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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和语言 文艺主要的干些什么呢?是要创造。它不像工厂那样制造出大量的、一个样子的产品。文艺产品是多种多样,五光十色的。作家虽然不能随便在大地上添一座山,加一道河。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但能创造人。这一点作家和“上帝”差不多。《红楼梦》中那么多姑娘,梁山泊那么多好汉,都是我们那同行前辈创造出来的。历史上并不一定有那些个人,有些人不见经传;但比之见经传的还更突出,更能传诸不朽。我们现在见了一个弱不禁风的姑娘,就管她叫林黛玉;一个横冲直撞的小孩,就叫他猛张飞。世界上本没有那么个人,我们给它添上一个。这就是作家的创造。创造人是不容易的。解放后我们的小说、戏剧创作有很大的成绩,但是究竟创造了多少人呢?我看的东西不多,能说的上来的,如赵树理、周立波等同志的小说,是有人物的,他们生活在我们的心中。就是世界上那么多小说、剧本,创造了多少人?我看也是有限的。我们讲提高,不从创造人下手,便不能提高。因此,应在这方面努力。 今天,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时代,人是新的,老套子套不上。怎么办呢?我看首先要解决我们作家做人的态度。假如作家的态度不对头,就没有办法了解新的人,也就无法创造新的人。解放以前我写东西,没有什么选择,不管什么,只求写出来就行了。今天,我要写新人,可是写不太好,甚至写不出来。从我解放后写的那些剧本来看,旧人写的好一些,新人就不那么好。原因是我和工农兵接触的不够,对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不熟悉,不了解。这样,写起来就非常困难。因此,我们自己应当首先立志做一个新人。作家解决了自己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的问题,才能谈得上创造新人。 创造人物,当然指的是小说、剧本而言。一首诗,一篇散文并不一定如此。小说、剧本非写出人物来不可。在旧社会,闭门多念些书,勤于写作就行了。今天不是那样。今天的作家是新社会的人,是最富有革命精神的人,是社会上最活跃的人;不是整天呆在图书馆里的人。今年全国各地作家纷纷下乡,参加阶级斗争,参加劳动,这是好办法。但也可能有些人觉得在图书馆里坐坐,写写就行了,何必下乡呢?这不大对!这几年能够写出好作品来的,像赵树理、周立波、康濯等同志,就是经常在乡下的。我没有在乡下,就很难写出这样的好作品。当然有一个时期关在屋里读上几个月书也可以,但不要忘记下去念活书。雷锋同志虽然没有意识到在写文学作品,但他的日记是很好的文学作品,我们应向雷锋学习,做雷锋式的作家。雷锋日记中那么多精彩的句子,不是关在屋子里写出来的。而是在平凡而伟大的生活中、行动中体验出来的。雷锋那么年青,就能够写出那么多的至理名言。我们的作品中缺少的可就是这种至理名言。我们写了一部小说,并且发表了;写一本戏,也演出了,但是,能够让人记得的话有几句呢?在关汉卿、莎士比亚这些大剧作家的作品中,有许多话是能让人记住的,因为是至理名言。我们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作品,不要说句句让人记得,就是两三句有没有?也许没有!我们写一件事,对它的本质和思想深度,也许并没挖得深,看得透。我若不是最具革命精神的人,最活跃的人,就无法写出雷锋式的至理名言。因此,我们首先应当做个革命的文艺战士,热爱祖国,热爱党,拥护党的政策,只有这样,我们的笔下才能有新的感情。 有些爱好文艺的工人同志们、学生们说:我们在工厂里,在学校里,生活圈子很小,写不出什么东西来。我觉得这话值得讨论。雷锋同志的生活圈子也并不很大,也不过是在工厂、部队。但是他每到一个小圈子里,就立刻主动地做创造环境的人,热爱劳动的人,最喜欢帮助人的人,所以他就能在那样的小圈子里写出那样的格言式的、精彩的、传之不朽的句子来。假如我们能像雷锋那样干,只就一部机器说吧,它是国家的财富,我们若热爱它,就能写出很好的诗或散文来;工厂里不能只有一个人,起码有一个工作组,假如我们能像雷锋那样,帮助别人爱别人,那就能写出一些动人的故事,怎么能说找不到东西写呢?学校里人就更多了,上千上万嘛。任何地方的生活,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单调;而是我们不主动去干应干的事情,干雷锋同志所作的事情。希望天上掉下一件事情,正好被我们拾着,一写就成了一部杰作,天下没有那么回事!我们首先要认真进行思想改造,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法子提高。往上走不容易,我们可是必须往上走,力争上游。我们应当有那样的抱负。 好多的青年朋友,爱问我这样的说:你是怎样观察的呀?我们就是不会观察!我觉得应当少用“观察”这两个字。你观察什么呀?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进来一个作家,绕场一周,观察一番,出去了就能写出一篇文章来吗?没有那么回事!我觉得,要参予其事才能写出东西来。不能参观一下,观察一下算了,作家有什么特殊的眼睛呢?并没有什么千里眼。 熟悉什么就能写什么,倒更切实际些。这是老实话。譬如《骆驼祥子》中写了一些洋车夫,有人问我是否拉过洋车,我没有拉过。但是那时我家很穷,经常来往的都是洋车夫那样的人。今天你借给我两个铜板,明天我帮你一点忙,真是和他们休戚相关!大人们聊天,我们小孩子在一旁听着,这样慢慢地我就熟悉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样子我都记得,所以就能写出小说来。我写这部小说是偶然的,“七七”事变前一年,和一位教授聊天,他说:我见过一个车夫,这个人非常耿直,他买了三次车又丢了三次车。我回去一琢磨,自幼接触过的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车夫都在脑子里出现了。那位教授并没说那个车夫后来怎么样了,但我熟悉车夫们的生活,他们怎样痛苦,又怎么样偶然高兴一下,我都知道。并不是那个教授告诉了三句话,我就到处去找洋车夫,观察他们。写作往往是生活了以后的结果。而不都是出了题目再去生活。我们如果不去参加革命斗争,只是袖手旁观,是写不出东西来的,即便是篇短文。我很喜欢花草。因为我身体不好,不能做重的劳动,只能在院里种种花,天天浇水呀,搬来搬去呀,做些轻微的劳动,我记得我写了好几篇关于花草的散文。真爱它,你就有的写。你若只从花铺里花三毛钱买了一盆花,放在那里,不浇水,一星期就完了,这你就写不出什么来。我们家种了很多菊花,在三伏天里要上盆,这时土还很松,假如下了暴雨,盆里都会变成泥浆。我们刚把菊花从地上移到盆里,遇上暴雨,全家夜里便都起来,把它们抢进来或放在阶台上。国庆节后如果有霜冻,全家夜里又都得起来,把它拿进去,第二天又把它搬出来,让它晒太阳,不然花苞就不会发展开花。这些小事情都是一些经验,没有这些经验,就不好写。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我们首先要热爱党,热爱革命事业,以至一些小事情,都应这样。在旧社会里许多作家不爱活动,也不参加劳动;现在好了,大家都可以自愿参加劳动。劳动真有乐趣,随时能让你像雷锋那样心情舒畅。我们的心如果不是热乎的,不真爱你所见到的东西,就没有什么可写的。我们要跟农民一样,热爱他的猪、羊、农具,不是光找一个老大爷或老大娘访问一下。写农村总要写到牛嘛,马嘛!你写这个人时,尽管了解这个人,而对他所做的事,使用的东西不热爱,就会干巴巴的。我们写东西往往干巴巴的,原因就在这儿。马也不敢骑,一见到牛就害怕,赶快躲开;这就体会不到饲养员是怎样爱他的牲口,怎么能写好一位饲养员呢?应当深入生活,而不是逃避生活。我虽然没有写出好东西来,但有一条经验:就是看过十件事,不如干过一件事;看见十件事,不一定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干过一件事总能写一点。访问式下农村、工厂、部队,多少也有点用处,可是总不如深入生活,长期体验。我们接触的人要越多越好,老头儿、老太太、青年……而不是访问一个就写一个。《红楼梦》的作者一生只写了这一部书,用了一辈子的力量。书里那么多人物,每个人都站得起来,在世界文学名著中也是少有的。《红楼梦》中那些人物,都是曹雪芹在生活中一个个慢慢熟悉起来的,所以他才能写出每个人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不是曹雪芹骑了自行车——噢,那时还没有自行车——今天访问林黛玉,明天观察贾宝玉。他是干了一辈子,这部书就是他生活的总结。这才叫创作。人是很复杂的,不是那么容易认识的。《红楼梦》的作者有那么大本事,晴雯、林黛玉的性格差不多,但又写得两样。一个类型的人写得相象而不相同,非深入生活不能办到。我们写东西往往只能把一个人写得相当好,其余的人草草了事,大概就因为我们光看了一个人,没有看到别的人。就是为了创造一个人,也得知道许多人。还是拿《骆驼祥子》来说吧,那位朋友并没有告诉我“祥子”是高个儿,矮个儿,长得怎样。我是把我的脑子里记得的乡下来的车夫,联串起来,组织起来的。他并不是某一个车夫。写事情也是如此。写作时遇到一件事,譬如走进会场,桌上有两盆花;好啦,这盆花你就没有办法写了:第一你不知道它叫什么,你没有关心过花草;第二没法形容它,不知道它有香味没有,于是只好不写。文章也就会显得干巴。写东西往往不能完全受提纲的控制,写着写着就变了,东西就多了,若是知识贫乏,就写不下去了。 我们要有时代感,做感觉最敏锐的人。今天的姑娘没有像林黛玉那样的,都是大手大脚,特别是农村劳动的姑娘,脸红红的,非常健壮可爱,假若我们还用老一套的修辞来形容她们便不对头了。同样地,我们可以用一点小东西烘托出这个时代来,比如:有两个姑娘开会来了,一个穿着国产尼龙袜,一个提着塑料袋子,这就交代出时代,这决不是前三十年的人,那时代还没有这些产品。这说明作家的观察要很敏锐,能看到一切新东西。听说以后大学文科入学考试也要考科学,我看这很好。过去,似乎认为文学和科学无关。现在是原子时代,不知道一点科学,有时简直就没法描写它。我的小孩都是学科学的,有学物理的,有学化学的,一到晚间谈天,我就在那里光愣着,“观察”,一句话也插不上。假如有人要求我写一个青年热爱科学的故事,我怎么办?起码得学会几个科学名词吧,我连名词都不知道!现在的人,时代感要敏锐,要看一看世界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东西要多,要像诸葛亮那样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光继承老传统不行,因为老时代没有今天的新东西。但也不要害怕,听我讲了以后就说:这下子完了,要学到什么时候去呀!不,不要害怕,我们要赶上去,做个新时代的文艺战士。前几天我看了一部科学影片叫《益虫和害虫》,宣传保护青蛙和其它益虫。我听了很费劲,说的都是科学书本上的话。既是向群众宣传,为什么要向群众说那样不易懂的话?先解释一下嘛:益虫就是有好处的虫子,害虫就是有害处的虫子,青蛙有些地方叫蛤蟆……。不说通俗现成的话,而照念书本上大家听不懂的话,怎能收到宣传教育的效果呢?这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没有尽到责任,没有考虑到这片子是要下乡的,大量的蛤蟆都在乡下呀! 我们写小说或剧本要创造人。眼睛要老看着人。我们写作的时候,遇到了新的事,新的刺激,就很容物写到别处去了,不管人了,或者写着写着又忽然冒出个新人来。保险的办法是人物要少,写的要透,要老看着那个人。跟这个人没关系的事,无论天好,也要删掉。昨天看了《牛府贵婿》,戏不错,就是人多了些。大媳妇还有点威风,其余几个媳妇都愣着,没有事干,减去两个不好吗?写这件事情必定要跟这个人有密切关系,否则不写。以上谈的就是创造人物。 第二,知道的人多,事情多,知识多,我们就能够想象。想象不是空想,不是幻想,而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材料,重新组织起来。这就是刚才说的,创造一个人,原来也许有一个影子,而并不就是某一个真的人。也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另创造出的一个人。这样做,会使我们笔下的那个人更丰满,更真实,更鲜明。这就关系到写真人真事的问题。写真人真事,如果是一个任务,那就费点力气去写,假如不是任务,那就最好根据积累的生活资料运用想象,重新组织一番。我们现在无论写小说或剧本,往往有个毛病,就是把好多事情一条一条都写上,概括不起来。假如我们会想象,会运用积累起来的那些材料,就会慢慢学会概括。听说现在还有人往南岳进香,很迷信。我们文艺工作者也上了南岳,为的是去破除迷信。假如把这件事用几千字,万把字写成小说,怎么写?如何概括?若是站在山口去数,过去一个、两个、三个……好几百人,怎么写呢?好,假如让我来写这篇东西,我就这样写:从上山的人中选择一位香客,可能是一位老太太,受了封建迷信的毒。再用三言两语形容一下卖茶的,卖香的,把环境布置好。好多人,真热闹,可是表面上热闹,不能揭发人物的本质。若突出写一位老太太呢?便可以深入,写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她还要上山进香。另一方面再写一个代表破除迷信的,社会主义的青年姑娘。她是歌舞团的一员。老太太迷信,姑娘破除迷信的,她们俩就代表了两种思想不同的人物。假如要让情节更复杂一些,还可以把她们的关系处理成母女,老太太一心想上山进香,求佛爷帮她找一个称心的女婿,恰巧姑娘在那里宣传破除迷信,正唱得高兴呢!矛盾就来了。这里既有景,又有情,而且有内部矛盾。这也许用不到一万字就行了,这就是概括。如果要去写几百个香客,可怎么写呢?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把熟识的很多有迷信思想的老太太拼成一个人,把很多我们认识的年轻姑娘,积极服务,思想进步,风里雨里都不怕等等特点,综合在一个女孩子身上,通过上面说的情节,把两个时代不同的人物描写出来,同时还有社会主义教育在里边。我们的剧本往往写的太长,人物多,不易安排,有的人就在台上愣着。最初我也是一点戏剧知识都没有,乱写,以为只要戏里有那么些人,站在台上就行了。后来导演说了,这样根本不行!一个人在那里说话,六个人在那里愣着,那不叫戏!这我才慢慢明白,想法子调动,老是叫两三个在场活动。要想法子布置,不用交代的不交代,跟人物没有关系的事情一概不提,干干净净的。社会上的事错综复杂,只从表面现象去看,不容易抓住本质。 假如写出来的是经过概括的东西,就是像南岳那样大的场合,也可以写得简练,而且可以把人的本质写出来。当然,若有本事,也可以再多写两个人。我们写东西往往贪多贪长,知道的事情,恨不得一下子都写出来;不应这样。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事情多,才能写得简练,才能挑选,适用在哪里就用在哪里。材料存在脑子里,不会像馒头那样过一夜就馊了;它不会馊的,下回写别的东西时还能用得上。不要逞强,认为我知道的事多,一写就写那么长。我们时代是大跃进的时代,工人农民学生都在紧张地劳动、学习,写的东西短小精悍,解决问题,一刻钟半小时就念完了,不很好吗!我们时代的要求就是如此。旧社会里,老头老太太都没有事,听评书或评弹一听就是两个月,《杨家将》,《珍珠塔》,多少部,说上没结没完。大家反正没有事,是有闲阶级,听听书总比吵嘴强一些。真正艺术作品可不应没结没完。以《霓虹灯下的哨兵》来说,它一个晚上就解决问题,使人受到教育。这就非有概括的本事不行。写东西不怕短,不怕小,而必要精。一个艺术作品必定是有机的组织,在戏剧里出了一个人,如果他不发生作用,就感到别扭。《牛府贵婿》里的二儿子是复员军人,他一上场大家就希望他有戏。那个牛老头子保守,落后自私,有这么个军人在家里,一定发生很大的作用。可是,看完了戏,他始终没有事作,要他何用呢?要知道,观众反映非常尖锐,不要说是出来一个人,就是一句话,“天阴了”,大家就会想到要下雨了,因为作者引人家那么想嘛。若是前头说天阴了,后面又叫大家晒被子去,或者是不再交代了,这是什么戏,分明是跟大家闹别扭!戏里不但一个人,一件事,就是一个字,也必定是有机的联系。这是一个极精致的工作,要磨了再磨。不能怕吃苦。这是苦事,快活就是在写完了的时候。 既然是有机的,那就是人和事没有不必要的,人一个顶一个,事一件算一件,字也是一个是一个。假如能够去掉两个人,而无损于剧情,何必多加两个人呢?特别是今天的戏要下乡演出,一大批人马,戏里有五十个人,乐队二十个人,道具用两大车拉,开支大,人家又不好招待,可谓劳民伤财。我们的戏往往是结构松,太长,好多地方可以砍掉。要精练,像古人说的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那样。青年作者,往往怕删改,好容易写出来的又给删掉了!但是,不删掉怎么行呢?删掉不是为叫戏更好些吗?要狠心的删改。要记住,我们的文章是有机的。从一个字,到人,事,景,应当互相汇成一气,成一个单元。这才是艺术品。许多大艺术家也不会写得很快。当然赶任务是另一回事。否则就应当慢慢地磨,慢慢地写。曹禺同志起码要两年才写成一个剧本。当然有人手快,有人手慢,但是不一定要快,更不要草率。 第三,关于语言。我们学习语言,有两个来源:一是书本上的话,一是生活中的话。书本上有两种,一是古代的,一是现代的。两种都要学。古代书本上的语言,即使自己不学着写,也应看看。这有好处,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怎样才能写得简练。古文古诗有这个好处,真简练。作个作家,对古代的书本的语言,恐怕要稍微看一下,能深入就深入。这样就可以了解我国语言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语言在世界上是以简练著称的。简而明,这是我们语言的特色。若是电影里,话剧里,一句话长达几十个字,就不易听明白了。小说也是这样,句长念起来就费劲。我写的东西,不管好坏,话总是要写得简明,有时想起一个长句子来,总想法子把它断成两三句。这样容易明白,有民族风格。念古代的语言可以认识到如何简练。旧体诗多数是四言,五言,七言的,九言就很少了。唱词也有九个,十一个或者字数更多的句子,但仍以七言为主。青年往往从现代书本上学语言,这要留些神。现代小说、剧本的语言,并不一定都很精彩,不要说书本上是那样冗长,就可以照样罗嗦。罗嗦总是毛病。我们应当有这么个愿望,写文章一句应当顶十句、八句用。现在作品中有些句子往往模棱两可,怎样解释都可以。因此,首先每一句要让它明确和站得住。看雷锋日记里的话吧,有高度的思想性,充沛的感情,不知道想过多久,才写出这么一句!我们作品中那样的句子就很少。我们念《红楼梦》、《水浒传》,为什么拿起来老不想放下,不仅是因为它的情节引人入胜,它的语言也能随时给我们以喜悦,随时提高我们的欣赏力,叫人爱不释手。假如《红楼梦》的语言每三回才有一句好的,这部书准没有那么多人爱读。文学作品就是这样的:语言要能让人喜悦、愉快。文学作品为什么会美呢?这不仅因景写得好,人物有性格,事件有意义,同时还有语言的美。我们写完作品,最好朗诵一遍或几遍。话剧总要说些简练明白的话,人家才能马上听懂。小说可以多用些辞藻,句子也满可以长点。但是,自己必须念念,假如自己都觉得别扭,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这很要紧,否则民族风格就不容易突出。有时自己觉得这两个字很形象,以为别人看了也会觉得如此,不一定!念出来就可以知道了。要说明白话,有力量的话,有思想,有感情,叫人拍案叫绝,使人吓一跳。这并不是完全在于辞藻,当然也不必一概反对辞藻。特别是今天文艺为农民服务,道理要讲得深,文字可越浅显越好。这是我们的责任。要记住,写篇文章,总要有好的句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么多年前说的话,我们现在还经常引用,他们是那么有远见,他们的话是传之不朽的。英国人动不动就爱引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语言。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抱负,让我们写出的句子,有长久的生命力。诗人更应当创造这样的句子,“诗”即创造的意思。小说、散文作家也应如此。文艺是要争奇斗胜的,内容,思想感情要好,文字上也要显示出自己的风格来,不是人云亦云的,老老实实的。做人应当老老实实;写文章不应当老实;要锐利,有风格,有力量。语言的创造并不是另创一套话,烧饼就叫烧饼,不能叫“饼烧”。怎么创造?话就是这些话,虽然是普通的话,但用得那么合适,能吓人一跳,让人记住,这就是创造。这要求我们狠狠地想,想了再想。写作的人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熟悉社会各阶层的语言,才能按时间、地点、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出那么一个字,一句话。这也正是写作的难处。特别是剧本,一开场人物就出来了,没有介绍开口就说话,是怎么说出来的呢?要很好地斟酌。一句话对了,比十句话还好。甚至一个字“哼”、“哈”,有时比写出一句话还好。语言要有呼应,前面说过的话后面一定要照顾到;要有波澜,可以从各方面来写,一句话有几种说法,不应该老是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若老是平铺直叙,没有风趣,就难精彩。须想出一针见血,解决问题的话。语言写得好坏,是最足以看出一个作家的功夫的。要在最简单的话里显出本事。使用语言,要因人、因地精密选择。记得有一位朋友写一篇东西,男的喝了酒回去,太太不满意,说:“又喝了猫尿啦!”如果是她发了脾气,这就用对了。但从剧情来看,她并没有给他很大的谴责,只是一个轻微的责备。那就应该说:“你又喝了两盅吧?”如果说喝了“猫尿”,那该是发脾气,拍桌子,要打起来了。大概是这位作者听到北方农村有把酒叫“猫尿”的,就视为珍宝,非用上不可,结果却用得不是地方。作品的语言要丰富,但勿乱用,要审慎选择。下乡学到的话,要考虑怎么用,让人听起来很顺畅合适。这套功夫很不容易,得认真地练,这是基本功,非掌握不可。我建议写小说的人也写写诗,写写剧本。不写诗,就不知道什么叫简练;不写剧本,就不容易知道什么叫做结构精密。作家是要懂得这些和有这种本事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载一九六三年《湖南文学》十一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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