这一冬能在医院过了就好，仍是日夜有特护，我们在看视的日子轮流去看他。你自己保重，完了事早早回来！祝你一切如意！娘十二、廿四致臧克家

　　克家同志：

　　谢谢您的贺年片，我还好，文藻因胸部不太好，自十月五日起，到北京医院治疗，已两月有半，情况尚好，勿挂。敬祝新年清吉冰心十二、廿九１９８５年致陈恕

　　亲爱的陈恕：

　　你的圣诞节的信，今天新年初一就收到了，真是快的很！

　　咪咪现在就在我桌上趴着，它更胖更大了，老二不在家时多，它就差不多整天在我桌上，或旁边椅子的软垫上，它和我是“鱼肉之交”！

　　说起电话，直线有了，民院的也没有拆走，直线的在你们那边，倒是丹丹钢钢用的多，天天晚上在那边和朋友说话，有时还跟山山通话。

　　这两天作协在北京开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初一）早上就来了好几批人，热闹得很。明后天我估计还有人来。

　　Ｄａｄｄｉｅ情况还好，日夜有人看护，我们也放心，该去看的日子，都有人去。今天二舅母来电话说二舅舅腿有点肿，上医院检查没有大关系，不日可以回家。三舅舅也在医院里，已一个多月了，是肾不好，也没有太大问题。反正都老了，我还算好的。老二太爱管闲事，功课也太多，不知是怎么安排的，因此太忙，你回来就大家安顿了！

　　祝好！娘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致巴金

　　老巴：

　　得你信本想即复，因为忙于看望文藻，耽误了，不料我自己也因心绞疼进医院住了十天！现已全愈回来，勿挂。我们同住一医院（北京医院），我却瞒了文藻直到最后一天，才上楼看他。他还好，只是忙了孩子们！你说友情是最好的药物，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你一定要劳逸结合！

　　告诉小林，吴青看到了她在信尾的附言，我们都希望你们春天能来一趟。“三集”收到没有？请看２７６页谈友谊，３８１页谈生命。

　　谢谢小林的美丽贺年片！冰心一、十八《冰心著译选集》自序

　　海峡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福建作家丛书”，要出我的集子，我觉得很惭愧。近年来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的我的集子，已有好几种，编来编去就是那几篇东西，自己看着也厌烦，不用说读者们了！但是作为一个福建人，对于故乡从来没有一点贡献，若是连一本集子也不敢献出，也太说不过去，我只好应承了。

　　聊可自恕的是：这本集子与其他集子不同的，除了小说、诗、散文之外，还收集了我的一些译文。对于外国语文，我只懂一门英文，还不精通（我在大学时期，曾读过一年的法文。在美国留学时期，因要取得硕士学位，要求在本国语文之外，必须会两种外语。我就在暑期补习了两个月的法文，应付过硕士的答辩之后，便又丢开了）。但是每逢我读到优美的、用英文写的诗文时，就口译或笔译出来，让不懂英文的人，如我的母亲，让她分享一些美的享受。这些零星的译稿都一直没有收集起来。１９３０年母亲逝世以后，我病中无聊，把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先知》译了出来，正好上海“新月社”向我索稿，就把这本译诗交给他们出版了。后来我又翻译了一些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和小说，我最喜爱的是他的散文诗集《吉檀迦利》。这本诗和《先知》有异曲同工之妙，充满了画意和诗情。不过泰戈尔的情调是更天真，更欢畅，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作品，却更严肃，更富于哲理，还带些淡淡的悲凉！这两位诗人的作品，都是他们自己用英文写的，而不是经过别人从孟加拉文和阿拉伯文译成英文的，我译起来在“信”字上，就可以自己负责。我从来不敢重译！除了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之外，我还翻译了一些其他的诗文，也有是重译的，那是给我的任务。我只好从英文中重译过来，但我也尽了我的努力。

　　我们福建出过两位译述大家，严复和林纾。这两位老先生都是我祖父的朋友，严老先生还是我父亲的老师。我的翻译工作比起他们的来，真是太微不足道了！但是我们福建山川灵秀，文风不堕。八闽子弟多才俊，我希望故乡的青少年们，好好地学习本国语文，再好好地学习一两种外国语文，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译述工作担负起来，蝉联下去，代代不绝。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９日致陈祖芬①

　　祖芬同志：

　　书收到了，正在拜读，谢谢。你和祖德的来访，我就知道你是能听出弦外之音的人，我很喜欢认识你！我从不出门，很难在公共会所见到你，你如有空，请来寒舍小坐。我这里极其清静，地址和电话，记得上次已告诉你了。冰心一、十九、

　　①陈祖芬，女作家。１９４３年生，上海人。１９６４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１９７８年开始创作报告文学。主要作品有《祖国高于一切》、《共产党人》、《催人复苏的事业》。出版了《青春的证明》、《挑战与机会》等。我的祝贺

　　《儿童时代》创刊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来，它一直谨严地遵守着宋庆龄同志的的指示：“给儿童指示正确的道路，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走向光明灿烂的境地。”我祝愿《儿童时代》在已有的优异成绩上，更加满怀热情地拉起新中国两亿儿童的手，引导他们和“八十年代”同步地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意外的收获

　　《掺望》杂志（海外版）让记者张慧贤同志来，要我向海外同胞介绍去年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等四个单位，联合主办小学生作文比赛的情况，并带来几份小学生的作文。这个任务来得很突然，我刚从医院归来，身心交瘁，很难执笔，但是看了几篇得奖的小学生作文以后，我感到还有些话可以向海外同胞报告一下。

　　这征文的缘起是这样的：去年上半年，由北京市妇联、北京市教育局、北京市家庭研究会和《北京晚报》，联合主办北京市小学生《我的妈妈》专题作文比赛，不久就收到应征的小学生作文十五万六千份。去年的下半年，又主办了《我的爸爸》征文比赛，在短短一个月内，又收到应征作文二十三万份！也就是说这三十八万六千篇短文，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八十年代北京城乡的几十万个年轻的爸爸妈妈的形象和几十万个小学生的观察和判断。

　　这些征文都请了儿童教育家、儿童文学家和教师们来参加评定。奖品也分等次，有文具、玩具、糖果等，也不用去细说了。

　　从记者同志送来的几篇得奖的作文里，我感到有意外的收获。就是我国八十年代的小学生的观察是锐敏的，判断也很公正。他们对于日夕相处的爸爸妈妈，或家庭中其他成员的优点和缺点，都看得很清楚，描写得也很深刻细腻，比如方晨小同学写的《我的爸爸》，就拿他的爸爸鼓励他看电视上的动物世界节目，并且观察一切动物的习性和生长，跟他的姑妈只抓紧她的女儿要考上重点中学，不让她女儿看电视、去动物园等等做了比较。这里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读死书而不注意到四周动态和信息的孩子。

　　又比如唐敦皓小同学（他是一位乐师和一位名演员的儿子），本来因为来幼儿园接他的爸爸被同学称为爷爷而感到“很不是滋味”，而“恼怒”。后来他知道了他的父母是为了忠于他们的专业，走遍了国内国外，去演唱弹奏，而耽误了婚期，以至于自己是在爸爸五十岁、妈妈四十岁时才出生。他终于为“这样的爸爸，感到骄傲和自豪”。

　　小学生荀涛对于他的爸爸是敬重的，说他“什么都好，每天早出晚归，工作兢兢业业”，“只是烟抽得太凶了。”他描写一位因专心工作而不能戒烟的人，描写得很细，也很幽默。他最后写“‘吧嗒　嘘　吧嗒’这三部曲，几时才能在我家消失呢？”他对于爸爸的抽烟习惯是无可奈何了！

　　小学生威威，对于她的继母本来是有戒心的。后来经过了生活中的实践，她觉得她的新妈妈是和她的亲妈妈一样疼爱体贴她。她最后写“九泉之下的妈妈呀，您放心吧，您安息吧，因为我有了一位好妈妈。”

　　小学生张丽华，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因为她妈妈去领劳动报酬时，本应该是两千五百元，而会计因为算错了，多给了她三百元，她回来算来算去，觉得不对，把多算的三百元又送了回去，那个会计惭愧地说“大嫂，我一时马虎　幸亏遇到了你这么一个好心人，国家财产才没有受损失！”张丽华看到周围的人向妈妈投来赞许敬佩的眼光时，她感到有无限的自豪！

　　不必再多介绍了，我想《掺望》杂志会附载几篇小同学的作文以供海外同胞们的阅读欣赏。总之，从一些小学生所反映的他们父母的形象里，可以看出新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北京城乡出现的可喜变化和家庭生活的新气象，以及小学生们思想和写作的水平，我想海外同胞一定看了会高兴的。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８日急就童年的春节

　　我童年生活中，不光是海边山上孤单寂寞的独往独来，也有热闹得锣鼓喧天的时候，那便是从前的“新年”，现在叫做“春节”的。

　　那时我家住在烟台海军学校后面的东南山窝里，附近只有几个村落，进烟台市还要越过一座东山，算是最冷僻的一角了，但是“过年”还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

　　过年的前几天，最忙的是母亲了。她忙着打点我们过年穿的新衣鞋帽，还有一家大小半个月吃的肉，因为那里的习惯，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不宰猪卖肉的。我看见母亲系起围裙、挽上袖子，往大坛子里装上大块大块的喷香的裹满“红糟”的糟肉，还有用酱油、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还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　当母亲做这些事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不只有我们几个馋孩子，还有在旁边帮忙的厨师傅和余妈。

　　父亲呢，就为放学的孩子们准备新年的娱乐。在海军学校上学的不但有我的堂哥哥，还有表哥哥。真是“一表三千里”，什么姑表哥，舅表哥，姨表哥，至少有七八个。父亲从烟台市上买回一套吹打乐器，锣、鼓、箫、笛、二胡、月琴　弹奏起来，真是热闹得很。只是我挤不进他们的乐队里去！我只能白天放些父亲给我们买回来的鞭炮，晚上放些烟火。大的是一筒一筒的放在地上放，火树银花，璀璨得很！我最喜欢的还是一种最小、最简单的“滴滴金”。那是一条小纸捻，卷着一点火药，可以拿在手里点起来嗤嗤地响，爆出点点火星。

　　记得我们初一早起，换上新衣新鞋，先拜祖宗——我们家不供神佛——供桌上只有祖宗牌位、香、烛和祭品，这一桌酒菜就是我们新年的午餐——然后给父母亲和长辈拜年，我拿到的红纸包里的压岁钱，大多是一圆锃亮的墨西哥“站人”银元，我都请母亲替我收起。

　　最有趣的还是从各个农村来耍“花会”的了，演员们都是各个村落里冬闲的农民，节目大多是“跑旱船”，和“王大娘锔大缸”之类，演女角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搽着很厚的脂粉。鼓乐前导，后面就簇拥着许多小孩子。到我家门首，自然就围上一大群人，于是他们就穿走演唱了起来，有乐器伴奏，歌曲大都滑稽可笑，引得大家笑声不断。耍完了，我们就拿烟、酒、点心慰劳他们。这个村的花会刚走，那个村的又来了，最先来到的自然是离我们最近的金钩寨的花会！

　　我十一岁那年，回到故乡的福建福州，那里过年又热闹多了。我们大家庭里是四房同居分吃，祖父是和我们这一房在一起吃饭的。从腊月廿三日起，大家就忙着扫房，擦洗门窗和铜锡器具，准备糟和腌的鸡、鸭、鱼、肉。祖父只忙着写春联，贴在擦得锃亮的大门或旁门上。他自己在元旦这天早上，还用红纸写一条：“元旦开业，新春大吉　”以下还有什么吉利话，我就不认得也不记得了。

　　新年里，我们各人从自己的“姥姥家”得到许多好东西。

　　首先是灶糖、灶饼，那是一盒一盒的糖和点心。据说是祭灶王爷用的，糖和点心都很甜也很粘，为的是把灶王的嘴糊上，使得他上天不能汇报这家人的坏话！最好的东西，还是灯笼，福州方言，“灯”和“丁”同音，因此送灯的数目，总比孩子的数目多一些，是添丁的意思。那时我的弟弟们还小，不会和我抢，多的那一盏总是给我。这些灯：有纸的，有纱的，还有玻璃的　于是我屋墙上挂的是“走马灯”，上面的人物是“三英战吕布”，手里提的是两眼会活动的金鱼灯，另一手就拉着一盏脚下有轮子的“白兔灯”。同时我家所在的南后街，本是个灯市，这一条街上大多是灯铺。我家门口的“万兴桶石店”，平时除了卖各种红漆金边的伴嫁用的大小桶子之外，就兼卖各种的灯。那就不是孩子们举着玩的灯笼了，而是上面画着精细的花鸟人物的大玻璃灯、纱灯、料丝灯、牛角灯等等，元宵之夜，都点了起来，真是“花市灯如昼”，游人如织，欢笑满街！

　　元宵过后，一年一度的光采辉煌的日子，就完结了。当大人们让我们把许多玩够了的灯笼，放在一起烧了之后，说：

　　“从明天起，好好收收心上学去吧。”我们默默地听着，看着天井里那些灯笼的星星余烬，恋恋不舍地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寂寞之感，上床睡觉的时候，这一夜的滋味真不好过！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给故乡青年的春节贺词

　　我对故乡的青年们非常关心。福州是个沿海的城市，对外的接触相当多，所得的信息也比较快，进步也比较快。我希望故乡的青年们努力地跟国家一起同步地走向四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最痛快的两件事

　　近月来有两件事，使得在闲居中的我，一想起来，就从心里安慰和喜乐。一是中小学的老师们待遇提高了。中小学的老师是最辛勤的守护苗圃的园丁！他们日日夜夜守护调理着千千万万的幼芽，使他们都能受到“三热爱”教育的阳光和雨露，而能抵御精神污染的侵袭，使他们都得以茁壮成长，成为参天的大树，国家的栋梁。半个世纪以前，我在欧、美和日本旅行的时候，我常感到他们对于中小学老师们的待遇，如工资和居住、工作、福利的条件，都比中国好得很多。我觉得这是他们政府把重视中小学教育作为战略任务的最明显的表现。如今我们新中国的教育当局也把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种种待遇，作为国家的重要措施，这是使我极其高兴的事！二是由总理亲自提出，由人大常委通过的，定每年九月十日为尊师节这个盛典。（我们民进酝酿提议应该有个尊师节，已经有好几年了，一旦得到实现，我们的高兴是说不完的！）我不能多说什么，我只能设想，假如我现在仍是一个小学或中学的学生，我就首先努力以我的优异的学习成绩，来表示我敬爱的老师在我身上所用的苦心。再则在九月十日那天写一封信，一盆或一束自己栽培的鲜花，一件自己手制的工艺品，比如剪纸　送给我所敬爱的老师，我想我的老师一定会含笑甚至含泪接受我的诚恳的礼物的。可悲的是，我敬爱的老师，如家塾里的王老师　中学里的丁老师　大学里的管老师　如今都不在人间了！致谢宗惠、谢宗'U

　　亲爱的大小弟①：

　　得大弟二月十一日信，十分高兴。姑爹住院四个多月，已于十三日出院，情况尚好，夜间仍请人照料。我也因心绞痛，住院十三天，今已全愈，勿挂！我们都是老人，病甚至死，都是规律，能活到八十几岁，已是想不到的了。你爸爸千万不可自己大意，冷暖自己不经心，只是苦了守护的人。小弟来兰州否？这孩子真要强，大小弟感情也好，我最欣慰。小华是不是宗爱的孩子？告诉她姑奶奶常惦记她。我最高兴的是你分到房子（住址告诉我们，可直接寄信），朝阳的最好，五楼更好，安静一些。你们一定能把爸爸照顾好，这是我唯一心事。二伯父最近身体也不太好，我们常通电话。你的信，我总寄给他看。这信给爸爸看，亲你们三口！姑姑二月十六

　　哥哥姐姐们都忙得不得了，都好，尤其是二姐，她照顾①大弟是冰心的三弟谢为楫的大儿子谢宗惠；小弟是谢为楫的小儿子谢宗'U。

　　我们。《伏枥杂记》序

　　二十三年前，我曾陆续写了一些短文，题目是《拾穗小札》。那是记下一些给我留下印象的参观、访问、看戏、听歌，或书报刊物上的感人警句，和好友谈话中的三言两语。不记下来觉得可惜，因而看到就写，想起就写，结果集成了一本《拾穗小札》。这本小书的写作经过曾得到《北京晚报》编辑同志的支持和催迫。我至今还感谢他们。

　　一九八○年访日归来以后，因为赶了些积欠已久的翻译任务，不幸得了脑血栓，后来又患右腿骨折，一切社会活动都不能参加。参观、访问、看戏、听歌当然都做不到了。我是个好动的人，“闭居”对我来说，是个痛苦！每每有故乡福建来人，劝我去游武夷；烟台第二故乡来人，请我重访东山等等，我就想起《诗经》的两句：“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这种力不从心的矛盾，常常使我难过得暗自流泪。可幸的是除了行动不便之外，我的脑子还能思索，我的右手也还可以写字，同时一些现代的便利：如收音机、电视和一些书报刊物，以及朋友们的来访和信函，使我在“闭居”中仍然可以看到和听到他们的音、容、创作和海内外的一些信息，使我聊可自慰。

　　但我也常常想起曹操的两句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骥马也罢，驽马也罢，“伏枥”是一样的。近年来醒得很早，往往到下半夜就目光炯炯了。虽不“志在千里”而长夜漫漫，几十年中的往事，纷至沓来。如果都写下来，我想倒是有趣的，于是再写《伏枥杂记》。１９８５年２月１８日春节忆春联

　　中学时代，天天上学，从东北城的中剪子巷家里，走到灯市口的贝满女中，特别是春节——那时就是新年，——前后，总会看到路边的店铺和人家门口贴的新春联。店铺门口的多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至于人家呢，多半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不平凡的，就是：“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之类的了！

　　我最记得的是从南剪子巷南口到大佛寺的转折处，有一家有门洞的房子，大门两边挂着一对木板刻的对联：

　　中郎绿绮太史黄庭

　　我觉得这副对联对得十分工整。不但有四位名人文士的外号和官职，而且有这四位名人因而得名的事迹。我昨天还为弄清这几段故事，特意去查了《辞海》。“学士青莲”当然说的是唐朝的青莲居士李白了。“尚书红杏”指的是在宋朝因写了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而出名的尚书宋祁。“中郎绿绮”是汉朝蔡邕中郎有一张蕉尾琴（那时的琴也称绿绮）。

　　“太史黄庭”是指的晋朝王羲之写的《大上黄庭内景经》。

　　这所房子在三十年代中我也曾进去过。因为那时曾是任叔永和陈衡哲先生夫妇的住宅。我们到他们家做过客，房子有好几进，也很大。但这副对联是什么人写的，他们也不知道。１９８５年２月１８日致臧克家

　　克家同志：

　　近来我们都不太好，到底是老了！文藻因病住院９个月，我也于十二月因心绞痛住院半个月，现在都已回家。得来信知道您也得病两次，我劝你还是少活动、少会客，有空写点短诗文，比什么都好。祝

　　好！冰心二、廿五由春联想到联句

　　也许是上学路上看到的，也许不是，我曾看到一个很破烂的人家门口的一副对联，是：

　　一个千锤百炼人

　　不知里面住的是否一位打铁的，但这副对联，就很不俗气了！

　　我还听到一位长辈对我的父亲谈到一副对联是：

　　更无书札到公卿

　　这位长辈认为它很有一股清高旷达之气。父亲没有说什么，我当然也不敢说什么，但我却认为他若真是一个清高旷达的人，决不会把这两句话标榜在大门上的！

　　我倒是很喜欢这位前辈说的：当庚子年后，东交民巷被划为使馆区，一位在里面住的文人，在门口贴上一对春联，是：

　　望洋兴叹

　　与鬼为邻

　　这副联中不但标出洋鬼字样，也发泄了他的愤懑屈辱之气。

　　这两天我窗台上的水仙开得正好，有一枝五六朵的，甚至有八九朵的，那都是从福建来的同乡带来的——那是在作协开会期间，郭风、马宁、何为、许怀中等九位同志，其中有“万红丛中一点绿”，是我久仰初次见面的舒婷同志，她穿的是白地绿花一件毛衣，我拉她在我旁边坐下，可惜他们很忙，放下一大包的水仙花苞就走了，没有多谈。我把这些水仙，请人“挖”了，棵棵都开得很好。我一看是盛开的清香缭绕的水仙，就猛然想起一首咏水仙诗中的两句，是：

　　通词直欲托微波

　　由此又想到有咏牡丹诗中的两句，是，

　　与月同圆到十分

　　但我觉得还不如这一对：

　　万花低首避天人

　　记得我曾用这两句诗题胡藉青同志画的牡丹。我对于牡丹不太熟悉，也不知道她怎会得花王之称。不过这两句诗很好，与

　　万山无语看焦山

　　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客来了，就此打住！１９８５年２月２７日微雪之晨关于男人（之二）三我的小舅舅

　　我的小舅舅杨子玉先生，是我的外叔祖父杨颂岩老先生的儿子。外叔祖先有三个女儿，晚年得子，就给他起名叫喜哥，虽然我的三位姨母的名字并不是福、禄、寿！我们都叫他喜舅。他是我们最喜爱的小长辈。他从不腻烦小孩子，又最爱讲故事，讲得津津有味，似乎在讲故事中，自己也得到最大的快乐。

　　他在唐山路矿学校读书的时候，夏天就到烟台来度假，这时我们家就热闹起来了。他喜欢喝酒，母亲每晚必给他预备一瓶绍兴和一点下酒好菜。父亲吃饭是最快的，他还是按着几十年前海军学堂的习惯，三分钟内就把饭吃完，离桌站起了。可是喜舅还是慢慢地啜，慢慢地吃，还总是把一片笋或一朵菜花，一粒花生翻来覆去地夹着看，不立时下箸。母亲就只好坐在桌边陪他。他酒后兴致最好，这时等在桌边的我们，就哄围过来，请他讲故事。现在回想起来，他总是先从笑话或鬼怪故事讲起，最后也还是讲一些同盟会的宣传推翻清廷的故事。他假满回校，还常给我们写信，也常寄诗。我记得他有《登万里长城》一首：秦王计亦差怀柔如有道胡越可为家安用驱丁壮翻因起怨嗟而今凭吊处不复有鸣笳

　　还有一首《日夜寄内》，那是他结婚后之作，很短，以他的爱人的口气写的。楼头空怅望新月来弄人幻出刀环样

　　我在中学时代，他正做着铁路测量工作，每次都是从北京出发，因此他也常到北京来。他一离开北京，就由我负责给他寄北京的报纸，寄到江西萍乡等地。测量途中，他还常寄途中即景的诗，我只记得一两句，如

　　瘦牛伏水成奇石

　　他在北京等待任务的时间，十分注意我的学习。他还似乎有意把我培养成一个“才女”。他鼓励我学写字，给我买了许多字帖，还说要先学“颜”，以后再转学“柳”、学“赵”。

　　又给我买了许多颜料和画谱，劝我学画。他还买了很讲究的棋盘和黑白棋子，教我下围棋，说是“围棋不难下，只要能留得一个不死的口子，就输不了”。他还送我一架风琴，因此我初入贝满中学时，还交了学琴的费。但我只学了三个星期就退学了，因为我一看见练习指法的琴谱，就头痛。总之，我是个好动的、坐不住的孩子，身子里又没有音乐和艺术的细胞！和琴、棋、书、画都结不上因缘。喜舅给我买的许多诗集中，我最不喜欢《随园女弟子诗集》而我却迷上了龚定庵、黄仲则和纳兰成德。

　　二十年代初期，喜舅就回到福建的建设厅去工作了，我也入了大学，彼此都忙了起来，通信由稀疏而渐渐断绝。总之，他在我身上“耕耘”最多，而“收获”最少，我辜负了他，因为他在自己的侄子们甚至于自己的儿子身上，也没有操过这么多的心！

　　这里应该补上一段插曲。一九一一年，我们家回到福州故乡的时候，喜舅已先我们回去了。他一定参与了光复福建之役。我只觉得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是以后到我北京家里来过，在父亲书斋里长谈的那些人——仿佛都忙得很，到我家来，也很少找我们说笑。有时我从“同盟会”门口经过——我忘了是什么巷，大约离我们家不远——常见他坐在大厅上和许多人高谈阔论。他和我的父亲对当时的福建都督彭寿松都很不满，说是“换汤不换药”。我记得那时父亲闲着没事，就用民歌“耿间祭”的调子，编了好几首讽刺彭寿松的歌子。

　　喜舅来了，就和我们一同唱着玩，他说是“出出气！”这些歌子我一句也不记得了，《耿间祭》的原歌也有好几首，我倒记得一首，虽然还不全。这歌是根据《孟子》的离娄章里“齐人有一妻一妾　”的故事，这妻妾发现齐人是到耿间乞食，回来却骄傲地自诩是到富贵人家去赴宴，她们就“羞泣”地唱了起来。调子很好听，我听了就忘不了！这首是妻唱的：×××××家家插柳，时节值清明出东门好一派水秀山明

　　哎呵，对景倍伤情！

　　第二首是妾唱的，情绪就好得多！说什么“昨夜灯前，细（？）踏青鞋”。一提起《耿间祭》，又把许多我在故乡学唱闽歌的往事，涌到心上来了。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我的大学生涯

　　这是我自传的第五部分了（一、我的故乡。二、我的童年。三、我到了北京。四、我入了贝满中学。）每段都只有几千字，因为我不惯于写叙述性的文章，而且回忆时都是些零碎的细节，拼在一起又太繁琐了。但是在我的短文里，关于这一段时期的叙述是比较少的，而这一段却是我一生中最热闹、最活跃、精力最充沛的一段。

　　我从贝满中斋毕了业，就直接升入了协和女子大学。我选的是理预科，因为我一心一意想学医，对于数、理、化的功课，十分用功，成绩也好。至于中文呢，因为那时教会学校请的中文老师，多半是前清的秀才或举人，讲的都是我在家塾里或自己读过的古文，他们讲书时也不会旁征侧引，十分无趣。我入了理科，就埋头苦学，学校生活如同止水一般地静寂，只有一件事，使我永志不忘！

　　我是在夏末秋初，进了协和女子大学的校门的，这协和女大本是清朝的佟王府第，在大门前抬头就看见当时女书法家吴芝瑛女士写的“协和女子大学校”的金字蓝地花边的匾额。走进二门，忽然看见了由王府前三间大厅改成的大礼堂的长廊下，开满了长长的一大片猩红的大玫瑰花！这些玫瑰花第一次打进了我的眼帘，从此我就一辈子爱上了这我认为是艳冠群芳、又有风骨的花朵，又似乎是她揭开了我生命中最绚烂的一页。

　　理科的功课是严紧的，新的同学们更是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数比我大好几岁。除了从贝满女中升上来的同学以外，我又结识了许多同学。那时我弟弟们也都上学了。在大学我仍是走读，每天晚餐后，和弟弟们在饭桌旁各据一方，一面自己温课，一面帮助他们学习，看到他们困倦了时，就立起来同他们做些游戏。早起我自己一面梳头的时候，一面还督促他们“背书”。现在回忆起来，在这些最单调的日子里，我只记得在此期间有一次的大风沙，那时北京本有“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谚语，春天风多风大，不必说了，而街道又完全是黄土铺的，每天放学回来总得先洗脸，洗脖子。我记得这一天下午，我们正在试验室里，由一位美国女教师带领着，解剖死猫，忽然狂风大作，尘沙蔽天，电灯也不亮了，连注射过红药水的猫的神经，都看不出来。教师只得皱眉说：

　　“先把死猫盖上布，收在橱子里吧，明天晴了再说。”这时住校的同学都跑回到自己屋里去了。我包上很厚的头巾，在扑面的尘沙中抱肩低头、昏天黑地的走回家里，看见家里廊上窗台上的沙土，至少有两寸厚！

　　其实这种大风沙的日子，在当时的北京并不罕见，只因后来我的学校生活，忽然热闹而烦忙了起来，也就记不得天气的变迁了！

　　在理预科学习的紧张而严肃的日子，只过了大半年，到了第二年——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来了，我虽然是个班次很低的“大学生”，也一下子被卷进了这兴奋而伟大的运动。关于这一段我写过不少，在此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就是我因为参加运动又开始写些东西，耽误了许许多多理科实验的功课，幸而理科老师们还能体谅我，我敷敷衍衍地读完了两年理科，就转入文科，还升了一班！

　　改入文科以后，功课就轻松多了！就是这一年——一九二○年，协和女子大学，同通州的潞河大学和北京的协和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校长是司徒雷登。我们协和女子大学就改称“燕大女校”。有的功课是在男校上课，如“哲学”、“教育学”等，有的是在女校上的，如“社会学”、“心理学”等。

　　在男校上课时，我们就都到男校所在地的盔甲厂去。当时男女合校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因此我们都很拘谨，在到男校上课以前，都注意把头上戴的玫瑰花蕊摘下。在上课前后，也轻易不同男同学交谈。他们似乎也很腼腆。一般上课时我们都安静地坐在第一排，但当坐在我们后面的男同学，把脚放在我们椅子下面的横杠上，簌簌抖动的时候，我们就使劲地把椅子往前一拉，他们的脚就忽然砰的一声砸到地上。我们自然没有回头，但都忍住笑，也不知道他们伸出舌头笑了没有？

　　但是我们几个在全校的学生会里有职务的人，都不免常和男生接触，如校刊编辑部、班会等。我们常常开会，那时女校还有“监护人”制度，无论是白天或晚上，几个人或几十个人，我们的会场座后，总会有一位老师，多半是女教师，她自己拿着一本书在静静地看。这一切，连老师带学生都觉得又无聊，又可笑！

　　我是不怕男孩子的！自小同表哥哥、堂哥哥们同在惯了，每次吵嘴打架都是我得了“最后胜利”，回到家里，往往有我弟弟们的同学十几个男孩子围着我转。只是我的女同学们都很谦退，我也不敢“冒尖”，但是后来熟了以后，男同学们当面都说我“利害”，说这些话的，就是许地山、瞿世英（菊农）、熊佛西这些人，他们同我后来也成了好朋友。

　　这时我在燕大女校“学生自治会”里，任务也多得很！自治会里有许多委员会——甚至有伙食委员会！因为我没有住校，自然不会叫我参加，但是其他的委员会，我就都被派上了！那时我们最热心的就是做社会福利工作，而每兴办一项福利工作，都得“自治会”自己筹款。最方便而容易的，就是演戏卖票！我记得我们演过许多“莎士比亚”的戏，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那时我们英文班里正读着“莎士比亚”，美国女老师们都十分热心地帮助我们排练，设计服装、道具等等，我们演得也很认真卖力，记得有一次鲁迅先生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看过我们的戏——忘了是哪一出——鲁迅先生写过文章说爱罗先珂先生说我们演的比当时北京大学的某一出戏好得多。因此他和北大同学还引起了一番争论，北大同学说爱罗先珂先生是个盲人，怎能“看”出戏的好坏？我和鲁迅先生只谈过一次话，还是很短的，因为我负责请名人演讲，我记得请过鲁迅先生、胡适先生，还有吴贻芳先生　我主持演讲会，向听众同学介绍了主讲人以后，就只坐在讲台上听讲了——我和鲁迅先生的接触，就这么一次，我也不知道鲁迅先生是从哪一位同学手里买到戏票的。

　　这次演剧筹款似乎是我们要为学校附近佟府夹道的不识字的妇女们，义务开办一个“注音字母”学习班。自治会派我去当校长。我自己就没有学过注音字母，但是被委为校长，就意味着把找“校舍”——其实就是租用街道上一间空屋——招生、请老师——也就是请一个会教注音字母的同学——都由我包办下来。这一切，居然都很顺利。开学那一天，我去“训话”，看到讲台前坐的都是中年妇女，只前排右首坐着一个十分聪明俊俏的姑娘。听课后我过去和她搭话，她说：“我叫佟志云，十八岁，我识得字，只不过也想学学注音字母。”

　　我想她可能是佟王后裔。她问我：“校长，您多大年纪了？”我笑着说“反正比你大几岁！”

　　这时燕大女校已经和美国威尔斯利（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Ｃｏｌｌｅｇｅ）女子大学结成“姐妹学校”。我们女校里有好几位教师，都是威校的毕业生。忘了是哪一年，总在二十年代初期吧，威校的女校长来到我们校里访问，住了几天，受到盛大的欢迎。有一天她——我忘了她的名字——忽然提出要看看古老北京的婚礼仪式，女校主任就让学生们表演一次，给她开开眼。这事自然又落到我们自治会委员身上，除了不坐轿子以外，其他服装如凤冠霞帔、靴子、马褂之类，也都很容易地借来了，只是在演员的分配上，谁都不肯当新娘。我又是主管这个任务的人，我就急了，我说“这又不是真的，只是逢场做戏而已。你们都不当，我也不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就当了！”于是我扮演了新娘。凌淑浩——凌叔华的妹妹，当了新郎。送新太太是陈克俊和谢兰蕙。扮演公公婆婆的是一位张大姐和一位李大姐，都是高班的学生，至今我还记得她们的面庞。她们以后在演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的童话剧《青鸟》中，还是当了我的爷爷和奶奶，可是她们的名字，我苦忆了半天也想不起来！

　　那夜在女校教职员宿舍院里，大大热闹了一阵，又放鞭炮，又奏鼓乐。我们磕了不少的头！演到坐床撒帐的时候，我和淑浩在帐子里面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急得克俊和兰蕙直捂着我们的嘴！

　　我演的这些戏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青鸟》，剧本是我从英文译的，演员也是我挑的，还到培元女子小学，请了几个小学生，都是我在西山夏令会里认识的小朋友。我在《关于女人》那本书内写的“我的同学”里，就写了和陈克俊在“光明宫”对话的那一段。这出剧里还有一只小狗，我就把我家养的北京长毛狗“狮子”也带上台了。我的小弟弟冰季，还怕我们会把“狮子”用绳子拴起，他就亲自跟来，抱着它悄悄地在后台坐着，等到它被放到台上，看见了我，它就高兴得围着我又蹦又跳，引得台下一片笑声。

　　总之，我的大学生涯是够忙碌热闹的，但我却没有因此而耽误了学习和写作。我的老师们对我都很好，尤其是我的英文老师鲍贵思（ＧｒａｃｅＢｏｇｎｔｏｎ）在我毕业的那一年春季，她就对我说威尔斯利女大已决定给我两年的奖学金——就是每年八百美金的学、宿、膳费，让我读硕士学位——她自己就是威尔斯利的毕业生，她的母亲和她的几个妹妹也都是毕业于威校，可算是威校世家了——她对于母校感情很深，盛赞校园之美、校风之好，问我想不想去，我当然愿意。但我想一去两年，不知这两年之中，我的体弱多病的母亲，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我对家里什么人都没有讲过我的忧虑，只悄悄地问过我们最熟悉的医生孙彦科大夫，他是我小舅舅杨子玉先生的挚友，小舅舅介绍他来给母亲看过病。后来因为孙大夫每次到别处出诊路过我家，也必进来探望，我们熟极了。他称我父亲为“三哥”，母亲为“三嫂”，有时只有我们孩子们在家，他也坐下和我们说笑。我问他我母亲身体不好、我能否离家两年之久？他笑了说“当然可以，你母亲的身体不算太坏，凡事有我负责”。同时鲍女士还给我父亲写了信，问他让不让我去？父亲很客气地回了她一封信，说只要她认为我不会辜负她母校的栽培，他是同意我去美国的。这一切当时我还不好意思向同学们公开，依旧忙我的课外社会福利工作。

　　那几年也是家庭中多事之秋，记得就是在我上中学的末一年（？），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逝世了。他是我母亲唯一的亲哥哥。兄妹二人感情极好。我父亲被召到北京来时，母亲也请舅舅来京教我的三个弟弟，作为家庭教师。不过舅舅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住在离中剪子巷不远的铁狮子胡同。

　　忽然有一天早晨，舅家的白妈，气急败坏地来对我母亲说，从昨天下午起舅舅肚子痛得利害，呕吐了一夜，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我想这病可能是急性盲肠炎。——那时父亲正不在家，他回到福州，去庆祝祖父的八十大寿了。——等母亲和我们赶到时，舅舅已经断气了。这事故真像晴天霹雳一般，我们都哭得泪干声咽！母亲还能勉强镇定地办着后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死人入殓！我的大弟弟为涵，还悄悄地对我说“装舅舅的那个大匣子，靠头那一边，最好开一个窟窿，省得他在那里头出不了气。”我哭得更伤心了，我说“他要是还能喘气，就不用装进棺材里去了！”

　　记得父亲回福州的时候，我还写了几首祝贺祖父大寿的诗，请他带回去，现在只记得一首：恰值太公八秩年自笑菲才惭咏絮也裁诗句谱新篇

　　反正都是歪诗，写出来以助一笑。

　　等到父亲从福州回来，舅母和表弟妹们已搬进我家的三间西厢房，从前舅舅教弟弟们读书的屋子里。从此弟弟也都进入了小学校。

　　此后，大约是我在大学的时期，福州家里忽然来了一封电报说是祖父逝世了，这对我们又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我父亲星夜奔丧，我忽然记起在一九一二年我离开故乡的时候，祖父曾悄悄地将他写的几副自挽联句，交给我收着，说“谁也不让看，将来有用时，再拿出来”。我真的就严密地收起，连父母亲都不知道。这时我才拿出来交给父亲带回，这挽联有好几对。有一联大意是说他死后不要僧道唪经，因为他不信神道，而且相信自己生平也没有造过什么冤孽，怎么写的我不记得了。有一联我却记得很清楚，是：

　　无官一身轻，无官无累更无债累，轻，轻，轻。

　　父亲办完丧事，回来和我们说：祖父真可算是“无疾而终”。那一天是清明，他还带着伯叔父和堂兄们步行到城外去扫墓，但当他向坟台上捧献祭品时，双手忽然颤抖起来，二伯父赶紧上前接过去。跪拜行礼时也还镇定自如，回来也坚持不坐轿子，说是走动着好。回到家后，他说似乎觉得累了一点，要安静躺一会子，他自己上了床，脸向里躺下，叫大家都出去。过不了一会，伯父们悄悄进去看时祖父已经没有呼吸了，脸上还带着安静的微笑！我记得他的终年是八十六岁。

　　这时已是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该忙我的毕业论文了。文科里的中国文学老师是周作人先生。他给我们讲现代文学，有时还讲到我的小诗和散文，我也只低头听着，课外他也从来没有同我谈过话。这时因为必需写毕业论文，我想自己对元代戏曲很不熟悉，正好趁着写论文机会，读些戏曲和参考书。

　　我把论文题目《元代的戏曲》和文章大纲，拿去给周先生审阅。他一字没改就退回给我，说“你就写吧”。于是在同班们几乎都已交出论文之后，我才匆匆忙忙地把毕业论文交了上去。

　　就在这时我的吐血的病又发作了。我母亲也有这个病，每当身体累了或是心绪不好，她就会吐血。我这次的病不消说，是我即将离家的留恋之情的表现。老师们和父母都十分着急，带我到协和医院去检查。结果从透视和其他方面，都找不出有肺病的症状。医生断定是肺气枝涨大，不算什么大病症。那时我的考上协和医学院的同学们和林巧稚大夫——她也还是学生，都半开玩笑地和我说：“这是天才病！不要胡思乱想，心绪稳定下来就好。”

　　于是我一面预备行装，一面结束学业。在毕业典礼台上，我除了得到一张学士文凭之外，还意外地得到了一把荣誉奖的金钥匙。

　　这一年的八月三日，我离开北京到上海准备去美。临行以前，我的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再三要求我常给他们写信，我答应了。这就是我写那本《寄小读者》的“灵感”！

　　八月十七日，美国邮船杰克逊总统号就把带着满腔离愁的我，从“可爱的海棠叶形的祖国”载走了！我写过一首诗：横海飘游，月明风紧，不敢停留——在她频频回顾的飞翔里

　　总带着乡愁！

　　我在国内的大学生涯，从此结束。在我的短文里，写得最少的，就是这一段，而在我的回忆中，最惬意的也就是这一段，提起笔来，就说个没完了！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８日我为什么翻译《先知》和《吉檀迦利》我只懂一门外文——英文，还不精通。因此轻易不敢作翻译工作，尤其译诗。我虽然也译过一两本国王和总统的诗，那都是“上头”给我的任务，我只好努力而为。至于我自喜爱，而又极愿和读者共同享受，而翻译出来的书，只有两本，那就是《先知》和《吉檀迦利》！

　　一九三○年母亲逝世之后，我病了一场，病榻无聊，把从前爱读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写的散文诗《先知》重读一遍，纪伯伦从小饱经忧患，到处飘流，最后在美国定居，他用亚剌伯文写了许多作品，都已被译成十八种各国文字。以后他又用英文写了许多作品，而这本《先知》是被世界的读者们称之为他的代表作的。

　　我那时觉得有喷溢的欲望，愿意让不会读原文的读者，也能享受我读这本书时的欣悦、景仰和伤感。

　　《先知》的好处，是作者以纯洁美丽的诗的语言，说出了境界高超、眼光远大的、既深奥又平凡的处世为人的道理。译来觉得又容易又顺利，又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落下了眼泪。

　　一九五五年，我又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献诗”——《吉檀迦利》。大异于纪伯伦的身世，泰戈尔是诞生于“歌鸟之巢”的“王子”，从他欢乐的心境中，他热爱了周围的一切。

　　他用使人目眩心摇的绚烂美丽的诗的语言，来歌唱他所热爱的大自然和人类。为了要尽情传达出作者这“歌鸟”般的飞跃鸣啭的心情，使译者在中国的诗歌词汇的丛林中，奔走了好长的道路！

　　我从来不敢重译，但是这两位诗人的这两本书，都是诗人自己用英文写的。我知道我的译文，只能汲取了大海中的一滴，但只此一滴，我也愿贡献给不会读原文的读者们，来分享我译诗时的“辛苦”和享受。“由岑散文”序

　　大概是一九七九年以前的一天，赵朴初同志带了一位聪明俊俏的小姑娘来看我。说她是他好友的女儿，名叫由岑，很喜欢写作。朴初同志从来没有给我介绍过年轻朋友，我想这位年轻人一定才具不凡，但那一天我们的对话并不多，我和赵朴初同志谈天，她只在一旁很腼腆地听着。一九七九年以后，她担任了《儿童文学》的编辑，常同编辑部里的同志来看我，我发现她说话很有见地。大概是一两年以前吧，她忽然抱了一大信函的她在许多刊物上发表过长长短短的文章来，要我给这个散文集作序。我看了此文章，才知道她是生于我曾住过两年的山明水秀、四季如春的云南昆明，而且出生于书香家庭，人杰地灵，这就使得她笔下出来的东西，思想高尚而健康，文字清新而绚丽，她写了山水，如华山、黄河　她写了人物如刘胡兰、王立山、小菲菲等，还有我和她共同敬佩的赵朴初诗人，都能饱满地写出她自己心中亲切的感受。

　　写吧，多写吧！你年华正茂，文思正涌，就以你这般健康快乐的情绪来写我们国家大好的现在和未来吧。我这些年来，足不出户、力不从心，有时不免也有些阴郁和消沉，青春是多么应该珍惜的东西！“花开堪折直须折”，希望你在未来的岁月中，再好好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再写些比现在写的更凝炼、炉火更青的散文来！从联句又想到集句

　　记得几年前在柳无非同志家里，看到柳亚子老先生写的一副集龚的对联，是：

　　四厢花影怒于潮

　　猛忆起我在中学时代，也有一阵子沉迷于集龚，龚定庵先生学问渊博，他的文章有许多是我看不懂的，但是他的诗词，我还可以领会一二。最妙的是，光是他的《己亥杂诗》，已有三百十五首，那就是有了一千二百六十句七言句，再加上其他诗词，数目就更多。这就如同我手边有好几百块五色缤纷大大小小的积木，可以堆成小巧玲珑的亭台，也可以搭成七宝庄严的楼阁！当时随手记下的都已不存了！现在想起来，还有几首不忘的。比如对联：

　　更何方法遣今生

　　又如：

　　烈士暮年宜学道

　　才人老去例选禅

　　集的诗有：“偶赋凌云偶倦飞，一灯慧命续如丝。百年心绪归平淡，暮气颓唐不自知”。“风云材略已消磨，其奈尊前百感何。吟到恩仇心事涌，侧身天地我蹉跎”。“光影犹存急网罗，江湖侠骨恐无多。夕阳忽下中原去，红豆年年掷逝波。”

　　“不容水部赋清愁，大宙南东久寂寥。且莫空山听雨去，四厢花影怒于潮。”也有些艳句，如：“三生花草梦苏州，红似相思绿似愁。今日不挥闲涕泪，一身孤注掷温柔。”

　　这些感慨和情绪，都不是我当时心中脑中所有的！只为集起来，读来顺口，看来顺理，也不管它走韵不走韵，随时写好便寄去给我的“小长辈”看，如我的“小”舅舅杨子玉先生，我的“老”表兄刘放园先生，他们只比我大十七八岁，以博一笑。但是其中有一联句就觉得还朴素平稳，也合乎我当时的心境，于是在一九二四年从美国的沙穰疗养院寄回中国给刘放园表兄，请他写成一副对联，我好悬挂，那就是：

　　胸中海岳梦中飞

　　不料他却请梁任公先生代笔！那时我还不认识梁先生。

　　这副对联，我一直挂在我的案头或床头，从北京到重庆到日本又回到北京！幸而这次回来，这副对联却一直压在一只大书箱的底下，居然因此逃过十年浩劫！我案头、墙上的郭沫若、茅盾、老舍以及其他朋友的字，那时却都被整掉了。

　　如今这一副对联，依旧挂在我的小客厅墙上，朋友们来看了，都很欣赏。不容易呵，那是六十年前的“乙丑”写的，今年又是“乙丑”！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２日晨致葛翠琳

　　翠琳：

　　你寄我的香港山边社的三本书已收到了，《美的形容》和《冰心》两本。我又躺了三个星期，因不慎摔了一交。小妹比我还忙，收条我自己写了。匆上。冰心四、三霞

　　四十年代初期，我在重庆郊外歌乐山闲居的时候，曾看到英文《读者文摘》上，有个很使我惊心的句子，是：

　　ＭａｙｔｈｅｒｅｂｅｅｎｏｕｇｈｃｌｏｕｄｓｉｎｙｏｕｒｌｉｆｅｔｏｍａｋｅａｂｅａｕBｔｉｆｕｌｓｕｎｓｅｔ。

　　我在一篇短文里曾把它译成：“愿你的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

　　其实，这个ｓｕｎｓｅｔ应当译成“落照”或“落霞”。

　　霞，是我的老朋友了！我童年在海边、在山上，她是我的最熟悉最美丽的小伙伴。她每早每晚都在光明中和我说：

　　“早上好”或“明天见”。但我直到几十年以后，才体会到：云彩更多，霞光才愈美丽。从云翳中外露的霞光，才是璀璨多彩的。

　　生命中不是只有快乐，也不是只有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互相衬托的。

　　快乐是一抹微云，痛苦是压城的乌云，这不同的云彩，在你生命的天边重叠着，在“夕阳无限好”的时候，就给你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

　　一个生命到了“只是近黄昏”的时节，落霞也许会使人留恋，惆怅。但人类的生命是永不止息的。地球不停地绕着太阳自转。

　　东方不亮西方亮，我窗前的晚霞，正向美国东岸的慰冰湖上走去　

　　９月初版。）致宫玺

　　宫玺同志：

　　知“四集”又将付印，真是太难为你了！《张天翼文集》二本收到（他已作古，家里人没让我知道），我从报上看见的。

　　他久病又不能说话，我认为这样倒也痛快！我也是行动不便，动辄出事，老了真没意思！“好汉不提当年勇”。祝好。冰心五、四

　　写给民进女会友、女老师的一封信亲爱的民进女会友，中小学的老师们：

　　我因为行动不便，已有四年没有参加民进的各种集会了，但是就没有一天不想到你们！中小学的教师同志们，你们是我们中国二亿幼苗的园丁，你们是三个面向——面向四个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最关键、最重要的支持和促进的人！

　　我听说现在有几个机关共同主办的“我的老师”的征文，几天之内，就收到几万篇小学生的文章。我就更知道老师的一句话比做父母的十句话还灵。今天就要向你们请求一件事，就是要求你们：要中小学的孩子们，切切实实地做一个“文明的北京人”或“文明的中国人”！

　　这几天正是春游时节。我自己已是出不去了，但我知道有许许多多中小学的学生，正在兴高采烈地到郊外名胜之地去春游。我愿意他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之下，个个都有文明习惯，不随地吐痰，不随地抛掷糖纸、果核或其它东西。

　　我永远也忘不了，早在一九三六年，我到欧洲旅游的时候，一位德国朋友在星期天带我们到柏林郊外一处树林里去野餐，那片树林一望无际。那天总有好几千个家庭或团体，在草地上铺上布，一群人饮、食、笑、乐，十分热闹。我的德国朋友对我说，每星期天几乎都有十万人在此野餐，但野餐过了，十万人散了，草地上却是干干净净，连一块纸片都没有！我从心底佩服德国人的文明习惯！

　　在国内呢，越是名胜之地，游人越多的地方，就越是肮脏杂乱。解放后是好多了。但昨天，我的女儿和她的同事们去香山鹫峰，也算是春游吧。回来就问她，鹫峰游人多不多？

　　干净吗？她摇头说不干净，糖纸、果核不用说了，还有些打碎的啤酒瓶、塑料杯子等等，扔得到处都是！扔这些东西的人，大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少年，临走还在山壁上留下大名“×××到此一游”！

　　在现在政府大讲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时候，我觉得污染环境比随地吐痰更应当重重处罚！

　　我在《三寄小读者·通讯二》中曾给小朋友们写过讲这番道理的信。我请求民进的女老师们把这篇通讯作为课外读物给学生们重看一遍，好吗？顺请教安

　　你们热情的会友冰心１９８５年５月５日关于男人（之三）

　　四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我这一辈子，从国内的私塾起、到国外的大学研究院，教过我的男、女、中、西教师，总有上百位！但是最使我尊敬爱戴的就是管叶羽老师。

　　管老师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教数、理、化的老师，（一九二四年起，他又当了我的母校贝满女子中学的第一位中国人校长，可是那时我已经升入燕京大学了。）一九一八年，我从贝满女中毕业，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的理预科，我的主要功课，都是管老师教的。

　　回顾我做学生的二十八年中，我所接触过的老师，不论是教过我或是没教过我的，若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服务”以及“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严格标准来衡量我的老师的话，我看只有管叶羽老师是当之无愧的！

　　我记得我入大学预科，第一天上化学课，我们都坐定了，（我总要坐在第一排）管老师从从容容地走进课室来，一件整洁的浅蓝布长褂，仪容是那样严肃而又慈祥，我立刻感到他既是一位严师，又像一位慈父！

　　在我上他的课的两年中，他的衣履一贯地是那样整洁而朴素，他的仪容是一贯地严肃而慈祥。他对学生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对于自己的教课准备，也极其认真。因为我们一到课室，就看到今天该做的试验的材料和仪器，都早已整整齐齐地摆在试验桌上。我们有时特意在上课铃响以前，跑到教室去，就看见管老师自己在课室里忙碌着。

　　管老师给我们上课，永远是启发式的，他总让我们预先读一遍下一堂该学的课，每人记下自己不懂的问题来，一上课就提出大家讨论，再请老师讲解，然后再做试验。课后管老师总要我们整理好仪器，洗好试管，擦好桌椅，关好门窗，把一切弄得整整齐齐地，才离开教室。

　　理预科同学中从贝满女子中学升上来的似乎只有我一个，其他的同学都是从华北各地的教会女子中学来的，她们大概从高中毕业后都教过几年书，我在她们中间，显得特别的小（那年我还不满十八岁），也似乎比她们“淘气”，但我总是用心听讲，一字不漏地写笔记，回答问题也很少差错，做试验也从不拖泥带水，管老师对我的印象似乎不错。

　　我记得有一次做化学试验，有一位同学不知怎么把一个当中插着一根玻璃管的橡皮塞子，捅进了试管，捅得很深，玻璃管拔出来了，橡皮塞子却没有跟着拔出，于是大家都走过来帮着想法。有人主张用钩子去钩，但是又不能把钩子伸进这橡皮塞子的小圆孔里去。管老师也走过来看了半天　我想了一想，忽然跑了出去，从扫院子的大竹扫帚上拗了一段比试管口略短一些的竹枝，中间拴了一段麻绳，然后把竹枝和麻绳都直着穿进橡皮塞子孔里，一拉麻绳，那根竹枝自然而然地就横在皮塞子下面。我同那位同学，一个人握住试管，一个人使劲拉那根麻绳，一下子就把橡皮塞子拉出来了。我十分高兴地叫：“管老师——出来了！”这时同学们都愕然地望着管老师，又瞪着我，轻轻地说：“你怎么能说管老师出来了！”我才醒悟过来，不好意思地回头看着站在我身后的管老师，他老人家依然是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而且满脸是笑！我的失言，并没有受到斥责！

　　一九二四年，他当了贝满女中的校长，那时我已经出国留学了。一九二六年，我回燕大教书，从升入燕大的贝满同学口中，听到的管校长以校为家，关怀学生，胜过自己的子女的嘉言懿行，真是洋洋盈耳，他是我们同学大家的榜样！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了，那时我想去看看战后的日本，却又不想多呆。我就把儿子吴宗生（现名吴平）、大女儿吴宗远（现名吴冰）带回北京上学，寄居在我大弟妇家里。我把宗生送进灯市口育英中学，（那是我弟弟们的母校）把十一岁的大女儿宗远送到我的母校贝满中学，当我带她去报名的时候，特别去看了管校长，他高兴得紧紧握住我的手——这是我们第一次握手！他老人家是显老了，三四十年的久别，敌后办学的辛苦和委屈，都刻画在他的面庞和双鬓上！还没容我开口，他就高兴地说“你回来了！这是你的女儿吧？她也想进贝满？”又没等我回答，他抚着宗远的肩膀说“你妈妈可是个好学生，成绩还都在图书馆里，你要认真向她学习。”哽塞在我喉头的对管老师感恩戴德的千言万语，我也忘记了到底说出了几句，至今还闪烁在我眼前的，却是我落在我女儿发上的几滴晶莹的眼泪。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晨（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１９８５年第５期。）介绍《今夜月色好》

　　《文艺报》来信，问我现在正在读什么书？我现在行动不便，从不出门，整天除了看书，还是看书。每天邮差来时，我都会收到好些刊物：文艺刊物，妇女刊物，儿童刊物　拆得我手腕酸疼，看得我眼花缭乱！但是，实话说，能引我重读一遍的文章并不多。

　　只是前天看了《人民文学》今年第五期彭荆风同志的《今夜月色好》却使我喜欢，兴奋。我刚看到胡耀邦同志讲的话，说我们的文艺应当振奋人民的爱国精神，我愿我的朋友都去找来读一遍。讲的是一位道班房的班长和他的新婚不久的妻子，住在终年云雾深锁的一座大山里，过着甜蜜的生活。

　　但这大山里不只有他们两个。还有道班房的小伙子们，有战士，有参谋　主人公却是那位新娘，山中唯一的女性。这些人在一起，真是互助相亲，那里的生活用部队的话说，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故事里有大风雨，有严重的塌方，有隆隆的炮车，有炮战的阵地。在炮火纷飞之中，我们的主人公眼里看到的是：“一切都在闪闪发光”的帐篷、大炮、战士的钢盔，以及炮战后她的倒塌的道班房子　一切都显得“清爽”而“明净”、“她觉得今夜月色真好！”

　　我不认识这位作者。遗憾的是卷头“编者的话”里，也没有提到这篇小说。致海外朋友和同胞

　　我刚刚写了上面的几个字，我的回忆和爱感，就像一阵从平静的海面卷来的潮水，碰到海滩上大大小小的“往事”的礁石，忽然喷涌起灿烂的很高的浪花！

　　我这一生中，在海外的许多国家学习过、居住过、访问过　这世界上，几乎到处都有我魂牵梦萦的人物和山水，每一想起，就像有一张张亲切美丽的画片，移过我的眼前，我想写的真有千言万语！但这封信不是写给某一个人的，叫我从哪里下笔呢？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我的近况。我比从前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身体上是老一些了，而心理上却是年轻了许多，生活上也安乐了许多。我的国家，近几年来真是“政通人和”。

　　我对我们的领导人都很佩服满意。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很像个“公仆”，而不像个“长官”。在他们的领导下，十亿人民共同努力，占人民总数十分之八的农民富裕起来了，我们知识分子，妇女和儿童被重视起来了，我们广大国土上的能源被开发出来了，等等，当然，比起发达的国家，我们的生活水平还有一段差距，但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大家是这样地乐观而振奋！

　　说到我自己，一九八○年自日本访问归来以后，不久就患了脑血栓，以后又患右腿骨折，从此就足不出户。最使我难过的是错过了许多次出国访问、和你们重逢的机会！但我的海外的朋友和同胞每次来到北京，都必带纪念品来看我。这使我感动得直流泪。但也因为常常会客，而受到医生的警告！

　　我仍希望我的海外朋友和同胞常到中国来看看，不是看我，而是看中国近年来的变化，以及我们生活和劳动的情况，有什么应该改进的地方，请你们不客气地指出。我希望我们大家有更频繁的来往，更深刻的了解，更深厚的同情。因为促进人类进步，维持世界和平，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我们不是常谈到这个题目么？

　　最后，请允许我利用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个小小的篇幅，来祝愿我的海外朋友和同胞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你们热诚的朋友冰心梁实秋《忆故知》序

　　梁实秋先生的散文集《雅舍怀旧——忆故知》，将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请我作序。我先看了这本集子的目录，真是感慨无尽！

　　实秋是我的老伴吴文藻的同班，我们是相识几十年的老友了。一九二三年我们乘同一条远洋轮船到美国留学，乘客几乎都是中国学生，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就有一百多人，我们燕京大学去的就有许地山、陶玲和我，还有一位姓李的男同学，名字我忘记了。此外还有些自费出国的。船在太平洋上走了两个星期，我们大都互相认识了。我记得我们燕大的许地山和清华学校的梁实秋等几个爱好文学的人，办了一个墙报，名叫《海啸》。我也在上面写了几首短诗。

　　我到了美国，就进波士顿附近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研究院。过了一年吧，梁实秋也到了波士顿的哈佛大学。波士顿是美国文化中心，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名牌大学，都有不少的中国男女留学生，我们常在一块聚会。回国以后，我一直在燕京大学教学，实秋却在山东青岛，不过我们还不时通信。但有一件事，我记得很真，就是一九二九年的秋天，实秋同闻一多来到我同吴文藻结婚后的燕大燕南园的新居，他们在楼上楼下走了一遍，在客厅里坐着喝茶，忽然两人同时站起，笑着说：“我们出去一会儿就来。”说着他们就走了，我们以为他们是去看在燕大的其他朋友，并没有在意。不料不久他们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包香烟，笑说“你们这里什么都好，就缺少一件待客最好的东西。”说着他们就打开包，每人用打火机点燃了一支，一面把那包烟甩在茶几上，笑说“给你们留下一个备忘录，以后千万不要忘了拿烟待客！”虽然我和文藻都不吸烟，但从此不缺待客的香烟。

　　抗战以后，我们都到了重庆，但我们住在歌乐山，他住在北碚，虽然也有往来，但不常在一起。抗战胜利后，我们先去了日本，又回到大陆。实秋却到了台湾，隔海相望，四十年了，没有通过消息！这次从他的《忆冰心》这篇散文里知道他以为我们死了，还写过追悼文章！我感激故人对我们的眷恋，我没有去过台湾，无从想象台湾的生活情况，但北京的情况呢，纸上真是说不完，我希望实秋回来看看，看看我们两人的实际生活，看看他自己的儿女和我们的儿女工作和生活的精神面貌。北京是大变样了，但他爱吃的东西，依然可以吃到，他玩过的或没玩的地方都是更美好了。总之，百闻不如一见，眼见为实，我们都是八十以上的人了，回来畅谈畅游一下，如何，我们和你的儿女们都在等你！致王安忆①

　　安忆同志：

　　你的信我早收到了，因为到医院检查，耽误了。你让我作序，我感到荣幸。只是你出了五本书，我只有一本，还有你提到的几篇小说，大概我都没看过，能否寄来我看？《小鲍庄》是在《中国作家》上，我已看过！（你寄的仍未到）还有，我的住址你写的是我的旧居，新址在信封上。请问你妈妈好。冰心六月十九日

　　①王安忆，女作家。１９５４年生于南京，祖籍福建同安。１９５５年随母亲茹志鹃迁上海。曾任《儿童时代》杂志编辑，现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长篇小说《黄河故道人》等。《陈伯吹传》序

　　我和陈伯吹先生相识，大概总在五十年代以后了。我记得在一九五二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以后，每次有关于儿童文学的聚会或座谈会，我总可以见到他。那时他似乎住在北京，也常到我家里来，后来他就迁居上海，不过每次来京，必有电话问讯。他是一位恂恂长者，虚怀若谷，他写过、译过许多作品，都是关于小孩子的，用的都是儿童都能理解接受的文学语言，浅显、细腻、活泼，足见他是深入到过孩子群中，在这点上我自叹弗如！

　　因为每次相见，总是在会场席上，没有深谈，这次读了苏叔迁同志撰写的这本《陈伯吹传》底稿，才知道他在那么一条坎坷不平的生命路上，还那么努力深入八十年代的少年儿童的生活，用文学形式来培育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在此，我向他献上羡慕和敬礼！

　　冰心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３日社１９８７年４月初版。）致李小林①

　　最亲爱的小林：

　　真是说不尽多么想你和你爸爸及一家人，人老了什么病都有，也不容易治。校样改好寄上，《收获》校对还真不错！

　　北京就不行，你看《中国作家》错的真不成话，爸书已理完了，真该好好休息，不要再折腾了。我只吩咐卓如等人，我死后，凡是有上下款的书和人送我的字画和小孩的信（总有几千封），都交巴金资料馆！其余的孩子们挑剩的，交民进图书馆，我的英文书十年动乱中早收民院图书馆。不写了，以后如再有自传还是给你们。

　　二姐忙的起劲着呢，青春多么可贵，大姐广东招生去了，十天可回。亲亲你姑姑七、一

　　①李小林，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儿，现为《收获》杂志副主编。致宫玺

　　宫玺同志：

　　信悉。（蒋光慈书收入，谢谢！）知您去玩了些地方，我真羡慕。近来身体不太好，懒得出去，也出不去。上海作协由茹志鹃主持，太好了，我很喜爱她们母女，请代问好。祝健！冰心七、六致王安忆

　　安忆同志：

　　你每次寄书如《十月》，校样及小说月报都收到无误。等你那八篇的稿子收齐后，即替你写序，不看完全，很难下笔。

　　你说赴美后思想有冲击和变化，能言其详否？作品中还看不出。冰心七、十三《应当尊敬的人》序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大多数是教育工作者。他们中间涌现出一大批荣获特级教师、“五讲四美为人师表”先进教师等光荣称号的教师。这本《应当尊敬的人》就是这些先进教师事迹的汇集。

　　从我自己的人生经验中，除了父母之外，一生自幼至老，在学识的成长上、人格的修养上，都是受益于老师们的教诲。

　　时至今日，每逢在生活中有情绪上的波动或工作上的挫折，我总能从回忆中的某一位老师的充满慈爱的教诲中，得到安慰和鼓励！我深深地感到爱是教育的基础。爱祖国、爱人民、爱人类的未来，对这一切的爱是老师们教育力量的源泉。当老师们以爱的心血，浇灌在祖国大地上，普遍地开出促进四化人材的灿烂花朵的时候，让我们都来重读这本《应当尊敬的人》，以此向老师们献上衷心的敬意！

　　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８月出版。）致巴金

　　巴金老弟：

　　收到你蝇头小楷的信，十分高兴。我和你一样，杂事太多，客人也不少，该写的都没有写出，也在混日子！北京这几天热得利害，我想上海也够瞧的。吴冰前天去了兰州，是公事，要二十天。吴青（她已给小林寄信，我们常念道你）今天去了承德，三天，是游玩。我和文藻（他问你好）哪也去不了，只好在家吹风扇。我们都没想到能活这么长，他还在带研究生。我的东西已决定都交资料馆，你知道了。这几个字告诉你我很想你和小林！

　　前天去医院检查，结果还好。带了花由吴青的孩子送给叶老，他仍在医院，已有几个月了，天热，还是在医院有冷气。冰心七、廿二致王安忆

　　安忆同志：

　　你的七月十六日长信收到。你寄来的信和书我都已收入，只是你托北京朋友寄的书还未到。也许我不必看完你要出的那本集子中的十篇，我就可以写序，看完全了，当然更好，就是要耽搁时候。那本集子叫什么名字？

　　你的长信，帮助我了解一些问题，但从你的作品中，我知道的更多。序只是说明我个人对你的欣赏和了解，现在就可以写出，反正你集中的小说，还有未出版的，等等也无妨。

　　北京这几天热极了，上海也够瞧的？问你母亲好。冰心七、廿二致李①

　　李同志：

　　昨得你的“铁哥们”舒立的信，谈你得了脑血栓，轻度偏瘫。让我写信劝你不要急躁，这任务，我定能胜任愉快的。

　　我是１９８０年从日本访问回来后，因赶译那一本马尔他总统的诗《燃灯者》，忽然犯了脑血栓，也是轻度偏瘫。我一辈子没有什么长处，若有的话，就是：善于与医生合作而且从不悲观。因为，我从小多病（《寄小读者》就是病中的作品）什么吐血等等，我都抗过去了。我吐了几十年的血，到５８年，忽然又吐了，末一次是在伦敦访问时，我患脑血栓那年，已八十岁了，以后又患骨折，行动不便。从那时起，我就谢绝一切社会活动，只在家休息，但不废写作。你那么年轻，要以我为鉴，向我学习，与医生合作，不要悲观，这病不是太重要的，只为你没有病过，没有耐性，因此自寻烦恼。

　　河南孟津人，幼年生活在农村。１９５３年发表小说《不能走那条路》，１９５５年调入河南省文联开始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有《李双双小传》、《孟广泰老头》、《耕云记》；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电影文学剧本《老兵新传》、《龙马精神》、《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等。

　　振奋起来吧，我不信堂堂男子汉，和疾病斗争的精神，反不如我这个老太太。

　　祝你早日康复！

　　冰心１９８５、７、２３。

　　关于男人（之四）五我的表兄们

　　中国人的亲戚真多！除了堂兄姐妹，还有许许多多的表兄弟姐妹。正如俗语说的：“一表三千里。”姑表、舅表、姨表；还有表伯、表叔、表姑、表姨的儿子，比我大的，就都是我的表兄了；其中有许多可写的，但是我最敬重的，是刘道铿（放园）先生。他是我母亲的表侄，怎么“表”法，我也说不清楚，他应该叫我母亲“表姑”，但他总是叫“姑”，把“表”字去掉。据我母亲说是他们从小在一个院住，因此彼此很亲热。从民国初年，我们到北京后，每逢年节或我父母亲的生日，他们一家必来拜贺。他比我大十七岁，我总以长辈相待，捧过茶烟，打过招呼，就退到一边，带他的儿女玩去了。那时他是《晨报》的编辑，我们家的一份《晨报》就是他赠阅的。“五四”运动时，我是协和女大学生会的文书，要写些宣传的文章，学生会还让我自己去找报刊发表。这时我才想起这位当报纸编辑的表兄，便从电话里和他商量，他让我把文章寄去。这篇短文，一下便发表出来了，我虽然很兴奋，但那时我一心一意想学医，写宣传文章只是赶任务，并不想继续下去。放园表兄却一直鼓励我写作，同时寄许多那时期出版的刊物，如《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等等，让我阅读。我寄去的稿子，从来没有被修改或退回过，有时他还替上海的《时事新报》索稿。他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关心我的一切。一九二三年我赴美时，他还替我筹了一百美元，作为旅费——因为我得到的奖学金里，不包括旅费——但是这笔款，父亲已经替我筹措了。放园表兄仍是坚持要我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我也只好把这款带走，但一直没有动用。一九二六年我得了硕士学位，应聘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旅费是学校出的。我一回到上海——那时放园表兄在上海通易信托公司任职——就把这百元美金，还给了他。

　　放园表兄很有学问，会吟诗填词，写得一笔好字。母亲常常夸他天性淳厚。他十几岁时，父母就相继逝世，他的弟妹甚至甥侄，都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自我开始写作，他就一直和我通讯，我在美期间，有一次得他的信，说：“前日到京，见到姑母，她深以你的终身大事为念，说你一直太不注意这类事情，她很不放心。我认为你不应该放过在美的机会，切要多多留意。”原文大概是这些话，我不太记得了。我回信说：“谢谢你的忠告，请您转告母亲，我‘知道了’！”一九二六年，我回到家，一眼就看见堂屋墙上挂的红泥金对联，是他去年送给父亲六十大寿的：

　　明珠一颗宝树三株

　　把我们一家都写进去了。

　　五十年代初期，他回到北京，就任文史馆馆员，我们又时常见面，记得他那时常替人写字，评点过《白香山全集》，还送我一部。一九五七年他得了癌疾，在北京逝世。

　　还有一位表兄，我只闻其声，从未见过其人，但他的一句笑话，我永远也忘不了，因为他送给我的头衔称号，是我这一辈子无论如何努力，也争取不到的！

　　我有一位表舅——也不知道是我母亲的哪一门表姑，嫁到福州郊区的胪下镇郑家——因为是三代单传，她的儿子生下来就很娇惯，小名叫做“皇帝”。他的儿子，当然就是“太子”了，这“太子”表兄，大约比我大七八岁。这两位“至尊”，我都没有拜见过。一九一一年的冬天，我回到福州，有一夜住在舅舅家。福州人没有冬天生炉子的习惯，天气一冷，大家没事就都睡得很早。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听见一个青年人的声音，从外院一路笑叫着进来，说：“怎么这么早皇亲国戚都困觉了？！”我听到这个新奇的称呼，我觉得他很幽默！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５日致王安忆

　　安忆同志：

　　你的小说集要叫什么名字？还有两篇东西未到我手里，就是《蜀道难》和《我的来历》，其他的我都看了，看全了就可以动笔。事实上，我了解得差不多了。我还好，就是老伴又进了医院，但不日可以出院。匆匆。冰心八、三喜悦期待

　　《儿童文学》这期编了一组福建作家的专辑，像这样集中刊载一省作家的作品，在《儿童文学》还是创举。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中国廿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各自的独特的山水、人物、花木、鸟兽。因此各省作家的作品往往都带有很浓郁，很丰富的地方色彩，本地风光。这一期多是福建作家之作。我是福建人，虽然居住在福建的时期很短，但我对于我父母之乡的感情，却很深厚，也爱读福建作家的作品。这期里，郭风同志的四篇童话散文诗，写得十分精彩而风趣。那篇《青蛙的旅行》，走过的就是福建特多的大榕树——福州城本有榕城之称。《麦芽糖人》是我熟悉的人。我最喜欢从他手里捏出来的花花绿绿的动物。而‘番婆’两字，是闽南话，指的外国女人，在北方我从未听见过。《布袋戏》就只在福州看见过，是比北方的木偶戏精彩多了！如火焰山，北方的木偶戏台上就搞不起来。《龙眼园里》这一篇更是福建独有的。据说四川、广东也有龙眼，但是都不如福州的龙眼那么香甜！

　　舒婷同志是位很著名的诗人。在这一期里，她也写起小说来了。说的也是闽南的事：木棉树下，一老一少通过飞机模型的爱好，表现出生死之交，这篇《飞翔的灵魂》是很动人的。

　　陈仲义同志的诗《章鱼看见什么都想要》里的章鱼和银鳗，我还看见过；但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电鳗这个鱼种，恐怕也是福建特有的吧？刘溪杰同志的诗《红鲤鱼和睡莲花》，也很有儿童情趣。

　　陈慧瑛同志写的《美丽的足迹》，生动真挚地记叙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任教时的几个小故事。周云石同志的小说《描红了的航线》，是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比较少见的题材，反映了海峡两岸孩子渴望早日团聚的心愿。裴慎勤同志的《国王和狼》这篇童话也颇有情趣和哲理。这些作品都值得一读。

　　我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别的省份的专辑，使我增加些对祖国各地的知识。１９８５年８月６日致肖凤①

　　肖凤同志：

　　信悉，我的中剪子巷１４号故居，是进铁狮子胡同，南口，路西，不远。那大院恐已盖满房子了。１９４４年我在四川应《大公报》之约曾写过四篇《再寄小读者》，自己也忘了（这次是卓如同志在重庆报上找出来的）。因此５８年又写了《再寄》。至于《三寄小读者》到底有多少篇，那是登在上海儿童福利会出版的《儿童时代》上的，我自己也忘了是多少篇，他们可能有书可查。匆匆。冰心八、八

　　①肖凤，北京广播学院教授。致巴金

　　老巴：

　　许久没给你写信了，你好吗？

　　文藻病了，住北京医院已两星期多，是脑栓塞，昏迷不醒，孩子们和特护们在护理。我要等他清醒时再去，孩子们说是有进步。心绪不宁，不多书，望你保重，亲亲小林！大姐八、一五致编委会①同志

　　编委会同志：

　　信收入。谢冰季，是我的三弟谢为辑，现在兰州。

　　我的大弟谢为涵（冰仲）已故，二弟谢为杰（冰叔）（化工部总工程师，在北京），都是随着我的冰心而来，你们猜对了。匆匆，祝笔健。冰心八、廿四

　　①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编委会。为《语文报》题词

　　教师们是最值得尊敬的人，他们为着祖国和人类的未来，为着把你们造就成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合格接班人，而呕尽了心血！我希望你们不辜负他们的培育。书应《语文报》之嘱冰心我注意寻看安忆的作品

　　安忆来信说“上海文艺出版社要给我出一本中短篇小说集，这是我第六本集子了。我自觉这本集子对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些东西都是我８４年初从美国回来之后写的。

　　思想感情、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方面都经历了极大的冲击和变化　我非常非常地希望您能为我写个序，真的，非常希望。”

　　安忆的前五本集子，她都送给我，我看了，但每本都没有序，有的只有后记之类。在这一点上，我同她是相似的，我的集子从来不好意思请人作序。这次她要我为她这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的集子作序，我感到高兴而荣幸！

　　我注意寻看安忆的作品，是从她那一篇得奖的《本次列车终点》开始的。我有许多亲友住在上海，我很知道久住上海的人，对于上海的“热恋”，虽然上海的房子太少，人又太多。他们的孩子总不愿意离开上海，宁可上普通中专，也不愿意到外地去上大学。我觉得安忆对上海人的观察和描写都很深刻，很细腻，可谓“入木三分”。另外我还喜欢一篇，就是《大哉赵子谦》，我觉得我的周围有不少学者都可以归“大哉”这一类，读着十分亲切，又从心底感到悲凉！

　　安忆的“少作”像《雨，沙沙沙》，是支优美的纯情的歌，那样年轻的优美的歌，是一般年轻的女作家都能写出的。倒是在她“失落”了“优美”，她的心灵“要求着袒露，要求着倾诉”之后的那些作品，却是十分地真实、朴素、细腻而深刻！她从“一团乱糟糟的生活中，看见了美好的闪光　生活中有许多阴暗、丑陋，可美好的东西终是存在，我总是这么相信着，总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看待生活”，我十分欣赏她的这种写作态度！

　　安忆一直住在上海，十六岁时做了上山下乡的“知青”，到了安徽宿县，那是个很穷苦的地方。（我记得美国女作家赛珍珠ＰｅａｒｌＢｕｃｋ曾告诉我，那本使她成名的小说《大地》Ｇ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ｈ就是以安徽宿县为背景的。）安忆所描写的上海和安徽的一切，都是我不熟悉或没有经历过的。但我能看出她敞开了胸怀，睁大了眼睛来观察，深入而又真诚地写出她看到的一切。她自己说“真诚是比一切都更为重要的，失落了真诚，无论是做一个作家，做一个妻子，做一个人，都是不成的。”这也是使我惊叹而从心底欣赏和同情的句子。从我这大辈子的观察中，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是把做一个作家的真诚，和做一个妻子（或丈夫）、做一个人的真诚，放在同一个立足点上来实践的！

　　这本集子里的十篇小说，据安忆说都是在她８４年赴美，受到冲击和变化后的作品，这冲击和变化是什么呢？在她答复加拿大电影制片人戴安娜·博尔莉女士的话里，她说她愿意中国人民在富裕之后，“仍保留着一切传统民俗中美好的东西，不像当今西方社会那样人与人之间互相隔膜”（见《中国妇女报》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０日《妇女作家一夕谈》）。

　　安忆自己说“在这几篇小说中《小鲍庄》是比较成熟一些”。这个，我也有同感。小说的背景是安放在“仁义之乡”

　　的小鲍庄，每个人物如鲍五爷，捞渣以及一对对的情侣，小翠和文化子，拾来和二婶，都从纸上站了起来。读到可爱的小英雄捞渣死去的那一段，我的控制不住的眼泪竟落到了纸上！

　　其余的九篇：如《大刘庄》是《小鲍庄》的姐妹篇，不过里面兼写一伙城市的小青年。《我的来历》是记作者“寻根”的一切经过。《蜀道难》是最后到我手里的，写一对情人，男的似乎是医生，女的是护士，在雾蒙蒙里从上海坐船到重庆说是要看三峡，其实要过一段同在的生活，最后男的还是想到母亲，要回上海，女的却消失在旅途之乐的重庆。《历险黄龙洞》是一群男女孩子糊里糊涂地想像大串连时期那样，去逛杭州的黄龙洞，却被解放军拦住了，最后却到了姑婆家里。

　　另外四个短篇，《麻刀厂春秋》，是知青经历的一个侧面，写工业的因素在农村引起的冲突。《人人之间》是一位谦恭尽职的张老师和一个顽童王强新之间的故事，中间穿插一个“护崽子”的王强新的爷爷，读来觉得情节的发展都在情理之内，结果却在意料之外。《一千零一弄》是讲两位看管公共电话的好人，王伯伯和阿毛娘，他们对怎样才算尽职有着不同的看法，经常有着矛盾和磨擦。但当阿毛娘病倒的时候，王伯伯给她送去了麦乳精。《话说老秉》是形容一个杂志社里的老会计，他循规蹈矩，又勤俭节省甚至于吝啬。他辛辛苦苦攒了二十八年的工资两千元钞票，放在铁盒内，藏在墙壁里，却被隔壁每年生起的火炉，烤成灰烬，如此等等。

　　安忆写作的路子很宽，凡是她周围的一切，看到了就能写出。她还年轻，她的生命道路还很长很长，她还会深深地体会到新的悲欢哀乐！她说：“要使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悲欢哀乐，我的我，更博大，更博大，更博大。”

　　又承认，“我的人生参加进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参加进我的人生”。

　　对的，安忆，就这样地写下去吧！这样就写出了“真诚”，而“真诚”是写作的最强大的动力。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５日。）

　　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尊师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尊师传统。我小时候上学时，父母带我去拜老师，看见墙上贴着一张红纸条，上面写的是“天地君亲师”，把师与天地君亲列在一起了。

　　我一生中受过很多老师的教导、照顾，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我当过老师，现在，我老伴和我两个女儿都是老师。

　　我觉得，做为一个老师，很辛苦，也很快乐，老师可以从学生取得的成就和学生对老师的感情中得到很多的报酬。我给学生的东西不多，但得到了很多快乐。

　　十年动乱期间，尊师的风气被摧毁了。现在提倡尊师活动，听说有的同学要给老师买礼品，这大可不必。我觉得学生们尊师的最好的礼物就是拿出自己的好的学习成绩，这比什么都强，我在做老师的时候就是这样希望的。

　　老师应该自己努力，让自己值得尊敬，现在有的青年教师不安心工作，有的师范院校的同学不愿当老师，这有多种原因。教师社会地位不高，工资待遇也低，这是原因之一。现在，我们国家正在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不少青年教师还不了解学生，还没有感受到当老师的快乐。我教过十年书，教大学一年级的国文，也教高年级的写作、戏剧。那时我才二十六岁，一年级的同学十七八岁，年龄差距不太大，我跟他们很能说到一起，与同学们很有感情，感到很快乐。要与同学建立感情，要教好他们，就必须了解每个同学。我教一年级学生时，第一篇作文是让他们写自传，从他们的文章，从他们的脸上，了解他们过去的一切，他们做的许多事，以及每个人对听课的反映。

　　教师节到了，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我很高兴，人民终于觉悟了，知道了尊重教师的必要。我希望全国人民都来尊师，不仅仅是学生才尊师，希望不要仅在教师节这一天才尊师，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尊师，把今年的教师节作为天天尊师、人人尊师的开始。致臧克家

　　克家同志：

　　十分感谢您的关心！文藻因心脏病，于七月廿七日入院，八月三日起，昏迷不醒，每天由儿女三对夫妇，轮流守护，此外还请有特护，医生正在抢救，暂时平稳。人老了，总得想到身后的事，我想这也是自然规律。我把他惦念的事办好了就行。您不要太忙于杂事，也不要太为老友伤心，好好休养。祝好冰心九、九致周达宝

　　达宝同志：

　　感谢你的来信，文藻自七月廿七日入院，八月三日起已入昏迷状态，但因医生尽力抢救，暂时还平稳，每天由我们孩子三对夫妇（吴青于前年回国），和我的侄儿女，轮流守护。

　　我已将他的遗嘱（早写的）看过，遵嘱将他的存款三万元，全数捐民族学院研究部，做研究生奖学金，并已交出。我还好，谢谢。请你们两人自己保重！！冰心九、十八喜读袁鹰的《秋水》集

　　袁鹰把他的新出的散文集《秋水》寄给我，开卷即不能释手！“文章如锦气如虹”的几十个短篇，有的是忆旧怀人，有的是登山临水，有的是抒情咏物，有的是谈史谈文，写来都十分真实而自然。最可贵的是在真实自然里，还看出作者“读书破万卷”的痕迹。在袁鹰的散文中，常常引有古人的文句、诗、词，文章本身也是音调铿锵，大有散文诗的意味。这就是现在的青年散文作者所最欠缺的，他们对于本国的古文诗词读的太少了，不能很自然地写出有音调的句子。

　　散文当然首先要有真情实感，但也要情文相生，不识字的没有文化的人，虽然有真情实感，也写不出像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或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熟读古文、诗、词的人，写起文章来，就能“下笔如有神”，平仄协调，可以吟诵。现在以黑体代平声，以楷体代仄声，在《秋水》中举几个例子：

　　如《南路上的梧桐树》里（１５页倒数第５行）的“人去楼空，梧桐不语”；如《归来堂遐想》里（１１９页第３段头一句）的“人世沧桑，中年哀乐”；《白歌会》里（１６９页第４行）的“明月西沉，曲终人散”；如《读常熟来鸿》里（１７６页第３行）的“一笺在手，遥望江南”等等，都是极其隽永的有声有色的句子。

　　我愿我的青年朋友们都来好好地品味这本可供学习借鉴的散文集。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３日致巴金

　　巴金老弟：

　　你给吴青的信，我看到了。小林又写信又有长途电话，我真是感激！我是想得开的！他不死于反右期间，不死于十年动乱，逝世时已经昏迷了三个星期，没有显出什么痛苦，他不过比我先走了一步，八十四岁也不算短命，我是十分满足的。大家函电纷驰，劝我节哀。我们本来一切从“简”，但是新华社发了消息，又“繁”起来了。我很好，没有在人前流过一滴泪，心里也平静，·你·千·万·放·心。谢谢上海的朋友。我一时还不能走开，有人到北京，请来坐坐。亲小林一口。大姐十月四日致赵清阁

　　清阁：

　　两信均收入，你给我贺寿的片子，很好，谢谢！那时因忙于文藻的病，不及即复。文藻卧病将近两月，逝世时很安详。本来一切从“简”，不料新华社发了消息，变得“繁”起来了，日来接到不少国内外函电。我很想得开，他不死于反右及“四人帮”时代，而死于今天，比老舍、潘光旦　等朋友强多了！我很满足，身体也好，都说想不到，你千万放心。匆复。冰心十、七、八五回忆中的金岳老

　　虽然我的老伴和我们的许多朋友对金岳霖先生都很熟悉，但我和他接触的机会并不多。我能记起的就是在一九五八年和他一同参加赴欧友好访问团的短短的时期内的一两件小事，使我体会到了朋友们对于他性格的欣赏。

　　他有很丰富的幽默感！有幽默感的，尤其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出幽默的资料的，总是开朗、乐观而豁达的人，使人易于接近。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我笑说：“我这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贵姓’。我忽然忘了我‘贵姓’了，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一次旅行中，有一天我们一起在旅馆楼下餐厅用早餐。（因为我们年纪大些，一般比别的团员起得早，总是先到先吃。）餐后，服务员过来请我们在帐单上签上房间的号码，金老签过字后，服务员拿起帐单就走，我赶紧叫她回来，说“我的房间号码还没写呢！”金老看着我微微一笑，说“你真敏感”。那时左邻桌用餐的我们年轻些的团员，都没有听出他说的“敏感”是什么意思！

　　也是在这一次访问中，在英国伦敦，我们分别得到旅居英伦的陈西滢和凌叔华夫妇的电话，请我们去他们家晚餐。金老同陈西滢是老朋友，凌叔华和我是燕大同学，我们相见都很喜欢。可惜的是那天金老同陈西滢在楼上谈话，我却在地下室帮凌叔华做菜。以后晚餐席上的谈话，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说起来已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了，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很少见到金老，要有的话，也就是在人丛中匆匆一面吧。写下这些，使我仿佛看见一位满头白发，在一片遮阳的绿色鸭舌帽檐下，对着我满脸是笑的学者，站在我的面前！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急就漫谈集句

　　在五四运动以前，作为大学理预科的一个学生，我是专心致志地攻读数、理、化的功课的。但是我的好动的心情，常常使我的读书生活，钻出了理科的藩篱。我的小舅舅杨子玉先生给我买的清人诗词中有我偏爱的几本，如《龚定庵诗词集》、黄仲则的《两当轩集》和纳兰性德的《饮水》《侧帽》集；我尤其爱读龚定庵的诗词，他的七绝诗最多，光是“己亥杂诗”，就有三百多首，读的熟了多了，就能集成许多对联和七绝诗。这对于一个日夜翻读枯燥的理科课本的学生，是个绝好的换换脑筋的文字游戏。虽然诗中回肠荡气的词句，我当时并没有切身体会，但是连起来读，不但语气通顺，也还押韵合辙，有的句子，我认为就是天造地设的对联，如：

　　更何方法遣今生

　　又如：

　　才人老去例逃禅

　　后来又看到他的许多句子，像是百十块五彩斑斓的积木，随手拈来，都能盖成七宝玲珑的楼阁。如：其奈尊前百感何吟到恩仇心事涌侧身天地我蹉跎光影犹存急网罗江湖侠骨恐无多夕阳忽下中原去红豆年年逐逝波

　　也有不颓丧的，如：大宙南东久寂寥且莫空山听雨去四厢花影怒于潮

　　还有带些香奁意味的，如：红似相思绿似愁今日不挥闲涕泪一生孤注掷温柔还有一首是这样的，天将何福予峨眉他年金匮如搜采坐我三熏三沐之

　　如果能把“我”字换成“汝”字，我就可以把这一首“集龚”赠给任一个我所欣佩的南方女作家，可惜原文是个“我”字，只好“束之高阁”了。

　　要写的文字，又不知从何处写起。半夜醒来，却猛忆起少年时代的“集龚”，只记得这几首了，写出以博老读者一笑！一九八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清晨衷心的感谢

　　文藻离开我已经整整一个半月了。这一个半月，我是在周围一片慰唁声中度过的！不但几乎天天有朋友和亲人来慰问我，还因为新华社发了文藻逝世的消息，我收到了从国内国外发来的一百七十多封的唁电和唁信。有一些发电或发信人的名字是不熟悉甚至是不认识的。我昨天才有心绪来从头阅读那一大堆函电，我仿佛突然发觉，原来他还有那么多的同行，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的学生；原来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了解、同情、关心我们的人！我忍不住涌出了感激的热泪。

　　电文大都简短：哀悼他的逝世，请我节哀。而从那一百多封字数较多的唁信里，我看到了他的朋友、学生们心中眼中的吴文藻——他的生平、他的为人、他的遭遇　写出了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吴文藻！

　　我只能摘录这许多信中的几封：

　　的贡献，并培养出许多接班人，成为我国这门学科的奠基人和大师。他的逝世实是我国学术界一大损失。——杨敢

　　文藻同志和我在清华学校同窗多年，他虽高我一级，

　　但彼此情同手足。他是我国社会学的先驱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被长期忽视，直到今天才受到了尊重。正需要他时，他又溘然长逝。哲人其萎，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周培源

　　读文藻师的著作，受益匪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文藻师学识渊博，治学谨严，对学生诲而不倦，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文藻师一贯重视社会学人才的培养，并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的　——袁方、全慰天等六人

　　会忘记的。我们虽身在国外，也常常通过“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为祖国谋幸福，为祖国工作，以期不负他老人家的教诲　——苏厚彬

　　不忘。今后我将以自己的实际工作，来报答吴老的谆谆教诲　——宋维真

　　藻师是世界知名的学者。藻师为人耿直，一生诲人

　　不倦，我追随师侧，时间不多，但对我一生的学习和工作，起了不可估量的楷模作用。我常向藻师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他老人家无论多忙，身体又不太好，总是亲自给我回信，一次是在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坐在院子里小凳上写的；一次是在眼力差、写字手抖的时候写的。

　　藻师对于晚辈也毫不疏忽　——李镇

　　一向是景仰的，同时对文藻先生一九五七年的错划右派，也一直愤愤不平的。文藻先生遗愿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使我没有表示哀思的机会　——千家驹

　　颠沛，而报国之心不减，是我们后辈的楷模　——袁鹰

　　是天翻地覆的五十四年。你们给我的教导是：爱祖国、爱人民。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你和藻师就是为祖国的现代化而努力，我也在实践你们的教导　海外有不少关于藻师生平的报道我正在搜集　世界在变，每人都在变化中扮演一个角色，藻师的角色演完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他都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终身致力于祖国现代化的学者　我很快就要回国了，如有可能我想为藻师编一本文集　——李有义

　　不必再多抄了，我将遵照一位小朋友要求我的话，写点东西。她说：“我希望吴伯伯能在您笔下重新得到生命！”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７日大雾之晨致巴金

　　巴金老弟：

　　昨天下午吴泰昌急递来你送的上海法国面包，非常之新鲜，第三代人馋得了不得，先打开吃了几块，后来第二代人（吴青她们）又吃了几块，我只好请人收起，不让她们再去闹，我是今天早餐时才吃的，可惜的是北京什么都没有。所谓之“宫廷糕点”者，真不知当年那些皇帝以及王公贵人，如何下咽！听说你还好，茹志鹃来看我，要我去上海，我何尝不想去和你们谈谈，只是我行动不便，旅行更要麻烦许多人。人老了，真没意思，家人朋友一个一个地离开你，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有益于人们的事。我这人真是眼高手低，觉得现在有些很好的作家，写得越来越低级，越来越草率，天天高谈“社会效果”，笔下却不是那回事，《收获》是一份好月刊，还要好好“把”一下“关”。

　　我常常想你和小林夫妇和端端，到底不是住在一个城市，通个电话也费事！昨天正在重读《探索与回忆》，恰好吴泰昌就来了，吴青笑说“他头发也长了，一身衣着，大有港澳华人意味”。纸已尽，不讲笑话了。祝你平安，亲小林一口。大姐十一月八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致宫玺

　　宫玺同志：

　　你病了还给我写信，十分感谢。不知您病后调理得怎样？

　　不要太为我的文集费心！

　　文藻逝世后，一切十分简单，只因新华社发了消息，以致函电很多，友人来的也多，我都来不及函谢。看见上海朋友，请告诉他们我很好，并没有太过悲痛。生命的规律，就是如此，我自己也已经八十五岁了。匆匆即请痊安冰心十一、十一为整治西湖题词

　　勤劳勇敢的福州市人民已在着手整治疏浚我们美丽而受到污染的西湖了，消息传来使我欢喜而兴奋，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亲爱的乡亲们齐心努力之下，使得国内外来我故乡观光的旅客，看到在三山叠翠、榕荫掩映之中，更荡漾出西湖水面一片清莹透澈的晴光。

　　冰心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１６日我为什么写《樱花赞》

　　在我１９４７年去到日本之前，我对日本没有好感，对樱花更没有印象。

　　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７年冬，我到战后的日本去，在羽田机场下了飞机，又从横滨坐汽车去到东京，路上看见从前这一条繁华热闹的长街，现在竟是一片瓦砾，没有一座房子！到了东京也是满目荒凉，路上行人也是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我在美国留学时的日本同学，知道了我到东京的消息，就都来看我，她们也是憔悴不堪，相见之下，都不知说什么好！这时我才深切地体会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不但有中国人，也有千千万万的日本老百姓。我在日本呆了五年，中间还在日本东京大学，教过“中国近代文学”。我接触了许多日本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１９５１年回国以后，又参加过多次的赴日友好访问团，有机会接触到日本的工人、农民、渔民，在频繁的交往之中，我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日本人民之所爱——如樱花，也憎日本人民之所憎——如军国主义者。这篇《樱花赞》就是在１９６１年，一次赴日访问后，回来写下的感想。喜读萧乾《漫话北京城》

　　七十六岁的名作家、名记者、曾在海外浪迹多年的萧乾同志，最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漫话北京城”的短篇。因为他是我的小朋友，我等不及他全文发表，要先读为快便向他索要了文稿来看。他这十篇短文的小题是：《市与城》、《京白》、《吆喝》、《昨天》、《行当》、《方便》、《痕迹》、《花灯》、《游乐街》和《市场》。这几篇散文从各个侧面把我们伟大祖国的伟大首都描写得有声、有色、有香、有味　

　　引起了我对“昨天”的北京的回忆，引起了我含泪的微笑。文章里的许多事情，都早已不会在我和第二代、第三代人的谈话范围之内了，因为说了他们也不会看到听到的！

　　但是我知道有许多海外的同胞，特别是许多老年人，对于祖国、对于童年时代的北京，有着亲切的回忆、向往与留恋。老北京人民的生活——吃的、玩的和用的，老北京人民的礼节——说的和做的，都在“老北京”的脑海中不断地萦回。我很同意作者在末文之末说的那几句话：“四九年以后，咱们这座古城也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现在看来，换骨（城市建设）固然不易，砖得一块一块地砌；可脱胎（改变社会风气和市民的精神面貌）更要难。然而那正是市格的灵魂。”

　　据说这篇两万字的文章，会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我愿意我的思乡怀旧的海外同胞们，能够和我一同欣赏这篇用流畅俏皮的“京白”写的关于祖国古北京的文章！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２０日我与散文

　　散文是我写作时最常用也最爱用的文学形式。

　　理由也很简单，在我充溢的感情要求发泄的时候，散文就是一种最方便的工具。因为，要用诗的文学形式来写，对于我就太费事了！我总以为诗是“做”的，不是“写”的。诗要合辙押韵，音调铿锵，读了使人能背诵下来。我不是一个诗人，慢慢地“做”起来，浓郁的情感，就会渐渐地消失了。

　　其他的文学形式，如剧本、甚至于童话，我都没有写过，也不敢尝试。

　　散文的内容很宽泛，通讯，记事，写人，状物的文章　

　　都可以包括进去。因此写散文的人也多。但是写得好的却比较少，即使是有名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也不是篇篇都好，这里面也还有“际会”问题。他写作的对象，不能使他的情感奔腾闪掣到了最高尖，他的笔下就自然而然地平淡了下来。从古今中外名作家的文集里，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也就是说，不是每一篇都能使人加圈的。

　　当然，好的散文不多，也还有文学修养问题。情感有了，如没有合适的文字把它表达出来，这情感也就削弱了，淡化了，甚至于消失了。

　　此外，这里有读者的爱好与品味问题，这又同音乐，绘画　的欣赏一样，观赏者的训练不同，性格不同　喜爱的对象也因之而异，这也是很自然的。

　　关于散文，我一向谈的够多了，就此打住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晨急就一股“黄山的人字瀑”——推荐《经济和人》读完《十月》一九八五年第六号上的报告文学《经济和人》，更加证实了我读《祖国高于一切》以后，对于报告文学家陈祖芬的看法。这位年纪很轻的陈祖芬，似乎是专为描写我们祖国的、值得大书特书的人和事而出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女作家。

　　她满怀着炽热的爱国情感，以一双有着对生活强透视力的眼睛，看到了一座只有二十万人口的中国小城市——安庆。

　　这座浮出水面的小小的安庆城，正在召开一个裹挟着一系列经济问题旋风的“窗口经济”会议，她便来到了这个会议中间，像一头生机蓬勃的幼狮，抢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绣球，就欢喜腾跃地和它一起摸、爬、滚、打，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

　　陈祖芬曾说：“我们报告文学难道不应当增加节奏感、信息量、幽默感、空间感、多变性、随意性吗？”在这篇《经济和人》里，她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

　　我作了统计，在这研讨“窗口经济”的会议上，围绕着“王峻和孙超分别是安庆内贸窗口和外贸窗口的两块牌子”转的，还有好多位领导干部，如博学多能的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改革狂人——安庆市政府副秘书长；为王峻和孙超解决贷款问题的安庆市副市长，此外如安庆市委和市府的几位领导也都是发现和支持王峻和孙超这两块牌子的干部。此外，还有报刊界人士。

　　孙超说：“改革的人愈多愈好　应该团结大家一起干　是领导给我们开路，否则我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行　我没那么多领导支持不行，人家说我胆大，胆大就大在这里。”

　　《经济和人》就是写王峻和孙超这两块“经济窗口”的牌子和以安徽省人大副主任苏桦为首的领导干部们怎样地在这会议舞台上，合唱出一首“团结一致、振兴中华”的凯歌。

　　作品最后，陈祖芬酣畅淋漓地描写着受到巨石阻挡，而仍能奔腾直泻的黄山瀑布。她说：“我看见那瀑布从山顶飞下，叉开成人字形直泻下来　千差万别的、千千万万的人字组成的巨大的人字瀑，像大写的人字，挥写在整整一面黄山上　你是在向我展现人的力量吗？”

　　陈祖芬说过：“一部作品能打动读者，往往不是因为文笔华丽或手法别致，而是因为它们蕴含的精神力量、思想力量　”

　　我觉得这篇《经济和人》给我的印象，也就像黄山的人字瀑！读了《北京城杂忆》

　　读了萧乾的《北京城杂忆》，他那流利而俏皮的京白，使得七十年前的北京城的色、香、味，顿时萦绕而充满了我的感官，引起我长时间的含泪的微笑！

　　萧乾是我小弟弟谢为楫的小学同学。他十几岁时就常到我家来玩。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学习回来，那时他是北新书局的小职员，常来给我送稿费。他一面从拴在手腕上的手绢里拿出钱来，一面还悄悄地告诉我，这一版实在的印数不止三千册　此后他还在燕京大学上过学，在《大公报》当过记者。这几十年来，无论我们在国内或海外，都没有停止过通信。他算是和我相识时间最长的老朋友了。

　　他在《北京城杂忆》里，所谈到的七十年前北京的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凡是老北京一般的孩子所能享受到的，他都满怀眷恋地写到了。但是孩子和孩子又有不同。那时的“姑娘”和“男生”，就没有同等的权利！他和我小弟坐过的“叮*盃车”——有轨电车，我*兔挥形顺⑹远Ｎ乙裁挥性诼繁咛铣怨鳌Ｎ以谏涎飞峡吹阶钕愕目景资砗吞浅蠢踝樱彩堑艿苊锹蚶捶指页缘摹*

　　谈到“吆喝”，至今还使我动心的，就是北京的市声！夜深时的算命锣声，常使我怔忡不宁。而“硬面饽饽”、“猪头肉”和“赛梨的萝卜”，也往往引起我的食欲，而我只吃到“赛梨的萝卜”，也还不是自己出去买的。

　　谈到“布局与街名”，我很有兴趣。我童年住过的中剪子巷，我认为一定曾是个很大的剪子作坊，因为在这条巷的前后，还有“北剪子巷”和“南剪子巷”；还有我上中学时的“灯市口”，上大学时的“佟府夹道”和“盔甲厂”，这都是与住户的社会身份或职业有关的命名。这时我忽然想起在东城有紧挨着的“东厂胡同”和“奶子府”，一定是明太监魏忠贤和皇帝的奶妈客氏的第宅所在地。

　　谈到“游乐”，我连天桥和厂甸都没去过！我只逛过隆福寺庙会，因为它离我们家最近，是我舅舅带我去的。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我什么也没看清，只在卖棕人的铜盘边留连了一会儿，看那些戏装的武将，在盘子上旋转如飞，刀来枪往，十分有趣。

　　总起来说，我对老北京的印象，并不像萧乾那么好，因为它和我童年住过的海阔天空的烟台，山清水秀的福州，都比不了。我在《寄小读者》通讯二十里曾写过：

　　北京只是尘土飞扬的街道，泥泞的小胡同，灰色的城墙，流汗的人力车案的奔走。我的故乡，我的北京，是一无所有！

　　当然我也写了我仍热爱北京！因为这座城里住着我所眷爱的人。今天呢，大街小巷都铺上了柏油，尘土和泥泞没有了，灰色的城墙不见了，流汗奔走的人力车案也改行了。因此我说，我对北京的喜爱是与日俱增的。

　　只有一事，我和萧乾有深切的同感，就是在礼貌和语言上，现在的北京人的“文明”程度，比七十年前的北京人就低多了！

　　还有就是在招徕旅客方面，我也觉得让外国客人住四合院，吃中国饭，比让他们住上“惟妙惟肖”的洋式饭店、吃西餐，更有吸引力。君不见，到蒙古旅游的人，都喜欢住蒙古包、喝奶茶、吃羊肉嘛？致巴金

　　巴金老弟：

　　这也是我第五次提笔了！得到你的信，又有吴泰昌从广州回来，带来了小林送给我的香蕉，想她们已回到上海了？总想写信谢谢，也是一声门铃响，或有电话等等而中断了。我不像你那样，有那么多客人，但每天仿佛总有人有事，来打断我要做的事。记得我母亲曾对我说“事情和生命一般长”。

　　人活一天，总有一天的事，你不要为此而睡不好觉，也不要着凉，感冒了是很不舒服的。我有一样好，就是不大感冒，当然和不出门也有关系。你说叫吴青写信，她比我忙多了，整天不着家。该她管的事，管；不该她管的事，也管，不是家事！

　　这封信是谢谢你那封长信，我知道对你是多么不容易！北京不冷，没有雨也没有雪，太干了。我愿你健康，希望看到你的文章，但又不愿你累，矛盾得很！沙汀昨天叫人送他的书来，叶老仍在医院。匆祝新年好！大姐十二、廿九致陈慧瑛①

　　慧瑛同志：

　　《无名的星》拜领并已拜读，可谓文情并茂。我尤其喜欢祖国和故乡那一段，希望您再多写下去，我为故乡又多一位女作家而高兴！　厦门我到过，但未久留，将来如可能，一定拜谒！祝您笔健，并贺新禧

　　冰心１９８５、１２、２９①陈慧瑛，女作家。祖籍福建省，１９４６年生于新加坡。１９６７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无名的星》、《月是故乡明》、《芳草天涯》、《竹叶三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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