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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文艺 一般的说来,文艺者比教育者更大胆,因为他较为自由。他可以不顾一切的写出他心中的话,听不听在你,写不写在我。因此,他的思想往往是前进的,他想一下子把人们都引领到新的世界去。这种自由与热诚使他冒险,有时候也就偏激不实。教育家呢,无论怎样,他不能把昨天用的方法与工具完全放下,今天忽然另换一套。事实上的限制使他不得不慎重,不得不渐进。今日新兴的教育理论,也许在十年八年后,或几十年后,才得到实际试验的机会。他的热诚也许与文艺者一样,可是他不能无所顾虑;在他的良心上他也觉到急进会有危险,而不能随便拿教育当作儿戏,随时改换。文艺者的大胆使他前进,教育者的慈善使他慎重。前进,往往忽略了事实上的困难,或有时候以极脆弱的论证支持着极沉重的结论。慎重,往往趋于保守;把事业看成职业,率由旧章的作下去,由不敢改善而入于不便多事。二者都有好处,也都有弊病。只有二者能常接近,然后慎重的人才能见到最新的思想,虽然不能马上采用,究竟要迎上前去,不甘落伍;即使不能一时全盘变更,至少在思想上能更与新时代接近,可能明白新时代的青年的心理与问题。每个教师都当成为“师之时者”,不当成为教书匠。所以,他必须以文艺及文艺者为友。同时,文艺者若能与教育者往来,便也知道这些事实的真困难在哪里,而不至于抱着个虚无的理论与理想,创造出虚无的人物与事实。这是两有益的事。 在神圣的抗战中,这种友谊更成为必要的。一般的说,今日青年学生的苦闷,实由情绪与理智的冲突而来。在情绪上,哪个青年不想投笔从戎,效命沙场呢。可是,在理智上,谁也明白抗战与建国是该双管齐下,那么,青年正该努力去读书,去得到建国的知识与技能。这二者,一动一静,一热一冷,颇难调和。文艺者的作品,用不着说,是首要的要刺激,要从情绪上感动人的。教育者呢,也用不着说,自然要按部就班的,不动声色的,继续着培植人才的事业。这样,学生们自己既不能决定到底往哪里去,而由文艺与教育所获到的又是那么冷热不同,见仁见智,他们当然就更不知如何是好了。为使学子们安心,必须给予适当的教育。这就是说,教育者必当设法在教育中满足学生的要求。在教学上,在训育上,都须使学子相信他们不是怕死贪生,而是积极的预备着救国的知识与技能,和锻炼着能为国牺牲的身体与气魄。在今天,教育者应多从文艺上认识青年,文艺者应从教育上去想实际解决青年苦闷的办法。青年的苦闷能渐变为青年的毁灭,这是当前极重要的一个问题。 载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教育通讯》第二十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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