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1月12日）
    语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大丈夫以身许国，不能行其志，乃至一败涂地，漂流
他乡，则惟当缄口结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嬉笑之，唾骂之，斯亦已矣；而犹复晓晓
焉欲以自白，是岂大丈夫之所为哉？虽然，事有关于君父之生命，关于全国之国论者，
是固不可以默默也。
    论者曰：中国之当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无操之过蹙，失于急激，以
自贻磋跌之忧乎？辨曰：中国之当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
弊者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
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
其积痞方横塞于胸腹之间，必一面进以泻利之剂，以去其积块，一面进以温补之剂，以
培其元气，庶几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饵之以参苓，则参苓即可为增病之媒，而
其人之死当益速矣。我中国自同治后，所谓变法者，若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交涉
之有总署使馆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馆及各中西学堂也，皆畴昔之人所谓改革者也。夫
以练兵论之，将帅不由学校而出，能知兵乎？选兵无度，任意招募，半属流丐，体之赢
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武阶极贱，士人以从军
为耻，而无赖者乃承其乏，能洁已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
自制，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帅不习风涛，一旦临敌，能有功乎？
警察不设，户籍无稽，所练之兵，日有逃亡，能为用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且也用
洋将统带训练者，则授权于洋人，国家岁费巨帑，为他人养兵以自噬；
    其用土将者，则如董福祥之类，藉众闹事，损辱国体，动招边衅，否则骚扰闾阎而
已，不能防国，但能累民；又购船置械于外国，则官商之经手者，藉以中饱自肥，费重
金而得窳物，如是则练兵反不如不练。以开矿论之，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
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地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
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且也西人承揽，
各国要挟，地利尽失，畀之他人；否则奸商胡闹，贪官串弊，各省矿局，只为候补人员
领干脩之用，徒糜国帑，如是则开矿反不如不开。以通商论之，计学不讲，罕明商政之
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
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察
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且也外品日输入，内币
日输出，池枯鱼竭，民无噍类，如是则通商反不如不通。以交涉论之，总理衙门老翁十
数人，日坐堂皇，并外国之名且不知，无论国际，并己国条约且未寓目，无论公法，各
国公使领事等官，皆由奔竞而得，一无学识，公使除呈递国书之外无他事，领事随员等
除游观饮食之外无他业，何取于此辈之坐食乎？如是则有外交官如无外交官。且使馆等
人在外国者，或狎邪无赖，或鄙吝无耻，自执贱业，污秽难堪，贻笑外人，损辱国体，
其领事等非惟不能保护已商，且从而陵压之，如是则有外交官反不如无外交官。以教育
论之，但教方言以供翻译，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学艺之术，能养人材乎？科举不变，荣
途不出士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材乎？如是则有学堂如无学堂。且也
学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讲爱国，故堂中生徒，但染欧西下等人之恶风，不复知有本国，
贤者则为洋庸以求衣食，不肖者且为汉奸以倾国基，如是则有学堂反不如无学堂。
    凡此之类，随举数端，其有弊无效，固已如是。自余各端，亦莫不如是。然则前此
之所谓改革者，所谓温和主义者，其成效固已可睹矣。夫此诸事者，则三十年来名臣曾
国藩、文祥、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
则，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
则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之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
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盖国家
之所赖以成立者，其质甚繁，故政治之体段亦甚复杂，枝节之中有根干焉，根干之中又
有总根干焉，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故言变法者，将欲变甲，必先变乙；及其变乙，又
当先变丙，如是相引，以至无穷，而要非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则必不能有功，而徒增
其弊。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榱栋崩折，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
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
一至，则屋必倾，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
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
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纫新制，乌乎可哉？若知世之所谓温和改革者，宜莫如
李、张矣，不见李鸿章训练海军之洋操，所设之水师学堂、医学堂乎？不见张之洞所设
之实学馆、自强学堂、铁政局、自强军乎？李以三十年之所变者若此，张以十五年之所
变者若此，然则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张者出其温和手段，以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
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
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与不改革何以异乎？夫以李、张之才如彼，李、
张之望如彼，李、张之见信任负大权如彼，李、张之遇无事之时，从容十余年之布置如
彼，其所谓改革者乃仅如此。况于中朝守旧，庸耄盈延，以资格任大官，以贿赂得美差，
大臣之中安所得多如李、张之之者？而外患之迫，月异而岁不同，又安所更得十余年之
从容岁月者？然则，舍束手待亡之外，无他计也，不知所谓温和主义者，何以待之。抑
世之所谓急激者，岂不以疑惧交乘，怨谤云起，为改革党人所自致乎？语曰：“非常之
原，黎民惧焉。”又曰：“凡民可以乐成，难以虑始。”从古已然，况今日中国之官之
土之民，智识未开，瞢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见改革而惊讶，固所当然也。彼李鸿章前
者所办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犹且以此负天下之重谤，况官位远在李鸿章之下，
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过于李鸿章所办者数倍乎？
    夫不除弊则不能布新，前既言之矣，而除旧弊之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故全
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今且勿论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锢塞人才之弊，李鸿章、
张之洞何尝不知之，何尝不痛心疾首而恶之。张之洞且常与余言，以废八股为变法第一
事矣，而不闻其上疏请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
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
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犹当为之。今既自谓爱国矣，又复爱身焉，又复爱名焉，及
至三者不可得兼，则舍国而爱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将舍名而爱身；吾见世之所谓
温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阴曰：“观望持重，号称正义者，比比皆然，最
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为愈乎？”呜呼！世之所谓
温和者，其不见绝于松阴先生者希耳。即以日本论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
阴、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试问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维新乎？当积弊疲玩之既久，
不有雷霆万钧霹雳手段，何能唤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况今日我中国之积弊，更深于
日本幕末之际，而外患内忧之亟，视日本尤剧百倍乎！今之所谓温和主义者，犹欲以维
新之业，望之于井伊、安藤诸阁老也。故康先生之上皇帝书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
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
    又曰：“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故先生所条陈章奏，统
筹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请誓太庙以戒群臣，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
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迁都、兴学、更税法、裁厘金、改律例、重俸禄、
遣游历、派游学、设警察、练乡兵、选将帅、设参谋部、大营海军、经营西藏，新疆等
事，皆主齐力并举，不能支支节节而为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无权不能遽行，
故屡将先生之摺交军机总署会议，严责其无得空言搪塞，盖以见制西后，故欲借群臣之
议以定之也。无如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诏责而不恤；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
请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末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则此三月之
中，旧弊当已尽革，新政当已尽行，制度局之规模当已大备，十二局之条理当已毕详，
律例当已改，巨饷当已筹，警察当已设，民兵当已练，南部当已迁都，参谋部当已立，
端绪略举，而天下肃然向风矣。今以无权之故，一切所行，非其本意，皇上与康先生方
且日日自疚其温和之已甚，而世人乃以急激责之，何其相反乎！嗟乎！局中人曲折困难
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以谭嗣同之忠勇明达，当其初被征入都，语以皇上无
权之事，犹不深信。及七月廿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谭查历朝圣训之成案，
将据以请于西后。至是谭乃恍然于皇上之苦衷，而知数月以来改革之事，未足以满皇上
之愿也。谭嗣同且如此，况于其他哉！夫以皇上与康先生处至难之境，而苦衷不为天下
所共谅，庸何伤焉。而特恐此后我国民不审大局，徒论成败，而曰是急激之咎也，是急
激之鉴也，因相率以为戒，相率于一事不办，束手待亡，而自以为温和焉。其上者则相
率于补漏室，结鹑衣，枝枝节节，畏首畏尾，而自以为温和焉。而我国终无振起之时，
而我四万万同胞之为奴隶，终莫可救矣。是乃所大忧也，故不可以不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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