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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协的过去与将来 团结得可是很好，因为：一、有“抗敌”的帽子在上边，大家都肯以诚相见；二、会中一切都能公开，无人想把持什么，或遇事先咬咬耳朵；公则正，正则得其平；三、会中无钱，会员也穷，于是穷与穷有同感；四、没有肥头大耳朵的阔人作理事长，所以大家都心平气和，无拥护谁与打倒谁的纠纷；五、大家只来以文会友，而并不想由会中产出一两位参政员，或什么代表，于是会务与政治无关。会中清净，会外人也就放心； 六、会所虽小且陋，可是来者不拒，大家挤一挤总可以小住为佳，得到些温暖；七、各地分会工作都很努力，这使总会也就更加团结得紧，工作得起劲。 上述数事，满可以功过相抵，但是我还愿指出它的最大缺陷，作为对明日的事（情）上的警策：一、组织方面甚欠周密，总会与分会及散居各地的会员都联络得不够好； 二、没能作出什么研究工作来；三、没能充分尽到奖掖文艺青年的任务；四、作事的态度偏于只求无过，不求有功。 此四事的重要原因自然是人少钱少，想得到而作不来，可是外间的阻力也该分去一部分责任。阻力所及，虽开一小小座谈会亦是引起猜疑，而只求无过，不求有功之态度遂渐渐形成。文协未夭折者以此，其半死不活者亦以此，感慨系之矣！ 可是尽管它半死不活，它却始终没有死。 现在，抗战已经胜利结束，文协也删去“抗敌”，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根据过去八年的经验，我愿意提出个人对它的将来的希望：一、摘去了“抗敌”的帽子的文协，必须逐渐的成为作家的职业性的公会；于是二、会员的资格必须严格的规定，并且不许通融；入会后必须尽会员应尽的义务；三、分会不得随便成立，而且一经成立，就必须与总会有密切的联结；因此 四、必须有专人担任组织的责任与事务，万不可马马虎虎； 五、它必须由一开始，便有些底款，用几位支薪的办事员，有够用的一处会所——总会应设在上海；六、必须有几位品学兼优的理事住在会中，经常的办公；七、对作家的权益，必须争取保障，但对政治问题须极慎重发言； 八、应与国际的文艺团体取得联系。 载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抗战文艺》第七十三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 协会会务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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