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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歇的河 许多作家，包括伟大的鲁迅先生，都是从短篇小说开始创作历程的。他的《狂人日记》，以其内容含量，绝对应该是中篇小说的体裁。其实，数了数，只不过一万一千字左右，按约定俗成的看法，算是很标准的汉语短篇小说的字数。这是一篇实行白话文以来，首次出现的具有现代小说模式的作品，所以，说“五四”新文学，是从他这篇《狂人日记》揭开序幕，当为的论。此次新文学运动，开卷之作为短篇小说，似偶然又非偶然。因为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进程，总是与整个社会的人文环境相对应的，由于短篇小说能够像轻骑兵一样，起到斥候的作用。特别在浑化沉滞的文学氛围中，作家们渴望有所蜕变和突破时，往往采用具有短平快特点的短篇小说体裁。《狂人日记》在“五四”新文学潮流中横空出世，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就是短篇小说的领先作用了，如果回顾一下《小二黑结婚》对于解放区文学，《华威先生》对于大后方文学，《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对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的短暂繁荣期的文学，《班主任》对于新时期文学所起到的排头兵的作用，也就不觉得奇怪了。因此，凡文学革新运动，风起青萍之末，总是短篇小说首先崭露头角。随后而来，才是中长篇小说的风起云涌，才是诗歌、报告文学、戏剧、影视的波升潮涨，一部当代文学史就是这样表述的。到了一九八五年前后，先锋文学的成功实验，毫无疑问也是肇始于短篇小说。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文学样式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能小看的。 我是一九五七年学习写作，一上手也是短篇小说。朋友们开玩笑，说我赶上了那短暂繁荣时期的末班车。所以，作品才问世，厄运就扑来，似乎应了一句俗话，人家牵牛你拔橛，被逮了一个结实，不过，那一次“反右派运动”，走得快的牵牛者也并不比行动迟缓的拔橛者运气更好一点，同过此劫，无一幸免，统统一勺烩了。好在中国作家的生命力特强，过了二十多年以后，居然还活着，还在写，因此，也就有可能回过头去，看这半个世纪的短篇小说的全过程，可以这样总结：我们走过了一条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得到快乐，也尝辛酸的道路，尽管在这条路上，一帆风顺者少，跌跌撞撞者多，有的甚至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也的确是一直不停地变化着和发展着的进程。以往的缺失和错讹，难免使人遗憾，今天的成就和未来的前景，或许更令人感奋。 如果将文学比做一棵树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短篇小说算是很快展开枝叶的品种。我还能记起一九五0年第一次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的快感，这大概是建国后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很快在年轻人中间不胫而走，口碑载道。那时，像我这样一个文学爱好者和初学写作者，读到有别于解放区那种粗疏而明洁，稚拙而清新，充满革命意识，稍逊文学素质，只有昂扬剧烈，而欠柔雅妩媚的作品，与当时出现的和《我们夫妇之间》一批，如《关连长》（朱定）、《洼地上的战役》（路翎）等短篇小说相比，这些作品，更关注人情之炎凉冷热久性之复杂难测，人心之变化多端，人事之繁碎琐细。而且，革命者并不永远吹冲锋号，只有向前向前，他们也有像普通人那样的喜怒哀乐、欲哭笑驾的情绪变化。这种耳目一新之感，对读过三十年代作品，俄苏小说，欧美经典著作，受过后起码文学训练的我们来讲，当然会生出一种能够与以往阅读经验相衔接的和鸡。谁知，没过多少日子，地面上也就出现了最早的霜冻。这种最初的“文学即人学”的开拓尝试，很快被革命家们一篇篇声严色厉的判决，吓得噤口结舌。 从此，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一篇作品，而且由此论定作者的思想感情好或者坏，阶级立场对还是错，成为一种文学评断的惯例。对作品的批评，最终必发展到对作家的批判。由于政治运动持续不断，诸如批判《清宫秘史》，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五七年的“毒草”，批判《早春二月》，批判《海瑞罢官》，多是从文艺界点燃导火线，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奇特现象。首当其冲，便是许多有才华作家的创作生命被扼杀，有的终身喑哑，有的还要陪上性命，过于严酷的处五措施，造成文学生产力的严重衰退，直到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发表祝词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再允许对文艺横加干涉，这种动辄获咎的日子才算基本结束。 无论如何，时代总是呼唤着文学的新生，只要有一丝阳光，文学之树就会生根、萌芽、分集，舒技展叶的。尽管冷意未消，延续解放区文学特色的《晌午》（秦兆阳）、《粮秣主任》（丁玲）等作品陆续出现，给文坛吹来一丝清风，这些较有素养的作家，也许接受了共和国最早落马的作家们的教训，谨慎地离政治远一些，以健康的感情色彩，只描写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大地，创造了中国文学中农村题材的主线。荷花淀派的河北作家群，山药蛋派的山西作家群，在五六十年代里，也曾是文学视野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初学写作的《大青骡子》（刘绍棠），自然也属这种牧童短笛的余音。但发自恋乡之情的这些清新淡雅的笔墨，相对于支撑着土地的脊梁骨、中国农民所负荷的沉重来说，难免温馨有余而深刻不足，每当触及真实便浅尝辄止，不能不说是遗憾。嗣后，余风所及，每况愈下，从粉饰生活，演变到“文革”期间的“高大全”式样板小说。至此，那类闭着眼睛的真实，加之虚火上升的激情，恐怕离鲁迅先生所指斥的欺与瞒的文艺也不远了。 五十年代，工农兵走进文学领域，也是一时间的文坛新景。其中以刚刚读完速成识字班，就写出的《半夜鸡叫》（高玉宝），是最为脍炙人口的一个例子。当然，急于培养出自己文学队伍的关注之情，可钦可佩；几乎是手把手地描红模子式的帮助，虽用心良苦，但收效甚微，也可嗟可叹。事实证明，造钢铁厂要比造作家容易。即使硬扶上马，再进一程，通常是成活率不高，生存率则更低，多半昙花一现，了了而已。由此也证明，无论过去和现在，工厂化的流水线生产方式，未必适用于精神产品。要求出现杰作，作为期许，当然可以，但指望批量化地生产作家和作品，绝对是一种违背文学规律的行为。历史是不讲情面的，传世之作从来不以人的意志而定，最权威的评断，还是时间老人。任何拔苗助长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徒劳而已。 这种违背文学规律的做法，自然也就使五十年代初期作品，留下来那个时代的简单化、公式化的印记。五十年代初期，一方面，被蓬勃向前的火热生活所激动，作家的政治热情，创作欲望，当然无可厚非；一方面，政治家需要宣传鼓动，呼唤紧密配合政治的文艺作品出现，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急功近利，往往是作家的致命伤；为求快捷时，萝卜快了不洗泥，也就跳不出概念化的窠臼。但文学作品与政治宣传品，究竞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这些作品当中，《不能走那条路》（李准），是最早的旗帜鲜明鼓吹农业合作化的小说，由于作家的生活基础丰厚人物性格鲜明，成为这一时期作品的佼佼者。如今，虽然作品中文学以外的附着物，早时过境迁，面目全非，但作者笔下的泥土气息，乡民风采，还能够留在人民记忆之中，颇能说明一个深刻其实也很浅显的道理，只有文学之树常青，除此以外，无论当时如何花团锦簇的表象，到头来总会淡却退色乃至消失，这是无可奈何，也足以发人深思的事情。 经过了初步的摸索以后，这棵文学之树，到了一九五五年以后，进入了建国后的第一个高峰期。任何文学的繁荣，都与时代大背景的宽松相对应的。五十年代中叶以后，朝鲜战争结束，国际地位提高，五年计划开始，百花方针确立，作为时代测温仪的敏感作家们，自然耐不住寂寞。其实，作家的良知批表现在社会使命的忧国忧民的一面，也表现在追求艺术的尽善尽美的一面，虽然这很可能成为一支双刃剑，但任何一个不那么急于求成的作家，都宁肯力争两者的统一，而不愿顾此失彼。加之当时流行的苏联文学中的“干预生活”潮流，对善于借鉴的中国作家来说，不无吸引之处。 于是，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从《三月雪》（萧平）淡淡的哀伤开始，随后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组织部来了个年青》（王蒙）的问世。这篇令文坛、也令国人刮目相看的小说，直到今天。我也相信与当时所谓的“干预生活”无其关连。只是作家在洋溢着浪漫主义的《青春之歌》以后，一次面对现实、直面人生的文学尝试，而且立刻受到读者的强烈关注。因此给作家们一个启示，小说可以这样写，也应当这样写。嗣后，一大批被称之日“毒草”的小说，便是这样地产生出来。 在这活跃的年份里，各式各样的小说，各式各样的写法，展现在中国文坛。作家的文学触角，在处于自由状态下的临场发挥，往往是由于良知的选择，而不大受外界这种潮流或那种潮流的影响，这也是《小巷深处》（陆文夫）把笔尖伸向一个绝对禁区的原因。事实上，常常是笔驱使作者，而不是作者驱使着笔，所以，《红豆》（宗璞）把一段缱绻的爱情故事，很古典色彩地讲出来，大悖于当时流行的痛快麻利的“革命”感情。 当然，“干预”这个挺天真的字眼，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作家和时代、社会、群体的关系。但并不因此就可以说，作家和他心灵以外的世界，和他作为成员之一的人民群众，不承担任何义务，不尽到某些责任。无论怎样虚空淡远，只要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必得和这块土地结下不解之缘，或深或浅，或隐或显，谁也逃避不掉，除了不食人间烟火。 所以那些直面人生的作家，必然会在作品里，表明对于生活的看法、判断、观点、态度。作家的良知，促使笔下比较真实地反映生活罢了。文学门类很多，这类作品也缺不得的。否则，文学与时代，与人民，与前进中的生活，还有什么呼应共鸣、息息相关的联系呢？文学的作用，既不能看得太重，也不能看得太轻。我从来不相信一篇小说，好会好到起死回生，坏会坏到如洪水猛兽；我也不相信从事文学创作，只是为了玩玩儿，或者逗笑解闷，消食化痰，搓背擦澡，使人舒服。文学可以多样化，全不动真格的是不灵的。动真格就是作家要评价生活，评价生活中的真善美、假恶丑。一动真格，对不住，就保不准有什么不愉快在等着你。 短促的繁荣，如流星似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一批作家的名字人文坛消失了，另一批作家的名字，又出现在读者面前。好像这也是一条规律，每当中国作家们在探索的路途上走得太远，招致质疑棒喝，处境危殆的时候，最有安全系数的做法，便是退回到出发点去，田园牧歌，战争礼赞，常常是作家的一块福地。《七根火柴》（王愿坚）以极短的篇幅，感人至深地传达出革命火种传递中的圣洁感情，因而编入教科书中，被千百万学童琅琅诵读。而茅盾先生为之评介推荐的《百合花》（茹志鹃），以行云流水般的散文手笔，使人们重温了炮火洗礼中挚爱的鱼水情深。《央金》（刘克）中所写出的人格尊严与革命觉醒。《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石）中意气风发的女性形象。《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以一波三折的笔墨，描绘出来的儿女情长。《“锻炼锻炼”》（赵树理）中那幽默的语言，对于庄稼人的温情调侃。以及《山那边人家》（周立波）的浓郁乡土味、《我的第一个上级》（马烽）里的干部的高大形象、《新生》（林斤澜）中善良农民的素朴心灵，以及《关舍一夕》（汪曾祺）诗化了的夜遇场景，这些作品，比起建国十周年正叫座的“三红一创”的长篇小说盛况，也算一个势头不弱的景象。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剧烈变化，使得作家们来不及招架，真有提笔不知何处落墨之感。仅以农村为例，一会儿深耕密植，一会儿公共食堂，一会儿粮食多得吃不完，一会儿又赶上三年灾荒，害得《李双双》（李准）在改编电影时，为跟上形势，不得不更换其中的故事情节。这虽是一则文坛轶事，但也说明作家彼时的共同惶惑，不仅把握不住自己手中的笔，连个人如何去适应这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激进得过头的社会，都无从谈起。因此，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只有《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杜子美还家》（黄秋耘）等回归史实、伤时感世的篇章；《卖烟叶》（赵树理）、《赖嫂》（西戌）等写出真实农村、真实农民的作品；《彩霞》（浩然）中那农家女如歌的行板，《长长的流水》（刘真）里同志情谊，些许惆怅的漫想，还值得一读外，余者，倘非调子唱得很高的，如“喝令三山五岳让路”的《红旗歌谣》式的豪言壮语；就是挖空心思，旋生旋灭的，类似活报剧《十三陵狂想曲》式的应景文章。这都出自很负盛名的大家巨匠之手，不能不令人对那狂热年代里造成的才华浪费、时光虚掷的现象，感到悲哀。 到了十年“文革”期间，文学之树进入了冬眠期，绝大部分作家无一幸免地被批挨斗，关进牛棚，短篇小说虽然能在《朝霞》一类杂志上看到，但受到样板戏和高大全式小说的影响，一副造反面孔，满嘴“文革”腔调，除令人憎恶外，别无可取之处。甚至当年那些作者，如今对自己所写过的“文革”作品，也讳莫如深，努力忘却。十年后期，《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与作者稍后一点的《乔厂长上任记》所塑造出的硬汉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比揭开新时期文学帷幕的《班主任》（刘心武）早了一年，于是领一时风气之先的荣耀，便不是机电局长霍大道，而是谢惠敏等女中学生了。《班主任》在当代文学史上，标志着文学这棵大树从沉睡中一觉醒来，重新振作，也体现了短篇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不辱它应负的先锋作用和启蒙使命。 新时期文学开头几年，造成“轰动效应”的文学作品，一时“洛阳纸贵”者，悉皆短篇小说，这是很令人振奋的。自然不能不提到《伤痕》（卢新华）在报纸上发表出来的短篇小说，它的题名竟用来标志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可见中国读者对于作品与时代关系，看得是多么密切相连。但是，若不看到“乍暖还寒时刻”，我们这些人所写的东西，还存在着相当粗糙疏率的毛病，还留有思想禁锢太久的痕迹，错误笑地以为全是自己作品的成功，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十个‘文革”所造成的文化沙漠现象，读者饥不择食的迫切需求，渴望纾解的心灵，以及共同度过的艰难岁月，能够产生相互间心有所通的共鸣，才是作品被广大读者关注的主要原因。当然，作家职业的敏感，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值得提一笔的《邢老汉和他的狗》（张贤亮），在写作时，作者还是一名劳改农场的农工，尚未落实政策，就敢提起笔来感受春天，实在难能可贵了。 八十年代开始的文学新生期，若用王蒙这期间写的《夜的眼》和《春之声》两篇小说的题名，来形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倒是非常形象的譬喻。新时期文学的早期繁荣，确有穿出隧道尽头，顿现一派光明之感。文学之树至此才表现出枝繁叶茂，茁壮成长，生机无限，无所羁缚的生命力来。井喷之猛，泉涌之旺，五十年来，还不曾有过如此精彩纷呈的盛况。 我们看到，《陈奂生上城》（高晓声）里那个具有阿Q基因的农民，堂堂皇皇地进城了，再没有卫道士在他头上抡起“中间人物”的根子。《鲁鲁》（宗璞）是新时期较早以动物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也无人振振有词地指责那条小狗，违背三突出的创作规律；甚至作者的《我是谁》，是比较早地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小说，也不至于加以离经叛道的罪名。这一切，固然标志着思想解放的成果，也应赞赏作家们往禁区迈出第一步的勇气。今天的一小步，常常是明天的一大步，到《破戒》（汪曾祺）问世，那个小和尚出现的意义，更是非同小可，他开拓了我们当代小说的写作路数。在文学园地里，只有一朵花，不是春天，文学要想真正繁荣，作者，读者，尤其关心文学和指导文学者，就应该有忍受你并不习惯，并不喜欢，甚至与你志趣旨味毫不相同的作品，有获得一席生存权的宽容精神，这才是促进文学繁荣的惟一道路。 于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里所表现的农村里男女情爱的悲剧，《飘逝的花头巾》（陈建功）呈现代人城市中的校园浪漫史，都可以缠绵悱恻，潇洒风流地从容写将出来，对比把爱情视同罪恶的“文革”样板，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寻访画儿韩》（邓友梅）则以浓浓笔墨，掀开了传统文化复归的一页，与-三十年代建设民族风格的文学的努力，构成了薪火相传的关系。此风一开，逐渐自成乡土文学体系，其中京味小说一派，应者甚众，也是以往所没有的现象。《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冯骥才），自然看重其机敏幽默和俏皮的笔墨。而《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和《啊，香雪》（铁凝），作为这两位有才华的女作家的成名作，是有助于了解一个适宜的大环境，对于作者成长的过程，是多么重要。倘无良好的文学氛围，年轻人由文学爱好者迅速成为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翻开一下《朝霞》杂志，便可知道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并非没有爱好写作的人才，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才为他（她）们的成长，提供了足够的条件。于是，这棵文学之树，不断有新鲜力量的进入，“问渠何得清如许，只因源头活水来”，便益发地婆娑多姿，耸立中天，十分地有气势了。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短篇小说加之中篇小说，进入了收获的六年。这时，我到中国作协的《小说选刊》工作，参与过数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有幸介入了这一小说创作的辉煌发展期的全过程。那几年里，新人佳作，纷至沓来，真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似乎一昼夜间，中国的小说创作，走过西方世界一个世纪的路程。也无妨如此断言，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和下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活跃在文坛，富有生产力的作家，必是这批在八十年代中叶到九十年代初期崭露头角，而后成熟起来的作家。 老中青三代人共同绘制出短篇小说繁花似锦的局面。《小D》（孙芙夫）里的深刻的世相观察，和用词遣字的精到；《溪鳗》（林斤澜）里浪漫的小镇风情，和国画式的点染手法；《清高》（陆文夫）里感慨知识分子进入物质社会的惶惑无奈，和冷峭的幽默风格，都显示着年长一代作家们的老当益壮。《坚硬的稀粥》（王蒙）的机敏文思，调侃词语，与那篇“诗中有画”的《画眉鸟婉丽的鸣声》（叶楠）一样，也说明文学路程并非全是康庄大道，“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永”的情况，也在所难免。而《减去十岁》（谌容）所引起人们的会心一笑，《柯先生的白天和夜晚》（张洁）那位洋人的百无聊赖，与他们早期作品里的诗意与激情相比，多了一份冷峻和尖刻，也说明作家不会是一条停滞的河，总是在进展普，在变化着的现实。 《辉煌的波马》（张承志）里那无言交流的契合之情，令人心醉；《父亲》（梁晓声）里那骨肉连心的亲情，使人想起来自清的名篇《背影》；而《厚土》（李锐）里那土地的厚重感，和《一天》（陈树）里的小市民的烦琐感，都给人留下了最普通的老百姓那生计艰难的印象。那么，《马车》（陈世旭）里教书人的蝇营狗苟，奔逐竞争，与《汉家女》（周大新）的光明磊落、无私胸怀，又表明了世态人情的复杂多样，性格志趣的各种色彩。继五十年代作家群后，知青代作家群，在这个丰产的年代里，起到顶梁柱的作用。 经过“文革”的青年一代，后来握笔成为有生活，有才华，少拘束，创作力旺盛的知青作家，成为文学舞台的主角，当然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这些作家普遍地表现出学养不足，加之忙于写作，而补充不够，因而一鼓作气，再鼓而竭，难以持续，黯然失色，很快成为明日黄花者，也就不少见了。 无论如何，知青一代作家，在八十年代中，为新时期文学贡献出多少佳作啊！具有民族色彩和文化含量的小说，如《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扎西达娃），如《琥珀色的篝火》（乌热尔图），读来视点独特，别开生面；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作品，如《老棒子酒馆》（郑万隆），如《年关六赋》（阿成），令人浮想连翩，情味盎然。而《满票》（乔典运）、《五月》（田中禾），还包括《长乐》（聂震宁）、《那人那山那狗》（鼓见明）、《一潭清水》（张炜）、《狗日的粮食》（刘恒）等农村题材，也不再重奏五六十年代的牛背上清远的笛声，给人看的是严峻的真实，和在发生巨变的土地面貌。像《命若琴弦》（史铁生）、《绝唱》（赵本夫），还包括《归去来》（韩少功）、《火纸》（贾平凹）、《贤人图》（聂鑫森）等带有文化意味的小说，也为这棵文学大树，推进了对于这个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追寻，增添了文学的深度。至于《游神》（马原），《山上的小屋》（残雪）那种新锐小说文本的实验；《你不可改变我》（刘西鸿），《无主题变奏》（徐星）等新潮小说的时代气息，都给读者带来以前少有的美学思考。鲁迅先生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位勇士。任何文学上的尝试，都是值得尊重和受到鼓励的。 八十年代，像《塔铺》（刘震云）、《鲜血梅花》（余华）、《女人之约》（毕淑敏）这类知青和知青后的作家，都出手不凡地写出成熟的篇章，显示他们雄厚的实力。进入九十年代，像《幼儿园》（丁天）、《雾月十栏》（迟子建）这类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走上文坛，使文学更加充满活力。作家的年轻化，知识化，和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促使文坛出现令人欣喜的变化。作家写作的个人化，自我意识的突现，使文学日益多样和丰富起来。虽然商业行为，使一些作家面对市场而转产，但对艺术的追求，仍是大多数作家刻意为之的本情。有的营造个人独特的写作风格，有的进行小说文本的改革试验，有的摆脱传统束缚，私人成为写作的主体，有的虽还信守现实主义，但也不再是旧日模样。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池莉）里城市生活的素描，《日午》（林白）里艺术学徒的行止，《夜色》（莫言）里那想象力的扩张，《鸟类》（徐坤）里的寓言意味，包括《银盾》（徐小斌）、《是谁在深夜说话》（毕飞宇）、《鞋》（刘庆邦）等等，都有很多与众不同，也有与前不同的耐人寻味之处。现在，已经很难用鲁迅先生写《狂人日记》时对于文学的单一要求来对作品进行排比。在短篇小说领域中，出色的作品、优秀的作家越来越多，形式的变化、内容的拓展越来越大，因而，短篇小说的前景，会越来越好，这是毫无疑义的。 最可贵的一点，年轻一代的作家们，更热衷与世界接轨，更关注世界文学的进展，从中汲取有益的滋养成分，使中国文学更加丰富多样起来，所进行的各式各样的文学实验，绝对是一种好事。汉唐文化的兼容包含，南北朝时各族文学的交流，证明了这是古已有之的做法。但借鉴与生搬硬套，学习与囫囵吞枣，终究是不同的概念。一些作品中所追求的意趣，与读者的距离渐渐拉大，一些作家的小圈子化或贵族化，和这块现实土地所负担的沉重，以及老百姓的感情，变得风马牛而不相及，也许应该有一些清醒的自省。 回顾五十年文学中的最活跃的模式--短篇注说的历史，其实像一条河似的，虽然总的趋势，是滚滚向前，奔腾不已，但不等于永远一路顺畅地流入大海。九曲十八弯，或许是它的正常状态。某一时期，某一阶段，停滞或者倒退，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也不必为之忧心忡忡，在一代代的作家手下，这条河终归要后浪推前浪地向前流动。因为这是一条不竭的河，希望的河，对于已经成为历史的这个幸与不幸的过程，站得高些，望得远些，想得开些，那么明天会更好，就不再是一句空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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