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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曹禺 现在，我的爸爸是一个老人了。几乎在不知不觉之中，他变成了老人。这也就是在他生病住院这一年里发生的事。 他坐在医院的阳台上，阳台很宽大，也很长，空无一人。他坐在一张藤椅里，太阳光照在他的头顶上。稀疏的灰白的头发在阳光里显得干枯而脆弱。而他脸上的神色是那样安详。有时候我走到他面前，他并不知道，因为他晒太阳的时候闭着眼睛。于是我注视着他，同时我能够感觉到他的梦。他的一生在这一刻就像梦一样，又真实又虚幻。他确实坐在那儿，但是他在他的梦里。那是一个他自己也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梦。总之很有分量，在他看见了我，微笑起来，和我谈话……在这一切活动的后面都能感觉到那梦的分量。我说不清，但这就是我的感觉。我的爸爸老了，他因为生病而没有力气思想了，这样一种梦就成了他的思想，带着他，带着他缺乏力气的身体，静悄悄地漫游。 他坐在那儿，看见了许许多多他说不出的事物、人和事件……他有愿望把这些景象告诉我们，可是很困难。也许是他抓不住它们，也许是它们过于模糊，或过于强烈，使他不敢多望一眼。他说出的话都是极其简单平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那么孤独。他常常说“人真孤独”，我想就是这个原因。 去年9月，我爸爸过生日，我们照了相片。我把相片寄给我在国外读书的妹妹。她来信说，爸爸怎么变得这么黑呀？她不知道，他一夏天都坐在那空空的走廊上晒太阳。我明白了，真正的安详其实是一种极深的疲乏，从精力到精神，从思想到体力。 今年9月我爸爸就八十岁了。他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写出了话剧《雷雨》。最近北京人艺的第四代演员又一次把它搬上舞台。我爸爸向医院请了假，去看这出戏的演出。这是他一年多来唯一的一次看戏。事后他问我们：“你们觉得怎么样？还能看得下去吗？”他并不想听到评论式的话，他只想听到最普通观众嘴里说的话，比如“挺有意思”，“好玩儿”，“真够复杂的”，“挺来劲儿”。听到这样的话他心里最快活。他属于为观众写戏的那类剧作家。他成功了，这就对了。 我回答他说：“还行。”他笑了，说：“你总是这句话。不过你说还行就是不错。”我说：“剧本是棒。”他又问：“真的吗？真的还站得住？”我说：“确实还站得住，因为剧场里很安静，有不少看过的人还来看，主要是来看演员。还有很多从未看过的人来看，他们在每一处该有反应时都有反应。”他说：“能有人买票看这出戏，那就不错。” 一种不自信现在时常困扰他。他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并不真的好，怀疑它们的价值。我说这不是你的事，你写出了剧本，尽了你的力，费了心血，以后就由时间去衡量了。“那我的剧本是不是还算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他问。“你说呢？”我反问。“你说呢？”他不回答。他心里有答案，但是那答案已经模糊了，太遥远了。 记得他对我讲过，一些评论他创作的书里也写到，他写出了《雷雨》后，把剧本交给他的朋友章靳以。章靳以把剧本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没有看，也没有提起过。我问：“你怎么不问问他？”他说：“我没想过要问，那时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个好东西。”“那靳以叔叔怎么会一直没看？”“他可能是忘了。他没把这件事当成一回事，他就是那样一种人。”后来许多书上都写过，是巴金伯伯发现了抽屉里的剧本，看了，然后就发表了。 我永远忘不了我爸爸痛哭的样子和声音。那是一种完全无法控制的男人的嚎啕大哭。那时我很小，七八岁，也许更小，看他扑在桌子上哭，站起来后，用手捂住脸，然后控制不住又大哭起来。我很害怕。但是我知道发生的事情，靳以叔叔因病在上海逝世了。他爱他的这位朋友。我没有看过他再这样哭过。 以后的很多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的时候，我想起了他的那次恸哭，我心里总感到温暖。同时我觉得那也是他的温暖。在他今日的梦里，那一定是他和靳以叔叔相聚的温暖场景。 我刚才想说的是，当他年轻的时候，他是非常自信的人。我不知道那时候他是不是说话口气很大，如果要用一个词那就是“狂妄”。我想他不会。他从来不是一个狂妄的人。但是我相信他那时感觉很轻松很快活，也很沉着，因为他知道自己想写的，就能写出来。他写作不快，不是那类“快手”。他反复琢磨，常常是朗读写出的句子，直到自己很欣赏自己为止。我小时候听他朗读过《胆剑篇》。我记得“美，美丽的大火啊”！还有“玉人，我正要去找你，你却来了”。 他的朗读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不同凡响。它们打动我，使我不忘。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声音的存在，他用感觉读。如果说读得有味儿，那只是他思想的韵律。 这些都是我所目睹的生命的光华闪亮的景象。他给我讲写《家》的时候，在四川长江边的一条小船上，天热极了，他又是特别爱出汗的人，汗流不止。从早上到天黑，他一句句，一幕幕地写下去，夜晚时就点上油灯……于是我想像出江水拍打着木船的船底的声音，想像出投在纸上的昏黄的灯影子，想像出那闷热粘湿的空气，想像出他的酣畅的笔追赶着他的思路。他会梦见这些时刻吗？奇怪的是他很少提到。那些遥远而又遥远的极乐时光竟真的逝去了吗？ 如果我说它们没有逝去，我是有根据的。 不管他曾经做了些什么，忙碌的日子，玩的时候，投入于感情生活的时候，都有一种感觉是占统治地位的，那是另一个他，一个隐身人，藏在他的身体里，那个人名字叫作痛苦。他一生都没有逃脱它的掌握。这也许是他为什么会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既然痛苦长存，那么就是说对于美好时光的向住也就长存。这是一对不分离的生命，共同生成共同死亡。有时它们会溶化成一个生命。我看见过它们那种形态。我想我经常看见。 我爸爸得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所以多少年来他的睡眠必须要靠安眠药。吃了安眠药之后，他就大大地放松了。他的种种潜在的意识就会变成话语。这时候的他常常是最慈祥的，是软弱而纯洁的。有一次我已经睡下了，听见他大声叫我的名字，连声地叫，我翻身下床，跑进他的屋里。他说：“你再不来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了，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他说得迷迷糊糊，他的身体软绵绵的。我是说他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他已经快要进入睡眠状态了。但我相信，他的灵魂刚才是站在窗台上的，感受着外边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他说：“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他的枕头边上放着托尔斯泰评传这一类的书，这是他崇拜的作家。他接着说：“人家吹捧我，我并不快乐，因为我想得太大了。” 我劝他别想了，那么多人并没有干什么也过了，“睡吧。”我说。他反驳我，“那他们没有想像力呀！我不同，我有，我想成托尔斯泰，可我成不了，都七八十岁了，还成什么呀，我就想死了算了。托尔斯泰，他一辈子要弄清为什么，他几十年的痛苦，他想像农民一样生活……他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作，大吃，能吃极了，八十二岁还要吃一大碗生菜，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 有时候，吃过安眠药，他讲叙他生活的经历，他所见过的一些事，如同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事，他反复地说他要写，要写真实的人。有时候是讲他的梦。我说的是真正的梦。他的梦是重复的，有的梦做了一辈子，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事件……他的话内容繁杂，跳跃极大。 大都是在这样的时候，我尤其感觉到自己是他的女儿。因为他把我当成他自己生命延续出的另一部分。他所面对的其实不是我，而是一个他能够进行自我倾诉的对象。他说了许多，让自己了解自己的种种苦闷，他感到了安慰，平静下来，就睡着了。 当然，他也面对我，他希望得到人的理解。我想在这点上我没有叫他失望。我提到的那一次，他大声把我喊去，说了一番话，第二天早上他对我说，跳楼，只是那么一想，你不要说啊！可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稀奇，谁都有陷入绝望的瞬间，谁都想到过死。但是在他的生活中确有这样一个阴影，或者说是一股压力；或远或近，或轻或重地跟着……他甩不掉它，因为他已久缺乏力量了。长江边那只篷船上的青年是有力量的。 他羡慕青年人，有时他在街上散步，他会盯住某个过路的人，当人走过他身边，走开了，他会转回身去盯着看。我问，“你看什么呢？”他说，“没有比青春再好的东西了。”他能感到生之气息拂面吹来，他非常敏感。我甚至想说，他就是从他的敏感中汲取生命的。 平日，即使在他进入老年后，他仍然是个活灵活现的爱闹的人。记得小时候，不管他晚上几点回家，即使我们已经睡了，他也非要把我们闹醒。他兴奋就要让我们也都跟着他兴奋。他相信这一瞬间的欢乐的高潮，他看重这份真实的感觉，睡觉则有的是时间。以后我们大了，他上年纪了，如果他遇到了什么满意的事，心里生出美滋滋的感觉，他会突然扭动胖肚子，两支胳膊举起来伸直，小而柔软的手灵活地上下翻动，跳起舞来。他的眼睛闪闪发亮，说他跳的是新疆舞，有时是日本舞，后来也有过是“迪斯科”的时候。实在那不能算是什么舞，可是很有感染力。这真是一个老人向你袒露内心喜悦的最美妙的方式了。 然而来得容易去的快，片刻他就气喘嘘嘘，瘫坐下来。而且连欢悦的心情也随着一阵巨烈喧闹的动作发泄出去了，消失了。 在他情绪高涨，神采飞扬地和你讲话时，一切会突然间停顿，随即坍塌下来。他依然坐在那里，但变了一个人，已被疲倦、被恍惚，被其它什么带走了的人。可也有的时候他会使出所有的力气聊啊，聊啊，甚至是和不甚相干的人，第一次来访的陌生客人，他要聊到最后一口气才停止。他原来并不是一个能说的人，所以我有许多感触。我时常想，他不停地说话，超出他精神与体力的支付能力，他想得到什么呢？我心里有很多答案，可没有一个准确的。我记得小时候，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三楼的小礼堂里，举行春节联欢会，也许是院庆，我记不清了，人们请院长讲话，他就走到前面去。他的样子就像不会说话的人那样，总出错。下面不断有人笑，因为他又讲错了。他说得很短，然后就结束了，人们给他鼓掌。我虽然很小，可是我能理解这掌声中有一层就有为了他的不会讲话而鼓的。这样的讲话给人们带来发自内心的欢喜。 我爸爸的语言十分精彩。我指的不是“语言大师”那一类的语言，是一些恰恰没经过思维的、冒出来的话。比如，他的钢笔没水了，他需要人给他找墨水，可他冒出的一句话是：“这灯儿，不亮了！”我看见了他手上的钢笔，我就懂了，当然，是钢笔不亮了。当他想让人帮他关掉灯时，他就指着灯说：“把这个，取消！”很多东西都经常在他的取消之列。比如取消袜子，取消裤子，取消电视，他说：“取消！”我们就都明白了。后来我们也学会取消了。有许多事情他是绝不用脑子的。他写完毛笔字，用我的洗脸巾擦毛笔。没有别的缘故，只因为很顺手，而且那时他想，毛巾就是擦毛笔用的。家里来了个客人，说：“您还记得我吗？我给您刻过图章。”他热情地说：“哎呀，那太好了！你刻的章叫什么名字呀？”人家就告诉他，是曹禺两个字。 这样的事情很多，都是些很可爱的事儿。 我妹妹的一个同学，他的爸爸是我爸爸的学生，他跟我妹妹说，你的爸爸，在国立剧专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像个小太阳。我妹妹那时候只是个小学生。她把这句话告诉了我。我就记住了，一直没忘。 我很难真实地想像出他像小太阳的样子。可是我相信他是有光的，因为我有感觉。 我琢磨过，那是什么呢？很久了，我成熟起来，更成熟起来，我渐渐感觉到那种光是一种真诚之光。我所说的绝不是人们说到真诚这个词时的那种含义。我说的这个真诚，可能更彻底些。 一次我得了感冒一类的病，躺在床上。他走到我床边，看着我，然后说：“你不知道，我真担心啊！我就担心你死在我前头。你要是死了，那你可让我太没法儿受了。”我所说的就是这种真诚。我还记得有一回，我看他坐在沙发上沉着脸，大不高兴的样子，我走过去关心他一下的意思，问：“爸，你怎么了？”他回答：“不高兴。”我说怎么不高兴，有什么不高兴？他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觉得活着多余，你说有什么道理可讲！”我就没说什么了，可又听他自言自语，“觉得活着多余就没道理啦，不然，这里有哲理。咳。”他叹一口气，“就是这么一回事呗！”在很多类似的时刻，我就会想到，在他剧本里的许多人物身上都有他的影子，是他的某一部分分离、繁衍出来的。 一般来说他不隐瞒自己，他不会隐瞒。包括他自己认为是不怎么美的、丑的东西，他的方式是袒露。他会紧接着批判自己，用些极重的话。不过他也常常固执己见，而且他固执起来会像恶魔。有一些时候，他也想隐瞒，可绝少成功。 我当然不是说他在任何人、所有事情面前都如此。 有时候在外人面前，他就用惯常的、虚伪的方式表现他的那种真诚。这种说法不是人人都能明白的。这是我的说法。但，他的喜怒哀乐最后总是遮盖不了的。 家里常来人，邀他做一些没什么意思的事，题字或者宴会。他觉得很烦恼。我们说，就说你身体不好。于是在来访人面前，他真就病得很厉害，连说话的力气也没了，也听不见别人说什么了，完全不成了。来人走后我开玩笑，“爸，你演得过了。”他说：“我是真的难受、胸闷极了，就这儿。”他指指胸口。奇怪，这是真的。他的真诚表现为自己无法掌握的一种素质，超越他，在控制着他。在任何时候，在各种心情之下，甚至包括恐惧。他对于不必恐惧的事物的恐惧，对于不必忧虑的事情的忧虑，以至在不得不讲的情形下讲的溢美之词，他那出名的过分的谦虚，都是真诚的。这种真诚也总是能影响我，使我在该生他气的时候，变为不生气。这种真诚自有它的力量。 再次联想到我妹妹同学的父亲的话，我能够想像出他发光的样子了。那时他年轻，正在给一群比他还年轻的热爱戏剧的人讲戏剧。那是美丽而真诚的光。穿过逝去的岁月，我感到他的样子无比清晰地跃然在我眼前。 他在国立剧专时还有这样的故事。四川的冬天大家都穿棉袍，他讲课时也穿着棉袍，讲着讲着他觉得身上什么地方怪难受的，就挠挠接着讲。过了一会儿又觉得难受，又抓一抓，最后是从他的棉袍的窟窿里窜出一只耗子。很可惜我没能碰到这么好玩的事。事实上，他的生活能力从来很低下，几乎是零。什么东西一经他的手就要出问题。一杯茶要洒一半在身上；他自己系的裤子，会走着走着掉下来；脸盆用过后随手往地上一扔，扔得潇洒自如，所以后来他用的盆只能买塑料的，供他摔。冬天看他穿衣服，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他就不难受吗？腰部，连衣服带裤子右一层左一层乱七八糟地纠在一起，鼓鼓囊囊，让人联想到不叠的被窝。每次我都问：“你不难受吗？”他摇摇头：“不。”——在这些方面他又是很迟钝的。刮胡子刮出两三条口子，出血了，他一点不知道。他对疼痛的感觉也很迟钝。 他不馋，吃东西非常随便。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很少提出要求。他当然不会做饭。“文化革命”期间他好像做过饭，做过烧茄子。但我那时当兵在外，所以我不能肯定。但我能肯定我一辈子也不会吃上他做的饭。 但是他哺育我。我的意思不是他有自觉性地有计划地教育我。他从来不这么做。也许在我记事以前他做过。我不知道。我还很小，可能四五岁吧，我双手紧紧趴在游泳池边上，水很深。他把我的头使劲往水里按，让我别怕水。我大叫，并且打他。他就大笑。我四年级时他教会我骑车。然后我就骑车上学了。在当时我是独一份。前面我说过了，他一回家，只要他高兴就和我们大闹。我把他的头当过小山，山上长着草，我越过沙发，从他的肩膀爬到山顶去割草。他放《天鹅湖》的唱片，我们就没完没了地跳舞。 我还和爸爸在东湖边钓过鱼。我们坐了一下午，他钓上来一枝枯树权，我给他讲鱼的家庭的故事，他爱听极了。他带我们看了许多戏。有的戏使我流泪。《雷雨》第三幕的电闪雷鸣把我吓哭了，他只得带我们回家。他还凭他的想像带我去听殷承宗的钢琴演奏会。我听不出什么，只记得弹钢琴的人的嘴一直在咀嚼着什么东西。我问：“他吃什么呢？”他告诉我，他什么也没吃，那只是一种习惯。而且他不知道自己的嘴在动。我觉得很奇怪。但以后就慢慢能理解这一类事了。 我前面还提到听他读自己写的剧本。可能就在那时候我感觉出了陶醉是一种什么样子。他写东西时常常在屋里走来走去，表情是阴沉的。他还有剧烈地挠头的动作，我也记得。他的耳边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痞子，他想不出来了就用手去搓那个痞子。他的习惯例不是咀嚼。后来因为怕磨擦太多生癌，就把那个痞子取消了。是一个很小的手术。 关于我爸爸，他年富力强时期的记忆都是零碎的，而且是孩子的观察。他也有过极少次数的大发脾气，我记不得原因，可是很吓人。夏天在家里，他总是光着脊梁。汗像一条条小虫在他背上爬。我观察过汗珠从毛孔里溢出来，往下滚，汇进脊背上汗的小溪流里的全过程。但我一点不记得夏天的酷热，我也不记得有人抱怨夏天。对了，我爸爸他不是个爱抱怨的人。他确实不抱怨。那时，他的书房是一间平房，前面被一座大房子挡着阳光。他趴在那张又老又大的书桌上，用一只手支着头，我妈妈坐在他对面，帮他记。窗子是绿油漆的，窗帘是白色的。我的相册里有这时期的照片，但用不着拿出来看，因为我现在就已经看见了。 等我长大以后，他能够和我交谈、我也会思考以后，我想我才真的开始了解他的一些品格。 对于他不懂的事情他绝不说知道。字典和百科全书是他必需随手可取的。有的东西一时查不到，他就一直记着，最后总会在什么地方查到。他是极端认真的人，不论做什么事，他要的不是正好，而是超出。在很多事情上，他的这种态度给人以教育，以感动。可我不说这样的事。我要说寄信这件事。最最普通的信（绝不超重），他一定要贴两毛至三毛钱邮票。如果去邮局寄的东西，过秤后人家说：五毛。他非贴上七毛。万一没时间去邮局，他就贴上一块钱的邮票或者再多些。我把这种不可理喻的事归为极端认真是不是合适呢？但我认为起码有助于说明他对其它事情的态度。同时这也磨练出我们的耐性，不与他争，由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送客人从来是自己一个人跑在最前面。上年纪了，他的腿的功能退化的最快，可走路时你最后总是不得不拽住他，因为他控制不住自己要往前冲。即便在医院的走廊上走走，也是这样。我问他，你急着去哪儿？他笑笑，说：“好好，缓下劲儿来。”可走不了几步就又上劲儿了。 只有写毛笔字、看字帖能使他的心静下来。所以他常看帖，能看很长时间。写字也很好，但消耗体力。一次他给我读一首诗：“水目不真，唯有虚影，人亦如是，终莫之领，为之驱驱，背此真净，若能悟之，超然独醒。”人老了，大约对那种彻悟之后的宁静很向往吧。尤其当他不能做到的时候。 我爸爸喜欢听赞扬的话，当然不是任何赞扬都喜欢，总是高级一点的吧。但是他又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样很没意思。有时他因为什么事而沾沾自喜，正得意的时候，我看着他，笑眯眯的，他立刻就说：“你别笑话爸爸啊！”他要一下把事情点透。只要他稍一闲下来，他的头脑就不停地转，就像被鞭子抽着的陀螺。这根鞭子经常是：自己剖析。我至今弄不清在他的思想深处是否定自己多，还是肯定多。或许更多的是对自己的怜悯。他永远不能领悟“知足长乐”和“随遇而安”的欣然。 幸亏他的性格是好动、好热闹的。只要有适当的场合和朋友，他就会是其中最闹的一个，像孩子一样放纵自己，“人来疯”。他的朋友都了解他这点。当他全副精神地投入欢闹时，看上去有点像舞台上的人物。因为他大欢乐了，不是人人都能这么欢乐的。 长时间的寂寞会使他烦躁。他坐在桌前翻手边的杂志，毫不相干的杂志，又走到书柜前漫无目的地找书，读出书的名字。他在屋子里东走西走。这些都是烦躁的表现。有时我怀念从前在屋里走来走去的爸爸。那是一个脚步沉重、有目的地的人。而后来这个走来走去的人，仿佛飘浮在空气里，不出声音地问：“我到底要干什么？” 我坚信我爸爸的才华。我所指的不是他的剧本。剧本就不用说了。我是想说我知道他心里是有真宝贝的。他对事物的理解从来是他自己独特的。他会洞察。但他不常把洞察的结果讲出来。于是这些结果就留在他心里，越积越多、越丰富，发酵或蒸馏成了很棒的东西，很过硬的一些想法。这个积累的过程看上去是从浓重到透明的过程。他有许多笔记本，都没有写满。从上面几乎看不出什么。但他还是时常记上几笔。后来我想到了，他记下来的只是一些符号而已，只有经过他的目光，那些符号才显出真正的意思来。世间一切事物都可能是有另一番意思的。平时他评叙事物，抒发内心用的都是没法再普通的语言。然而又是极准确的，一拳拳都能打中的语言。 有时他表现出烦躁，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脸绷得紧紧的，我走过去摸摸他的脸。他站住了，松弛下来，对我说：“不行了，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来那个劲儿，那个劲儿好像还有，可是像是不大行了。”我看着他。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互相看着。我是多么地理解他因而可怜他。事情是多么清楚啊！我本想安慰他的，才摸了他的脸，可是我什么也没能做到。 一次我的儿子来看外公，他拉着他的手说：“多好、多好啊！什么时候我要能回到你那样，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小孩。多快乐！”我儿子太小，他觉得干干净净是归妈妈管的事，就跑去玩他的了。可我喜欢他的这个“干干净净”，它像是一下为你换了一副眼光，当然，比这还要复杂些。 我和爸爸一起回过一次天津，是为南开大学的一个活动去的。我们到他从小长大的家——小白楼去了。远远看见那所房子。说老实话我现在一点记不得是什么样了。但他记得，记得很清楚。他说：“就是它，就在这儿，不错，绝对不会错。这一家姓肖，那一家姓陈，”他指着旁边两幢房子，“我真是像在做梦啊！” “就在这地方，”他指着街口，“我小时候这里排着一溜人力车，那时叫‘胶皮’，不要问价钱，上去就走。”他记起另一幢房子是周金子的家。 我们进了小楼，我就有印象了。小楼里黑乎乎的，里面住了好几家人。我爸爸指着楼下的一间：“这是我的书房，还有一个小书僮伴着我读书。真是奇怪呀，我就住在这儿！读易卜生，读《红楼梦》，翻译莫泊桑，看闲书；上高中时也在这里温习功课。”他还想起了教过他的一个大方先生，还教过袁世凯的儿子，好玩古钱，有几个姨太太，冬天是永远不生火的。他指出那里原来放着沙发，那儿是书桌，那儿是床。他一再惊奇过去的事记得这么清楚，他的思绪在他旧时的家庭里游荡。有很多人与他同在。也许其中也有一个干干净净的孩子。他渐渐长大了，生活在大千世界里，成了一个剧作家。但是我不能想像。这样的环境，周围这样的人，永不消散的大烟的气味，下午3点钟孩子放学回家，仍然是死寂的家……如果能够试试，我也许想试一下，看那样的生活会造成什么，不过谁能保证我的安然无损呢？然而我又想，我爸爸并不想失去什么，一切都在他心里留下了应有的痕迹与重量。在那间弥漫着鸦片烟气味的屋子里，有一种东西一点点渗透到了他的身体里。那就是愤怒。一个干干净净的孩子所一点点体味出的愤闷之情。他后来写出的剧本就是他不能选择的命运的果实。 我记得我曾经问过我爸爸，他写东西的感觉。他说：“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印象，许多憧憬，总是等写到节骨眼儿就冒出来了。要我说明白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写的时候也不可能。”在他这样说之前，其实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但是人对许多事情都需要反复证实。 就这样，他在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了。我妈妈李玉茹一直陪着他。我也常去看他。我们说他是个“有福之人”，他自己也承认。他没有精神的时候就一句话也不说，这种时候现在比较多。不过只要有精神他就立刻又像平日那样，兴奋而又敏感，说话声音很大，眼睛生动地烁烁发亮。有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可能出现了白朦朦的一片，分辨不出什么，所以他就迷糊一会儿，打个盹儿。我离开医院回家，他送我到走廊上，站在那儿向我招手的样子已经像个孩子了。 现在我想我已经证实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爸爸是极丰富的人，极复杂的一个人。他一生不追求享乐，他很真诚。他有很多缺陷与弱点，但是他没有罪孽。关于我的爸爸，我还有很多很多可写的，但这里已经写不下了。 （选自《生命从80岁开始》，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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