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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同时写的另外一首诗《不久长，不久长》： 　　不久长，不久长，乌黑的深夜隐伏， 　　黑矮的精灵儿恍恍， 　　你忽而追逐在我身后，忽而啾啾在我身旁。 　　啊，爹爹，不久我将冷硬硬地睡在衰草里哟， 　　我的灵儿永在 　　深林间和你歌唱！ 　　不久长，不久长， 　　莫再谈我幽咽的琴弦，莫再空掷我将尽的晨光。 　　从此我将踏着黄湿的 　　草径躞蹀， 　　我要寻一室深壑暗涧 　　作我的墓房。 　　啊，我的心房是这样抽痛哟，我的来日不久长！ 　　不久长，不久长， 　　无星的夜里，这个精灵悄悄地吹口冷气到我的耳旁：“嘘……嘘……嘘……来，你来， 　　喝，喝，……这儿乐。 　　——喝，喝，你们常是不定、烦忙。” 　　啊，此刻我的脑是这样沉重哟，我的来日不久长！不久长，不久长， 　　袅袅地，他吹我到沉死的夜邦，我望安静的灵魂们在 　　水晶路上走， 　　我见他们眼神映现出 　　和蔼的灵光； 　　我望静默的月儿吻着 　　不言的鬼， 　　清澄的光射在 　　惨白的面庞。 　　啊，是这样的境界才使我神往哟，我的来日不久长。 　　不久长，不久长， 　　乌黑的深夜隐伏， 　　黑矮的精灵儿恍恍， 　　你忽而追逐在我身旁。 　　啊，爹爹，不久我将冷硬硬地睡在衰草里哟， 　　我的灵儿永在 　　深林间和你歌唱！ 　　这首诗的思想情绪是相当消极而悲观的。寻找一个深壑暗涧作为自己的坟墓，神往一个静谧森然有着鬼魂相伴的境界，让自己的灵儿永远睡在衰草里。的确，这很难令人明白，曹禺当时那么年轻，却为何产生这种人生“不久长”的悲叹和感伤，为何产生这样的玄思冥想？又似乎积淀着一种人生苦闷，在寻求着解脱。尽管我们不能把作品的思想同诗人的思想等同起来，但这些思想情绪毕竟是一个存在，一个真实的存在，是从诗人心中流露出来的，总是反映着他的某些思想情绪。曹禺曾说：“我的青年时代总是有一种瞎撞的感觉”。“好像是东撞西撞，在寻求着生活的道路。人究竟应该怎样活着？”他曾苦苦地追索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思考着人生的课题，有时未免搅得他坐卧不安。在这些诗中正有着这种追索的苦闷印痕。苦闷，并不都是坏事，它往往蕴藏着深刻的内涵，孕育着思想的变动和飞跃，一旦从中挣脱出来，便会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甚至，苦闷本身就有它的潜在的价值。从艺术上来说，这些诗体现出他的美学追求，他追求诗的感情，诗的意境，追求思想情绪的诗意表现，这点，对它未来的戏剧创作倒是影响深远的，由此，指示着通向戏剧诗人的路途。 　　【第六章 在南开新剧团里】 　　黄金般的中学时代，最能展示家宝的青春活力和闪光的才华，他的精力是那么旺盛充沛，沉重的课堂学习，各种各样的作业，都不妨碍他去做他感兴趣的事。他写小说、写戏、搞翻译、当编辑、演京剧、演话剧。他内在的潜能和智慧像涨水的小河四处流溢。只要是和他同过学的，都知道“万家宝”这个名字。 　　1925年，正是他15岁的时候。这一年，对曹禺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他参加了南开新剧团，从童年时代就播下的戏剧种子，终于找到了适宜的土壤。他对戏剧的爱好，也终于得到一个施展发挥的机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年奠定了他未来的发展前途。 　　曹禺是这样回忆他在中学时代的戏剧生活的：20年代初，我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那时张彭春先生负责校务，喻传鉴先生是教务主任。张彭春曾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研究教育和戏剧，对戏剧很有兴趣。南开中学每到校庆和欢送毕业同学时，都要演戏庆祝，成为一种传统。演“新剧”起源于张伯苓先生。他早在1909年（宣统元年）时就提倡新剧，目的在于练习演讲，改良社会。南开新剧第一次公演的剧目是张伯铃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用非所学》。 　　我大约15岁时就加入南开新剧团，演过很多戏，几乎都是张彭春导演。师生合作，参加者有伉鼐如、吕仰平、陆善忱等。我也演过陈大悲的戏，如《爱国贼》等。南开新剧团是有着她光荣的历史的。 　　早在1909年，也就是在春柳社于日本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之后两年，张伯苓就在南开学校倡导新剧了。由这年公演《用非所学》之后，“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先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鉴于新剧可作社会教育之利器，努力提倡，此后每值南开学校周年纪念日即公演新剧”。1910年演出《箴膏起废》，1911年演出《影》，1912年演出《华娥传》，1913年演出《新少年》。 　　1914年，南开学校10周年纪念，演出《恩怨缘》一剧，大得社会之好评，声誉大振，遂由师生合作正式成立南开新剧团。时趾周为团长，周恩来为布景部长。1915年公演《一元钱》，又受到社会人士的称赞，南开新剧的名声更大了。1916年，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从美国留学归来，因他对戏剧的爱好，遂加入新剧团，并被推选为副团长。本年公演了张彭春创作的《醒》和《一念差》。1917年演出滑稽戏《天作之合》。1918年公演张彭春创作的《新村正》，此剧在京津两地均有演出，影响颇大。胡适当时就说：“天津的南开学校，有一个很好的新剧团，他们编的戏，如《一元钱》、《一念差》之类，都是‘过渡戏’的一类；新编的一本《新村正》，颇有新剧的味道，他们那边有几位会员（教职员多）做戏的功夫很高明，表情、说白都很好。布景也极讲究。他们有了七八年的设备，加上七八年的经验，故能有极满意的效果。以我个人所知，这个新剧团要算顶好的了。”胡适对南开新剧团的评价，并不过誉。如果说，把春柳社等作为南方新剧运动的代表，那么，南开新剧团则是北方新剧运动之翘楚。 　　南开新剧运动的坚持和发展是有理论作为指导的。张伯苓开始倡导时，“仅在藉演剧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及后方作纯艺术之研究”。他认为舞台、学校、世界是联系一起的：“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场也。”另外，同他的教育思想有关，他认为“不单是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参加课外活动，从这里面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到做人的经验”。而在新剧理论建设上，以周恩来的主张最进步最有力。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不但在政治上是一个反封建的民主斗争的学生领袖，在推进南开新剧事业上也是一个中坚分子。他以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务实精神，参加编剧、布景和演出等工作，同时，更是一个新剧理论的倡导者。他于1916年写的《吾校新剧观》，实是中国话剧史上一篇具有开拓性的历史文献。首先，他把倡导新剧同“重整河山，复兴祖国”的伟大目标联系起来。他说：“是知今日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他认为新剧可以开民智、进民德；借新剧的效用，“施之以教，齐之以耻，生聚教训不十年，神州古国，或竟一跃到强国之林，亦意中事也”。他又指出，旧戏流弊甚多，多导淫毁俗之作，改不胜改，“较之新剧实利少而害多”，如果任其发展，则世风日下，损害国家之精神。所以，从振兴祖国出发，力倡新剧。其次，他对“新剧之派别”进行了分析，对那时趋向堕落的文明戏作了剀切的批判。他说：“演者、编者，类多率尔操觚之士，数时练习，便自登场。情节之未合也，言辞之支离也，布景之未周也，动作之失措也，均无暇计及。藉一二之滑稽辞句，博观者欢迎，间复加以唱工，迎合社会心理”。他批评得切中要害，一针见血。他还说：“上焉者刺取时政，发为激烈之词；中者描写村妪冬烘，供人喷饭。至若言儿女之情，不脱遗花打樱之窠臼；壮英雄之气，难忘天霸、薛礼之身份者，又下乘矣。以此而言新剧，与新剧真正之主旨，相去日远。”在他看来，不清除文明戏这些积弊，不改革文明戏，“新剧”是不可能称为新剧的。其三，他认为在世界戏剧的潮流中，虽然各种流派很多，但以写实剧最为发达，“现代写实剧者，乃最近七八十年之戏曲，其意在不加修饰而有自然实际及客观之趣味。此种剧旨，更为锐进而成空前之发达”。他认为南开新剧“于潮流中已占有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显然，他是倡导写实主义的。周恩来的理论主张在南开新剧发展中起到推动作用，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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