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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打倒“四人帮”之后，话剧创作在一段时间是相当繁荣的，在冲破思想禁区上领了先，如《报春花》、《救救她》等社会问题剧久演不衰，受到观众欢迎。但是，他却十分锐敏地感到，在一些社会问题剧中所存在的问题，谈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我刚读过《文艺报》上发表的孙犁同志的《文学和生活的路》，谈得很深刻，他那么解释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思想性、政治性是非常合理的。当前，我感到有个极大的问题，无论写戏，写小说，写什么东西要有思想性，思想性我并不反对，但是，怎样体现这种思想性，这就是个问题。现在一出戏，有个官僚主义者，另外必有几个正面人物是代表正确思想的，于是按两种思想写成两种人物，形成两种思想斗争，这样写成一部剧。当然不是那么笨拙的，也有曲折，也有故事，但是，终避免不了这么一个套子。这种戏需要不需要呢？当然也需要，这就是社会问题剧，针对当前社会上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写出戏来，看这些戏也是让人激动的，觉得讲得有道理。过去只敢写生产小队长、大队长的毛病，现在思想放开了，甚至连老干部都敢写出他的问题来。但是，我觉得这样写下去，是很令人担忧的，这是一条很狭窄的路。如果把文学仅仅搞成政治需要什么就表现什么，该解决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比如《权与法》，这部戏即使全国都上演了，是不是“权与法”的问题就解决了，就不再搞特权了，这很难说的。为什么说这样写的路子是狭窄的呢？你们看所有大作家的好作品，都不是被一个问题限制住，不是被一个问题箍住了，他们把整个社会都看过想过了，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的范围比较开阔，也比较深入，这些作品的思想性，不是按作家规定的思路去想，而是写出让人思、令人想的作品，让你想得很多很多，想得很远很远，去思索人生，思索未来，甚至思索人类。《红楼梦》、《水浒》没有鲜明地提到某一个社会问题，却把整个社会反映出来了。《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这样。看见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看见什么人物就写什么人物，不是真正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深思熟虑过的，真正在自己感情世界中感动过的，就拿来写，这样的戏写出来，也许可以感动一时，但不能感动永久。我是不赞成这样一种写法的，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文学艺术太讲究“用”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创作世界性的作品？这是颇令人深思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在我们看来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它确有世界性。我们总是写那些“合槽”的东西，“合”一定政治概念之“槽”，“合”一定哲学概念之“槽”，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一定有什么预先规定的主题。我以为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道路和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应该是一片一望无际、繁花丛生的大地，碧绿碧绿的草原，牛羊遍野，一派生机，天地广阔。我真是盼望有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问世啊！不久，他就写了《戏剧创作漫谈》，发表在《剧本》1980年7月号上，更深刻地论述了这些问题，在戏剧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关于戏剧创作，他写下了一系列文章，有滔滔宏论，也有短小剧评。他谈古代戏曲，谈现代戏曲，谈莎士比亚，谈易卜生，谈奥尼尔，也谈自己的创作经验，谈导演，谈表演，也谈及舞台美术。即使是短短一篇，他决不应付。有时应报刊之约写一篇剧评，他也是反复琢磨，数易其稿。他想的是，哪怕三言两语，也要对人有所裨益，有所启发。有一次《文艺报》约他写一篇《上帝的宠儿》的剧评，催稿很紧。头一天写就一稿，读来不尽其意，翌日清晨起来重写，直写到午后两点钟，那种叫真的态度，对于一个有病的老人，委实令人感动。在这些文章中，凝结着他毕生创作的经验教训，也蕴含着他对当前创作的沉思，有热情的期望，有睿智的见地。也许他觉得不能再奋力写出新作，便把一腔希望都寄托在整个剧坛上，期待中青年人写出伟大作品。他无心作理论家，但是，无论是长篇谈话和短篇小品，都耐人寻味。愈到后来，他的文章写得愈精萃。像《<莎士比亚研究>发刊词》、《作莎士比亚知音》，都是两千字的文章，但却是言简意赅，妙语连珠，深蕴哲理意味。他所写下的关于怀念郭老、怀念老舍和田汉的文字，少套语，有真情。在他诸多文章中，有几篇是值得称道的传久的文章，如《我对戏剧创作的希望》、《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等，都是在文学艺术界为人称道的好文章。 　　在他所有的谈戏剧的文章中，能看出他所探寻所强调的方面：一是他强调写人，强调认识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探寻人的灵魂的秘密。他借对莎士比亚、奥尼尔等人的评论，引导人们对“人”的发现和认识。他说：“有史以来，屹立在高峰之上，多少文学巨人们教给人认识自己，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引导人懂得‘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使人类永远又惊又喜的巨人。”他以为自古以来的文学大师，都是对“人”有深刻见解的人，他说：“戏剧的世界是多么广阔、辽远而悠久！可交流的知识与文化，尤其是对于‘人’的认识，表现得多么美丽，多么翔实，又多么透彻啊！如果从古希腊到现在，把这几千年来的戏剧大师们从坟墓中唤醒，请这些对‘人’有深沉见解的人们，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戏剧大家到中国的上海，饮几盅龙井，喝几杯茅台，让他们互相认识‘中外古今’的同行，谈谈梦一般的思想，诗一般的感情，把心中还没有说尽的话对面讲，沟通沟通，那会是多么伟大而又不可想象的盛会啊！”显然，他把戏剧大师们看作是最懂得“人”、最了解“人”、最尊重“人”、对“人”有着透彻深刻见地的巨人。因此，他不止一次同中青年剧作家讲，要去了解人，要探索人的灵魂的秘密。他说：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不同的身世、心理，不同的精神面貌，我们要放开眼界看到更多人的心灵。要不怕艰难，探索他们的灵魂深处，是高贵的还是龌龊的？亲爱的作家们，不要满足于已有的生活知识，不要满足于已经知道的人物性格。只有勇敢地、艰苦地探索人物的灵魂，在生活中开阔眼界，才知道应该写哪一种人，甚至于怎么写。这些意见，是切中时弊的。 　　二是他强调作家要读书，要提高文化修养。在文学艺术创作队伍中，突出地暴露出一种非学者化的倾向，文化修养较差，知识面不广，视野狭窄。曹禺从他切身的创作经验中深深体会到，一个作家要有生活，同时要有学识和胆识，而后者则是要靠刻苦攻读、勤奋思索才能获得的。他是最懂得舞台和舞台艺术的。他曾说： 　　舞台是一座蕴藏无限魅惑的地方，它是地狱，是天堂。谁能想象得出艺术创造的甘苦和艰辛呢！学习舞台知识、技能与艺术；探索世界一切美好的修养与人性的秘密；取得心领神会、活脱脱地表现各种人生境界的本领；积累多少深刻理解与偶得颖悟的舞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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