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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新华日报》发表了茜萍的《关于<北京人>》,似乎是针对抗战八股式的批评,着重肯定了《北京人》的社会意义:“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面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底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还有他的老同学靳以写的《<北京人>》,这是以“纪念我们二十年的友谊”的名义而写的。也许他们从中学就在一起,彼此了解,更了解彼此的家庭以及亲戚朋友,所以靳以对曹禺笔下的人物就有比较深切的理解。他这样说:“这是一本书,一出戏,可是故事却存在我们广阔的人海里,那些人物都活生生地在我们身边。不信你看,不是有那样忘记了生而想着死的老头子,那样懒惰无用的废人,那样泼辣恶毒的妇女,还有那可怜无告的老小姐么?”他对曾皓、文清、江泰、思懿、愫方都有鞭辟入里的分析,是为人所未曾这样做过的人物分析。

  但是,《北京人》这样一个剧作,出现在那样一个时代,确使一些批评家感到不好理解。胡风的批评历来都是艰涩的,有时又未免苛刻,他说:“作者所写的那个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看来错综复杂,但其实是过于孤立了一点,因而那些人物看来须眉毕肖,但其实是单纯化了一点。那样一个大家庭,和整个封建势力并没有彼此扭结的血缘关系,只是关起门来开演一个悲剧,而对于暴发户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在活的社会交涉里面表现出它底抵抗和迎合,只是单纯地负了一笔债和付债底威逼,而且这也不过仅仅尽了促成这个悲剧上的一点观念上的作用。至于当时应有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政治浪潮,在这里没有起一点影响……”这些,看来都是一种过分的要求了。但是,胡风的批评中也有独具慧眼的地方,他说:“作者的对于艺术创作的理解和他的艺术才能,在他,正和现实主义的艺术理论相合,创作出的主题,只能有机地表现在人物的心理斗争或性格变化上面;在他的笔下,人物的动作,言语,都是为了息息相关的彼此的心理动向。

  就《北京人》说,虽然在严格的艺术要求上还不免有一些浪费的地方,和为了交代情节的拼凑的地方,但他决不使他的人物丧失了自己。决不使他的人物成为概念的留声机。即令那完全是从概念造出来的人物罢,好像他也能够把那概念变成某一程度的活的心理状态。用具体的语言和适当的动作,使观众得到一个好像那是具有真实性的人物的假象,这是艺术家的最宝贵的才能,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恐怕也值得某些剧作家认真学习的。”对一部作品的批评,特别是当代人当时的批评,是总难免有种种局限的。当代的批评有它的优点,但是,又往往带有它的弱点。即便像荃麟对《北京人》的批评,也难免那种机械的批评。他批评作者由于“没有把它的人物放到更大的社会斗争中去发展,因而作者所企图达到的剧本的社会意义,就不能尽量发挥出来。作品人物应该具有的社会典型性格,也不能达到更完善的程度”。“这剧本给予我们的印象,多少还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要从这家庭的悲剧去看社会的悲剧命运,却是不够明确和具体”。一方面他看到《北京人》“是一般公式主义的作品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一方面他又用公式来要求《北京人》,这种矛盾现象是颇令人费解的。正是这种批评的矛盾,深刻地反映着当时理论上的矛盾。杨晦的批评也是这样,他同样赞赏曹禺的才能,但也说:“我们读《北京人》,特别看出曹禺的艺术修养之高,也特别看出他对于社会问题的不能把握,这又怎么损坏了他的艺术成就!”他甚至认为作者的“心情,也可以说他的怀恋,都回到中国旧的封建社会、封建道德与封建情感上去,好像凭吊往古一般,极其低回婉转之致”,“他无

  当然,这样的一些批评,曹禺又该怎样地想呢?又该怎样地对待呢?从《日出》之后,他再不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辩诬了,他只有缄默。但是,他心中是有他的主见的。

  对《北京人》的真正的思想艺术价值的肯定和发掘,还有待历史的检验!

  【第二十一章 同巴金的友谊】

  江安的生活是清苦的。

  战时物价腾涌,钱是越来越不值钱了。会钻营的去做投机买卖,捞外块,可是对穷教员来说,日子过得就艰难了,对学生来说,那就更困厄了。战区来的学生有贷金,自己申请,等工作了再还。开始时每月8元,4元钱的伙食,4元钱零用,还可勉强维持。后来提高到70元的贷金,但连饭也吃不到了。非战区的有家的学生,是连贷金也没有的。总不能饿饭啊!就搞点实物演出,农民来看戏,就拿着白薯、白菜、鸡等来看戏,当地的绅士也有时送半只猪来,这样,星期天就能打上一次牙祭,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了。曹禺是教授级,日子还可以维持,但他看着学生的清苦,打心里是怜爱的。即使在最艰苦的日子,学生还在那里勤奋地读书,有时连夜地排戏演戏。作为一个教师,财学生最深厚的爱便是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使他们成才。除了指导学生排戏演戏,那就是教课,他教的课程门类是够多的了,《西洋戏剧史》、《编剧技巧》、《名剧选读》,等等。

  在他的学生中,流传着关于曹禺教书育人的种种事迹:吕恩说,那时我们许多学生都是慕万老师的名而报考剧校的。他讲课讲得很精采,上午四堂课,他只在中间休息一次,但往往是一气呵成,讲得有声有色,边讲边表演。没有翻译过来的剧本,他自己就朗读原文。万老师好读书,戏剧方面的东西,他太精通了。在江安时,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手不释卷的学者。

  范启新说,万先生讲课,那真可谓口若悬河。他看得多,随手拈来,旁征博引,而分析起作品来又是那么细致入微。他讲得传神,我记得他讲戏剧概论,常提到的剧作家和剧作,有匈牙利的摩尔纳的《百合花》,法国班拿的剧本也介绍得比较多。班拿是所谓静默学派,没有大的动作,重视心理分析,像班拿的《妒误》,是黎烈文翻译的,万先生就介绍过。他说他很喜欢这个剧本,这样的戏使人感到亲切得很,我觉得《北京人》就有班拿剧作的影响。还有班拿的《玛亭》,袁昌英翻译过,他讲的时候都入了迷,沉浸在戏剧情境之中,大家也如痴如醉了。冀淑平回忆说,万先生给我们讲西洋戏剧史,他是从希腊悲剧讲起的,他对希腊悲剧可以说有一种独到的体会。他不是一般地介绍,而是让你感到其中的悲剧精神。我们最喜欢听他的课,别的班都来听,他讲课讲到高兴的时候,就用右手揪着右耳朵上的一个小肉瘤,眨着眼,神采飞扬,全神贯注,我们这些学生也都“入戏”了。

  陈永係回忆说,万先生教的课很多,他教编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错综心理,错综感情,都是一般戏剧理论书中很难看到的,听起来很新鲜。他结合着许多剧本许多人物来讲,说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不一般化。他讲究戏的跌宕和节奏,韵味和分寸。他看卷子也很仔细,那时,每学期我们都要写一个剧本,他批改得很认真,很仔细,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不好,哪个地方还得推敲,都批得详详细细。那么多学生的卷子,他都那么精心去改,他是十分负责任的。他对学生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张家浩写了一个剧本交给他看,这个剧本叫《红色马》,讲一个爱国志士,打入日本军队中去刺探情报,经历各种风险把情报搞了出来,其中用了不少惊险的技巧。曹禺看过,找到张家浩说:“下次你再写这样的剧本,就不要拿给我看。”他是希望学生在开始写戏的时候,就要有所追求,在思想和艺术上有真正的追求,而不要搞那些表面上热热闹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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