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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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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生的到来,在交往中,她给了他以深刻的印象。在不知不觉、不声不响中,他们在心中相爱了。《北京人》中的愫方,就有着译生性格的投影。曹禺是这样描写愫方的: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的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时常忧郁地望着天,诗画驱不走眼底的沉滞。像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谁也猜不透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的愿望与哀思,她是异常的缄默。……一种惊人的耐性,……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 她的服饰十分淡雅。她穿一身深蓝哔叽织着淡灰斑点的旧旗袍,宽大适体。她人瘦小,圆脸,大眼睛,蓦看怯怯的,十分动人矜惜。她已过三十,依然保持着昔日闺秀的幽丽,谈话声音温婉动听,但多半在无言的微笑中静聆旁人的话语。 曹禺把他对译生的爱,对译生的一片痴情,还有译生的音容笑貌都写进去了,都写进愫方的性格血肉之中。愫方不等于译生,但可以说,没有译生就没有愫方的形象。 创作是奇妙的,也是不奇妙的;是偶然的,也是不偶然的;是写实的,也是不写实的。许多的因素汇合一起,曹禺又在酝酿着一部新的剧作了。这部新的剧作就是著名的《北京人》。 他的学生方琯德是这样回忆曹禺写作《北京人》的情景的:“大概是1940年的深秋,在四川江安靠近古旧城墙边上的一幢房子里,曹禺同志写作了《北京人》。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19岁的青年,正在作他的学生。曹禺同志也不过30岁。他正热爱着契诃夫,感到时代的苦闷,也憧憬着时代的未来。但他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停滞在憧憬里,而且看到了和懂得了北方为着幸福生活斗争的人们。所以他也热爱我们那样一群青年人。我们整天生活在一起,他把《北京人》剧本,写好一段读一段给我们听。我记得江安的夜晚没有电灯,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铺满了稿纸,窗外是梧桐秋雨。曹禺同志以最真挚的心情叙说着愫方的善良,他回忆着充满生命力的古代人类向自然的斗争,对当时的现实的斗争充满了希望。” 《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历程中是一个高峰,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思索才写出来的。许多人物,许多情景,早就在他的心里孕育着,浮现着。只是使许多评论家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在抗战的艰苦阶段,他竟然写出这样一出“与抗战无关”的戏?从《蜕变》到《北京人》,似乎是有些令人感到突然。其实,并不奇怪,也并不突然。 在这出戏里,更深刻地蕴蓄着他对现实的历史的沉思,更真挚地透露着他的希望,也更深邃地体现着他对戏剧美学的追求。 如果说,在写《蜕变》时,他还有一种天真的乐观,还有一种激昂的热忱,憎恶着腐朽的统治、期望着蜕变,来一个蜕旧变新的转变;那么,随着抗日战争持久阶段的到来,使他更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消极抗日的丑恶面目,更加厌恶和憎恨官僚政治的黑暗和腐败。他的戏,一次又一次地被禁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把《雷雨》列为“有碍风化,有背时代精神,不合抗战需要”的剧本,下令“禁止上演及印刷品之出版”。《蜕变》上演经受刁难审查的经历,使他深深感到写抗战戏都会带来厄运,这又是怎样一个腐朽而反动的黑暗的统治呵!的确,他的心里有着深沉的愤慨和悲怆。曹禺说:“写《北京人》时,我的诅咒比较明确些了,那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是早晚要进棺材的!他们在争抢着棺木。而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他还说:“也许在写《北京人》的时候,我朦胧地知道革命在什么地方了,但严格地说,那时我仍还根本不懂得革命。”他的回顾是符合他的思想实际的。 战前,他曾经接触过一些共产党人。抗战爆发后,他所结识的戏剧界的朋友也有些人是共产党人,他同他们共事,给了他以深刻的印象。徐特立自不必说了,即使他的学生,那些他所热爱的学生,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民族面临生死关头而坚持奋斗的表现,也给他以鼓舞和力量。特别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周恩来给予他的关怀和教育。还在1938年的冬天,他就收到周恩来亲自写给他的一封长信。周恩来以老学友的身分,用十分亲切的口吻同他谈到抗战的形势和前途,谈到戏剧,并且邀请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做客。 后来,他曾多次见到周恩来,聆听他的教诲。曹禺回忆他一次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的情景时说:我由人领着走进一间简朴的屋子,迎面碰上总理炯炯的目光。国统区是阴沉的,但周先生所在的地方却阳光明丽。话谈到一半,防空警报响了!总理让我和他一起上山。当我登上山顶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已经向山城扔下许多炸弹,一股股浓烟腾起。面对这样的屠杀,我郁闷地说不出话。我望着总理,总理的面容愤慨而严峻。他指着火光起处,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告诉我中华儿女必须团结一心,奋起抗日。虽然在当时的重庆,听不到反击的炮声,但是总理的话使我坚强,给我力量。我相信共产党是坚决要抗战到底的!从那时起,我靠近了党。周恩来一直关心着和爱护着这个年轻而有才华的剧作家。周恩来,他是曹禺的革命引路人。 由于曹禺同共产党人的亲近,无疑,自然会引起某些人的注意。有一次,在余上沅校长家里吃饭,饭桌上,余上沅的一位亲戚问曹禺:“你怎么会那么喜欢共产党?”曹禺机智地反问道:“你怎么会知道我喜欢共产党!?”实际上,那时国民党的特务已经在暗中注视着他的行动了。曹禺也免不了文人的清高,甚至还厌恶党派的斗争,但在他的内心里,他厌恶的是国民党,敬仰的却是像周恩来、徐特立那样的共产党人。他隐约地感到,是共产党真正在关心着他,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在热爱着他、守护着他,使他在那暗夜中感到温暖和力量。 《北京人》既蕴含着作家的希望和憧憬,又体现着他的对一种戏剧审美境界的追求和向往。 还在写《日出》时,他就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强烈的美学追求,产生一种令其沉醉的审美向往。他说,他“渐渐生出一种对于《雷雨》的厌倦”,“很讨厌它的结构”,以为《雷雨》“太像戏”了。还说:“我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那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那么,他追求的是怎样的一种戏剧风格和境界呢?他迷恋的是契诃夫的戏剧,是契诃夫那种戏剧风格和戏剧的境界。“我记起几年前着了迷,沉醉于柴霍甫(即契诃夫——引者)深邃艰深的艺术里,一颗沉重的心怎样为他的戏感动着。读毕了《三姊妹》,我合上眼,眼前展开那一幅秋天的忧郁,玛夏、哀林娜、阿尔加那三个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倚在一起,眼里浮起湿润的忧愁,静静地听着窗外远远奏着欢乐的进行曲,那充满了欢欣的生命的愉快的军乐渐远渐微,也消失在空虚里,静默中。仿佛年长的姐姐阿尔加喃喃地低述她们生活的挹郁,希望的渺茫,徒然地工作,徒然地生存着。我的眼渐为浮起的泪水模糊起来成了一片,再也抬不起头来。然而在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开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围里。我再想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个低劣的学徒。”由此,也可见曹禺对契诃夫戏剧的崇拜和沉迷了。他写《日出》时,就想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但是,他把写的稿撕毁了,烧掉了。如今,他那种久沉心底的美学向往又涌出来了,他要学点平铺直叙的东西,但又要有着深邃的艺术底蕴。 可以说,《北京人》是曹禺写得最好的剧本了,的确是一部传世的杰作。关于《北京人》,我们想多费些笔墨,还是让我们看看曹禺是怎样谈论他所心爱的这部剧作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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