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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文协会务的检讨 可是,事实上,在这由团结到表现工作的过程中,并不事事都得心应手;有十分的热心,也许只作出一分的事来;心与手之间往往积放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客观的困难,使应透达到工作上的精力中途销散,而成绩与期望,就相去甚远了。 最显然的,是为表现团结而设立的定形组织。有了组织,才能活动,不错,可是有了组织,也就很容易为“等因奉此”那些琐碎而白耗费了许多精力。这自然不是文协特有的累赘,但我们也必须指出:我们的确因为这些累赘的存在而往往忙得费力不讨好。这也就是说:我们都应注意;(一)理事会有一部分精力是消耗在办公上;因此,(二)会中的工作必须由大家分担起来;否则(三)把事情全交给理事会的时候,也就是一个组织衰落的时候,别的团体如是,文协也如是。 同志们,自去年三月二十七日,我们团结起来,直到今天,我们敢说我们的团结是一天坚似一天;我们很可以自傲。可是,若要检讨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就不能不觉得惭愧。是的,我们的确作了事,象会刊上各部所报告的那些,但那足以满足谁呢?这并不是说,会员们有意的把一切交给了理事会,而躲在了一旁。不,那绝不是实话!大家都热心,都愿帮忙,不过因为种种客观的条件而联络的不够,遂不由的使理事会负担太重,而工作上也就不易尽量的推动。在今天我们提出这一点来,并不是为理事会请求原谅,或对任何人有所指摘,而是说我们极应设法加强我们的联络。过去,我们团结得很好,是件事实;明天,我们能团结得更好,也不难为事实,只要我们肯多留意联络这一问题。团结是精神,我们都有这精神;联络是方法,我们缺少这方法。有了联络的好方法,我们才能以更大的力量更多的工作表现团结的精神。 在上面所指出的缺点而外,我们再作为随便举例的,提出一两事实上的困难来:(一)在成立大会开过后,会中的经费尚无着落。凭热心是换不来任何东西的。我们去请求补助、借款、收会费,但收入并不甚多。因此,我们象贫家的主妇似的,量入为出,只能捡择最要紧的先办一些,而不得已把完整的计划放在一旁。(二)在去年七月间奉命疏散,离开武汉,迁来重庆的时候,朋友们各自东西,只由几位负责人搬着会中的几只竹箱,挤进了这山城。会务几乎完全停顿了两个月;我们重大的损失,却无法补救。够了!我们还有许多这样难以克服的困难,可是我们不愿再多叙说。我们只须说出,克服困难须要全体同人的力量。理事会所要肯定的,一定是以全会的力量的大小为准。同志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困难,可是我们必须于千辛万苦中拿出更大的力量来支持我们的团结。 我们也有好处。但这些好处是应当有的。我们的经费永远不花在通常的报销时使我们红脸的事上,我们连信封信纸都能不印就不印。我们会中用人很少,有事都由大家奔走。这类的事我们不愿都报告,我们理应如此。连在开年会的时候提出这一点来,多半也还是请求大家查账并监督会务的意思,而不是要将功抵罪的要求原谅。 把各部的事务分着来检讨一下,也许是更有意义的。以总务部来说:我们的职员实在太少。自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分设专人,司理庶务会计文书各事,象个什么机关似的。可是,我们只有一位拿点津贴的干事,兼管各项事务,实觉太苦太忙。对今天来说,我们的人不够用,对明日说,理事每年改选,我们理当有够用的职员,继续办理会务,换理事而不换职员,老有熟手在办公,才算合理。总务部的人已不够用,而各部又没有专任干事,于是总务部的干事在各部交来工作而外,还须帮着出版部校对印稿,代研究部保管图书……一天到晚没有空闲。我们当然愿意工作紧张,可是我们也必须给干事一些空闲,即使不为休息,也当给他留出工夫作会务日记,登记贴存各项文函,及其他该随时整理的事情。 我们的款项,是一收到便交存银行的,银行的存折不啻是我们的总账簿。可是我们还当设法把存折交与专人收管,不便在总务部负责人手里,以便入款提款都有监视。在金钱上,我们最好是信任手续与监督。 由上述的事实,我们看出来,最合理的办法是各部联合办公。每部都有位拿津贴的干事,都住在会内,按时办公,既可以免去理事们因无暇按时到会工作而会务停滞的弊病,又可以减少总务部干事兼顾各部事务的繁杂与劳苦。不过,以现在会中的经济情形来说,这是作不到的。次好的办法是给总务部添人,可是我们每月的收入太少,也不易实行。至于理事们每日到会办公,我们曾经试行过,因为各人都有各人的职业,实在找不出合适的时间常常一齐到会里来。我们希望下届的理事会能有所决定,务使我们下年的工作分配比今年的更合理化,工作效率更能增高。 再说出版部。会刊的继续出版是最重要的事。足以自慰的是这一年中没有中断过;就是我们由武汉迁来重庆的时节,仍然设法继续刊行。在内容上,我们敢说它是在抗战中文艺刊物里最整齐严肃的。从投稿人方面说:它更是空前的,在三卷之中,它得二百多人的文字。前方服务的,后方工作的,同志们,都热心投稿,而且十之七八是不要稿费的。假若在别的方面,我们因散处四方,很难集中力量去工作,这个刊物可是充分的表现出我们的团结与合作。会刊是我们的旗帜,是我们的喉舌。现在,我们敢说,全国的文艺工作者都尊敬这旗帜,都愿借它发出救亡抗战的呼声。我们还没有看见过,象这样一个小小的刊物会得到这么多与这么热烈的关切与爱护的。在战区服务的朋友们,每逢移动一下,必马上来信报告,以便继续接到会刊。是的,这是会刊,会是大家的,会刊也是大家的;就是会刊上只管些会务报告与朋友们的消息,大家也愿意看。团结产生了彼此的互相关切。在这小小的刊物,大家不但只看朋友们的文字,也由文章中见到朋友们的音容言语,足以略释远怀,得到些安慰。这样的一个刊物,全国文艺界同人的一个刊物,无疑的是在抗战文艺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开封未撤守的时候,它能在那古城里销到四百份。 既提到他的影响,我们便不能不指出它的缺点,以期改进,增进它对抗战宣传的力量。最明显的:(一)对当前的各项文艺问题,它虽尽量的发表各样不同的主张与见解,以期引起商讨的兴趣,可是它还未能作到有系统的商讨,因而所商讨的也就不易得到结论。(二)它未能及时的抓到社会上急待解决的问题,加以讨论与指导。因此,它还未脱掉往日一般的文艺刊物的通病——只顾慎重选稿,而没能发动集中的讨论与写作,没能顾到社会问题与文艺的配备。(三)它未能多注意对青年练习写作的扶助与指导。(四)它未能充分的介绍与批评新书。是的,它还不是我们理想的刊物。然而,这些缺点,并不是完全出于编辑委员的疏忽,而是也有许多客观的困难。会员散处四方,邮递又极迟缓,征稿很难及时的来到;加以印刷所生意多而印工少,又须提早交稿。与此类似的困难还有许多,都使编辑人有心无力,无法缩短实际与理想间的距离。出版部现已决定将周刊改为半月刊,以便匀出一些工夫,弥补一年来编辑上的缺点。我们相信这是不得已的好办法,多一些时间,我们就能稍为从容,多一些商讨的机会了。我们的诗刊,抗战诗歌,本定于今天出版,可是因种种的困难不能如愿。 在别的方面,出版部因钱少人少,表现得实在不甚多,为支持会刊,我们赔进很多的钱去,现在我们又编《前线增刊》运送到前方去,纯属赠阅性质。会刊与增刊继续维持下去,每月已赔垫甚巨,我们简直无法再编印别的著作。在现在的经济情形下,我们只能采用不花钱而能印出东西来的办法。目前,出版部正忙着抗战文艺出国运动。我们选择文艺作品,找人翻译,再设法到国外去印刷,去发行。我们不能出钱,也不求报酬,我们只愿尽心尽力,把抗战文艺作品介绍到国外去,引起全世界对我国抗战的同情与助援。这个工作,需要多方面的帮忙与奔走,我们希望多多有人来参加。 因为人少,因为大家都忙,因为生活不安定,所以研究部在前几个月中,很难安静的坐下去工作。在最近数月中,研究部成立了小说、诗歌、戏剧等座谈会,计划各部门的研究工作。目前,各座谈会正为给国际宣传处编撰一些到国外宣传的小册子,而开始检审一年来抗战文艺作品。因此,研究部就成立图书室,搜集战时的文艺著作。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与通俗读物工作委员会也都组织起来了,开始工作。这两个委员会,自然是因为办事上便利而另成单位,在骨子里,它们仍是分担着研究部的工作的。 恐怕这一年来我们工作上最大的缺点就是未能联络青年,指导青年。我们并没有忽视或忘了这问题,只是因事实上的困难想办而办不到。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会刊上并没能指导青年们以读书及写作的方法。会刊上既缺乏这种指导,而研究部连文艺讲习会这类的工作也未及举办。关于讲习会这类的事,我们早已想到,而且对青年团体也有过一点试验及协助。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今日的青年,不但爱读文艺作品,而且要把心中的话说出来。单单的给他们讲演几次,即使他们听得很满意,也不见得有多少好处。可是,谁有工夫去切实指导青年写作呢!我们可以这么说:所谓爱好文艺的青年,就是他已经练习写作了,而写得不好。文协最应帮忙的正是这种青年,为了抗战的宣传,为了文艺的发展,我们都该设法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笔由不准确者准确,使他们的思想能有条有理的落在纸上。至少我们得有个函授学校一类的组织,专办这件重大的事。我们有人,可是为办这件事,必得把乐意帮忙这件事的生活维持费找出来。这是件需要专人专心来作的事。 关于组织部,我们最感困难的有两点:第一,是关于分会的。按会章上的规定,有会员十人以上得组织分会。象成都、桂林、香港等地方,都有不少会员,所以本会便指定几位会员,筹备成立分会;现在已都成立了。人少的地方,本会也尽力的联络,分头成立通信处,如北碚、嘉定等处。不过,因战事关系,会员们分散到各处,有许多可以成立通信处的地方,本会无从晓得。同时,二三会员也许在战区,也许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他们接近青年,热心文艺工作,于是便领导着许多青年成立了分会;事前,他们来不及通信总会;事后,他们诚恳热烈的来请求总会的指导与援助。我们深知各地发动青年的重要,而且极愿意文协的力量能透达到各战区各方面去;可是,同时,我们又须顾及会章。我们在十分为难中只好函告改为通信处;假若必须维持分会名义呢,就应先把愿入会的人的名单交付总会审查,有了十位会员,分会自可存在,可是很显然的,会员的资格限制既严,而审查又不便通融,结果是费了事而仍无变通的办法。 有的地方,本有不少会员,而分会的组织却是文化协会的样子,把非文艺工作者也收容在内。对这样的分会,本会的指示是:会务必须由本会会员指导,其未取得会员资格的宜赶快填具入会证交付审查。至于所容纳的非文艺工作者,不妨暂在会中工作,一俟艺术界各部门的协会成立,即可转入。 上述的关于分会的困难,根本起于会章上对于会员资格的规定。会章上规定的甚严,而在社会上也许希望它稍宽一些。我们以为严一点有益于将来,宽一点不过是为适应现在办事上的方便。假若我们不便为一时之计,而忽略了永久的稳固基础,当然是以严格的照章办理为是。说到要严格,我们以后收会员不但须在入会表上写明有著作,而且须交来著作,同时审查。这件事深望在大会上有个决议案。 和分会问题有联带关系的,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大会没有充足的财力,使组织部的负责人到各处去联络。虽然我们时常与各分会各通信处通信,可是我们到底不能详知各地方的情形,也不能切实的指导。各地方的文艺家,并不都是因有了文协而开始工作,不过有了文协,他们更坚定更热心。所以文协必须尽力于广大的团结,与积极的推动工作。就是对于来到本市的会员,组织部也因没有交际专人,而对招待与联络都感不足。虽然我们有晚会与茶会等机会互相见面,可是究竟是会员与会员之间的关系多于会员与会之间的关系。还有,文艺界同仁还有少数人尚未入会,在我们,文艺工作者一律欢迎入会;可是因为缺乏联络,就也许有人以为不便自动的入会,这不但使我们在办事上吃亏,在精神上也受了些损失。 以上是略述本会各部的缺陷与困难,在开大会的今天我们希望每个会员都去想一想,对理事有所建议,务期使我们的事务在艰苦中,发展到使我们满意的地步。有了文协,全国文艺界确实的成立了一家人。有了文协,文坛上确实不再见到为一点私事而争辩的文字。有了文协,各地的同人原来已工作着的都工作得更努力,没有工作着的,都闻风而起,工作起来。文协是一个力量,它的影响已从国内达到南洋及外国。我们一方面须检讨自己的缺陷,一方面也须认识自己的力量,既不自傲,也不自馁,以工作表现团体的精神,以团体发展工作。同时,我们希望政府与社会上能多在财力上协助我们;我们很自信,多一分钱便能多作出一分事来。 至于一年来文艺工作的检讨,在今天各报纸上都有很精到的评论;我们感谢大家坦白的批判并接受那些宝贵的意见,就不在这里多说什么。我们这简短的检讨,是纯对会务而发的。会务能合理的进展,文艺工作自然会得到有力的推动。在这新旧理事交替的时候,我们深信这种检讨是有着积极策励的热诚,与努力更新的期望的。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抗战文艺》第三十八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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