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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将相和》 有这两方面的成功,才是真成功。只顾教育性,而不能卖座,艺人们的生活便受影响;反之,只顾营业,而缺乏教育性,又何必多此一举去改戏。 《将相和》成功的原因:(一)这出戏是由三段戏(每一段都自成单位)串到一处的。那三段戏,《完璧归赵》《渑池会》与《负荆请罪》,不单是大家所熟悉的,而且曾经被名演员唱红过——《完璧归赵》是已故刘鸿声的,《将相和》(即请罪)是二十年前女名角恩晓峰的拿手好戏。《渑池会》虽在近二十年来不大演出,可是大家还都记得“扑油锅”那一场。这些好根底教今天的将相和有了好人缘——京戏观众不厌烦听老戏,只要唱得好。推陈出新是好办法,此即一证。 (二)大概的说,《完璧归赵》一段是唱工戏,《渑池会》和《请罪》是做工戏,三段合起来,便有唱有做,不单调;况且改编了的此剧又加上开打,就更火炽。有人批评:在此剧中,老将廉颇不应起打。京戏中的大将们,按理说,为保持大将风度,都不该耍枪弄刀;可是,若大将都不表现武工,有许多武戏可怎么唱呢?“文武带打”是观众们所喜的,假若一定要只表现老将廉颇的智谋韬略,而不准他耍大刀,何不另写一本话剧?批评京戏应从京戏的形式着眼,不应从别种形式说起。在旧戏里,大将的武功与武工是分不开的。 (三)此戏的演出,没有灯光布景。这说不定也足以教观众感到舒服;他们也许这么想:戏是改了,可看起来还像京戏。在此戏中,京戏的唱、做、念、打,都应有尽有,看着顺眼,痛快;不像有些改编的旧戏,角色在许多块布幕中挤出挤进,怪蹩扭。 (四)好多旧戏的一个大毛病是写得粗枝大叶。可是,假若技巧弄得好,这粗枝大叶却能产生很明显的效果。赵云勇敢,为什么?因为他独自在长板坡千军万马里七出七入。这七出七入并没有什么细腻的描写,而只是勇猛开打。结果呢,观众们看了大打特打之后,的确明白了赵云真是胆大包身。假若我们在每一场开打之前,教赵云有一段独白,说出他的心理,像《哈孟雷特》那样,恐怕倒失去了效果。《将相和》用的都是老技巧,因此,有些地方它也难免粗枝大叶。我们可以找出它的许多漏洞和不妥当的地方。但是,我们要问:这出戏,虽然有粗简的地方,到底得到预期的效果没有?回答是肯定的。尽管是专去听唱或看开打的人,看完了也会受感动,得到思想教育。旧戏的技巧往往限制住剧作者,教他没法不用粗线条的写法。可是,假若他真懂技巧,他就会利用这个办法,使角色的性格很明显,用几个突出的动作,得到明确的效果。在今天,我们批评改编过的戏,须注意戏的总效果,而不当太细腻地逐一推敲细节。每一细节都入情尽理,合于历史,当然很好,可是那些细节是否都能用旧戏技巧表现得出呢?多添冗长的道白,详述一切,不是好办法。因此,我说:《将相和》的好处是虽略嫌粗略而得到了效果,它也就是好戏。粗而有力就好,细而罗嗦不行。 京戏的观众注重唱、做、念、打。他们不花钱去听演说。《将相和》能在这四项上满足他们,所以它能叫座。在全剧中,这四项又支配得很匀妥,所以观众就看完全剧才走。能匀妥地支配唱、做、念、打,戏就完整,无零碎杂乱之弊。京戏怕零碎,怕杂乱。有人批评:秦王的戏不够,廉颇的战略没交代……我不以为然。这出戏是在尽量保留旧本子所有的东西的宗旨下,设法使文武同心、共御强敌的思想教育特别显明。它既沿袭旧本子的技巧,就不能把所有的角色都从新写过,而且也无须把每个角色的生活各方面都顾到——那不是写戏或改戏,而是写历史。我们在今天不能苛求演义戏真变成为历史戏,我们的条件还不够。(旧戏中的历史戏,实在很少是严格遵照史书写成的,所以我管它们叫作演义戏。)那么,假使我们非给秦王添戏不可,非把剧中人每一行动都有详细的说明不可,也非说明廉颇的战略等等是什么不可,我看哪,这出戏便须演三天三夜了。改戏须顾及艺人的能力、观众的要求、技巧的限度及思想教育,而不必一定要满足历史学家。(五)假若今天的社会还是解放前的社会,这出戏不会红。现社会的观众要看有思想的戏剧,所以大家欢迎《将相和》。注意,我说的是有思想的“戏剧”,而不是别的东西;戏剧必含有娱乐性。这就是说人们要从悦耳的歌唱、鲜明的行头、熟练的武工、精彩的作派等等中接受思想教育。《将相和》有唱有念有做有打,也还有思想教育,所以它成了功。当然,这并不是说,《将相和》已经是完美无疵。不,它还有许多缺点。可是,尽管它有缺点,它还是今天最成功的一出戏,因为它知道怎样保存与尊重京戏原有的技巧,从而利用这些技巧去宣传思想教育。它知道怎样不脱离群众。 (六)《将相和》的演出是就着演员的长处而各有增减的,谭富英与李少寿所演的不完全相同,裘盛戎与袁世海所演的也不完全相同。结果是各展所长,异趣同归。这是因为编剧者与导演者切实地与艺人合作,乃能“大家想来”,灵活运用。正因为剧本有粗枝大叶之处,就有了弹性,能使艺人就自己的所长,有所去取。这是个好办法。 (七)《将相和》的演出,因为有剧本,有导演,所以很严肃,连丑角也不随意开玩笑,配角也卖力气。因此,虽然它沿用三段老戏,而能使观众耳目一新。 上述七事,都是“捧”,而没指摘毛病,因为我知道一出戏的成功实在太不容易,所以宁愿多表扬,给编剧者,导演者与演员以鼓励,而不便吹毛求疵,使他们扫兴。 载一九五一年一月《文艺报》第二卷第七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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