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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论“第三种人” 戴望舒〔2〕先生远远的从法国给我们一封通信,叙述着法国AAEAAARA(革命文艺家协会)得了纪德〔3〕的参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会,猛烈的反抗德国法西斯谛的情形,并且绍介了纪德的演说,发表在六月号的《现代》上。法国的文艺家,这样的仗义执言的举动是常有的:较远,则如左拉为德来孚斯打不平〔4〕,法朗士当左拉改葬时候的讲演〔5〕;较近,则有罗曼罗兰的反对战争。但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欢欣,因为问题是当前的问题,而我也正是憎恶法西斯谛的一个。不过戴先生在报告这事实的同时,一并指明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军阀一般的横暴,我却还想来说几句话。但希望不要误会,以为意在辩解,希图中国也从所谓“第三种人”得到对于德国的被压迫者一般的声援,——并不是的。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过世界的革命的文艺家的抗议了。〔6〕我现在要说的,不过那通然里的必须指出的几点。 那通信叙述过纪德的加入反抗运动之后,说道——“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律是‘第三种人’,……自从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法国的革命作家没有这种愚蒙的见解(或者不如说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热烈的欢迎之中,纪德便在群众之间发言了。” 这就是说:“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就是“第三种人”,而中国的革命作家,却“愚蒙”到指这种人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现在已经由纪德证实,是“不一定”的了。这里有两个问题应该解答。 第一,是中国的左翼理论家是否真指“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据我所知道,却并不然。左翼理论家无论如何“愚蒙”,还不至于不明白“为艺术的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但待到新兴的战斗的艺术出现之际,还拿着这老招牌来明明暗暗阻碍他的发展,那就成为反动,且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了。至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却并未视同一律。因为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这是极显明粗浅的事实,左翼理论家也不会不明白的。但这位——戴先生用“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来和“为艺术的艺术”掉了一个包,可真显得左翼理论家的“愚蒙”透顶了。 第二,是纪德是否真是中国所谓的“第三种人”?我没有读过纪德的书,对于作品,没有加以批评的资格。但我相信:创作和演说,形式虽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决不会两样的。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绍介的演说里的两段来——“有人会对我说:‘在苏联也是这样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却是完全两样的,而且,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起见,为了把发言权给与那些一向做着受压迫者,一向没有发言权的人们起见,不得已的矫枉过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为什么并怎样会在这里赞同我在那边所反对的事呢?那就是因为我在德国的恐怖政策中,见到了最可叹最可憎的过去底再演,在苏联的社会创设中,我却见到一个未来的无限的允约。” 这说得清清楚楚,虽是同一手段,而他却因目的之不同而分为赞成或反抗。苏联十月革命后,侧重艺术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这团体,也被称为“同路人”,但他们却并没有这么积极。中国关于“第三种人”的文字,今年已经汇印了一本专书〔7〕,我们可以查一查,凡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言论,可有丝毫近似这样的意见的么?倘其没有,则我敢决定地说,“不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 然而正如我说纪德不像中国的“第三种人”一样,戴望舒先生也觉得中国的左翼作家和法国的大有贤愚之别了。他在参加大会,为德国的左翼艺术家同伸义愤之后,就又想起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蠢横暴的行为。于是他临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国对于德国法西斯谛的暴行有没有什么表示。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们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 这里无须解答,因为事实具在:我们这里也曾经有一点表示〔8〕,但因为和在法国两样,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见什么“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的文章,不再内战,没有军阀气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国的左翼作家,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国左翼作家一样贤明了么?我以为并不这样,而且也不应该这样的。如果声音还没有全被削除的时候,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国革命作家们的隐衷,觉得在这危急时,和“第三种人”携手,也许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为单靠“策略”,是没有用的,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只要看纪德的讲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决不能贸贸然称之为“第三种人”,加以欢迎,是不必别具隐衷的。不过在中国的所谓“第三种人”,却还复杂得很。 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如纪德,他就显出左向来了;别的人,也能从几句话里,分明的显出。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 六月四日。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一号。 〔2〕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县(今余抗)人,诗人。著有诗集《望舒草》、《灾难的岁月》等。他写的《法国通讯——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蒂运动》,载《现代》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 〔3〕纪德(AAGide,1869—1951)法国小说家。著有《窄门》*《地粮》、《田园交响曲》等。一九三二年初发表《日记抄》,声称“对于现在及将来要发生的许多事件,尤其是苏联的状态,抱着太深切的关心”,并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一九三六年发表《从苏联归来》一书,攻击苏联。 〔4〕左拉(E·Zola,1840—1902)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萌芽》、《崩溃》、《娜娜》等。一八九四年,法国的犹太籍军官德莱孚斯受到军事当局诬告,以泄漏军事机密罪被判处终身苦役。此事曾引起各界进步人士的不满。一八九七年,左拉对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后,确信德莱孚斯的无辜,就给总统佛尔写了一封《我控诉》的公开信,控诉法国政府、法庭和总参谋部违反法律和人权;由此他被判一年徒刑和罚金,因而逃往英国伦敦。 〔5〕法朗士在左拉改葬时的讲演在德莱孚斯事件中,法朗士曾和左拉一样为德莱孚斯进肯辩护。一九○二年十月五日左拉安葬时,他发表演说,肯定左拉生前的正义行动,谴责当局对左拉的迫害。一九○六年七月十九日德莱孚斯案件得到平反后,他又在法国“人权同盟”组织的向左拉“表示感谢并致敬”的群众集会(在左拉墓前举行)上发表第二次演说,称左拉为“伟大的公民”,号召人们不要忘记陷害无辜者的罪人,要“沿着正义和善良的道路前进”。并向法国国会提出建立“左拉先贤祠”法案的要求。(法朗士:《社会生活三十年》)按左拉原葬于巴黎蒙玛特公墓,后改葬于法国“先贤祠”。〔6〕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杀害了柔石等革命作家,当时国际革命作家如苏联法捷耶夫、法国巴比塞、美国果尔德等人都曾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暴行。 〔7〕指苏汶编的《文艺自由论辩集》。该书收入“第三种人”自己所写的文章和别人批评“第三种人”的文章共二十篇,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8〕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鲁迅和宋庆龄、杨杏佛等,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次日并将抗议书在《申报》上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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