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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走进院里，只见一排排鸽笼子似的小屋子，从这个门洞到那个门洞，川流不息来往着各种各样的人。在灯光下，他看见从鸽笼里走出来的妓女，一个个脸色蜡黄惨白，没有一丝血色。只听伙计一喊“见客啦！见客！”这些女人便随着点叫，依次走上前去，让嫖客们挑选。在他看来，这些女人就像锁在这人间地狱里的可怜的动物。 　　在那些寝食不安的日子，他混在里面，和妓女们面对面地交谈，终于使他有了一种惊人的发现。在这最黑暗的角落里，在那些污秽掩盖着的“可怜的动物”身上，发现了人间美好的心灵。他说： 　　那里面的人我曾经面对面地混在一起，各人真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流着泪，“掏出心窝子”的话，叙述自己的身世。这里有说不尽的凄惨的故事，只恨没有一支Baizac的笔来记载下来。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她有一副好心肠，同时染有在那地狱下生活的各种坏习惯。她认为那些买卖的勾当是当然的，她老老实实地做她的营生，“一分线买一分货”，即便在她那种生涯里，她也有她的公平。令人感动的是她那样狗似地效忠于她的老鸨，和无意中流露出来对于那更无告者的温暖的关心。她没有希望，希望早死了。前途是一片惨淡，而为着家里那一群老小，她必须卖着自己的肉体麻木地挨下去。她叹息着：“人是贱骨头，什么苦都怕挨，到了还是得过，你能说一天不过么？”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是这类可怜的动物最惨的悲剧。这些妓女的遭遇，的确使得他心疼：“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呵，我心疼痛，我心在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他恨透了衣冠禽兽的世界是怎样残酷地摧残着人性，在扭曲着人的灵魂：“上帝就任凭你们存邪僻之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些，他熟读过的《圣经》中的箴言，回荡在他的心胸之中。 　　他一定要把他亲眼见到的写出来，他的勇气与日俱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要熟悉这黑暗角落的一切。为了学数来宝，在严寒的三九天，半夜里在一片荒凉的贫民区去等候两个吸食毒品的乞丐。这是事先约好，并且要给赏钱的。可能是赏钱给多了，他们猜疑他是个侦缉队之流，便没有来。他冒着刺骨的寒冷，瑟缩着到一个“鸡毛店”里去找他们，也许因为找的次数太多了，被一个罪犯样的落魄英雄误会了，这个家伙大打出手，险些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曹禺还不死心，有了经验，不再独自冒险。或是托人介绍，或是乔装打扮，改头换面跑到“土药店”里，同那些像黑三一样的人物讲交情，曹禺这样回忆说：开始，我是跟着中国旅行剧团的人去三等妓院调查，什么样的人物都看过的。好多妓女的话都是当场记录下来的。人家也奇怪，我说我是报馆记者。慢慢搞熟了，什么话都讲给你。我记得这样搞现场调查，整整搞了一个暑假。当时，我还得教课，是够紧张的。也带着靳以去，靳以就像方达生那么一种书呆子气。砸窑子，招待不好，就砸了，是常有的事。翠喜那种妓女是自由身，可以回家，其实她也跑不了，得给当班的印子饯。小东西就不准乱跑。土药店，土药就是大烟，土药店又称戒烟所。像个澡堂似的，一排排的床，都不是什么有钱的人，乞丐也来。满屋子抽得乌烟瘴气，有女招待给烧烟泡。 　　他在调查时，被一位朋友看见了。于是便有谣言散布出去，弄得他无法解释。但他硬是把调查坚持下来，尽管遭受不少折磨、伤害，甚至是侮辱，但却使他获得了最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他写《日出》较之写《雷雨》，更是憋满了一腔愤懑之情，更强烈，更深沉。 　　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地剌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愤怒。有时我也想，为哪一个呢？是哪一群人叫我这样呢？这些失眠的夜晚困兽似地在一间笼子大的屋里踱过来，踱过去，睁着一双布满了红丝的眼睛，绝望地愣着神，看看低压在头上黑的屋顶，窗外昏黑的天空，四周漆黑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埋进了坟墓，没有一丝动静。我捺不住了，在情绪的爆发当中，我曾经摔碎了许多可纪念的东西，内中有我最心爱的瓷马观音，是我在两岁时母亲给我买来的护神和玩物。我绝望地嘶嘎着，那时我愿意一切都毁灭了吧，我如一只负伤的狗扑在地上，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我觉得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湿漉漉的，粘腻腻的，我紧紧抓着一把泥土的黑手，我划起洋火，我惊愕地看见了血。污黑的拇指被那瓷像的碎片割成一道沟，血，一滴一滴快意的血缓缓地流出来。这就是曹禺创作时的情景，这就是曹禺的创作个性。他那种执拗的恨在心头燃烧着，那种热烈而执着的爱也在燃烧着。而最后却是失望、悲哀和不尽的酸辛。情感的昏迷和创作的迷茫浑成一气。他不是在写作，而是在浸着血泪苦苦地思索、探求；但却探索不出一条智慧的路。尽管他熬过许多不平静的夜晚，读《道德经》，读佛经，读《圣经》，读那些被认为是洪水猛兽的书，也不能想出究竟来。他说：我渴望着一线阳光。我想太阳我多半不及见了，但我也愿望我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盘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哪怕因而大陆便沉为海。我还是年轻，不尽的令人发指的回忆围攻着我，我想不出一条智慧的路，顾虑得万分周全。冲到我的口上，是我在书房里摇头晃脑背通本《书经》的时代，最使一个小孩子魄动心惊的一句切齿的誓言：“时日易丧，予及汝偕亡！”（见《商书·汤誓》）萦绕于心的，也是一种暴风雨来临之感。我恶毒地诅咒四周的不平，除了去掉这群腐烂的人们，我看不出眼前有多少光明。这是他当时最真实的思想，最真实的情感，也是《日出》诞生的真正原因。他把一腔的愤懑都倾注在《日出》之中。他写《日出》与《雷雨》有所不同。巴金和靳以知道了他的计划，就催促着他交稿，就像写章回小说一样，写一幕刊登一幕，采取连载的形式。《雷雨》他前后酝酿五年，而《日出》却像个急就章。 　　他原先计划，把《日出》写成契诃夫那种平淡中见深邃的风格。“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那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他的确想学着契诃夫的剧本，以虔诚的拜师心情，做一个契诃夫的学徒。他那样写了，但他觉得失败了，他把这些底稿烧掉了。他心中在想着，这样写也可学得契诃夫的“半分神味”，但观众是否肯看，确是个问题。他觉得中国的观众，“他们要故事，要穿插，要紧张的场面”。这是他多年来在演剧实践中对观众心理、观众的欣赏趣味和习惯，进行观察和体验所得出来的。正因为这样，他写剧本，总是想着观众，把观众的需求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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